就业影响因素产业结构论文

关键词： 就业结构 协调性 产业结构 因素

[摘要]为了研究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根据《2019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浙江省2000—2018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以及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较低。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就业影响因素产业结构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就业影响因素产业结构论文 篇1：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决定着一个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产业结构不断进行优化升级，就业结构也在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性。为了实现江苏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以江苏省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数据为依据，并运用结构偏离度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剖析了江苏省就业结构滞后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结构偏离度

文献标识码 A

一、江苏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分析

从就业结构的演进趋势来看，江苏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第一产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和城镇国有企业，它们增强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1978-1989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由69.7%下降到48.7%，降幅达21个百分点。由于这一时期是改革的探索时期，人们的思想仍受一些传统观念约束，以致第三产业发展比较缓慢。1990-1993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小幅回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也稳步增长，直到1994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显著下降，由51.4%下降到21.5%，降幅高达29.9%。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平稳上升，直到2004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使传统的就业结构格局转变为“二、一、三”的发展格局，2005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呈现出“二、三、一”的发展格局，较改革初期的传统就业格局有了较大的改善，逐步趋向合理化。

从产业结构演进轨迹来看，1978-1988年，江苏省的产业结构类型为“二一三”，1989年以后，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化前期，产业结构类型逐渐转变为“二三一”，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相应地由第一产业转变为二三产业。1994年江苏省政府提出经济国际化的目标，致力于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5年产值比重为7.9：56.6：35.6，第二产业结构比重最高，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61.8%，其中工业就达到53.9%，这说明工业仍然是江苏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第二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2005年以后第三产业发展比较快，比重逐年上升，产业结构呈现出向“三二一”型转变的趋势。

二、江苏省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为准确反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对称状况，我们运用结构偏离度指标来说明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程度。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中某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越是处在不同步与不对称的状态；反之则越接近对称状态。计算公式为：

φipi=GDPi/GDP/LABi/LAB-1

η=∑|（φi|

式中φi表示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η表示总偏离系数，其中GDPi/GDP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LABi/LAB为第i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当φi=0时，第i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达到均衡状态；φi>0时，说明第i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这时应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促使就业与产业发展相一致；φi<0时，说明第i产业产值比重小于就业比重，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根据1978-2011年江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关数据，我们计算出历年来江苏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并基于此数据绘制出1978-2011年江苏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趋势图（见下图）。

从产业总偏离系数来看，江苏省1978-2011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水平有所提高，其中1978-1987年下降幅度比较大，1987年总偏离系数为最低值，1988年又开始扩大，到1991年后开始下降，逐步向“1”接近。

从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来看，1978年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分别为-0.60、1.68、0.85，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2011年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71、0.21和0.17，其中第一产业的偏离现象逐步扩大，而第二、三产业的偏离现象有了较大改观，逐步趋近于零。

从江苏省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趋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1978年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已达到-0.6，说明当时第一产业已存在大量富足劳动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第一产业的偏离值离零越来越远，偏离越来越大，到2011年扩大到-0.71，第一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多；虽然转移速度比较缓慢，但仍需加大措施促使其富余劳动力转移。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1978年高达1.68，说明该产业存在较高的劳动力迁入压力，产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未能得到充分吸收，之后结构偏离度逐年下降。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开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依靠资本的投入来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吸纳就业的能力，2003年江苏省政府提出了以创造就业、扩大就业为主要的工作目标，以致该产业结构偏离度再次开始下降，劳动力迁入压力逐步减少，产业逐步优化。

第三产业是结构偏离度最小的产业，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逐步向均衡状态靠近，2011年达到最低值，仅为0.17。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加之其资本、技术含量比较低，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进入该行业的门槛也就比较低，进而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及下岗人员。目前，金融、房地产等新兴行业是吸纳劳动力比较强的行业，但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进入该行业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进而降低了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三、江苏省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性比较差。为了纠正两者之间的偏差，促进其协调发展，我们综合了相关研究文献及有关数据，对造成就业结构滞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江苏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一）三次产业结构失调

根据国家产业结构政策，三次产业应按照“一产降，三产升，二产基本不动”的趋势发展。但是从1978-2011年产业数据来看，第二产业直到2005年其所占的份额都是不断升高的，最高达到了56.6%，之后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有52.5%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份额逐年提高，2011年达到42.4%，而发达国家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为70%左右（比如北京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就达到了75.7%），差距比较大。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江苏省第二产业的过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大大降低。

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各行业比重失调也是导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有限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餐饮业与运输仓储业等产业的就业比重先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提高，到达一定水平后开始下降。而其中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产业服务和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会随着经济增长一直上升。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主要依靠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社会及个人服务业来拉动。对于江苏省而言，其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的产值份额有所上升，但所占比例很小，没有起到拉动就业的效应。而近年来传统上的运输邮电业以及批发零售餐饮业的产值比重一直保持在40%左右，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其就业已经饱和，起不到吸纳就业的作用。

（二）劳动力素质比较低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江苏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现有的技能素质无法与不断提升的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导致其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

从劳动力的学历结构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省15岁以上劳动人口有5585.28万人。在劳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据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数为3588.45万人，比重高达64.25%。其次是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21.25%。大学（大专以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比较低，为14.5%。和北京市（30.77%）相比，相差16.3各百分点，整体素质偏低。

（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其市场的发育程度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的配置，直接影响着就业结构的调整。目前江苏省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分割比较严重。计划经济年代劳动力的配置不是由市场来执行，劳动力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几乎没有自主决策的权力，基本上都要服从政府的统一安排，进而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城乡隔绝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城乡劳动力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市场法制环境比较差。企业侵害职工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三是服务保障功能不健全，在劳动供求信息发布以及职业培训等劳动服务方面还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四是社会保障不完善。城乡之间差异比较大，制约了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就业结构的转换。

（四）城市化水平不高

城市化是人口、产业与消费的集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土地与技术等资源不断地走向集聚，社会经济活动逐步走向集中。当人口密度以及经济密度集聚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涌现大量的新兴行业与职业，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促使就业结构逐步优化。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60.2%，2011年提高到61.9%，但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相比差距比较大，比如：北京市2011年城市化水平高达86.2%。城市化水平不高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以及产业整体的发展，从而阻碍了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江苏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为进一步优化江苏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促进二者的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结合就业结构滞后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首先，通过扶持第一产业来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投入力度，解决农民发展资金的瓶颈，不断提高农业产值，在产业内部加快结构的调整，培育优势农业，增强其竞争力，同时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

其次，加快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第二产业的强劲增长。由于江苏省拥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以及不断增加的资金和技术供给规模，这为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内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在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支持纺织、服装、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

第三，江苏省需要加强建设与完善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扩大落后地区的基础服务设施的覆盖面；在内部结构上努力拓展餐饮等传统第三产业领域的就业空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创新就业形势，充分发挥第三产业的就业创造优势，增强吸纳就业的能力。

（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

在产业结构演进进程中，正是由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才产生了结构性失业的现象，进而影响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因此，针对劳动力素质偏低的现状，我们需要优化人口资本结构，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首先，必须加大投入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以及资金投入，培养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文化素质，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指导，严格控制未成年学龄青少年进入劳务市场。同时，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从长远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

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将义务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起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并结合苏南、苏中和苏北各区域不同情况，制定地方教育培训计划，将现有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延伸至乡镇，通过学习和培训，使淘汰下来的失业人员可以重新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三）统一劳动力市场，提高市场成熟度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各区域为了首先保障本地居民的就业往往制定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政策（比如户籍制度），这些条件限制了外地劳动者的进入，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同时也使该地区缺乏竞争压力与学习动力，以致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制度障碍，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就业效率；其次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息网络平台，可以通过构建覆盖全省的信息网络来引导劳动力有序高效流动。

另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的社会保障差异比较大，因此我们应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保障，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所有的劳动者，消除人员流动过程中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障碍，并建立健全的工伤、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保证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无后顾之忧的转移。

（四）发挥城市积聚效应，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直接关系到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我们需要发挥城市的积聚效应，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城市化进程，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江苏省城市化水平为61.9%，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73%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一个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完善并各具特色的城市群体，通过南京、苏锡常以及徐州三大城市圈，有效带动全省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同时要特别注重苏北城市化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积聚效应和辐射效应，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只有当城市化进程趋于合理，使城市化进程成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均衡有序发展的保障和推动力，就业结构才会与时俱进，并且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陈齐芳

作者：杨秋明　姜海蓉　魏丽

就业影响因素产业结构论文 篇2：

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为了研究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根据《2019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浙江省2000—2018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以及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较低。又通过灰色关联法对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每种因素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工业化率、城镇化率、教育水平、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FDI）、R&D经费投入。最后提出可以通过做优一产、增加一产产值，扩大一产劳动力容量；做强二产，提高浙江工业化率，增强浙江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加速浙江省的城镇化进程和打造现代服务业做活三产，提高浙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优化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等措施提高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灰色关联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不断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1]。为了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2]。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3]。浙江省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进入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就业结构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动态变化。如果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同步调整、协调发展，就可以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就业率，进而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相反，如果就业结构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能与产业结构同步调整，必然会阻碍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不利于经济持续稳步增长[4]。因此在浙江省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期，本文将对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及影响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本文数据来源于《2019年浙江统计年鉴》。

一、 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

1. 浙江省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

通过图1可以看出浙江省一直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2000年以来浙江省的GDP一直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增长缓慢，第二产业波动增长，第三产业稳步持续增长。尤其是在2016年，浙江省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后，在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下第三产业中崛起了很多新兴行业，使第三产业的GDP增长更加迅速。

通过图2中对2000—2018年浙江省三次产业比重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调整和升级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三次产业分别占GDP比重来看，第一产业的GDP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较小，除2000年外其他年份均小于10%，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截止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了3.5%。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呈波動状态，2006和2007年涨到了自200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达到了54.1%，之后便一路下跌，并于2014年首次低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呈逐年增长态势，在2016年浙江省实行供给侧改革后，只有第三产业呈稳步增长趋势，一、二次产业的占比都呈下降趋势。

2. 浙江省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

通过分析图3中2000—2018年浙江省三次产业就业占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下降了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分2个阶段，2012年之前呈上涨趋势，增长了15个百分点，但随后便一路下跌，到2018年涨幅仅剩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除2003年之外，其他年份均呈增长趋势，且增长态势良好，按照这个态势发展，第三产业将成吸纳劳动力的主导产业。

二、 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研究

1. 指标选取

（1）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是学术界用来反映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个常用指标。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率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增长率变化的百分比。因此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三次产业的产值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5]。当就业弹性系数大于0时，说明该产业对就业具有带动作用，系数越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强；当就业弹性小于0时，则说明该产业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系数的绝对值越大挤出效应越强。就业弹性的公式如下所示：

就业弹性=就业人数增长率/经济增长率

（2）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偏离度也是学术界用来测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均衡的一种重要方法，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接近于0，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匹配度越高，反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越不协调[6]。当产业结构偏离度大于0时，说明该产业劳动力不足，具有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当产业结构偏离度小于0时，说明该产业劳动过剩，需要排出。

本文将分别通过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和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来分析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希望通过这2个指标的选取与分析能够全面客观地研究出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现状。

2.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分析

通过分析图4中2000—2018年浙江省GDP及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可以看出，浙江省整体就业弹性在数值上一直是正数，这说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但平均值只有0.15，说明起到的拉动作用比较小，由此可见浙江省就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阻碍了浙江省的产业升级与优化。

从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除2017年之外其他年份均为负数，这说明随着第一产业占比的缩小，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出现了过剩情况，并不断地向外转移，有比较明显的挤出效应。在2017年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2.47，和其他年份相比比较反常。通过分析2017年的相关数据发现，当年第一产业的GDP和就业人数都较上一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2018年的就业弹性系数突然下降到了-1.31，和2017年相比相差3.78。这进一步说明在2017年之所以出现如此高的就业弹性系数并不是因为经济增长而吸纳了劳动力，而是因为2016年浙江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后，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幅调整，因就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使第一产业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及时转移到其他产业。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以2013年为界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数，起到了吸纳劳动力的作用。第二个阶段变为了负数，说明随着第二产业占比的减少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变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开始呈现挤出效应。

在2003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是-0.06，其他年份均为正数，可见第三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对劳动力起着吸纳作用，但平均值只有0.27，说明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并不是很强。综合图1、图2和图4来看，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越来越高，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却一直表现出劳動力不足，说明三产对一产和二产剩余的劳动力没有完全吸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产和二产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教育素质低，不能满足三产对人才的需求，导致不能直接吸纳。由此可见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调。

3.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分析

接下来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这个指标，分别测算浙江省三次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Pi=Li /Ci -1 （1）

其中Pi为i产业的结构偏离度，Li 为i产业占GDP的比重，Ci 为i产业占就业人员的比重。

将2000—2018年的数据代入公式（1），计算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结果如图5所示。

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徘徊在-0.7左右，呈现出较高的负偏离，说明第一产业内部长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虽然一产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的升级的推进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但一产的就业结构调整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没有将剩余劳动力成功转移到其他产业，导致了一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调。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以2011年为界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正数，并逐渐趋于0，说明二产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时进行了调整，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但第二个阶段二产的结构偏离度变成了负数，说明随着产业升级的持续推进，二产的生产率逐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变少，开始排出劳动力。目前来看二产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上表现良好。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保持在0.3左右，说明第三产业长期处于劳动力不足状态，有很大的吸纳劳动力的潜能。同时也反映出了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导致了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调。

4. 结论

综合分析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可以看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出现了结构性失调，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在变小、生产率在提高，所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在变大，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且一直处于劳动力不足的状态。理论上来讲，第一产业剩余的劳动力可以直接转移到第三产业，但并没有顺利转移。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基数大，整体素质偏低；二是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快，新兴产业不断崛起，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所以一产剩余劳动力不能直接转移到三产，导致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调。

三、 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浙江省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协调性，这势必会阻碍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浙江省供给侧改革步伐。学界通常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不同变量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影响程度[7]。因此本文将选取相关变量，运用灰色关联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浙江省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的原因。

1. 选取变量确定分析序列

选取2000—2018年的时间序列做为分析对象，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之和作为参考列，用X0表示。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R&D经费投入、工业化率（工业产值占比）、人均GDP、教育水平（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百分比）、城镇化率（浙江非农户口占比）作为比较列，分别用X1、X2、X3、X4、X5、X6表示，如表1所示。

2. 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采用初值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初值化是指同一列的所有数据均除以第一个数据，然后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即是各个不同时刻的数值相对于第一个时刻的值的百分比[8]。

3. 计算关联度系数

对于参考数据列X0，在有几个比较数列X1，X2，...，Xn的情况下，可以用公式（2）表示各比较曲线与参考曲线在各点（时刻）的差。

[ξi][（k）]=[mini（Δi（min））+ρmaxi（Δi（max））|x0（k）-xi（k）|+ρmax（Δii（max））] （2）

公式中（2），[ξi][（k）]是第k时刻比较曲线[Xi]与参考曲线[X0]的相对差值，是[Xi]对[X0]在k时刻的关联系数[9]。为了消除值过大而导致计算出来的关联系数失真的影响，本文取分辨系数ρ=0.5。

下面分三步计算关联系数：

第一步：求差序列。

通过公式|[X0（k）-Xi][（k）]|即比较列与参考列在每个时刻差值的绝对值求差序列，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第二步：通过公式（3）和（4）分别求出两级的最小差和最大差。

[mini]（[Δi（min）]） = [mini]（[mink]|[x0][（k）-xi][（k）]|） （3）

[maxi]（[Δi（max）]） = [maxi]（[maxk]|[x0][（k）-xi][（k）]|） （4）

通过公式（3）求出两级最小差为0，通过公式（4）求出两级最大差为38.8。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

将第二步的数据带入到公式（2）中，计算关联系数，得

[ξi][（k）]=[0+0.5×38.8|X0（k）-Xi（k）|+0.5×38.8] = [19.4|X0（k）-Xi（k）|+19.4] （5）

将表3种的|[X0（k）-Xi][（k）]|值带入到公式（5）中，得出每个比较列在每个时刻的关联系数[ξi][（k）]，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4. 计算关联度并进行排序

关联系数太多，不便于比较，所以我们利用公式（6）通过求平均值的方法计算出每个比较列和参考列的关联度，如表5所示。

5. 结论

通过表5和表6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每个变量均表现出与产业结构偏离度正相关，但每种因素的影响程度有高有低，从高到低依次为工业化率>城镇化率>教育水平>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FDI）>R&D经费投入。其中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关联度均在0.95以上，关联等级达到了一级，说明这两个因素对产业偏离度的影响很大。这可能是因为浙江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所以对工业生产量的增长，新兴行业的涌现，高新技术的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发展速度等工业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依赖性。教育水平的关联度是0.877，说明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也很大，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第一产业剩余的大量劳动力不能直接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原因和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有关。表5中，人均GDP的相关度较高，人均GDP代表了經济的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FDI）和R&D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表现一般。

四、 促进浙江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建议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调。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调与工业化率、城镇化率、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正相关。为了提高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为浙江省产业升级保驾护航，下面将从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优化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1. 做优一产，增加一产产值，扩大一产的劳动力容量

深入推进农村“三权”改革，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探索一产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和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供给侧的改革对一产进行产业升级。政府要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建设一批乡村文化产业园、食品产业园、现代生态农业科技园等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农业强镇，建成美丽乡村、精品村。发展优势农业，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培育精品特色农业，培育新的农产品品种，加强绿色、健康的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形成产业规模和品牌效应，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一产的产业升级不仅能提高一产的产值，还能提升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吸引懂技术、有文化的农村青壮年留在家乡发展家乡产业，以此来提高一产对劳动的吸引及吸纳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产长期产业结构负偏离的现状。

2. 做强二产，提高浙江工业化率，增强浙江经济增长动力

工业一直是浙江经济的主导产业，但有很多工业是劳动力密集、竞争力低、创新能力不足的制造业。因此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低效益、低水平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浙江省的产业层次较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很多没有能力进行转型升级的民营企业出现了举步维艰的局面，导致浙江二产经济增长“后劲不足”。面对这种局面，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对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大、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进行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相结合。一方面鼓励企业自身提升技术标准、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倒逼企业对落后产能进行改造和淘汰；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积极改造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输入，提高企业的技术革新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面对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对印染、化工等传统产业要全面推进跨区域集聚提升，推动这部分传统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优化产业布局，积聚新动能。面对纺织、服装、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在鼓励这部分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鼓励企业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互联网+”的工业经济新模式，使工业经济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进。二产的产业升级不仅可以提高二产的产值总量，提高浙江工业化率，还可以保持浙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3. 做活三产，提高浙江经济发展水平

三产比重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浙江产业结构发展规律来看，未来浙江三产比重将持续增高。随着产业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浙江省可以通过加速城镇化进程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发挥浙江数字经济的优势，增加三产的比重。

（1）加速浙江省的城镇化进程。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性产业，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只有当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三产的服务业才能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所以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正相关，其发展的速度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据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拉动消费增长近2个百分点[9]。在2018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68.9%，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所以浙江省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发挥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首先，政府可以通过打破户籍制度鼓励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制定优惠政策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等措施增加城镇居民数量，从而带动教育、医疗、商贸流通业、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要发挥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州都市圈和金义都市圈四大都市圈的积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充分发挥杭州的数字经济、宁波的港口开放、温州的民营经济、金义的商贸物流等各自的特色优势带动周边小城市的共同发展，加快浙江省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进程成为三产发展的保障和推动力。

（2）充分利用浙江的数字经济优势，打造现代服务业。“十三五”以来，浙江服务业规模持续增长，已持续成为促进三产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新业态、新模式培育的主阵地。浙江需要继续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等新技术发挥自己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云计算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推动具有网络化、智慧化、平台化、个性化、体验式、互动式服务特点的无人仓储、全场景刷脸支付、线上线下一体社区生鲜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速服务内容、业态和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浙江的数字经济优势开展“互联网+”行动计划，鼓励企业依托“互联网+”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开发新的技术，从而培育出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形成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互联网+”示范园区，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浙江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的齐头并进，协同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进而提高浙江经济发展水平。

4. 优化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一产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越来越小，因此消耗第一产业长期积累的剩余劳动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但是纵观这些年的数据，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并没有顺利地转移到劳动力长期匮乏的第三产业。再深析一产和三产对人才的需求可以看出，造成这部分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剩余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能胜任三产的岗位。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结构性失业严重影响到了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就要从根源解决问题，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优化人口资本结构。

首先，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投资，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现状。

其次，政府要大力推广各种农民技能培训，并给予专项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不断完善农民技能培训体系，使农民通过学习和培训掌握各种新的就业技能，重新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帮助一产的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和顺利转移至其他产业。

最后，高等教育要具有前瞻性，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向。高等教育是就业和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的基地，因此高等教育应及时根据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企业调研的情况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动态变化，并及时根据调研结果调整招生规模、招生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等，为产业升级培養常规的应用型人才和紧缺的高端技术研发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 雷丽娜.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EB/OL].(2015-11-10)[2020-03-26].http://www.gov.cn/xinwen/2015-11/10/content_5006868.htm .

[2] 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EB/OL].(2016-04-01)[2020-03-26].http://www.zj.gov.cn/art/2016/4/1/art_1582435_26042147.html.

[3] 宋岩.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0-03-26].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4] 游玲环,章晓英.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实证分析[J].江科学术研究，2018（13）:46-51.

[5] 汤建.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重庆高教研究，2018（2）:48-57．

[6] 刘芳.江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迁过程协调分析[J].商业经济，2019（2）:77-79.

[7] 王璐茜.浙江省产业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及其影响因素[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6（2）:62-66.

[8] 佚名.灰色关联分析方法[EB/OL].(2015-05-11)[2020-03-26].https://www.docin.com/p-1147214018.html.

[9] 刁云娇.国家统计局：内需挑大梁支撑中国经济发展[EB/OL].(2018-04-10)[2020-03-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344207882863405&wfr=spider&for=pc.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ordination and Factors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employment structure；employment elasticity；degree of structural deviation；grey relation

基金项目：2019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研究”（项目编号：2019055）。

作者简介：王月婷（1986-），女，硕士，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20-12-17 责任编辑：顾碧言）

作者：王月婷

就业影响因素产业结构论文 篇3：

新疆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摘 要：结合新疆北疆地区牧民定居点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中子女上学人数、家庭牲畜养殖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对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影响显著，而婚姻状况、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其非农牧就业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Logistic模型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党和政府的诸多发展产业政策的正确导向和加大对社会各项事业的投入，我国各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我国对农村投入的加大，牧民定居这一民生工程建设步伐加快，农牧业现代化步伐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领域就业以期增加收入。

新生代定居牧民作为农村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对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新生代定居牧民的非农牧就业情况如何值得研究和探讨。鉴于此，本文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典型牧民定居点为例，对新生代定居牧民进行调研，探讨新疆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因素，以便于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提出可行的建议，为政府部门更好地引导新生代定居牧民转移就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新生代定居牧民在非农牧领域就业除了受到个人与家庭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许多诸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就业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新生代定居牧民的就业决策。本文结合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影响因素

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内部影响因素涉及到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结合以往研究文献，选择对影响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具有重要的因素进行探讨并做以下假设。

一是新生代定居牧民的非农牧就业倾向与其年龄可能呈负相关。年轻的新生代定居牧民思想较开放，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较强，可能进城就业意愿更大。他们对新的生活和就业环境的适应性较快，获取知识和信息、提升就业能力方面较迅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变得成熟，对外出就业会更理性，加之有些领域的工作岗位有年龄限制要求，返回到农村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在附近地的非农牧领域就业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年龄可能对进城就业的劳动力影响显著。

二是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意愿影响显著。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越有利于提升自身素质，对新的生活或就业环境更容易适应。因此，在新知识的获取和就业技能掌握方面表现较快，因此参与非农领域就业的可能性就越高。对新生代定居牧民来讲，不同年龄新生代定居牧民的受教育程度、国语水平等方面有差异，因此他们的非农牧就业意愿也不同，一般受教育程度、国语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三是婚姻状态对新生代定居牧民的非农牧就业决策起重要作用。已婚的劳动力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大，一方面，为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可能更多地选择非农牧就业;另一方面，当外出就业会面临与家人的分离，生活费用和心理成本很可能加大，这也许对其外出就业决策不利，如果选择就近地从事非农牧就业，这些成本明显变小。因此，婚姻状态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四是家庭人口规模与劳动力非农牧就业选择间呈正相关。在劳动力的非农牧就业选择上，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会对其有重要影响。当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生产经营规模有限时，经济压力较大，家庭人口较多的劳动力可能更倾向于非农牧行业就业。因此，家庭人口规模的大小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选择的影响是正的。

五是家庭农牧业生产规模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选择有反向影响。一定时期内，农牧业生产率、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假定不变，家庭农牧业生产规模如经营的土地面积、养殖的牲畜数量多少与劳动力非农牧就业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若养殖的牲畜数量、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多，投入到农牧业生产的劳动数量或时间也就越多，因此参与非农牧的就业机会越少。

六是家庭收入水平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影响不确定。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家庭经济压力较小，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愿会弱，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会减少，但从另一方面讲，这样收入较高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来自于非农牧收入，非农牧行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会更强，劳动力更倾向于非农牧就业。所以，新生代牧民家庭收入水平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

七是家中子女上学人數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行为的影响明显。新生代定居牧民家庭的子女上学人数的多少也说明该家庭的教育支出的大小，为减轻家庭生活负担需要增加收入，因此劳动力可能会倾向于非农牧就业。

八是家中有无65岁以上的老人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有双向影响。如果家里的老人年龄太大而且身体健康欠佳需要有人照顾的情况下，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变小，如果老人帮助家庭减轻年轻劳动力的农牧业生产或照顾家庭的负担，那么老人的帮助有利于劳动力的非农牧就业。因此，新生代牧民家庭中有无老人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九是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有助于增加劳动力非农牧就业概率。相对于家庭成员中没有村干部的普通家庭来讲，有村干部的家庭获取信息更灵通一些，劳动力在择业或就业时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若条件符合要求，家中劳动力获得非农牧就业机会大，其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就大。

十是家庭所处地理位置对劳动力非农牧就業有显著影响。若家庭所处地理位置离城镇的距离越近，劳动力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就越多。而且，就业所在地与家庭之间的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劳动力外出就业越有利。因此，劳动力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增加。

二、模型选择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说明、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说明。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18个自然村的新生代定居牧民的调研资料，采取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所需资料，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57份，有效率89.3%。本次调研的定居牧民为1980年后出生，年龄在18～40岁间的定居牧民。调研问卷中，男性占76.3，女性占23.7%;18～29岁占45.4%，30～39岁54.6%;小学及以下占27.8%，初中占45.9%，高中占17.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8.4%;己婚占75.9%，未婚占24.1%。从问卷中可以发现，目前从事非农牧业的新生代定居牧民中男性和初中文化程度者占绝大多数。

2.模型选择。利用计量分析法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将新生代定居牧民是否选择非农牧就业作为因变量，记为Y，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没参与非农牧就业，为0表示，另一种是参与非农牧就业，为1表示，因变量只有0和1的二分类变量，不能满足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故不能直接用线性模型来建立方程，可使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Logistic回归正是处理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的分析方法，成为分类因变量分析的首选，Logistic函数是个概率函数，它能将分类的因变量转变为分类变量的概率比，使因变量取值得变动范围在0—1之间，因此，选用Logistic模型对本部分进行分析。则二元Logistic模型的基本公式如下：

对（1）式进行线性变换后得到（2）式，可以看出（2）式比（1）式更容易理解。

在（2）式中，Pi表示在第i个观测中事件发生的概率;1-P表示在第i个观测中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与自变量Xi构成的非线性函数;βi是估计参数，表示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概率的对数影响;i表示自变量的数量。Logistic模型中估计的系数不能被解释成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只能从符号上判断。βi意味着增加Xi将会增加反应的概率，负值意味着相反的结果，即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自变量越大，因变量取1的概率越大;反之，如果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应的概率将越小。

结合本研究，在（2）式中，Pi为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概率，而1-P代表新生代定居牧民不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概率，二者相比表示选择的机会比。Xi表示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第i个影响因素，βi表示当第i个自变量的值减少或者增加1单位时，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因变量的对数变化量。

3.变量说明。本文Logistic模型中，将新生代定居牧民是否参与非农牧就业作为因变量，选择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子女上学人数、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的老人、牲畜养殖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等这10个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及统计描述结果（见下页表1）。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结果显示

运用EViews8.0软件计算的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影响因素相关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模型中，McFadden R2值为0.634753，LR值为13.09642（Prob值0.011257），从这些值可以看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

2.结果说明

（1）显著性检验通过的变量。第一，年龄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影响的取值为负，表示年龄越大，因变量的取值越小，从而因变量Y的取值为1的概率越小，即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假定基本一致，年龄较大者主要是体力、效率等开始下降，还要担负起管理家庭生产生活的责任。若年龄增加1岁，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参与就业的机会比率减少0.96，其他变量的解释类似（如表3所示）。第二，受教育程度与假设一致，取值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参与有重要影响。因为新生代定居牧民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方面也较低，所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其影响具有显著作用。当受教育程度提高时，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机会比率增加1.08。第三，家庭人口规模的取值为正，与假设相符，表明家庭人口越多，所承担的家庭负担越重，为增加家庭收入，劳动力需要到外出寻求更多就业途径。第四，家中上学子女人数的取值为正，与前提假设一致。子女数量的多少还是是否上学情况均表明家庭负担的大小，在可能的情况下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牧就业来增加家庭收入。第五，家庭牲畜养殖规模取值为负，与假设一致，表明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受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成为抑制新生代定居牧民进入非农牧就业的显著因素。家庭牲畜养殖规模越大，家庭中畜牧业生产需要投入太多的劳动力，就从事非农牧业的机会降低。家庭养殖的牲畜养殖若增加1只（头），其参与就业的机会比率减少0.61。第六，家庭收入水平取值为正，这是通过验证后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新生代定居牧民也越愿意选择外出寻求非农牧工作。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收入较高的新生代牧民家庭收入来源表现出多元化。因此，新生代定居牧民更愿意寻求非农牧业工作以期获得更多收入。第七，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选择有抑制作用，取值为负，与预期相符，表明新生代牧民家庭离城镇距离越远，劳动力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机会越小。因为家庭所处位置离城镇的距离与交通条件便捷度、路程时间长短、交通成本的多少、就业信息灵通性有很大关系，这些都会成为影响新生代定居牧民决定是否外出从事非农牧就业的因素。

（2）显著性检验未通过的变量。第一，婚姻状况与前提假设不一致，说明新生代定居牧民是否结婚对其参与非农牧就业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已婚新生代定居牧民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大，愿意选择外出从事非农牧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可能因为需要照顾家庭，不选择外出参与非农牧就业而选择家里附近地从事非农牧业。第二，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对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家中是否有老人不成为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制约因素，可能是由于牧区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发展慢，收入来源单一，一般由家庭女性劳动力负起照顾老人的义务，而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以期获得更多收入，从另一方面，国家不断改善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尚好，不需要家庭年轻劳动力的照顾，甚至还可以帮助中青年劳动力照顾子女，解决孩子对其非农牧就业选择的抑制作用。第三，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只要自己条件都具备非农牧就业岗位的要求或者通过政府部门的就业指导，就会大大增加参与就业的可能性，不需要通过村干部这层关系寻求工作机会。

3.结论

通過以上分析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中子女上学人数、家庭牲畜养殖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是影响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显著因素。而婚姻状况、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其非农牧就业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

三、建议

（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农定居牧民就业容量

政府应加大力气把发展服务业作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导向，勉励发展社区服务、餐饮、商贸流通、旅游等行业，更多地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岗位，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如民族手工业、旅游餐饮业、纺织和农牧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有效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牧业转向二、三产业，使富余农定居牧民实现就业，引导农定居牧民转产就业转变观念，使每家每户都有增收项目，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水平。

（二）加强农村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农定居牧民就业创业发展环境

加强各地州、县市、乡镇、村四级上下贯通的劳动用工信息网络，使城乡劳动力信息网站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加大对劳动中介机构将农村富余劳动力与用工企业联系，并组织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将城里就业的农定居牧民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积极解决其子女教育、居住、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减轻其后顾之忧，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农定居牧民与就业地融合发展。当地政府和各级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鼓励扶持具有一定资金条件、技术和有创业意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自主创业。政府通过对他们的指导和引导，给予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和小额担保贷款支持，鼓励其自主创业带动更多农牧民就业，增加农牧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三）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资力度

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是新疆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小学初高中教育质量，使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中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应加大边远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并鼓励和支持企业、个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步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建立有利于推动新疆农村人才培养的投资平台。在农村教育投入方面，除了注重硬件投入之外，更应注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多途径培养高质量的农村教师，是解决新疆农村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进一步加大国语教师队伍建设的培养力度，提高国语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提高新生代农定居牧民在就业过程中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

参考文献：

[1] 曹艳.关于阿勒泰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思考[J].时代经贸，2017，（21）：45-47.

[2] 张万鹏.加强农牧民培训 促进农牧民就业[J].中国就业，2015，（3）：30-31.

[3] 樊亚利，耿秋艳.新疆农牧民转移就业：困难、原因与建议[J].新疆农垦经济，2014，（10）：66-70.

[4] 刘洪银.新生代农民就业转型问题[J].开放导报，2014，（5）：96-98.

[5] 岳富贵，田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内蒙古农牧民就业问题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93-95+99.

[6] 周艳青，杜娅茹，杜富林.内蒙古东部半农半牧区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20-127.

[7] 苏芳.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甘肃省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11）：58-63.

[8] 夏鹤，杨红.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现状调查分析——基于昌吉州和阿勒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J].天津农业科学，2014，（6）：45-47.

[责任编辑 晓 群]

作者：阿依努尔·阿米尔汗 蒋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