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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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共12篇）

篇1：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J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篇2：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太极拳是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特别是受我国古代道家的影响极其深远,太极拳与道家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道家阴阳学说对太极拳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太极、无极、阴阳、动静等太极中常用的术语其实也都是道家常用术语,因此研究太极拳也要注意研究它形成的思想基础.

作 者：李茂 许秀芳 LI Mao XU Xiufang 作者单位：李茂,LI Mao(雁北师院体育系)

许秀芳,XU Xiufang(大同市体校,山西大同,037000)

篇3：中国古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

曹植的《美女篇》模仿汉乐府中的《陌上桑》。模拟之处表现为，《美女篇》同《陌上桑》一样，运用大段排偶描写女子的美丽的容貌，而且也同《陌上桑》一样，用路人的行为来衬托女子的美貌。创新之处是，《陌上桑》仅是叙述一个故事，歌颂罗敷的忠贞，太守的无耻；而《美女篇》中，曹植以美女与君子，用美女盛年不嫁喻志士怀才不遇，以次反映了诗人自己的壮志未伸的苦闷。

2，以三曹父子为例，说明建安诗歌的特征。

1、清峻、通脱 ——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与诗人个性的呈现。曹植 白马篇

2、慷慨、悲凉 ——个人情感的抒发带有悲凉慷慨的时代特点。曹操短歌行

3、华丽、壮大 ——文风或刚健质朴，或文采华丽。曹植美女篇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名词解释：《咏怀》八十二首。

阮籍作《永怀》八十二首，充满了苦闷、孤独的情绪，其实或这些时光飞逝，人生无常，或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或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或者直接由叹人生的各种深创举痛，如少年之忽丑老，功名富贵之难保，以色侍人之不可靠。，锺嵘《诗品》评阮籍诗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试结合作品加以阐发。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风格？诗人主要借助哪些艺术手法形成这一风格？

阮籍式的风格隐约曲折，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反对司马氏，但深处乱朝，恐遭祸患，故处是极为谨慎。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借比兴、象征等手法表达感情，寄托怀抱。借古讽今，或优先讽刺世俗，或借写香草美人人喻写怀抱。

3，以阮籍、嵇康诗为例，说明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的不同特点。

建安文学清峻、通脱，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与诗人个性的呈现。；慷慨、悲凉，个人情感的抒发带有悲凉慷慨的时代特点；华丽、壮大，文风或刚健质朴，或文采华丽。而正始文学，处于曹魏与西晋政权的交替阶段，时局动荡，文人士气有所跌落，比如阮籍

4，背诵《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熟读其三（嘉树下成蹊）。

刘勰评太康诗风，曰“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试以陆机诗为例加以阐发。

一、语言又朴素古直向华丽藻饰。陆机《拟古诗》

二、描写有简单趋向繁复《猛虎行》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赴洛道中作》

2，左思《咏史》八首在同类题材中具有什么独特价值？试举例说明。

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世族的蔑视与抗争。

3，结合张玉谷评价，分类说明《咏史》八首中咏史与咏怀的结合方式。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举例说明陶渊明诗的艺术成就。

平常的景物、平凡的生活、朴素的语言。

情、景、事、理浑融。

平淡中见绮丽。《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其三（种豆南山下）、《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名词解释：玄言诗、《拟行路难》十八首。

2，举例说明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得失。

3，鲍照诗为什么有“险俗”之称？试结合作品做出说明。

4，背诵：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

1，以谢朓诗为例，说明永明体诗的特征。

2，庾信诗在文学史上有什么贡献？试结合作品加以说明。

篇4：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说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数学、地理、农学三方面的科技成就。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和动手能力。

教学重难点

“祖冲之和圆周率”是本课的重点;圆周率及推算涉及复杂的数学概念和方法，是本课的难点。

教具

地图册、“祖冲之和圆周率”相关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教师可生动介绍引言中关于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和太阳系中有一颗小行星均以祖冲之命名的令中国人深感骄傲的事实。

二、讲授新课：

1、祖冲之与圆周率

教师安排学生认真阅读教材，以小组为单位概括归纳祖冲之的主要成就及著作，并找出他在数学方面的最主要成就。教师重点讲解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特别是在推算圆周率方面的突出成就：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领先世界近一千年。结合教材，让学生思考讨论祖冲之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2、郦道元和《水经注》

教师在讲述时应具体说明：大约在汉魏的时候，我国出现一部以全国水道为纲的地理著作《水经》。郦道元撰写一部综合性的地理专著。这部巨著对后世有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受到后世地理学家的重视，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农田水利学家、文学家所重视。

篇5：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1.古籍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魏书，〔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梁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陈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中华书局1971年版

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元〕胡三省注，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1956年版 华阳国志校注，〔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洛阳伽蓝记校释，〔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水经注疏，〔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颜氏家训集解，〔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初学记，〔唐〕徐坚等撰，中华书局1962年版

通典，〔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建康实录，〔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太平御览，〔北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文苑英华，〔北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6年版

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

唐会要，〔北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版

五代会要，〔北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98年版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中华书局1986年版（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据世界书局本影印）

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

金石萃编，〔清〕王昶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撰，文物出版社1985年（据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影印）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廿二史札记校证，〔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十七史商榷，〔清〕王鸣盛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版（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历代职官表，〔清〕纪昀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刘祜仁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三国会要，〔清〕杨晨撰，中华书局1956年版

南朝宋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南朝齐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南朝梁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南朝陈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1958年版（据广州广雅书局刻本复制重印）

全唐文，〔清〕董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

晋令辑存，张鹏一撰，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唐五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辑录，唐耕耦等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吐鲁番出土文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版 二十五史补编（二、三、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2.今人论著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4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谷川道雄（日）著，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王仲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81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谷川道雄（日）著，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隋唐五代史(上、下)，王仲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隋唐五代史(上、下)，吕思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隋唐史，岑仲勉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剑桥中国隋唐史，〔英〕崔瑞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二)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山居存稿，唐长孺著，中华书局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严耕望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1年版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毛汉光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毛汉光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读史存稿，缪钺著，三联书店1963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才不才斋史学论文集，祝总斌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黎虎著，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郑欣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六朝史论，朱大渭著，中华书局1998年版

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国史探微，杨联陞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六朝隋唐），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刘俊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五朝门第，王伊同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刘淑芬著，学生书局（台北）1992年版

拓跋史探，田余庆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逯耀东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5年版 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康乐著，稻禾出版社（台北）1995年版

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张金龙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汉晋唐时期农业（上、下），张泽咸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唐代工商业，张泽咸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唐代阶级结构研究，张泽咸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唐代财政史稿（上、下），李锦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01年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严耕望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四卷），白钢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汉唐外交制度史，黎虎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 北魏官僚机构研究，郑钦仁著，牧童出版社（台北）1976年版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甘怀珍著，财团法人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台北），2003年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张金龙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高敏著，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

府兵制度研究，岑仲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府兵制度考释，谷霁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唐书兵志笺证，唐长孺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北周六典，王仲荦著，中华书局1979年版

北周地理志，王仲荦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九朝律考，程树德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历代刑法考，沈家本撰，邓经元、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神仙道教，胡孚琛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汉唐佛寺文化史，张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王晓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齐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黄烈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乌桓与鲜卑，马长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马长寿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北朝胡姓考，姚薇元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陈连庆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周伟洲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蔡鸿生著，中华书局2001年版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马雍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三联书店1957年版

西域史地丛稿初编，张广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朱雷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敦煌艺术宗教与精神文明，姜伯勤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姜伯勤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

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荣新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余太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

唐代的外来文明，谢弗（美）著，吴玉贵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隋唐帝国与东亚，〔日〕堀敏一著，韩昇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北周珍贵文物，贠安志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荣新江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谷川道雄编，玄文社1989年版

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举前史，〔日〕宫崎市定著，同朋舍1956年版

秦汉隋唐史の研究，〔日〕滨口重国著，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初版、1971年再版 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宫川尚志著，平乐寺书店1964年初版、1977年再版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31），〔日〕池田温著，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

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日〕川胜义雄著，岩波书店1982年版

魏晋南朝の贵族制〔日〕越智重明著，研文社1982年版

六朝贵族制研究，〔日〕中村圭尔著，风间书房1987年版

中国贵族制社会の研究，〔日〕川胜义雄、砺波护编，同朋舍1987年版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日〕窪添庆文著，汲古书院2003年版

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日〕川本芳昭著，汲古书院1998年版

六朝都督制研究，〔日〕小尾孟夫著，溪水社2001年版

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与文化，〔日〕中国中世史研究编，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

隋唐帝国と东亚世界，〔日〕唐代史研究会编，汲古书院1979年版年版

中国都市の历史的研究，〔日〕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书房1988年版

3.期刊

历史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

中国史研究

文史

汉学研究（台）

考古学报

考古

文物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大学）

唐研究

东洋史研究（日）

东方学报（日）

篇6：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古典哲学。《易经》包含现代计算机二进制的基础，现代数理逻辑也要依托于《易经》，《老子》思辩哲学应用于现代哲学、《孙子》应用于商战、《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本提到儒教的书《儒家道德》，1641年在伦敦出版。

2.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

3.文化方面（狭义的）。隋唐时中外交往空前频繁，周边国家大多仿效中国的各项制度，日本大化改新使其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圈也在这时形成。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1570—1870年的300年间，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文官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书籍竟多达70种。《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5.经济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粟等作物的国家，尤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其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的国家，丝绸也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中国烧造的瓷器也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中国人china，就与陶瓷有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

篇7：中国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神话是远古时代人们借助想像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

中国古代神话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发展，内容丰富多彩，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篇8：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2015山西特岗教师招聘考试语文备考――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四）

【南北朝诗歌】 名词解释：永明文学

一.永明文学是指上自刘宋泰始二年，下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以齐永明年间为中心。

二.“永明文学”重文学特质的发扬，重个人情怀的抒发，而且逐渐由情怀抒发转向重娱乐。同时创造了一种清新的美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

三.“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度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

简述鲍照诗歌的内容。

一.由于他“才秀人微”，更能认识到门阀制度的黑暗和不公，对高门世族压抑人才愤慨不平，所以他的许多诗作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不满与抨击。如《拟行路难》其四。

二.边塞题材之作，描写边塞的艰苦及将士卫国的决心，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三.描写妇女题材的诗，如写相思的《拟行路难》其三。

总之，鲍照诗歌内容丰富，能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不满与抨击。

简述北朝民歌内容与艺术。内容：

一.北国风光在民歌中有所表现，如《敕乐川》把辽阔的草原风光生动描绘出来。二.反映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尚武精神。三.反映战争及其到来的苦难。四.反映爱情婚姻。艺术：

北朝民歌抒情真率直爽，语言质朴有力，格调苍劲豪迈，显示出北方民族独有的特色，代表作《敕乐川》

简述南朝民歌艺术特点。

一.格调鲜丽明快，不但再现了南方的自然风光之美，也表现出南朝女子的浪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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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次是语言上清新流丽和多用双关比喻，来自于南方女子特有的俏巧聪慧：“欢欲见莲(怜，爱也)时。”

三.南朝民歌形制多为五言四句，语短情长。简述元嘉诗歌创作新特点。

一.山水题材大量进入诗歌创作，并且改变了东晋诗歌以山水作为玄思载体的倾向。正式奠定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根基。谢灵运的山水是最突出的代表。

二.诗歌创作由东晋的哲理化改变为重抒情，抒发了强烈的感慨。三.元嘉诗歌出现了对不同创作个性的追求。四.元嘉诗歌的新变还表现为对诗歌形式的有意探讨。简述宫体诗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

所谓宫体诗，是指一种讲求声律、对偶与辞采华美的轻艳丽靡之风，这种文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天监八年以前，可视为宫体诗的先导阶段。此时尚为永明文学时期，永明体在声律、对偶上已经为宫体诗准备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天监八年至中大通三年宵纲为太子以后，徐陵成《玉台新咏》，是宫体诗的高峰期。

第三阶段为宫体诗尾声期，以陈后主及其身边文士为主，波及隋及唐初。简述宫体诗及其特点。

所谓“宫体诗”是指一种以写闺阁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重声律、词采丽靡轻艳的文风。特点：

一.表现为题材处理上的娱乐性质。主要是写妇女、男女情怀、咏物、游宴、游戏等。宫体诗人在写这些时带有明显的娱乐目的和消遣性质。

二.对写实技巧的追求。宫体诗的写实技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词采美丽，构形惟妙惟肖。

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

谢灵运是诗歌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山水诗人。

一.创造了一种山水诗的结构模式。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先叙述登游缘起或路线，接着是具体描写局部景物，最后议论或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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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景物描写中，通过细腻的观察与把握和非常具体的画面，表现出某一景观的情思韵味，朝着景物与情思交融的方向发展。如《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传达出诗人心中一种难以言喻的对生命的惊喜。

三.对山水景物的声、光、色都有生动的描绘，他能注意到诗中描写之画面的色彩和谐与明暗对比。

试论鲍照诗歌的艺术成就。

鲍照诗歌的艺术成就，在南朝诗人中可谓最高。

一.他的乐府诗有抒情浓烈、气势流畅之美。他把惯用比兴、善叙他人他事的乐府诗，发展为一种直接抒写自己感情、叙说自己遭遇的诗体，把浓烈的抒情与构辞的美丽融为一体，来表现自己的澎湃情怀。如乐府《白苎舞》。

二.语言也很有特色。被称为“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如《拟行路难》其三;注意吸收明间口语;善运用奇特大胆的想象和比喻。

三.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拟行路难》是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以前的杂言是以四言或五言为主，七言为辅。鲍照大胆变革，改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而且创造性地自由换韵。鲍照的大胆革新有积极创作，使七言诗体大大发展，直接影响到唐代七言歌行的创作。杜甫也称赞“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试论谢眺诗歌的艺术成就。

谢眺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情思明净潇散，意象清新明丽，语言明白流畅，声韵流丽和谐。一.从情思方面言，小谢因为感情单纯，所以因物色感发而或喜或悲时，较为明朗外露。在他的诗中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纯净如竹露如风荷如月色如流泉般的情思流动，如《观朝雨》写晨起观雨引发的一份归隐情思，心境在空朦潇洒的朝雨中何等的平静，一切都好象在潇潇雨雾中净化了。

二.小谢诗意象创造也清新明丽，大多落尽华饰，有一种天然韵味。尤其在山水描写方面，大谢在意象创造上颇多着意，较多客观描写。而小谢诗中的意象，则带者更多心象的性质，把景物提纯得与他的心绪一致起来。因之，他创造的意象十分省净明快，如《之宣城出新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

三.小谢诗语言流畅明白，去除任何晦涩的文字和赘典。有的甚至完全接近口语。四.革除了以往山水诗的玄思哲理。试比较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异同。一.地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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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南朝民歌主要产生于南方都市。北朝：北朝民歌主要产生于辽阔的北方(草原)二.作者不同 南朝：女性较多 北朝：男女皆有 三.内容、题材不同

南朝：南朝民歌的内容很单一，绝大多数是表现男女之情，反映的情恋内容极其广泛，角度多样。如《西洲曲》写一个女子怀人，情思缠绵。

北朝：北国风光在民歌中有所表现，如《敕乐川》把辽阔的草原风光生动描绘出来;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尚武精神;反映战争及其带到来的苦难;反映爱情婚姻。

四.风格不同

南朝：A.格调鲜丽明快，不但再现了南方的自然风光之美，也表现出南朝女子的浪漫情怀。

B.其次是语言上清新流丽和多用双关比喻，来自于南方女子特有的俏巧聪慧：“欢欲见莲(怜，爱也)时。”

C.南朝民歌形制多为五言四句，语短情长。

北朝：北朝民歌抒情真率直爽，语言质朴有力，格调苍劲豪迈，显示出北方民族独有的特色，代表作《敕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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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有其巨大的负面效应，但是从历史上看，它也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吏选拔制 度，尤其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仅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科举制是一种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人事选拔制度发展过程中最成熟、最进步的一个阶段，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

拥有13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曾 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尽管废除已近百年，但它对加强当时 的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繁荣以及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积极影响

（一）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全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 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使中国封建 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 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二）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

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林则徐等等。在这些人才中，大多都意气风发，有的伟大抱负。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 批较有才能的人士，为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封建管理阶层的 新陈代谢。

（三）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的原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 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 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己，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

（四）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为广大学子提供了获取功名的机会，一方面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 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后，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学校，而学校主 要为培养应试士子而设立，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的人才。

（五）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 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到1 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朝鲜和越南也曾长 期实行过科举制。毋庸置疑，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 献。

二、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而忽视了其他促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这对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确实产 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考试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考试形式也日益走向僵化，因循守旧，漏洞百出，特 别是明清以后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培养士子们的实际能力，反而强 化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

（三）科举制度的价值导向。

科举制度虽然达到了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也把人的思想束缚、禁锢于一定范式中，民 主意识被无情地扼杀了。同时，科举制度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引 导人们轻视社会各行业，轻视生产实践，使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 在表面的文化繁 荣下日益空洞衰弱的颓唐之势。

科举制度做为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政治人才选拔制度，不可避免的对当代我国人才的培养，行政人员的选拔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值得我们现代领导和教育工作者认真审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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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例

摘 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

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 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 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1，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2，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调上所特别重视的是人际间的感情交流，他主张通过人情这个调节器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仁爱”（人际感情融洽）来求得“人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带有浓重人情味的组织行为管理模式。

三、儒学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诠

释，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差异

“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现代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

[3]刘华伟: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外企业文化, 2007,(02)

[4]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07,(06)

[5]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篇11：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人文本位传统是影响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重德思想导致了近两千多年来科技意识的淡薄;人文价值观的取向,在总体上决定了古代科技的发展方向;同时传统经学文化关于道德价值和人生修养的.思想使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人体生命科学.

作 者：朱方长 黄正泉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刊 名：船山学刊 英文刊名：CHUANSHAN JOURNAL 年，卷(期)：2003 “”(3) 分类号： 关键词：

篇12：浅析南北朝骈文对中国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关键词 以儒释法 春秋决狱 论心定罪 以礼入法

作者简介：王晶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08-008-05

一、以儒释法概述

(一)以儒释法的产生背景

以儒释法之风发端于西汉中期，由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提出。汉朝建立初期，战火初定，百废待兴。为了重振经济、稳定民心，同时也吸取了秦朝严刑苛法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以黄老学说为指导思想，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在发展生产与缓和社会矛盾上取得一定成效。直至西汉中期，封建经济繁荣发展，中央政权得到巩固，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实力增强，对中央集权构成实际威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因其过于温和，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而重新采用法家学说作为主导思想，又难免重蹈秦朝苛法横行之覆辙。wwW.11665.Com于是，由董仲舒创建的融合了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的新儒学应运而生。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大儒极力提倡将儒家的礼制思想用于引导并规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针对法家因坚持重刑而无法从根本上劝人向善的弊端，提出“德主刑辅”的理论，顺应了时代需要，并为汉武帝所赏识。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在汉代政治及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反映到法律上即为以儒释法。董仲舒认为，从儒家经典当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法律原则，并将其用于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儒家经义逐渐成为国家制定政策和立法、司法、执法的最高依据，由此而盛行“春秋决狱”。自汉以后，法律受儒学支配一直是中华法制文明的主流。

(二)以儒释法的概念解析

以儒释法，是指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并按照儒家经义的精神解释和施用法律，从而将儒家经典法律化。儒家经纶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如认为法律应与人相结合，缺乏道德教化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主张以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法律实践的准则等。孔子提倡判例法而贬斥成文法，“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孟子反对实施酷刑，提出“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荀子认为礼法为一家，“《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以儒释法通过将儒学义理及其所倡导的道德理念渗入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使儒家思想得以为法律所承认，乃至获得法律上的效力。与此同时，法律条文及司法活动由于被赋予道德内涵，秦代以来的严刑苛法得以收敛，法在以施刑惩戒违法者之余也增添了“以德服人”的效果。 [论文网]

二、以儒释法的主要内容

(一)原心论罪

原心论罪，是指判案过程中，应当在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罪犯的主观心态，根据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主观意愿来确定罪之有无及量刑之轻重。根据《太平御览》的描述：“《春秋》之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在当时成文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董仲舒从《春秋》这一儒学经典中摘取一则判例“许止进药”，并从中引申出“原心论罪”这一法律原则。《春秋繁露·精华》记载：“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主观恶性大者，即使犯罪未遂也应受处罚;“首恶”更应从重论处;主观无恶意者应从轻论处甚至免其刑罚。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儒家义理依然是断狱者在司法活动中应参考的重要依据，在判断犯罪行为人主观善恶及量刑中具有重要作用。

秦代奉行客观归罪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只关注既已发生的犯罪结果，而忽视动机和实质，往往将案件引至相反方向，甚至造成“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 的恶劣影响，将法的公平正义置于不顾。汉代实行的“原心论罪”将人之本心视作良善与奸邪的源头，以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区分不同犯罪，是对秦代不顾本意如何皆一概而论的矫正，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法律僵化而导致的一些弊端。“原心论罪”原则的中心是行为人主观意愿的善恶，其判定标准源于儒家的伦理规则。该审判原则的确立，客观上促进了儒家义理与法律制度的融合。

(二)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也作“亲亲得相首匿”，指“大功之亲”范围内的近亲属之间可以隐匿犯罪行为、不互相告发和作证而不予制裁或减轻处罚。其中，“隐”有不言、隐瞒之意。

亲亲相隐的思想渊源于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中提出，“君臣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认为从宗法伦理的角度来看，君臣、父子之间明知其有罪也应当隐而不宣，否则是罔顾人伦的表现。秦代及汉初期的思想家进一步肯定了“子为父隐”的原则，即卑亲属可容隐尊亲属，该原则亦被写入当时律法。汉宣帝时颁布诏令，承认父子、夫妻间的亲情是人的天性所在，故而即使亲人触犯律条，招致祸事，“犹蒙死而存之”，并明文规定“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间接肯定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双向原则，正式将“亲亲得相首匿”确定为汉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并为唐代扩大“容隐”主体的范围，认可“同居相为隐”奠定了基础。该原则的确立，区分了亲属间与非亲属间隐瞒犯罪事实的不同性质，同时也是以礼入律、情融于法的重要表现。

亲属之间隐瞒犯罪而不受刑罚处罚，其理论基础源于“亲亲”这一中国古代家族伦理的基本内容。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亲属关系是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紧密的纽带，是一切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更是“爱结于心，仁厚之至” 的重要体现。在推崇以孝为先、鼓励“移孝作忠”的古代封建制社会，“爱亲之心”作为孝悌之道的扩展，推广开来亦有助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的平安治世的实现。

三、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一)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积极影响

1.论心定罪，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

由于立法本身的相对滞后性与稳定性，在司法活动中刻板地遵循法律条文难免会造成情理法上的冲突。如在“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 一案中，倘若按律法规定，则“殴父也，当枭首”。本为保护父亲却换得一份死刑通知书，莫不令人寒心。而董仲舒从儒家伦理角度来看，则让案件有了实质上的改观：“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 故而案件应改判为“不当坐”。在董仲舒的逻辑

推理中，以儒家经义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所推得的结论妙地为行为人的善意做了辩解，并在司法上维护了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念。以管窥豹，从中不难看出，以儒释法极好地折中了制度的生硬僵化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以司法的形式宽待良善者，相对于秦朝完全以“客观归罪”更加温暖人心，同时更好地实现了惩恶扬善这一法律的最终目的。

审判案件时，既要明晰犯罪事实，又要洞悉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真实动机。只有遵循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二者相结合的原则，才能正确课以刑罚且不会有失公允。任何重视其中一种原则而忽视另一种原则的审判思想都是有所偏颇的，难以做到还原案情，公正执法。如秦朝奉行单一的客观归罪原则，凡事皆“一断于法”，所有案件必须严格按照秦律执行，并明文规定“诽谤者族” ，“敢有挟书者族” ，“妄言者无类” ，对所有同类型罪犯无视其情节之轻重，行为之善恶，均课以相同刑罚，看似公允，实则不然。秦代统治者重刑轻罪，刑罚严酷，这种有违与人性的司法制度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秦在一统六国后的十五年后短命而亡。

规则与人情不应当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当法律制度由于客观原因而违背人性情理之时，一味地坚守陈规而不知变通显然不是明智的解决途径。而儒家经义正是为实现“善”提供了变通的良策，它灵活地解释法条，分析案情，规避不合理的制度，保护和安抚“志善而违于法者”，对于“志恶而合于法者”， 则是毫不留情，严厉惩治。

以儒释法是汉代儒生“通经致用”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缜密的思路析理辨义、推本溯源，努力全面地展现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动机和意图，强调“心”、“志”的善恶。给汉律带来忠孝仁爱的温良之风，排除了法律适用中不合理的因素，增加了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使断狱的结果更加符合人性的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刑罚连坐的滥用。

以当时的一则案件为例，一女子甲的丈夫乙出海，因海上风浪大，船身沉没，乙遂溺亡。在乙死后四个月，甲母令甲改嫁。依照当时律令，“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 简言之，依照西汉律法，凡丈夫去世后下葬之前，妻子擅自改嫁他人的，当处以“弃市”极刑。然董仲舒则认为，春秋之大义，言夫人嫁至齐国，夫死无子，则应当准许其改嫁。妇人无独断之权，凡大事皆听从长者意志行事。本案中，女子甲改嫁乃是遵循其母之意，并非私自淫奔，并不符合律条中规定的情形，故不当坐。倘若单以现有的律法为唯一规范，甲的丈夫葬身海中，尸骨无处可寻，则按照律法规定，甲将终身不得改嫁。这样的规定呆板教条，且束缚人性。而董仲舒以《春秋》中言夫人改嫁的判例为前提，以女子为尊长所命改嫁的事实为基础，进一步论证出女子甲改嫁行为的合法性，成功地帮助她免受酷刑，阻止了一场冤案的发生。

重视、崇尚人情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变内容。以主观心态作为定罪标准，以良心善恶决定量刑轻重，是对人情社会的认可，更是对呆板法条的变革。它使得原本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官方律令走下朝堂，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在接受法律制裁时，相较于以严厉刑罚使人因遭受苦痛而畏惧犯罪，论心定罪以融情入法的方式使受刑者更多地受到良心与道德的谴责，在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过错，因此更有助于从根本上改造罪犯，杜绝累犯的出现。

2.以礼入法，推动了儒与法的融合

以礼入法，是指将儒家的传统礼法思想与纲常伦理规范引入到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用儒家经义解释法律条文，并将礼法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基本依据。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即为“经义折狱”。

孔子认为，对于普通百姓，若仅仅束之以法令，惩之以刑罚，百姓即使不触犯法令，也只是源于对严厉刑罚的畏惧，而并不知其所以然;然而倘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众受到道德的引导，发自内心地遵守并维护法律。相对于法律而言，德礼更有利于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定。

汉初萧何为相时，“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仅凭律文不足以判定案件时，则以经义为理论基础，议而决之。董仲舒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引经论狱”，以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评判是非之标准，开创了中国古代“律例并行”之先河。

在董仲舒看来，德与刑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进一步来讲，德礼高于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大德小刑”。既要重视儒家义理在法律中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法律本身的存在，毕竟脱离了法这一国家强制机器的道德宣讲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刑罚固然不可或缺，但绝不能滥用，百姓之所以会犯罪，大多是由缺乏教化所致，应当体恤他们的无知，所谓“哀矜折狱”，这也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

礼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感化民众、使人向善，“禁于将然之前”; 而法的主要作用则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禁人为非，“禁于已然之后”。因此，将礼与法相结合，以立法规范补充法条，并指导司法，以礼为主、以刑为辅，二者互为表里，从而促进法律的道德化，使得法律不仅能阻止犯罪，更被赋以劝善的作用。此外，相对于行文严谨、内容晦涩的法律条文，礼法因其自身的道理浅显，加之以在民间多年口耳相传，更易于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故而，赋予法律以道德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有助于减少法律推行的阻力。以礼入法，是在居于庙堂之上的法律与身处寻常巷陌的百姓中间添加了一注润滑剂，使得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必直接施刑于人，而是通过转化为以忠孝仁义为精髓的儒家礼法思想，让违法之人感到为恶的羞耻，自觉地接受刑罚处罚，并在受刑之余由心中生出向善之心。这也是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定者一直以来所致力于达到的效果。

此外，要在民众心中树立法律权威，法律应当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不仅要依靠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制措施，更重要的是法律自身要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情理法兼而顾之。道德是法律的思想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实践。二者在某些层面上具有共通之处;譬如正义、公平、诚实信用等法律的基本原则，其本身就是道德观念的重要成分。正是源于有了道德伦理的补充，法律规范才能够焕发出人性的光辉。任何一部摒弃了道德的法律都是存在缺陷的，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终将为人们所抛弃。历史一次次证明，唯有顺应民意的法律才能够根植于民心，从而枝繁叶茂。

以儒释法，将儒家伦理赋予法律含义，将身份人伦注入法律实践，做到“情理法”兼而顾之。以《春秋》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依据，以儒家的价值观重塑法律精神，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秦时期儒法二学说对立的僵持局面，同时也开创了法律儒家化的先河。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始于西汉，遂于唐代，以《唐律疏议》的颁行作为标志，自此礼法合一，凡事“一准乎礼”，儒家经义完成了对成文法的彻底改造。礼作为中国传统法的灵魂，它特有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继汉代之后，“忠、孝、节、义”等儒家道德观转化为现实的法律制度，并不断法典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立法、司法活动。例如《晋律》“准五服以制罪”，以血缘之亲疏决定罪行之轻重，凡是违反礼教的罪犯皆处以重刑;《北齐律》更是将不孝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