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经济国际战略论文

关键词： 政治学 本土 视野 中国

摘要：河南省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方面，既有明显的区位交通优势、丰富的资源要素、强大的消费需求等有利因素，也同样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总需结构存在失衡等挑战。为打造国内外双循环的战略纽带，河南必须在流通要素、开放载体、内需潜能、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协同工作，达到真正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解析中国经济国际战略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解析中国经济国际战略论文 篇1：

世界视野与本土关怀下的中国政治学

[关键词]世界视野；本土关怀；中国政治学

[摘要]1979年政治学学科重建以来，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本文着重从“质”的角度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级学科各主要领域中发生的进步，主要涉及比较政治学理论、中国地方治理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战略与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鉴于中国与世界一流学科之间的差距，中国政治学今后应该致力于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提炼中国本土的问题与课题。

一、中国政治学：历史回眸

中国人对政治的思考与研究源远流长，比如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就非常丰富。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起源于西方。18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设立，一般被视为政治学学科诞生的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思想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而传播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政治理论也随着大量著作的引入而被介绍过来。中国的大学相应开始了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其内部的结构属性，政治学各分支领域的发展境况很不相同。1952年，在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取消，原有的个别课程归并到法学或历史学门类里。比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独立科目在法律系开课，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史学界存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载体和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替代，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吸纳了当时政治学研究的大部分队伍。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开始了真正的起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交系，下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外交通史、大使与领事权、国际法和外语等教研室。1963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加强全国国际关系研究座谈会，随即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国际关系研究刊物，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内外学术及政治著作和教科书。但是，十年浩劫使中国刚刚开始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严重损害。总的来看，政治学在曲折中度过风雨飘摇的30年，也为未来的发展保留下了火种。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都设置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等本科专业0。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

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设立政治学专业，开始培养专业人才。作为国门封闭多年后开放的一种效应，西方政治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喧嚣和热闹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并没有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静下心来思索和探讨学科发展的基础，包括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学术脉络、深入地思考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中的变动，但总体上看引进多于创新、介绍多于评价。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学术建制上，还是学术成果上，都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中国政治学若干领域中的学术进步

　关于学科进步的分析与评价，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各种发表的论文和内部的研究报告。但这些报告和论文大多从“量”上来描述学科上的进步，而“量”的分析不足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学科上的进步及其问题。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衡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的进步，不光要看单纯‘量’的扩张，例如新涌现的各类国际关系学院所，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标，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专著和译作，越来越多的课题和调研项目，更要注重这些东西是如何超越过去，有哪些新的内涵和创造性，它们对以往的理论和思维定式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以及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怎样看待这类变化。”王逸舟的上述看法可以适用于对整个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评价。本文在参考“量”的描述的基础上，着重从“质”上来考察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级学科若干领域中发生的进步。

(一)比较政治学理论

就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的关系而言，没有政治学理论的支撑就没有扎实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理论其实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2001)。另一方面，每一门分支学科又会有自己特定的概念和话语，而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量身定作的理论就是制度主义理论。何增科(1996)等学者率先将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政治学界，杨光斌、何俊志等运用制度主义的框架来研究国内外政治现象。

杨光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主义思维的启示下，提出了“制度政治学”：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观念和制度结构(国家)决定着由组织形式、产权形式、交易方式、政府一企业关系等变量所构成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在制度变迁的常规时期，国家决定着制度安排并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杨光斌将这一制度理论运用于比较制度变迁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2003)、《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005)、《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2006)。何俊志则在系统梳理历史制度主义学术脉络(《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2004)后，进一步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了中国地方人大问题(《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2005)。

(二)中国地方治理研究

宏观的制度结构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在日常政治过程中和常规制度变迁中，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进步和完善更多地能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显现出来，比如村民选举中的地方首创性。因此，研究地方治理过程出现的“技术性”制度创新往往具有宏观的制度建设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者就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村民自治、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城市社区研究进行了持续

的关注和研究。

在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的带动下，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完成了一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2001)、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政治表达》(2002)。同样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景跃进更关注现实的选举模式、选举技术，其对村民选举制度的民主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反映在《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2004)、《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2004)。俞可平(《民主与陀螺》，2006)则从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背景来考察中国的治理问题，将全球治理、中国公民社会、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蔡拓(《全球治理与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变革》，2005)更进一步以全球治理为探究的基点来考察中国公共事务在基层社会中的变革。就此而言，中国地方治理的研究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全球的广度，成为中国政治学学术创新的一个主要生长点。

(三)国际关系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倪世雄、王逸舟、秦亚青等学者的引领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更加全面、及时、深入和系统。比如，当建构主义在美国异军突起时，中国学术界就大致同步译介了建构主义的主要作品。除了秦亚青为其翻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所撰写的译者前言外，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2001)、袁正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2005)都成为国内研究建构主义的代表作。又如，对于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中国学者超越了以往概而论之的一般性理解，对古典现实主义(许嘉：《权力与国际政治》，2001)、结构现实主义(吴征宇：《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2003)、进攻性现实主义(李永成：《霸权的神话》，2007)等现实主义的分支都有专题的研究著作问世。

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经验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自然也不例外。在理论引进的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从经验问题出发来进行理论上的尝试性回答。秦亚青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9)中探讨了霸权地位与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秦亚青根据对现有霸权理论的借鉴和批判，以理性选择为假定，建立了一个高度简约和抽象的霸权护持模式，并采用统计分析分别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验证该模式的可信度。同样以理性选择为假定，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2000)与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研究了国家如何在不同的国际制度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苏长和从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人手，运用博弈论工具来分析战略情势的不同特点对国际合作形式的影响；而田野则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对国际制度的不同形式展开比较制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模型。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2002)则在对建构主义利益理论的重构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朝鲜半岛双边观念建构的实证研究。阎学通和孙学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5)则探讨了国际体系中崛起国有效缓解“崛起困境”的战略选择。在他们看来，崛起战略化解“崛起困境”的效果取决于崛起战略的冲击强度和崛起国能力，就此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并进行了统计检验。

(四)战略与安全研究

“战略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安全研究”的同义语。冷战后围绕着安全概念的重新定义，西方学者对战略与安全研究如何发展展开了讨论，其结果是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的分离与重新定位(李景治、罗天虹：《国际战略学》，2003)。但在中国，由于战略研究没有像西方那样高度技术化，安全研究也没有实现充分的专业化，作为学术领域的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并没有真正分离。这种战略与安全研究的一体化也与“大战略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有关。作为国内“大战略研究”的开拓者，时殷弘在《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2002)、《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9(2003)、《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2006)、《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2006)、《21世纪初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和中国的应有战略》(2006)等多部专著和文集中对国家大战略进行了论说。时殷弘提出，大战略理论的核心是综合运用一国或国家联盟的所有各类可用资源来追求其根本的政治目的的艺术。时殷弘主张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大力优化中国外部环境中的大战略配备，以及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和战略形成体制，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根本的对外目的。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2003)也在大抵同样宽泛的意义上来研究中国的大战略。他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战略选择与大战略谋划，研究了中国外部崛起与内部发展的关系。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2005)则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大战略研究相结合，提出了建立在国家实力、国际制度和战略观念三个核心变量基础上的大战略研究框架。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安全研究没有实现充分的专业化。王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1999)、阎学通的《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2000)为安全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平台，但总体上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仍大多从双边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着眼，在安全研究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多是一些国别、地区研究专家。比如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金灿荣，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台湾问题专家黄嘉树等。相对而言，在安全研究的诸问题中，军备控制问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例如，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2001)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导弹防御问题进行了出色的研究。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

作为国际形势变化在国际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回应，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权力关系和军事实力的国际政治研究和侧重分析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的世界经济研究正在融合。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飞速发展。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欧美引入到中国，宋新宁与陈岳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1999)是国内第一部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分野，而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国际一体化、贸易、货币金融、投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入21世纪，樊勇明(2001)、彭澎(2001)、王正毅(2003)、朱文莉(2004)、李滨(2005)相继推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朱天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2006)则

讨论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与这些学者从政治学角度阐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张宇燕和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2008)试图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出发，运用经济学理论与工具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

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引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展开。国际经济关系还主要是经济学家的园地，政治学家在贸易、货币金融、投资等问题上的声音不多也不大。尽管如此，近年来围绕着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2000)运用世界体系论考察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思想历史进程。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2005)提出处理好业已存在的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间的相互依赖才是保障未来中国的石油安全的上策。许勤华(《新地缘政治：中亚能源与中国》，2007)则在新地缘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王勇(《中美经贸关系》，2007)则运用贸易政治理论深入剖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展现了两国市场、政府和社会集团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

三、中国政治学的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向

总体来看，中国的政治学在最近十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在政治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上，系统性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在引进和梳理西方理论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为解释经验问题而提供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仍然少见。其次，在方法论上，无论是传统方法还是科学方法的运用仍不够自觉与精致。比如，利用各国包括中国国内第一手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定期解密档案来增加资料和观点的可信性，运用统计方法对理论命题进行系统的检验，使用博弈论或其他数学工具来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等方面，仍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再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虽然在西方国家，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但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如何在不牺牲学术研究严密性的情况下增强其政策相关性，更缺乏现成的经验与范例。

鉴于这些学科上的差距，了解国外理论前沿，掌握国外学术热点，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提炼中国本土的问题与课题，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在被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主导近40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终于回归其“制度”本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并逐渐在全球其他地区迅速传播。新制度主义由若干流派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以及具体的政府制度安排。历史制度主义虽然认为宏观的制度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重要的，但是就同一性质的政策而言，在相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结构下却有不同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关键在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安排不同，是中间性的政党系统和利益集团结构充当着个体政治行为者和国家制度之间的中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产生于对美国国会立法行为的研究。虽然重视制度安排的作用，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是坚信行为者既有的偏好的力量，认为政治结果其实就是行为者策略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是可以计算的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借用了诸如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概念，用于阐释某一组织形式产生的过程。这样，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不仅用此研究国会的立法行为，还转向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形成和运转。

通过对博弈模型的运用，新制度主义有力地解释了国际制度形式的多样性问题。对国际制度形式的研究，使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经济“如何”起作用而不是“是否”起作用的问题上，从而丰富和推进了国际制度的研究议程。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制度研究最有前途和最为深远的方面，涉及为何制度采用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的问题。”制度主义者进而认为，根据不同的集体行动问题，国家可以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制度形式。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纲领下，十余位国际关系学者就联合建立了一个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工程”。国际制度研究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业已成为理论创新最为集中的研究领域之一。正如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三位学者共同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推理论述，并且借助博弈论的工具将这些论述发展成为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所推出的假设可以广泛用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经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号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理论的吸引力。

由于西方学者把新制度主义主要用来研究既定的制度结构下的中观或微观的制度安排，因此他们普遍地把新制度主义当作一种中观理论。对此，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制度的分层性意味着新制度主义可以用来研究国内政体和国际秩序这样的宏观问题，其次，中国学者所处的语境意味着我们不但要研究中观问题和微观议题，还必须面对很多宏观的重大议题。因此，在方法论上，新制度主义还具有宏观属性。

(二)转型与开放的政治学分析

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研究对象是其时代和社会的大转型。上个世纪的70—90年代，从南欧到南美，从东亚到东欧，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转型。这是比较政治研究千载难逢的课题。其中政治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转型成功而有的国家转型失败?西方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部分回答表现为民主转型理论和民主巩固理论。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欧、南欧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上。民主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民主化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威权政体的崩溃；向民主政体的转变；民主政体的巩固。因此关于民主转型的重大问题，大体说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旧体制对民主转型的影响问题；第二，民主转型的途径问题；第三，民主转型的策略与模式问题；第四，过渡政府的组建问题。对这四类问题，比较政治学家都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对于民主能否巩固的原因，有的西方学者从政体(总统制或议会制)角度讨论，更多的学者从公民文化(宽容、妥协精神等)加以探讨。

转型不仅仅表现为政治转型，而且表现为经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对社会变革的意义更为根本。由于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经济转型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集中关注和共同兴趣，形成了“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包括：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包

括在转型前业已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资源及制约条件)，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战略，经济转型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等等。

此外，今天的转型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转型研究也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带人政治学研究议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变得日益开放，国内政治由于这一进程愈发暴露在国际化的压力下。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者越来越关注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从而使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姻”。以要素国际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为基点，社会联盟理论为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路径。这一学理上的贡献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肯定。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在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生以来的学术进展时就曾指出：“他们提出了一个简约的一般性理论，将世界经济与国内利益集团和政策联系起来。他们的理论框架不要具体的背景知识，可以用于任何政治体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在不断扩大，从国际经济联系中获益的民众也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流，从而形成了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显著支持。当然，作为参与全球经济的代价，中国经济体系的开放也会对国内的某些社会集团造成损害。如何对其进行利益补偿将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社会联盟理论为我们分析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提供了一种侧重于政治面相的理论工具。

(三)社会科学一体化和政治学研究方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分割为很多细小的门类，大学事实上成为培养“工匠”的大工场。人类发展需要工匠，更需要“哲人”和思想家，而能够提供思想产品和政策产品的学者，则都是超越了工场式学习和教育。因此，20世纪，国际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强调通识教育，近年来中国也开始朝着通识教育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将本来一体化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重新勾连起来。这种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在对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比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转型问题的共同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经济学及其分析方法的迅猛发展就为政治学分析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例如博弈论的运用直接导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分析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宏观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崛起为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区域一体化等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当前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大致分为三类：定性历史案例研究、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这些方法仍然充满活力，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在政治学理论模型的构建上依然是最重要的工具。目前有些学者开始探索这些方法的变种，如基于施动者的模型构建和复杂性理论、内容分析、计算机编码事件数据、试验方法等。但这些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界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与传授。近30年来，经济学比政治学在中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关。中国的政治学今后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会永远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输入者”而非“输出者”。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陈 岳

解析中国经济国际战略论文 篇2：

河南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研究

摘要：河南省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方面，既有明显的区位交通优势、丰富的资源要素、强大的消费需求等有利因素，也同样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总需结构存在失衡等挑战。为打造国内外双循环的战略纽带，河南必须在流通要素、开放载体、内需潜能、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协同工作，达到真正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河南;国内国际双循环;研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布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要理论创新。河南作为我国人口和经济大省，更是必须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一思路的研究解析，并深入研究怎样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中为开放型经济“育新机”“开新局”，发挥区位、要素、消费等独特优势，在变革与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争做榜样，在服务于全国经济发展新格局中争当典型。构建以国内外大循环为基础、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为引领的新型经济发展格局，立足点就是要做好河南省自身的工作，紧扣国家“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方针计划，积极谋划富有河南省特点的追赶型经济社会发展路线，扬长避短、固强补弱，掌握省域经济发展战略主动性，为早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展现河南担当。

一、双循环内涵

一是双循环的主要宗旨，就是为了满足让广大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国内需求。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到高质量阶段，党和政府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借助于双循环战略，提高我国在全球分配中的地位，并建立与中国群众共同奋斗美好前途相匹配的社会价值分配系统，同时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能够为双循环战略托底。

二是双循环的重点是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足够的稳固。二者是链接双循环体系的重要纽带，要想解决中国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出现的阻断、延滞等实际问题就要借助于创新驱动、转型提升、带动内需等方式，从而保证我国能够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是双循环的战略实质上是国内外之间相互促进的循环。双循环坚持内需与外需同时抓，通过内循环支持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面对当前的逆全球化形势，只有建立平衡、稳定的国内供应链，保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链接，才能更好地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借助于两种资源，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二、河南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

（一）贯彻党中央决策的主动作为

促进我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经济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而做出的重要战略决定，也是打造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河南作为支撑国家中原腹地经济发展重要的经济省份，主动融入国家双循环的新发展布局，按照科学规划重新布置河南省发展新定位，既是进一步传达执行国家决策部署、借势借力谋求新一轮经济高质量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河南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战略地位的主动性，同样也是加速打造我国内陆开放新高地、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河南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发展新优势的内在要求

2020年，在面临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洪水冲击的情况下，河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取得了54997亿元的好成绩，体现了较强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潜力。但同兄弟省份相比，河南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繁重：大部分行业都尚处在价值链中低端、城乡发展差异、社会收入分配差异很大、城市消费潜能发掘不足、对外开放水平也亟需进一步提升。河南只有深入认识全新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新机遇，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双循环创新发展战略布局，积极促进企业加速形成发展的新优势，方能谱写中原大地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三、河南省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势机遇与挑战

（一）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优势

近年来，随着河南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全国经济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对于积极打造国家双循环新经济战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区位交通优势

河南身处中原腹地，作为枢纽的优势地位得天独厚。以省会郑州为中心的高铁交通圈实现了2小时内覆盖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6小时直达全国重要经济中心。而作为航空枢纽更是能2小时内覆盖全国接近90%的消费市场。而伴随中国“空陆网海”丝绸之路的高速推进，枢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渠道优越性将不断提高，成为我国中原对外开放战略高地，在连接国际大通道与衔接国内外大动脉的融合中，在拓展国外交易市场和深耕我国市场的结合中，河南能够充分发挥“循环泵”的功能。

2.要素资源优势

河南省人口与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7%和5.33%，市场发展水平在全国排到第五位，拥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主創新发展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大数据综合实验区、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室等国家级产业发展综合载体，LYC高速轴承、盾构机等全球一流的技术成果，“河南制造”已应用于神州、蛟龙、高速铁路、航空母舰、港珠澳桥梁等强国重器，劳务、技术创新、产业载体等资源要素优越性明显。新的基建和其他省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抓准、抓住，很快就能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筑牢根本、为新型经济建设插上双翼。再加上中部区域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经济战略政策的叠加效果，河南将能够争取到国家政府更多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

3.消费需求优势

河南省是内需主导型经济典型省份，省内1亿人口：其中劳动力年龄人口占到65%，中等收入人群占到20%、市场经济主体占0.76%。每年有150多万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而新型城镇化也处在加快转型的阶段。乡村振兴战略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农业基础设施的逐步配套、对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弱项的逐步弥补，都会产生空前的内需，这就是河南省吸引高端要素聚集的关键基础。

（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劣势

当前，安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十四五”时期，安徽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面临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产业结构不合理

河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发达省份的差异比较突出，既存在着许多深层次调控矛盾，也拥有很大的调节优化工作空间。河南省工业化发展虽然已经如日中天，但在工业化进程中仍处于中后期阶段，且全省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并不处在同一层次。第三产业的尽管发展比例大幅上升，但仍然是以传统服务性行业，如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为主要支柱，信息软件业、技术服务等为主的新兴服务行业则占比过少，改善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将是一项长期性任务。

2.总需结构失衡

在内需方面，2020年上半年，河南省消费总额接近一万亿，同比减少了接近11%，零售以及餐饮业收入出现大幅度下滑，跌幅依次为7.2%和15.1%，投资领域、重点领域和三大产业投资全部呈现出增长状态，省内新开工项目实现了投资增速39.2%，在投资的作用下，我省经济恢复效果明显。在外需方面，2020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呈现二位数的上升趋势。尽管国内消费受疫情影响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投资和外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四、河南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着力之策

构筑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大考验。河南省需要在自身调节和改革探索的基础之上，改进区域宏观调控的中长期方针，确保经济稳增长和抗风险能力的持续平稳。

这就需要我们应该正视危机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在双循环过程中于我有益的资源优势，扬长补短，既深入推进扩大内需策略，又推进供给侧结构化改革，在供求协同用力下，促进社会形成以需要带动供应、以供应带来需要的更深层次动态均衡，从而实现社会更优质、更高效、更为平等、持续安全的发展。

（一）突出流通要素，畅通双循环通道

国际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贯通与协调有利于双循环的形成和有效供应，经济发展的稳步前进更是需要国际与国内实现动态的循环。我们要以提高市场流通效率为目标，完善产品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软硬件条件。

一是着力营造资源自由有序流转的良好体制环境，积极推进土地、资金、劳务、科技、大数据等重要资源要素市场化分配改革，切实突破阻碍统一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源要素自由流转的体制机制性因素。

二是形成便利通达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构建以空陆双港为中心的郑州国际交通运输大门综合枢纽，积极协调国家部门与地方物流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全面升级城市综合物流通道，建立上下联通、安全快捷的综合运输网络。

三是培养现代商业的流通主体，积极争取国外主要物流集成商在河南省内建立区域分拨中心和营销基地，培养一批全国性的物流公司。通过建设“2+18”综合物流枢纽布局系统，重点发展公转铁、多式联运、仓配一体等，为制造业集群和经济贸易活动者提供全链运输服务，共同发展绿色低碳智能物流，构建专业的便捷运输服务网络体系。

（二）打造开放载体，增强双循环韧性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只有充分利用好国内与国外的二个市场与资源，才能达成经济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势头。但现阶段国际化的资源配置仍是世界主流，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是各国间分工合作、互惠共赢的状态。河南省作为非沿海的内陆省份，正在借助对外开放实现了加速振兴，因此必须适应国家扩大开放新局面，以更高层次的开放争取更大主动。加速构建开放强省，实现更加全面的开放，提升河南市场面向全世界的吸引力度。

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中性竞争原则为指导方针，寻求市场化要素改革。健全生产便捷化、户籍制度、项目投融资体制、土地要素管理等体制机制，推进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标准的对外贸易融资自由便捷化，推动人机料法环等要素与河南省融入协调，吸纳更多优质的外商投资企业进驻河南省。

第二，积极为我国开放战略提供配套服務。利用好中国国际消费品展览会、中国国际产品进口展览会、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室等平台载体，通过双向国际投资与交易等活动，吸引全球的先进优秀资源，并引导企业加大了与丝路沿线各国间的经贸交往与生产技术协作，开拓沿线国家新兴消费市场。

第三，建立持续稳定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法治行政和信用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市场的准入负面清单和准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边贸易融资规则，进一步推进市场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最大程度上缩短审批程序、时限和费用。同时，要完善和提高政府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以保障社会各种市场主体公平参加投资、公平竞争。

（三）扩大内需潜能，深挖双循环潜力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重点，在于让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要素对国内市场有更强的依赖性。

首先，培养完善的内需体系。居民消费的核心问题是有消费能力和支出能力，因此需要把稳就业视为关键，通过积极拓宽就业方式，促进就业收入的稳步增加，积极拓宽市民投资理财服务途径，积极增加城市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养成有收入、敢消费的良性消费循环。通过扩大高端化、个性化、订制化、多功能化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市场，以新供给带动新型消费活动，并促进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新型的消费模式和产业体系，以河南创新、河南品质、河南名牌激活潜在的消费活力，从而形成供需平衡、产销一体化的生态闭环体系和新型消费系统。

其次，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发动更多力量关心经济困难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当前保持政府全部财政75%、新增财政80%用于改善民生水平的情况下，逐步完善以税费、社会保险、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试验，进一步完善利用劳务、资金、土地、数据、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的获取报酬的制度。并合理调整城市和农村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最后，逐步升级消费需求结构，努力填平消费需求的空缺。着力引进大型商超综合体和文娱项目，以提升城市高质量、全方位、差异化、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供应能力，以进一步满足市民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打造中原区域消费中心。依托5G、工业互联、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等的发展趋势，不断丰富新型居民消费、潮流消费、网络信息消费等新型居民消费领域的消费形式与服务场景。

（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双循环效率

技术创新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的“脱钩”政策造成的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的巨大风险，为了不受制于其他国家，我国必须把发展的话语权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里。

首先，建强产业链。聚焦最具备市场优势的产业链，通过重点建设更强劲的日用农产品消费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优势产业供应链、最具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供应链，包括5G、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产业供应链，争取迈入强势、智能、安全的产业链，力争在细分领域培育专精特新“隐形冠军”。

其次，填补产业链。协调好河南省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的产业合作，借助于创新协调的互通体系，在填补企业短板方面贡献力量，加强产业发展的韧度。另一方面，积极培植壮大新兴产业，推进黄河鲲鹏生态体系建设工程，主动承接发达区域工业转移，积极培植一批千亿级的新兴产业链。

最后，拉长产业链。促使行业内龙头部位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改造升级，逐步转型为行业的“链主”。依靠“链主”拉动配套企业、产品开发和服务机构聚集，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产品附加值、业务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我省传统产业提质转型，加快新型信息、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全方位加快产业集聚区“二次创新”，促使省内传统产业迎接第二春。

五、结束语

河南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省份，迎来的将是倒逼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创新能力、推动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发展品质和效率的新机遇。而河南省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发展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的新型战略格局，在积极构筑双循环的新发展布局背景下，河南将迎来着物流交通实力增强和营商环境提升等新發展机会。本文提出的对策在畅通河南贸易“微循环”，夯实河南双循环基础，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方面具有相对明确的应用价值，有助于为河南如何更好构建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0.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20 （08）： 4-23.

[3]黄强.准确把握“双循环”的深刻内涵推动河南在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N].河南日报，2020-09-18 （10）.

河南省社科联项目 项目编号：SKL-2021-2724

作者简介：钱媛媛（1986，12—），汉族，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经济学。

作者：钱媛媛

解析中国经济国际战略论文 篇3：

提高中国外交的议程设置能力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格局

毋庸置疑，在西方的整体性衰落和全球问题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基本面貌的关键要素。[1]考克斯（Michael Cox）在2012年曾明确指出：“21世纪早期的一个新事实在于，我们熟知的西方正在快速地失去其领导权（pre-eminence）而被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所替代。这一新体系或者被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构成的所谓‘金砖’国家—‘其他方’（the ‘rest’），或者被更流行的宽泛定义的地理实体即众所周知的亚洲所塑造。”[2]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众多西方战略学家和学术精英在新世纪以来愈发关注中国成长对于世界的长远影响。尽管主流意见仍然倾向于认为这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何种外部性仍不确定，但各方对中国崛起正在和继续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整体格局、大国关系演变的基本形态和地区秩序重构的总体趋势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无异议。布热津斯基正是出于对中国崛起全面挑战美国霸权的忧虑，提出了构建“大西方”制衡中国的方案。他在2011年3月为其著作《战略远见》撰写的导言中明确指出，“只有一个生机勃勃、具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才能与即将统一的欧洲共同促成一个更大和更有生命力的西方，使西方能够成为崛起中且日益自信的东方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否则，地缘政治上陷入分裂、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就可能陷入一种历史性衰败，令人回想起19世纪中国令人耻辱的无能局面”。[3]布氏倡议的“大西方”或者说统一的欧洲的核心方略是要西方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谨慎，平等地拥抱土耳其并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对接。在他看来，扩大的西方可以帮助欧亚大陆在演变过程中保持稳定，并使西方重现历史辉煌。布热津斯基此后在《外交事务》的简化版文章中重复了这一基调。[4]乌克兰危机后，包括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头面人物之所以多次批评奥马巴政府因应乌克兰危机的强硬对俄政策，正是认为遏制美国未来的唯一对手中国应该是美的绝对优先目标，为此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十分必要。

与西方事关中国的叙述变迁相对应，在连续30多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很大程度上也从是否及如何崛起的思辨转换到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上来。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强调，中国的发展已经深深植根于国际权力转移进程下正在形成的新国际秩序之中。中国的未来必将以中国加入新的国际体系所定义，而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由这一进程所定义。[5]显然，深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因自身规模的日益庞大而具备了愈发强大的外部性，这注定了中国必然逐渐位移到全球的关注焦点。而且，中国在成为全球大国的进程中显然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更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对这一新角色的承认，更希望东方文化的复兴。

另外，与这种中国“深入世界”的渴望相比，中国崛起还伴生了外部世界对中国不断增加的排斥和畏惧。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类型，也不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深度卷入世界进程中所带来的超强外溢效应。[6]换言之，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和历史上诸多资本主义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问题几无二致，都要解决诸如产能过剩等难题。但冷战终结后的全球化时代也决定了崛起于新时期的中国不可能再像资本主义列强曾经在19～20世纪大行其道的那样，通过战争等手段来实现国际秩序与权力分配格局之间的匹配。这样一来，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增长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就演变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增长过快而引发的围绕资源、市场和权力重新配置的争夺及其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知觉错误的不断固化。尽管约翰· 伊肯伯里等人认为中国并不注定要利用自身增长的权力挑战和寻求推翻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7]但更主流的意见似乎倾向于主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体现为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抗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和美国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竞争。[8]在这种观察中，一个体现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可能回归的对权力和优势予以争夺的“卡尔时刻”似乎正在隐隐约约地浮现，而中国对蔓延至全球的自我利益的维护，无疑在不断考验着外部世界的耐压能力。
世界的主要矛盾会是中国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之争吗

由此，一个借鉴了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颠倒的“冲击--反应”意象日益成为西方世界看待中国全球角色演化的新分析框架。[9]此时，中国取代了当初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具有主动性、进攻性，而传统的西方国家则在被动地因应中国崛起的激烈冲击。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被认知的角色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的内政外交的调整，正在催生并将继续促成国际学界的“中国转向”。相较于俄罗斯问题从主要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视阈中的缓慢退场，中国问题研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这也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会运用源自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对中国的崛起作出“霸权之后”的最优应对，从而尽可能延长美利坚世界秩序的生命周期。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处于最好的时代，但又处于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持续作用催生了与冷战期间不同的发展逻辑：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剧场的消费开始逐渐让位于以生产、交换、消费循环为中心、合作为主的地缘经济的良性竞争。正是由于世界和地区市场的力量开始超越国界，中国在自身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受惠于深度嵌入到全球交换体系的国际合作机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迪· 沃尔兹所预言的大国制衡并未在短期内实现，但美国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单极秩序，国际体系迄今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相较于17～18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欧洲在第19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秩序和上个世纪的冷战两极以及与后冷战初期的西方主导，新世界的失序本质上极有可能体现为一种来源多元的复合型矛盾结构：主张超国家的全球治理和捍卫国家主权理念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角力;前所未有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对国家边界的消解和以国家边界为外延的民族主义复兴和国家的回归;更强调合作共赢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和更崇尚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理念的复苏。凡此种种，都注定了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不仅充满了复杂性，也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世界失序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中国外交的议程设置能力

这样一来，中国崛起给国际体系既有格局造成的压力诱发一些国家的负面认知并采取防范和疏远中国措施的反弹，在国际新秩序构建的初期阶段必将是这种中国定义未来国际体系的自然产物。此时，如果中国忽略了整个国际体系同时在定义中国未来的一面，可能就会难以规避不必要的危机和冲突。当下中国在东海、南海与诸多邻国的领土纷争、在国际金融机制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歧等都表明，即便中国不愿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和竞争，美国等大国也会迫使中国卷入此类冲突，从而增加中国成长的成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应对“崛起困境”。根据19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洞见，“国家在面对体系力量对比变化时的战略反应不完全由体系层次的压力所决定，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如何传导这种压力”。[10]换言之，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并不会一成不变，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和力量对比一定会制约其执政精英的对华政策取向。由此，防范、围堵、遏制就不必然是其战略选项。因应特殊时期的复杂环境，作出既能服务于中国成长的内部需要又能避免外部世界出于防范风险的共同需要而过度制衡中国的议程设置就成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就这一点而言。历史的大国崛起之路已经提供了殷鉴：崛起大国的财富累积从来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相反，是否具有对外部世界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理性的战略选择和合理的议程设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否真正登顶以及为此耗费的机会成本。更关键的是，维系安全共同体、促进共享的价值体系及促成稳定的国际秩序历来被视为大国的真正成功的关键标志。[11]而这三项指标的达成都离不开具体的外交方略设计与运作。实证研究也表明，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困境与挑战是常在现象。在相似的有利环境下，错误的议程设置会使其至少错失良机，甚至导致国家脆弱、衰败和一蹶不振，而正确的议程设置容易让它顺利发展、兴盛。这意味着，衡量中国外交成果的核心指标在当下和今后越来越取决于它的议程设置能力，这也是外部世界观察中国崛起效应的重要准绳。

当前，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叙事结构。基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之间客观存在着广泛“利益汇合点”的现实， 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渐演化为成长中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思想之一，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亚投行等具体机制向外部世界投射。在新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不再仅仅通过“和平意愿”的表达来试图获得外部世界的信任，而是在摒弃革命主义世界秩序观念后，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所获得的发展的正能量聚合起来，并将其反馈给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双向流动的发展循环。由此，中国的对外政策既走出了建国头三十年往往更多是以意识形态为透镜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非理性的路径，也走出了改革开放头三十年更多“搭便车”的思维定式， 开始真正构建一种更为健康的国际义利观，将和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12]

问题在于，中国外交不仅仅需要宏大的哲学式的话语构建，更需要扎扎实实的议程设置能力。这种彰显一国是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濡化能力已经成为检验一个大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崛起为中国更多介入国际议程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但它不会自动转化为议程设置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过于快速的成长导致了其议程设置能力与这一前所未有的进程无法实现无缝对接式的匹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了。中国似乎在国际上遇到了越多越多的不信任。这就产生了一对矛盾：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能力，尤其是议程设置能力与国力的增长之间的张力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多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及未来的国际与地区角色抱有深深疑虑。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国成长之于世界的影响及其投射于外部世界的反弹力同步正向增长。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空间。

当下，中国外交面临的制约议程设置能力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身份构建的两难。一般认为，国家具有两种基本身份。一种就是国家本质上固有的、使国家成为国家而独立于国际体系的内在身份。国家行为体只有一个这样的身份，这就是国家的个体身份;另一种则是形成于国家间互动之中，也就是内生于国际体系之中的、由国家间合作进程及其衍生的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社会身份。一个国家可以具有多种社会身份。[13]国家身份不仅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而且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14]由于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内在地具有双重特性和双重功能，它既要求共同体成员内向地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在相同地理环境、相近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下界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又要求共同体成员外向地识别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界定谁不属于本共同体。这样一来，一个有意义的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的存在就成为了必要条件。[15]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遵循着类似体现出个体与集体、国内与国际双重维度的身份鉴定路径。就国内维度而言，国家身份直接关乎到国民归属感和社会的凝聚力这一基础性国家能力，是国家治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关键来源。从国际维度看，国家身份的界定则直接关系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和接受程度，进而成为衡量中国是否全面崛起的重要标尺。

中国当前在国际格局中的国家身份可以简述为坚持社会主义、迅速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开放性、发展中的负责任大国。就对内而言，中国的制度特性、政治、经济等发展形态等属性在这一表述中都很清晰。问题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国家身份中的个别界定并没有充分的承认，中国外交的对外经济维度也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解。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足够的国内理由认定自身为发展中国家，比如人均GDP的国际排名，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失衡，城市化等现代化指数的偏低等。不可否认，中国曾经是发展中国家中的重要成员，与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构建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了冷战期间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相对最为灵活的角色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三世界也在较长时间内高度认可中国的这一角色。但在中国的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后，仍然一成不变地使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似乎已不再具备过往的正当性。在国内，民众可能难以理解，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前述欠发达状态的中国何以在国际援助上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在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类似发达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期待中国予以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发展支持。在此意义上，调整“发展中大国”话语的迫切性正在突出。在对内对外两个向度，中国均宜宣示，当前的中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基于处于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的过渡性，属于一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developed developing country），未来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才会过渡到发展中的发达国家（developing developed country）;中国将基于这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承担起与传统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换言之，国内发展仍是中国的核心目标，但中国发展的红利一定会与世界共享，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大的助力。

第二，大国心态的理性调整。国家和民族心态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从“天朝大国”沦为任由西方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急剧变化带来的羞辱感促使了中国过去100多年的主要命题就是奋发图强。最初，中国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器物。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催生了学习西方思想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从此进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强大精神武器，也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的建设性日益增加，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更加成熟自信。但不可否认，中国在21世纪到来前仍然饱受历史包袱的沉重负担，这进而影响到中国处理某些国际事务时的受难者心态的潜流涌动。在最近十几年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在尚未消解历史记忆所传导的“强烈自卑下的非理性自尊心态”[16]的情况下又快速建构起“自信心过于膨胀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上的混合状态经常导致我们使用危险话语夸大外部的威胁，也容易低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在心理和实践层面上的复杂性，甚至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倾向。
中国外交不仅仅需要宏大的哲学式的话语构建，更需要扎扎实实的议程设置能力（图：slate.com）

比如在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该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华政策的评估方面，“遏制论”的声音正在不断增强。在这一问题上，笔者高度认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栋博士的观点，即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对华战略普遍采取的是混合了从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工具和策略组合的对冲战略。这种对冲战略旨在减少或使风险最小化，维持或扩大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17]简而言之，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外部国家选择“对冲”战略作为减少风险，扩大战略空间的保险策略。尽管它们通过防范、牵制等战略手段反向操作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但是其重点仍然放在期望通过接触与合作获得“利多”结果，也即偏好与一个和平、合作而不是富有进攻性的中国进行互动。显然，中国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对冲战略简单化地视为遏制或围堵政策的卷土重来。如果不能将对冲与遏制从概念和政策行为上区分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就有可能被夸大，进而导致中国的对策选项中出现更多的强硬对抗行为。而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他者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判，从而使中国与外部世界陷入敌意的相互螺旋上升，实际上加深了中国的安全困境。在笔者看来，正是大国身份两难的张力导致了自信大国心态的阶段性不足，使得 “阴谋论”时不时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沉渣泛起。这种思维在实际部门、学术界和普罗大众中的广泛传播，严重削弱了中国进行理性战略思考和辩论的能力，使得个别情况下的外交方略稍显情绪化和民粹化，最终增加了中国崛起的机会成本。
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敌意使得中国的某些外交战略显得情绪化和民粹化

另一种极端情况则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思维对国际体系之于中国的塑造作用关注不够，而更多仍是从国内政治的需求出发。这种不对称性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中国外交话语的内政化，而未能充分观照合作方的关切的基础上将双方共同利益整合到一起。这样一来，中国外交似乎过于强调了以我为主，而对他者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产生了较易出现的知觉错误，不仅容易出现外交话语独白多于对话的情况，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导致战略规划失误。比如，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但很多国家，尤其是民族产业发展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高度忧虑中国借此大量输入商品，对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如果一味急切的推动，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

第三，知识系统的匹配难题。中国在最近十几年以令世界瞩目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但带来的一大挑战是中国的国际知识储备和积累与这种快速成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短期内难以弥合。由此，中国外交在一些情况下还在延续使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验处理后三十年的新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在推进国际议程设置时较为容易出现因在地知识不足导致的偏差和失误。中国高层近年来对新型智库的建设投注大量心血，正是对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应对。

结语

毫无疑问，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以及中国利益在全球层次上的快速扩展，要求中国出现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但中国过去的区域国别研究多为针对主要大国设定的，其关注重点也是在外交和战略层次，对它们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远不够精细和深入。中国资深的国际关系研究专家资中筠先生曾经批评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策解释型研究范式至今仍远未被克服，即“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材料在先，撰文诠释在后，谈不到独立思考”。[18]日本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格，而是出于特定功利与现实目的的政治活动。[19]可资观照的是，美国霸权的支撑因素就包括了基于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提供的全球视野。“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和‘东方主义’的偏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20]

中国外交现在不缺形而上的宏大概念和理论，但形而下的实证研究却严重不足。据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全国已经成立了超过500家与之相关的新机构或重组机构。但严格意义来说，中国在这方面训练有素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与西方大国相比仍有明显不足，也导致我们在风险评估、危机管理、情境推衍等方面的供给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作为倡导国，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投入还是制度性产品的提供都具相当规模。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足够扎实的在地知识基础之上。因此，做“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和设计要特别注意克服功利性需求的诱惑，要避免一哄而上的表面繁荣，要摒弃急于求成的急躁心态。如果继续遵循既有的粗放型研究 路径，我们将很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合理的、全面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学习和借鉴主要大国的成功经验。在为中国成长做知识上的准备时，做到前瞻性、在地性、客观性的有机统一。

如果把建国以来的外交按照其思维模式和心态来划分的话，毛泽东时代奉行的是“围棋思维”，富有很强的大局观，纵横捭阖;邓小平时代采用的是“桥牌思维”，精打细算，一个都不能少，也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此后的中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进入了一种“麻将思维”，盯着上家，看着下家，防着对家，奉行的是不管自己胡不胡，重点是别人不胡的逻辑。当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中国开始在外交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作为，但整体思路上是解构大于建构，“破”有余而“立”不足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有鉴于此，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必须借助于坚实的知识准备，建立起健康的大国心态，基于理性的国际角色的设定赢得外部世界的承认和国内民众的认同。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能与中国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体系转型形成联动，支撑起中国的崛起大业。一言以蔽之，中国外交亟待适应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以西方世界的国际议程倒逼中国的国内议程，以中国的国内议程反弹西方的国际议程，最终形成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包容、良性互动、和平演进（peaceful co-evolution）的新国际结构。这考验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智慧与耐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成果。

[1] R. H. Wade， “Emerging world order？ From multipolarity to multilateralism in the G20，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Politics & Society， 2011， Vol.39， No.3， p.349.

[2] Michael Cox， “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 Vol. 26， Issue 4， p.369.

[3]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4]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

[5] 这一相互定义的表达初见于著名学者型图书人刘苏里与世界观察研究院于向东先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的对话中。参见《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刘苏里对话于向东》，高全喜主编：《大观》，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这一观察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角色的假设后来被以《大观》为载体的青年学术共同体成员予以论证和推广。可参阅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王利：《“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凤凰读书·新民说年度沙龙——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第一场：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从“第三世界”到“第三个世界”，2014年1月12日。

[6] 有关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及其影响的精彩阐述参见于向东、施展：《民族主义与超大规模国家的视野——世界格局视野下的中国外交之三》，《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7]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0～304页。

[8] 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早在2007年7月即首先指出新兴资本主义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成为“新对立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参见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国际关系进入新对立时代及俄罗斯的对策》，《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描绘了威权资本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情境（参见Robert Kagan， “Illiberal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2， 2008）后，这一话语很快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热议。（John Lee， “Western V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The Diplomat， June 18， 2009. http：//thediplomat.com/2009/06/western-vs-authoritarian-capitalism/）

[9] 近年来有关中国外交进攻性及中国是否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甚至是战略焦虑。

[10]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1] 巴瑞·布赞：《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这是作者在其200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文版前言的基础上重新修改而成的论文。作者名现在通译为巴里·布赞。

[12] 杨成：《构建中国-中亚“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东方早报》2013年9月12日。

[13] 李慧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14] 门洪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6日。

[15]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

[16] 钱皓：《龙文化、大国心态、中美关系——对中国“受害者心理”的历史与理论考释》，《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

[17] 2013年7月1-2日，笔者参加德国著名智库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和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主办、主题为“Territorial Issues in Asia： Drivers， Instruments， Ways Forward”的第七届亚洲安全问题柏林会议期间与王栋博士就此问题的求教。

[18]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9] 李永晶：《告别“对日工作式”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31日。

[20]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

作者：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