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组织（精选十篇）
公民社会组织 篇1
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特征,作用
一、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公民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常见的称谓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第三部门等。其实体组织形式有:社会俱乐部、环境组织、人权组织、体育俱乐部等。从理论上可以将各种组织或团体分为三类:一、宗教信仰组织。包括:教会、宗教集会、寺院和其他的宗教信仰组织。二、服务领域的组织, 如教育、卫生保健等。三、合作、互助和自助型团体。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概念的演变, 公民社会在实体组织上的特点也不断发生变化, 虽然这些组织形式侧重点不同, 但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有五个显著特点:自治性、非赢利性、组织性、向善性、自愿性。
二、公民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
在国外, 政府经常鼓励非政府组织或团体如非赢利部门、第三部门、志愿性部门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在我国, 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信息化的今天, 公民社会组织利用网络宣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都在一定范围内, 扩展了政府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自由而有影响力的公民需要一个好政府, 而一个好政府也需要所有优良公民有责任的参与, 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积极的意义。
1、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
公民借助于公民社会组织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公民社会组织开辟了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人们需要一个空间, 使他们能集思广益和提出意见。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认为, 交际有助于改善自己和提高自己;在交际中, 人虽然没有改扮换装, 但却自然而然地会跟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若判两人。这使得公民在公民社会组织中培养了合作和团结的习惯, 并将其逐渐内化为公民的情感、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 进而形成公民文化。大豫公益“第8 节课”是由腾讯大豫网推出的一项长期关注河南农村学童的公益活动, 主要围绕助学、素质和心理教育进行援助, 通过物质援助、短期素质课程等形式, 帮助河南农村学童健康成长。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常婧老师是“第8 节课”的志愿者, 她参加完开封党店小学志愿活动回来谈到:“我们国家从1989 年开始实施‘春蕾计划’, 帮助贫苦失学女童重返校园, 那双水灵灵渴望知识的大眼睛至今记忆犹新, 这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为人师为人母有个美好的愿望就是能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志愿活动中, 公民的感情和思想得到了更新, 心胸开阔起来, “个人可以有效而富有意义地把自己与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这些社团帮助他避免成为与政治影响隔绝的村民, 或者成为受大批政治机构以及政府摆布和调动的孤独无力者这样的困境。”这是阿尔门蒙通过考察包括意大利在内的5 个国家的公民调查显示的结果。《公民文化》这项调查证实, 参与公民组织的成员在政治上更成熟, 更有社会信任感, 有更强的公民行为能力。
2、沟通政府和公民的之间的桥梁
公民社会两头分别连接着国家与公民, 是两者进行信息交流和传输的传送带,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活跃而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门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利于政府的运作。大量的公民组织组成的密集网络畅通了“利益表达”。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某个观点由社团来表达时, 这个观点就应该采取更清晰、更准确的形式。它的成功要依靠它的支持者以及他们的参与;这些支持者逐渐互相认识, 一些人的热情上升。一个社团统一了各种头脑的能量, 并有力地使这些能量直指一个清楚确定了的目标。”通过识别、集中和转达政治要求, 使其脱离蛰伏状态而进入民主的流通过程。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了一种约束, 缓解了作为一个统一机构的国家与作为原子化个人集合体的公民之间的基本矛盾。是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的问题, 客观上弥补了政府的缺陷。
3、民主化的新希望
民主化的论题由来已久。早在17、18 世纪英国革命、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期就吹起了民主化浪潮的号角。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国家, 非民主化的政治现实表明原创于西方的民主虽具有普适性, 但却难以冲破各个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的执拗。这时公民社会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因为公民社会不仅提供一种民主的渠道而且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如以生态问题、妇女问题和种族问题等, 有些学者发现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庞大的政府组织更灵活更有效, 把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维护。民主化需要公民依靠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 在宣传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4、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环境保护、社会服务、文化及娱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 公民社会组织成立公益医院, 协助政府建立健全重大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护体系。在教育上, 公民社会组织在办学形式上比较灵活, 管理模式充满活力, 在建立新的教育投资体制, 培育非政府教育投资主体, 扩大教育消费等方面也起到积极作用。同时, 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上也独具特色, 促进了很多人的就业。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 从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和中东22 个国家非营利部门在范围、规模、结构和资金等方面的比较中得出结论:公民社会组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即使排除了宗教团体, 22 个国家的非赢利部门拥有一个1.1 万亿美元的产业, 它雇佣了相当于近1900万个的全职工作人员。
5、使世界变得和平
公民社会组织在整体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公民社会的存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消除了人们之间的误解, 缓和了矛盾, 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也因此使世界变得和平。19 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在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 对美国社团组织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 这种独立的志愿性的社团, 是美国民主的自由学校, 也是其得以健康运作的动力之源。Garet Bell特别关注公民社会里的志愿组织, 认为这是全球化结构下应该越来越引起人们注意的不同寻常的力量, 并把它称为“为了公共利益的私人行为”。这股公民力量正在成长为使我们这个星球免于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灾难的必要的因素, 世界也变得安全、自由、平静。
参考文献
[1]李函霄.西方公民社会浅谈[J].科学时代期刊, 2007.
[2]秦树理, 主编.国外公民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9.
公民社会组织 篇2
作为公民社会最活跃的代表，公民社会组织(CSO)或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相比较而言，既有至关重要的优越性，也有着致命的缺陷。
这些优缺点可以大略分为“合法性”与“效力”两大类。后者意指灵活性、“草根”经历和流动性，而前者则包括大众的信任、责任与代表性。
自由与灵活
我们知道，自由往往与创造性息息相关。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机关更少受规则、传统、利益及程序的束缚，因此，它们更容易致力于社会风险投资、难以测度前景的事业和充满相当风险的工程。如果有必要，它们可以比那些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更长时间地抵制公共舆论的压力，毕竟政府官员要更多地受到选区和选民的影响。在寻求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调解相关事务的处理等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及其机构更富创造性。许多自由产生于下面的事实，那就是，多数非政府组织-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是单向度(即目的)的组织，它们能够更有效地集中它们的资源来达至它们的目标，而不需更多的妥协和折衷。而一个试图获得选举成功的政治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折衷和调停，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中寻求平衡。
信任与合法性
由于经常倡导或推动一些大众认为有价值的`议题-正如“透明国际”(TI)所做的那样-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口碑也甚佳。多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不受商业利益与政府影响的束缚，这种独立使它在不妥协的道德与职业权威方面拥有较高的起点。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话题-从违反人权到环境污染-公众可能更期待从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或商业法人那儿获得公正的信息，因为后两者所关注的除了“事实”以外可能还有其它东西。在指导和监督方面，非政府组织组织由于职业和道德上的权威也较有优势。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信任是多么的脆弱和敏感。赢得一个好名声需要非政府组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而只需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使其功亏于篑。
“草根”经历
对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言，拥有“草根经历”的非政府组织是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不可多得的合作者。由于双方都信任它，因此它可以在地方社区和投资方之间修筑一些必要的沟通渠道。另外，非政府组织还可以提供一个发展和辅助的机制，它对事情的进展情况起着良好的反馈作用。拥有地方根基的公民社会组织甚至可以动员那些对发展方案原本无用的本土资源。
流动与快捷
凭借便利的信息渠道，以及高速贮存、管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公民社会组织已经获得了显而易见的、动员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实际上，信息技术与公民社会组织网络沟通的水平方式之间已经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事实社区”(virtualcommunity)出现了，它跨越了地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围绕着利益与关系而产生。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无论有多遥远-都可以迅速地就他们所关注的话题展开商谈。公民社会组织要想确立公民社会在全球(和地方)公共政治领域中地位，流动与快捷是重要的资源。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利于加强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强势也可以转变成为非政府组织的弱势。一方面，自由、流动与快捷可以使它们的日常生活的运作日益简洁、高效，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引发了关于责任、使命、选民、义务和支持等合法性问题。代表：神话与误解使命(mandate)与义务是所有善治(goodgovernance)的奠基之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致力于公共政治决策的公民团体，
公民社会组织 篇3
关键词：民间组织；公民社会；道德整合
中图分类号：Ｂ82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88－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那就是被一些西方学者惊呼为“全球结社革命”的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其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正如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莱斯特·Ｍ·萨拉蒙所言：“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个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① “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于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②
从伦理的视角看，民间组织对世界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对社会所具有的道德整合作用。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寻找到有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其实际成效的新途径和新措施。
一、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的基础和依据：公民社会
民间组织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称谓，在国际社会它往往被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第三域”、“志愿组织”等。根据国家民政部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美国有约150万个，德国、英国各有约50万个，法国也有约40万个。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例如，巴西、印度都在10万个以上，巴基斯坦、埃及、孟加拉、菲律宾等也有2—3万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有4—5万个。在我国，目前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有32万个，并且每年还以2万个左右的速度递增。
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公民社会是其社会基础。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同样需要从公民社会及其理论中寻求依据。因而，首先有必要对公民社会及其理论作一个简要探讨。
在西方，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是一个渊源久远而其内涵又不断变化的概念，其英文为“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18世纪以前，人们在古典主义意义上使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它的本意是文明社会，是相对于自然状态和原始部落生活而言的。18世纪以后，公民社会才逐渐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它与政治的、公共的社会领域即政治国家相对应。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民社会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③。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则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含义。在西塞罗看来，公民社会是一种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有着自己的都市文化、工商业生活等；同时，公民社会是一个道德的集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用道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了起来。此后，黑格尔又较完整地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社会的概念，但它存在着很大缺陷，马克思对此予以了批判和超越，科学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的本质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公民社会中，人们从事的最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除此之外，人们还有内在的交往的需要，这种交往可以通过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实现，也可以在自愿性结社中获得，于是大众传媒、社团、组织的作用得以显现。人们通过社团的活动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20世纪以来，公民社会理论仍然是社会政治思想家的关注点之一。例如当代美国学者柯亨、阿拉托等人提出用“国家—公民社会—经济”三分法理论代替“国家—公民社会”二分法理论。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来，认为公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同时，柯亨、阿拉托认为，非正式性团体和自愿性的社团以及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构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活动的目的在于进行规模性的整合和开放的交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现代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子系统，并把公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社会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即公民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将文化价值加以制度化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社会子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社团或协会，它通过这些社团或协会来完成社会整合任务，并强调，社会子系统所执行的整合功能已成为整个社会体系得以均衡发展的关键。
上述政治思想家对公民社会及其理论的研究，充分强调了公民社会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同时，从他们的研究中还发现，公民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道德的引导和支持，公民社会反映了公民社会与国家富有理性的道德关系。而且，贯通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文化要素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也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条件。因此，公民社会本身蕴含着鲜明的道德性。可以说，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相对独立的具有一系列社会价值和原则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民间组织。因而，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公民社会是民间组织的社会基础，是民间组织活动的道德场域，并为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提供基础和依据。
二、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的外在显现
道德整合主要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取向等加以整合而使社会成员达到对某种统一道德的普遍共识，以形成新的、开放的、统一的道德，并使这种道德不断更新、发展与进步，从而实现对善美的、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追求。
民间组织是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鲜明特征的社会组织，其道德整合功能可以界定为：它是指民间组织以服务社会为目标，以志愿精神为动力，通过在社会公益事业、行业组织、弱势群体、民主政治、社会资本、生态环境等方面实施规范、约束、教化、救助、引导、保护、倡导、激励、惩戒等方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成员道德意识、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的整合，从而实现美好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过程。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道德整合功能是民间组织道德属性的功能表现，是民间组织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这项功能的发挥，可以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扩大社会公益供给。传统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中，一直存在着“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定式，即强调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的作用，比较忽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是，一方面，所有的政府都会面临失败。民主政治可导致福利国家的建立，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却让国家背上长期的债务负担，这样的超支结果会使税率提高、存款不足、国家债务负担沉重、通货膨胀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公益存在效用的不可侵害性、消费的非排它性以及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导致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人们享受着商品和服务，却期待着他人付款，自己搭便车享受，进而形成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因此，不论是实行政府主导模式的国家还是实行市场主导模式的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的实践都遭到巨大的困难和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公益的供给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实施性、操作性的工作逐步由民间组织来完成。迈克·赫德森指出：“‘公域’曾是‘有效的’服务提供者，然而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使各国政府逐渐将具体的服务管理责任委托出去，学校、医院、大学及其他服务机构不断地被要求以独立的、非利润分配团体的形式进行运作，而不是在公共服务的支配下运作。”④ 如今，在政府与市场领域之外，民间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社会公益行为的表演者，它通过志愿精神和自愿方式来扩大社会公益供给。美国全美心脏协会、癌症协会通过募集私人捐款来资助医学研究。这类资助就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因为政府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不能提供足够的研究经费，而这两个协会正好弥补了社会公益提供上的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组织也开始大规模动员民间资源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并且开始引进发达国家民间组织的项目管理形式，开展公益项目。当前，我国较为知名的公益项目主要有“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烛光工程”等。截至2005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使15．4万户贫困母亲及家庭的69．5万人口享受到了民间组织给社会公益事业带来的好处。
第二，弘扬职业主义精神。在西方，职业主义（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指一种职业制度和职业意识形态。根据西方学者莫尔的观点，职业主义具有六大特征：它是一种全职的工作；具有一种行为的伦理规范；具有提升和维护职业水准的专业组织；专业的知识通过教育、训练的过程而产生；以服务为导向，其绩效表现与顾客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具有专业的知识和道德，职业人员在决策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这种自主权必须受到责任感的限制。简单来说，职业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职业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它关注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技术，更是职业的精神和责任。
职业主义的上述特征与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内在一致的。莱斯特·Ｍ·萨拉蒙指出，民间组织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萨拉蒙归纳的这些基本特征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根据民间组织的这些基本特征及其在各个领域开展的实践活动，我们发现，民间组织的存在都不是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是具有崇高的社会、社群或全球的目的，他们的活动是促进公共利益，使人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使普遍的人类价值得到维护和提升；民间组织矢志追求社会公正和正义，崇尚宪法和法律，是社会公正、正义以及宪法、法律的坚强捍卫者；民间组织的实践行动对社会起着规范、约束、教化、激励作用，他们的言行受着社会公众的关注，他们为社会公众树立了一个具有优良品德、追求崇高理想的社会榜样；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成员是出色的职业工作者，他们能以更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效能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他们在追求职业卓越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从民间组织自身特征及其活动的宗旨、目标等可以看出，民间组织体现出了强烈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是对职业主义精神的追求和弘扬。
第三，救助弱势群体。志愿精神是民间组织的鲜明特征，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民间组织的价值理念。而且，民间组织作为一个不具有强制性的社团组织，他们组织到一起的初衷，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一种纯粹道德情感的需要，是人们社会良知的自觉回归”⑤。由此，民间组织的活动很明显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救助。对许许多多的民间组织来说，让那些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在发展方面潜力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能够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使他们达到物质和精神上富有的生活境地，这是民间组织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民间组织的活动宗旨。在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它社会组织志愿参加的全国性民间公益社会团体，它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来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群体，如“慈善雨水积蓄工程”、“慈爱孤儿工程”、“聋儿关爱工程”、“烛光工程”，以及“慈善一日捐”、“慈善万人捐”等，为数以千万计的弱势群体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第四，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西方政治学界的一些主流政治思想家，从洛克、伯克、托克维尔到达尔和帕南特，认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民间组织，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支柱，发达的民间组织有助于促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例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社团是民主国家不可或缺并且是最为重要的构成和法则，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机。”⑥民间组织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现为制约政府权力。任何公共权力都需要制约。然而，制约权力最强大力量不是来自体制内部而是来自体制外的社会，以社会制约权力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但是，单个的个体不能构成与政府权力的抗衡力量，只有分散的个体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即社会组织，才有可能抵制来自政府的强权，而民间组织正好为人们的自由结社提供了平台和空间；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而随着“政府神话”的逐渐褪色和“失灵”现象的出现，政府的合法性陷入危机。因此，解决政府的合法性成为当代政治统治的一大难题。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出路在于让自发、非政治化的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起来。政府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而只能由公共领域，即民间组织提供。因此，民间组织的发展强大可以释放政府所背负的合法性压力；第三方面的表现是培育民主价值观，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水平。民间组织的成员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的。因此，民间组织的成员在日常的管理和活动中，都是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的，他们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在民主中学会民主”，逐步培养出了一种民主的意识和价值观，从而为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奠定基础。同时，社会成员通过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化形式进行参政议政，使政府处于人们的有力监督之下，使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更多地体现人们的意愿、要求和利益，最后使政府达到精干、高效、廉洁的目标，正如俞可平所说的：“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最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⑦
第五，创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内涵对不同学者来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界定。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⑧。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可以获得使用其它资本机会的联系；罗伯特·普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等。总之，他们共同的取向都是把社会资本定位于以信任、合作和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甚至西方有些社会学家把社会资本看成是对整个社会有益的“公共财产”，它一旦创造出来，就会使更广泛的社会受益，增进社会信任、团结和合作。
民间组织对社会资本的创造具有特殊功能。国内学者马长山认为，社会资本的土壤和基石就是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西方学者弗郎西斯·福山认为，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产生于公民社会；罗伯特·普特南对此更有明确的表述，他认为，志愿性团体承担着创造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的重要责任。因为参与的人都是相互信任的人，人们是由于信任他人而加入志愿性组织的。这样，通过相互重叠的成员身份的存在，从不同组织内部的互动获得的信任就有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由参与志愿性团体而产生的信任是普遍化的，因而它是一种覆盖了公民之间的普遍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志愿性组织能够运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创造出信任和合作得以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普特南甚至把志愿性组织这种形式直接称为社会资本。事实上，民间组织是一种利益基础上的自觉联合体，体现着民主、开放和公共的生活选择，这是一种理性的联合和选择，它所创造的社会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是实现人们参与、关怀和价值追求的自觉表现。同时，由于国家的政策法规难以涵盖所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更不能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就使民间组织在代表不同群体利益、权利和要求而进行协调平衡、民主参与的过程中建立起社会合作、共识、信任和规范网络。而且，民间组织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成员定位个人角色、提高参与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公共精神的重要场所。
第六，倡导生态环境保护。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例如“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以及1962年Ｒ·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报告《增长的极限》等，突出表明了工业革命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敲响了人与自然严重不和谐的警钟。然而由于政府及市场的局限性，环境污染等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促使各国公民自己组织起来为保护环境而鼓动、呐喊和战斗，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民间性的环保组织通过游行、集会、请愿、对话、谈判等方式，对污染者和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治理污染。这场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作为几乎唯一主体的格局，民间环保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实现的方式
那么，民间组织的上述道德整合功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呢？根据组织行为学的有关原理和民间组织的行为特征和活动方式，笔者认为，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对社会特定行业、领域或从业人员的规范、教化、动员、激励与惩戒等方式来实现的。
方式之一：规范与约束。这是民间组织实现其道德整合功能的最主要方式。对大多数民间组织来说，它们有特定的行业、活动领域和相对固定的从业人员。它们通过制定各种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以及行规行约，来实施对它们所属行业、领域或从业人员的规范和约束。例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全国乃至世界新闻界享有声望的全国性民间组织，它通过制定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规范和约束整个新闻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推动新闻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自律和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
方式之二：教化与培育。对组织成员的教化，既是民间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又是民间组织活动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对组织成员志愿精神、公益精神的激发，促使组织成员在内心深处和实际行动中产生和形成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和责任，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促进全社会的融洽和谐。并且，这种教化方式将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民间组织的成员在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活动中，他们在进行无私奉献和付出之外，还能得到思想上的升华和道德上的教化，他们的道德认识、道德能力、道德情感、道德责任在志愿活动中能得到很好培养和提升；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组织成员在自身受到道德教育、教化的同时，他们的行为对其它社会成员来说又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示范、榜样作用，这种示范和榜样作用能够在全社会树立起一系列崇高的道德价值目标，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从而有力地促进全社会的文明与道德进步。
方式之三：引领与导向。民间组织对组织成员的引导，从其价值目标上来说，主要表现在它对一些新的道德观念或道德价值取向上的引导、倡导和动员上。我们知道，道德整合是对社会成员原有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取向等加以重新整合而使社会成员达成一种全新的道德共识，从而实现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追求。民间组织的成立及其所开展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新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并在实际行动中引导社会成员为实现这些道德观念而付出努力。而且，由于民间组织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志愿性、公益性、非官方性等特征，因而民间组织的引导或倡导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即使有些民间组织成员人数少，规模小，但它们的引导力、号召力同样非常大。
方式之四：激励与惩戒。民间组织通过对行业或从业人员善的、良好行为的赞赏、宣扬和倡导，对恶的、低劣行为的批评、惩罚和抵制，从而吸引或警示、激励或规劝行业或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或价值取向，在全社会树立起一种崇尚先进、疾恶如仇的良好道德风尚。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的兴起，是温州模式在现阶段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温州的此类行业协会在激励从业人员合法经营、惩戒行业间不正当竞争或违法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依据组织章程对其成员的违法和失德行为进行的惩罚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亦有半官方性质，其惩罚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警示着本行业的从业人员守法经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因而在提高公民的自律意识和自治能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② 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43页。
③[美]柯亨、阿拉托：《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④[英]迈克·赫德森：《未被开发的域》，载李亚平、于海选编的《第三域的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⑤ 张利平：《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⑥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8页。
⑦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⑧ 李惠斌、杨）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页。
公民社会组织 篇4
1 社会资本与艾防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相关理论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分析工具,对多种社会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随着其理论内涵的不断挖掘,公共卫生领域也对该理论开展了研究与运用[4,5]。社会资本的概念于1980 年P.Bourdieu正式提出,随后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界定和研究,其中美国学者Thomas F.Brown和Jonathan H.Turner将社会资本的分析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6]。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层面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 中观社会资本一般以特定的组织机构为研究对象,注重研究特定网络的结构化以及该网络中组织间的相互联系、资源在此网络中的流动方式等; 宏观社会资本侧重于形成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如何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系统之中。中观社会资本是连接微观个体和宏观政策的桥梁和纽带,反映微观个人的建议,并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公民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 是指有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的特点[7]。在我国习惯称其为“民间组织”,并将其分为公民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和草根组织三类[8]。CSOs在参与艾防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其具有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工作方式灵活多样、工作效率高、直接面对基层、易被人群接受、成本低和动员志愿者等天然的优势,使其在我国艾防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弥补了政府艾防工作的不足[9]。艾防领域CSOs中观社会资本是指CSOs及其与其他组织/机构间( 政府、其他组织、媒体等卫生系统内、外) 的社会资本,即组织通过合作关系网络运用艾防资源的能力。结合我国艾防工作特点,具体表现为组织间的网络参与、社会支持、信任、规范和共同愿景( 见图1) 。
2 艾防领域CSOs中观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
2. 1 网络参与
网络参与是指艾防领域CSOs间的联系频率和非正式合约关系情况,其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和参与程度决定了所占有的艾防资源。良好的网络关系和有效的参与可以促进组织间资源和信息的交换,减少艾防工作过程中碰到的障碍。然而在我国,由于CSOs注册门槛高、注册程序复杂等原因,导致其身份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可[10],限制了其与卫生系统内部网络关系的拓展。而在CSOs间也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组织作为网络关系拓展的平台,再加上艾防领域CSOs是个相对脆弱的群体,组织本身易受到外界的警觉与防范,限制了其与卫生系统外部网络关系的拓展。从而降低CSOs对艾防工作的参与程度,减少组织间资源与信息的互动,阻碍艾防工作的开展。
2. 2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指艾防领域CSOs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包括物质上和政策上的支持。社会支持不仅是单向的关怀或帮助,而是一种社会互动与交换,可促使组织间形成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关系,缓解组织因资金、人员等不足所带来的困境。然而在我国,艾防领域CSOs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不仅渠道少,而且资源有限。尤其是在资金支持上,经费缺乏是CSOs参与艾防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11]; 我国艾防领域CSOs经费主要来源于国际组织和政府,企业、媒体和个人捐赠的支持较为少见[1],国际项目一旦结束将无法保证CSOs参与艾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2. 3 规范
规范是指艾防领域CSOs建立起来的行为规章制度,是组织参与艾防工作的准则和依据,是保证艾防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然而在我国,艾防领域CSOs在制度和规范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尤其是未注册的CSOs,面临着“无证运营”、组织管理不清晰以及缺乏自我管理机制等问题[12]。有抽样调查显示,近80%的民间组织还没有一个成文的规章制度,缺乏健全的组织体系和明确的规章制度[13]。而对于CSOs与其他组织/机构间规范化的管理,如向政府获取艾防资源的途径、与其他组织合作的方式等,尚未有统一明确的条例或细则对其进行约束和指导,导致组织间分工不明确,行为不规范。
2. 4 信任
信任是指CSOs间开展艾防工作能力的信任情况,其中包括与政府、其他组织以及媒体间的信任。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有利于降低艾防工作成本,提高艾防工作的效能。然而在我国,由于艾防领域CSOs整体素质不高以及媒体的负面报道,致使其公信力面临严重危机。韩俊魁[10]等人研究表明,组织间的相互不信任,导致CSOs在参与艾防工作的过程中与政府的协调存在限制,与其它组织发生过冲突。房玉新[14]等人的报道显示,CSOs与媒体间存在信息交流渠道不畅、信息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这就可能导致媒体做出负面报道; 再加上公民社CSOs自身对外宣传的不足,致使彼此间互不信任,从而影响CSOs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公信力。
2. 5 共同愿景
共同愿景是指CSOs对艾防工作目标以及使命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其开展的艾滋病项目或相关工作与其他部门目标保持一致的情况。虽然,我国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和全社会参与艾防工作局面,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着组织间各自为政、忽视整体目标等问题。韩俊魁、辛美哲[10,15]等人研究发现,由于CSOs间的发展方向以项目要求为导向,使在一个地区的CSOs服务差异小,导致利益的争夺,资源的竞争以及活动的重复,基本都不愿与自己相似的机构合作,甚至发生冲突,造成艾防资源不足与浪费的畸形状态。
3 培育艾防领域CSOs中观社会资本的途径
3. 1 培育网络参与型社会资本,拓展网络关系,提高参与程度
艾防领域CSOs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包括垂直网络关系和水平网络关系,垂直网络关系中的机构主要有各级艾办等业务主管单位; 水平网络关系中的机构主要有企业、媒体和其它组织[16]。培育网络参与型社会资本,首先,用法律的形式保障CSOs身份的合法性,使其在拓展垂直网络关系的过程中身份的合法化不再遭受质疑。因此,对于有能力注册的CSOs要放宽注册条件、降低注册门槛[10]; 对没能力注册的CSOs,可选择挂靠在相关单位,在其监督与支持下开展艾防工作。其次,以有影响力的CSOs为平台,构建组织联盟,拓展组织关系网。最后,充分发挥CSOs的优势,保证传统网络关系的同时,加强组织间艾防经验的交流、宣传与报道,让社会能够客观全面的认识艾滋病,减少对艾滋病的误解,拓宽与企业、媒体等拥有更多网络关系的组织单位的联系,从而保证其水平方向网络关系的拓展。
3. 2 培育支持互惠型社会资本,政府引导的同时加强自身建设,主动开辟支持渠道
艾防领域CSOs的社会支持包括政策、经费、人员以及信息支持。培育支持互惠型社会资本,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李克强总理就强调政府要承担艾防工作的主要职责[17]; 同时要创新投入方式,通过委托、招标、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等方式更多的向社会购买服务或提供技术服务,深入探索购买服务模式,逐步扩大艾防工作的覆盖面[3]。其次,加强CSOs自身建设,主动开辟支持渠道。如充分利用媒体的媒介作用,搭建现代化的艾防工作信息平台,加强艾防信息资源的整合,扩大CSOs的影响力,从而探索社会企业等多渠道的支持。最后,争取国际组织的支持,引进先进理念的同时结合我国艾防工作特点吸收、消化并创新艾防工作的手段,促进CSOs参与艾防工作的可持续性。
3. 3 培育规范型社会资本,完善组织机制建设,推动组织间合作交流
培育规范型社会资本,健全的规章制度是CSOs开展艾防工作的重要依据。首先,加强CSO自身制度的建设,如加强财务规范化管理,提高CSOs资金管理和工作运行的透明度与信用度; 健全督导评估机制,发挥CSOs在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管理中的优势,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性; 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提高CSOs参与艾防工作的主动性和持久性,提升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其次,在CSOs间实施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如建立有效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以协调机构为平台,协调组织间艾防资源,推动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艾防资源的共享[18]。
3. 4 培育信任型社会资本,建设社会公信力,落实多部门合作机制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本质,CSOs只有提高社会公信力,才能得到其他组织的信任,建立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19]。培育信任型社会资本,首先,CSOs要提高组织领导层的素质,尤其是和政府、媒体沟通的方式,提升领导层信任水平,增加艾防工作的社会资本存量,最终触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投入。其次,政府要承认CSOs参与艾防工作的合法性,保证其在参与艾防工作的过程中能获得平等的资源竞争和共享机制。最后,广泛利用媒体,通过建设权威性交流平台分享和推广最佳实践,形成“品牌社会效应”,建设社会公信度,扩大CSOs的社会影响力[20]。
3. 5 培育共同愿景型社会资本,发展组织核心价值观,增强组织凝聚力
共同愿景和价值观的形成能够使组织间紧密地连在一起,淡化组织局部利益冲突,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培育共同愿景型社会资本,首先要发展组织核心价值观,明确艾防领域CSOs成立的原因、承担的使命以及发展的共同目标,从而增强CSOs的归属感。其次,CSO要开展团队学习,掌握相关法规,学习艾防知识和管理方式,提高综合防治能力,培养共同语言[16]。最后,倡导组织文化建设,发挥组织文化的辐射和凝聚功能。组织文化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不仅会在本组织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其他组织甚至是社会产生影响,促使多部门形成向心力,激发其强大的驱动力,为我国艾防工作发挥更多的创造力。
综上所述,CSOs是连接微观艾滋病患者和政府艾防机构的桥梁和纽带,在艾防工作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CSOs自身拥有的资源有限,培育艾防领域CSOs中观层面社会资本,发挥各要素间的共同效应,是落实贯彻我国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政策的有效途径。
摘要：艾滋病防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在艾防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从中观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艾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开发中观社会资本存量的途径,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在艾防工作中作用的发挥,推进艾防工作的进展。
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论文 篇5
论文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政府;善治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善治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这就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更多参与的公民性。公民性，一方面指在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性被视为一种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公民性涉及的是公民个体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它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公民社会及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扯，所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主导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这种观点与善治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会更为积极的参与治理，公民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去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与社会达成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公共精神是善治的“粘合剂”，它包含着爱也包含着责任。“公民性概念常常会包括: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利益，一个人所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
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如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管理过程、以及促进民主和防御外敌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努力培养和开发人们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依赖于信任。信任和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公民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当公民的信任度增强时，公民也可以体验到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和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能力在增强。政府对于帮助公民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利益也应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公民在治理的每一个阶段获得发言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追求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制定出所有公民都会同意的政策。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公民社会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使人们了解政策定的情况，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识。因为在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认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位于公民性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利益的能力。政府及行政官员负有一种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政府要创造使公民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对话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及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界定为信息、协商和积极参与三个层次。信息，包括政府传播信息的“积极”办法，又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被动”渠道;协商，指政府指定问题并且对过程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公民则应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的参与，指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它承认公民在议程的建立、政策选择的拟订以及政策对话的形成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最终决策或政策阐述的职责归于政府。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能够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随着民主参与和与政府良好合作的深人，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会在许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都必须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在设计项目和提供服务方面必须是具有回应性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否则公民也不愿意参与。这样做的最佳途径是在实现公共利益中为参与和合作创造机会。于是其目标就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以接近的，确保政府具有回应性，以及确保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的行使创造机会。
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需要我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需要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政府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政府具有较高期望，但是，政府要有效地运转，达至善治，则需要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四善治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善治”理论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作为一种扩展性概念，“善治”理论还蕴涵着独特的民主理念、为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宽泛的空间和更理想的前景。如今，“善治”既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理想，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备受关注。
善治本身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善治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起来。”善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在此意义上说，善治提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民主化价值要求，即打破封建宗法社会秩序，粉碎僵化的政治结构和独断的权力结构，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主’德、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公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主体意识是公民进人政治过程的前提条件。善治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要求强化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提升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参政意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为此，从善治角度权衡，在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任务，使个体成为充满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公民，努力塑造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个性凸现、具有公共人格的新型公民文化。
公民社会组织 篇6
摘要：基于社会交换和组织支持理论，文章探讨了员工组织公平感、组织认同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组织承诺作为员工组织公平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中介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一家纺织业5家上市公司220名员工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组织公平能够促进企业员工组织认同；组织认同则对企业员工组织公平和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组织公平；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
一、引言
在现有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文献中，学者们更多关注态度变量对企业员工行为的影响。学者们较为认同态度对员工行为变量的预测作用。也有学者提出了“员工态度”及“社会规范”二因素模型来解释员工行为发生的预测变量。但是，对于组织公民行为作为角色外行为所以发生的机制及动力，现有文献还没能给以完美的解释。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组织视角下的角色外行为。即从组织视角定义自己的个人行为，而传统态度一行为模型解释的是来自于组织何种支持，会诱发何种性质的行为。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这种行为更接近于一种角色内行为。这也说明组织信任、组织承诺等态度变量对于员工的任务绩效总是有更好的预测力，但却无法充分解释组织公民行为。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个模型来解释组织公平如何来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是导言，第二节是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第三节介绍样本特征，说明测量方法并报告数据分析方法。第四节报告数据分析结果，第五节讨论本研究的结果并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1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Organ(1988)最早提出组织公平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的观点。Mooman(1991)指出，组织成员的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感知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Nidhof＆Mooman(1993)也认为当组织在资源分配及决定奖惩措施时，员工主观认知不公平时，如个人决定以减少投入的方式来平衡其不公平的状态时。通常不会选择与工作绩效有直接关系的投入，因为减少此类投入将可能影响其未来的酬劳。反之。减少组织公民行为则不会影响个人酬劳。其代价显然较低，在加上组织公民行为本来就可有可无。完全由员工自我取舍，故当员工面临不公平时，最有可能减少此类行为。在实证研究方面，己经有诸多证实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Scholl，Coooer&Mekelna;(1987)分析员工对薪资公平性的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Organ＆Konovsky(1989)经过调查发现公平性认知对于组织公民行为有较高的预测力。而Lind＆Earley(1991)，认为领导者是否公平会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他行为，发现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确一与组织公民行为有关。Mooman(1991)引用Grennberg(1990)的观点加以实证发现，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显示了较强的关系，互动公平能预测组织公民行为的四个维度，而分配公平及程序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并没有直接的相关。
组织公平所以会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理解源于员工把来自于组织的支持与自身的公民行为看作一种社会性的互惠关系。因其属于内在契约，因此交换较模糊，员工可自由选择。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员工将公民行为视为个人投入及产出比值中的一项投入，增加或减少组织公民行为可视其对不公平的反应。由于公民行为是员工的自发性行为，当员工感到不公平时，若选择减少角色内行为的投入，可能会造成其利益的损失，如减薪、降职等。但如选择减少角色外行为的投入。则较不会损害自身利益。故员工会选择角色外行为的改变。
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组织公平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
2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1)组织公平与组织认同。Kreiner等人在研究如何获得组织认同的最佳平衡时指出，环境因索和个人因素共同影响着组织认同。环境因素主要指认同需求(Identity De，mands)，个人因素主要指个人的认同压力(Identi Ten-sions)。Dutton(1994)、Dukerieh(2002)在研究组织认同的影响因素时都提出来自于组织支持的感知是员工产生组织认同的决定力量，其中组织公平感是其中的核心要素。我国学者王彦斌(2004)对转型期国有企业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内部关系良好和领导人魅力超强是组织认同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积极的组织文化和组织内的社会关系是组织认同的重要因素：组织公平有助于增强员工组织认同：而经济利益需求满足是组织认同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该研究所提的模型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组织认同因果关系中最为全面的。赖志超(2001)研究了台湾地区企业员工的组织认同的预测因素及其效益。结果表明。组织认同的来源是员工感知到受公司器重和组织公平。研究认为，为了提升员工为组织付出的愿意。管理人员必须维护组织公平，尤其是直属主管对下属合宜的人际对待及合理的薪资福利使得员工感知到受公司器重，并认同组织。进而创造员工本身独特的价值。
组织认同被学者们理解为组织成员对自己组织角色的积极态度。是员工对来自组织方面行为的积极评价的相似性回报行为。在组织中，员工对来自于组织行为的评价一般是通过个体与作为组织代理人的关系互动实现，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员工对组织代理人对待自己与自己付出的行为比较，也包括员工对组织代理人对待组织其他和自己有类似付出的成员方式比较。这种比较从社会交换理论层面解释，也就是员工对组织支持感知是否公平及其相应态度形成过程。
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组织公平与企业员工组织认同呈正向相关。
(2)组织认同与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强组织认同感势必引起员工心理与行为发生显著的变化，并通过响组织内部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来改善组织绩效。
Dukerleh的研究表明，组织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显著影响(B＝0.62)，同时，组织认同强度越高组织内部成员的合作意图就越高(B=0.57)。但王彦斌(2004)对转型期中国国有企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与国外研究不同的结论：组织认同的“生存性”、“归属性”和“成功性”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对组织热心”维度和“对组织负责维度”均无显著影响。这或许与国有企业长期推行的一些制度本身及人们已经由此形成的某种惯性心理有关。组织认同能将自我概念提升到群体水平，并增强员工间的合作(Brewer，1979)。Dukerich等(2002)的研究也表明，组织认同的强度会对组织内部合作产生显著影响(B=0.57)。Polzer(2004)通过实验研究表明，当两个子群体源于不同的组织时，如果
对应的子群体具有个人主义文化和声誉时，组织认同会对合作的分配产生显著的影响(B=-0.59，P<0.05)，即高组织认同的员工会将合作的分配由整体转向子群体，导致低整体合作和高子群体内部合作。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组织角色行为，它产生的机理就在于员工把组织目标与自我目标高度融合，并通过角色外行为表现出来。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融合动因则在于员工对组织从目标到情感的高度归属，即组织认同程度。这种角色定位或认知程度产生于员工对来自于组织层面支持行为的评价，同事家它又与员工是否产生公民行为及其多大程度上产生组织公民行为密切相关。在来自于组织层面支持与员工相似性回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组织认同正向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假设4：组织认同在员工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1样本和数据收集。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金飞达股份有限公司、先声药业、南京烟厂、南京中央百货、雨润集团等5家企业。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220份，回收率81％。其中男性员工占71％，女性员工占29％；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员占37％；33％员工在公司工作5年以上。71％员工在公司工作2年以上。
来源于同一被试取得所有信息的问卷调查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源误差(COlTlrflon Method Variances)。根据Podsakoff和Organ(1986)的建议，本研究从研究设计和统计上都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同源误差所产生的影响如。首先，研究设计上，本研究保证问卷的匿名性、明确答案无对错之分、尽可能地使用清晰明确的用语、以及反向用语突破思维定性等；其次，统计上，利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来验证本研究数据同源误差的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因子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变异量，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同源误差不是很严重。
2问卷设计。
(1)组织公平量表。在借鉴Wlliams＆Anderson(1991)、J.w.Graham(1994)、樊景立(1997)等人测量问卷基础上，结合我国文化背景下基本员工行为规范要求编制而成。经过预试及效度检验所形成问卷共有12题目构成，分别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四个方面测量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用Likert Scale六点量表法进行评价，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台，“2”比较不符合，“3”有些不符合，“4”有些符合，“5”比较符合，“6”完全符合。量表信度分析Aloha值为0.871 9。
(2)组织认同量表。在借鉴组织认同量表基础上进行改编和修订，量表共有8道题目构成，被试的反映用LikertScale六点量表法进行评价，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有些不符合，“4”有些符合，“5”比较符合，“6”完全符合。量表信度分析A1Dha值为0.909 4。
(3)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在借鉴Simith、Organ＆Near(1983)、Organ(1988)、Podasak(2000)及樊景立(1997)等人测量问卷基础上，结合我国文化背景下基本员工行为规范要求编制而成。经过预试和效度检验，形成问卷共有8目构成，分别从指指向他人的组织公民行为和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用LikertScale六点量表法进行评价，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有些不符合，“4”有些符合。“5”比较符合，“6”完全符合。组织公民行为量表AIDha值0，749 9。
3分析方法。本文采取两步骤分析法来检验研究中提出的4个假设。首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本文的三个变量——组织公平、组织认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区分效度。其次，采取模型比较方法来评价结构模型，以检验本文的假设。
四、模型检验
1变量区分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为了检验数据中同源方差存在的程度，三个构念进行了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把所有变量的条目放到一起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所有条目形成非常清晰的三个因子，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27.85％，三个因子共同解释方差的61.39％。表1显示了区分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比较的结果，相比较四个竞争模型，三因子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数据。因此，尽管受到同源方差的影响，本研究的测量质量仍然很好。
2描述性统计。表2给出了所有变量相关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所有变量都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组织公平都与组织认同(r=0.597)和组织公民行为均(r=0.416)显著正相关，而组织认同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也同样呈现正向相关关系(r=0.379)，因此假设1、假设2和加设3成立。
3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表3给出的是五个结构模型的嵌套关系(Nested Models)。模型3、4和5说明的是组织认同不是组织公平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变量，其不产生中介作用。从数据拟和指标来看，模型3、4、5数据拟和不好，我们拒绝接受三模型原假设。模型I和2反应的思想分别是：模型1表达的是组织认同在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模型则表达组织认同在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从数据拟合看，模型1和2对数据拟和度都较好。但是根据根据侯杰泰(2002)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当模型的自由度减小1时，如果减少的开方值大于6.63，应该选择自由度较少的模型。因此，在△X2=34.27时，两模型在0.01的水平上是差异显著的。我们接受X2更小的模型，即接受模型1，认为组织认同是组织公平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再进一步比较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模型5中，完全不考虑组织认同的作用，仅考虑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的关系，两者关系系数是0.416(p<0.01)。在模型1中，增加考虑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系数减小为0.282(p<0.01)。比较两模型，组织公平与公民行为的关系系数减小了0.351，因此系数减弱是显著的。因此，表3的结果证实了假设4：组织认同在组织公平与员工组织承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三者之间的关系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目的是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及组织公平理论，探求组织公平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理及过程。组织公平、组织认同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源于西方，中国情境下的研究首要问题是实现理论、研究方法本土化。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借鉴了西方文献中对组织公平、组织认同以及组织公民行为三个构念解析，同时在操作化过程中又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对相关构念均采用了
一维构成。
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我们的假设模型，即组织公平通过员工的组织认同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基于组织公平理论，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得失天平上的祛码，组织公民行为的增加和减少都是为了减少不公感。它的发生机制为：如果组织给自己的回报大过自己的付出，那么做一些工作职责之外的对组织有益的事情是一种补偿，如果组织给自己的回报少于应该得到的，那么就会通过减少做份外的事情来实现与自己付出的平衡。从过程来看，组织公平感之所以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主要是由于员工与组织之间存在社会交换的关系。如果员工与组织之间只有经济交换的关系，那么公平感高的员工只会按照雇佣协议的要求，以角色内行为作为对组织的回报：如果员工与组织之间存在社会交换的关系，那么员工对公平的回报往往会通过超越具体协议要求的行为方式。
在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完整过程中。组织公平是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力。社会交换则是组织公平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实现方式，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发生的基本机制可以归结为交换的公平性。同时，公平的社会交换需要一定的形式来实现，这一形式就是员32-组织关系。从员工的视角看，组织支付是否公平是其采取回报行为的依据，也是员工判断自己组织地位及角色定位的依据；从组织视角看，员工付出是否合乎标准，是其判断给以何种水平支持的依据。所以，员工组织关系的实质在于组织和员工双方对于员工在组织中角色的判断，无论是组织还是员工这种判断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员工的判断来产生作用。员工的判断过程及结果即是对个人角色的认知过程，也就是组织认同形成过程，是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直接因素，显然也是来自于组织公平的中介变量。
本研究还存在两个局限性。第一是同源方差问题。由于各个变量的测量对象源于同一个人的回答，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同源方差问题。今后的研究申还需要在问卷设计，尤其是调查时尽可能采取不同的数据源加以规避。第二个问题在于组织发展阶段以及所处外部环境对组织支持程度、方式有不同程度影响，同时组织支持通过对员工感情承诺影响进而作用于员工行为是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作用时间，动态的数据会有更好的效度，因此今后研究中应该考虑纵向研究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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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组织 篇7
(一) 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
心理授权是个体对组织授权行为的心理认知经历。包括工作意义、能力、自主性和影响力四个认知维度。工作意义是个体标准与工作价值匹配程度;能力是对自己成功完成工作能力的知觉和评价, 体现个体完成工作的信念;自主性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所感受的自主权;影响力是个体对组织目标实现和组织产出的影响程度2。
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成员超出其工作标准要求的行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体系相关的背景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会产生重大的影响。Farh等人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五维模型:公司认同、利他主义、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保护资源。公司认同指员工为保护公司名誉、改善公司运作情况而提出建议的意愿;利他主义指员工之间相互帮助解决问题和分担工作任务的意愿;主动性指员工在参与度、服从制度、工作努力度方面的行为高于组织期望的意愿;人际和谐指员工避免追求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意愿;保护资源指避免和反对别人滥用公司政策和资源的行为。
(二) 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是研究个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方法, 目的是为了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系统表面下的关系结构或模式。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嵌入在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对个体观念或行为产生相互感染、影响作用。农民工处在中国情景的劳动力市场大背景下, 其观念和行为也必然表现出一致性。农民工只有与工头及同事建立良好工作氛围, 才有利于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有理由预期, 不同社会网络环境下,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不相同。鉴于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正面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间进行的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社会网络、家庭生计资本、健康状况、工作情况、知识获取及组织承诺等。调查对象为农村户口且年满15周岁的城市打工者, 样本从山西、河南、河北、浙江等省份的30家企业中选取。采用结构化问卷。共发放问卷800份, 收回合格问卷767份, 回收率95.8%。
(二) 变量设置
因变量为组织公民行为, 采用Farh等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编制的五维度量表3, 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 分公司认同、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保护资源五个维度, 每个维度包含4个条目, 共20个条目。该变量分值界于20至100之间, 得分越高, 组织公民行为表现越好。本次调查样本组织公民行为量表阿尔法系数为0.882, 信度系数较高。自变量为心理授权, 采用Spreitzer开发的四维 (工作意义、能力、工
采用描述统计、变量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方法。统计描述目揭示样本基本信息;变量相关分析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调节变量适用性;回归分析采用OLS回归模型, 检验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以及社会网络调节作用的相关假设。因变量、自变量及调节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在做社会网络调节作用图时, 对网络规模和领导比重进行了高低分类, 分类标准以均值为分界。控制变量均设成虚拟变量, 并以女性、未婚、普通员工、服务业为参照。剔除不合格样本后, 最终纳入回归模型的有效样本量为563个。数据分析采用SPSS18.0进行。作自主性、影响力) 量表4, 每个维度分3个条目, 共12个条目, 也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 得分越高者, 心理授权表现越好。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行了适用性进检验, 信度效度良好。本次调查样本心理授权量表阿尔法系数为0.856。调节变量为社会网络, 以最近6个月内分别与上司和同事工作讨论的人数来度量。为了研究结果精确, 将被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收入、工作类型、职业阶层等作为控制变量。
(二) 研究方法
三、分析与结论
(一) 变量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及相关系数见表1。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人际和谐、保护资源分维度不相关;但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公司认同、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整体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 表明农民工心理授权越高, 组织公民行为越好。粗略地验证了假设一。工作交流网络领导比重基本上与心理授权不显著相关, 而网络规模则与心理授权显著相关, 即农民工与领导和同事进行工作交流越多, 心理授权越高。工作交流网规模与组织公民行为各变量显著相关, 而领导比重与这些变量相关性不显著, 表明工作交流网领导比重适合做调节变量, 而网络规模不具有调节变量的含义。
(二) 社会网络对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心理授权的工作意义、能力分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分维度有显著正影响, 但工作自主性、影响力分维度主要对组织公民行为公司认同分维度有显著影响, 前者影响为负, 后者影响为正。表明心理授权分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并不一致, 但总体心理授权对总体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 仅仅考察总体概念之间的关系, 不分析分维度的影响难以全面揭示事物的本质。上述结论部分验证了假设一。
工作交流网领导比重的调节作用仅表现在分维度方面。领导比重对心理授权影响力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维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见图1至图3。说明在高领导比重环境下, 心理授权影响力对组织公民行为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的影响更强, 表现为线段倾斜程度较陡峭;而在低领导比重环境下, 上述影响较弱, 表现为线段倾斜程度较平缓。上述结论部分验证了假设二。
(三) 结论与讨论
1.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其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即心理授权越高, 组织公民行为越好。表现为, 心理授权的工作意义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公司认同、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维度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的能力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五个分维度均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的工作自主性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公司认同维度有负向影响;心理授权的影响力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公司认同、个人主动性维度有正向影响, 对人际和谐维度有负向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并非心理授权所有维度都对组织行为各分维度有显著影响,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2.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其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有部分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证实了工作交流网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分维度的情况下, 工作交流网成员的领导比重对心理授权的影响力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均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 领导比重越大,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越强, 也越有利于组织管理。因此,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 为农民工提供更多交流平台, 加强普通员工与领导层的工作交流, 提升其心理授权, 促进组织公民行为, 最终促进组织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探讨了农民工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分析了工作交流网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其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其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有部分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心理授权,组织公民行为,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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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Wellman, “Network analysis:some basicprinciples”.Sociological Theory, 1983, 1.
[3]E.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4th ed.New York:Free Press, 1995.
[4]李超平, 李晓轩, 时勘.授权的测量及其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J].心理学报, 2006, 38.
公民社会组织 篇8
关键词：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武警某院校教师
组织承诺是当代组织行为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指个人认同组织、忠于组织的承诺态度。组织承诺程度越高, 员工越会将自己视为组织的一分子。大量研究发现, 组织承诺能稳定地预测个体的缺勤和离职等行为。军队需要这种承诺, 是希望由此可以使军人在工作中有更好的表现, 愿意留在军队, 并成为所在单位的好公民。军人能坚守艰苦、危险的岗位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军人的组织承诺。
武警院校肩负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使命, 担负着培养武警部队优秀基层指挥官的责任, 随着武警部队院校改革逐步深入, 其更加注重组织成员——特别是教师的忠诚度和创造力。因此, 对于部队院校来说, 如何留住优秀教师, 提高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与爱岗敬业精神, 以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 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益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现实问题, 本文试图从教师与学校的心理契约入手, 探索与研究教师为什么要忠诚于组织, 这种忠诚与教师的奉献行为有何关系, 其对组织的战略实现与长远发展有何影响。
1 研究理论与假设
Organ提出组织公民行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简称OCB) 的概念。在他看来组织公民行为是指由员工自发进行的, 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尚未得到明确的或直接的承认, 但就整体而言有益于组织运作的功能和效率的行为总和。Ajzen和Fishbein指出, 决定个人行为意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社会是否会对个人实施某项特定行为给予压力, 当某人想要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时, 他的主观规范会成为在实施该种特定行为前, 对其周围群体是否赞同或认可他的行为的一个预期, 可见组织承诺对员工的OCB有着显著的影响。William和Anderson、Shore和Wayne、苏方国和赵曙明的研究结果也证实组织承诺对OCB有预测作用。基于以上论述, 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武警某院校教师组织承诺及各维度与组织公民行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2武警某院校教师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有一定的预测力。
2 研究方法
2.1 测量工具
组织承诺评价量表主要参考了Allen和Meyer (1990) 设计的组织承诺评价量表, 经过翻译修正后得到, 共由32个项目组成, 按情感承诺、持续承诺、规范承诺三个维度设计, 三个构面测得Cornbach’a值分别为0.82、0.76和0.80。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共由24个评价项目组成, 本量表参考了Farh等 (1997) 设计的华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评价量表、张静设计的中小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问卷等, 并结和本研究所采用的五个维度的行为表现来设计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五维度包括:积极主动、学校认同、敬业、帮助同事、责任意识, 其Cornbach’a值分别为0.896、0.821、0.853、0.848、0.783。两量表方差总贡献率 (累计方差解释率) 分别为70.4%与60.7%, 因子负荷量均在0.4以上。
2.2 研究样本
调查对象为武警某院校全体教师及教务工作者, 共发放问卷100份, 回收有效问卷92份, 问卷回收率为92%。本文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3 分析结果
3.1 相关及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统计软件SPSS12.0对所收集数据进行了皮尔逊 (Pearson) 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法 (Stepwise) 回归分析来验证原始假设。
注: (1) P<0.05, P<0.01, P<0.001; (2)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采用双侧检验。
从表1中可知, 选择显著性系数小于0.05的维度进行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在武警某院校教师中, 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承诺具有高度相关性, 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这完全符合前文假设1, 即组织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有较强的相关性。感情承诺、规范承诺、持续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性较强, 特别是感情承诺和规范承诺已经达到.085和.86, 相关关系十分显著, 说明它们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组织承诺各个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相关系数较高的是感情承诺与积极主动、责任意识, 规范承诺与积极主动和敬业的相关, 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上。
从表中可以看出, 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武警某院校教师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这也验证前文假设2。其中规范承诺对教师组织承诺的影响最大 (Beta=0.403) 。学院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总解释变异量为88.5% (AdjR2=0.885) 。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武警某院校教师组织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而且规范承诺、更容易使教师产生组织公民行为。
武警某院校教师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组织承诺, 并且该院教师的组织承诺能够积极正向影响教师公民行为。因此, 管理都要把握这一时机, 积极为该院教师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专业深造环境, 另一方面也要营造良好的人文关怀环境。其三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校园文化, 提高教师的规范承诺。具体来说, 就是要为教师提供对外专业技术交流的机会, 同时也要关注教师自身的需求, 及时为教师生活中的困难排忧解难, 用人文情怀为武警某院校教师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倡创新精神, 鼓励高校追求卓越的宗旨和理念, 并在校园内外进行大力宣传与推广, 增强教职员工努力工作的热情与信念, 激发学校与教职员工共同信守各自所对应的“承诺”, 从而不断提高其爱岗敬业精神。
参考文献
[1]潘国青.学校教育科研中的专业引领[J].教育发展研究, 2004, (1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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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篇9
关键词：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行为学
一、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结构与作用
(一) 组织公民行为概念的提出
Katz和Kahn在1966年提出“组织公民”的概念, 认为有效的组织应该有三种基本功能: (1) 必须吸引并留住员工; (2) 确保员工以可信赖的方式符合组织特定角色的要求; (3) 员工必须有创造性与自发性行为, 且其行为表现超越角色规范。Berteman等人在1983年将第三种行为称之为“组织公民行为”, 并把它定义为职务外行为, 主要指对帮助同事和对组织的责任感。Organ在1988年正式将OCB定义为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尚未得到明确或直接的确认, 但就整体而言有益于组织运作成效的行为总和。
(二) 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
组织公民行为具有多维度, 纵观以往所有有关OCB的研究, 采用较多的还是Organ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五维结构, 即 (1) 助人行为, 指帮助处理或阻止工作中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问题, 鼓励在工作或个人职业发展方面失去信心的同事; (2) 文明礼貌, 指对别人表示尊重的礼貌举动; (3) 运动员精神, 指员工在非理想化的环境中毫无抱怨、坚守岗位的一种意愿行为; (4) 责任意识, 指严肃认真、尽心尽责对待工作的行为; (5) 公民道德, 指员工作为组织中的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行为, 包括积极参加和自觉关心组织各项活动等行为。
(三) 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组织运行的“润滑剂”, 它对组织的重要性已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具体地讲, 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愿合作行为, 能自觉维护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行, 减少矛盾和冲突。
(2) 能使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摆脱束缚, 投入各种生产活动。
(3) 能促进同事和管理人员生产效率的提高。
(4) 能有效协调团队成员与工作群体之间的活动。
(5) 能创建良好的企业文化, 增强组织吸引力和留住优秀人才的能力。
(6) 可以潜在地影响组织绩效。
二、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
从组织公民行为学的角度看, 高等院校是一种教育组织, 教师是这一组织的主体之一。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工作者, 肩负着人类知识创新与传承的历史重任。所以为了实现办学目标, 高校不仅需要教师完成规定的工作, 同时更需要广大教师在正式的工作规定之外付出额外的努力, 也就是说需要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
(一) 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与维度
台湾学者郭维哲、方聪安将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TOCB) 界定为, 学校教师以超越正式规定的期望标准, 自发性表现出有利于学校、同事与学生的美德行为, 包括了组织公益行为、人际利他行为及教学公益行为三部分, 组织公益行为指教师表现出超越学校正式订定并额外付出的公民行为;人际利他行为是教师在学校人际互动中表现出的对同事的利他行为;教学公益行为指教师展现高超的责任感, 在教学工作上为学生额外的付出。黄柏勋认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教师在非基本工作要求条件下, 所表现的主动、积极、正面、尽职、利他行为。
就TOCB到底能划分成几个维度。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有以下几个观点。
1.二维结构。
MichaeI DiPaola等人开发了一个测量OCB的工具, 该工具证实了OCB的两维度 (OCBO和OCBl) 特征;该工具包括15个项目, 采用利克特四点量表;研究发现学校氛围和OCB显著正相关。VIQODA-GADOT:指向个人的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和指向组织的群体组织公民行为。谢佩鸳将OCB划分为主位公民行为和客位公民行为。张静则把OCB划分为组织公益行为和人际利他行为。
2.三维结构。
Eran Vigoda-Gadot开发了群体OCB量表, 该量表指出群体OCB有三个维度。GOCB-I:鼓励教师帮助某一特定个体的一般倾向;GOCB-O:对组织正常运作的责任心和责任意识的集体倾向, 超过了正式的工作职责要求;GINR:完成正式的工作职责的集体倾向。郭维哲、方聪安则将OCB划分为:公益行为、人际利他行为、教学公益行为三个维度。
3.四维结构。
ArmenioRego对0rgan提出的组织公民五个维度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学校组织公民行为的四个维度:主动参与、实践导向、责任意识和文明礼貌;后续研究发现, 主动参与和文明礼貌对学生自信的增加有显著影响。龙君伟指出, OCB包括了认同组织、良心行为、保护学校资源、利他与和谐等四个方面。
4.五维结构。
Organ认为, OCB可划分为五个维度:利他行为, 在与组织相关的任务和问题上帮助他人的随意行为;责任心, 在出勤、服从规则、休息等方面, 员工大大地超出了角色要求的随意行为;运动员精神, 员工容忍环境不理想的意愿;礼貌, 个体意在预防与他人产生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方面的不随意行为;公民道德, 员工积极参与或关注组织生活的行为。
5.多维结构。
Jiing-Lih Farh对中国文化下的OCB进行了研究, 认为OCB可以划分为多个维度, 包括:主动性, 帮助同事, 建议, 参与群体活动, 提升组织形象, 自我学习, 参与社会福利, 保护和节约公司资源, 保持工作场所清洁, 人际和谐, 遵循社会规则;苏红也认为OCB有多个维度, 包括:生活关心、自我发展、环境保护、团队学习、课外学习指导、教学指导、资源节约、声誉维护、榜样树立。
(二) 研究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意义
第一, 可以唤起教育者对教育基本使命和目的的重新认识。
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所包含的利他、团队合作, 既是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又是教育者借以对学生施加影响、达到教育目的而身体力行的有效手段。因此, 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 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 并为实现这一教育目的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二, 可以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和创新团队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高校教师具有素质高、自主性强、关注自身成长与发展等特征, 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复杂性、创造性、艺术性等特性。因此, 基于高校教师人格特征与工作特性的组织公民行为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所进行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机制研究, 可以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和创新团队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第三, 高校组织公民行为的提出, 对教学过程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高校组织公民行为既是手段, 又是目的。一方面, 作为目的, 高校组织公民行为作为是高校德育的基本内容, 对其意义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以跨学科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德育的内涵, 并为高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另一方面, 作为手段, 组织公民行为又是高校应当鼓励教师展现, 通过为人师表和以身作则来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 以更有效地对学生施加影响的理论基础。另外, 教学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广延性, 即“学生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不仅仅限于学校。
第四, 高校组织公民行为对提升学校管理的绩效有显著的作用。
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组织公民行为由于在教学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应当纳入高校教职员工的招聘、选拔、培训过程中的指标体系之中, 并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对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和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奖惩, 必须在充分考察组织公民行为的基础上来进行, 以促进考核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在班级管理中, 学生之间的利他与合作行为, 对学生的有效学习和社会认知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另外, 高校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并使之发挥独特的育人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如何提升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
1.提高高校教师的情感承诺。
高校管理者应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强调尊重人、培养人、满足人的需求, 着力培养敬业精神, 形成开拓进取的共同价值观;通过诚恳与公开的沟通, 与教师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增加教师参与规划和决策的机会, 充分授权, 使更多的教师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为教师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 使教师能以愉悦的心情投入到每天的工作当中。
2.让广大教师感受到利益关心。
通过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及生活补贴、福利补助, 解除高校教师物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 更加奋发地开展创造性工作。
3.让广大教师感受到工作支持。
工作支持感是教师组织支持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教师的管理中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工作设计”, 使工作内容丰富化和扩大化, 使工作本身变成更具有内在意义和更高的挑战;要重视教师反应的工作中的问题, 创造良好的工作硬件设施与条件;营造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的良好工作环境。
4.提高广大教师的价值认同感。
价值认同是高校教师组织支持感的重要方面, 来自学校的价值认同满足了高校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正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激励高校教师奋发、忘我地工作, 表现出超越正式文件所规定的奉献、无私行为。学校的管理职能不仅仅是对工作或岗位的管理, 还必须致力于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机会;高校还应以教师的兴趣爱好为基础, 为每个教师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进而为教师提供配套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项目, 使他们感受到来自组织的价值认同。
四、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对高校师资管理的启示
1.确立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正面态度。
在高校这一教育组织中, 教师的心愿是在本领域有所建树的同时培育英才。所以, 高校管理者应赋予教师充分的学术权力, 尊重教师的意见, 使教师获得工作满意感, 而不仅是获得更高职位或更多金钱, 这将对他们实施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2.建立长期的组织文化。
建立长期的组织文化能够较好地引导组织公民行为。如果个人着眼于长期, 那么就会比较重视美德, 同时也注重长期的回报 (Hofstede, 1997) 。另外, 长期着眼者为了融入组织或参考群体中, 势必要遵守组织或参考群体的规范, 从而较易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所以, 在高校, 必须重视良好教风的传承与提升, 因为这对于学校这一教育组织来说是一种组织文化、无形资本, 也是一种大学精神, 是一所高校深厚底蕴的生长与勃发, 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资源。
3.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
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通过多种方式让教师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这也是一种通过有效沟通而影响教师的领导行为。同事间也要互相谅解, 能接受来自上级、同事的观点和看法。这样, 教师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才能不断总结经验, 改进工作方式, 了解最新专业动态, 主动更新知识, 表现出尽职、谦恭的高尚师德。
参考文献
公民社会组织 篇10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一定的组织,而在各种社会组织中,企业是最普遍的形式。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企业的主体———人的作用正受到空前重视。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指出:“一个公司的成功,越来越要靠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不是机器的性能,管理人员的重要职责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每一位员工能发挥其才干”。由此可见,企业员工是否发自内心地认同企业,自觉自愿地为企业贡献心力,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而探讨企业员工的组织认同心理与行为规律对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经济和市场正快速全球化的国家,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内企业员工的组织认同感有哪些主要维度?影响员工组织认同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积极结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国内企业员工组织认同心理与行为进行深入地研究。
本研究结合当前国内企业发展现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主要探讨了组织公平、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国内企业员工组织认同理论提供证据支持,同时也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综合中外学者的观点,对本研究的主要对象做出以下界定。
组织认同感是个体与特定组织保持一致性,以及将组织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当作自己经历的感知,即组织成员感知到与其所加入组织的一致性心理知觉过程,一般认为有认知性认同、情感性认同和评价性认同三个维度。组织公平是指员工对资源分配结果、组织决策过程及上司与员工决策过程时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公平与否的主观认知,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组织公民行为是“主动地、不为正式的报酬系统所直接或明确承认的、能够从整体上促进组织有效运作的个体行为”,是一种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和姿态,可分为帮助个人的公民行为和帮助组织的公民行为。
(二)研究构思与假设
1、研究构思
近三十年来,人们对组织认同感的前因和后果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因涉及的内容过多,且缺乏系统性,无法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本研究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将组织认同感的前因与后果聚焦于组织公平和组织公民行为,并将组织绩效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果加以考察。另外,选取个体因素中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收入作为背景变量来考察它们对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情况。
2、研究假设
首先,根据社会认同的观点,每个人都有群体归属取向,并且不断寻求自己与群体的长期关系及自身价值的信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影响个人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而组织中员工感受到的公平状况为员工判断是否隶属于特定组织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组织公平是影响员工组织认同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有实证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华人的组织公平与组织认同感存在相关关系,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国内企业员工组织公平与组织认同感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组织公平各维度对组织认同感的影响如何?都缺乏相关的实证结果。由此,本研究提出并将验证下述假设:
H1员工知觉的组织公平对组织认同感产生正向影响
H1-1不同维度的组织公平对组织认同感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其次,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对组织产生的结果一般包括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如: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消极的离职倾向等,而由组织认同感引发的组织公民行为这种非指定性行为和姿态才是判断一个人对组织有无认同以及认同水平高低的外在的可把握标志,也才是对组织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所以,在国外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将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果变量进行探讨,且表明:组织认同感与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相关关系。但在国内,张建(2006)、王彦斌(2004)的研究结果却出现了分歧。因此,本研究提出并将验证下述假设:
H2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H2-1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对不同维度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另外,尽管从理论上分析,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增强管理效果,提高组织绩效,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不多,而且得到的结果也有出入。Podsakoff和M ackenzie(2000)、Podsakoff和A hearn(1998)的研究结果都验证了组织公民行为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绩效,但在具体维度上却存在差异。在中国,樊景立和林淑姬(1997)、张秋艳和凌文栓(2003)等人从中国人重人情、讲关系的文化背景推断:以合作意愿为特征的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管理中应该具有更大作用。基于此种研究状况,本研究拟提出并检验以下假设:
H3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H3-1不同维度的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最后,M ael和A shforth(1992)、M ael和A shforth(1992)、R iketta(2005)、王彦斌(2003)等人的研究对于员工个人特征是否也影响组织认同出现了较大分歧。鉴于此,本研究将从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个人收入三个方面来提出并检验以下假设:
H4个体变量对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H4-1不同个体变量对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访谈研究、问卷调查和SPSS统计分析,对组织公平、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及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以构建国内企业员工组织认同感的概念模型。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长沙市的企业员工为样本,对16家不同类型企业的员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见表1),共得到18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8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84%。由于有效样本数已多于最长问卷的条目数(18项)的10倍,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此外,参加调查的员工来自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特征(见表2),保证了研究样本有足够的多样性,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
(二)研究工具
根据研究目的,本问卷由五部分组成:组织公平量表、组织认同感量表、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组织绩效量表,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
组织公平量表采用N iehoff和M oorm an三维度量表,并借鉴了台湾地区对此量表的翻译,经修订共有18个题项,其中,分配公平5个,程序公平6个,互动公平7个;组织认同感量表主要参考M iller等人2000年编制的量表,经修订共有12个题项,其中,认知性组织认同3个,情感性组织认同5个,评价性组织认同4个;组织公民行为量表根据樊景立、钟晨波和O rgan的中国内地组织公民行为维度及其题项改编而成,经修订形成的量表包含15个题项,其中5个帮助个人的行为,10个帮助组织的行为;组织绩效量表采用四类常用指标来编制,共有6个题项,其中,反映企业财务和外部竞争绩效的各有2个,反映顾客满意度、员工满意度的各1个。
以上量表均采用Likert七点记分,分值代表被试对题项的同意程度,如1分为“极不同意”,7分为“非常同意”,依此类推,均为正向记分。统计软件采用SPSS11.5。
四、研究结果
(一)量表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效度是从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检验。在内容效度方面,因所用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成熟的量表,再经过本研究的访谈和试测对其进行修订,保证了较好的内容效度。在结构效度方面,首先进行K M O及Bartlett球形检验,K M O值、卡方值、自由度和显著水平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见表3),说明各量表变量间的相关性较高,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然后以因素分析检验样本在量表测量上所形成的差异,采取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变异转轴法参考陡坡图决定因素数目,并对变量的维度(在统计分析中称“因素”,下同———作者注)重新命名,以构建变量的新维度。组织公平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只得到两个因素,将其重新命名为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它们解释了65.743%的变异;组织认同感量表的第一次因素分析结果也只得到两个因素,再结合因素负荷量等原因对原题项进行删减后,就只剩一个包含7个题项的因素了,第二次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该因素能解释72.265%的变异;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的第一次因素分析结果还是两个因素,但按因素负荷量对原题项进行删减并重新命名为指向个人的公民行为和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后,进行的第二次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它们解释了65.707%的变异;组织绩效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虽然显示由两个因素构成,解释了84.703%的变异,但因为组织绩效变量不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分析中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因素分析前后各量表包含的维度及题项数见表4。
本研究的信度以Cronbachα值检验,结果见表5。各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均达到非常好的水平(0.80以上),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
(二)研究变量的关联性分析
在探讨组织公平、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组织绩效四个变量间的关联性方面,因为研究的是单一变量间的两两相关,且这两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所以采用K.Pearson积差相关方法,用积差相关系数衡量两个连续变量间线性相关的程度。下面将根据因素分析结果对重新命名和调整维度与题项后的四个研究变量进行关联性分析。
在探究不同个体变量对关键变量的影响时,自变量———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个人收入可以转化为三个水准的间断变量,因变量———组织认同感和组织公民行为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1、组织公平与组织认同感的关联性分析
从两者的关联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见表6),组织公平(整体)对组织认同感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0.708),而其中的过程公平对员工组织认同感的影响作用强于结果公平的(积差相关系数更大)。由此,假设H 1和H 1-1获得支持。
注:**表P值<0.01(双尾检验)
2、组织认同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联性分析
从两者的关联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见表7),组织认同感对组织公民行为(整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0.494),其中,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对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影响作用强于指向个人的公民行为(积差相关系数更大)。由此,假设H 2和H 2-1获得支持。
注:**表P值<0.01(双尾检验)
注:**表P值<0.01(双尾检验)
3、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绩效关联性分析
两者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见表8),组织公民行为(整体)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0.440),其中,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大于指向个人的公民行为(积差相关系数更大)。由此,假设H 3和H 3-1获得支持。
4、个体变量对关键变量影响的方差分析
为分析的需要,我们以调查问卷中的《背景资料》部分为基础,将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个人收入转化为三个水准的间断变量。文化程度分为:高中以下、大学和研究生三个组;工作年限是指员工在现单位工作的时间,分为2年以下、3-5年和6年以上三个组;个人收入是指员工的平均月收入,分为1000元以下、1001-3000元和3001元以上三个组。
不同文化程度对关键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的文化程度无论是对组织认同感还是组织公民行为都没有影响(F=1.800、0.528,P=0.168、0.591>0.05)。
不同工作年限对关键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员工的工作年限对组织认同感没有影响(F=0.495,P=0.611>0.05),但对组织公民行为有影响(F=4.087,P=0.018<0.05)。进一步的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工作年限2年以内的组和6年以上的组对指向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差异。再从一般因子分析所得的关联强度指数来看,按照Cohen(1982,1988)的解释变异量在6%以下的变量间关系属微弱的标准,工作年限对组织公民行为、指向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微弱(ω2=3.3%、4.6%)。
不同收入对关键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员工的个人收入对组织公民行为没有影响(F=3.060,P=0.049<0.05),而对组织认同感有影响(F=3.213,P=0.043<0.05)。进一步的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员工收入在3001元以上的组与1001-3000元的组与组织认同感有显著差异,且前者优于后者。再从一般因子分析所得的关联强度指数来看,个人收入对组织认同感的影响也非常微弱(ω2=2.4%)。
由此,假设H 4和H 4-1获得部分支持。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得到的国内企业员工组织认同感概念模型见图1。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假设1-4获得了全部或部分证明。现对有关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以此提出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组织认同感的维度
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企业员工对其所加入的组织同样存在一致性的感知,只是这种认同感更多的倾向于对本组织的感性认知和情感系属。
本研究的组织认同感原量表包含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维度,但因素分析的结果只得到了一个维度,题项主要由原量表中的认知和情感组成,且更偏重情感维度。这个结果与M ael和A shforth(1992)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认为组织认同感是一维的,主要是员工对组织的情感认同。其实,这种一维的组织认同感既避免了与组织承诺的重叠,又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量表更集中地测度组织认同感。另外,由于中国人一般习惯于从字面上将认同理解为承认、认可,有赞同、同意的意思,如:“我很认同他的观点”,是个人对于群体目标或他人的支持与认可,认同的对象存在于个体自身之外,因此认同和个体自身的关系较易被忽略。而西方人理解的认同是在个体内对于自己所属社会群体持有的评价,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国人对组织的认同缺少理性的比较与评价。
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大量的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如果能得到对企业具有高度认同的、有能力的员工,就可以使它的效益得到极大的持续提高。因此,对于国内的企业而言,有效的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重视员工组织认同感的塑造和强化,尤其是情感方面,使员工在企业中获得“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认同知觉,这样才能留住每一个能人、激励每一位员工。
(二)组织公平与组织认同感
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平是提高员工组织认同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过程公平对组织认同感的影响更加显著。
从整体来看,组织公平与组织认同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即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公平越多,对组织的认同感就越强烈。当员工感到自己在组织中受到公平对待时,员工便会对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有一个正面的估计,并提高对组织的一致性知觉,进而影响个体对组织的认同程度。从个别维度来看,过程公平、结果公平都与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过程公平对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具有更强烈的正向影响作用。这是因为过程公平能提升组织内的和谐关系,显示员工在组织中的地位,提供员工判断是否隶属于组织的重要信息,因而对组织认同感的影响更加显著。
由此可见,企业要想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感,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员工的组织公平知觉,尤其是过程公平,从决策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保证员工能按照工作绩效和工作表现得到合理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公平的奖惩和竞争机会,这样才能使员工在企业中得到“主人翁”或“以人为本”的感觉和认识,与企业结成利益、事业和命运的共同体,为企业目标的有效实现尽心尽力。
(三)组织认同感与组织公民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组织认同感的结果变量,特别是当员工的组织认同程度较高时,更易产生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
从整体来看,组织认同感与组织公民行为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即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越强,其表现的组织公民行为就越积极。这与王彦斌(2004)对昆明市三家国有企业员工的实证研究结果不符,但却得到了张建(2005)的研究和访谈结果的支持。无论从理论还是从逻辑上讲,组织公民行为都是一种与组织认同感相连的、将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感表现于外的、对组织有益的角色外行为和姿态。对于组织认同,完整的理解应该既要看到其内在的心理起点,也要看到它外在的行为结果表现。当组织成员从积极的角度与自己所在的组织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心理,他必然会在组织中表现出较高的组织公民行为这种积极组织认同的外显性行为,而不仅仅是表现出由组织所正式规定的规范性行为。可以说,组织公民行为的充分体现才是一种组织成员与组织真正契合、对组织达到真正认同的具体表现。从个别维度来看,组织认同感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两个维度———指向个人的公民行为和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都有正向影响,但对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更强烈。这是因为组织认同感的对象是整个组织而非个人,所以员工的组织认同感越强,他对整个组织表现出的角色外行为和姿态就越积极。
由此可见,组织公民行为是判断员工组织认同感的重要效标,尤其是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如:积极参加单位的各项活动、为改进工作而积极思考提出建议、友善地对待外人并积极向亲朋好友介绍单位等,都是判断一个人对企业有无认同以及认同程度高低的外在可把握标志,也只有这些非指定性行为和姿态才是对企业及其管理有积极意义的。
(四)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绩效
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民行为有助于提高组织绩效,且以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较大。因为员工的这种与工作有关的自愿合作行为虽然既非正式角色所规定,也不为正式的报酬奖励制度所承认,但却能充当组织运行的“润滑剂”,减少组织各“部件”运行时的相互摩擦,对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帮助,并最终体现于组织绩效的提升上。另外,在组织公民行为的两个维度中,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其直接受益对象就是组织本身,所以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上会比指向个人的公民行为更大。
(五)个体变量与关键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变量对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其中,文化程度对两者都没有影响;个人收入对组织认同感具有微弱影响,收入越高对组织的认同感越强烈;工作年限对组织公民行为也只有微弱影响,工作年限短和年限长的员工表现出较积极的指向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企业,并影响企业的各项工作。因此,企业更应该在收入分配、决策过程等方面努力营造公平的环境,积极培养员工对企业的高度认同,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使企业在长期而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人才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
摘要：本文以16家企业的181名员工为调查对象,运用统计方法对组织公平、组织认同感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主要是员工对组织的情感认同,组织公平是影响组织认同感的重要因素,组织认同感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为国内企业员工组织认同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