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影响

关键词： 证券市场 机构 市场 引言

差异性影响（精选十篇）

差异性影响 篇1

机构投资者是指在金融市场从事证券投资的法人机构, 主要有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QFII、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持股。在中国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的今天, 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 使得上海证券市场和深证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降低, 其发挥了稳定市场的功能;机构投资者在参与公司股权投资, 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公司起到积极监管的作用, 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减少了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 促使企业的经济业绩逐步提高。本文试图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并分析在众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是否均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进而指出未来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方向。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股, 从消极到积极角色的转换可以强化企业的内部监督和治理机制, 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来提高公司的业绩。机构投资者能够迫使经理人关注公司业绩, 并防止产生机会主义的利已行为, Strickland, Wiles and Zenner (1994) , Smith (1996) 、Carleton et al., (1998) , Daily et al, (2003) 通过实证研究, 指出机构投资者有动机和能力监督公司管理层, 这种监督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绩效;Monks and Minow (1995) 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改善公司业绩的原因, 指出机构投资者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 市场机会和监督、规范、影响经理的能力, 这可能是机构投资者可能改善公司业绩的重要原因;Mc Connell and Servaes (1990) 指出机构投资者持股和TobinńQ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haganti and Damanpour (1991) 用数据分析了机构持股和净资产收益率 (ROE) 存在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Nesbitt (1994) 和Del-Guercio and Hawkins (1999) 同样通过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各种不同衡量标准下的企业绩效正相关;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比较了不同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监管和影响管理人员的效用, 指出美国机构投资者弱化了代理问题并促进经理人改善公司的业绩。

(二) 国内文献

申尊焕 (2008) 以328家公司为样本, 分析指出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和高管层的重叠人数显著正相关, 与公司的会计业绩同样显著正相关;李维安等 (2008) 研究表明, 机构投资者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和市场价值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王雪荣、董威 (2009) 研究发现:具有较大持股量的机构股东, 不仅和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还和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娄伟 (2002) 、吴晓晖等 (2006) 、石良平等 (2007) 、穆林娟等 (2008)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也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 娄伟 (2002) 对1998年至2000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与公司托宾Q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指出其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性;宋渊洋、唐跃军 (2009) 以2003年至2007年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2313个企业为样本, 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以及不同机构投资者对业绩的影响。钱露 (2010) 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有助于缓解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代理问题, 提高公司业绩。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但不同机构类型机构投资者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 公司业绩越好

H2: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数据选取时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剔除了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删除ST公司。最终得到样本总数为2985个, 其中2009年的样本数据为1050个, 2010年的样本数据为1258个, 2011年样本数据677个。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Wind金融数据库。

(三) 变量定义

(1) 因变量。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很多, 本文在选取企业业绩指标时, 采用能够综合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 (如Chagantietal., 1991;Sundaramurthyetal., 2005;石良平, 2007;李维安, 2008;穆林娟, 2008) 均采用此指标来衡量公司的业绩。 (2) 自变量。本文的机构投资者在分类上一共包括主要的基金公司、券商、QFII、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信托公司持股六大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选取前十大股东中基金公司、券商、QFII、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信托公司持股之和, 利用这一变量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其计算公式为,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年末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合计/总股本。 (3)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过程中, 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 (如申尊焕, 2008;钱露, 2010;宋渊洋, 2009;王雪荣, 2009等) , 均选取公司特征的部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变量, 一般说来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 其内部的经营、组织模式越规范, 因此业绩水平越高;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 公司的财务风险加大,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业绩水平;公司成长能力指标, 我们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 一般处于成长阶段的公司, 其业绩水平发展速度较快。同时在控制变量中引入年度指标作为虚拟变量, 引入2个年度虚拟变量指标。变量定义见表 (1) 。

(四) 回归模型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注:***、**、*分别表示在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t值。

其中, Institution分别用INS, FD, SC, QFII, IC, SS, TC来代替, 构成模型 (1) - (7) , 如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 则β1系数显著, 假设H1成立, 同时显示不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业绩的不同影响程度, 检验假设H2。在这里以2009年为基础年, 设定两个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除了年控制标量外的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量表。从表 (2) 统计结果看, ROE均值 (中位数) 为0.10382 (0.09159) , 表明大部分公司的业绩净资产收益率为正。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基金持股比例的均值 (中位数) 分别为, 0.14774 (0.09837) , 0.05938 (0.02769) , 大部分公司持股比例处于平均水平之上, 并且其他成分的持股比例形状一样, 均均值大于中位数的右偏结构。在不同投资者持股比例构成中, 从均值看, 基金持股比例为0.05938, 均远高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均值, 在机构投资者构成中处于主要力量, 而QFII的均值水平最低, 处于最低的持股份额水平, 在机构投资者构成中除了基金持股外, 均呈现普遍较小的份额, 对业绩的作用空间有待提高。公司成长水平变量的最大值 (最小值) 为464.10049 (-1.40602) , 其标准差为9.98480, 表明样本不同公司不同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变动。公司规模变量的均值 (中位数) 为21.85114 (21.68093) , 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均值 (中位数) 为0.46141 (0.47514) , 说明样本公司资产整体规模较大, 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

(二) 回归分析

在对各个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之前, 先考察模型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各个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均控制在2以下, 说明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小, 可以放入模型 (1) - (7) 中进行回归分析, 其回归结果如表 (3) 。表 (3) 显示了机构投资者总持股比例以及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业绩ROE的影响。各模型的F值均通过了检验, 回归模型有意义, 拟合程度较好, 可以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上看,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的系数为0.143, 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 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 公司业绩越好, 机构投资者作为外部治理的有效机制, 通过监督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达到了提升企业业绩的效果;从机构投资者不同构成类型的回归结果看, 基金持股比例FD, QFII持股比例QFII, 保险公司持股分别在1%、1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分别为0.717, 1.963, 1.731, 而券商持股比例、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信托公司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不显著, 说明在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构成结构中, 起到较大作用的时基金持股、QFII持股和社保基金持股, 并且从系数关系和显著性水平上,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系数为0.143小于基金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系数0.717, 明显发现基金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和显著, 是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主要力量。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不同, 可能与投资的份额、投资的策略、投资的时间长短有关系。基金持股是机构投资者实力最强的见表 (2) , 并且基金投资倾向于采用集中的投资策略, 有较好的能力参与公司的治理, 对公司业绩的改善程度较为明显;保险公司持股处于稳健性和投机性的投资风格, 较为特殊的投资目的, 以及人们越来越对保险的关注, 导致其持股比例上升, 对公司业绩影响较为明显;QFII坚持价值投资, 有较强的价值选择能力, 随着2002年我国正式引入QFII机制以来, 其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日趋显现, 虽然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中所占份额比例不大, 但是对公司业绩却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作用, 说明QFII引入中国是成功的, 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总体上看,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 其对业绩的影响越为明显。从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方面回归结果看, 公司规模对公司业绩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但其相关系数较小, 仅为0.04, 说明公司规模的大小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 但其影响程度不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 说明公司负债比例越大, 将增大公司的财务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公司业绩的发展水平;而公司发展水平变量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与公司业绩之间并未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 其业绩水平越好;不同机构投资者对业绩的影响程度不同, 持股比例越高, 越倾向于影响公司业绩, 如持股比例较高的基金持股、保险公司持股对业绩影响程度显著;持股比例较低的QFII, 由于这几年的逐步发展、特殊特点以及国家政策的倾向性, 对公司业绩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 为了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提高公司的业绩, 甚至于促进股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以适当考虑放宽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的投资比例的限制, 给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 降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治理成本, 关注公司的长期效益, 毕竟中国近三年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比例水平仍然较低 (见表2, 均值仅为14.77%) 。 (2) 在大力完善和稳定基金持股、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同时, 适当加强对持股比例较低的QFII的支持力度, 支持新兴力量对公司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 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带来新的投资价值理念, 同时也要避免其对中国市场的负面影响。 (3) 在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时, 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 避免机构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维持资本市场良性健康发展。这些对促进公司业绩乃至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机构投资者作为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 倾向于长期投资和价值发现, 其介入将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改善公司业绩的同时, 稳定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本文通过2009-2011年2985个公司样本数据分析发现, 机构投资持股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还发现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差异性影响, 持股比例较高的基金持股和保险公司持股对公司业绩影响显著, 而持股比例较低的QFII由于近年资本市场的鼓励和政策支持, 同样对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差异性影响 篇2

三种股利分配方案对股价影响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公司重大财务决策之一,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公布会引起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际采用的股利分配方案中,主要包括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不分配三种.研究股利分配政策,从而改变企业资本结构,对了解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及公司并购具有很强的意义.

作 者：潘海峰 PAN Hai-feng 作者单位：贵州省贵州财经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贵州,550004刊 名：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年，卷(期)：8(3)分类号：F8关键词：股利分配方案 差异性比较 t-检验 方差分析 克鲁斯凯--沃里斯检验

差异性影响 篇3

关键词：百货商店；超市；商店形象

一、商店形象的定义

形象（image）的概念起源于Boulding（1956），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并非完全由知识与信息所引导，而是由其所感觉到的形象所影响，亦即行为常是形象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并非反映真实的事情，而是反映其相信的事实。Martineau（1958）首先将形象的概念用于商店的研究，他认为商店的个性和形象（store personality or image）是购物者心中定义商店的方式，受到功能品质（functional qualities）和心理属性（psychological attributes）的影响，从此开启了对商店形象的相关研究。

Kunkel和Berry（1968）认为一个人在某一商店购物,可能获得对该商店的整体概念并增强其预期,所以商店形象是过去在此商店环境下购物的结果,过去的经验是形成商店形象的重要因素。Hirschman（1981）提出商店形象是“商店形象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他认为商店形象是消费者对某一个商店相对于其它商店的看法，且必须和消费者独有的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work）相一致的主观现象。Rogers，Gamans和Grassi（1992）认为商店形象是消费者对一家商店或服务的总体感觉。Berman和Evans（1995）综合各学者的定义后指出，商店形象是由功能的（实质的）与心理的（情理的）要素所组成。这些要素被消费者加以组合后，纳入其知觉框架，此知觉框架决定了消费者对某商店整体的期望。

综合以上学者对商店形象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商店形象有以下几个特点：（1）是整体的感觉和整体的概念；（2）是消费者主观的印象，因人，因商店的不同而不同；（3）是消费者对商店的长期的态度，短期内不易改变；（4）商店形象是一个具有多元属性的综合体,包括功能性属性和情感性属性；（5）商店形象的形成是消费者和商店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消费者过去的经验和判断会对消费者今后的行为产生影响；（6）商店形象也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和消费者的态度相比，商店形象的形成过程更为复杂，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并持续地影响今后的商店选择行为。

二、商店形象的影响因素

商店形象的影响因素很多，很难一一穷尽，因为商店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对商店形象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并不全相同。学者们进行研究时并不是列出影响商店形象的全部因素，而是研究影响商店形象的一些重要因素。如Rogers、Gamans和Grass（1992）将构成商店形象的因素划分为以下几个因素：商店的实体外观、商品的品质和定价策略、员工的态度和外观、服务、广告、商店周围环境。

Martineau则认为消费者心目中的商店形象,除了地点、价格及提供的商品等明显的功能性因素外,还有商店布置与建筑、象征与颜色、广告和销售人员等4项重大因素。Hansen和Deutscher实证研究了影响百货公司和杂货店消费者商店选择的重要属性,发现可信赖的商品、商品的品质、价值感、容易找到想要的商品、有销售人员的协助以及快速结帐等是对两种业态的商店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赔偿的公平和便利也是百货公司的重要属性,而整洁的环境与充足的货品是食品杂货店的重要属性。Lindquist在分析了北美地区有关商店形象的19项研究之后,在总共31个影响商店形象的因素中归纳出了9个层面的因素，如下：（1）商品：质量、花色品种、时尚、保证、价格。（2）服务：一般性服务、销售人员服务、自助服务、退货方便、送货服务、信用政策、电话订购。（3）顾客：社会阶层、自我形象、销售人员。（4）商店设施：商店装修、购物的便利性（电梯、温度、光线、洗手间）、建筑结构（通道位置、宽度、地毯等）。（5）便利性：总体的便利性、店址的便利性、停车方便。（6）广告与促销：促销、广告、商品陈列展示、折扣券、标记和颜色。（7）商店气氛：合适的气氛（消费者感到温暖、舒适、放松）。（8）组织：现代性、声望、诚信。（9）购后满意：现在使用的商品满意度、退货满意度、调换商品的满意度。

Engel，Blackwell和Miniard（1993）认为商店形象是消费者选择商店时所依赖的事实（reality），影响商店选择的重要因素有下面10项：商店的地址；商品的种类的特性和品质；价格；广告和促销；销售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商店的实体属性；商店顾客的属性；商店的气氛；交易后的服务和满意度。

上述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商店形象的层面和要素大致可以归入功能性属性和情感性属性两大类。具体说来，店址、商品、服务、价格等基本上属于功能性属性，而广告、促销、销售人员、店内环境等既有功能性特征，又具有情感性特征。不同类型的商店的形象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如综合超市和百货商店形象的影响因素就存在着差异性，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研究设计

1． 零售商店形象影响因素量表的确定及问卷设计。

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浏览，本文以台湾学者丁学勤的超市形象影响因素量表和Lindquist的商店形象决定因素为根据，并结合专家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对这个量表进行了补充、修改，得到衡量二者形象影响因素的初步量表，经过纯化、调试后，最终确定衡量商店形象的以下因素：（1）商品种类：商品种类齐全，多样化；同类商品有多种品牌可供选择。（2）商品品质：商品的品质好（如耐用,新鲜）；商品的来源可靠（如制造商）；商品的标识清楚（如制造日期）。 （3）商品价格及促销：商品的价格便宜；促销活动多（如打折、特价、抽奖）；有广告宣传（如特价商品宣传单）。（4）布置与陈列：商品分类陈列清楚；容易找到想买的东西；出入口通畅；商品规格及价格在货架上标识清楚；通道宽敞。 （5）商店地点：离家（或住处）较近;离上班地点近；上下班会经过;离市区近。（6）卖场环境及气氛：卖场亮丽，舒适,宽敞；卖场干净，整洁；厕所干净；卖场空气清新,气氛良好；人多，人气旺，商品流动快。（7）营业便利性：可以零卖；可以用信用卡，借记卡刷卡；营业时间长，方便购物；商品不缺货。（8）服务：服务亲切；有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人员具有充足的专业知识；有方便的退货制度；结账迅速；结账正确；有附设的餐饮部；有免费服务（如改裤长，服务台）。（9）实体设备：有足够的停车空间；有安全设施（如逃生，灭火装置）；有儿童游戏区；外观漂亮,显眼。（10）组织：商店的声望好，商店的现代性。

然后将描述商店和超市形象影响因素的项目编制成李科特7点式评价问卷,其中：1表示非常不重要；2表示比较不重要；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重要；5表示重要；6表示很重要；7表示尤其重要。

在问卷设计出来后，笔者曾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初测，得到所有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测试结果显示所有评价指标的平均数大于5，且标准差较小，说明被试者对各指标重要性的认识比较一致。最后确认包含40项指标在内的零售商店形象影响因素评价问卷。

2． 数据收集和样本量简况。

本研究在调查中为了尽量让样本具有代表性，要求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6岁以上，有综合超市和百货商店购物经历，广州市城区和郊区的消费者。采用非比例分层抽样法，在2004年2月1日至3月15日对广州市区和郊区的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了381份，其中有效问卷364 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80.08％。有效样本结构描述：（1）性别。男性146人，40.1％；女性218人，59.9％。（2）年龄。20岁以下15人；20~29岁225人，61.8％；30~39岁87人，23.9％；40~49岁25人，6.8％；50岁以上12人，3.3％。（3）职业。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67人，18.4％；企业职员168人，46.2％；学生52人，14.2％；个体户、私营业主28人，7.7％；其他人员49人，13.4％；（4）学历。高中以下90人，24.6％；大专176人，48.1％；本科93人，25.4％；硕士以上5人，1.4％。（5）个人收入。不足1500元117人，32.1％；1500~2999元，158人43.2％；3000~3999元64人，17.5％；4500~5999元156人，4.4％；6000~7500元5人，1.4％；7500元以上4人，1.1％。（6）居住区域。城区295人，81％；郊区69人，19％。

3. 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差异性检验方法,应用SPSS11.0软件对百货商店和综合超市形象影响因素差异性进行方差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在40个项目中，有11个项目存在显著差异（p﹤5%），占总体项目的27.5％，存在着显著差异的项目是：

商品的价格便宜 ；促销活动多（如打折，特价，抽奖）；有广告宣传（如特价商品宣传单）；离家（或住处）较近；离市区近；卖场亮丽、舒适、宽敞；人多、人气旺、商品流动快；可以零卖；营业时间长,方便购物；服务人员具有充足的专业知识；有方便的退货制度。

无显著差异的项目是：

商品种类齐全,多样化; 同类商品有多种品牌可供选择; 商品分类陈列清楚；容易找到想买的东西；出口,进口通畅；通道宽敞；离上班地点近；上下班会经过；厕所干净；商品不缺货；结账迅速；结账正确；有附设的餐饮部；有免费服务（如改裤长，服务台）；有足够的停车空间；有安全设施（如逃生，灭火装置）；有儿童游戏区；外观漂亮,显眼；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商店的现代性；商品的品质好（如耐用，新鲜）；商品的标识清楚（如制造日期）；商品的来源可靠（如制造商）；商品规格及价格在货架上标识清楚；卖场干净,整洁；卖场空气清新,气氛良好；可以用信用卡,借记卡刷卡 ；服务亲切 ； 商店的声望好。

对有差异性的项目进一步进行方差分析，比较它们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得到以下结果：（1）两者重要程度得分值比较，综合超市高于百货商店的有：商品的价格便宜；离家（或住处）较近；人多,人气旺，商品流动快；可以零卖；营业时间长,方便购物。（2）两者重要程度得分值比较，综合超市低于百货商店的有：促销活动多（如打折，特价，抽奖）；有广告宣传（如特价商品宣传单）；离市区近；卖场亮丽、舒适、宽敞；服务人员具有充足的专业知识。

四、研究结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百货商店和综合超市形象影响因素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具体表现为：

1． 对百货商店形象影响较大的因素。对百货商店形象的建立比综合超市重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址：消费者对百货商店地址要求较高，他们希望百货商店最好离市区近；（2）卖场环境与气氛：研究显示,消费者对百货商店的卖场环境与气氛与综合超市不同，百货商店在“卖场亮丽、舒适、宽敞”方面的重要程度的评价分数值比综合超市要高，说明在百货商店形象的建立过程中，商店的舒适，亮丽具有重要作用。（3）服务：在对服务的要求上，百货商店也比综合超市要高，在影响商店形象的几个项目，如“服务人员具有充足的专业知识；有方便的退货制度”，消费者对百货商店的要求比综合超市高。反映了消费者对百货商店的服务比较看重。百货商店要建立有效的商店形象必须在服务上下功夫，通过服务树立自己的商店形象，建立与其他商店的市场区隔。

2． 对综合超市形象影响较大的因素。对综合超市形象影响比百货商店较大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价格：研究显示，价格对综合超市形象的影响比较大，消费者对综合超市的价格比较敏感，更希望超市的商品价格便宜；而在促销上，如“促销活动多（如打折，特价，抽奖）；有广告宣传（如特价商品宣传单）”等几个方面消费者对超市的要求却没有百货商店高，笔者推测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百货商店单个商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打折、特价之类的活动让渡给消费者的价值更高一些，而综合超市的商品价格本来就不是很高，因此打折、抽奖、特价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相对较低。（2）便利性：本研究显示，消费者对超市的便利性的要求比百货商店要高，在项目“可以零卖；营业时间长，方便购物”项目重要程度的评分值上，综合超市都高于百货商店。说明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者希望超市能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更多的便利性。超市要在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建立自己超市方便快捷的商店形象。（3）地址：研究显示综合超市对地址的要求更多的在购买的便利性上，如“离家（或住处）较近；”重要程度的评分比百货商店要高，出现这种情况估计和国内消费者现阶段的消费习惯、购买能力、经济状况有关。国外消费者一般都有车，他们一般是一次集中购买，超市离消费者居住地的远近对消费者购物影响不大。但国内的消费者有车的还不多，所以，消费者对超市的地址比较看重，希望在“离家近”的地方。另外，国内的消费者已经把进超市购物作为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所以“离家近”成为消费者光顾超市的一个很重要因素。（4）人气旺，人多，商品流动快：综合超市在卖场的环境与气氛中，“人气旺，人多，商品流动快”选项的重要程度的评分比百货商店高，说明超市和百货商店对卖场的气氛要求有很大不同，百货商店强调的是环境亮丽，舒适；而综合超市却要求人气旺，人多，商品流动快。所以，超市在建立自己的商店形象时要注意聚集人气，加快商品的流通。

3． 重要程度没有显著差异的因素。研究显示，其他29项因素对百货商店和综合超市形象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数据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到，不管是超市还是百货商店，消费者对“商品种类齐全，多样化；同类商品有多种品牌可供选择；商品的品质好（如新鲜、耐用）；商品来源可靠；商品的标识清楚（如制造日期）；卖场干净、整洁；商品分类陈列清楚；容易找到想买的东西；商品的规格及价格在货价上标识清楚；卖场空气清新、气氛良好；结账迅速；结账正确；服务亲切；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商店的现代性；商店的声望好”等因素的评分都比较高（平均值大于6），说明消费者对这些因素都十分看重，这些是建立零售商店形象的重要因素。此外百货商店和综合超市在“出口,进口通畅；通道宽敞；离上班地点近；上下班会经过；厕所干净；商品不缺货；有附设的餐饮部；有免费服务（如改裤长,服务台）；有足够的停车空间；有安全设施（如逃生，灭火装置）；有儿童游戏区；外观漂亮,显眼；可以用信用卡、借记卡刷卡”等项目的评分上较高，且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这几项在零售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时也较为重要。

五、启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零售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的百货商店一种零售业态占据主导地位，“千店一面”的格局到今天已经发展为多种零售形态充分竞争的格局。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的单纯购物，到今天的休闲，娱乐，体验等新的购物心理因素不断加入到购物的过程之中，消费者求新、求变、追求个性的心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突出，零售商店的形象建设是在新的时期零售商店适应市场竞争，建立自己商店市场区隔的一个有利武器，本文对广州地区综合超市和百货商店两种零售形态的影响因素做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在影响零售商店形象建立的40个构成要素中，有11个要素存在着显著差异。对百货商店来说，环境舒适、卖场亮丽，地址（离市区近），服务，等因素十分重要，而综合超市商店在购物的便利性，地址（离家近），价格低尤为重要。研究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零售业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消费者需要价格更优惠，购物更便利，更多产品种类选择的购物场所；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消费者也需要在购物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的服务，得到更多的购物体验，综合超市和百货商店分别满足了消费者这两方面的要求，是零售业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对零售业的经营者来说，可以依据本研究的结果探讨其商店形象，思考其得失，寻找适当的市场定位，建立独特而有利的商店形象，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Lindquist，J．D．（1974）．Meaning of image: a survey of empirical and hypothetical evidence．Journal of Retailing，Vol．50 No．4，pp．29-38．

2．Martineau，P．（1958）．The personality of the retail store．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36， January/February．

3．丁学勤.内容分析建构量零售商店形象决定因素之研究．管理评论，2002，（1）．

作者简介：吴长顺，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范士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差异性影响 篇4

投资者需要及时可靠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然而, 从资产负债表日到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对外发布提供给公众常常存在一个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称为信息延迟 (或报告时滞) , 通常用来评价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及时性。Knechel和Payne (2001) 指出, 由于竞争导向的财务报告使用者可以从一些替代的来源获得财务报告信息, 所以当信息延迟增加的时候, 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信息价值会成比例地缩减。现存的关于信息及时性的文献非常广泛,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但是被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是, 从资产负债表日至年报披露日之间的时间段 (即信息延迟) 实质是由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签署日 (通常被称为审计延迟) 和审计报告签署日至年报披露日 (通常被称为披露延迟) 两个时滞段组成, 而且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以往的文献通常选择其中某一个时滞段 (如信息延迟或审计延迟) 展开分析, 三者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极少被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的影响因素有何不同, 以及如何共同影响信息延迟,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影响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因素一般分为客户特征和事务所特征, 其中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是学者主要考虑的公司特征。但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不同的制度背景, 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属于监管领域, 目前我国受到管制的行业包括:传媒、电信、航空、铁路、银行、证券、公用事业、石油, 这些行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及一定的政府职能。Enrique Bonson-Ponte等 (2008) 对西班牙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审计延迟和监管压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证明对某些特定行业施加的压力会刺激审计延迟的缩短。行业的监管特征对我国企业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影响如何, 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关于信息披露决定因素的进一步证据, 并从另一个更新颖的角度出发去扩大先前的研究。首先, 本文将信息延迟的时间段划分为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 将三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同时研究对三者产生影响的因素的差异性, 目前国内尚无类似的研究。其次, 将行业监管压力作为重要的研究变量, 考察其对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 这是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问题的检验。第三, 本文考察了2007年我国新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实施对审计及公司信息公布的影响。目的是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之上, 验证在中国背景下是否会发现一些不同的影响因素和结论, 从而对该项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尤其是财务报告及时性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均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信息延迟、审计延迟或披露延迟是对年报披露及时性进行度量的常用指标, 本文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信息延迟的影响因素及市场反应。将资产负债表日至年报披露日期间作为信息延迟时滞, 用以评价年报披露及时性是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评价指标。我国学者基于信息披露及时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年报及时性 (即信息延迟) 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方面。一般认为影响上市公司信息延迟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特征及会计师事务所两个方面, 但结论并不一致。 (1) 在公司特征方面, 公司规模和公司业绩是被关注的主要因素。Gilvoly和Palmon (1982) , Chambers和Penman (1984) , Karim、Ahmed和Islam (2006) , 李维安等 (2005) 发现公司规模与信息延迟正相关;但Dyer和Mc Hugh (1975) , Garsombke (1981) , Bamber等 (1993) , Abdulla (1996) , Jaggihe和Tsui (1999) , Boonlert-U-Thai (2002) , Owusu-Ansah (2006) 的结论是公司规模与信息延迟负相关;蒋义宏和陈高才 (2007) 发现公司规模对信息延迟无显著影响。Gilvoly和Palmon (1982) , Chambers和Penman (1984) , Pastena (1979) , Begley和Fischer (1998) 研究发现业绩越好的公司, 更倾向于较早公布财务报告, 信息延迟时滞更短;我国学者陈汉文等 (2004) , 程小可等 (2004) , 巫升柱等 (2006) , 杜兴强等 (2009) 也发现盈利公司比亏损公司更及时地披露其年度报告, 与上述结论一致。Kross和Schroder (1984) , Chen等 (2001) 和Haw等 (2003) 还发现公司披露年度会计盈余的及时性与公司实际盈余和分析师预计盈余之差存在显著的关系, 实际盈余高于预计盈余的公司倾向于提早披露年报, 李维安等 (2005) 也认为未预期盈利为正、企业业绩越好的上市公司年报迟滞时间越短。

(2) 对会计师事务所特征的评价主要采用事务所规模和审计意见类型进行度量。Palmrose (1986) , Francis和Wilson (1988) 认为事务所规模与信息延迟正相关, Ahmad和Kamarudin (2003) , Leventis (2005) 认为事务所规模与信息延迟负相关;李维安等 (2005) 认为事务所规模对信息延迟无显著影响。Elliott (1982) 认为审计意见类型与信息延迟之间具有显著关联;Whittred (1980) , Kinney和Mc Daniel (1993) , Bamber等 (1993) , Bahram Soltani (2002) 证实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审计单位往往具有较长的信息延迟, 而且该非标意见越不利于被审计单位, 信息延迟越长。我国学者李维安等 (2005) , 巫升柱等 (2006) , 蒋义宏和陈高才 (2007) , 杜兴强等 (2009) 的研究也得到与上述相同的结论。伍利娜等 (2006) 从审计事务所更换时机入手进行研究, 发现较晚更换事务所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及时性显著较差。

关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及市场反应, Gilvoly和Palmon (1982) 发现股票价格对实际披露较早的年报反应更大, 这表明时滞增加时定期报告的信息含量下降。Chambers和Penman (1984) 也认为, 实际发布时间早于预期公布时间的年报的市场反应要大于实际发布时间迟于预期公布时间的年报的市场反应, Atiase (1989)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朱晓婷和杨世忠 (2006) , 王雄元等 (2008) 通过研究发现, 年报披露及时性与市场反应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 提前披露下一时点会计信息的公司有较强的透明度和较低的盈余管理水平, 延迟披露下一时点会计信息的公司有较低的透明度和较高的盈余管理水平。

第二, 审计延迟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将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签署日作为审计延迟时滞评价审计的及时性, 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不同国家的研究在时间、方法、变量的引入和结论的获得等方面表现出差异。表1列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研究, 与信息延迟相关研究不同的是行业监管压力被证实对审计延迟有显著影响。我国学者研究审计延迟的相关文献非常有限, 王建玲 (2008) 认为股权结构、盈利能力和股利分配预案影响审计延迟的时滞。

上述国内外关于信息及时性的研究虽然十分丰富, 但主要集中在信息延迟与审计延迟方面, 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而且学者通常对其中某一个时滞段展开研究, 未比较审计延迟、披露延迟和信息延迟三者影响因素的差异性。Jasim Al-Ajmi (2008) 首次将审计延迟、披露延迟以及信息延迟3个时滞段纳入一个研究框架, 针对印度市场进行了研究, 发现公司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 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时间越短, 信息延迟时滞也越短;财务杠杆越高, 公司审计延迟与信息延迟时间越长;行业监管对审计延迟有一定影响, 监管压力大的行业 (如银行) 审计延迟时间更短。在我国, 尚无学者将审计延迟、披露延迟和信息延迟纳入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对此展开研究, 检验其影响因素的异同。

三、研究假设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财务报告》第21条规定, “审计报告的日期不应早于注册会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包括管理层认可对财务报告的责任且已批准财务报告的证据) , 并在此基础上对财务报告形成审计意见的日期”。《准则指南》中进一步指出:“审计报告的日期非常重要。注册会计师对不同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有着不同的责任, 而审计报告的日期是划分时段的关键时点。在实务中, 注册会计师在正式签署审计报告前, 通常把审计报告草稿和已审计财务报表草稿一同提交给管理层。如果管理层批准并签署已审计财务报表, 注册会计师即可签署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签署审计报告的日期通常与管理层签署已审计财务报表的日期为同一天, 或晚于管理层签署已审计财务报表的日期。”因此资产负债表日、审计报告日和财务报告发布日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最重要的3个日期。本文借鉴Jasim Al-Ajmi (2008) 的方法, 将资产负债表日和审计报告日之间的时间差界定为审计延迟 (Audit Delay, 简写为AD) , 审计报告日与财务报告发布日之间的时间差为披露延迟 (Releasing Delay, 简写为RD) , 审计延迟和披露延迟两个时滞段之和为信息延迟 (Total Reporting Delay, 简写为TD) 。本文目的是分析决定审计延迟、披露延迟与信息延迟的影响因素, 重点关注6个在中国资本市场预期有特别意义的变量。

(一) 公司特征变量

1. 行业监管压力

本文首先考虑被我国学者所忽视的企业所在行业的监管压力因素。Watson (2002) 认为处于监管行业的企业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似乎更积极地发布财务信息。在这些被特别监管和保护的行业, 由于社会和惯例的压力, 公司会比其他没有压力的公司更早地发布财务报告。Ashton和Newton (1987) , Ahmad和Kamarud (2003) 发现公司所在行业的监管压力与审计延迟负相关。在我国, 某些行业比其他行业受到更多的监管, 因而有更大的监管压力, 监管压力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监管行业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大, 承载的社会责任会更多, 同时受到国资委等多部门的监管, 这种压力对企业信息及时性的影响如何还是个有待检验的问题。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但不对符号进行预测。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属于监管行业的公司审计延迟、披露延迟与非监管行业公司显著不同。

我国当前仍受到管制的行业包括:传媒、电信、航空、铁路、银行、证券、公用事业、石油, 属于以上行业的公司将其定义为“1”, 否则为“0”。

2. 公司规模

Givoly和Palmon (1982) 认为公司规模是影响年报披露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业务量也越多, 无疑将导致更多的审计活动, 进而增加审计报告时滞, 从而使得年报披露时间延长。但Dyer和Mc Hugh (1975) 认为, 由于政治成本假设, 大公司受到来自投资者、工会及监管机构更多的注意, 因而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尽早公布财务报告。而且, 为大公司审计的大会计师事务所会派更多的审计师, 对大公司的审计是存在规模效益的, 这样会减少审计需要的时间。此外, 大公司可能有更有效的内部控制, 这会减少财务报表出现错报的可能, 审计师能够更多地依赖内部控制从而减少审计工作。Courtis (1976) , Garsombke (1981) 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总资产和审计延迟、信息延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与审计延迟、披露延迟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因此本文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公司规模对审计延迟、披露延迟有显著影响。

国内学者通常采用资产总额对公司规模进行度量, 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与之不同的是, 本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司规模: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因为绝对规模未考虑公司所属行业差异, 某行业中一个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其规模可能很小, 但与其他行业的公司相比其规模可能是很大的, 因此评价公司的相对规模是有必要的。我们用资产总额的对数衡量公司的绝对规模, 用一个公司在其所属行业中的相对大小来衡量公司的相对规模。

3. 公司业绩

心理学认为, 人们往往愿意及时主动对外报告好消息, 而对坏消息则“遮遮掩掩”。公司年度报告具有类似性质。管理者出于人的本性, 会倾向于及早报告好的业绩, 而推迟报告坏的业绩。经济学的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也表明,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业绩好的公司为降低利益相关者的疑虑, 更乐于主动发出信号, 以传递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和具有较高治理水平的信息, 进而解除代理责任或获得市场资源。Pastena (1979) , Gilvoly和Palmon (1982) , Chambers和Penman (1984) , Begley和Fischer (1998) 研究发现业绩越好的公司, 越倾向于较早公布财务报告, 信息延迟时滞更短。国内学者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结论一致。Whittred (1980) , Kross (1984) , Haw等 (2003) , 李维安等 (2005) 采用非预期盈余研究公司业绩与信息延迟的关系, 得到的结论仍然相同。因此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 业绩越好的公司审计延迟、披露延迟的时滞越短。

根据上述文献, 分别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未预期盈利来衡量公司业绩。

(二) 会计师事务所特征

1. 事务所规模

一般认为, 大的事务所在审计上市公司方面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和审计经验。换句话说, 大事务所比小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开展得更有效率。Gilling (1977) 认为聘用国际性事务所审计产生的审计延迟要比非国际性事务所短。Ahmad和Kamarudin (2003) , Leventis (2005) 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事务所规模与信息延迟负相关。但Palmrose (1986) 和Francis (1988) 认为“四大”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在审计上会投入更多的资源, 用更长的时间来保证审计完整性和较高的审计质量, 因此在签署审计报告的时间上可能会有所推后。据此假设:

H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延迟、披露延迟存在显著影响。

以“四大”和“非四大”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进行度量, “四大”定义为“1”, “非四大”定义为“0”。

2.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被签署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被认为存在更长的审计延迟。Ng和Tai (1994) 认为其原因是某种程度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传达出负面的信号, 而另一个原因是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需要更多的时间, 公司的负责人不愿意接受非标意见, 所以他们会和审计师交涉或者给审计师施加压力去改变审计意见。保留意见被视为坏消息并且会减缓审计程序。Whittred (1980) , Ashton等 (1989) , Bamber等 (1993) , Kinney等 (1993) , 李维安等 (2005) , 王建玲 (2008) 的研究证实了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审计延迟或信息延迟时间更长。

H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审计延迟、披露延迟时滞更长。

企业收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取“1”, 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取“0”。

(三) 准则变化

Enrique (2008) 等对2002-2005年西班牙审计延迟影响的研究中涉及2005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西班牙的正式实施, 因此考察了准则变化对审计延迟的影响, 研究发现国际准则的应用对西班牙审计延迟并无显著影响。本文选择我国2005-2008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2007年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开始实施。新的两大准则体系与旧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 新两大准则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务报告数据;另一方面, 新审计准则体现风险导向审计理念, 要求注册会计师按照一套严格的审计政策、方法和程序验证被审计单位是否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进行财务和经营活动并保持一致。本文将考察准则变迁对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的影响。据此假设:

H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准则变化前后企业的审计延迟、披露延迟显著不同。

准则变化后的2007、2008年取值为“1”, 准则变化前的2005、2006年取值为“0”。

(四) 控制变量

Jasim Al-Ajmi (2008) 和李维安等 (2005) 的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与信息延迟正相关。李维安等 (2005) 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还发现ST公司更倾向于选择比较晚的时间来披露年报。据此选择财务杠杆和是否被ST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将采用以下3个数学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各变量的名称及定义见表2。

AD=a+β1RP+β2RS+β3AS+β4PE+β5UE+β6AUD+β7QUA+β8CIR+β9LEV+β10ST+ε

RD=a+β1RP+β2RS+β3AS+β4PE+β5UE+β6AUD+β7QUA+β8CIR+β9LEV+β10ST+ε

TD=a+β1RP+β2RS+β3AS+β4PE+β5UE+β6AUD+β7QUA+β8CIR+β9LEV+β10ST+ε

四、实证分析

(一) 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收集

本文以2005-2008年深沪上市公司为样本, 考虑到会计制度的差异会导致盈利指标的不可比, 因此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 此外还剔除了未在法定披露期限内披露年报的公司及数据缺失或异常的公司, 最终得到5 662个样本观察值, 其中2005年样本1 275个, 2006年样本1 384个, 2007年样本1 467个, 2008年样本1 536个。监管行业样本观察值为183个, 其中2005年样本42个, 2006年样本46个, 2007年样本46个, 2008年样本49个。相关数据在CCER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取得。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给出了因变量按年度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其中, 研究期间审计延迟的平均值为87.65天, 与Ng和Tai (1994) 发现的109.4天及Jaggi和Tsui (1999) 发现的105.88天相比, 我国大陆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延迟时滞比香港要短。比Enrique等 (2008) 发现的西班牙的平均审计延迟81.5天和Jasim Al-Ajmi (2008) 发现的印度的平均审计延迟47.98相比要长。披露延迟均值从2005年的3.62天递减到2008年的2.58天, 表明披露及时性在逐年提高。4年披露延迟的平均时间是2.95天, 与印度的平均披露延迟为12.46天相比显得更为及时。2005-2008年年报时滞的均值为90.60天, 比印度的年报时滞均值60.44天要长。此外, 各公司审计延迟的范围在10~180天之间变动, 披露延迟的范围在0~105天之间变动, 信息延迟在12~181天之间变动, 说明通过相关措施来消除或减少审计延迟和披露延迟的公司间的差异, 加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必要的。

行业监管压力是本文考察的重要变量, 为考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文按是否属于监管行业将样本分为两组, 对因变量进行考察并进行均值的独立样本T检验, 以判断两组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4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来看, 监管压力对审计延迟和信息延迟有显著影响, 监管行业的审计延迟和信息延迟的均值比非监管行业均值分别高5.05天和5.43天,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承担监管压力的企业比非监管行业的企业的审计延迟和信息延迟要长。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但与西班牙等国的情况相反。此外, 两组样本的披露延迟均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行业监管对披露延迟没有显著影响。下文将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

此外在对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经“四大”审计的比例非常小, 均值仅为7%, 分年度的研究发现, 2005-2008年间每年经“四大”审计的公司比例均小于10%, 且呈递减趋势, 2005年为7.4%, 2006年为6.6%, 2007年为6.5%, 2008年降到了6.2%, 与西班牙经“四大”审计的公司比例各年均为93%相比, “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的占有率还相当低,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规模更大, 我国1 300多家上市公司数量远远高于西班牙 (105家上市公司) 。

(三) 相关分析

表5是除控制变量以外的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5中可以看出, 审计延迟比披露延迟对信息延迟的影响程度更高, 系数达到0.987。监管压力与审计延迟及信息延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与披露延迟的相关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与本文以上的分析相符。公司绝对规模与各类延迟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但公司相对规模与3类延迟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相对规模越大的公司信息披露时滞越长。净资产收益率与各因变量之间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但未预期盈利与披露延迟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我们还发现,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一方面与审计延迟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另一方面与披露延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非标审计意见与各因变量之间并不显著相关。准则变化与披露延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但对审计延迟和信息延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另外, 各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0.5, 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四) 回归结果与进一步分析

表6是回归分析的结果。总体看来, 模型的拟合程度与解释能力较为理想, 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调整的R2分别为13.44%、20.55%和14.06%, 与Ashton和Willingham (1987) 得到的调整的R2在8.8%和12.3%之间变化, Carslaw和Kaplan (1991) 得到的调整的R2在14.3%和17%之间变化, Ng和Tai (1994) 得到的调整的R2值在13%和14.4%之间变化, Enrique Bonson-Ponte等 (2008) 得到的调整的R2为19.03%等研究结果相比, 本文的模型拟合程度并不逊色, 能较好地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

监管压力显著增加了审计延迟和信息延迟的时滞, 假设1得到验证, 但与Ashton和Newton (1989) , Ahmad和Kamarudin (2003) , Enrique等 (2008) 的结论相反。本文认为, 在我国由于监管行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一定的政府职能, 对其信息可靠性的要求更高, 从事务所角度来看, 这类公司的审计失败将会造成更坏的社会影响并给事务所带来更大的灾难, 相比非监管类公司而言, 事务所对这类公司进行审计时更加谨慎, 投入的审计时间更长, 以尽可能降低审计风险。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结束, 监管压力的影响减弱, 对披露延迟的影响并不显著。监管行业较长的审计延迟时滞导致信息延迟时滞增加。

公司绝对规模与各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相对规模对3类延迟的影响显著正相关, 与Givoly和Palmon等 (1982) 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行业内的规模相对差异比不同行业间的公司绝对规模的比较更有意义, 而且规模越大的公司信息及时性越差。

在公司业绩方面, 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但未预期盈利与3类延迟显著负相关。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当前资本市场的监管政策环境, 即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至少连续3年在10%以上才能申请上市, 而且连续3年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上市公司将被要求退市。Chen等 (2001) 和Haw等 (2003) 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操纵会计利润来迎合这些规定所要求的净资产收益率目标。本文认为未预期盈利比净资产收益率更能代表公司业绩对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我们的结论与其他学者的结论一致, 假设3得到验证。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延迟正相关。说明在我国“四大”通常会严格遵循审计程序, 在审计上会投入更长的时间来保证审计完整性以提高审计质量。有趣的是, 事务所规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披露延迟负相关, 说明经“四大”审计代表着更高的审计质量, 能提高被审计单位对财务报告的信心并乐意更快地向投资者发布年报。事务所规模对审计延迟和披露延迟的相反的作用导致其对信息延迟的综合影响并不显著。这也表明将信息延迟划分为审计延迟和披露延迟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准则变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披露延迟负相关, 说明新准则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及时发布财务报告。但对审计延迟的影响不显著, 两种影响抵消后导致对信息延迟的影响不显著。此外, 未发现非标意见、财务杠杆及是否被ST与各因变量之间显著相关, 与Enrique等 (2008) 的结论一致, 这很可能跟中国市场的非标意见公司及被ST公司数量较少有关。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审计延迟、披露延迟与信息延迟的影响因素及差异性。我们发现, 审计延迟比披露延迟对信息延迟的影响程度更高。监管压力显著增加了审计延迟和信息延迟的时滞, 但对披露延迟没有影响。公司相对规模与审计延迟、披露延迟与信息延迟显著正相关, 大公司信息及时性相对更差。未预期盈利为正的公司审计延迟、披露延迟与信息延迟的时滞更短。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1) 突破以往关于信息及时性的研究思路, 首次将信息延迟区分为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两个阶段, 并将三者纳入同一个框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 并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 (2) 首次对监管压力对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发现与国外上市公司相反的是, 我国监管行业上市公司比非监管类公司的审计延迟显著增加, 并进一步导致监管行业公司的信息延迟显著增加。在中国, 属于监管行业的公司受到政治、社会、体制的压力, 因此事务所对其审计更严格, 以更高程度地保证其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3) 我们发现影响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的因素存在差异, 有些因素如事务所规模和准则变化对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且影响方向是相反的, 这种相反作用在对信息延迟的影响中相互抵消并使变量的相关性变得不显著。说明本文将信息延迟区分为审计延迟与披露延迟是有意义的, 有利于从更精确的视角了解影响信息及时性的因素。

为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本文建议: (1) 加强对监管行业审计及信息披露的规范, 提高监管行业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2) 采取措施以减少审计延迟、披露延迟及信息延迟在不同公司间的差异; (3) 加强对审计延迟约束的研究, 细化有关会计、审计方面的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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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 Ahmad, and K Kamarudin.Audit Delay and the Timeliness of Corpo-rate Reporting:Malaysian Evidence[C].Communication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2003.

文化差异对管理的影响 篇5

在跨国公司中，以民族为分野的诸“文化群落”因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模式、文化圈层等背景环境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导致了组织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共存的现象。随着全球性的商品、资本、生产等国际化洪流的激荡，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文化组织在其经营领域不断拓展的同时，亦面临着许多陌生的文化环境。因此，以跨越诸多文化区域及身处多元文化环境为特征的跨国公司面临着更为深刻的挑战。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组织设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更孕育了极大的潜能。跨国公司要选择正确的管理模式，必须清晰地把握文化差异对管理诸环节的影响。

一、文化差异与管理成本

在跨国公司中，由于组织外在环境的多元化及内部“亚文化群落”的增多，使得受文化因素影响较深的管理成本的计算出现了复杂化及不均衡态势。由于影响管理成本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文化圈层面的差异，带有深刻的群体倾向，因此笔者主要分析分别以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对跨国公司管理成本的影响。

从西方经济学视角移观东方企业的管理，其高效率却经常表现为“不懂管理”的情形，例如，报酬制度不合理、监督措施不完善、产权界定不明确等。何以如此?究其原因还在于支撑东方企业运作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植根于自然经济(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的东方传统文化，注重一体化、宗法制度、集权管理，其本质是一种家的观念。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家族是中国文化强有力的源泉。日本等东方国家亦如此。以儒家文化为本源及核心的东方文化追求整体和谐以及对群体的皈依，注重家的实质并特别有尊重权威的特性，通常体现为忠诚、信用等道德标准，而这些精神的现代化转化就成为东方公司中团队精神的文化基础。

在监督约束成本方面，西方企业主要考虑的是针对机会主义存在的硬约束，而东方传统文化注重的却是等级观念和权威。道德观念成为从内心深处对组织成员进行限制和约束的“无形之网”，组织成员自觉接受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内化为个体行动的指南。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监督约束成本，甚至使严密的制度规范、组织设计成为多余，因为文化传统大量排斥了机会主义动机。东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念和主导行为准则的差异对企业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体现在管理成本上即表现为相同的货币投入产生了不同的绩效。但无论是西方企业还是东方企业，只要处在同质文化背景下，则管理成本的计算可以依据同一规则进行推演。但在跨文化的企业中，特别是在跨国公司中，由于组织横跨诸多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规约会导致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方式，因此，跨国公司中的管理成本从预算角度看极有可能成为“不能观投入”。因而，要求管理者针对组织中员工的不同文化背景及所受的文化熏陶，采取适当的激励及监督约束措施，以期在管理中能具备文化的针对性，从而达到提高组织绩效、节约成本的目的。

二、文化差异与决策模式

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和参数影响着管理过程的每一环节。作为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决策亦莫能外；文化的影响使跨国公司的决策模式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色彩。

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决策模式具有各自的特征和重心。在决策程序与质量方面，欧洲人倾向于把决策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上，且强调质量；美国的管理者恰恰相反，他们擅长于制定远期发展战略，重数量甚于重质量。在决策时效方面，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企业的领导偏好于作出迅速的决策，而较少考虑支持决策的信息系统的理性化程度。在决策绩效方面，拉丁美洲的不少企业决策通常体现为低效率，没有充分准备，而把决策建立在个体的直觉和情感偏向上。在决策理性化程度方面，美国和瑞典强调理性化。在决策过程的集权与分权方面，日本强调借助他人的力量，进行集体的分权决策，美国企业的决策权却高度集中，主要的决策均在高层作出。美国的集体决策的内容主要是操作性和事务性的，而非重要政策的制定。文化的承继性使文化的影响深刻地积淀在各国的决策模式中。

在跨国公司中，由于各种文化模式的共时态存在，文化差异往往对决策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决策者往往依据自身的“文化隐含性假设”对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作出价值判断。从本质上说，由于跨国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横跨诸多的文化区域与文化圈层，因而出现上述的“以己度人”的价值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化沟通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依据自身的标准与行为标准作判断。”[1](P76)而缺少主动地对其他文化类别中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了解，从而出现对不同类别信息的理解失误，就会导致典型的低效甚至失效。其二，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将改变决策模式的类型。在跨文化组织中，由于决策主体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在决策的程序、重点、集权与分权、时效与质量等方面产生差异，从而影响和改变决策的模式。这种文化影响下的决策差异迫使跨国文化管理中的决策模式因文化的融合而产生变异。其三，决策过程造成文化冲突。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文化组织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对之作全面的分析。在管理思想史上，对人际冲突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传统的理解把其视为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人们对冲突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冲突并非全是坏事，除破坏性冲突外，还有建设性冲突[2](P221)。区别二者的关键是看冲突双方能否从同一组织目标出发，是否对事不对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使之成为建设性冲突。建设性冲突体现在跨文化决策上，能够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决策主体的互动及优势互补，产生单质文化决策主体所不可能蕴含的整体活力和创造性。

三、文化差异与组织沟通

沟通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存在不同的途径与方法。文化是组织沟通的基础，文化决定了如何发出信息，如何对信息进行理解。如沟通的双方——即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则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便会产生诸多的沟通障碍。在跨国公司中，随着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亚文化部落”间距离的缩小和相互间交流迫切性的日益增强，持有不同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语言及风俗习惯的人们之间呼唤着跨跃文化差异的理解与沟通。

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中沟通的负面影响主要来源于对文化背景迁移的忽略、个体的文化成见、种族中心主义以及缺乏共鸣等因素。跨国公司中沟通的失误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文化背景迁移的忽略。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常以自己的文化模式影响下的解码规则套解对方信息所包含的意图，而不注意信息发送者的文化背景及信息传递中介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性质，由于文化背景的正负迁移，将使管理中的沟通出现错位。语言的使用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4](P196)。因此，文化背景的明晰是沟通的重要前提，不注意文化背景的正负迁移将导致对沟通内涵理解的偏失。文化成见是影响文化沟通的又一重要因素。文化成见的形成缘于每一文化模式中的个体皆有其思维与行为方式上的独特性，但在沟通过程中无法对这一独特性进行有效的处理与区分，为了解决对沟通对象背景认知的“真空态”，沟通的一方常简单地把对方所属群体的文化特征认定为个体所具有的文化特质，这便产生了成见。跨文化组织中的成见极易产生种族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文化成见及种族中心主义对跨文化沟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文化成见经常作为一种特定的隐含性假设存贮于沟通者的大脑中，这种僵化的、抽象的前提假设经常会导致混淆一般与个别的差异，从而引起沟通的失误。同文化成见互为因果的种族中心主义，通常会表现为用有色的“文化镜”去透视沟通对象，因而在沟通早期抱着否定的态度去交流。令人扼腕的是，这一现象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于当今的跨文化管理中。

文化沟通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跨文化沟通是跨国公司生存的重要前提。世界经济与科技的迅猛发展促使不同文化个体及文化群落间距离日益拉近，这种趋势在跨国企业及合营企业等跨文化组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跨文化组织的发展又必须建构在正确的跨文化沟通基础之上。其次，高效率的跨文化沟通是实现高质量跨文化管理的必要手段。由于在观念、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差异，必须通过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以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成见，加强理解和信任。因此，要在跨国公司内形成高效率、有凝聚力的领导集体，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要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及号召力，要加强员工间的协调性，就必须建立高效率的跨文化沟通途径。

四、文化差异与员工激励

激励是管理异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对于管理者而言，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就必须激励全体成员以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对于吸纳人才、提高工效亦起着不可低估的效用。

管理基本原理表明，激励活动建立于基本心理假设的基础上：人们的行为动力来自于既定目标的实现及各类需要的满足。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根据需要强化动机，并运用动机功能来影响员工的行为。而跨国公司中的激励活动与单质文化环境下的企业相比，其最大的区别即文化差异影响下的各自需要的不同，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文化组织中的个体需要是一定文化坐标中的特殊需要。在文化亲和性的影响下，这种需求表现为以价值观为主线而连缀成的群体性的文化产物。因此，跨国公司中的激励行为应是来自于个体需求、价值系统、环境等各种文化变量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核心应是探明文化差异对个体需要产生的影响，并能针对性地实现对激励结构的充实。

当企业跨国经营时，他们所面临的是东道国文化与各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融合的文化背景。来自于不同文化环境的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彼此间因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了文化冲突与摩擦，同时还孕育着不同文化群落间的文化互动。就文化差异的产生而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各种文化母体在基本规约上的差异从而导致跨国公司内部各“亚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冲撞。

差异性影响 篇6

摘要：本研究以52名高一学生为对象，历时四个月跟踪考查教师反馈对于不同层次学生写作能力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在英语书面表达的教学中，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及时有效的教师书面反馈，而且学生英语综合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教师的书面反馈这一重要的教师指导方式。而不同水平高中生对教师反馈的反应有所差异。本文即为本人于同伴在实习过程中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发现。

关键词：英语写作；教师反馈；高中生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95-01

在高考英语试卷中，写作的分值大约占五分之一，写作能力是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综合体现，能反应一个学生的真实英语水平。教师书面反馈在高中英语书面表达教学中对学生修改书面表达的质量有很大影响，对学生书面表达水平的提高举足轻重。

一、概念界定

反馈又称回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来讲，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而在英语学科教学中，“反馈是读者向写作者的输入，目的的向写作者提供修改作文的信息”使其明白自己的作文或“组织逻辑性不强”或“内容发展不够”或“用词或时态错误”，以便写作者根据这些信息修改作文，提高作文质量。

教师反馈是写作反馈中历史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反馈方式。教师反馈是指提供者为教师，接受者为学生，以促进学生学习为目的，参照一定的标准对学习者完成特定任务的表现提供一定的信息的教学方法或过程。

教师反馈主要有两种方式，形式反馈与内容反馈。形式反馈主要指对语法、词汇、写作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错误提供反馈，因此形式反馈也被称为纠错反馈或语法反馈。内容反馈则是对写作的内容、组织、衔接连贯等进行评论。

不同层次的学生对教师反馈有着不同的反应，教师反馈对不同层次学生英语写作水平能力方面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实验文本分析回答以下问题：

（一）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对教师书面反馈做出的反应（指学生重复作文中所做的书面修改）有哪些？

（二）不同英语水平层次学生对教师书面反馈做出的反应有什么差异？

三、研究对象

首先在深圳市布吉高级中学所有班级中抽取了高一一个班学生为研究对象。高一学生在进入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3年正式的学校初中英语教育，初步拥有了英语听说读写各个方面的能力，顺利地通过了普通高中入学考试。考虑到他们在初中学习期间已经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英语书面表达的训练，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英语写作水平。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会运用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对教师的书面反馈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教师反馈对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也不同。

四、研究过程

本研究于2015年3月至2015年7月在深圳市布吉高级中学进行，以一个班52名学生进行书面表达教学实验。在四个月内，两位笔者通过以下过程完成实验：参考学生高中入学考试和高一第一学期四次考试的成绩，将学生分成三组：高分组、中分组与低分组。具体文本分析时从各组学生中随机抽样8份，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对学生4次写作和重复写作的文本材料分析，得出不同成绩组学生（高、中、低）对教师反馈的修改样态分布。并在规定同一时间进行后测。

五、研究结论

（一）学生重复作文中所做的书面修改的情况。在英语书面表达的教学中，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及时有效的教师书面反馈，而且学生英语综合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教师的书面反馈这一重要的教师指导方式。

（二）不同水平学生对教师书面反馈做出反应的差异。只要是教师书面反馈提及的地方，无论从平均分差，还是从文本分析都可以看出来，各组学生都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提高自己的英语书面表达水平。研究结果也证明：无论哪种形式的教师的书面反馈都对学生书面表达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英语水平层次的学生的书面表达平均分的提高都离不开教师书面反馈的影响。

在实验后测的结果中，从分数上可以明显地显示出：三组学生在四次的教师反馈和四次的重写后，书面表达水平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高分组，中分组次之，低分组也有进步。由此可见，在英语书面表达的教学中，及时有效的多种形式的教师书面反馈有助于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综合水平的提高。

（三）学生运用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处理教师的书面反馈的情况。通过对高一学生一个学期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高分组和中分组学生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使用频率高于低分组。高分组和中分组中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这说明高分组和中分组的学生在写作初期能有效地利用已有的知识储备，将它与写作主题有机融合以达到成功写作的目的，在写作过程中对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使用频率都较高。形成对比的是，低分组学生在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频率方面介于低等水平，只是偶尔使用。

六、研究意义

对教师在书面表达中提供书面反馈的启示：教师的书面反馈无论是采取哪种形式，都应当注意有系统有计划有实效。学生是否注意教师书面反馈的内容，学生是否修改正确到位等等。这些问题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修改重写来达到。教师应鼓励学生养成良好写作习惯，形成使用固定句型、固定的表达方式和短语的意识，并在习作中注意积累美文佳句，做到举一反三，手到擒来。教师需要让学生在书面表达的修改过程中，巩固语言知识，提高英语书面表达的技巧，以达到增强学生对英语书面表达的兴趣和信心。

参考文献：

[1]Keh，C.L.Feedback in the writing process：A model and methods from implementation[J].ELT Journal.1990（4）：294-394。

[2]吴丽林.（2005）大学非英语专业GLL与ULL写作策略运用差异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

[3]刘志群.（2006）.高中英语写作策略分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1）：118

[4]戚众.（2003）.英语写作评改模式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王巍（1993-），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教育硕士，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英语）。

差异性影响 篇7

在村落选取上,山地类型以罗山灵山镇董桥村、铁铺乡何家冲等村落为代表,丘陵类型以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郝堂村为代表,平原类型以浉河区董家河镇睡仙桥村、游河乡高台村等村落为代表,盆地类型以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周河乡西河村西河大湾等村落为代表,这些村落自然基础条件较好,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景观规划设计。

一、不同地型村落景观规划的现状

从总体上看,四种地型的村庄规划布局基本上能顺应地形环境,体现局地地域特征,其庭院景观设计基本上分为乡土休闲观赏型、农家乐式体验型和种养——自住结合型三类。平原和丘陵地区的村庄,多呈现“组团式、院落式”布局,部分村落因依傍主干道而商业特色较浓郁,庭院景观较多的呈现乡土休闲观赏型、农家乐式体验型;对于山地区域的村庄,则注重与地形和高差结合布局,既在高低处体现山地民居错落的特色,又于山间平缓处聚集若干一字式带状分布院落,宛如一幅巨型盆景,此间村落或因生态保护区或因红色纪念地而投资保护力度较大,空间开发模式相对其他村落而言较合理,但庭院景观设计类型较单一。盆地村落如田铺大塆重环境、布局灵活、造型活泼而又不拘一格,随坡就坎,随曲就折,视觉效果较好,其庭院景观设计较多的呈现乡土休闲观赏型和农家乐式体验型。

二、不同地型村落景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四种地型村落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村落空间进行过度改造并导致空间布局的机械化和空间景观的单调乏味的情况,诱发了农村环境品质和建设品味乃至美丽乡村建设的的低层次与世俗化1,景观规划中短视现象比较突出,加之工程建设时间和经济要求的限制,给乡村景观建设带来了破坏性的过度设计时有发生。

1. 设计不接地气

平原和丘陵地区村落,由于交通较便利,临近城市消费群体,土地平整成本低,所以用城市规划的角度对待“美丽乡村”规划的现象较普遍,刻意追求大广场、洋建筑甚至商业街,空间上缺少纵深尺度失调,村落内涵单一乏味,景观建造斧凿痕迹过重,缺乏与乡村周围自然环境的相互呼应。

2.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有待增强

山地区域的村庄设计存在道路与地面过度硬化现象,且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以及居民生态保护意识的缺乏,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工作力度不足,欠账较多,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人口增长、饮食结构的变化以及外来观光客的涌入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一味停留在水体自然降解等固定思维上。此外,有相当一部分山地村庄属于生态脆弱区,不适宜农业开发,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详细规定了该区域主要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水源涵养和自然保护区功能,所以对这一部分村庄进行景观规划设计时要以生态保护为第一原则。

3. 绿地建设滞后

对于盆地村庄而言,较多注重农家庭院景观以及道路景观的营造,虽能将自然环境与村落景观在一定程度进行融合,但未能将观光者活动轨迹有效拓展到外部自然景观空间中。另外存在绿地规划滞后现象,没有有效构建规划范围内的点状组团绿地,不能充分满足村民就近健身及观赏的要求,村内道路及沿河两岸也未能形成线状绿地,给人几分“拥水不亲水,近山不借势”的感觉。

4. 公共服务设施欠缺,乡村旅游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包括旅游重点村在内的绝大多数村庄,都没有对村内停车场进行很好的规划设计,大多为土地简单压平压实,无任何硬化美化措施,造成“晴天一车灰,雨天四轮泥”的现象。截至2015年底,仅信阳市中心城区小型汽车保有量就已近12万辆,日益增长私家车和随之而来的自驾游,已经成为乡村游的主力,也对停车场的规划建设水准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村村通”工程特有的窄路基路面更是严重限制了客运车辆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

三、建议

商业气息的过于浓厚,城市元素的过分渗入,不仅会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相融共生,还使得乡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传承性和多样性的保护缺位,更让追求心灵的放空与宁静以及返璞归真的乡土气息的都市观光者望而却步。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千村一面”甚至“景观污染”等规划乱象,需要“对症下药”,方可猛药去沉疴,焕发乡村特有的景观特色魅力。根据此次调研情况,笔者探索性的提出若干建议,希望能为未来信阳地区乡村景观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1. 注重乡村绿道构建

绿道作为多层次绿色生态线性开放的空间,承载着相应的生态保护功能、社会文化功能以及经济产业功能,在构建过程中一般把握住几个要点:一是绿道两侧乡野景观构建,充分利用“山、水、田、林、路”五大乡土景观元素,配合栽植观赏性和适应性较好、养护成本较低的乡土植物,着力打造富有层次感的“远景、中景、近景”;二是巧妙因势借景甚至偷景,特别是在风景名胜区属地村庄,规划绿道路径时,路径可穿越或途经风景资源,同时可在绿道路径沿途设置若干休闲驿站观景,形成“人在景中走,景伴人长游”惬意互动情景;三是在重要交通节点适合营造乔、灌、草植物景观群落,同时注重对沿路标识进行适度美化并使之具有当地乡土特色。

2.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特别是要加大对水资源保护,一方面加大生活污水处理力度,结合实际情况精准计算水力负荷,在现有人工湿地基础上进行扩容提质,适当补种挺水植物,增加观赏性的同时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另一方面,河流水体透明度问题的解决,对于有经济条件的村庄,可采取集水生植物造景、飘浮技术、绿化施工和无土栽培技术等于一体的新型的生态浮床技术2,达到净化污水、清洁水体、提高水体透明度的目的。

3. 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设施建设和危桥改造,加快停车场硬化建设,对不能安全通客车的窄路基路面公路合理进行加宽改造,提高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改善乡村交通条件,推进干线公路与重点乡村的连接线建设。

4. 整合项目资金

充分利用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旅游扶贫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中央及地方扶持资金,打好综合牌,算好整体账。

摘要：本文从信阳地区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四种地型村庄现有的景观设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整改建议。

关键词：信阳,景观设计,地型差异

注释

11.俞孔坚,李迪华,韩西丽,等.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城市扩张的景观安全格局途径:以马岗村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06(5):38-45.

差异性影响 篇8

1中英茶文化的差异性

中英茶文化各有千秋, 其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物质文化方面的差异性

所谓茶叶物质文化, 即指茶叶产品的总和以及人们进行茶叶生产的各种方式。具体包括茶叶类型、茶具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在中英两个国家, 茶叶物质文化差异体现在以下几点:

1.1.1茶叶种类不尽相同, 中国茶叶主要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青茶、黄茶六大类别, 还有其他保健茶和各种花茶等, 种类丰富, 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其中, 绿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头好”。在英国, 人们普遍青睐红茶, 更将其奉为“国饮”。这主要是受到英国地理环境的影响。众所周知, 英国四面环海, 气候常年湿冷阴沉。红茶性情温暖, 英国人一般在红茶中加入牛奶与糖, 将红茶当作甜饮料来品尝。

1.1.2品饮茶点不尽相同。在中国, 茶点种类繁多, 坚果、水果、奶制品等, 只要是食物, 都可以被视为茶点。而在英国, 茶点比较固定, 往往以面食搭配肉类和点心。

1.1.3饮茶场所不尽相同。中国人一般将专门的饮茶场所称为“茶馆”“、茶坊”或“茶社”。英国人对饮茶场所则没有一个固定的称谓。

1.1.4饮茶工具不尽相同。中国茶具造型丰富、种类多样, 鉴于中国人个性含蓄内秀, 所以不少人对古朴的紫砂茶具偏爱不已。英国人对茶具也十分考究, 高雅的骨瓷茶杯、精致的银质茶壶, 再用鲜花和蜡烛进行点缀, 凸显了英国人奔放热情浪漫的个性。

1.2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异性

所谓茶叶制度文化, 即指人们在生产茶叶、消费茶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行为准则与规范。在我国古代, 统治者对茶叶生产与管理十分严格, 并出台了诸多茶政措施, 这是我国茶文化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具体体现。我国古代农谚中不乏大量的关于茶叶饮用与生产经验的描述, 这从侧面折射出茶文化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形成的影响。例如“清明发芽, 谷雨采茶”;“立夏茶, 夜夜老, 小满过后茶变草”等农谚, 直至今日, 也散发着夺目的科技光辉。

反观英国, 由于英国本土并不产茶, 所以有关茶叶的谚语少之又少。但是英国也有特有的茶制度文化, 比如给服务员付小费的做法就起源于英国的茶叶制度文化。在早些年, 茶室的服务员将一个上锁的小盒子放在桌上, 盒上刻着T、I、P、S四个字母, 全称是“To InsureePrompt Service” (为保证快捷的服务) 。假若客人想早点得到服务员的服务, 早点享用茶水, 他就要在盒子中放入一枚硬币。至此, 付小费习俗初见雏形, 并逐渐蔓延。

1.3行为文化方面的差异性

所谓茶叶行为文化, 即指人们在生产茶叶、消费茶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可以心领神会的行为模式。以饮茶礼仪为例, 中国人觉得饮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 并非要恪守固定的形式。中国人一贯信奉以茶待客, 客来敬茶;向客人奉茶时, 茶水以七八分满为宜;向客人上茶时, 以右手端茶, 并从客人的右方奉上。这些都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敬茶礼仪。

反观英国人, 他们一天要喝五次茶, 早上起床后喝一杯Early Morning Tea;上午11点左右喝一杯Eleven’s Tea;中午吃午饭时要喝一杯Milk Tea;下午五点左右要喝Five o’clock Tea;晚上睡觉前喝After Dinner Tea。饮茶仪式正规而固定, 反映了英国人严谨的个性。

1.4心态文化方面的差异性

所谓茶叶心态文化, 就是人们由于受到茶叶的影响而逐渐衍生出的价值理念、审美情操和思维模式等, 这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很明显, 中国茶叶心态文化, 受到儒家、道家和释家三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高雅深沉的整体格调。中国人一贯将饮茶视为一种情感释放与精神激励。英国人将饮茶更看作是一种社交手段, 注重一种优雅的品味。

2茶叶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

中西茶文化各具特色, 在进行茶叶翻译时, 需要考虑到各自的茶文化特点, 但是从目前来看, 茶叶翻译现状并不尽如人意, 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茶叶翻译标准不够统一、忽视中西茶文化的差异进行生搬硬套地翻译、没有采取正确的翻译技巧与方法, 这一系列问题都直接影响茶叶翻译的效果。在目前形势下, 要进行茶叶翻译, 必须结合中西茶文化差异, 否则会闹出尴尬的笑话, 贻笑大方。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来进行茶叶翻译:

2.1统一翻译标准

茶叶翻译的原则是其必须能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所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对茶叶产品进行联想。简单而言, 茶叶翻译应该做到个性突出、悦耳顺口、内涵深厚, 能让读者产生对茶文化一探究竟的欲望。不得不承认, 目前的茶叶翻译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中, 国外不少读者难以从茶叶的翻译中了解到茶叶所属的类别。所以翻译者应该结合中西茶文化的特点进行合理翻译, 比如可以将茶分为四大类别, 分别是Non-fermented (不发酵茶) 、Partially fermented (部分发酵茶) 、Post-fermented (后发酵茶) 和Completely fermented (全发酵茶) 。在Non-fermented范畴下, 主要有Green Tea (绿茶) ;在Partially fermented范畴下, 主要有Oolong Tea (乌龙茶) ;在Post-fermented范畴下, 主要有Puer Tea (普洱茶) ;在Completely fermented范畴下, 主要有Black Tea (红茶) 。这样的细分方法尤为必要, 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茶叶的类别, 顺利达到翻译目的。

2.2结合中西茶文化差异进行翻译

中西方茶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 出于两种文化的差异性, 茶叶翻译应该多考虑英国读者的语言习惯, 使用合适的词语, 以此符合他们的思维方式。例如, 汉语中的“茶”字与其英语相对应的“tea”的概念不尽相同。英语语言已经将“tea”的词义进行了一定拓展, 即“tea”不仅指“茶叶”、“茶树”等浅显易懂的意思, 还特指下午五六点钟的下午茶。再比如, 中国“黑茶”通常被翻译成“Dark Tea”。在英语中, “dark”意指“暗”, 也带有“忧郁的”、“无知的”的意思。如果将“黑茶”翻译成“Dark Tea”, 是很难得到西方人的欢迎的。其实, 黑茶是中国的茶叶特产, 可以直接采取“Heicha”的拼音译法, 这样还能吸引西方人对该茶种的好奇心。又比如, 中国“红茶”的正确翻译是“Black Tea”。这是由于我们中国人更加看中茶水的颜色, 红茶泡出的茶汤显红色;而西方人更加看重茶叶本身的颜色, 觉得红茶的茶叶颜色是黑色的, 所以翻译为“Black Tea”, 如果将红茶翻译成“Red Tea”, 显然是不妥当的, 不符合西方人的认知习惯。

2.3采取合适的翻译技巧与方法

在茶叶翻译中, 采取有针对性的翻译技巧与方法至关重要, 这样有助于事半功倍地完成翻译目标。具体而言, 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翻译技巧与方法:

2.3.1直译法。使用这种翻译方法的条件是原语与目的语受众的认知环境没有太大差别, 对相关事物的认知角度、价值理念等趋于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直译法。绝大部分茶叶翻译都可以采用直译法。比如“武夷岩茶”被翻译成“Rock Tea”, 我们都知道武夷岩茶是于山间岩石上长大的, 使用“rock”一词, 可以凸显武夷岩茶的坚强品格, 而且“rock”还带有动感、激励的含义, 将“武夷岩茶”翻译成“Rock Tea”恰到好处。还有其他一些茶叶品种也可以使用直译法, 比如将“粉末绿茶”翻译成“Powdered Green Tea”;将“剑片绿茶”翻译成“Sword Shaped Green Tea”, 这样的翻译浅显易懂, 一目了然。

2.3.2音译法, 对于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茶叶, 使用音译法再好不过。在翻译一些比较著名地茶叶类别, 但是又没有相对应的英语词汇时, 可以使用音译法, 比如将“西湖龙井”翻译为“XihuuLongjing Tea”;将“洞庭碧螺春”翻译为“Bi Luo Chun Spring Snail TaiiHu”将“安溪铁观音”翻译为“Anxi Tieguanyin Tea”等。这样的翻译法还可以进一步弘扬我国的茶文化, 吸引西方人对中国茶文化的兴趣。

2.3.3意译法。这种翻译法具有一定的难度, 由于文化背景、思维观念、审美理念等因素的差别, 原语和目的语受众的认知通常不同, 有时候甚至南辕北辙。这时候, 翻译者就要适当应用增加、删减、改写等手段, 表达出交易意图。比如将“青沱”翻译为“Age BowllPuer”, 这种翻译提供了“普洱生茶”的认识语境。再比如福建“铁观音”茶叶也是使用意译法, 西方人都知道观音是佛教人物, “铁”和“tea”的发音比较接近, 所以将福建“铁观音”翻译为“Tea Buddha”, 就将铁观音这款茶种与中国佛教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 真实呈现了中国茶文化的魅力。总之, 在茶叶翻译中采用意译法, 需要考虑诸多因素, 力求使信息意图真实展现出交际意图。

3结束语

中西茶文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方面都各有差别, 在进行茶叶翻译时, 要充分考虑中西茶文化特点, 综合使用各种翻译方法与技巧, 力求真实体现茶文化的魅力与风采, 使我国茶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发展。

参考文献

[1]Halli day, M.A.K.The Notion of Context in Language Education.[M].Ghadessy, ed.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C].Amsterdam:Benjamins, 1999:1-18.

[3]蔡荣章.茶道入门三篇——制茶, 识茶, 泡茶[M].北京:中华书局, 2007:30;24.

[4]曹军.语境下的隐喻理解[J].巢湖学院学报.2006.1, 143-147

[5]贺娟.语境对语篇功能的多元制约效应[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7, 83-85

[6]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郎天万.语境分析是辨识歧义的重要工具[J].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9.1, 57-63

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篇9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努力学习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方面, 却忽略了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致使许多人虽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在英语交流中仍会遇到许多困难。缺乏对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已严重影响了英语学习。

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很早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胡文仲就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了解英美文化, 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但在多年的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 本文将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要想学好英语不仅需要掌握语音、语义和语法等语言本身的技能, 还需要注重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整体, 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 同时又受所属文化的制约。若不能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就无法真正学好英语。

众多学者已充分研究了文化的内涵, 如戴炜栋和张红玲认为, 文化研究发展至今, 一个最具概括性、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它包括人自出生后所学到的一切, 如语言、言行方式和内容、信仰, 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张婧则认为, 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 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宗教信仰, 也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笃信, 崇尚和忌讳心态;不同的民族因其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也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传说轶事。本文主要关注中西方在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

(一) 传统文化上的差异

中西方国家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在各自的文化上有其独特的内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和传统的影响, 中西方国家在各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传统文化亦不尽相同, 因此, 我们在学习英语时除了要学好语言, 更要关注语言所属的文化内涵。正如刘长江所言, 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融合。

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异, 中西方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也有区别。如“龙”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便迥然不同。“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称“龙的传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幸福的象征, 人们多用“龙腾虎跃”或“龙凤呈祥”等词形容吉庆的气氛。但西方文化往往把“龙 (dragon) ”视为邪恶势力的象征, 寓意凶残。在西方传统文化中“dragon”指的是一种长有双翅且会吐火的怪兽, 因此, 它与凶暴直接联系在一起。

(二) 习俗文化上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尤其典型地体现在习俗文化方面。不同国家的习俗文化反映在各自的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 如称谓、礼仪、恭维、致谢等方面。若不能充分了解中西习俗文化上的差异则会严重影响彼此的交流。

如在称谓方面中西方的习俗文化便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人由于受到宗法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遵循讲礼节、尊长辈的习俗。俗话说:“子不言父名, 徒不言师讳。”因此, 在中国, 孩子倘若对长辈或教师直呼其名会被认为不懂礼貌, 将会受到家长的责罚。而在西方的习俗文化中西方人称呼除父母外的其他人时大都直呼其名, 以示友好和亲近。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普遍, 甚至初次见面就用名字称呼。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尊崇长幼有序、尊卑有别, 而西方人则崇尚人人平等、追求自由。

(三) 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

价值观念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的核心所在, 不同文化背景中人的价值观念必然会有所不同。而价值观念又对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言语表达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 语言也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也直接反映在语言表达上, 尤其典型地体现在诸如, 禁忌、隐私等方面。

如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注重社会群体间的亲密友好关系, 因此, 将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否等情况视为是对对方的关心, 但这些问题在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禁忌, 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这些均为个人的隐私, 因此, 避而不谈。再如中国人碰到熟人打招呼常会问“你去哪儿”或“你吃饭了吗”等, 以示对对方的关心和双方的亲密友好关系, 但这在西方人眼中却大有窥探隐私之嫌。

三、结语

英语学习中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 如高宝虹所言, 在语言学习中, 文化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语言的使用要受该语言所属民族文化制约。因此,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影响英语语言的学习。尽管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但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仍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张友平曾指出, 外语教学不应当仅仅是语言教学, 还应当包括文化教学。因此, 我们学习英语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 还要熟知语言的文化背景,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英语学以致用, 准确顺畅地将其应用于对外交流之中。

摘要：中国人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好语言技能, 还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在英语教学中, 我们却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无法真正将英语学以致用。本文将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差异,语言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2 (8) :45-51.

[2]戴炜栋, 张红玲.外语交际中的文化迁移及其对外语教改的启示[J].外语界, 2000 (2) :2-8.

[3]张婧.文化知识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J].教学与管理, 2009 (2) :84-85.

[4]刘长江.谈外语教育中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的兼容并举[J].外语界, 2003 (4) :14-18.

[5]高宝虹.交际化外语教学中的文化认知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8) :33-38.

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篇10

关键词：文化,文化差异,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体, 它拥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它是文化的一部分。翻译意味着一种文化能被转换成另一种文化而进行的跨文化交流, 所以特殊的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翻译。原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完全等同的局限性几乎都是由两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造成的, 并且怎样表达文化意义通常是翻译中的难事。

一、文化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习语被考虑作为特殊文化的意象。它的翻译要求不仅要尽可能地忠于原文的意思而且要保持民族特点。在英语和汉语中, 有一些成语或多或少有着相同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习语在目标语言中可以被借用。比如:

1. Great minds think alike.英雄所见略同。2.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

在一些习语的翻译中, 为了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或者是为了更好地向读者介绍其文化, 最好保持原文的文化意象, 比如:

1.armed to the teeth.武装到牙齿。2.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二、文化对汉语四字成语翻译的影响

97%的汉语习语都是以四字成语的形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四字成语应用于写作和汉语翻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人们的想法、感觉以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相同之处, 使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也有一些共同点, 一些固定习语在两种文化中有着相同的意思。比如:

1.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箭双雕。2.like a bolt from the blue.晴天霹雳。

有些时候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短语, 所以译者应该选择正确的表达, 比如说:

Misery loves company.同病相怜;The truth comes out.真相大白。

由于宗教信仰、习俗的不同, 汉语和英语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所以我们对于包含文化底蕴的四字成语的翻译更应该注意到它们所指的差异。

as strong as a horse.健壮如牛;as clear as daylight.洞若观火;as clear as the sun at midday.昭然若揭。

三、文化对颜色词语翻译的影响

在各种文化里, 颜色的词语被广泛运用, 但是它们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却不尽相同。在汉语中, 我们经常运用七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而在英语中基础的颜色词语为black, red, yellow, green, blue, brown, purple, pink, orange以及grey。red通常被联想到喜庆、生气、火、血以及犯罪:

red-letter.喜庆;red with anger.气得满脸通红;red ruin.战祸;red alert.紧急通报;red-handed.血淋淋的;get into the red.负债。

对于中国人来说, 蓝色带有美好的联想, 蓝色代表纯净和安宁。而对于英国人来说蓝色表达的是失败、低落、害怕以及悲伤。

“She looks blue today.”表示“她今天看起来很低落”。“in the blues”表示“情绪不佳”。“blue Monday”表示“周末休息后低沉的周一”。

绿色在英语中不是代表生命和青春, 而是表示无知和经验的缺乏。比如说:

“green hands”意思是“新手”。“green eyed”译为“红眼, 嫉妒”。“green power”表示“金钱的力量”。

四、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影响

对同一个文化意象, 由于文化的不同,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理解。

例如:“龙、凤”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内涵, 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因为历史文化的不同,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文化意象并不能为另一个国家接受。例如;“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后来被皇帝专用了, 皇帝的座椅称为“龙椅”, 他的面容被称为“龙颜”。然而在英语中, “龙”来源于圣经, 对于西方人来说, 它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因此, 如何翻译文化意象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 我们需要用目标语言的文化意象来替换原文的文化意象, 如:

1.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穷的像叫花子。2.drink like a fish.牛饮。3.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无风不起浪。

对于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 我们应该舍弃原有的意象, 抓住其中心意思即可, 比如:

1.wet blanket.不受欢迎的人。2.the fifth wheel.多余的东西。3.dead duck.竞选失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