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共9篇)
篇1: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读书笔记
一、作者(生平、本书写作背景)
胡绳,汉族,江苏苏州人,1918年生。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出版有《胡绳文集》。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这是在1947年写的一本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要结束时,对帝国主义这个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的外来势力的客观总结。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来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反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本书的内容梗概(章节及其内容)
作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为线索来研究,将全书分为六章,研究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第一章: 新关系的建立(1840-1846年).共五节内容。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的新关系也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下,中国封建势力由“排外”变成“媚外”,与帝国主义建立“携手合作”,共同以武力对付中国人民。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武力来推展经济的支配势力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由短暂的一致对外后很快就显示不同的立场。通过分析1840-1864年的“官”、“民”、“夷”三者关系演变,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得出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第二章:“中兴”和媚外(1864-1894年)。共六节内容,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借海关加强对清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交换使节和“觐见”,表明“中国皇帝已不能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列强还凭借武力,吞食中国周边与中国有亲密关系的邻国,以此向中国内地渗透,还以武力威吓和战争扩大侵略权益,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第三章:“洋人的朝廷”(1894-1911年)。共六节内容,分别是:“瓜分”和“门户开放”;“君子”们的幻想;义和团的受骗;“结与国之欢心”;“保全主义”——保全什么?;爱国和革命。在这一章节中讲了一个重要的规律:维新运动的失败表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后,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此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同盟会的领袖们对帝国主义也
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帝国主义可能同情,至少会容许中国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种幻想是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之一”。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最后推翻了清王朝,“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到底不能够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觉醒的人民战胜了清朝统治者,也就是人民战胜了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者。
第四章:“强”的人(上)(1911-1916年)共四节,分别是:不设防的幻想;袁世凯的“胜利”;
真是“强”的人吗?;“请在高升一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存在“没有严格区别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对帝国主义毫不设防,甚至还心存幻想”的弱点,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联合欺骗和威逼下,又脱离民众,致使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先后失败;但觉悟的人民最后使袁世凯垮台。最后袁世凯也崩溃了,说明“贯穿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不会动摇的——反动的统治者只能因外力的援助而显得一时的‘强’,但在既暴露了卖国的原形之后,就必然遇到更高地觉悟了的人民的反抗,那么虽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也还是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第五章:“强”的人(下)(1916-1919年)共四节。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认为“在中国最‘强’的人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头子。只要找一样强的人加以支持和支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他们在中国找了一个军阀又一个军阀作他们的工具,并且支持军阀混战,军阀也有心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权益,并借无耻的政客作为民意的幌子。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变化,日本和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它们之间,或者是激烈地火并下去,或者是分赃式的相互协调,都一定是拿中华民族做牺牲品。
第六章:革命和反革命(1919-1924年)共六节。在该书的最后,总结了革命高潮时帝国主义与
中国革命关系的规律。比较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1925-1927年这三个各有特色的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这三个时期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势力与倒退势力相对抗的时期”,“抱着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在三个时期的基本立场都是破坏中国革命,阻止中国的进步,而扶持反革命的和倒退的势力。他们在每一时期的革命形势而获得优势时都会表示出伪装的‘中立’,且向革命表示‘好意’,而在‘中立’和‘好意’的烟幕之下进行其阴谋”1。这是帝国主义在革命高潮时期的共同做法。但“阴谋的具体做法则又在每一个时期不同”。
三、本书的重、难点
【想说明的是】:“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
【线索】: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
【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怎样地损害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及其走狗的过程”。
【胡绳的研究视角】:一种广义的“冲击—反应”模式,他构筑的研究框架的主线是中西政治关系的演变,他研究的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四、读后感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优点:其一: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很到位,有史实材料来进行说明。有提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阶级的矛盾,在欧洲大战以后,更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等一些矛盾。其二:对于近代史中发生的事件做了公正的评价。它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分析,对于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而残酷地失败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些教训。缺点:其一:“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很少说到,分析的不够。其二:书中评论性的话语比较主观,对于各种关系的具体内容说得不够详细,比如说具体的事件内容,以此才能够很好的支撑起作者的观点。
本书给我的启示是:在中国近代史过程中,区分中国敌人的办法就是看对方是否是被帝国主义选中的人,这个也并不是很简单所能看出来的。其次,便是上文中说到的两条规律。然后是、不要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抱任何幻想,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才会取得胜利。此书是值得再好好读读的,加深自己对它的认识。
篇2: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
《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是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一部政治学的科研专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中国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同时,也是我们国关学子研究、学习外国政治必不可少的相关教材之一。这本书作为大二的课程教材,在学习之后,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第一,从本书的内容看,作者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组织结构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政府运作中的角色,立法与监督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与限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权力结构关系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中不同的行为模式,作为“非政府政治”的国家——社会关系,统治结构中的单位体制和农村基层政治改革中的变化与问题。
第二,从本书的结构看,作者运用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程序介绍给读者。全书既包含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方面,又追踪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型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有静态的制度描述,又有动态的过程分析,且穿插了不少经典案例,资料丰富、条理分明、论述精确,是全面、动态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入门之作。
第三,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详尽描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尤其是被大部分政治学研究者忽略的归口管理体制;他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这一章节,提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了行政改革的口号;对政府与政治制度的优点缺陷分析得当而精彩。
二、从本书的内容、结构与亮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在《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的后记中第一条写到:在教学、研究和对中国政治的观察过程中,作者深切体会到,写作中国政府类的著作或教科书,首先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中的角色的深度研究,否则,就很难把中国政府或中国政治交代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中国政府时,无论怎么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下功夫挖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不为过。为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在《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有相当的比重。
从我国基本制度的建构时期,到政治的曲折和衰退时期,再到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探索与发展。
接下来,我将学习和理解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一一列出:
杨光斌博士提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实践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实践就是指政治体制。在我国《宪法》中,可以明确清楚我国政权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统领关系。那么,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其在战争时期的一种自然延续。”1942年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根据地在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不协调的状况,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夺取全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府机关出于创立阶段,面对恢复经济和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需要,共产党自然以战争年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来应用于国家社会政治事务的领导和管理。然而,这样的原则一旦建立起来,便对我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是如何领导我国政治生活的?主要体现为党委制、党组织、党管干部制度、党委领导
下的集体负责制以及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
第一,党委制和党组制是共产党在正式权力结构上领导的体制。党委制和党组制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党管干部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干部领导的任免权,包括军队干部,文教工作干部,计划、工业工作干部,财政贸易工作干部,交通、运输工作干部„„甚至包括少数民族的党外上层代表,学教界的党外上层代表,学教界的党外上层代表人物,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和回民文化协会的机关干部。
第三,归口管理制度和双重领导制度。中共中央在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干部的同时,作为配套措施,建立了对政府部门的归口管理制度。1953年中共中央把政府工作按性质划分为工交口、财贸口、文教口、政法口等。
归口管理体制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些特征:第一,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政结构的同一性,使得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第二,权力结构的人格化。第三,政治体制的动员性特征,归口管理下的对系统的垂直领导,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很容易被统一组织起来。
很显然,归口管理下的最大优势是集中政治力量,同时,归口管理体制中存在权力的人格化倾向,使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使党的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另外,归口管理与我国传统的“条块关系”体制纠缠在一起,大大制约了行政机关的权威,使得一个行政部门不仅仅受上级“口”或“系统”领导,还要受到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严重分散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权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可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对我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阻碍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第二,影响国家的正确决策。
第三,权钱交易产生,制度成本居高不下。
为解决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中共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变革:
第一,确立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体制。
第二,加强党的行为的法制化。
第三,改革党与行政部门关系,党的领导应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加强对人大控制,从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转变为监督者的身份,真正做到“党管党”,而不是直接干预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标。
第四,改进干部制度。
在变革中党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不应该被削弱,事实上也没有被削弱。
从本书的题目上可以看到我们学习完中国政治体制后就应该学习我国的政府体制。从前面可知,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归口管理体制决定了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国务院,都要服从党的中央组织的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领导。
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狭义上的政府,都是在执行党的意志和政策。二者虽是不同机制,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最终归各级党的委员会领导,由此可得,我国政府设置的原则是“议行合一”。
不仅我国的核心的政治机制体现了“议行合一”,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过程也体现这一原则。大会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比如会议的日程,议会的表决办法都由主席决定。而主席团的主要成员不仅来自人大系统,还有政治局和国务院。人大代表既是议事代表,又可以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这本身就是“议行合一”的表现。
而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和会议过程的主席团制度更生动表明。“议”和“行”既是联署办公式的机构统一,又是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职能合一。
以上就是我想从本书了解到的两个主要问题。
三、同时,我拜读了其他政治学专家关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相关研究发现,这本书有很多遗憾之处。
以《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肖立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谢庆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阎小波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三本书为例。
肖立辉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框架,在分析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对包括人大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基础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人民民主制度进行探讨,对执政方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党内自身关系(即党内民主)三个关键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提出若干建议,最后分析了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着力解决横向上的党政关系,纵向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执政党内部自身关系,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础群众自治制度,推动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有效开展。
由谢庆奎主编的书则依据广义的政府与政治概念,在对政治学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宪政体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国家主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社会团体等政府与政治主体,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对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和政治文化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以充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展,还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在内容、体制和观点上有所创新。
而阎小波则在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学术回顾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与研究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解后,追溯中国政府的生成与发展,同样描述了当代中国主要政治制度、国家权力体系及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运作过程。本书的亮点在着重描述了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港澳台地区的政府与政治,还有预见性地阐述了中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的趋势。
四、首先,不难发现,以上三本书都强调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谢庆奎主编的一书为例,这本书回顾了我国建国以来的“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历史,详尽阐述了宪法的功能、结构、作用、性质、原则、特点等。我们都知道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体现了国家政治宗旨和使命,并规定了国家所崇尚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理想,就我国而言,则体现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也正是因为宪法,国家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才得以有其权威性。但是在我们的教材中,则明显忽略了这一点,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表明,“在形式上和本质上,中国政府不同于其他的国家政府,理解中国政府的总的制度框架是宪法和党章,而不仅仅是宪法”。但我始终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本书作者忽略这一点,是十分不合理的。
其次,从以上三本书各自的特色来看,肖立辉侧重民主制度的研究,谢庆奎则侧重宪法,阎小波则侧重中外政府与政治的对比及趋势预见,而本书则很难找到明显地侧重点,只是很概括性、很粗浅地描述了中国政府与政治制度,虽然也有详细而精彩的分析,但是在总体构架上显得苍白无力。作为一本导论性的书籍,此书很难做到导论的功效。
再次,我认为时至今日,一国的政府与政治研究,应当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政治文明固然有其意识形态的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文明领域也有一些具有现实价值的内容。若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应该大胆借鉴,积极吸取,中国的学者也应该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心态面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党国政治、先党后国这样畸形的研究。
最后,这几本书共同的缺陷在于,对中国政府机构设置,政府管理体制的论述已经落
篇3: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1) 提出了政行二分思想的经典表述, 把政行分开的必要性与民治政府、西方文官制度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考虑。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的第一章“国家的主要功能”中就明确地指出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行为, 既存在于对表达其意志所必需的活动中, 也存在于对执行其意志所必需的活动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 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 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 古德诺把这两种功能分别称之为“政治”与“行政”。这一表述成为他的政行二分思想的核心理论基础。并且, 古德诺认为, 政治与行政的分开是必要的。为了证明这一点, 首先, 他提出了民治政府的概念, 民治政府实际上指的是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多党 (在美国主要是两党) 政治作为一种竞争性的政治, 政党依靠竞争性的选举获取掌权机会。把政治与行政分开, 既有利于通过竞争性的方式促进公共利益的表达, 把冲突限制在政治的领域内, 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又便于通过行政集权,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治与行政的分开是符合民治政府发展的需要的。而且政治与行政分开的程度与政府民治的程度是相关的, “政府的民治程度越低, 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和表达功能的区别也就越小”。其次, 政治与行政的分开与文官制度发展相互促进。古德诺成书的时期正好是西方文官制度的发展时期, 行政的发展通过文官制度真正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性领域, 从而使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得以贯彻。文官制度的发展又为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提供了保障, 改善了民主与效率难以兼得的局面
(2) 扬弃了“三分法”, 采取两分的手法使行政机构权利得到扩张。为了进一步阐述政行二分的思想, 古德诺对孟德斯鸠的“三分法”做了分析。他认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将政府权力三分为立法, 行政和司法的观点, 是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的。“这种把政府的功能分为三种而非两种的分法, 可能是由于孟德斯鸠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的制度进行研究的结果。在他著书立说的时期, 英国大概是当时文明世界中唯一在政府中把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严格分开的国家”。但是, 英国的法官是独立的, 并不意味着司法功能可以被单独划分为一种功能。因为在法院里, 实际上只具有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这两种功能, 而没有第三种功能。古德诺在理论上以两权分立而不是三权分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合, 确立了新的权力分立、制衡原则。这一划分明显的特色是行政机构权力的扩张:它不但固守了行政权力的阵地, 而且取得了“表达意志”的权力, 行政机关甚至获得了除立宪、修宪以外的所有领域内的立法职能。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甚至是对1787年宪法的一个否定。从而为其后来所提出的一些具有独特性的行政思想奠定了基础。
(3) 批判了“机构分离学说”, 指出政治行政的分离在实践中是相对的。如果说古德诺对孟德斯鸠的政府功能三分法的批评还比较委婉的话, 那么, 他对孟德斯鸠的“政府机构分立说”的批评则是非常直接的。古德诺认为: “这一理论获得的赞同远远超出了它的作者认为适当的范围, 现已证明, 它的极端形式对任何具体的政治组织都是行不通的。美国的经验无可争议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 政府在实际的运作中, 让一个特定的机关去行使一项特定的功能是不可能的。“被称为执行机构的机构,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大量的制定法令权或立法权。另一方面, 以表达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 即立法机关, 通常又有权用某种方式控制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对国家意志的执行。也就是说, 尽管人们能够区分开政府的两种主要功能, 但却无法严格地规定这些功能委托给哪些政府机关去行使”。 由此, 古德诺明确指出, 政治与行政的分立, 是功能上的分立, 不能把与这两种功能相对应的政府机关也进行分立。“把每一种功能分派给一个分立的机构去行使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政府权力的行使无法明确地分配, 而且还因为随着政府体制的发展, 政府的这两种主要功能趋向于分化成一些次要的和从属的功能”。
(4) 指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不是重点, 重点在与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可以说, 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发展理论才是古德诺对政行二分理论所做出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古德诺将主要精力放在探讨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协调的路径上, 在考察美国行政活动运作基础上, 他分析了行政有效开展所涉及到的外部环境, 建立了一整套该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的理论系统。这里, 笔者着重谈一谈古德诺的协调思想中, 政治对行政进行适当的控制和他的行政适度集权化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与创造性。
①政治对行政的适当控制的历史创造性。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立的, 但政治无法自找麻烦地操纵行政管理机构”。他认为政治仅仅是起着指导和确立行政管理任务的作用。并且在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一书中, 主要阐释的是政治与行政的领域上的区别, 对于它们二者之间是否需要控制及如何控制并没有做出清楚的阐释。而古德诺却提出, 保证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是达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的基础, 还提出了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进行。他指出“这种控制扩展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产生上述非常需要的协调为止。但是控制扩展的超出了这一限制, 它就会立刻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过分扩展这一控制, 还会妨碍有效地行使行政功能。因为在实施这种过分扩展的控制的情况下, 行政功能的行使就不会致力于执行一种已经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 而是为了一个政党或社会阶层的利益, 致力于左右国家意志的表达了”。至于, 政治应该对行政哪些具体功能施加控制呢?他认为要从区分不同机构的行政功能入手, 不同行政功能包括有执行功能、司法功能、准司法功能 (如课税、具体规划、选举等) 、统计功能和半科学功能 (如专利事务管理、地质勘察管理等) 。他认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应当限于对狭义的执行性机构进行, 其他诸如司法、准司法、统计和半科学性质的政治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而不受政治影响。对于执行性的官员只需要从属于政治, 保持政治对行政的控制, 他们随政党共进退, 其余的行政官员应该是不受政治影响的常任文官, 以保证行政的效率。
②行政集权思想的历史创造性。古德诺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行政集权的人, 在他之前, 威尔逊曾经就提出这一思想“如果权力是集中在各部门的首脑和部门所属各机关的首脑身上, 那它就容易受到监督和接受质询。”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一思想进行过多的阐释。而古德诺行政集权思想的创造性是从行政权发展的历史出发, 论证了“行政适度集权”理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国家行政体制从其一开始, 就包含着行政集权的萌芽”。而在城市中, “为进行必要的变革而迈出的第一步是使城市的行政集中和集权化”。
古德诺是在分析美国分权体系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行政适度集权思想的。美国是将三权分立理论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国家, 它不仅将国家权力作了横向的划分, 使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分立、相互牵制, 而且还使中央和地方分权, 从而大大地降低中央集权化程度。但是它却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政治与行政的失调, 造成了行政力量统一性的破坏, 从而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出现了问题。正如古德诺所说:“任何国家意志的表达, 在表达它的机关对它的执行没有控制的情况下都是一句空话。
然而, 行政体制的运转可能使真正的实践与理论恰恰相反。国家意志的表达可能委托给国家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但是, 如果国家意志的实际执行委托给不受任何有效的国家控制的地方政治共同体的话, 这种地方政治共同体会通过运用其执行权力, 或者某种真正的非执行性的或修正的权力, 改变由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表达的国家意志, 以便使之适应被认为是地方政治共同体的需要”。古德诺提出, “当国家与地方政治共同体之间存在冲突的问题上, 地方自治政府倾向于牺牲国家利益, 因为它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非常困难”。但是, 地方共同体又不能完全不受国家的控制, “如果国家 (或州) 在地方自治政府行政体制中的唯一控制, 即立法控制被解除, 而又没有提供别的什么控制手段的话, 地方政治共同体就会脱离国家 (或州) 的控制”。于是, 中央便会因此而通过加强立法 (因为行政权在地方手上) 来限制地方权力, 保证统一。而一旦地方自治权受到侵害, 它便会使用消极的不执行权来对抗。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在保证区分地方与州的意志上相对来说是失败的”。
针对上述问题, 古德诺提出, 要改变这种状况, 便只有通过行政权的集中这个唯一的途径。“因为只有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被集权化了, 才能达到政治和行政功能之间必要的协调”。 行政适度集权与旧的行政体制势不两立。古德诺指出:政治与行政的分开“一直到旧的美国行政体制被抛弃, 而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行政集权上时才开始。”而“只有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被集权化了, 才能达到政治与行政之间必要的协调”。在抛弃旧体制的基础上, 古德诺的民治政府方案就是:“首先, 在全国、州和城市集中行政权力”, 然后, “承认有那么一种政府功能, 就像司法的功能那样, 应该是不受政治影响的”, 当然在推崇行政集权的同时对与政治生活中的政党的要求就是“政党是一种政治性团体, 它必须受到公众的限制和控制”。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行政适度集权才能使政府与行政理顺, 行政适度集权是政府与行政走协调的第二条道路。不得不说, 古德诺的这一行政集权思想, 在美国当时崇尚权力分立的时代, 是具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篇4: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明月何曾照渠沟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做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杀袁盎和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这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以此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沟。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
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率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一艰难岁月和作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鬼,一天不吃就无法生存,最后终因吸食过度中毒而死。因此,要想“救亡图存”,惟一的出路是“戒毒”。
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没法过日子。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也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专制制度决定了,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好制度,坏制度
显然,从秦汉到明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剥夺。收回来的权力集中到了一个人的手里,他就是皇帝。
所以,帝国制度的全部问题,就在皇帝这里。
皇帝自然是不能没有的。没有皇帝,就不叫帝国了。何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元首,这个元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皇帝。这当然也在理。问题是元首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虚位的,一种是实位的。帝国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名义上的,一种是实际上的。王国、共和国也一样。比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就是名义上的王国实际上的共和国。它的国家元首就是虚位的。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则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的王国或帝国。它的国家元首则是实位的。可见,有没有皇帝,要不要皇帝,或者一国之首叫不叫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究竟是虚位的,还是实位的。
中国人一向主张帝国的元首(皇帝)虚位吗?否。倘若果真如此,就不会有所谓帝国了。帝国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邦国制度演变而来的。邦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普天之下一个名义上的国家联盟领袖(天下共主),天子之下若干个各自为政的诸侯王国。如果把这“天下”看作一个国家,则这个“国家”的元首(周天子)就是虚位的,即“天子虚位,国君实位”。后来,不但国家联盟的领袖(天子)是虚位的,组成联盟各国的元首(诸侯)不少也变成虚位的了,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政由宁氏,祭则寡人”。钱先生的主张,岂非老早就实现过了?
可惜大家都说不行。说不行的人还不肯坐而论道,都要用拳头说话。最后是打出了一个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个帝国制度。创立这个制度的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没实行过国君只当虚位元首,把政权交给王国政府的制度。实际上,秦王国之所以能在兼并战争中胜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孝公依靠商鞅的变法,打击了封建领主势力,把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国君手里,建立了“国君集权”的制度。秦始皇既然是靠着这个制度把王国变成帝国的,那么,他在由秦王变成了皇帝之后,又怎么会把政权交给宰相?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秦王朝和帝国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从结果看,显然是后者,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治”,汉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国。所以,帝国是一种必然。帝国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也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这才有汉的削藩(取消封国的自治权),唐的分省(将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由一个宰相府分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宋的释兵(收回将帅兵权,改由文臣将兵),明的罢相(废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说的种种变革。这些变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而且集权、集权、再集权。
家罢后梦难圆
事实上,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一个侠客,尤其是一个大侠,是应该和士一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这甚至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你想啊,如果连侠客都不可以托付,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同样,自强、弘毅、使命感,也为一切真侠、大侠所必须。如果连侠客都没有这些精神,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侠客当然也是大丈夫。如果连侠客都不是,人类又有什么希望?显然,在侠客身上,是寄托着希望的。他们所圆的,是世人的“救星梦”、“英雄梦”,也是文人的“国土梦”。
何况还有侠客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武侠小说创造的那个梦境——江湖,它简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的翻版。江湖中林立的帮派,就是那时林立的邦国;山头中称雄的帮主,就是那时称雄的诸侯;而那些仗剑走四方,谁的账都不买的独行侠,岂不正是那时的游士?看来,人们确实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历史也总是让人惦记。即便武侠小说,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
这大约就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了。梦,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人生在世,多少总要做点梦。“至少我们还有梦”,不也是一种希望吗?但你得明白那是什么。古人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世无英雄,遂使武侠流行。”所以,一个民族沉溺于武侠并非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我还想狗尾续貂一句:要不就是产生国土的条件不复存在,民族缺少强劲的精神。因此,这个梦也该醒醒了。当今之世,原该是梦醒时分啊!
篇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读书笔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读书笔记
通过认真阅读邓小平主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邓小平主席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在这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思想,作了十分精辟的论断。一个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要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两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篇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昨晚睡不着就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剩下的几十页看完了,看完之后,正如没看之前某人说的,会改变自己以往对历史的看法。
这样一本书,看之前,本以为是一本如历史课本一样的书,没想到作者写的并不是那样晦涩难读。钱穆先生用很亲和的语言,以和读者对话般的方式,由浅入深,向读者展示了汉、唐、宋、明、清历代的政治得失。
这让我想起了高中时代的历史课本,我们2006年是安徽课程改革第一年,历史课本也与以前的编排大有不同。据说以前的课本是按照编年,记叙各个时代的革命、历史事件等等,而我们那一年却已经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国外选修等方式来学习历史。其中政治部分则是按照年份,叙述君权相权和中央地方关系的演进来演绎历史。
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不由得联系到了我的高中历史学习的时光。当然内容肯定是有很大不同的。钱先生的书除了从君权相权和中央地方的关系方面阐述,还从经济、赋税、考试选拔等等方面来述说当时的政治制度。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不都是专制的,前几朝代皇帝并不是一人专制,科举制度也是一种政权对外开放的方式。所有的制度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也并不是腐朽落后的,也只是历经几百年后,由于各个时段具体时间情势的变化,制度变得不再好了。
从我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变动也可以看出今人对待历史的一些变化。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人自有评说。我们还是要努力让自己的浊流中自清,追求自由。
篇7: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读书笔记
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这门课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块重要的内容,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问题的新武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在中国运用呢?第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在欧洲,是“舶来品”,他产生的环境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差别,在运用的时候是不能胡乱嵌套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理论,是革命的理论,在运用的时候必须根据实际的革命所具备的条件考虑。在李大钊引进这个思想的时候,旧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步,革命条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我国的社会发展历史也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不同,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行事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的理解是取马克思主义的质,但是整合使他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健康成长,避免水土不服。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或多或少都吃过这种经验。所以在以后的寻求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借鉴以往的实践,尽量减少再吃这种亏的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顾名思义,就
是要我们在中国发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联系中国实际,不能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盲目发展。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蕴含在党的“结合”思想之中。
一切思想都是源于实践,是实践的总结,其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实事求是,以免不切实际。但是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因此,我觉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决定了我们要在社会主题的道路上走很长的路很久的时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需要一直与时俱进,他的任务现在远没完成,需要努力很久,需要更好的决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有三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这三点内涵也同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管在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对中国的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我想,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整合”。绝大多数人说的是“创新”,但我觉得并不合适,虽然我的思想还很稚嫩,不应该说“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拿的是别人的东西,我们只是使
之在我们的土地上让它能健康的生长,从它身上给我们带来收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和国家一定会更好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探索中发展,使得中国在曲折中不停发展。
篇8: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一、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意义
1.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提炼升华,同时又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首先要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对此,马克思曾作出过精辟的论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2]毛泽东也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进而,人民群众在运用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这对于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2.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顺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保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前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强大理论武器。只有在这种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内在动力时,我们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圆满完成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积极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其成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
1.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场所,积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高校的重要政治责任。因此,坚定不移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努力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坚定信心,以及为实现国富民强而努力读书的强烈使命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2.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帮助大学生澄清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需要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主流是好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不佳等问题。另外,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未曾放松,青年一代更是他们争夺的重点对象。可以说,在当今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大学生们正经受着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高校已成为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一个重要场所。然而大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辨别是非能力较弱,主动自觉地去学习并系统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为数不多,更别提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了。而在高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帮助他们认清国情、明辨是非,增强信念,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3.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顺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有两千多万,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不仅事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象,也是实践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只有大学生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做到真学、真懂、真信,才能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并传播这些理论,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
三、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积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更新观念,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有的重视
党中央非常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通知、意见等,令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欢欣鼓舞。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在基层的贯彻实施却差强人意。例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开设学时方面,一些高校并未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育部的规定,而是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削减;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着师资配备不足、教师待遇偏低、经费缺乏等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以改观。也有不少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热情不高,认为专业课和外语更重要。因此,为了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深入大学生的内心,高校党的各级组织和行政部门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真正重视起来非常重要。只有彻底摒弃“重理轻文”、“重专业学习,轻理论素养”的陈旧思维,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有的重视,切实推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政策,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工作才会落到实处。
2.提高师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否真正深入大学生内心,并内化为指导他们实践的理论武器,关键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是否具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很强的理论素养和高超的教学艺术。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岗位培训和骨干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与时俱进,积极学习和践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在教学内容中有所体现,让大学生及时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营养;要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探索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辩论式等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帮助学生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要从青年学生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出发,采用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他们解惑答疑,从而让他们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
3.大力加强社会实践环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其成为指导人民社会实践的指南。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被运用得越广、越深,其大众化的程度就越高。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切实抓好社会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要建立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扎实实践,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而不是走马观花、流于形式。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针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实践,引导他们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调研,而不是无的放矢、盲目行动。另外,还要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加强实践基地建设,为社会实践的开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篇9: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理想主义作为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纵横阖闾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就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素材。春秋战国时代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催生了中国早期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的不同流派,形成了儒、墨、道家为主体的理想主义和以法家、纵横家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外交、国际关系思想。②楚树龙,金威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时事出版社,2008:5。叶自成教授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春秋时期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及流派有:以管仲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仁义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自然学派;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流派有:文仲、范蠡的超限制外交学派、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谋略学派和韩非子的权力学说。儒家崇尚“仁政”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战争在于“以仁伐不仁”,战争的目的在于“诛其君而吊其民”,天朝朝贡体制下历代王朝对外的怀柔政策,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以及老庄以“道”为客观规律的和谐世界思想都与西方的理想主义有思想内核的契合之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主义的最早雏形。
理想主义的中国传统国家间政治思想比照
各民族文化有其通约性,不同文化所表现的核心特征也有趋于相似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几千年来的外交思想有很多对应点和相似性,③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29其思维模式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并且把人本善的哲学道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国家间关系领域,寻求一种使人类逐步趋于和平、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和世界逐步趋于有序的发展模式。
叶自成教授认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观点,但许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①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2):114。如此对照②本文依照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的立论基点和理论要点为基本参照系,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中挖掘其理论核心和东方思想渊源,其原因在于:其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创立到发展一直占支配地位,是其他理论创设的参照系,存在相当大程度的话语霸权;其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观点,但许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比如,先秦时期的“霸权”在今天存在,而“王权”便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概念与思想。分析表明: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的国际政治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开始思考并在政治生活中加以运用。这些思想的默契与独到之处足以体现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深邃,是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值得思考和努力的地方。中西方学者应该在思想上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探索“西方中心”之外的东方世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历史资源分析和借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理想主义主要从人性等诸方面提出自己理论的立论要点。在人性的判断上,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本善。即使有的认为人性是恶的,也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人类在教育和正确思想的驱使下,在好的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用下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最终走向文明。③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和认识。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④孟子·告子章句上//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人民出版社,2005:142。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行,人性善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四个方面,在性中已具其端,乃性所固有:“恻隐之心,仁也;丑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人皆有之,我故有之也。”⑤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80孟子还说,性固有善端,未必无恶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5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人之性具有向善性,完整的善性必须经过后天的引导、培养和教育由善之“端”发展而来,培育的方法就是扩充善性。所以,孟子主张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教化民众,国家要以仁、义、理、智四种善端作为实施仁政、善政的根源和基础。在这一点上,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如出一辙。
在世界本质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人类世界本质上是和谐的,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是可以互相协调、和谐一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都可以认为是当代“理想主义”中华智慧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有这样的传统思想,由人际关系来推演国际关系,由自然秩序来创设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应该是合作与和谐的;自然秩序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同样也可以普遍适用于社会领域,和谐统一的自然秩序也必将创造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社会作了如下著名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4墨子在《兼爱中》说,“天下之人皆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而且“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43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国家间就会和睦。
在国家间秩序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在“民族自决”之上建立国际机制,用集体安全来代替均势、依靠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公众舆论来保卫世界和平。③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36国际联盟就是美国在理想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国际秩序安排的实践尝试。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不仅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还可以起到惩戒和制裁个别国家违法行为的作用。④同上书:3因而,衡量的标准主要看外交政策是不是符合国际道德。中国古代贤哲大都认为道德是维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多从道德规范、等级规范等道义的角度论及天下与国家的关系及秩序。孔子认为用仁的道德规范约束诸侯们的行为,是可以维护国家间秩序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⑤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老子认为道是和平的基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道生之,德畜之。”以老子看来,政治领导人有德就能实行道,于是就能维持国家间秩序。墨子也坚信道义是可以有效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而且认为讲道义就不应用暴力来维持国家间秩序。①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
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理想主义承认伦理和道德对于世界秩序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衡量外交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符不符合国际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国际道德标准确立之后,如何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得以贯彻执行,国家只有在国际道德的约束下才可能在对外关系中不损害别国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连,推崇道德力量的思想称之为“王道”,过分强调权力的思想称之为“霸道”,由于“仁”之思想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因而在多数情况下“霸道”只能居于“王道”之下。管子、老子、孔子、荀子和孟子都认为道德是维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②同上书:273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将孔子“仁”之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体系,即“人性善”的理论基础、“民为贵”的中心思想及“得民心”的基本原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心,斯得民矣。”③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3、74墨子在《尚贤》中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张。儒学的政治哲学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故称“王道”。“王道”是“圣王之道”,王道的力量来自道德教化,依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施政,而霸道的力量则来自武力强制,依靠暴力手段施政。孟子说:“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也诚服也。”④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纪出版社,2005:96、97以德服人的统治者是仁者,“仁者无敌”,⑤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5以力服人的统治者是暴君,应该“服上刑”,⑥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5仁者施以王道,靠义战来维护国家利益,而暴君施以霸道,靠不义之战来作出损人不利己之举。
在国家的安全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集体安全有利于国家安全,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平,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某种理性中介的调和,使各方都受益后而化解。⑦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从这方面来看,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维持的东亚朝贡体系可谓殊道同归。东亚朝贡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东亚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模式,对朝贡体系双方关系的建构起了关键性作用。儒家以“和”为贵,强调“和而不同”,即重视不同事物、不同意见的调和、综合。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了保持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国家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和谐。这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具体运用就是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原则。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鲁定公十年》)、公羊学派的“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春秋传·卷一》)以及宋代以来的“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①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53都是对自愿结盟的东亚华夷集体安全秩序和体系的有力见证和形象描述。
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战争不能超出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范下,国家一旦出现侵略行为,国际社会成员就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对其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进而保证世界的和平。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合法性战争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是把战争与“礼”、“义”、“仁”等观念联系在一起,亦即“礼战”和“慎战”。在儒家的学说中,战争需师出有名,而师出有名需以“礼”作为评判标准。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礼乐征讨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③申笑梅,王凯旋.诸子百家名言名典.沈阳出版社,2004:72他认为在“天下太平”的时代,只有天子发号施令进行的战争才具有合法性,“礼乐征讨自诸侯出”是违背“天道”、有失合法性的的“无道之政”。孟子认为诉诸战争要符合“仁”,“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④周满江译析.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181他认为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至仁之师伐至不仁”战争完全是顺天道、应民意的合法性战争,在战场上一定是所向披靡,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成河以至于飘起棒槌来的战争场面呢。墨子在《墨子·非攻》中称正义的合法性战争为“诛”,而非正义的、不合法的战争为“攻”,在《非攻下》中讲到,“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⑤刘继华译注.墨子选译.巴蜀书社,1990:58他教育臣民要支持合法性、正义性战争,反对不合法、非正义的战争,所以,“非攻”也。“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则天下治”。此外,中华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慎战”观念也体现了坚持合法性战争的思想。老子视战争为“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认为从事战争一定要谨慎,“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①沙少海等著.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57孙子的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这些慎战思想都体现了先贤哲人的智慧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在人类前途的态度上,理想主义重视教育与国际组织的功能,认为要维护国际道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公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发挥学者和政治家的积极性,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可以抵制国家的对外侵略。总之,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特别注重“教化”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改变蛮夷的落后状态,对前途充满希望,笃信“华必统夷”,推行“尊王攘夷”、“修德来远”和“用夏变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对于不服从的国家,要以德服人,只有把自己国家的人民教化得十分文明、社会建设得十份和谐了,其它国家自然就会学习和服从。对此朱熹也曾说到,“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年代,亦不当勤兵与远”。(《论语集注·季氏》)“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有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德化人,都相信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从而促进天下统一。
古代政治思想中这些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都是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之相呼应的地方。作为理想主义的创始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力图在他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构架。”在威尔逊的理论中,价值的追求是国家行为的目标,一定的原则是要属于整个世界并由全世界来维护。“这些原则属于获得了自由的整个人类……所有国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各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拥有同等的利益,都同样有责任对这两者加以维护”。②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26从探求“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期盼世界和平”为主旨的思想来看,东西方、古今人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主体思想,在儒家“礼之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外实行军事殖民主义、横征暴敛与征服掠夺的历史记载。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华文明的非侵略、非扩张本性。他说:“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他还批判一些欧洲学者“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和扩张势力”的不真实性:“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对于成吉思汗等大范围征服的对外战争,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中国只是为了守卫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①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5):48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等人的“和戎”或称和战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谭嗣同《仁学》中“以仁求通”的思想和孙中山力争世界和平的民主外交思想,是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孙中山毕生向往的崇高理想,就是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他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恢复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志向,坚决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在他看来,国际战争纯粹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孙中山曾向世人宣告:中国独立富强以后,也不会去侵略别国,“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②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中华书局,1982//陈金龙.孙中山与毛泽东外交思想之比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22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思想,在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探寻和平之路的“大同理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反霸爱国思想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国际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从总体来说,理想主义要超过现实主义。③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周恩来把仁义思想、诚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准则,在外交中最早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邓小平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多极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对外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我国把传统文化创造性发挥并提升到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来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光辉典范,它将新中国在国际上所倡导的和平观、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世界,是以遵循“和而不同”为前提的。“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①邓淑华,尹占文.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7(1):32是人类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应该而且也必然会遵循的真正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
结 语
从思想的起源来看,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几乎都要追溯到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及其思想。在西方,最早论及理想主义的要算是柏拉图了。《理想国》中讨论的基本问题就是“正义”,从探讨个人正义逐步转到论述城邦正义。在他看来,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伦理共同体,而这种“至善”或“正义”就是社会的和谐有序。自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所遵循的原则在对外领域的体现。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有别,这就导致由外交思想所体现的判断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利益的方式手段存在差别甚至冲突,也即是说,表达和诉求人类美好愿望的思想与将这些思想转化成实践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之间存在着类似“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迥异。
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的两千年里,中华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和平主义。①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5):48基于这样的传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中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其基本基调是和平主义的,不干涉内政,反对一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控制,反对一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和平共处”的方略,“和谐世界”的目标。而根植于基督教“上帝选民”(世俗化为“美利坚民族责任论”)的传统,结合“资本统治”的现实,造就了美国理想主义以扩张主义为起点、以霸权主义为终点。所以,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其基本基调是扩张主义的,在对外政策的实践层面就表现为:以和平与战争为主题、以扩展“民主和平”为核心,“破”(不断解构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旧体系)“立”(建立美国主导下的新体系)结合,把民主、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外交原则,并肆意推行“萝卜加大棒”的现代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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