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教育

关键词： 颁发 英国 学位证书 高校

跨国教育（精选十篇）

跨国教育 篇1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HESA)的统计,仅去年1年就有大约20万名海外学生从112所英国高校获得了学位证书,同时也为英国高等教育创造了超过2.68亿英镑的学费收入。

英国高校长期依靠海外学生。粗略计算,每年到英国学习的海外学生为高等教育创造的总价值高达25亿英镑。不过最新数据表明,“学位出口”创造的价值首次引起人们关注。

由于本土在校生人数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很多英国高校都将它们的招生工作延伸到海外。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广大海外学生对英国高水平学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照顾那些没有能力支付更多经费的学生。

利物浦大学就与中国的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建立了一个项目,为中国的学生颁发利物浦大学的学位证书。学务长卡尔文·艾弗瑞斯特(Kalvin Everest)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在规模上很小,但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我们的体制都具备相当高的质量。因此,很多学生都希望到英国来学习。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主动为其他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这种需求还十分旺盛”。

远程学习课程在“学位出口”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了解,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伦敦大学与开放大学。还有一些年轻大学也走在了前面——如赫瑞·瓦特大学、密德萨斯大学、诺桑比亚大学等。诺桑比亚大学在远程教学上拥有10多年的历史。该校的代理副校长(主管学习与教学)克雷格·马赫尼教授(Prof Craig Mahoney)说:“我们每个课程的学费大约是2,300英镑。这些课程并不只是为了招徕国内学生,它们也是我们为更多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而且不用为学生身在何处而担心。”利物浦大学也提供了在线的硕士学位课程。按照学科的不同,学费从8,000英镑到12,000英镑不等。艾弗瑞斯特先生表示,为保证学校的学位教育具备较高水准,学校启用了校外考试员系统(external examiner system),慎重决定学生的去留与否。

2007～2008年度的数据显示,取得英国高校学位的形式主要有下列3种:第一,远程学习,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100,360人);第二,就读于英国高校的海外分校,大约有7,090人;第三,直接就读于英国高校,约89,190人。

中国香港(21,280人)、新加坡(20,845人)、马来西亚(20,525人)与中国(10,450人)——占“学位出口”总人数的37%。

跨国教育集团如何管理财务 篇2

一般而言，这些所谓的“水土不服”，大多由“追求利润”这个目标而衍生的。

与所有的跨国公司一样，跨国教育集团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总部对分部的管控问题。管得太死，分部无法及时适应本土竞争，容易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管控力度不够，又会产生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内部控制薄弱，容易滋生串通舞弊等一系列的问题。

跨国教育集团如何管理财务？

财务垂直管理作为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大型集团企业的运作经验，被证明了是能较好解决这个矛盾的模式，特别是对一些内部控制环境薄弱的分部，行之有效。

一、财务垂直管理

所谓的财务垂直管理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各分部财务人员直接对分部财务经理负责，而财务经理直接对总部的财务总监负责；分部的财务人员，其人事、业务、考核及薪酬关系隶属总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将分部的财权上收，把分部的财务人事、财务业务的管理转变为总部的集权化管理。在下放分部除财务外的管理权的同时，在财务管理上强调总部的控制，可有效避免分部权力过大的局面，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内部控制薄弱、易串通舞弊等问题，从而有效地控制财务风险， 强化总部在各业务线的管理和控制，也能很好地解决集权与分权之间平衡的问题。

跨国公司因为距离和文化差异，总部通常对国外的分部没有足够的了解，一般会采用这种强调总部控制的财务管理模式。而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给这种管控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并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

从另一层面来讲，财务部门作为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部门，业务相对独立，总部通过对财务进行直接控制，还可以达到均衡分部的权力的同时对分部进行监控、又不过份干涉分部的内政、削弱分部的积极性和竞争力的目的。

具体到应对信息不对称方面，教育行业的跨国公司，一般业务不是很复杂，很多时候常规性的程序和流程已经足够应付日常的管理，而每个分部的负责人又都是直接对总部负责，所以总部很容易犯对分部管控不够的错误，通常表现在只关心分部提供的季度及年度的报表上反映的利润数据，而没有花费足够精力去证实数据的真实性和利润的可延续性。财务垂直管理模式实行财务经理报告制度，即财务经理必须直接向财务总监定期报告工作或进行不定期重大事项报告。通过这种模式，总部可以做到对分部按周监控，甚至可以对出现问题的分部按天监控。这样，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及时获取、真实可靠和透明度，很好地解决了总部和分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各分部的财务状况。并且，由于信息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令分部信息造假变得非常困难。同时，财务报告所反映的财务状况，也正是分部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最好反映，是内部控制环境的晴雨表。

从应对财务舞弊方面来讲，采用财务垂直管理模式，将财务人员的人事关系及业务隶属总部、从财务部门着手加强管控，是加强分部内部控制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

而从应对双重领导方面来讲，在财务垂直管理模式中，财务经理接受财务总监和分校校长的双重领导。凡属财务职能本身的工作，财务部门不受分部的干涉，直接向财务总监负责；但催收款等经营管理方面的业务，直接向分校校长负责；分部预算，也必须与分校校长共同完成。通过财务垂直管理，实现了总部对分部的有效控制，也可以通過分部制约财务经理，使得彼此处在一个良性的互动之中。

财务垂直管理模式，实际上就是上收分部的财权，不需要分部管理财务部门，总部直接下派财务经理到分部，分校校长可以更加集中精力于分部运营管理和市场开拓，总部也可以做到加强对分部的控制。这样，资源利用率更高，杜绝了利润的跑冒滴漏，相当大程度降低了财务风险。

此外，财务垂直管理模式的优点还有能有效控制成本、合理配置集团资产、发挥集团优势、简化程序、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等。另外，财务垂直管理还能确保财务制度落到实处，保障数据准确，归避独权经营，降低经营风险。

二、可能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在财务垂直管理模式中，财务经理负责领导所派驻分部的财务工作，具有授权范围内的审批权，不再需要分部负责人签署同意意见，有时财务经理只须知会分校校长。另外，由于财务经理独立于分部直接对总部负责，对分部的经营管理，无形中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并且，财务经理不是仅对分部负责人负责，会增加财务经理协调和工作的难度。而制度上规定了财务经理接受双重的领导，当分部利益和集团利益有冲突时，就显得较难把控。

另一方面，财务人员的聘用、薪酬待遇，全部由总部决定，但其发生的成本却归责到分部，这些成本算进分校校长的业绩考核中，分部负责人对这部分不能由自己管控的成本的发生和计算，容易产生分岐。财务经理如何与分部有效合作，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磨合过程。如果本集团的财务垂直管理模式是要求财务经理轮换的，则这种不断重复的磨合过程会耗费双方大量的精力。

财务垂直管理，还弱化了属地管理的职能，因为最高财务决策权在总部，会降低分部紧急事务的工作效率，增加了协调成本、报告成本、时间价值成本和管理成本，容易延误时机。

还有，财务人员的述职报告、业绩考核、工作调动及岗位轮换等都由总部负责，但与财务经理一起工作的分部总经理对财务经理工作能力的评价又会影响总部对其的评价，这可能会导致财务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对分部总经理有所顾忌，从而做出一些有可能违反财务制度的事情。

实际上，财务垂直管理，追求的是总部对分部的制衡。通过财务垂直管理，一方面实现了总部对分部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分部制约财务经理，使得彼此处在一个良性的互动之中。

跨国教育 篇3

一、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尽管在将教育服务纳入GATS之前, 跨国高等教育也存在质量问题, 但近年随着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展, 虽然正面报道不少, 欺诈性教育服务提供者和低质量教育提供增加了, 学生成为低质量教育和低值学历资格提供的牺牲品的风险增加了却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一情况导致许多国家对跨国高等教育总体上不信任, 将其笼统地看作是由低质提供者运作的, 目的仅仅在于创收的商业活动。一些国家倾向于制订更加严厉的规章对跨国高等教育进行限制[2] 。

近年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 产生了大量没有经过认证、认可的非法教育机构, 它们降低入学资格要求, 提供短期、低质量教育服务, 有的仅仅要求学生回答几个常识性问题, 就为其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这些机构通常被称为“文凭工厂”、“学位工厂”, 其提供的文凭和学位证书的有效性是有限的。这些机构为了吸引学生往往打着著名大学的招牌, 并向学生展示由“认证工厂”提供的虚假的资格认证和质量保障证书, 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使学生在求学时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2) 许多新建的私立教育机构, 尽管经过输出国认证机构的某种认证, 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以及接收国缺乏对其质量进行监控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缺乏明确的质量标准, 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 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往往是低质量的。 (3) 许多公立教育机构尽管有优良的教育传统和质量记录, 有非赢利跨国教育的意图和经历, 但由于机构预算紧张和创收的需要, 在利益驱动下, 以及在缺乏质量标准和外部质量保障的环境中, 也可能提供低质量的教育服务[3]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响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促进工作, 2002年以来连续举办了三次“国际质量保障、资格认证与认可全球论坛”。第一次全球论坛于2002年10月在巴黎举行。该次论坛提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至2005年行动计划, 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制订、质量保障能力构建,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作为“信息交换所”功能的发挥。第二次全球论坛于2004年6月在巴黎举行, 该次论坛试图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合作的对话平台, 其辩论的主题为“拓展获取高质量高等教育”, 目的在于提出一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及其国际合作关系的战略, 以应对高等教育市场化和跨国高等教育新形势的挑战。第三次全球论坛于2007年9月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 该次论坛集中讨论了“学习者与新的高等教育空间——质量保障和学历资格认证、认可所面临的挑战”, 从学习者的角度深入讨论了在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空间中, 国际质量保障与学历资格认证、认可问题[4] 。

在这些论坛中, 提出要建立国际层面的质量保障网络, 在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建立质量保障框架和质量保障能力, 加强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合作;提出要更新和完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区域公约, 为教育服务贸易日益自由化提供质量标准的区域性协定;促进各国和国际质量保障机构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加强信息交流和认证结果的相互承认, 为学生寻求高质量高等教育提供有力的信息工具, 使他们能够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决策;拟订了高等教育良好实践国际指南与代码, 从而为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政策制订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

伴随着这些讨论, 各区域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组织相继建立, 1991年建立了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网络 (INQAAHE) ;2000年建立了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 (ENQA) , 2004年更名为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2004年建立了欧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 (EAQAN) ;2005年建立了亚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 (APQN) 。这些组织对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和国际合作, 为区域性质量保障框架的构建和完善做了大量工作。

2005年, 鉴于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趋势日渐突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原则和文件的基础上, 在各种利益相关者集体讨论下, 共同拟订了《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针对政府的指导方针;针对高等教育机构 (办学者) 的指导方针;针对学生团体的指导方针;针对质量保障和资格认证机构的指导方针;针对学术认证机构的指导方针;针对专业团体的指导方针[5] 。在这些指导方针拟订过程中, 识别出一个严峻的挑战, 即许多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质量保障框架和管理规章都是针对其本国高等教育的, 没有覆盖跨国高等教育领域, 它们缺乏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能力。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亚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 (APQN) 联合编辑出版《跨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工具箱》, 对各国的管理框架、规章作了介绍分析, 以期为规章缺乏的国家提供参考[6]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联合发起“质量保障能力全球策动” (GIQAC) , 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变迁经济国家构建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7] 。

三、跨国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及存在的问题

尽管作出了诸多努力, 由于跨国高等教育本身的复杂性, 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促进工作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8] 。

(一) 关于教育质量和标准认识不一致的问题

尽管质量问题是人们共同关注的, 但什么是“质量”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质量”概念本身既是一个发展中的概论, 又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质量”有不同的理解, 考察“质量”的标准也极其不同。Bikas C. Sanyal和Michaela Martin 2007年识别出了10种高等教育质量的定义类型[9] 。对于同一种“质量”定义类型, 不同利益相关者仍然有不同的理解。例如, “适于目的” (fitness for purpose) 是一种公认的“质量”定义类型, 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跨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不同的, 他们对于“质量”的具体评价也是不同的, 从而造成教育质量的标准难于统一, 评价的结果难以调和。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建立教育机构认证的国际标准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仍然是不现实的[10] 。其原因除了各国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同之外, 涉及利益相关者很多是其重要原因。例如, 教育机构、学生、质量保障机构、政府主管部门、雇主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质量观不同, 衡量标准也极不相同。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 并且一直将区域公约作为跨国高等教育区域质量标准的设定工具, 近年又努力促进各区域公约更新, 一些区域也制订了自己的质量保障指导方针, 例如《欧洲高等教育区域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导方针》[11] 、亚太区域的“千叶原则”[12] 。但是这些指导方针和原则都仅仅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 并没有对“质量”概念作任何规定性定义, 也没有提供确切的质量标准。区域性质量标准的形成, 仍然有赖于各国在跨国高等教育利益关系确认上有相对一致的意见。

(二) 关于教育机构、项目的质量认证问题

在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讨论中, 人们一致认为教育机构的资格和质量认证是质量保障的关键。然而, 教育机构的资格和质量认证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人们通常认为提供低质量教育服务的文凭工厂、学位工厂是未经认证、认可的, 可是它们往往能够出示质量认证证书或文件。于是, 问题又归结到了认证机构。人们认为, 低质量提供者的认证证书是由自认证团体或公司 (self-accrediting groups or companies) , 或者是由出售质量认证证书的 “认证工厂” 提供的 [13] 。那么, 怎样的认证机构才不是认证工厂, 才是有资格进行质量认证的?各国的情况很不一致, 一些国家的教育质量认证机构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的, 而大多数国家的质量认证机构是民间机构, 不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授权。因此, 即便是低质提供者自己组建的自认证团体或公司, 在许多国家也是合法的。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的, 还是没有授权的认证机构均要向被认证者收费, 因而, 它们是否属于出售质量认证证书的机构往往也难以判别。同一国家的不同认证机构所采用的质量标准往往不同, 不同国家的认证机构所采用的质量标准差异更大, 当前有大约60个国家有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 它们的质量标准就非常不同[14] 。一个认证机构即便在其本国取得授权, 在其教育服务的接收国未必能够得到承认。

教育服务贸易不同于其它产品或服务的贸易, 涉及利益关系复杂, 缺乏客观的质量标准。在其它产品或服务的交易中, 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倾向于较低的质量标准, 购买者倾向于较高的质量标准;而在教育服务贸易中, 因为高质量需要提供者和购买者 (学生) 双方共同努力来实现, 交易双方可能都倾向于较低的质量标准, 受损失的显然是承认其文凭、学位的雇主和教育服务接收国。因此, 对于教育机构和教育项目的认证, 本质上是对相关者各方利益的一次分割, 涉及教育服务的输出国与接收国、教育机构、学生、雇主 (包括接收国的雇主、输出国的雇主及其它第三国的雇主) 等各方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 要想像其它产品或服务一样, 依靠某些权威的国际认证机构对教育机构或教育项目的质量进行认证, 即对这种利益分割作出裁决是困难的。

(三) 认证与质量保持及发展的问题

教育机构的服务提供是一个持续的, 周期性的动态过程。跨国教育提供的模式很多, 情况十分复杂, 既存在学生迁移, 又存在教育项目迁移和教育机构迁移。根据OECD和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的归纳, 既存在提供国的教育机构独立向接收国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 又存在提供国的教育机构与接收国的教育机构联合办学, 多个提供国向一个教育接收国联合提供教育服务, 以及多个国家教育机构的课程、学分、学历资格和学位互认的情况。在输出国与接收国教育机构的联合办学中, 存在公—公, 公—私, 私—公, 私—私各种情况。这些跨国教育的安排, 无论在教学内容安排、质量管理、利润分成、学分和学历资格授予等方面都是根据教育接收国的情况, 在合作谈判时定制的, 提供模式灵活多变, 质量标准也不统一。某一特定教育机构在向某国提供教育服务中, 其教育质量既不同于其在本国校园提供的质量, 其跨国教育的不同项目的质量也不相同, 显然仅仅经过一次认证并不能保证其教育质量持续性, 也不能保证其每一个跨国教育项目都是符合质量标准的。尽管人们强调, 各种类型的跨国教育至少要满足最低质量标准, 但这一最低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仍然是不明确的。

(四) 难以实现对两种类型跨国高等教育区别管理的问题

在近年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讨论中, 形成了一些倾向性的认识, 即低质量产生于教育机构的逐利动机与行为, 私人教育机构参与跨国教育以赢利为目的, 更容易产生质量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是否质量保障机构和接收国的规章需要对赢利的与非赢利的教育机构或教育项目区别对待?例如, Antony Stella 2006年针对一些国家总体上不信任跨国高等教育, 并对其执行了严厉的规章, 认为这使得“真正的高质量提供者面临困难。事实上, 存在知名高等教育机构, 以国际化作为其动机, 例如为了‘使自己更加国际化’以及‘增强本国校园国际化的氛围’, 根本不是将跨国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创收渠道。加拿大某些大学所进行的跨国高等教育就是这样的案例。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希望更加国际化也是这样的例子, 尽管由于它的国际化活动使本国校园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流失而受到批评” [15] 。最后, Antony Stella还是承认“当然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多, 存在着大量欺骗性的提供者” 。如何将两种类型跨国高等教育区别开来?显然, 根据其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进行区分是不行的。许多国家的某些私人教育机构具有较长的办学历史, 具有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声望, 它们得到公共机构、企业、财团和社会团体的资助, 并非将学生的学费作为唯一的利润来源[2] 。此外, 从各国的教育现实看, 公私混合的教育机构普遍存在, 公立教育机构通过教育市场创收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跨国教育的形式多样, 种类繁多, 教育机构向学生收取的学费仅仅是教育成本还是有赢利, 不可能一一核算来对其进行赢利性判别。

(五) 考虑利益相关者过于局限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教育质量问题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问题, 并将其“国际质量保障、资格认证与认可全球论坛” 作为跨国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政策对话的平台。200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强调了6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学生、认证机构、质量保障机构和专业团体。认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均对跨国高等教育质量负有责任。学生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质量保障的主要意图是保护学生的利益, 使其免受低质量教育提供者的侵害。然而, 一些国家的质量保障机构却十分关心政府的态度, 它们认为, 虽然政府对质量保障给予了重视, 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方针并没有被政府很好地利用。尤其是在贸易谈判中, 政府的教育部门团组与贸易部门团组的分歧很大, 贸易部门很可能因为其它产品或服务贸易的需要, 轻易地否定教育部门关于教育质量管理的决策。甚至在OECD国家中也产生了教育管理部门与贸易管理部门是否能够协作工作的疑问。这一情况, 反映出在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活动中, 所考虑到的利益相关者的局限性。自从GATS将教育服务作为可贸易的服务以来, 就正式地将教育服务纳入到WTO成员国的经济关系中。跨国高等教育已经超出了过去的科技、文化交流的范畴, 被扩展到了国家之间经济竞争与发展的范畴。国家, 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利益相关者。从国家的角度看, 跨国高等教育既是科学文化交流的工具, 又是一个产业领域。在跨国高等教育领域, 国家分别赋予贸易部门和教育部门不同的责任, 因而教育部门和贸易部门是两个代表国家利益的相关者。跨国教育对于教育输出国的利益是现实的, 可以立即增加贸易收入, 对于教育接收国的利益却是潜在的, 可以发展人力资本、促进科技文化交流, 对于其后期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可能会提供支持。国家利益必然要求贸易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政策协调, 同时也必然影响到质量认证机构质量标准的掌握。这一情况极可能造成出口国质量认证机构与进口国的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结果不同, 难于互认。

四、政策建议

跨国教育 篇4

【关键词】:跨国并购；文化差异；整合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66-01

一、 中国跨国公司跨国并购的文化障碍

根据调查，在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则有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讲，并购最困难的是整合，30%-40%的企业都是因为收购以后的整合出现问题，这个整合涉及到运作具体的人、财、物、产、供、销，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整合，文化上的整合和模式上的整合。

因为外国企业与中国的本土企业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势必要影响企业以后的生产经营。有些企业因为文化差异的影响，使得企业在国外经营困难，甚至难以再继续下去。文化差异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显性文化冲突：显性文化冲突就是由于表达方式不同所引起的冲突，例如语言、手势、举止等这些都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的。显性文化冲突在交流时就存在障碍，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沟通。跨文化并购在一开始就会面对这一问题，中国的跨国企业并购也不例外。

第二，风俗习惯方面：风俗习惯带来的文化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即使在国内不同的省份之间也存在。风俗习惯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其实仔细分析许多文化差异，都是在风俗习惯积累的结果，这些风俗习惯可能与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都有关系。

第三，在处理与工会的关系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会遇到这样头疼的问题，国内也有企业面临这样的处境，如果被收购企业所在国家的工会实力强大，则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很大影响，影响到公司的正常决策。

由此可见，中外文化差异要求在跨国公司跨国并购过程中必须要重视文化整合。

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的策略

企业文化整合多种多样，相对国外企业的跨国并购，我国企业具有自身特点。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跨国企业管理风格与本土法律相融合。近年来，全球跨国并购的增多和急剧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争论。我国的跨国公司应改变过去无视东道国利益的经营风格，注意使其经营活动同东道国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相融，不失时机地推行当地化政策。

二是跨国企业管理方式与本土社会民风相适应。由于跨国企业子公司必须投身到其经营业务所在的社会中去，所以它需要雇佣当地人员，甚至让他们进入管理层。然而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语言、道德、价值标准的不同，产生了许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即使一个优秀的当地管理人员，也会因为其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难以全面理解企业的政策策略，执行起来达不到预期目标。所以管理方式应以子公司为中心，强调差异性，子公司依据自己所处具体环境制定各类管理标准、制度。子公司员工的工作表现用子公司当地社会通用标准衡量。其最大优点是能根据当地环境选择相应管理制度，避免环境冲突问题。由于按当地价值标准进行活动，也避免了一系列因雇佣东道国人员而产生的人力资源问题。

三是跨国企业管理文化与本土工会活动相一致。海外工会势力强大，活动丰富多彩，这一点与国内相比差别很大。纵观跨国并购整合的过程中一个难点也就是处理好企业与工会的关系。企业应加强与工会的关系，要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四是跨国企业并购中对被合并企业的文化取舍。做出正确的文化取舍方案，分析并购双方的文化特点，认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区分对待其中相融和冲突部分。跨国企业并购之后即开始了文化的融合。目前关于文化的融合模式大致有三种：凌越模式、折衷模式、融合模式。凌越模式是一种文化凌驾于其它文化之上扮演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其它文化则被压制。这种策略往往是在合作一方的企业文化很差的情况下实施。折衷策略是指不同文化间采取折衷或妥协的方式，有意去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实现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这种策略适用的情况是双力企业文化差异较小的时候。融合策略指不同文化之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之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你我合一的全新的和谐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极具“杂交”优势。

上述三种模式，凌越模式显然不是长久之策，这种模式造成被并购企业的员工心里、情绪不满，间接反应是消极怠工，降低对新组织的忠诚度，丧失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工作效率。而完全的融合模式只是在理论上的描述，在实践中还没有实现过。所以现在我们经常采用的就是折中模式，尽可能的靠近融合模式。其次是折衷模式是用于两种差别较小的文化，纵观中国现在的企业文化与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的管理方式和近代发展史很多是学习西方的。

在采用折衷模式是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要有一个文化磨合期。在并购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公司如惠普、强生等，在并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处理它与目标公司的管理风格和业务做法等方面的差异。第二，要输入新的文化。跨国并购也要把新的文化输入重组后的企业。输入的新文化应是母公司的精髓，母公司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化输入进去，不然跨国并购也失去了意义。第三，对原有企业优秀文化要保留。原有的企业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特别是适合当地风土地文化，这些是应该保留的。

参考文献：

[1]王婧.我国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08

[2]高勇强.跨国公司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曾妓.企业跨文化管理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3)

[4]Fons Trompenaars and Charles Hampden-Turner.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in Business.Nieholas Brealey Publishing，1998(2)

作者简介：张居宸，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硕士，国际投资方向；

跨国教育 篇5

全球化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中,教育领域也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跨国高等教育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相对于传统教育领域中的概念而言,在目前英语世界繁杂的文献讨论中,尚无指称跨国高等教育现象的统一词汇,即使用同一个词汇也不一定表达同样的概念内涵。学者和一些国际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对跨国高等教育进行了界定。

1.将跨国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现象。

大多数学者把跨国高等教育视为一种新出现的、与传统教育模式有较大差异的新教育现象。这种新教育现象包括如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跨越边境或无边界[1][2]。二是所涉内容的广泛性[3]。

2.将跨国高等教育视为一种过程。

这种过程论观点把跨国高等教育视为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一个过程,它和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关联,并且受到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以及教育领域之内和之外力量的推动。如阿特巴赫把跨国化的高等教育看作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分支,不同国家的大学合作实施学术项目,高等教育经由远程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等的一个发展过程。与传统的教育交流过程相比,大多数学者把这种新的跨国流动过程视为一种“新跨国主义”。

3.将跨国高等教育视为一种活动,其表现为多种活动形式[4]。

事实上,上述三种对“跨国高等教育”的理解或多或少具有较多重合的地方。跨国高等教育首先是指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跨国教育现象。这里的高等教育指中学后(post-secondary)教育,包括一切学位的、证书的和文凭的教育。它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多种活动形式。

二、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因

跨国高等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种层次的教会大学可以说是跨国教育的滥觞。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向其殖民地和后来新独立的国家输出其高等教育制度和模式,直接在其殖民地国家建立分校或者开办一些新大学,这些新大学主要是按外国模式建立起来的,与原型大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早期的跨国办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流动局限于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其流动主要是出于私人的求学需要和教会传教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跨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不论是学生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还是大学到不同国家开办分校,开设联合课程,以及以远距/网络等进行的跨国学习等,都昭示着跨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潜力不可限量的发展潮流。

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跨国高等教育与留学生教育、国际学术交流等共同构成了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与框架。与后两者相比,跨国高等教育更多地与早已在经济、金融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全球化趋势有着更加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跨国高等教育是由多种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

1.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为跨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发展的机遇。高等教育入学需求的扩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都更加需要合格的知识工人。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文凭的价值稍有下降,需要职业课程和技能培训课程或者模块课程来补充;而在发展中国家,学位和文凭通过许诺一份工作而成为通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大门。近20年来,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教育资源需求总量不断上升,高教投资增长速度趋缓,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剧。世界范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在近20年内几乎翻了一倍,从1975年的4.03亿增长到1995年的8.05亿[5]。据预计,仅在亚洲地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在1995到2020年间将增加4.8亿,这就意味着每个星期要建立37,000所大学才能满足这些需要[6]。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对迅速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据预测,世界上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从1990年的4.2亿增长到2010年的9.7亿,2025年的15.9亿[7]。这一增长趋势在当下迅速融入世界生产和贸易大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南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国家,对多样化和灵活性的高等教育需求呈上升趋势,包括终身学习、企业培训等。西方国家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更为迫切,直接导致“学习化社会”的来临。在学习化社会中,学习和教育是贯穿一生持续不断的过程;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教育必须相互沟通,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人员的需要;学习化社会尊重个人发展和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两个发展趋势是相互关联的,如加利福尼亚同时面临以上两种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趋势。在中国的一些工业化城市,除了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公司培训的需求也在飞速增长。中国加入WTO后,很多公司企业迫切需要大量与WTO相关的领域的人才,如国际贸易、金融等。 不但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目在不断增长,而且,学生的群体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成人参与其中。美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16%的全日制学生处于传统入学年龄段(18-24岁)[8],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已经蔓延到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领域,并预计还要进一步持续增长。

2. 国家财政和公立高校系统难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促使多样化的教育提供者和教育形式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普遍经历了一个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这一过程带来的不仅仅是学生人数的增长,它更带来了高等教育方方面面的结构性调整。同时,这一扩张过程是与公共资金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公共资金在大学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相伴随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学逐渐形成了对公共资金的严重依赖。然而,7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滞胀,财政收入增长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政府处于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之下。在高等教育领域,公共资金的紧缺状态尤为紧迫。一方面,是大众化带来了对公共资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减少带来了资金供给不足。英国在80年代的改革之前,政府是大学的最大资助者,大学90%以上的经费由政府提供。而在“1979年撒切尔上台的三天内,大学预算在一夜之间就被削减了一亿英镑。在1980-1984年间,政府划拨给UGC的经费又锐减了17%。”[9]在美国,来自州政府的拨款来源在大学总收入中的比例表现出明显下降,1980—1981年度为30.7%,到1995—1996年度这一比例下降为23.1%。不断压缩的财政预算,迫使高校不得不节省开支。著名的耶鲁大学财政赤字达1500万美元,不得不裁减11%的教授;拥有20个校园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被迫裁减教职员工1000余人,关闭1/10的班级。纽约州立大学近15年来,平均每年削减经费预算15%左右,用提高学费的办法虽增加了一定的收入,但仍不能弥补亏空的一半。由于资源短缺,引入市场机制就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取向。随着20世纪后半期政府角色的变化和权力的转移,西方各个国家政府放松了对公立大学的管制,赋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权,从而打开了高校通向市场导向和过程自治的通道,通过强调产出为本和行为目标预算,加强了高校经营上的责任感。

同时,面对飞速增长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很多国家的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显得力不从心。事实上,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系统逐渐丧失了其在高等教育上的垄断地位,很多西方的高等教育输出国开始大力开拓私立高等教育领域,以满足日渐增长的世界高等教育需求。因此,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很多高等教育的供需活动跨越国界,兴旺发展。这些跨国高等教育供需活动,带动了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繁荣,与此同时,滋生了很多新的高等教育提供者,如虚拟大学、公司大学、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等,彻底打破了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提供上的垄断地位,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新的高等教育提供者的挑战。

3. WTO/GATS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WTO是以市场经济和相关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GATS是一项多边的、可依法实施的、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协议。它规定了成员国政府在多边框架内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定了自由化的原则及可允许的例外。GATS于1995年开始实施,由WTO管理。GATS表达的信念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有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教育领域,GATS的主要关注点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与投资。GATS第13条规定,教育服务贸易是指除了由各国政府资助的教学活动(如军事院校)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范围。

部分国家对教育服务贸易做了承诺。截至2002年5月,144个WTO成员国中有44个(欧盟12国在减让表上作为一个成员)至少在1个教育部门上做出了承诺。高等教育是在GATS所有教育部门中,各国做出最少许诺的一个部门。值得注意的事,在非OECD成员国中,中国、泰国作为教育服务的主要出口国(每年派出大量留学生),做了开放程度较大的承诺,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低收入国家,如刚果、莱索托、吉尔吉斯等国在高等教育部门做出了无条件的完全承诺。澳大利亚对私立三级教育(包括大学)做出了承诺。

WTO将教育纳入GATS,在国际范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有各种争议,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在各国尤其在发达国家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2000年世界各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共有162万,其中在OECD国家留学的外国学生共有152万(OECD:2002,239)。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因招收留学生产生的贸易出口产值估计在30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教育服务贸易总额的3%(OECD:2002,243)。据澳大利亚学者的估计,2000年国际教育市场到来的贸易量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Findlay, et al:2000,9)。同年,在国际高等教育服务中,美国获益102.8亿美元,英国获益37.85亿美元,澳大利亚获益21.55亿美元。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教育服务贸易的规模已经分别成为他们本国第三、第四和第五大出口产业,教育出口值占本国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百分比分别是11.8%、4.9%和3.5%。

4. 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的积极推动。 21世纪对教育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全球化重要的源泉与动力,它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和随之引起的变革难以预测。2000年4月,在新加坡召开了第二届APEC教育部长会议,23个国家签署发表的《教育为在21世纪创建学习化社会而努力》的部长联合声明中指出“信息技术为各层次的教育提供新的和有创意的学习方式。信息技术也为远距离学习提供了方便,在教育中运用信息技术将是适应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关键战略。”由于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教育软件越来越丰富,人们对现代化的视听设备、通讯工具、计算机等的拥有率高速增长,尤其近年来网络学习与教学实践、网上虚拟教育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教学形式产生根本性变革。学习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自行安排学习计划、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在主动、开放、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中学习。这对跨国高等教育中的远程学习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Jane Knight.(2002).The impact of GAT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Stamenka Unvalic-Trumbic.Globalization and the market in higher education:Quality,accreditation and qualifica-tion.UNESCO publishing.

[2]Robin Middlehurst.(2002).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for virtual education:A discussion of models and needs,Globalization and the market in higher education:quality,accreditation and quali-fication.UNESCO Publishing.

[3]UNESCO/Council of Europe.(2000).Code of practice in the provi-sion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http://www.Cepes.ro/recongn/groups/transnat/code.htm.

[4]王剑波,跨国高等教育与中外合作办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5]World Bank(2000).The Task Force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eril and Promise.Washington,DC:107,111.

[6]Denis Blight,“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Tautology or Oxymor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ff-Shore Partnership:Twinning Arrange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in Penang,15-17November1997.Cited in Molly N.N.Lee,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Monograph Series No:2/1999,Penang,Malaysia:School of Education Studies,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1999.59.

[7]West,R.(1997).Review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ing an Policy.(Report of the West Review).Canberra:Department of Education,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8]Kerry,B.(2000).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for Learning:Moving from Promise to Practice.The Webbased Education Commission.Washington DC.

跨国教育 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系统变革,多元化思想

一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1.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要素

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要素主要包括:第一, 工作表达和安排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指在高等教育系统中, 学科具有综合性, 可以把各院校的相同部分联系起来, 而院校融合了国家和学科。第二, 信念。埃弗雷特·休斯说过:“当一组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生活从而与其他人有了一定的距离, 当他们占据社会一个共同的角落, 有了共同的问题, 或许有了几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文化便产生了。”人们可以通过文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 从而对事物的好坏做出评判。第三, 权力。主要分为官僚权力、学术权威权力、政治权力以及市场权力。

2.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

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第一, 工作结构的变革。 (1) 部类的变革:从单一的讲座转向系科制度; (2) 层次的变革:从单层次向多层次的转变; (3) 部门的变革:从单一的结构向多元结构的转变; (4) 等级的变革:包括绝对等级、适中等级、几乎没有等级三种结构。第二, 信念的变革。 (1) 分化的变革:新学科的建立, 使信念产生分化和增殖, 最终形成新的思考以及行为模式; (2) 整合的变革:为多元文化组织提供一种联结, 确保复杂的系统之间紧密结合。第三, 权力的变革。官僚结构通过规划以及用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的方式来促进变化, 是上述几种形式中最有条理的一种。市场模式是最不容易被改变的, 最易成为教育体制中能够很好地接受变化、积极主动适应新环境需求的一种形式。但是不同权力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不同的, 只有这几种权力模式相互融合, 才能达到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协调划一。

二多元化思想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1.高等教育结构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结构的多元化主要包括:第一, 部类多元化。它是指学院、学部、学系、研究所以及讲座。涉及面比较广的群类称之为学院、学部, 其是为了某类职业做准备的, 或者是人文学科、自然科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涉及面稍窄一些的群类则被称为学系、研究所、讲座, 所包含的是一个大专业中的一个小专业。第二, 层次多元化。每个国家院校层次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大部分的国家只有一个层次, 称为单层次;少数国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层次, 称为多层次。第三, 部门多元化。主要分为单一公立系统中的单一机构部门以及多重机构部门;多重公立子系统的多重机构部门;私立和公立系统并举的多重机构部门。第四, 等级多元化。主要分为:梯度较大的等级结构、始终等级结构、几乎没有等级的结构。

2.文化多元化

文化多元化主要包括:第一, 学科文化。学科文化由学科的性质决定, 例如:数学需要逻辑性、历史需要推理性、化学需要实验严谨性, 等等。各学科文化并不是孤立的, 是需要共享的。第二, 院校文化。院校文化是指在学科文化的基础上, 由个别大学和学院产生的, 并且这种文化依附于它们。第三, 专业文化。一些教授拥有自己的信念与追求, 崇尚“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术自由”等。第四, 系统文化。主要包括: (1) 入学信念:主要是对入学标准的衡量; (2) 专心信念, 每一个国家的高校都有着与自己国情相匹配、适合自身发展的传统信念; (3) 就业信念, 是高等教育系统培养人才的目标。 (4) 研究信念, 是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对研究是否能与教学相结合的观点是不同的。

3.权力的多元化

权力的多元化主要包括:第一, 官僚形式。在很多国家, 官僚形式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唯一的控制形式, 并且其合法性极大地依赖于官方的等级制度。比如在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 高等教育中行政介入是很普遍的;而在英国的大学委员会中, 行政干预则较少。第二, 政治权力。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建立伊始, 高等教育就一直被国家和教会控制, 到今天, 高等教育仍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 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很大。第三, 学术权威。目前, 很多国家的高校已经通过选举、任命由教授来进行治理。比如在英国, 一些在专业领域有着极高造诣的高级学者在中央机构任职, 有权分配资源、决定政策;在美国, 全国科学院和科学家协会的领袖们, 为政府提供咨询和决策。第四, 市场。市场模式最为克拉克教授所推崇, 这种模式不仅最能被高等教育所适应, 并且能够促进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方权力的平衡。

三多元化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启示

1.运用多元化思想, 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第一,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 不断完善高等教育系统, 使之具有多功能性、多类型性以及多层次性。我们不仅要建立学生数量庞大的巨型大学, 也要建立只培养少数人才的精英型学校;不仅要有文理兼容的综合性大学, 也要建立专攻一门的单科院校;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兼顾。

第二, 克拉克教授在书中指出:“结构单一的体制在适应变化中屡遭淘汰, 因而失去了它们的合理性。”随着近年来民办高校的兴起, 人们逐渐认识到民办高等教育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增长, 而且可以引入竞争机制, 形成公办与民办教育互补的格局。所以,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民办高校的作用与地位, 在此基础上政府等有关部门要制定好关于鼓励建设民办高校的政策, 改变我国民办高校在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的境地。

第三,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现今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以本科为主, 专科的发展一直很缓慢。在社会转型期, 专科的发展是很难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所以, 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也应该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尤其应该把关注点聚焦到现今的技术应用型高校上, 在质与量上进行双重建设。

2.把握文化对变革的作用,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第一, 在高等教育建设上, 不可忽略文化因素。例如在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合并中, 我们不仅要考虑学科与部门之间的调整, 更要着重思考不同学校教师的价值认同是否一致, 并及时地加以调整和重建;而且, 在高校的建设上, 不能只谈规模与效益, 重点是要保持一个院校原有的特色, 满足教师与学生的实际需要, 也不能只关注学术系统的外部建设, 更要考虑系统内部成员的反应。

第二, 要保持学术系统应有的内涵和特点。克拉克教授指出, 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学术系统, 才使得高等教育不同于企业、政府等其他部门, 所以学术系统作为高等教育的生命机制, 应该保持其独有的内涵和特点。应当尊重系统内部的学术要求, 并且对文化的自主性加以维护, 促进文化交织氛围。如果不重视文化因素, 只是强调效率与速度, 把用于企业管理上的方式强加于学校, 那么只会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与激烈的竞争。

3.权力分配模式相互融合, 强调权力的动态平衡

第一, 高校作为主体虽然应该有自己的办学权, 但是面向社会、市场, 不能脱离市场对它的约束。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当某所院校成了其他院校的竞争以及模仿对象时, 就会阻碍学校多元化的发展。当然,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也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 就经费来源来说, 加雷斯·威廉斯认为大学的经费主要有三种来源:国家、大学、学生。并且他根据经费在一所大学或院校所能支配的全部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把大学的经费获得分为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经济决策由校外如中央政府做出, 资源根据明确规定的分配标准分配给各院校。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调节占统治地位。第二种模式是院校有条件获得独立的经费来源, 即通过院校所拥有的土地、毕业生的捐赠等方式获得经费。在这种模式中专业起主要协调作用。第三种模式是大学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政府应当对经费进行变革, 制定新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制度, 并且在此基础上, 拓展其他渠道获得经费。

参考文献

[1]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58~66、83、224

[2]吴岩.从官僚到市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权力协调模式的发展趋势——兼论伯顿·克拉克的市场整合观及其现实意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 (2) :12

跨国教育 篇7

参考文献

[1]ISIL EREL, 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 2012, 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e67, 1045-1082.

[2]胡峰, 余晓东.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比较[J].财经研究2003 (02) .

跨国教育 篇8

一、企业跨国并购主要融资支付方式

(一) 现金融资支付

所谓现金融资支付是指中国的并购企业支付一定数量的现金获得国外目标公司的所有权。一旦国外目标公司的股东收到其拥有股份的现金支付, 就失去了对原公司的任何权益, 这是现金融资支付的显著特征。现金融资支付在各种支付方式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常常是目标公司最乐意接受的一种收购支付方式, 这主要是因为现金支付交易简单、迅速, 尤其在敌意收购时令对手碎不及防, 可以迅速获取目标企业的有效控制权;同时使并购企业的竞争对手因一时无法筹措大量现金, 而难以与其杭衡。另外, 使用现金融资支付不会使并购企业原有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引起控股权的转移和收益的稀释。现金融资支付缺点是现金融资支付可能会给并购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压力, 容易引起财务风险;在跨国并购中现金融资支付面临汇率风险;目标公司股东们的现金收益还要纳税, 增加了税收负担。

(二) 换股融资支付

换股融资支付是指并购企业通过增加发行本公司的普通股票, 以新发行的股票替换目标公司的资产或者股票, 从而达到收购的目的。换股融资支付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以避免短期内现金的大量流出带来的压力, 减少财务风险。其不利的一面在于由于增发新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司的股权结构, 稀释了原有股东的所有权, 甚至可能使某些老股东失去控制权;另外, 股本扩张可能稀释每股收益, 导致股价下降;股票发行手续繁琐、迟缓使得竞购对手有时间组织竞购, 亦使不愿被并购的目标公司有时间部署反收购措施。

(三) 综合证券支付

综合证券支付是指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提出收购要约时, 其支付方式中不仅仅有现金、股票, 而且还有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和公司债券等多种混合形式。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部采用国内的银团贷款另加股份, 就属综合证券支付方式。采用综合证券支付方式将多种支付工具组合在一起, 吸收各种支付工具的长处, 既可以少付现金, 避免本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 又可以防止控股权的转移。

二、联想并购IBMPC业务的融资支付方式分析

(一) 联想并购IBM PC业务案例

2004年12月8日, 联想集团在北京正式宣布, 以总价17.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 其中包括台式机业务和笔记本业务, 获得Think系列品牌。从联想的角度看, 尽管PC已是IBM的迟幕业务, 但对联想仍有较大的价值。在本次收购中, 联想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可以获得IBM的研发力量和全球销售渠道, 这些将极大地帮助联想在全球构建一个完整的PC产业链来参与国际竞争。此外, 新的联想集团在五年内有权根据有关协议使用IBM的品牌, 并完全获得商标及相关技术, 这就使得联想的产品在全球PC市场上具有了最广泛的品牌认知。因此, 联想对IBM PC业务的收购, 将为联想开辟出一个以前难以涉足的巨大国际市场空间, 联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PC厂商, 年收入规模约120亿美元, 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联想并购获得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其目标选择的正确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并购融资方式的正确选择。

(二) 联想并购融资支付方式分析

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的实际交易价格是17.5亿美元, 具体支付方式则包括6.5亿美元现金、6亿美元的联想股票和5亿美元的债务。股份收购上, 联想以每股2.675港元向IBM发行包括8.21亿股新股和9.216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

在整个财务安排上, 当时自有现金只有4亿美元的联想, 为减轻支付6.5亿美元现金的压力, 与IBM签订了一份有效期长达五年的策略性融资的附属协议, 而后在IBM财务顾问高盛的协助下, 从巴黎银行、荷兰银行、渣打银行和工商银行获得6亿美元国际银团贷款。

随后, 联想还获得全球三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青睐, 以私募的方式向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泛大西洋集团及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发行股份, 获得总计3.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其中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2亿美元、泛大西洋集团资1亿美元,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5000万美元。联想集团则以每股1000港元的价格, 向这三家公司发行总共273万股非上市A类累积可换股优先股和可认购2.4亿股联想股份的非上市认股权证, 三大战略投资者因而获得新联想12.4%股份。这三家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在联想与IBM达成协议之前就开始与联想密切接触, 并在促成联想与IBM的收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三家投资方还为联想吸纳了20家银行提供的5年期6亿美元的银行贷款。

2002年至2005年, 联想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 即使在2004年联想并购IBM这一年, 其资产负债率也没有大幅度提高。联想的并购能够顺利完成, 并且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消化不良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其并购融资方式的合理选择。联想并购IBM的PC使用的是“股票加现金”的支付方式。联想在香港上市, 通过换股减少交易现金支出, 通过国际银团贷款和私募筹集交易现金和运营资金。多种并购融资方式组合, 降低了其财务风险, 同时也避免了营运资金的困难。

从表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 并购后联想的总资产周转率并没有大幅度的下降,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资金营运并没有受到并购的影响, 并购没有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营运风险。

单位:千元港币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市场网联想集团数据经整理得

在收购IMB的PC业务的一年后, 联想迎来了PC业务和艳阳天, 2006年, 联想综合营业额达146亿美元, 同比增长工10%, 联想的个人电脑同比增长了12%, 集团的全年毛利润率达创纪录的14%。

三、TCL海外并购融资支付方式分析

(一) TCL海外并购案例

2002年9月下旬, TCL集团控股的旗下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宣布, 通过其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Schneide Electronics Gmb H, 以820万欧元 (约7556.29万人民币) 收购德国Sehneider Electronies AG的主要资产, 包括生产设备、研发力量、销售渠道、存货及“SCHNEIDER”“DUAL”等著名品牌。施耐德是一家113年历史的家电生产厂家, 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亏损。2002年初, 这家老牌企业正式宣布破产。

2004年1月, TCL和法国汤姆逊 (Thomson) 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名为“TCL-Thomson”的公司 (简称TTE) , TCL控股67%, 汤姆逊控股33%。这次并购将创造一个资产净值为40亿港元 (约人民币42亿元) 、彩电年总销量达1800万台的世界第一大彩电巨头。其中, 汤姆逊投入9000万欧元作为补偿, 其中7000万欧元以知识产权方式兑现, 另有2000万欧元的现金。由于2003年汤姆逊的彩电业务亏损很大 (约17亿元人民币) , 于是双方最终达成的方案就是, 汤姆逊在合资公司投入资源总价值超过3亿欧元 (约28亿人民币) , 获得TTE的33%股份, TCL投入资源总价约13亿多元人民币, 获得67%的股权。

2004年6月, TCL通讯与法国的阿尔卡特共同出资1亿欧元 (约9.33亿元人民币) 组建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有限公司。TCL出资5500万欧元 (约5亿多元人民币) , 占55%股份, 阿尔卡特投入约4500万欧元现金及其手机业务, 持有45%的股份。并购前即2003年, 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净亏损约3500万欧元 (约3.27亿元人民币) 。

TCL如此大规模跨国并购的动机, 来源于TCL的发展面临着很多的瓶颈, 其中最明显的瓶颈就是TCL很难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更大规模地扩大市场份额, 其势必要去海外开拓新的市场。但是从上我们可以看出TCL并购的都是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企业, 这样的目标选择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

(二) TCL海外并购融资支付方式分析

在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本身就存在极大风险的情况下, 单一现金融资支付方式又让TCL面对较大的收购后的经营现金流压力。对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TCL集团海外并购时, 主要的支付手段是向合资公司注入相关业务以及现金。并购时的交易现金以及整合过程的运营资金都是TCL集团通过银团贷款和企业上市融资获得的, 财务压力相当大。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反映TCL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远远小于正常水平 (一般认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是2和1是比较合理的) , 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TCL的短期偿债能力的下降。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资产负债率也在逐年提高, 可以看出企业的债务比重偏高。另外, TCL主营业务利润率、销售毛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进入2004年度后, 也说是完成三次并购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由盈利变为亏损。2004年, TCL相继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 使自己成为全球第一大彩电生产厂商和第七大手机生产厂商, 但TCL在深圳和香港两地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却一直低迷。进入2005年, TCL三支上市公司的股价都创下历史新低。每股收益从2004年的1.1576开始变为负数。相关资料显示 (慧聪网) , TCL集团股价在2005年巨幅缩水, 一度由最高的9.46元跌至2005年2月份的3.23元, 跌至历史谷底, 跌幅达64%。剔除两年多来内地股市的整体低迷因素, TCL集团的股价也呈现出超跌态势。

资料来源:巨潮财讯上市公司年度报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以上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联想并购IBM获得了初步成功, 而TCL的并购却使整个企业陷入了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除了并购决策、并购之后的整合因素之外, 并购融资支付方式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联想采取的是“股票加现金”的融资方式帮其顺利完成了并购。特别是获得全球三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青睐, 以私募的方式向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泛大西洋集团及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发行股份, 获得总计3.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因此没有带来高的资产负债率, 没有给企业带来极大的财务压力, 也维持了低财务风险增加。TCL大多是用现金并购的方式, 其资金来源大多是银行贷款。单一的融资方式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营运风险和财务风险, 现金支付的方式导致其营运资金短缺, 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大量的银行贷款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大提高, 财务费用激增, 企业的财务风险大大提高。对于本身就存在问题的并购决策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参考文献

[1]姜秀珍、张献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战略:风险与对策》, 《国际商务研究》2007年第4期。[1]姜秀珍、张献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战略:风险与对策》, 《国际商务研究》2007年第4期。

[2]王良燕、孙蔚:《从中海油、联想、TCL等收购案例看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特点、风险和对策》, 《探索》2005年第5期。[2]王良燕、孙蔚:《从中海油、联想、TCL等收购案例看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特点、风险和对策》, 《探索》2005年第5期。

[3]蒋潇毅:《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西部财会》2007年第5期。[3]蒋潇毅:《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西部财会》2007年第5期。

[4]姜硕、张影:《中资企业跨国并购融资实例剖析》, 《商业时代》2004年12期。[4]姜硕、张影:《中资企业跨国并购融资实例剖析》, 《商业时代》2004年12期。

[5]戈俏梅:《企业杠杆收购融资探讨》, 《财贸研究》2003年2期。[5]戈俏梅:《企业杠杆收购融资探讨》, 《财贸研究》2003年2期。

跨国“姻缘”，得失几何？ 篇9

前不久娃哈哈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爆料：达能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娃哈哈集团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原因是11年前的一份合作协议中一个当初未曾重视的细节，而今成了达能公司要价的依据。随后消息显示：由于双方谈判未见成效，很可能对簿公堂。结果将会如何，目前尚难以判断。

紧接着，４月初传出美国强生公司收购大宝的新闻。尽管该消息尚未得到双方的确认，但已有消息灵通人士声称：其实这桩交易在３月27日就已经完成。此次大宝转让的形式为股权整体转让，转让标的包括北京三露厂持有的83.42%的国有股和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持有的16.58%的股份，底价23亿元，交易细节尚未可知。

至4月11日晚间，苏泊尔发布的公告显示，去年曾引发商务部反垄断调查的法国SEB并购苏泊尔事宜，日前已正式获得国家商务部的批准。消息传出的第二天，苏泊尔股票价格接近涨停，涨幅高达10．01%。此前并购受阻，原因是当时官方认为这桩并购案可能导致中国炊具市场的垄断，而业内更多担心的是该知名本土品牌的“流失”。

谈成败，论得失

以上的这几个案例，有尚未确认发生的，有正在发生的，亦有已经出现问题的，非常值得深思。而几年前发生的两桩并购案例，在今天看来，亦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一桩是同为法国达能公司导演的收购乐百氏一案，现在已被公认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市场上而今已经很难见到乐百氏的踪影，达能也未从中捞得多少好处。此案例经常被引以为“前车之鉴”。

另一桩是南孚电池的案例。南孚电池从1999年9月引入战略投资后，股权在资本市场几经转让，最终在2003年为美国吉列公司控制，而在中国内地市场，吉列公司下属品牌金霸王和南孚一直是竞争对手。至2005年1月28日，宝洁收购吉列，成为南孚的新东家。

与乐百氏的案例相反，尽管南孚为吉列所控制，但该品牌电池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却不俗，远远胜过金霸王，目前后者市场份额只占到前者的1/10。

以上所谈及的主要是外国公司并购本土著名品牌的案例。本土企业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市场，也同样是一路坎坷。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曾一度让国人士气大涨，但目前依然处在艰难的整合阶段。而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部门、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均以失败告终，至今尚未摆脱困境。

本土企业的五点反思

为什么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联姻”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的问题？有五个方面值得反思：

第一是法律意识的问题。上述几起不幸的“婚姻”，多半是起于对合同条文的疏忽和对海外法律的不熟悉。娃哈哈认为达能这场“强行收购”的“阴谋”是始于10年前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也就是合作协议上的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而明基公司面对西门子手机业务部门高额的人力成本，却不敢轻易裁员，因为受该国法律保护的裁员成本高得吓人！

第二是合作动机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本土品牌都需要寻求与国际品牌的“联姻”才是走上国际市场的惟一途径，国际品牌也并不是本土品牌的救世主。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既需要检验本公司的合作动机，也需要充分预期合作对象的合作动机，警惕可能发生的意外。

第三是战略与策略的问题。对于一桩预期前景可观的合作，需要充分把握“守”与“让”的分寸：本品牌的去留、老员工的安置、股份结构重新确定，以及公司的经营决策权的分配等等，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设计。

第四是整合的问题。要充分预计公司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设计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两个不同的公司，在企业文化、经营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同，这在跨国并购案例中尤为突出。两家战略互补性非常强的公司，很有可能因为文化整合、人员整合和管理整合出现问题，而难见成效，甚至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个是心态的问题。既然参与了国际市场的游戏，就应该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所谓“愿赌服输”，而不应等出了问题就祭出“民族大义”的旗帜，数落外资公司千般不是。所以，本土企业的管理人士可能需要认真去学习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了。不懂规则怎么去和人游戏？

跨国教育 篇10

近年来, 中国企业在参与跨国并购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活跃。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企业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能量积蓄, 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的兼并重组后, 已不断地成长壮大, 其中一些企业已逐渐具备参与跨国并购的实力和条件。

伴随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蓬勃发展, 理论界对跨国并购的研究也在深入进行。但在已有的文献中, 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较少, 针对中外企业跨国并购差异的研究更少, 大量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国外跨国并购的特征, 或仅仅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中国企业应参与跨国并购, 缺乏对实际案例的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已有的跨国并购实践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 国外理论界对此已有较多的研究;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且规模较小。即使是最近几年的跨国并购案例, 其规模与国际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并购也不可同日而语。基于此, 对中外企业跨国并购差异缺乏系统研究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是伴随着国际上的并购浪潮蓬勃发展起来的, 虽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和其它国家的企业跨国并购有相似之处, 但是也存在很多差异。研究和比较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的不同之处, 有助于我们找出中国企业在参与跨国并购方面的不足、面临的主要障碍以及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二、差异比较

1.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因不同

从并购动因来看, 追求市场力量和分散市场风险是当代跨国并购的二个主要动因。这可以从此次并购浪潮所反映出来的跨国并购的特征来说明。强强联合与横向并购是第五次并购浪潮的两个重要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 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大提高, 实行强强联合, 则可以在增大市场力量的同时降低市场竞争风险。在国外的典型并购案例中, 不论是在能源、制造业, 还是在金融业、通讯业都呈现出并购双方势均力敌、强强联姻的特征。购并双方无一不是各行业的“巨人”或“龙头”, 购并后形成的新的实体在市场份额、产品开发、人才资源等方面都有绝对的优势, 从而成为该行业的“巨无霸”。

与国外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不同, 在现阶段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避开国际市场进入壁垒。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面临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指控, 在家电行业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采用并购方式有利于绕开市场进入壁垒, 有效打入国际市场。例如TCL收购德国施耐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近年来中国家电在欧盟屡遭反倾销的困境, 销量难有大的突破。施耐德在欧盟拥有不小的市场份额, 即使是2001年, 销售也是41万台, 超过欧盟给予中国7家家电企业配额的总和。TCL将施耐德收购过来, 从而成为欧盟彩电市场上的一支中国力量。这一突破无疑给国内其它出口无路的家电企业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其二, 获取核心资源。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这些案例中, 不难看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获取关键资源, 主要是原材料和技术。就材料而言, 石油是我国需要大量进口的战略性资源, 近年来中海油和中石油频频开展跨国并购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取这一关键资源。就技术而言, 尽管中国在某些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但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华立集团以通讯界公认的优惠条件, 成功收购了Philips半导体公司CDMA手机分部, 从而使中国手机制造商首次掌握了CDMA手机芯片的关键技术。京东方巨资收购韩国HYNIX TFT-LCD业务, 正是看中了后者在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方面的技术优势。

2.跨国并购主体的差异

从跨国并购的主体方面来看, 中外企业的跨国并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方面的差异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规模, 其二是企业所有制度类型。就企业规模而言, 当今国外的跨国并购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弱肉强食”, 而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的战略联盟, 即“强强联合”。并购的参加方往往是具有相当竞争地位甚至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型跨国公司, 并购规模巨大, 如BP公司合并阿莫科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合并克莱斯勒公司。相比较而言, 中国企业参与的跨国并购规模要小得多。就企业所有制度类型而言, 发达国家参与跨国并购的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 而在我国, 现阶段参与跨国并购的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尽管近年来万向、华立等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在跨国并购中崭露头角, 但是迄今为止, 民营企业还不是跨国并购的主角。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加入WTO后,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跨国并购的类型不同

从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 跨国并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20世纪60年代, 国际企业以跨行业的混合并购为主, 80年代总体表现为同行业的横向兼并, 一些业务多元化的大公司出卖了经营不善的非主营部门, 重归专业化经营, 而90年代的这次并购浪潮虽然是混合并购与横向并购共存, 但是在这种共存中, 更多表现是横向并购。这一点可以从戴姆勒-奔驰并购克莱斯勒公司、英国BP公司并购美国Amoco公司、德国德意志银行并购美国的信孚银行等案例中看出。

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来看, 纵向并购、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兼有。就目前而言, 并没有哪一种并购类型占明显优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纵向并购依然会在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中占有较大比例, 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 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外部资源是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化浪潮一个重要的战略。

4.并购的资金规模和支付方式不同

在风起云涌的国外并购案中, 其动用的资金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 1998年全球前十大并购案的资金总额为8297亿美元, 平均每起耗资约830亿美元。例如沃达丰集团并购曼内斯曼耗资高达1320亿美元。这些巨额并购与参与并购的公司本身的实力、规模有关, 而且被并购的公司很多是知名企业, 所以出资并购时金额也较大。在如此庞大的并购中, 其所需的资金是十分巨大的, 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有, 也不会用如此巨额的现金进行支付, 因而股票置换成为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和手段, 出现了股票支付和以股票支付为主结合现金支付的交易方式, 并在跨国并购中被广泛采用, 如1998年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和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宣布合并时就采取了股票置换的方式, 通过股票置换, 奔驰和克莱斯勒分别拥有新组建的戴姆勒―克莱斯勒57%和43%的股份。

在中国, 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额并购, 中国企业很少有能力动用大量现金进行收购, 而股票收购和企业发行债券又受限制。由于融资方面缺乏资金来源, 中国企业只能根据自身条件采取较为灵活的并购, 偏向并购小型企业或大企业的子公司, 对需要投入巨资的大型并购暂时还不能问津, 即使是像中石油这样的企业, 其动用资金也才数十亿美元, 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的差距明显。但可喜的是, 中国企业在迈出国门的同时, 也逐步体会到了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 如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时, 便巧妙借助了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公司, 也为其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融资打开了方便之门。

5.跨国并购的主导产业、行业不同

跨国并购活跃的国家, 往往是市场经济较发达、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 不仅原有的工业领域更加开放, 近年来, 由于WTO等国际组织的努力, 这些国家的金融、投资、电信等第三产业也逐步开放, 使得这些领域的并购十分活跃, 并主导了此次并购浪潮的发展趋势。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第一、二、三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就中国各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言, 第二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相对来说是三大产业中最强的, 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显得比较弱。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还是从跨国并购的企业的产业分布都可看出。就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也将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行业则主要集中在石化、冶金、家电、制造等行业。从本报告的案例来看, 海尔、万向、中海油、华立、京东方、TCL、德隆等都归属于第二产业。但随着WTO的进程, 中国电信、银行等第三产业将逐步开放, 这些产业中的跨国并购活动将会有所增加, 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已表明了这一点。

三、启示

通过中外跨国并购差异的比较研究, 我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

1.转变企业发展战略

过去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的企业应当先立足国内市场, 再拓展国外市场, 把国外市场看成国内市场的延伸和补充, 而欧美企业的并购浪潮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企业发展战略, 即必须面向世界, 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将企业的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结合起来。在跨国并购上, 鼓励有能力的企业通过组建企业联盟的形式, 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竞争。

2.明确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

十六大报告中鼓励有能力的企业以各种形式“走出去”, 但企业并不是盲目的“走出去”, 即“走出去”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是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商誉、新产品、新技术和可资利用的整套设备还是为了获得国外的销售渠道。国内企业应切忌“一窝蜂”式的做法, 不管有无能力都想到国外去“淘金”, 结果目标不明确, 得不偿失, 甚至损害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

3.培育一批国际级的大企业

培育一批国际级大企业, 或者说使我国的一些优势企业进入全球500强, 是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关键步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 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国际级大企业的数量, 不仅反映其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弱, 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水平、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参与的跨国并购活动日渐增多, 但与国际上跨国公司大规模并购相比, 中国企业的上述举动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这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不高的现实, 也是我国企业整体实力偏小的体现。分析跨国公司并购的发展历史, 可知国内企业要走向跨国并购, 必须经历区域内企业并购和组建集团、跨经济区域的企业并购和组建集团以及走出国门进行跨国并购等三个发展阶段。而就我国企业的现状来说, 目前尚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因此, 必须加快对我国企业, 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调整、重组和改革, 积极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 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 并以之作为我国跨国并购的主体, 以联合方式对外进行跨国并购。

4.制定和完善跨国并购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结果。而这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企业自身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水平外, 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以使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能和他们的竞争对手一样不受过分干预地开展竞争。针对当前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问题, 应采取如下措施:设立专事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机构,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放宽外汇汇出的限制;逐步放开海外融资渠道;鼓励银行和大型企业自由联姻, 组成大型跨国企业, 参与跨国并购活动;完善国际税收制度等。

参考文献

[1]赵伟.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思路与政策建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课题, 2002.

[2]赵伟, 古广东.当代跨国并购浪潮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经济合作, 2004, (10) .

[3]赵伟, 古广东.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分析与趋向预期.国际贸易问题, 2005. (1) .

[4]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2-2003.

[5]田颇.跨国并购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外资并购的启示[J].南开经济研究, 2003, 1.

[6]张晨卉.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及启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3.

[7]陈志宏.全球企业并购的现状、影响和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 2000, 1.

[8]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