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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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精选8篇）

篇1：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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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数学公式总结之高等数学拉格朗日

中值定理公式

考研数学复习，公式是基础也是关键，高等数学中公式众多，大家要加深理解记忆。下面带着大家一起来巩固熟悉高等数学各类重要公式，下面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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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通过引进一个辅助参数改变二次子规划的约束形式.使子问题总存在最优解.使用一个可微增广拉格朗日函数作为效益函数来确定步长,避免了Maratos效应.

作者：胡运红任华玲 HU Yun-hong REN Hua-ling 作者单位：胡运红,HU Yun-hong(运城学院,应用数学系,山西,运城,044000)

任华玲,REN Hua-ling(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北京,100044)

篇3：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城乡差距自古有之，今年以来尤为明显。当前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教科文卫资源的分配、就业制度以及收入方面的差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的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领域基本上是个空白(农村医疗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措施)。农村的教科文卫事业更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在较大的乡村，基本上能保证实现九年的义务教育，但是教育的水平还是无法和城市相提并论;在偏远地区连基本的文化教育水平都无法达到，学生们上学都还需自背桌椅。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北京市级财政用于中小学教师培训的经费每年不低于1亿元，确保落实教师培训经费人均每年不少于1000元至2000元。市级财政投入专项培训经费达3.5亿元，各区县投入培训经费7.4亿元，同比增长2.4倍。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而且人均教育经费还在呈减少的趋势。而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一年的中小学教育经费高达万元。

城乡收入方面的差距最为明显，尽管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着30年的高速增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经济水平都发生了明显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均大幅增长。但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三万左右，人均消费两万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到五千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约三千五百元

二、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

改革开放最初的理念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发展”，国家在政策、税收等方面给予城市工业的发展诸多优惠，这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先决条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差异

根据“生产要素分配不等说”，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占有上的差距导致由生产要素发展起来的产业差异。农村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村经济主要围绕种植业、畜牧业发展而来，这些第一产业生产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城镇是以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为主，特色鲜明的第二、三产业使得城镇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轻便。据统计，近年来，劳动生产率排名前三的领域为金融行业、电力行业以及科研领域，其职工的平均收入高达7万元，即使是生产率较低的后三个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年均收入也在二万元以上。整个中国的行业发展趋势也是逐渐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近十年来，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降低了近10%。于此同时，围绕产业建设起来的农村基础设施也相应地落后于城镇，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农村的发展速度。

（二）户籍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发展方向导致农村剩余农产品向工业部门转移，此举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为避免此种负面结果的出现，政府决定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进行市场分割，试图稳定劳动力格局。户籍制度产生缘由于此，但是逐渐发展到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领域。虽然户籍制度曾经有效避免劳动力的不合理流动，但是也在无形中在城乡居民之间建立了一道追求幸福生活的壁垒。只有一部分优秀的农村居民有机会转变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机会远远不如城市居民，这极大地降低了农村居民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金融歧视

自改革开放初开始，国家实行的战略政策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该行业的资本运行周期长，风险也大。政府不得不举全国之力投入到城镇的重工业，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吸收农村的储蓄款。同时，农村居民的存款利率极低，可以说是无偿借给城镇，以支持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由于经济类型所限，无须借用大额贷款，因此银行在农村的主要业务就是吸收农村居民的存款。据估计，2000年，银行从农村所获得的存款约为1.3亿元。而政府对于农村的财政投入也远少于对城镇的资金投入，政府通过公开税、价格差以及储蓄净流出等方式，将农村吸取的资金用于城镇的工业发展。

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值大约占农业增加值的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0.5%一0.8%，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还不到0.4%。而农村的财政投入不足还将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教育水平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简陋不堪，师资水平也是财政投入不足的恶果。显而易见，农村在教育和收入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农村发展的落后使得人们的眼光聚集在实现温饱上面，教育还是要排在吃饭后面的;而教育的落后又导致农村经济模式的持续落后，无法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

三、政策调整分析

相对来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现阶段应当调整发展战略，将发展的中心转移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上来。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治安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采取积极政策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户籍制度;发展农村金融;增加财政投入。

（一）改革户籍制度

为打破阻碍城乡共同进步的壁垒——户籍制度，政府应该改变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保证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就业的同等地位。其实，人口的流动并不会自然缩小城镇发展之间的差距，人口的自然流动反而能够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城市的高素质人员投身农村建设，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镇流动，毕竟城镇的发展需要普通劳动力的

最低程度也应降低户籍门槛，满足一定的条件农村劳动力者可以成为城镇的正式居民。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可从小城镇、中等规模的城市，最后到大城市。

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应对农村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注重农村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城乡结合地带在农村与城镇发展的过渡地带，政府可以引导其成为农村人力资本内溢和城市人力资本外溢的平台。

（二）发展农村金融

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单一、资金供给缺乏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的改革之道是重点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适合农村经济的金融机构有城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其优势在于经营灵活，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门槛低，发展速度也较快。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特点是集中各方优势抵御自然灾害，降低市场风险，协同发展同村经济，其前景十分广阔。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引导、支持、监督，引导各种民间力量入股合作金融机构;支持并鼓励这些机构向农村投资，为农村建设添砖加瓦;监督金融机构资金的运行和流通，保障资金运转的良性循环。

（三）增加财政投入

一方面，政府的确应当增加财政投入总额，另一方面，财政的投入应当有针对性。针对农村经济的特点，制定专门性的措施。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新鲜感一度让农产品的价格飙升，就这一现象，政府需要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同时，还需控制农业生产成本，由政府补贴农产品的生产，稳步提高农民生产、销售农产品的利润。

财政的投入还应致力于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公路建设尤为重要。交通是发展的必要渠道，生产的农产品需要通过公路(或者水路)运往外地销售，投资或者旅游人员也可途经公路进入农村。

另外，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同步提高教育师资水平和教育硬件设施水平，在完善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十二年免费教育。在大专院校，鼓励农林牧渔专业的发展，增加对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科技研发经费。与此同时，增加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逐步普及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范围，要基本实现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均衡。

摘要：面对城乡发展间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 基于公平、稳定的初衷, 现阶段应采取措施,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悬殊上, 而且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 农村都要远远落后于城镇。文章建议从户籍制度、财政投入等方面加以改革。

关键词：城乡差距,户籍改革,农村金融

参考文献

[1]秦克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成因和对策分析[J].济南大学, 2011:18-24.

[2]赵颖霞, 陈晓健.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及效应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1:567-568.

[3]王罡.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 2011:256.

篇4：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关键词】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导数单调性

1.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及其几何意义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是高等数学的一个重要定理，把该定理与高中数学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加深对相关数学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中学数学的本质，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的处理教材，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鲁凤娟.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在高中数学证明不等式中的巧妙运用[J].数学通讯，2012，（2）：：31-32.

篇5：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气固紊流剪切流中颗粒弥散的拉格朗日模拟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于气固两相紊流剪切流中圆形固体颗粒弥散的拉格朗日模拟计算方法，其中考虑了颗粒间的`碰撞对流体相和颗粒相的影响。应用该方法对一气固紊流剪切流场进行了模拟计算，并对有、无颗粒间碰撞情况下的模拟计算结果与Lavieville用大涡模拟方法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并进行了讨论。

作者：昌泽舟 A.Berlemont G.Gouesbet 作者单位：昌泽舟(东北大学材冶学院热能系,)

A.Berlemont,G.Gouesbet(LESP, INSA de R OUEN, 76130 Mont Saint Aignan, FRANCE)

刊名：空气动力学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ACTA ACRODYNAMICA SINICA 年，卷(期)： 19(1) 分类号：V21 1.1+7 关键词：气固两相流紊流剪切流拉格朗日方法颗粒间碰撞

篇6：新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绿色发明

新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绿色发明

我们都想要最新式的汽车、最时髦的.商品和最诱人的新物品.可是,地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能够问心无愧地去购物吗?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仍然能够作为渴望对象吗?权威的英国环保专家迈克尔・理查德与乔希・西姆斯调研了这一“绿色课题”,并证明了新一代发明者正在设计这种产品,而这些产品不会让地球付出任何代价.因此,这些产品被他们誉为“新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绿色发明”.

作者：王致诚作者单位：刊名：资源与人居环境英文刊名：RESOURLES INHABITANT AND ENVIVANMENT年，卷(期)：2007“”(23)分类号：关键词：

篇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摘要]关于郑成功家族的历史活动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数代学者长时期辛苦工作下，目前有关郑氏家族的中文资料已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相比之下，除了部分荷兰文档案外，数量庞大的相关西文资料却一直未获有效开发利用。在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利胜、闵明我与帕拉福克斯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中，就包含有丰富的郑成功家族史料。这些传教士基本上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利胜甚至还与郑成功及其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的接触，对郑氏家族的内外活动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描绘。注重解读这些欧洲天主教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与现存中文文献相互贯通，必将有助于深化郑氏家族史事的研究。

[关键词]17世纪天主教文献郑成功家族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3-0131-12

作为明清之际纵横东南亚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郑成功家族势力的兴衰引起17世纪向外扩张的欧洲社会较广泛关注。在与郑氏家族势力交往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主要海上国家留下了许多关于其家族事迹的记载。毫无疑问，这些由同时代欧洲人所撰写的西文记录，在研究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可惜的是，这部分西方文献并没有像中文文献那样得到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的开发利用。除了一部分荷兰文档案得到翻译整理外，对于数量众多的西班牙、葡萄牙语种资料，几乎少有人触及。本文以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为考察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的记载，并结合相关中西文献史料，对其在研究17世纪郑氏政权兴衰方面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分析。

一、利胜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多明我会士利胜(Victorio Riccio，1621～1685)是17世纪下半叶卷入华南诡谲多变政局中的一位传奇人物。1621年1月，利胜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利氏家族中。1631年1月人多明我会。从罗马圣多默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位哲学教授。在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Morales)的感召下，他加入赴东方传教队伍，于1648年6月底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成为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的一员。利胜先是被安排到当时马尼拉闽南华商聚居的巴利安(Pari6n)区传教，并由此学会了闽南语和不少汉字。1655年7月，他受马尼拉多明我会派遣由马尼拉渡海入闽，并受命留在闽南地区，一方面负责向闽南人传教，另一方面承担联系马尼拉和福建多明我会传教区之间人员、书信、补给往来的中转任务。从1655年到1663年，利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郑氏家族掌控的闽南地区传教。1663年底，郑军丢失厦、金根据地，撤离到台湾岛后，利胜跟随已降清的原郑氏家族重要将领郑鸣骏到泉州地方传教，此后又辗转前往福州。由于正值杨光先掀起反教案，清廷下令各地官府抓捕西方传教士，利胜在福州未能久居。1666年1月，利胜搭乘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离开福州，前往台湾鸡笼(基隆)。在短暂停留鸡笼期间，他曾经受荷兰人委派。与台湾郑氏政权谈判。1666年3月，利胜乘坐荷兰商船由鸡笼抵达马尼拉，以希望能够说服西班牙殖民当局恢复与荷兰人自1648年起中断的贸易，但却因此遭到流放。不久他得以获释并返回马尼拉，并被委派到距离马尼拉约一公里的圣若翰住院服务，同时也借以调养身体。就在这段时间里(1666～1667)，利胜接受马尼拉多明我会的委托，开始编撰一部反映多明我会人华传教历史的书稿。利胜曾经试图返回中国传教，但因清廷自康熙八年(1669年)起已颁布谕旨禁止传教而未能如愿。，此后，利胜一直留在菲律宾群岛传教，直到1685年2月17日死于马尼拉华人社区。

利胜可以说是17世纪与郑成功家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因长住闽南，他得以与郑氏家族交接往来，并由此见证了此期间郑氏家族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外交活动。因此，当1666～1667年间利胜受命撰写《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这一部重要书稿时，就在书中记载了关于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的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最有特色的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其一，关于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生平事迹。郑芝龙是郑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但可惜的是，目前所见有关郑芝龙早期经历的中文史料基本上是吉光片羽，由此使得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变得扑朔迷离。而利胜在书稿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郑芝龙的早期活动，如内中提到：“(尼古拉斯?一官)出生于安海港前的一个小渔村石井(Chiochy)，由于极端贫困，他决定出外碰碰运气。他先是到了澳门，在那里以‘尼古拉斯’为名受洗，随后前往马尼拉。在这两处地方他都从事低下的工作。后来他来到日本，投靠在那里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叔叔。叔叔看他机敏能干，就放手让他管理全部的生意，而且还给他娶了一位异教的日本女子。他和她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及声名最显的就是国姓，后文我们会谈到他的事迹。”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明确提到郑芝龙的家乡是安海石井，而且谈到郑芝龙在往日本依附李旦前，曾经在澳门、马尼拉谋生。我们知道，关于郑芝龙赴日前的行踪，一直比较模糊，尤其他究竟是否到过马尼拉，还存在疑问。因为此前所见提到郑芝龙曾经居住写尼拉的史料，基本上出自18、19世纪的出版物，如传教士康若翰(Juan deConcepcion)所著《菲律宾群岛通史》、传教士马地内斯(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所著《菲律宾史》等，前后相隔一二世纪，难以为凭。而利胜此书撰写于1667年，基本上属于与郑氏父子同时代的记叙，可说是目前所见最早反映郑芝龙曾到马尼拉的史料之一，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接下来的部分，利胜对郑芝龙亦商亦寇、实力坐大、受抚明廷、远贩东西洋、权倾闽省、投降清军、为“鞑靼人”裹胁到京城羁押，终被杀死等一系列事迹都有简述。

其二，1656～1660年间的清郑冲突。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清军与以厦、金为基地的郑氏军队在华南地区展开频繁交战。现存有关此时期清郑冲突情况的中文史料尽管比较丰富，但往往失之笼统，特别是鲜有具体细节方面的描绘。而利胜则因耳闻目睹得以在其书稿中为我们提供了发生于这段时间内几次大规模清郑冲突的详细情况。如1656～1659年间，郑成功发起声势浩大的北伐。其时利胜正在厦门，对于此次郑成功北伐的前后经过，他就花费了不少笔墨专门加以描述。为准备大规模的北伐，1656年郑氏军队从闽南出发，袭击了福建东北沿海许多地区。利胜记载了当年冬季一支庞大郑氏船队进入闽东福安县的情况：

1656年基督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大大小小超过3000艘的国姓的舢板从海口溯福安河而上。当他们刚一着陆，这些海寇们立即开始

蛮横地洗劫该地。他们抢夺一切东西，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杀戮。他们强奸妇女。抓捕壮丁。最后，他们放火烧毁了许多村镇。远远就能望见陆地上令人可怖的浓烟。

此次郑氏军队滞留闽东长达十个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尽管通过这类“取粮”活动，郑军获得了必要的补给，但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处利胜所提到郑军劫掠闽东沿海地区的情况，恰好可以与同时期当地民间文献的相关记载相印证。1658年夏，郑成功正式兴师北征；是年八月间，军抵羊山。遇飓风而遭受重创。这次羊山风暴事件，是郑成功北伐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大挫折，中文史料如杨英《先王实录》、阮曼锡《海上见闻录》等都有记述。利胜则指出，在这次风暴袭击中，郑成功共损失了600艘舢板。此外，在一艘大船上的五个儿子以及许多女人全都被风浪吞没。郑本人则因在半小时前离开这艘船而幸运地逃过一劫。尽管遭遇不测，但却未能动摇郑成功北征决心。1659年，郑成功再度率军沿长江进发，直抵南京城下。此次南京战役最后以郑成功溃败而告终，不少中文史料俱有记载。而利胜在描写南京之溃时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国姓的军队攻进(南京)第一道城墙已有十五天。临近九月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无以计数的鞑靼骑兵的包围之中。此时，城里的清军也冲出来，国姓的军队溃败了。只有他和一些人从狂烈的洪流中逃生而出。……其余的入都死了，他们被残忍的鞑靼人砍成碎片。……一些人攻击了国姓在江中的舰队，几乎烧毁了整个舰队。激流、潮水和北风推动着燃烧的船只，只有一些船只因为停泊外海得以幸免。国姓划了一只小船靠近大舟。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长期苦心经营，花费无数代价建立的军队毁灭了：士兵，水手，马匹，武器，供给，人员以及几乎所有他的船只。带着羞耻及头部童创，他悲惨地只身返回了厦门。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利胜并未随军出征，他的上述描述可能是间接听闻自参战的郑军将士，因此带有几分传奇色彩。而接下来的清军进攻厦门之役则因是利胜亲身经历而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记录。据利胜记载。郑成功攻打南京的军事行动极大地刺激了清政权，决意派遣大军彻底击败郑氏这个对手。1660年春，清军在达素的率领下向闽南逼进并于是年6月17日向厦门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而郑成功也整军迎战，双方在厦门海域爆发了“东方海面上有史以来最激烈及最可怕的一次战斗”。按照利胜的记述，参战的船只共有1200艘，其中“鞑粗人”有800艘，而“国姓”则有400艘。战争从黎明开始，持续到午夜二时。一开始郑军失利，不少军士向清军投降，一些战船也被清人焚毁。但是中午时分，风向变得对郑军有利，他们抓住时机迅捷猛烈地攻击清军的舰只，残忍地大加杀戮。被杀死的清军不计其数。许多清军船只被郑军炸沉，一些船只则被俘获牵引到岸上。利胜特别指出，郑军制胜的一个原因是其火炮优于清军。这次大海战以清军惨败而告终，在利胜笔下其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战争将海水染得血红，死尸和垂死者遍布洋面。刚刚看见一艘船沉没，另一艘又着火了，敌人屠杀了该船上的所有人。旁边的一艘船上的战士，尽管执着重武器。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以避免落入敌人之手。樯倒桅断，船只四分五裂。箭如急雨，炮矢俱下。阵阵火药雷鸣般爆炸。战士狂叫，垂死者哀嚎。号角声，战鼓声，锣声混乱一片，夹杂着火炮齐鸣声。这真是一幅人间地狱图画。充满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人们绝望的尖叫以及茫然不知所措和恐惧万分的混乱。

利胜还记载了同时发生在陆地上的一次交战。清军推测郑军主力都集中在海上，陆上必定空虚。他们通过与一位率5000步兵扼守入岛要道的郑军将领密谋，试图攻进厦门岛。由于郑军士兵大部是本地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财产面临危险，因此拒绝听从该叛变将领的指挥，仍然顽强抵抗，尽管遭受极大损失，但打败了清军，阻止了清军从陆上偷袭厦门的企图。此处利胜提到的郑军叛将应是时任高崎守将右虎卫镇陈鹏，他在战前私通清同安总兵施琅，“谋为内应”，后被郑成功以“通虏遏师”罪诛杀。

其三，1661～1662年清廷迁界与郑成功收复台湾。为了彻底摧毁郑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厉行迁界政策，下令江、浙、闽、广数省滨海居民尽迁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迁界给东南沿海地区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特别是闽南地方“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清廷迁界时，利胜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照顾遭劫教徒，得以亲眼目睹了此项野蛮政策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并将其见闻写人书中。依照利胜的记载，清军烧毁了东南沿海界外的一切，冲天的大火持续了数周，厦门城甚至三天都不见太阳。为了重建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利胜在郑成功进发台湾的时候没有随军出征，留在金门，但他亲眼目睹了庞大的郑氏舰队出发的壮观景象。1661年4月，由500艘舢板、40000人组成的郑氏舰队离开金门，向台湾岛进发。1662年2月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值得注意的是，利胜在书中特别提到郑军将士亲口告诉他，大约9000郑军和632名荷兰人死于整个战役中。这点似不见于其他中西文献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其四，1662～1663年郑氏政权与马尼拉的联系。利胜书中还记载了他充当郑成功的使节，出使马尼拉的经过。郑成功占有台湾岛后，即把目光转向菲律宾群岛。他计划派遣使节携带文书前往马尼拉宣谕西班牙殖民者尽早纳贡。也许考虑到利胜是来自马尼拉的神父，郑成功决定挑选他作为使节。1662年4月，郑成功派人召谕留在厦门的利胜前来台湾，交给他一封文书，命令他作为使节前往马尼拉，并告诫他如果没有完成使命就别指望返回台湾。利胜别无选择，只得在4月底乘上郑成功为他准备的船只前往马尼拉。经过十七天的航行后，5月10日，利胜乘坐的船只抵达马尼拉湾。他换乘一只小舟从河道进入马尼拉城。当他到达圣多明修院时，受到了多明我会会士的欢迎。随后，利胜在省会长的陪同下拜会了西班牙殖民总督马利克?德?拉腊(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与他协商如何处理郑成功的宣谕以避免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混乱。双方决定不公开郑成功宣谕中武力威胁的内容，而只谈贸易问题。随后马尼拉当局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利胜穿着郑氏官服‘。带着随从与西班牙总督会见。尽管利胜和总督极力避免泄露利胜来使的真正目的，但消息还是外露了。在马尼拉激起了骚乱，一部分西人扬言要杀死巴利安区的华人。在此情况下，当地华人决定在5月25日发起反抗。他们杀死了一些土著人和两位当时在巴利安的西班牙人，向马尼拉城发动进攻，但是被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击败，一部分人被杀死，一部分人逃往山林，还有一部分人则退守巴利安地区。利胜在获得马尼拉殖民

总督的授权后。与另一位多明我会士马若瑟(JoseMadrid)一起进人巴利安华人社区，试图调节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这场冲突。尽管西班牙人极力鼓动总督下令攻打华人，但在利胜的说服下，西班牙殖民总督最终同意让成千上万的华人搭船离开马尼拉回国。在上述马尼拉事变发生时，有一些停泊在马尼拉湾的华人船只乘乱逃回了台湾。一位闽南船长向郑成功哭诉了发生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情况。郑成功大怒之下，马上下令整军讨伐，但却因突息重病逝世而未果。由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拒绝郑成功的纳贡要求，如何回复郑成功成为一个问题。尽管此前郑成功已经警告利胜未完成使命不得返回台湾，但他仍然自告奋勇承担转递回复的使命。于是，马尼拉西班牙殖民总督任命他为使节，交给他一封答信。利胜乘上一艘中国舢板船前往台湾，途中船只几遭风险。由于遭遇台风，船只无法在台湾安平港靠岸，船上华人决定直接驶往中国大陆，终于在1662年8月31日这一天抵达厦门港。⑦利胜因郑泰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上迁怒于他而几乎被下令处死，但关键时刻他获得了一位名叫孙伯多禄的天主教徒的帮助，将马尼拉屠杀原委以及自己居中苦心调停的经过告诉了郑泰及其他郑氏官员，如此才被释放。此后利胜为恢复郑氏政权与马尼拉之间的和平而奔走呼吁。他多次和郑泰以及其他郑氏首脑人物协商。但是郑泰等人对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在马尼拉和其他岛屿屠杀闽南华商的行径难以释怀，而且他们认为既然郑成功已经有令讨伐，那么在他死后，更应该继承其遗志向马尼拉进军。利胜极力为马尼拉当局辩护，指出郑氏政权进攻马尼拉，其结果对双方都有害无利。特别是郑氏政权此时正处在清军和荷兰人的围攻态势之下，如果再与西班牙人翻脸，这样会导致四面楚歌的境地。明智的做法是继续与马尼拉当局保持和平，在商贸交往中获得双赢。也许是被利胜所指出的利害关系打动，包括郑经、郑泰在内的郑氏政权首脑们几经商议之后，决定委任利胜作为全权使节前往马尼拉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这样，1663年4月4日，利胜再次身着官服，率领一支郑氏政权壮观的外交使团离开厦门，于当月19日抵达马尼拉，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大欢迎。5月6日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归还所有被没收的华人武器和钱财，重新欢迎华人商船前来贸易。双方正式签订和平协议。上述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行为显示了郑氏家族在占据台湾岛后对自身战略方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是研究郑氏家族的海外政策方面必须加以关注的地方。然而，囿于史料，迄今为止，关于郑氏家族试图征服菲律宾群岛的这一段插曲尚未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利胜此处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无疑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史事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其五，1663年郑氏家族内讧与清荷联军攻陷厦门。郑成功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生乱，清军乘机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厦、金两地，促使郑经撤守台湾。利胜书稿中也以亲身经历详述了这段见闻。1663年7月，利胜带着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协商结果返航。当他于7月27日抵达厦门时却发现该岛处于一片混乱当中。起因是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内讧。郑经在一次宴会过程中逮捕了郑泰，指控他企图谋杀自己，并且与清军合谋献出厦门。⑦次日郑泰在牢中悬梁自尽。随着郑泰身亡，其家属、部下在郑泰兄弟郑鸣骏的带领下，渡海至泉州，投降了清军。其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台湾为郑军攻占，思图报复，派遣舰队前来协助清军。于是，清荷联军，加上投降的郑泰部属，三方联手在1663年11月间向盘踞在厦门和金门的郑经大举进攻。据利胜记载，投入战斗的双方舰只近千艘：属于清军的有400艘，已投降清军的郑泰部属有百余艘，荷兰人有15艘。至于郑经也有400艘。11月19日至20日，双方在厦门海域展开两昼夜的激战，死伤无数，最后郑经失利，撤退到了台湾岛。清荷联军进占厦门后，对该城大肆烧杀抢掠，利胜亲眼目睹了繁华的厦门城短时间内化为灰烬的悲惨状况。

除了以上内容外，有意思的是，利胜在其书中也依据自身的观察描绘了郑成功、郑经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在利胜笔下，郑成功“身材匀称，皮肤白于纯种中国人，表情严肃，说话如同狮吼”。性格“果敢、坚毅，但也报复欲强，残忍”。他甚至夸张地提到在郑成功掌权的十五年间，先后下令惩罚了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微小的过错就遭受大罚。同时，郑成功还是一位精通各种武器的杰出武士，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至于郑经，利胜则将其描写成一位荒淫享乐、能力低下的人。在对待天主教问题上，父子俩也呈现出不同的一面。郑成功对待天主教比较宽容，他允许利胜等传教士在厦门等地公开传教，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庆典。对于地方上骚扰教堂、攻击教士的行为，有时也加以干涉。相反，郑经则一度十分反感天主教，他曾经放任随从攻击利胜在厦门新修的一所教堂，企图抢夺过来改造成供自己寻欢作乐的处所。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书籍档册的珍贵记载。总之，利胜以一位长期在郑氏家族控制的闽南地区活动的西方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郑氏家族活动的极其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二、闵明我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闵明我(Domingo Ferndndez de Navarrete，1618｀1686)也是17世纪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华多明我会传教士。1618年，闵明我出生于西班牙的卡斯特罗格尼兹(Castrogeriz)；1634年，进入贝纳菲尔(Penafiel)多明我会小修院，其后又进人瓦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保禄多明我会修院学习，毕业后即担任了该修院附属著名的圣格列高利学校讲师。1645年，闵明我遇见返回西班牙招募会士去中国传教的黎玉范，受其影响，他立即报名加入了黎玉范组织的东方传教团。1646年。在黎玉范的带领下，他与另外二十余位多明我会士乘船抵达墨西哥。1648年6月，闵明我、利胜等一行人跟随黎玉范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受命向当地土著人传教。1650年5月，闵明我被任命为圣多玛斯大学讲师。1654年，他又被任命为萨马尔(Samal)圣卡特琳教堂的本堂神父，由于神学造诣出众，他同时还兼任圣多玛斯大学的神学教授一职。在这段时间里，闵明我目睹了第一位中国天主教神父罗文藻的晋铎场景。在马尼拉传教期间，闵明我染上疾病，医生建议他返回欧洲休养。1657年，他离开马尼拉，取道印度返回西班牙。1658年，当闵明我停留望加锡(Macassar)的时候，恰遇一艘驶往澳门的葡船。船上乘客包括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及一批新人华传教的传教士。闵明我决定跟随他们前往中国，加入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传教团体。1658年7月，闵明我抵达澳门。不久，闵明我寻机进入福建福安县传教。此后数年，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华南地区传

教，直到1664年清廷禁教，驱逐传教士，他与其他二十余位传教士在1666年3月被驱往广州羁押。闵明我在广州度过了四年时光，他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研究中国宗教文化，同时与被关押在一起的耶稣会士们辩论中国礼仪问题。由于与耶稣会士存在严重分歧，闵明我寻机逃至澳门，并决定由此前往马尼拉或罗马，向教会上层陈述多明我会关于中国礼仪的看法。1670年1月，闵明我乘上一艘驶往印度的葡船。途中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在1673年1月辗转抵达罗马。在罗马，闵明我向教宗克莱孟十世(Clement X)及传信部汇报了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及与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他还婉拒教廷有意任命其为首位中国主教的建议，极力推荐罗文藻担任此职。尽管闵明我一直希望能够返回中国传教区，但多明我会却命令他返回马德里，担任圣玫瑰省司库一职，负责为亚洲传教会招募人手。闵明我同时还受命编辑利胜所著《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一书。1674年6月，闵明我返抵马德里。但他并没有按照修会的要求编辑利胜上述书稿，而是动手编写自己关于中国的两本重要书籍，即《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与《中华帝国教会的古今争论》。1677年，闵明我被任命为西班牙的一处海外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的圣多明我大主教，此后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686年2月死于该岛。

闵明我无疑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并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尤其是1676年他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在马德里首次问世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引起欧洲知识界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广泛争论，进一步激化了礼仪问题。因为本文的主题并非讨论闵明我与礼仪之争的关系，故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第六部分第三十章中。他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载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其主要内容有很大部分与前述利胜的记载雷同，如郑芝龙的生平，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经过等。此外，与利胜一样，闵明我也记述了郑成功性格中勇敢而又残忍好杀复杂性的一面。很显然，闵明我书中关于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利胜，这一点，从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利胜神父致信我们”也可以得到验证。但是，闵明我并非简单摘录利胜的资料，而是在自己的书中也补充了一些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首先，利胜书中并没有收录1662年4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马利克?德?拉腊的函件内容，而闵明我则记录了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马利克?德?拉腊1662年7月10日致郑成功的回信全文。第一封信件内容如下：

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成宜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敕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退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年四月率水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刘之问。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尔小国与荷爽无别，凌迫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尔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惟念尔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至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复命。予当示恩于尔，赦尔旧罚，保尔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尔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尔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

第二封信内容是：

致中国沿岸及海上之王国姓阁下：西班牙人惟服从其国王，仅崇拜天地造物之主，万物之原，无始无终全能上帝，并生于其圣教，也将死守以终，此事世人无所不知也。西班牙人之交易正经恒久不变，亦可赞誉者也。近数年来，中国人携价值数千金之商品前来，换去宝责财富而成富。对彼等所示之友情，吾人亦曾给与厚谊与援助。自中国战乱以来，阁下既以友情相示。吾人亦续守信义，保护阁下船只，并充分提供粮食及其他必需之物品。鞑靼人曾要求驱逐来自阁下领土之中国移民，吾人亦予以拒绝。对阁下战争胜败有关之物质或友谊亦均供与以示厚谊。阁下对此曾表谢意，并誓续不朽如岩石之友谊。阁下曾遣使者前来，吾人亦厚礼相迎，厚札送之以归。然今阁下背你原应守之约。而要求吾人纳贡，此乃因阁下认识不足，未曾想及曾所受至上之福以及如此将引来何等祸害所致。阁下欲征服吾请岛，实为不可能之事。……今以你之使臣利胜神甫为我使者，携此复函，旨在邀信释疑也，殊盼善迎之，以遵君王问使臣之特权。你我彼此有邻邦之谊，敬祈上帝赐阁下智慧俾悟真理。1662年7月10日，马尼拉。尽管这两封信函的全文在其他西方文献中也屡有转引，但大多出自18、19世纪书籍。而闵明我此书出版于1676年，距离上述书信撰写时间不过间隔十余年，可以说是最为接近该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闵明我还补充了一些1667年利胜书稿完成后所发生的关于郑氏家族的事迹，例如，他曾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关于郑经与三藩之乱的记录：

国姓的长子，就是前面提到他要处死的那位，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是一个本性不良的人，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果敢与聪明，因此我怀疑他可以统治中国的任一省份，就像这一年即1675年所报告的。从马尼拉送来的1674年的信件告知我，中国一位四个省份的统治者造反了，并且追随者颇多。而从中国送来的1673年的信件却没有提到这些，这使我产生怀疑。我也不知道在那儿有哪位领有四个省份的总督，除非是指吴三桂(Vu San Kuei)。假若是他造反，那鞑靼人就危险了。

从这段引文可见，由于闵明我此时期正担任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驻马德里的司库，可以定期收到来自中国及马尼拉本会传教士的来信，因此得以掌握关于中国的消息。显而易见，此次提到的造反事件即指1673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随后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加入，酿成“三藩之乱”。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闵明我却似乎相当了解中国政局。从中国传来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带头造反者的名字，但他很快就联想到吴三桂，并且精确地判断出实力雄厚的吴三桂造反将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危险。此外，从引文中也可看出，闵明我对郑经评价颇低。但他却没有料到，不被他看好的郑经也率军卷入了“三藩之乱”，而且一度重新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达数年之久，成为影响清廷统治的一个心腹大息。以上这些都是利胜书

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从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考察郑成功家族的活动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线索。

三、帕拉福克斯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nan de Palafox y Mendo-za。1600～1659)是―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1600年6月26日，帕拉福克斯出生于西班牙纳瓦那(Navarra)的菲特罗(Fitero)，青年时期先后求学于阿卡拉(Al-cala)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1620年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在西班牙王室中任职，1629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639年，被任命为墨西哥普埃卜拉(Puebla)主教1640年6月，帕拉福克斯抵达任所，很快因不满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侵犯其主教职权而与当地上述天主教修会发生冲突。1642年6月至11月间，他受命暂时代理新西班牙总督一职。任职期间，帕拉福克斯致力于整顿殖民政府财务管理，纯洁天主教信仰，清除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1647年，他因不满当地耶稣会权力膨胀而与该修会产生激烈冲突，酿成美洲教会史上著名的帕拉福克斯事件(Palafox affair)。1649年，帕拉福克斯离开墨西哥返回西班牙，并于1653年被任命西班牙奥萨马(Osma)教区主教，1659年10月死于该教区。

与利胜及闵明我不同，帕拉福克斯从未进入中国传教，但他却是17世纪中西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航线是17世纪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每年夏季从马尼拉浩浩荡荡地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带去了大宗的中国商品，同时也带来了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作为墨西哥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掌管调遣菲律宾船队(the Philippine vessels)的实权者，帕拉福克斯得以依据定期从马尼拉送达的报告，获知中国传教会的进展及时局变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17世纪中叶中国礼仪问题在教会内部逐渐升温时，帕拉福克斯也介入了这一争端。其时他与墨西哥教区耶稣会士之间的矛盾正逐步加剧，因此，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传教区的上述争端时，自然选择站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一边，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1646年8月，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率领包括闵明我在内的一批新招募到的本会传教士由西班牙抵达墨西哥普埃卜拉，计划由此乘船前往马尼拉，然后转入中国传教。在墨西哥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了帕拉福克斯的良好招待，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获得了后者的支持。例如，当黎玉范等人初抵普埃卜拉时，帕拉福克斯就向他们展示了一篇由马尼拉耶稣会士莫拉雷斯(Diego Morales)所写的为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辩护的论文，使黎玉范等多明我会士得以及时掌握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最新动态。其后，当黎玉范发现利胜在1646年9月所带来的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敕谕未经设在马德里的印度委员会(el Consejode Indias)批准，从而可能为在华耶稣会士所拒绝接受时，帕拉福克斯也适时伸出援手，亲自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指责在华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请求加以干预。

在关注中国传教会发展状况的同时，帕拉福克斯也颇为留意中国时局的变化。他利用前述来自马尼拉的报告，撰写了一部《鞑靼征服中国史》。该书稿在帕拉福克斯死后由其亲属Don Bernardo dePalafox交给一位法国人带到巴黎，于1670年出版。全书以长达三十二章的篇幅叙述了自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至清军席卷华南地区的历史。它与前述闵明我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被视为是17世纪西班牙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两本书籍，在欧洲社会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正如学者评价，因为缺少亲历经验，帕拉福克斯所撰这部《鞑靼征服中国史》传闻失实之处颇多，与同时代另一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所写《鞑靼战纪》相比，可靠性显然不如后者。但它也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该书在记载清军与华南地区南明军队交战方面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历史细节，从而引起魏斐德(F.E.Wakeman，Jr.)等知名明清史家的注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就同时代的西班牙语种作品而言，帕拉福克斯此书可说是记载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生平事迹最丰富的一部西文书籍。全书以近三章、七十页左右的篇幅描述了郑芝龙的传奇人生。尽管其部分内容与本文前述利胜及闵明我的相关记载略有交叉，但包含着许多独特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1633年郑芝龙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事件。1633年，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入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取得了料罗湾大捷。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荷兰人，使得“荷兰驻台湾行政长官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作为受抚明廷后首次在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西方入侵者交战取得的重大胜利，郑芝龙也借料罗湾之战向明政府显示了其强大的海上实力，由此牢固地确立了郑氏家族雄霸东南亚海域的地位。基于料罗湾战役在中荷关系史及郑氏家族史的重要性，中外史家都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史事。但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史料十分零散，现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荷兰学者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荷兰文记载而撰成，至于其他西方语种的资料则较少为人所关注。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帕拉福克斯在所撰书中也花费了不少笔墨叙述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交战与谈判，内中不乏引人注目的历史细节。据帕拉福克斯记载，当郑芝龙壮大实力后，就计划使“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畏惧他”。他威胁荷兰人如果不主动撤离的话，就要用武力将他们赶走。郑芝龙还利用禁止荷兰人与东南中国开展贸易的手段来打击对手。当荷兰人低估郑芝龙的禁令时，很快尝到了苦果，因为“他烧毁了他们最好的八艘船只：一次烧毁三艘，在另一场合中又烧毁五艘”。帕拉福克斯认为，八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在交战中被郑芝龙烧毁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他还认为，应当有更多的荷兰船只被郑芝龙烧毁，只是尚缺少可靠的消息以确认具体的数量。荷兰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可怕的对手，因此改变策略，与郑芝龙谈判，“最后，荷兰人与一官和谈，他们被迫每年向他交纳大约六七千镑银币的贡金，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获许自由交易及从台湾岛航行到中国。这笔钱是无法与他们从这种自由贸易上所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的”。在帕拉福克斯看来，荷兰人以“如此廉价的利率”买通了与“一官的友谊”。其后，双方之间频繁联系使这种友谊益发坚固。乃至郑芝龙“希望把其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他们，将他送给他们带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雅加达，使他有可能受到欧洲在礼节与军事方面的教导”。而对于那些持有郑芝龙颁发的通行令，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荷兰人也不像

战前那样加以劫掠。

其二，关于郑芝龙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冲突。郑芝龙与澳门颇有机缘，这是他年轻时曾经寄脚的地方，同时也是其皈依天主教的处所。但据帕拉福克斯披露，郑芝龙几乎因为索回女儿遭拒而发兵攻打澳门葡人：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谈谈发生在一官和澳门葡萄牙人之间的一个分歧。他对该城一直怀有一种偏爱与重视，那儿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那时他从未奢望能有今天这样高的地位。但一件大事的发生几乎促使他(就像他威胁的那样)与(澳门)居民们大起冲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日本发迹之初，在那儿有一位私生女。她曾受洗，接受天主教教育。天主教徒们被驱逐出日本后，她夹在他们当中逃至澳门。在那里她被好心人收留，教导她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当一官被告知他的女儿在澳门后，就向葡萄牙人索要她，因为是他的孩子。葡萄牙人知道这是父亲在索要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认为不宜将他的女儿归还他，因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他尽管受过洗礼，接受天主教信仰，但现在却过得像一位外教人，来往的也都是这一类人。但葡萄牙人希望充分地研究、考虑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为此他们召集了教士及其他虔敬人士商议，大家决定不应该将这个孩子交还给她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官极其可怕地威胁他们，他将率领一支由500或1000艘船组成的舰队来围困澳门，用武力夺回女儿，让所有扣留其女儿的人都遭到灭顶之灾。而且从即刻起，他将通过断绝他们从中国获得任何给养的方式来困死他们。

尽管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澳门葡人仍然没有将女儿归还给郑芝龙。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郑芝龙最终平息了怒火，未将征澳计划付诸实施，也没有在海上切断澳门葡人与马尼拉之间的通道。因为其后不久，一艘从澳门驶往马尼拉的葡船遭遇风暴漂到福建沿海时，受到了郑芝龙的良好款待。郑芝龙下令为该船补充了给养，并护送其返回澳门。有意思的是。这些受到郑芝龙善待的葡萄牙人“观察到一官拥有一个十分奇异的小教堂”，他们注意到教堂里耶稣基督与圣母玛利亚及一些天主教圣人的塑像与众多中国神像摆放在一起。帕拉福克斯的上述记载值得重视。郑芝龙向澳门葡人索女事件几乎不见于中文史料，但依据西文史料记载确有其事，如在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文度辣(Bonaventura Ibdnez)等人的记载中可以确证。而帕拉福克斯此处书稿无疑是较早披露其事件始末的西文文献，对深入研究郑氏家族与澳门关系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其三，郑芝龙乞师日本。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郑芝龙奉隆武帝命派遣黄征明、康永宁为正、副使，携带书信率使团前往日本，请求发兵助明抗清。关于此次赴日乞师事件，目前所见史料主要出自日本，中方资料少有记载，至于西文资料也是极其罕见，而帕拉福克斯则在书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据帕拉福克斯的描述，郑芝龙为了抵抗“鞑靼人”的进攻，决定“向日本皇帝派遣一个使团以求援”，但遭到了日方的拒绝，日本皇帝答复郑芝龙使团的理由是：“如果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崇祯向他求援，他本该派遣一支由其最好的战士组成的规模可观的军队前去救援。同样，如果是崇祯的合法继承者的任何一个王子向他求援，他也乐于做同样安排。但任何个别的人的强求，他是不能同意的。”帕拉福克斯认为日方回绝郑芝龙求援的原因是日本皇帝耽于享乐，丧失斗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日本方面在郑芝龙使臣到来后，曾经慎重地讨论了出兵事宜，结果是不出兵的主张占了上风。正当他们决定派遣使臣到长崎向郑芝龙的使臣作出解释的时候，恰好得知郑芝龙已经降清的消息，就令长崎地方官通知郑芝龙的使臣回国。

其四，郑芝龙降清后所部助清攻明。帕拉福克斯书中还记载了两条关于郑芝龙降清后其部下加入清军行列，在击败广东复明义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史料。第一条史料提到了郑芝龙所蓄著名的黑人军。郑氏家族蓄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黑人军，这些黑人主要是由澳门逃奴组成。人数约有数百人。他们信奉天主教，大多是职业铳手，郑芝龙曾将他们编为私人卫队。对于郑芝龙降清后这支黑人军的下落，由于缺少直接的史料，几成历史之谜。令人高兴的是，在帕拉福克斯书中就提到了这批黑人军在1647年春与清军一起抵抗广东复明义军围攻广州的踪迹：“在参与守卫广州城、抵抗海盗进攻的军队中，有数量超过200、来自不同国度的黑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是由澳门逃往中国的奴役。在战争爆发之初，这些黑人数量超过300，他们都在著名的一官的指挥下抗击鞑靼人。一官信任他们胜过中国人，总是让他们紧随左右，而他们也以名副其实的勇敢和忠诚效力于他，直到他被鞑靼人打败的那一刻。在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紧随一官身旁力战至死。那些活下来的数目大约有200人。后来他们就投入了鞑靼人军队，并成为广州守军中的一部分。”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它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后，其所部黑人军大部分都被编人清军，并被征调到广东参与平定复明义军的战役。依据帕拉福克斯的记载，这些黑人战士在守城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作战勇猛，不惧死亡，令目睹其勇敢行动的“鞑靼人”震惊万分。战斗结束后，黑人士兵们放下武器，从战场前往广州城中的耶稣会教堂感谢天主给予他们的庇佑。第二条史料则提到郑芝龙所部水师在广州协助李成栋征战的情况。郑芝龙在降清前夕拥有一支庞大的水师，“(芝龙)保安平时，楼船尚五六百艘，军容?@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动天地”。在他降清后，“诸郑溃散”，除了一部分部属在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率领下人海外，也有一部分归降清军，被调往广东参战。但是，对于这部分归降郑军的规模及参战情况，因史料匮乏，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而帕拉福克斯书中则载有如下反映这些归降郑军水师参与平定广东战役的史料：“1647年4月初，就在广州城前第二次打败海盗之后的十天，一支原来归属著名的一官指挥的水师出现在同一城市。如前所述，这是他被捕后交给鞑靼人的那些军队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有70艘战船，但都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战士与水手齐备。他们连船带人投靠鞑靼人，为其与海盗们交战而效劳。这是一官将士中最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都从鞑靼人那里逃脱加入到海盗们的行列中去了。”这条引文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部下的规模及其去向。由此也反映了帕拉福克斯此书确实包含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史料。

四、结语

正如不少研究郑氏家族历史的海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郑成功在不同语种的文献中往往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实际上，这也恰好提醒我们在研究郑氏家族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进一步揭开的谜团。在17世纪的东南亚海域上，恐怕没有一个家族能像闽南郑氏这样在海洋史上占据着如此令人震撼的地位。当悬挂着郑氏旗帜的帆船络绎不绝地川航于华南、中国的台湾岛和澳门、日本、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地时，也是在向东西各方表明，这是一个属于郑氏家族的海洋时代。如今，随着岁月流逝，海洋早已不属于郑氏，但是，有关郑氏家族的各类传闻，却仍然静静地流淌在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各种欧洲语种的文献海洋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这些曾经与郑成功家族频繁打交道的西方人留下的档案资料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解读这些用不同西方语言文字写成的带有难得的他者视角的文献，并将其与现有的丰富中文文献相互贯通，那么，一部丰满的郑氏家族历史也就能跃然纸上了。

篇8：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事

关键词：心理健康文化,高职学生,综合心理素质

0 引言

教育部2006年第16号文件 (教高[2006]16号) ,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 “高等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高度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意识, 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要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看, 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目标是较高的, 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心理素质已是高职教育的当务之急。

1 高职学生综合心理素质的内涵

从高职学生自身心理特点的现状看, 高职学生综合心理素质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

1.1 积极的自我意识

克服自卑、失落, 找到并发挥自己的优势, 树立积极的自我理念:我是优秀的。

1.2 健全的意志品质

能够悦纳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 通过努力证明:我是努力进取的, 是有希望的。

1.3 明确的人生规划

克服迷茫、随意、放纵, 对自我的人生负起责任, 用实践证明:我是成功的。

1.4 强大的实践操作能力

不仅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 还要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 用自己的优势证明:我是新一代应用型人才, 我是不可或缺的。

1.5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具有强大的心理能量、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积聚能量, 蓄势待发, 用不服输的精神证明自己:我是种子选手, 有能力面对将来的自我。

但是高职学生心理素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有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比如对大学生意志力现状的调研分析, 发现将近六成的学生意志力薄弱, 有待提高;大学生的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性还有待加强。[2]高职学生由于自身的特点, 自卑、迷茫、心理成熟度低等, 心理素质往往更需要加强与提高。[3]

2 心理健康文化对高职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文化对人的作用是一种软约束力, 长期处于一种文化氛围下, 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受它的影响, 最后达到一种融合、相互促进的状态。

2.1 校园心理健康文化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高职学生的认知与思维

文化可以影响学生的认知与思维方式, 使他们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注重心理保健, 反思自身的心理问题, 锻炼自己的心理品质。

2.2 校园心理健康文化可以约束高职学生的行为

在心理健康文化的影响下, 很多学生会考虑到自己的形象或发展问题, 改掉懒散、放纵、无计划等不良行为。

2.3 校园心理健康文化也可以使高职学生的心理哲学观发生改变

在心理健康文化的熏陶下, 学会对心理问题进行反思, 对情绪进行调节, 对问题换位思考, 对人事宽容忍让。

3“三位一体”校园心理健康文化建设的途径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非常注重心理健康文化的建设, 深信心理健康文化对培养学生综合心理素质及整体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努力跨越全员“心”育理念淡薄、“心”育文化内涵缺失、“心”育文化载体缺乏等困境。[4]以心理健康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为阵地开展全方位的文化建设。

3.1 制度文化建设

学院的每个系部每学期都要制定明确而详细的心理健康文化建设的方案, 专人负责监督实施。学期结束时每个系部都要对心理健康文化建设的成效进行总结研究。比如每个学期的“五个一工程” (即每个班级必须有一场心理讲座、一次户外素质拓展、一本心理自助手册、一次团体辅导、一次心理测评) , 目的是让心理保健的意识深入人心, 让心理成长成为学生发展的主旋律。此外还有咨询预约制度、体验辅导制度、健康知识竞赛制度、心理辅导员案例分析汇总分享制度等, 保障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3.2 物质文化建设

学院建设了学生户外素质拓展基地, 包括高空项目、团体合作挑战项目, 如毕业墙、信任背摔、模拟电网等。每个班级每个学期必须通过这些项目挑战, 使学生对自我有重新的认识, 对自信、超越、合作会有更深的解读, 有助于他们心理的成熟与发展。

每个系部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与口号, 并在明显的位置展示, 使每个学生都能够耳濡目染, 以致心理上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3.3 精神文化建设

3.3.1 以心理健康月、心理普测活动为契机, 大力宣传与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

在全院心理健康月、心理普测活动期间, 向学生分发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单, 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 并组织心理咨询体验活动。比如现场咨询、沙盘体验、游戏活动、阳光笑脸等, 学生工作人员竭尽所能, 使这种宣传与体验活动尽量做到360度无死角, 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与反思自我、勉励与完善自我。

3.3.2 全院范围内开展多种心理健康文化活动, 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

每个学期都开展趣味运动会、学习交流会、心理健康知识竞赛、心理微电影、心理健康摄影比赛、心理情景剧短片DV大赛、心理微博大赛、教室心理健康文化评选、宿舍心理健康文化评比等。活动评比结果具体到班级与个人, 获奖的颁奖词因人而异, 都体现出学生当下需要的心理正能量。通过对活动的评比, 强化了活动的效果, 使心理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给学生的心灵注入了正能量, 使他们的心灵得以美化与滋养, 变得阳光与自信。

3.3.3 以班级为单位, 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教室心理健康文化

每个教室的宣传栏都张贴具有班级特色的宣传材料, 有心理健康格言区、心理健康知识窗、自我心理感悟区、心语小屋、心灵园地等, 内容丰富多彩, 图文并茂, 很多都是以漫画的形式展现, 文体也幽默诙谐, 凝聚了班级集体的智慧。同学们在创造的过程中, 心灵受到启发, 对心理健康的理解更深。同学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 感受教室心理健康文化对自己的熏陶, 就会有意识地克服心理缺陷, 完善、塑造、超越自我, 使自己朝阳光健康的方向发展。

电气工程系在教室心理健康文化建设上更是独具特色, 开展班级之间的评比活动与感悟分享等, 强化教室文化对学生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的积极影响。

3.3.4 以宿舍为单位, 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宿舍心理健康文化

开展宿舍心理健康文化月活动, 每月进行宿舍心理健康文化建设的交流与评比活动。如诚信宿舍、健康宿舍、友好宿舍、互助宿舍、阳光宿舍的评比, 宿舍之间的友谊赛, 舍长的心理培训等, 努力营造健康文明的宿舍文化环境, 助力学生综合心理素质的提升。

3.3.5 以社团、兴趣小组为单位, 积极营造读书、学习、发展的环境,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综合心理素质

各系部与学院图书馆合作, 建立读书角、读书会, 并每月推出新书或必读书, 通过阅读强大心灵、成熟心智、凝聚智慧。

4 心理健康文化对学生综合心理素质影响的调查研究

4.1 部分班级学生自信心的测试

采用美国心理学家罗森伯格的《自信心量表》 (Self-Esteem Scale) 对部分班级实施测试, 结果见表1。测试结果显示学生的自信心水平提高了, 由原来的自我感觉平常到感觉自信,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4.2 部分班级学生心理素质其他方面的测试

利用项目指数的调查方法对上述班级进行了其他方面心理素质的测试, 结果都显示前后变化很大。其中合作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幅度最大, 平均提升幅度为13.1%, 职业规划意识与能力提升幅度为12.4%, 自我约束能力提升幅度为11.9%。

5 结语

从部分班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部分班级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 整体心理素质提高了。虽然这些变化与提高是学生受到各方面的教育与熏陶的结果, 但心理健康文化的影响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因为每个人都摆脱不了时刻围绕自己的文化软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