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李陵

关键词： 煌煌 史记 记事 内容

司马迁与李陵（共11篇）

篇1：司马迁与李陵

司马迁与李陵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的投降行为辩护，铁板钉钉，是不能翻案的。其实，所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说法并不成立，本来就无案可翻，自然不必翻什么案，只需说明史实就可以了。当然，司马迁由于推言李陵军功而遭受极刑，对他本人和《史记》创作的影响是深重的，这个案子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司马迁生平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人们希望真正了解这个案件。

司马迁在《史记》里零星写到这个案子，真正说清案情是在《报任安书》中，还有《汉书》的《李陵苏武传》，有关史料足够清楚地认识司马迁与李陵的案情始末。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极为卑贱的口气和浓烈的情感描述了自己遭受腐刑的经过，反映了他仇恨黑暗专制的新观念。起初，李陵战败的军情连续从边塞传到朝廷，汉武帝十分沮丧，他安排的三支军队都无胜绩，两队败归，因而汉武帝十分愤怒，满朝大臣跟着一起斥骂李陵，也就是满朝大臣跟着武帝一起声讨打败仗的李陵，一边倒。这时，宝座上的武帝发现有一人沉默不语，这人就是太史令司马迁，武帝就让司马迁上前来，问他有什么看法。司马迁本该跟风，跟大家一样表个态了事，他却说出了一席谁也没说、没敢说的话——他却不知这是生死关头，他一脚已踩进了鬼门关。他没有让武帝先饶臣不死后再说，他对满朝大臣无一人挺身而出讲实话心存不满——他将自己置身于一人单挑满朝大臣的危险境地。他说，根据他对李陵的长期观察，李陵是奇士，有国士之风，敢于为国捐躯，他平常的为人处事证明他不是怕死的人；李陵仅仅带领五千步兵勇战匈奴大军，连战十多天，杀敌一万多人，功大于过，真可谓虽败犹荣。李陵不死而被匈奴活捉，他必定有心另谋归报大汉。请皇帝宽心，念在李陵功大于过，又无救兵援助，宽恕李陵败降的罪过。司马迁向武帝推论李陵的军功，动机就是为武帝宽心，本是先有武帝的召问才作出回答的，是被动的，武帝与李陵后来的表现也证明当时司马迁的分析是正确的，判断是无误的，怪只怪汉武帝当时心虚，不肯宽恕李陵，等他后悔了，司马迁已受了宫刑，李陵也已报国无门了。

司马迁推论李陵军功的动机和此后大量的事实，都说明司马迁是正确的，他是被冤枉的，这是一桩冤案。也正因此，事后后悔的武帝让他当上了中书令，成了外人眼里皇帝身边的红人，武帝实已悄然为他平反昭雪了。虽然如此，司马迁只因一席话便遭受宫刑，使他终生不能释怀的血的教训，也使他认清了封建专制黑暗统治的本质。

班固在《李陵苏武传》中记述了李陵事件的始末，有利于澄清司马迁遭受口祸的史实真相。那年秋天（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北行一个月到达目的地，正要返回时被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包围，一战杀敌数千，单于急忙召集大军八万，要活吞了这支汉军。汉军一边打一边退，浴血奋战十多天，匈奴无法打败这股顽强的汉军。最后，在离边境一百里的山区，早已弹尽粮绝的汉军决定趁夜突围，突围时战鼓不响，李陵身边只有十余人，几乎都赤手空拳，最终，李陵怀着对皇帝无限的惭愧而被俘虏。有四百多汉兵跑回边塞，边塞驰报朝廷，于是朝廷发生了皇帝召问太史公的那一幕。

李陵兵败到李陵败降，在此期间，武帝责问最初报喜讯的陈步乐，吓死了他；武帝召问司马迁，把他打入大牢，从“沮贰师”（说贰师将军坏话），升级到“诬上”（诬蔑了皇上），定为死罪；武帝让相面师观察李陵家人的气色，不见死丧之相，将李陵家人关押起来。武帝想要李陵战死杀场，为他捐躯，而李陵不死，使他坐朝不安，他没给李陵战马，他没派出驰援的救兵，但谁敢明说皇帝的错失呢？

好在皇帝觉悟了，就在事发一年多以后，这时司马迁已自请腐刑在蚕室疗伤。武帝觉悟到老将路博德耍诈而没救援，致使李陵陷身重围而最终败散，于是皇上派出使者慰问犒劳那四百多名苦战回国的战士，并又派出公孙敖将军去迎归少将李陵。结果，公孙敖没接到李陵，带回一条消息，说李陵邦匈奴练兵，武帝听后心头起火，下令杀掉李陵家人。圣明不见了，乌云遮住了太阳。这等于坐实了李陵的行为为投降，也使司马迁觉得再次受世人笑话，李陵继司马迁后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李陵本来打算得机会建功报达皇恩，又能回国孝敬老母，这一下全玩完了。母亲、妻子和儿女都被杀害了，而且起因在他自己，他万念俱灰，回国的路已绝了。李陵原要孝敬老母的，他是遗腹子，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怀有无限的深情。他的爷爷李广

就是被公孙敖等害得自杀了，父亲三兄弟也都过早去世，他原本要建立大功再次光耀李家门庭的，这一下希望全都幻灭了。事实是公孙敖带回的是假消息，邦匈奴练兵的另有其人，而不是李陵，武帝就仅凭一条道听途说的假消息便杀害了李家人。历史难道就是这么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堆积垒成的吗？

司马迁为投降的李陵游说或辩护了吗？司马迁的本意是要皇帝宽心舒意，要看到李陵以五千步兵对付十一万匈奴骑兵，杀敌一万多，实是一次大胜仗！李陵不会真心投降的，他被活捉，实是假投降，迟早是要回国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司马迁的话到武帝耳朵里就变了味，就发生了扭曲。……武帝又时时是明智的，晚年下了罪己诏，主动改变了好战的国策。到汉昭帝时，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们议定再次迎接李陵回国。李陵拒绝了，恐惧再次受辱。这类史实说明汉朝并未把李陵看成投降者、叛徒或叛国者，那么后代人又何必这么认定而想不通呢？那些顾命大臣们都是李陵和司马迁的同辈人，他们了解这两个非凡的同辈人。说到底，司马迁无非是要武帝能够辩证地看待李陵事件，却不料若火烧身，成了武帝的出气筒，成了李陵的替罪羊。

司马迁受刑不死，李陵败降不死，两人都是有抱负，有责任的苦命人。李陵有国不能回，客死异乡，而司马迁历经炼狱，把受难转化成旺盛的创造力，铸就了伟大的《太史公书》。

篇2：司马迁与李陵

事情的经过在历史上就是短短的几句话，无非是司马迁不够圆熟，正在武帝大怒之际为李陵辩护，于是便引来腐刑之祸，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就这么短短的几行记述之间蕴含着司马迁多少的悲情愤怒，看自序中司马迁祸前那句意气风发的“小子何敢让焉！”到刑后“幽于缧绁”，这中间的经历真是惨淡兼之苦闷，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到：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其中待遇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迁始终记着老父对己所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是他苟且偷生的一个重大原因，而那段世传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算是司马迁狱中苦思的一场思想上的彻悟。如果有人说一个完全一路顺风的人能够写出传世之大作的话，我是不能相信的，没有艰苦的磨练，思想的成熟便不可能，而这番非人的待遇正是成就司马迁思想成熟的一个契机，之后才有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重大人生哲思。

受如此刑罚，只要是八尺男儿，都有三分血性，何况司马迁更是为了李陵能够仗义执言的人，所以，受到腐刑之后，司马迁必然是愤怒兼有愁苦的，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太史公对于刘邦，项羽，李陵等人的中肯评价中看出，其实这已经是蕴含了司马迁对武帝的一些愤怒之情的，试想，如果司马迁几十年食皇粮，取俸禄，安安稳稳的做他的太史，又是正值这样的昌荣盛世，怎么会不对汉朝的历史有所歌赞呢，但是史记中，至少我个人看到的说来，其中的中肯之言多过于奉承歌赞，这应该也算是司马迁的一种悲愤表达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言：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又有言：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这是一种受了腐刑之后在世人耻笑之下的一种严重的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感，我大胆的推测可能让司马迁产生了一种避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如果一露面就会遭到别人的耻笑，那他还敢于一直如以往般的行走于世么？所以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这些年中，应该算是以著书立说来逃避世俗，这从侧面上加速了史记的成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很明白史记一旦成书就是一部惊世巨著，所以，司马迁应该也有一种反抗的倔强心态在支撑着他创作史记，像凭借这部书来颠覆世人对他的污诟，而事实在他的年代具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武帝是变相的以补偿来承认了自己当年之错，司马迁也得以以此书流芳百世。

篇3：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一、定义不同

《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 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 字里行间慷慨激昂。在他笔下, 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 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 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 作者所写的, 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 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2)

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 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 竞为游侠, 鸡鸣狗盗, 无不宾礼”, 继而, 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 认为他们“权行州域, 力折公侯”, 借权弄私, 败坏社会秩序。

可见, 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强调游侠的侠义慷慨, 一个强调游侠的不守法纪。

二、游侠精神内涵和地位认识不同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 司马迁列举了许多有名的游侠, 其中以朱家、郭解为描述重点, 比如朱家“振人不赡, 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 衣不完采, 食不重味, 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 甚己之私”;郭解“少时阴贼, 慨不快意, 身所杀甚众”, 到年长之后“折节为俭, 以德报怨, 厚施而薄望”……司马迁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侠义之人。《史记》一书, 我觉得太史公对侠义精神的赞扬和追求是贯穿全书始末的。除了《游侠列传》中所提到的几位人物外, 司马迁同样也把笔墨和目光投向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 而不论这些人是否被“成王败寇”的社会主流所认同。为报知己之恩、出走刺秦王的荆轲, 垓下被围、乌江自刎的霸王项羽, 等等,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股高于世俗的侠义精神, 有独立的人格、坚定的信仰且将这一切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司马迁笔下绝大部分的“游侠”都是失败者, 仿佛他们的“失败”见证着更悲怆的执著和坚持———宁为玉碎, 他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完成。因此, 司马迁心中的“侠”必定包含着对世俗荣华的不耻与不屑。这是司马迁对游侠的一种膜拜和期盼。

班固则不然。班固在他的《汉书·游侠传》中, 开篇就言:“古者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 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 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 以修所职, 失职有诛, 侵官有罚。夫然, 故上下相顺, 而庶事理焉。”完完整整地道出了一个正统儒家史官的思想主张———重秩序、重礼法。班固认为自战国游侠之风盛起, “背公死党之议成, 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况于郭解之伦, 以匹夫之细, 窃杀生之权, 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将游侠视之为封建伦理等级制度的大敌。而班固为《游侠传》所著的楼户的传记, 在我看来则全无游侠的豪迈之风, 反而风度谦和, “论议常依名节”, 一派名士风流。而后所叙陈遵、原涉等人, 也不再全然是乡野之士, 唯一与前文中人物相仿的, 也不过是一句“涉性略似郭解, 外温仁谦逊, 而内隐好杀”。这类游侠与司马迁笔下游侠相比较而言, 实在是缺乏侠的气概, 而更像是市井流氓。

司马迁心目中的游侠精神, 到班固笔下全变成残忍好杀、越级犯上的代名词, 实在是相去甚远。

三、立传目的不同

《史记·游侠列传》是司马迁表现自己的理想道德、激烈批判统治者的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现实社会太黑暗, 忠奸不分、是非莫辨、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司马迁在文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昔者虞舜窘于井廪, 伊尹负于鼎俎, 傅说匿于傅险, 吕尚困于棘津, 夷吾桎梏, 百里饭牛, 仲尼畏匡, 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 犹然遭此灾, 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在这个告状无门的世道上, 除了游侠, 还有谁能给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民伸张正义呢?他选取朱家等人作为游侠的代表, 正是想以他们“急人所难、舍己为人”这些特点来讽刺和揭露当时汉朝上流社会世态炎凉、卑鄙自私的现象, 以及发泄对伪善儒者的不满。司马迁在朱家传中着重写了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 其余庸人不可胜言”, 称赞他“专趋人之急, 甚己之私, 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 及布尊贵, 终身不见”;在郭解传中称道他的“借交报仇”和“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司马迁歌颂游侠, 正是和批判汉代上流社会的道德面貌相表里的。

而与司马迁相反, 班固所看重的却是游侠触犯封建法网的一面, 他为游侠立传完全是为了维护礼法, 向统治者建言警示。他认为游侠的产生, 源自社会礼法制度的缺失:周朝礼法完备, 所以游侠还未出现;战国时期礼法大乱, 游侠阶层便在礼法失序的状况下出现并壮大起来, 班固对此非常不满, 将四公子全列为“鸡鸣狗盗”之辈;至汉朝, 游侠之风大盛, 班固依然将此与礼法的破坏联系起来, 并疾呼:“非明王在上, 视之以好恶, 齐之以礼法, 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主张必须由明智的君主统治, 充分认识到游侠的危害, 用礼法制度来加以匡正, 从而根除游侠之风。

至此, 我们可以看出, 司马迁立游侠传, 是为了宣扬游侠的精神, 从而达到涤清社会污浊的目的;而班固为游侠立传, 则全然是为了禁游侠, 让世上不再有游侠。

四、分歧原因

产生以上分歧的原因, 和各自的社会背景, 以及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倾向息息相关。司马迁身处汉武帝统治的西汉王朝, 连年征伐、苛捐杂税使社会一片凋敝, 严刑峻法、酷吏政治更使得民众战战兢兢、苦不堪言。在这样一个人人自保的社会环境里, 独立自由、傲然物外、除暴安良的侠客就显得特别可贵和有吸引力。此外, 汉初黄老之风盛行,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 受《易》于杨何, 习道论于黄子” (3) , 他的思想是倾向于黄老之道的, 也正因为家学渊源, 司马迁的思想中仍保留了阴阳、墨、名、法、道等各家的内涵, 因此对于“侠”这种非儒非法亦非道的“无党派人士”, 他可以做到相对客观地评价。再者, 司马迁曾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少年傲游, “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会稽, 探禹穴,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 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 (4) 二十岁的这场漫游影响了司马迁不拘泥于世故的人格形成,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正是说出这样雄奇之言的人, 才有可能会摒弃世俗眼光, 为游侠高歌立说。最后, 司马迁本身也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受害的一分子, 为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理想, 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游侠对于他而言, 是拯救苦难的英雄, 也是敢于反抗专制压迫的人格楷模。

再看班固。班固生活在兴盛的明章二帝时期, 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西汉末年动乱的时代, 应该承认, 秩序和等级在当时远远重于自由豪迈的浪漫主义, 因此班固不可能在《游侠传》中鼓励一班不受理法的狂徒到处逍遥任侠, 他在《汉书》中流露出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心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 至东汉儒学的正统地位已不可撼动, 且班固出身儒学世家, 班固的父亲班彪撰著《史记后传》时, 就表现出了对《史记》游侠和货殖等部分的批判, 班固受其父的影响极深, 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和班固, 作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 在“游侠”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价, 而从“崇侠”到“抑侠”的转变, 这其中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站在整体的角度去把握问题, 从而对司马迁和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有较全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著.顾长安整理.史记全本 (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2009.

[2]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 (卷八五至卷九五) .中华书局.

[3]郑权中选讲.史记选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4]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5]张光全.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史学月刊, 2003, 6.

[6]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篇4：司马迁与李陵

[关键词]“李陵碑”；泛沙泉墩；环境变迁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2-0042-02

一、“李陵碑”的由来

“李陵碑”位于嘉峪关市新城镇泥沟村西北的新城草湖东缘，南距泥沟村3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39 °55 '59"，东经98 °29′ 17.7″，高程1435米。1989年1月17日，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陵碑”实为泛沙泉墩，是明代的一座墩台。据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应魁撰写的《肃镇华夷志》记载：“泛沙泉墩，亦去城（肃州城）四十五里。先年无墩，此处有沙湾，藏虏常截哨马墩军。嘉靖三十五年（1556），兵备陈其学添筑，今虏或不能掩伏，而瞭望亦为之近便矣。”①就是说，此墩台修筑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是防御蒙古骑兵的。清乾隆二年（1737）黄文炜撰写的《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泛沙泉墩，亦去城（肃州城）四十五里。先年无墩，此处有沙湾藏虏，因添筑此，虏不能伏，而瞭望近便。”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吴人寿、何衍庆撰写的《肃州新志》记载：“泛沙泉墩，离城西北六十里。先本无墩，因有沙窝常藏贼虏，添筑此墩，瞭望甚便，虏遂不能藏。”③三志记述相差无几，后志多袭用前志记述，查“李陵碑”地理位置与地貌，与志载泛沙泉墩相符。杨惠福先生在《遗址新考》一文中亦认为“李陵碑”为泛沙泉墩，④不同的是他认为泛沙泉墩是清代初期新添筑的，有待进一步商榷。

后人附会说，汉武帝时骑都尉李陵率军由肃州北出居延海抗击匈奴，大获全胜，班师凯旋过酒泉，见新城一带水草茂密，四面沙丘回护，是屯兵休憩的好地方，便下令在此驻扎。李陵为表征战匈奴的功绩，便命令将士夯筑了一座黄土墩台，刻字勒石，立于墩台之上，遂称之为“李陵碑”。

泛沙泉墩之所以称为“李陵碑”，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此墩受水影响大，夯土松散，且处于风口之中，风蚀严重，其形状远望如碑体；二是此墩筑在高出水草的一块台地上，墩体斜而不倒，早年人又无法靠近，有神秘色彩；⑤三是李陵为汉代名将，其与匈奴苦战而败降的故事，负载着文学、民族、历史以及人性的多种内涵，千百年来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李陵曾率丹阳郡的楚兵5000名，在酒泉郡一带教练射术，人们便把与李陵故事稍能沾边的文物古迹都称之为“李陵碑”。

二、“李陵碑”与周边环境变迁

20世纪70年代，“李陵碑”保存尚且完好。1972年，嘉峪关文物工作者对“李陵碑”进行了第一次调查。当时，“李陵碑”位于新城草湖东段居中处的台地上，台地四周较低，生长着茂密的芦苇草，东、南两面尚有湖水。四周有围墙迹痕，东西长约54米，南北长约 50米。碑基大体呈圆形，黄土夯筑，南北长约12米，东西长约10米，高约2.8米。碑身为一土墩，向南倾斜，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0.15米，南北宽约2米，东西厚约1.2米，高4米。土墩四角均存木樁，夯层之间尚存芨芨草绳，地面散落近代瓷片。

1985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李陵碑”进行了全面调查。此时，“李陵碑”四周湖水环绕，水中生长着茂密的芦苇草。碑向东南倾斜，夯层厚0.12米，高3.8米，四周围墙迹痕、木樁和芨芨草绳等遗物无存。

1989年4月16日，因风蚀和酥碱作用，碑体倒塌。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李陵碑”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这时“李陵碑”四周湖水干涸，裸露黄沙土，10米开外生长有芦苇，东面有一条东西向的便道，仅存圆形土丘状碑基，碑基夯层厚0.12～0.15米，高3.8米，直径11米，周长36.2米。

其实，所谓“李陵碑”碑体是经风雨侵蚀后残存的泛沙泉墩墩台上部，碑基则是泛沙泉墩墩台下部及上部坍塌后的堆积物，四周围墙迹痕为墩台城障遗址。由于明代此地为北虏潜伏之处，泛沙泉墩对瞭望、警戒新城草湖敌情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嘉峪关关城东北烽燧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变迁原因分析

“李陵碑”随周边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变化。明代设置墩台的地方多是位置显要的高地，这样便于瞭望。嘉靖三十五年（1556），肃州兵备道副使陈其学修筑墩台时，选择这一地方应是高出周边的一块台地，墩台附近有水源形成湖面，湖边水草茂盛，适宜放牧军马，但离墩台有一定距离，并未环绕墩台，因为没有建于水中的墩台，夯土结构经受不住水的浸泡。志书记载此处多沙湾，这与明代已有的泛沙泉墩的名字相符。明清时期，新城一带人口稀少，人类活动的影响微乎其微，植被保存较好，流沙推进缓慢，自然环境变化不大，对墩台的影响主要是风蚀。

20世纪50年代地质普查时，“李陵碑”周边生态环境仍处于原生态，湖面面积尚有数十平方公里，一望无际，湖中鱼类众多，湖面活动有野鸭和各种水鸟，岸边长着茂密的芦苇、冰草等植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周边环境状况开始改变。由于高出生率和大量移民的迁入，新城农村人口激增，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民日常生活开始影响环境，大量滩涂被辟为耕地，防风固沙的红柳、梭梭被大量砍伐，植被遭到破坏，由于灌溉农田和生活用水开凿了许多机井，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泉水枯竭，湖面萎缩，流沙入侵。草湖西北4公里处的北山海拔较低且有一处缺口，常年盛行的西北风把沙子吹向草湖，在植被破坏的状况下，流沙向湖面推移，侵占湖面西北部，使湖水东移，逐渐形成湖水环绕“李陵碑”的情形。由于湖水的侵蚀，在酥碱、冻融、风蚀作用下，碑体倒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嘉峪关市工农业快速发展，人口增多，城区面积扩大，工厂大量涌现，农业用地进一步扩增，城市绿化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工厂用水、农业用水需求量大，城市和农村过量开采地下水，致使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嘉峪关市地下水位下降了60多米，草湖湖面进一步萎缩，沙侵更加严重，环绕“李陵碑”的湖水消退，露出沙土，出现流动沙丘。

2000年后，嘉峪关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恢复“李陵碑”周边生态环境。首先，在市区建成东湖、南湖等10余座水库，引讨赖河水入库，减少了地下水的开采。在草湖建成了一座总库容达70.31万平方米的拱北梁水库，兼具灌溉、生态维护功能。其次，2002年3月，开始实施新城草湖湿地保护项目，对现有的梭梭、红柳、白刺等珍贵天然荒漠植被加以保护，建设隔离围栏对天然草场进行封育，在草湖外围建设以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的防风固沙林，利用现有湖水建设湿地保护示范区，加大对珍稀动物资源的保护，建立湿地保护管理站，定期巡逻、监测，严禁采伐、开荒。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流沙的扩张与侵袭，保护了草湖湿地水草资源，“李陵碑”周围生态环境得以逐渐恢复。现在，东边是便道，其余三面均为湿地，伴生芦苇、冰草等植物。虽不能与20世纪前期相比，但“李陵碑”周边生态环境已有很大改善。

[注 释]

①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②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于1984年，第228页。

③清·吴人寿、何衍庆撰，吴生贵、王世雄等点校：《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8页。

篇5：司马迁与李陵

咏史诗・李陵台

作者：胡曾朝代：唐体裁：七绝 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

篇6：永远的李陵作文

挥一挥长矛，顷刻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吆一声战马，他携带去对大汉最深切的眷顾。他去了，随着敌人去了，我看到了孤独和无奈。难道忠义和报国不能两全吗?

他走了，带着对大汉的眷恋，带着反攻匈奴的雄心;他的走，让他的家人饱尝满门抄斩的苦难;他的走，让一位正直的史官遭受人间最惨忍的宫刑;他的走，也使人们对他充满了怀疑，甚至怨恨。

面对历史，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李陵事亲孝，与士信，有国士之风。正如白居易所书：“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且死而不朽矣。”我想，李陵在当时也想到了，可他却抛弃了这些，因为他不想看到有更多的壮士战死杀场，有太多的血流在这片土地上，他想到的是大义。他做出这个决定，真是太难了，他要面对和承受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可他坚定地选择了大义，他把自己的名节，家族的安危都置之度外了，只带走了对老百姓的爱。

朔风凛冽，他与冷月做伴，北顾中原，将“卧薪尝胆，反攻匈奴”的雄心铭刻在心灵深处。冷宫冰床，他与孤独为伍，怅望大漠飞雪，将“战死杀场，千古留名”的壮志深深埋藏，浑身的热血却沸腾着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精忠报国。他用自己的铮铮傲骨敲响千秋的绝唱――爱民。

好一个李陵，他用睿智，铭刻下对大汉忠贞不渝的信念。“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一段爱国将领的报国史。

此时的李陵惊呆了，当他听到由于他的投敌而满门抄斩时，他开始怀疑，难道自己的大义却不能被人理解吗?难道自己真的成了世人眼中的叛徒吗?他悲叹了，也许是自己错了，他又一次走了，走进了一个永远都出不来的宫狱。

我明白了李陵，忠义，只不过是对统治者的，爱百姓，方才是永恒。只要他的士兵能得到保全，他吃苦受辱也心甘情愿。可无情地现实让这位铮铮爱国志士背上了黑锅，真心爱国反而受到误解，然而他问心无愧，这就是李陵。

如果历史重演，我愿做那个集正义于一身的太史公，为李陵再遭一次宫刑，因为我认为一生能作这样一件事，值了。

篇7：《李陵答苏武书》阅读答案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陵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切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予尚如此，陵复何望哉？

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

篇8：司马迁与李陵

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存真求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撰写历史。班固在其为司马迁所做的传记中提到：“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尊重历史，秉笔直书是司马迁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主要从《史记》的来源和内容上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广泛涉猎各种古籍、档案资料。元封三年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可以参阅史官所藏图书。《世本》、《经书》、《国语》、《楚汉春秋》、《秦记》、《诸子百家》等都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司马迁曾经亲自到各地采访、考查、收集资料。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探寻古迹，收集传说。后担任郎中一职，奉旨西征巴、蜀以南，到达今云、贵地区，了解了西南夷的情况。他考察了各地遗迹，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础。

档案在《史记》的创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职务之便，他可以阅览“石室金匾之书”[2]，譬如各种诏令、奏折、记功册等，为他创作《史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先把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杂书、野史等进行了广泛、系统的整理，而后开展了认真的取证、选择和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因为有大量的档案作参考，才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使得《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成为一部信史。

从《史记》的内容上看，司马迁有着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但他能够坚持秉笔直书，做到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影响。他正视现实，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如实地表述历史的真相。从皇帝、王公贵族到地方长官，司马迁不会抹杀他们积极、光彩的一面，但也毫不掩饰他们的腐朽、贪婪和残暴。

司马迁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在《史记》中他一方面如实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状况较好、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耗财巡游及其残忍、重用酷吏等严重过失，也丝毫不掩饰其拜禅祭祖、迷信方术等史实。对汉高祖，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展现了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提到他“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2]，揭露了他狡诈、猜疑功臣、残暴虚伪的丑恶嘴脸。

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精神

内容上，司马迁敢于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对封建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酷吏，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他认识到物质状况对社会活动的决定作用，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他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情人民疾苦，歌颂农民起义。

形式上，司马迁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首创了“纪传体通史”。《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书”述典章；以“表”列帝王世系；以“列传”表人物。据史学家考证，本纪、表、书、世家等体例早已存在, 但其原来的性质、用途却与《史记》不尽相同。司马迁吸取了它们各自原有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新创了列传这种体裁。他精心构思，将这五体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崭新的纪传体裁。五体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网罗内外，贯穿古今，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正是因为司马迁的精巧构思以及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史记》才成为后世正史所奉之圭臬。

三、求实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其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崇实的精神，不盲信前人，才会发现真实的规律，使历史的真实面貌重现，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因为骨子里有一股创新精神，司马迁才会不自缚于陈旧的成规，不拘泥于过去的模式，才能做到秉笔直书，重现历史的原貌。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2]陈涉虽然出身贫微，但因为在秦王朝严密而残酷的统治下首先举起起义的大旗，的确是非常之功。司马迁所看重的是功业，而不注重地位、出身。他将陈涉之事迹列入“世家”，把陈涉与汤武、孔子同比，表明他对陈涉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作用的重视和肯定。著名的史家如班固、贾谊等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与司马迁的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班固写《汉书》，将陈涉贬入列传。贾谊所作的《过秦论》，过分强调陈涉乃“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3]。

司马迁求实的精神使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才会给陈涉之举有个公正的评价，从而充分肯定了第一次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有创新思想的指导，司马迁才会抛弃一切传统因素，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农民起义问题，才会得出新的结论，从而一改历代史学家对农民起义所持的不正确的态度。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深深植根于其朴素的唯物思想中。“司马迁做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撰书要旨”[4]。“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这深刻体现了其朴素的唯物思想。而司马迁的创新思想，根源于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司马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他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深刻体现出来。“通古今之变”，就是讲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掌握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所以司马迁在讨论古今问题时，并没有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而是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从而发现历史是在变化而不是循环。在司马迁看来，事物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因此，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发生、发展都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都要研究他们的来龙去脉。“成一家之言”，即在叙述历史史实中，阐明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2]。

在《史记》的创作中，创新和求实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而这一切深深植根于司马迁朴素的唯物思想和唯物辩证法思想之中。司马迁严谨求实，充分重视和发挥档案的作用，又有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使得《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深刻的千古杰作。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摘要：《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巨著, 不仅在于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还因为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其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史记》的创作中, 司马迁做到了求实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而其求实精神和创新思想又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求实,创新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 1962:2707.

[2]张大可.《史记》评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贾谊.过秦论[M].转引自贾谊新书.扬子法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6.

篇9：纪念李陵投降匈奴2115年

天汉二年，李陵自请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击匈奴，“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立下战功，然而“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 ”，“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从这段引自《李陵答苏武书》文字中可以看出，李陵是在无力抵抗时被活捉的，不能不说他是一位战斗勇将，而汉武帝却听信不实之言，误杀李陵全家。李陵也看见了前人的血泪史，“萧樊囚絷，韩彭葅醢，晁错受戮，周魏见幸”，断绝归念，发出“陵虽孤恩，汉亦负德”的怒吼，与汉朝决绝。

李陵由此成为口碑最好的“汉奸”，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受宫刑，杜甫说过“李陵、苏武是事师。”苏轼说“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各朝各代的文人都提过李陵，有人还说：李陵的投降是悲壮的正义。事实的确如的此，李陵投降之后并没有攻打汉朝，反而杀了为匈奴练兵的李绪，难道这不算报国吗？李陵还是汉奸吗？

可是，历代朝廷都不承认这一点，为了自家的利益，也为了起到警戒百姓的作用，都将李陵作为反面教材，要求百姓尽忠死节，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连当代主流思想也视李陵为汉奸。《古文观止》一书中，《李陵答苏武书》的题解解释牵强，证据不足，将他的信中为自己辩护说成是极端错误的。所以，自李陵投降匈奴后的2115年，再也没人能象李陵一样喊出“陵虽孤恩，汉亦负德”，与汉朝决绝了。

但是，为国家为主义为党死节一定是正确的吗？二战日军为天皇“效忠”，疯狂地杀人、自杀、被杀；被洗脑的德国青少年为法西斯效忠，毁了祖国的一切。苏芬战争、卫国战争中被怀疑投降敌国的无辜苏联人被祖国屠戮，以至于二战结束后大量苏联人不肯回国……这都是专制主义的恶果——死节思想对人类犯下的重重罪行，磬竹难书。

新闻人士王开岭曾说：被俘只是肉体与钢铁较量的失败，不应将战争宗教化，应该为战场多输送一些氧气，多一些弹性，多一些人性关怀。他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条件无节制地牺牲——不应以绝对方式随意勒索个体，动辄以性命去投注、去换取什么。

是的，“生”（生命、生存、生活）是最高贵的，它高于一切，也远胜于一切。每个个体也不应被集体当作手段或工具，被逼迫去追求生命之外的目标，这是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最基本的人权要求。人是社会文明的唯一目的和全部目的。生命比政治更神圣，人性比主义更可贵。

篇10：司马昱与东晋文学

关键词：东晋,文学,司马昱,桓温,文学集团

晋简文帝司马昱不但是东晋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同时还是当时文坛重要领袖之一。他不但精通玄谈,妙善文章,而且广纳文士,对于东晋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影响甚远。然而,对于司马昱及其文学贡献的研究极其少见。正基于此,本文试对其作一大致述评。

一、司马昱:司马王室的政治代表与门阀政治的附庸

晋简文帝司马昱(320—372),字道万,晋元帝司马睿之少子, 母郑春。司马昱于永昌元年 (322) 三月得封琅邪王;咸和二年 (327)徙为会稽王,拜散骑常侍;咸和九年迁右将军,加侍中;咸康六年(340)进抚军将军,领秘书监;咸康八年六月,受顾命;建元元年(343)五月,诏领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345)四月,诏录尚书六条事,进位抚军大将军;次年二月,与蔡谟并辅政,崇德太后诏其专总万机;永和八年进位司徒;升平二年(358)正月,稽首归政, 帝不许;兴宁元年(363)诏其总内外众务;兴宁三年七月,改封琅邪王;太和元年(366)十月,加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太和四年十一月辛丑,与桓温会于涂中,将谋后举。 咸安元年(371)十一月即皇帝位,次年七月崩。纵观司马昱的政治生涯,可谓风光无限,其于东晋政坛意义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司马昱是东晋中期司马王室最为突出的政治人物。东晋百年王室乏有英才,堪称中国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现象。从晋元帝司马睿到晋恭帝司马德文,多属平庸之辈,后来之晋安帝更形同白痴。晋明帝“聪明有机断”[1]164,可惜却英年早逝。由此扩大到东晋诸王,亦少有杰出之士。相较而言,司马昱则稍显优秀:首先,司马昱作为晋元帝之少子,出身尊贵且辈分极高。其次,司马昱具有俊美的风姿。《世说新语·容止篇》“: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同篇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帝美风姿, 举止端详。”[2]342魏晋时期爱美之风盛行,相貌俊美者尤其为人所重。 而最关键的是,司马昱不仅精通学术,妙善玄谈,还曾一度有过善通人事的表现。《晋书》本纪载其“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咸和元年, 所生郑夫人薨。帝时年七岁,号慕泣血,固请服重”[1]219。习凿齿曾评价他说“:一生不曾见此人!”甚至以此大忤桓温之意而被贬官。[2]141又《世说新语·识鉴篇》载“: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2]223可见其在观察人事方面,远胜于其余司马诸子。又《世说新语·言语篇》载:“何骠骑亡后,征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同条刘《注》引 《晋阳秋》引载刘遐语:“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2]63由此可见,司马昱在当时士人心中被寄予了辅弼王室的希望,甚至有着“周公”之誉。司马晞也是当时司马王室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曾历任显耀官职。据《世说新语·雅量篇》载“:宣武(即桓温)与简文、太宰(即武陵王司马晞)。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 ‘朝廷闲故复有此贤。’”[2]204从此例可以看出,相较于司马晞而言, 司马昱似乎要远胜许多。

另一方面,司马昱又是门阀政治中的附属产物与受害者。东晋门阀政治极其强势,从最初的“王与马,共天下”,到庾氏掌权, 再到桓温崛起,司马昱的生涯中一直处于门阀政治的笼罩之下。 尽管司马昱历任显职,并最终坐上皇帝宝座,但从来就没有形成对朝权的真正掌控。登基之后,时刻担心遭到废黜,终于在担惊受怕的紧张心态下匆匆离开人世。当然,造成此种情形,一方面与东晋的政治发展事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司马昱本人的懦弱与平庸密切相关。据《世说新语·识鉴篇》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庾)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惮之,议者欲以授桓温。时简文辅政, 然之。刘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复制。愿大王自镇上流,惔请为从军司马。’简文不许。温后果如惔所算也。”[2]222由此可见,桓温最终坐大,与司马昱短浅的政治眼光密切相关。而其引用只会清谈的殷浩为援助,更加表现出用人上的无能。《世说新语·方正篇》载:“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2]186《晋书》本纪评其曰:“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沙门支道林尝言‘会稽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云。”[1]224由此可见,司马昱尽管不乏人模人样,其政治素质实际与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甚至晋惠帝等相差无几。《世说新语·尤悔篇》:“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 而不识其本?’”[2]484又《政事篇》载:“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免。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2]101智力上不辨菽麦,更兼其行事缓慢,使得司马昱不但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甚至成为权臣玩弄与利用的对象。

二、司马昱:文学性情中人与艺术的追寻者

政治上的平庸并没有影响到司马昱对于文学的浸淫。通过史料不难发现,他在多种学术上有着较为深厚的造诣。

首先,司马昱是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性情中人。《晋书》本纪载其“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1]223。《世说新语·赏誉篇》载许询引嵇康《琴赋》论之曰:“‘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2]262又《言语篇》:“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闲想也。觉鸟兽禽鱼, 自来亲人。’”[2]67据《庄子·秋水篇》,濠、濮为庄子垂钓游玩之处,司马昱入华林园则见景生情,联想翩跹,诗人情怀由中可见。

另外,司马昱具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功底,于儒家经典《易》、 《诗》、《论语》等尤为谙熟。关于此点亦有不少史料可证。如《世说新语·文学篇》:“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2]118司马昱认为各卦之义各不相同,不可同等视之,足见其对《周易》的浸淫上远胜桓温。又《世说新语·言语篇》:“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2]64“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2]67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出自《诗经·卫风·伯兮》,“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出自《诗经·鲁颂·泮水》,桓温引《诗》句以寓,司马昱同样引《诗》句以答,二人言语在契合当时身份场景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高雅,而司马昱之答语尤见功力。“某在斯”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以上两例一方面展示了司马昱过人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其对儒家经典的谙熟程度。

魏晋品鉴之风盛行,司马昱亦是其中之佼佼者。《世说新语· 赏誉篇》记载了他对多人的品鉴之语,如其目庾统为“省率治除”, 目王述为“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目王恬为“朗豫”,评郗超为:“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论刘惔为“茗柯有实理”;又《品藻篇》载其评何晏与嵇康云:“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俊伤其道”,论殷浩之清谈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论谢奉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无不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功底。又据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佛经以为袪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2]125可见其于佛学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司马昱的文学功底同样深厚,他精通前代或当代的文学作品, 并且善于对其进行评述。《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羊秉为抚军参军, 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2]69由中可以看出,司马昱对夏侯湛的作品《羊秉叙》不但非常熟悉,而且极其向往。当他担忧惨遭废黜时,曾对郗超吟诵庾阐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1]224并曾评述许询的诗歌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2]143

司马昱在文学创作上亦成就颇丰。据《隋书·经籍志·集部》: “《简文帝集》五卷,录一卷。”[3]1064可惜这些作品于唐初多已亡佚, 清严可均《全晋文》卷十一辑有其文九篇。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又云:“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满玄席;澹思浓采, 时洒文囿。”[4]527由此可知,司马昱创作以清峻之风著称,且能以微言阐述精致之玄理,因”澹思浓采”而知名于当时文坛。

由上可知,作为东晋中期的清谈能手,司马昱不仅学术功底深厚、文学创作突出,而且具有较为突出的语言应对能力,再加上其优越的政治地位,为其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提供有利的条件。

三、司马昱:东晋玄谈的主要领导者和文坛的重要领袖

司马昱不仅自身爱好学术,善于文辞,而且注重招纳文学之士,在其周围聚集了众多的能文之人,形成一个颇有生气的文人团体,可以称之为司马昱文学集团。但是,这个文学集团首先是一个以清谈为主要活动的文人集团,司马昱的府邸即是他们清谈的主要场所。关于此点,《世说新语》中有着大量记载:“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2]60“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2]123

由上可见,司马昱府中经常聚集着众多文学之士,甚至一些著名僧客,他们经常围绕玄学或佛学进行畅谈论辩,活动频繁,气氛热烈。又《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 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 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2]128。

刘惔是司马昱府上的清谈常客,而从“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一句可知,他的宅邸也时常举行清言集会,堪称清谈的分会场。张凭能够于末座判定诸贤之优劣,足见其玄谈功夫高超。

玄谈与文学关系密切,都极其注重对于语言的锤炼和修饰。 张凭之所以能够打动刘惔、司马昱,正因为他的玄谈能够“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又,《世说新语·赏誉篇》载:“许掾尝诣简文, 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 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同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亦云“: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系日。”[2]268由此可见,司马昱在沉醉于清谈的同时,非常注重其中的艺术审美,对于“襟怀之咏”、“辞寄清婉”者尤为赞赏。上述的“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襟怀之咏”、 “辞寄清婉”,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审美的重要标准。

司马昱喜爱并大力提倡玄谈,由此影响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玄言诗的盛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4]59《时序篇》:“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4]527钟嵘《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5]15刘、钟二人都鲜明地指出东晋诗坛为玄言诗风所笼罩这一事实,玄言诗风弥漫堪称东晋诗坛的最大特色,而司马昱无疑是这一状况的重要促成者。

篇11：李陵事件:两千年前的一局死棋

造衅开端实在李

我们的故事从李延年在汉武帝面前演唱的一首歌开始：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延年歌毕，汉武帝喟然而叹：“世间哪里有这种美人呢?”武帝之姊平阳公主答：“延年有女弟”，于是李延年之妹李夫人翩然从历史的暗影中走出，登上前台。可以断定，李夫人的粉墨登场是李延年早就摆好的一个棋局，不早不晚，恰是其时，恰在武帝寂寞的时候。李夫人“妙丽善舞”而“少而蚤卒”，如昙花一现，似流星飞逝。然而她在后宫轻舒舞袖，却在汉朝前廷及边陲卷起一场骇人的风暴。

李夫人以其天姿国色，玲珑多窍，极受宠幸，武帝从未计较她是“倡家”出身。在她病笃之时，武帝曾亲临问候。武帝意欲一睹美人憔悴的芳容，美人却以被蒙面，进而“转向嘘唏而不复言”。武帝最终还是没有得偿所愿，怅恨而去。夫人的姐妹纷纷责备她的绝情，这时李夫人说：

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

多么冰雪聪明的李夫人!对武帝其人了解之深，非他人可及。她要在武帝心里种下遗憾的种子，他要在武帝的耀眼光芒之中投下一束微细的阴影，因为她知道，这束微细的阴影始终会让武帝觉得如芒在背。遗憾的种子也会长出花朵。她的“决绝”，会招来武帝百倍的报答。她最懂得刘彻的作风：砍掉数十个功臣的头颅他会眼睛也不眨，而美人的一滴眼泪、一声啜泣，却令他寝食难安。果然，其后她的哥哥，无尺寸之功的李广利平步青云，先以为贰师将军，后封海西侯；李延年官拜协律都尉。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岁在丁丑，武帝为得到大宛国贰师城的汗血宝马，更为了使李广利能名正言顺地封侯，命他率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匹，师出敦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征讨大宛的战争。四年征战的结局是“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匹”，战利品则只是大宛汗血马“数十匹”。贰师之军纪律极差，回师路上军粮充足，战死者也很少，士卒却因为将官的虐待，成批死去。武帝“不录其过”，下诏封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海西侯，还写了一首《西极天马之歌》歌咏其事。

似乎无论赐给李家兄弟多少官爵，也无法弥补当初爱妃李夫人给自己留下的遗憾。武帝始终对当初李夫人背对着自己发出的轻微啜泣声耿耿于怀；他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还嫌不足，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令其出征，从不计较贰师将军总是空手而归，无点滴之功。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出击匈奴左贤王，大败而还。同年秋，李广利又奉命“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左贤王于天山”。是役也，官拜骑都尉，留屯张掖的李陵参与其事。

至今犹叹季少卿

李陵，字少卿，汉“飞将军”李广之孙。曾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两千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陇西李氏家族“世世受射”，其祖上李信作为秦国将领，曾捕杀燕太子丹。李广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其孙李陵被武帝认为“有广之风”。然而毋庸讳言，“数奇”之运却一直笼罩在这两位名门后代身上，历史之吊诡，不可言说。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把“数奇”二字作为《李将军列传》的“主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骠骑大将军卫青“大出击匈奴”。年事已高的李广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自请为前将军。出塞后，卫青为占头功，也为照顾中将军公孙敖的个人私情，命令李广“并于右将军，出东道”，李广“意甚愠怒而就部”。后来卫青毫无所获，欲迁怒嫁祸于李广，李广“引刀自刭”。一代名将，在命运翻云覆雨的捉弄下与小人的排挤扰攘声中，郁郁而终。二十年之后，类似的悲剧又在李陵身上重演。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师出酒泉，汉武帝命令李陵为贰师保障后勤。但李陵“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武帝“壮而许之”，命前伏波将军路博德辅助他。路博德以资格老，羞为之下，拖延出兵，因而引起武帝的猜疑，急命李、路兵分两路，即刻出发。比其祖有过之的张扬性格，与其他将士产生的龃龉，为李陵这次出征蒙上阴影。

李陵军至浚稽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源以南一带)，以五千骑遭遇单于的三万主力部队。而此时，另一路的汉军主力贰师之军却逍遥挺进。莫非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后来单于又“召左右地兵八万”围攻李陵的五千骑。李陵军却愈战愈勇，士兵“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士气之盛，使单于认为这是“汉之精兵”，计划撤退。司马迁曾真实生动地描绘当时战争的惨烈：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额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数奇”之运在紧要关头又一次露出狰狞嘴脸。李陵军中的一名军侯名唤管敢，被其校尉笞五十，亡逃于匈奴，向单于报告绝密情报：陵军无援兵，弓箭将用尽。单于急攻陵军。陵军步步退缩，被逼到山谷里，匈奴“乘隅，下垒石”，死伤惨重。最终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降于匈奴。这时李陵距汉塞百余里。

小人物管敢之徒又一次撬动了历史的杠杆。

小子何敢让焉

李陵初至浚稽山，曾把经过的山川地形绘成地图，派部下陈步乐呈报汉武帝。武帝非常高兴，“拜步乐为郎”。正当鏖战时，李陵也许不知道，武帝为了让李陵死战，竟然把他的母亲和妻子召入未央宫，还命人给她们相面，发现她们“无死丧色”，武帝不乐。李陵投降的消息传至汉宫，武帝震怒，陈步乐惊悸自杀。

武帝之派李广利出征，只不过是为给他赐官进爵找借口而已，李夫人临逝之前的啜泣声犹在耳边，这都是汉宫内人人皆知的秘密。如今李陵以寡击众，杀匈奴无数，战功早已超过贰师，其降于匈奴乃是逼不得已，众大臣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这种结局是武帝最不愿看到的，于是满朝大臣阿顺武帝旨意，“皆罪陵”。武帝很满意，象征性地向太史令司马迁征求意见，司马迁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

(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

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可以想见，武帝听闻此话，定然是先吃惊，后大怒，他认为司马迁在污蔑圣上，“沮贰师”，为李陵游说邀功，遂将他投进牢狱。因为“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最终被处以腐刑。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强烈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司马迁身上最主要的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他能秉承其父遗志，创作《史记》；使他在遭受宫刑之后，还能忍辱续写史书，最终“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也是“小子何敢让焉”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使然。实际上，司马迁官居太史令，李陵在边陲领兵，两人“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他并没有责任为李陵一辩，但是自身的处世准则却让他不能不为之一言。

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乃不得已，只要可能，他会“得当以报汉也”；对李陵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后来，汉武帝意识到李陵的败降是因为“老将生奸诈”，很大程度上是路博德拖延出塞，见死不救所致。不久，汉武帝派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值此机会，李陵可以洗刷自己的恶名，司马迁可以验证自己的揣测。然而历史又一次开起了玩笑。小人再一次上下其手，使这次绝佳机会化为泡影。

公孙敖出塞后没有任何收获，怕回朝后被武帝问责，他风闻有一李姓汉将——可能他很清楚那是李绪而非李陵——在为匈奴训练士兵，于是无中生有地报告武帝说：“李陵已为匈奴将领，正为匈奴练兵防备汉军来袭。”武帝大怒，“族陵家”，母亲、弟弟、妻子、儿女统被处死。名将辈出的陇西李氏门庭顷刻化为丘墟，当地的士绅官僚“咸以李氏为愧”。

这时，应该会有许多大臣得意地对司马迁摇头叹息吧。

谁说历史总是公正的?

尾声

这局棋已经接近终了，再来看看主要人物——几颗棋子的结局。

李陵居匈奴，单于“壮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贵用事”。汉昭帝即位，辅政的霍光、上官桀与李陵私交甚笃，派人招李陵回汉。使者到后，李陵先是沉默，后若有所思地摩挲着自己的头发，缓缓地说：“我胡人打扮很久了。我不能再次受到侮辱。”二十多年之后的元平元年，李陵死葬匈奴。

司马迁在惨遭腐刑之后，续作《史记》。不久，又因自己的著作触犯时主之忌再度下狱而死。两汉之际的学者卫宏在《汉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李广利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复率七万骑兵“出五原，击匈奴”，兵败投降，被单于杀死。李延年因李夫人之故从武帝的狗倌空降为协律都尉，“佩两千石印绶”，与武帝同起同卧。后因他的弟弟李季“秽乱后宫”，被族灭。

公孙敖，这位不经意间成为倾覆陇西李氏门庭主凶的幸运儿，担任过汉景帝的郎中。武帝即位后，他七次出征匈奴，其中一次间接促成了李广的自杀，上文已经提及；三次因没有战功，理应斩首，其中两次“赎为庶人”，最后一次装死，逃亡到民间躲藏了五六年，被发觉后逮捕下狱，因为妻子巫蛊之事，被族灭。如此人物，一生中却担任过四次将军。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千载之后，当我们看完了这局棋，也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