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精选7篇）

篇1：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要] 基于CHIP2013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2013年全国耕地闲置率为5.72%，西部地区耕地闲置率为10.64%，中部地区耕地闲置率为6.91%，东部地区耕地闲置率为1.63%。从全国来看，户主的年龄、身体状况、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工作地点、工资、耕地面积等都对耕地闲置有显著的影响，东中西区域之间、山区与平原之间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耕地闲置；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尤其是耕地资源，在不到世界10%的耕地上，承载着世界22%的人口，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尖锐，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耕地闲置问题普遍存在。邵代兴等认为农村土地抛荒闲置的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差，农业产投比减少；农民收入低，但医疗、教育等费用有增无减，农民负担重，不愿在土地上下工夫增加投入，外出打工多，造成大量可耕土地的粗放式经营或闲置。耕地闲置加剧了我国耕地面积逐年递减的趋势，我国的耕地面积由2009年的13，538.46万公顷下降到2015年的13，499.87万公顷，耕地净减少38.59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6.432万公顷，同期我国的人口由13.345亿人上升到13.678亿人，2015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8公顷，比2009年减少0.003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的44%。农村耕地闲置问题已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解决耕地闲置问题，扭转耕地减少过快的势头。因此，合理利用闲置土地，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邱仁建分析了赣南丘陵地区耕地闲置原因与对策；杨东升分析了黔东南民族山区耕地闲置问题；赵金芳分析了农村耕地闲置原因及对策。国外学者Thomas的研究也发现耕地抛荒主要受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驱动，尤其是劳动力的转移。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土地闲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闲置土地的界定和成因方面，没有从区域差异分析农村地区耕地闲置问题。中国地域辽阔，区域之间自然、经济条件差异较大，本文分析了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耕地闲置的空间差异，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平原和山区不同区域耕地闲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减少农村耕地闲置的对策建议，以使耕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北京??范大学的CHIP2013数据，CHIP项目组按照东、中、西分层，根据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得到CHIP样本，对2013年农户数据样本进行整理，去除异常值和空白值，得到2013年数据样本9，303个，样本数据涵盖14个省和196个县，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表1）

（二）研究方法。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数据分析，且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所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中的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离散变量模型，根据农户耕地撂荒状况，设定农户是否撂荒耕地作为被解释变量，有闲置耕地的值等于l，没有闲置耕地的值等于0。耕地是否闲置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选取了户主的性别、年龄、是否乡村干部、学历、身体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工作地点、工资和耕地面积9个因素。（表2）

三、耕地闲置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一）耕地闲置的区域差异。各省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分布不平衡，耕地闲置差异较大，西部地区耕地闲置率最高，东部地区耕地闲置率最低，调研省份中耕地闲置率最高的是处于西部地区的重庆市，高达24%；耕地闲置率最低的是山东省，为0.43%。（图1）

西部地区地形以山区为主，耕地地块分散，不利于耕地集约化和机械化种植，耕地质量差，农业收入低，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西部地区耕地平均闲置率为10.59%。中部地区地势平坦，耕地平整，农业产量较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耕地闲置率，但中部地区人口密集，为获得更高的收入，外出务工人员比例高，农业劳动力缺失导致中部地区耕地闲置。东部地区地形以平原为主，耕地平整，地块数量少，耕地流转率高，且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工作机会多，外出务工人员较少，外出务工地点离家较近，农忙时期劳动力充足，耕地平均闲置率仅为1.63%，东部地区是东、中、西三个地区中耕地闲置率最低的地区。

（二）影响耕地闲置的因素。运用spss22软件对农户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了各相关变量之间没有共线的关系，且模型拟合度较好。（表3）

1、总体差异。全国范围看，户主的身体状况和家庭耕地总面积是影响耕地闲置与否的重要因素；工作地点和工资收入对耕地是否闲置也有重要影响；户主的性别、年龄、是否乡村干部、学历、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对耕地是否闲置没有显著的影响。

2、区域差异。中国地域辽阔，由于东、中、西地区农民经济状况和耕地条件存在较大差别，影响耕地闲置的因素也就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居民文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所占比例较小，所选家庭特征因素均对耕地闲置影响较小。学历、身体状况、耕地面积对中部地区耕地是否闲置有显著的影响，户主的学历越高，耕地闲置的可能性越小，户主是农户家庭的主要决策者，户主学历较高，了解更多的农业和耕地知识，具有较强的耕地保护意识且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农户身体状况好，就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性别、年龄、是否村干部、养老保险、工作地点对耕地是否闲置没有显著的影响。西部地区耕地是否闲置受耕地面积影响最大，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耕地质量不好，地块小，坡度大，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不能轻易撂荒，年龄、身体状况和工作地点对耕地是否闲置也有很大的影响，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农业种植，对劳动者的身体素质要求较高，且距离东部地区较远，外出打工者在农忙季节一般也不会回家，性别、是否乡村干部、学历、是否购买养老保险以及工资对耕地是否闲置没有显著的影响。

3、地形差异。农业生产受地形起伏状况的影响很大，地势越平坦越有利于农业生产。?姆治鼋峁?看，平原地区耕地是否闲置受身体状况和耕地面积的影响很大，平原地区耕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性别、年龄、是否乡村干部、学历对耕地是否闲置没有显著的影响。山区耕地是否闲置受学历、工资和耕地面积影响最大，耕地面积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户主的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对耕地闲置与否也有一定影响，山区农业生产需耗费大量体力，女性体力比男性差，年龄大了不能从事农业劳动，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法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乡村干部、养老保险、工作地点对耕地是否闲置没有显著的影响。

寇婉君等的研究指出经济收入、家庭成员文化程度、务农成员比例及其他农用地面积等农户家庭特征指标是影响耕地闲置的主要因素，农户经济收入越高、其他农用地面积越大，耕地闲置的可能性越大。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与此相符。

四、闲置耕地处置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由前述分析可知，农户的身体状况是影响耕地闲置与否的重要因素，农民身体健康状况差导致劳动力减少，从而引起耕地闲置、无人种植。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设施数量不足且质量差，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设施更加落后，很多山区的农村没有卫生室，使农民的基本健康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完善农村地区医疗设施服务，提高农村医疗设施水平，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尤为重要。

（二）努力提升农民文化素质。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掌握更多农业知识，可以更好地经营耕地，实现耕地利用因地制宜、多种利用，使耕地效益最大化。农民文化素质提高会使农民具有较强的耕地保护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且能较快接受新思想，对国家政策、政府决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高，也有利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完善。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一定程度地减少农户种田成本，促进农业增产、农户增收，彻底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现象。同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实行占一补一政策，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严控建设用地增量，提高闲置土地的利用率。

（四）促进农村耕地合理流转。本着“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鼓励或引导农民以土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促进耕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水平。同时，完善耕地流转机制，健全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强基础建设，土壤改良，因地制宜，改变利用方式，多种经营，有利于解决山区土地闲置问题，发挥土地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五）完善农村闲置土地信息化管理。通过建立农村闲置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农村土地的监控。采用3S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农村闲置土地的类型、数量、质量、位置、生态环境、交通状况、发展潜力等进行科学描述，详细记载，在三维空间内进行定性、定量和定时分析，向有关部门提供实时信息，为有效预防农村闲置土地、及时发现、合理科学利用处置闲置土地提供技术依据和决策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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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研究共采集了128个耕层土样, 采样深度为0~15 cm。这些土样分别采自杭州市四大农业地貌类型区 (滨海平原、水网平原、河谷平原和丘陵山区) 。其中, 滨海平原采集的土壤类型包括滩涂泥、咸泥、淡涂泥和淡涂泥田;水网平原采集的土壤类型包括黄斑田、青紫泥田、青粉泥田和堆叠土;河谷平原采集的土壤类型包括泥质田、培泥砂田、泥砂田和清水砂;丘陵山区包括油黄泥、红紫砂土、砂黏质红泥、黄筋泥、红黏泥、黄红泥土、黄泥土和红松泥。

1.2 分析方法

土样经混匀、风干处理后磨细过2 mm土筛, 部分样品继续磨细过0.15 mm土筛用于分析土壤钾素分析。水溶性钾用去离子水提取;交换态钾用醋酸铵提取[8], 减去相应的水溶性钾;缓效钾用1 mol/L HNO3煮沸10 min提取, 减去醋酸铵提取的钾[8];全钾用碱融法融熔[8];钾用火焰光度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农业地貌区间土壤钾素的差异

调查表明, 杭州市土壤钾素有较大的变化, 土壤全钾含量在5.2~35.6 g/kg, 平均为20.5 g/kg, 变异系数为15.3%;缓效钾在87~2856 mg/kg, 平均为474 mg/kg, 变异系数为54.3%;交换性钾在11~463 mg/kg, 平均为108 mg/kg, 变异系数为58.2%, 水溶性钾在0.7~287.2 mg/kg, 平均为13.2 mg/kg, 变异系数为73.4%。虽然近30年来, 杭州市农业土壤普遍施用钾肥, 但全市土壤钾素状况仍然受自然条件控制, 不同农业地貌区土壤钾素状况有很大的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 杭州市土壤全钾以滨海平原和河谷平原较高, 其次为水网平原, 丘陵山地区的全钾相对较低。滨海平原区土壤缓效钾、交换钾和水溶性钾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水网平原区土壤的缓效钾、交换钾和水溶性钾也略高于河谷平原区和丘陵山地区。但不同农业地貌区内土壤钾素含量都有较大的变幅, 这表明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土壤钾素的空间变化。

注:同列英文字母相同者差异不显著, 下同。

2.2 不同农业地貌区内土壤钾素的变化特点

2.2.1 滨海平原区土壤钾素变化特点。

从表2可以看出, 由滩涂泥经咸泥至淡涂泥和淡涂泥田是海涂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土壤系列, 滩涂泥土壤形成时间最短, 而淡涂泥和淡涂泥田是利用时间较长的滨海区土壤。随着土壤形成时间的增加, 除土壤全钾的变化较小外, 各态有效钾均呈降低的趋势;其中, 以水溶性钾的下降最为明显, 其次为缓效钾和交换态钾, 全钾的变化相对较小。

2.2.2 水网平原区土壤钾素变化特点。

从表3可以看出, 4种土壤的钾素状况较为接近, 说明水网平原区土壤类型对这一区域的土壤钾素影响较小。但不同利用方式之间土壤钾素有较大的差异, 水网区的蔬菜地 (n=4) 、水田 (n=20) 、旱地 (n=3) 和果园 (n=6) 土壤缓效钾平均分别为423、375、368、409 mg/kg, 交换态钾平均依次为113、86、78、107 mg/kg, 水溶性钾平均依次为14.7、8.1、5.3、10.3 mg/kg。蔬菜地和果园土壤的供钾能力明显同于水田和旱地, 其原因可能是蔬菜和水果的经济效益较佳, 在钾肥供应不充足的条件下, 钾肥被优先用在经济效益较高作物上有关。

2.2.3 河谷平原区土壤钾素变化特点。

从表4可以看出, 除全钾外, 4种土壤的钾素有较大的差异, 以泥质田最高, 其次为培泥砂田, 而清水砂的钾供应能力最弱。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土壤的质地差异有关, 泥质田质地较黏, 黏粒含量较高, 有较多的含钾矿物, 因此其供钾能力较强;而清水砂土壤质地偏砂, 其黏粒含量很低, 因此它的供钾能力很弱。按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统计表明, 蔬菜地 (n=6) 、水田 (n=15) 、旱地 (n=3) 和果园 (n=2) 土壤缓效钾平均分别为272、244、203、266 mg/kg, 交换态钾平均依次为89、75、65、90 mg/kg, 水溶性钾平均依次为7.8、6.2、4.0、7.2 mg/kg。蔬菜地和果园土壤的供钾能力相对高于水田和旱地, 但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土壤类型之间的差异, 表明土壤质地是河谷平原土壤钾素能力的主要控制因素。

2.2.4 丘陵地区土壤钾素变化特点。

丘陵地区不同母质上形成的8种代表性土壤的钾素状况见表5。可以看出, 这些土壤的全钾和有效钾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全钾含量最高的是砂黏质红泥和红紫砂土, 最低的是红黏泥, 前者全钾为后者的2.9倍。土壤缓效钾含量最高的是红紫砂土, 最低的是黄筋泥, 前者缓效钾为后者的3.0倍。土壤交换钾最高的是红紫砂土, 最低的是油黄泥, 前者交换钾为后者的2.1倍。土壤水溶性钾最高的是红紫砂土, 最低的是油黄泥, 前者水溶性钾为后者的3.6倍。由于母质不同, 它们的含钾矿物数量和种类也有较大的差异, 红紫砂土的母质为紫砂岩, 其含有丰富的云母矿物, 因此, 它的含钾量较高, 供钾能力很强;砂黏质红泥的成土母质为花岗岩, 其含有较多的长石和云母, 二者都是含钾矿物, 所以它的钾含量也较高, 供钾能力较强。黄筋泥、油黄泥和红黏泥的成土母质中含钾矿物较少, 这些土壤中的含钾矿物主要是风化产生的次生矿物水云母, 它们的钾含量较低。按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统计表明, 林地 (n=32) 、旱地 (n=11) 和果园 (n=3) 土壤缓效钾平均分别为298、312、328 mg/kg, 交换态钾平均依次为83、89、94 mg/kg, 水溶性钾平均依次为5.1、5.5、6.8 mg/kg。果园和旱地土壤的供钾能力相对高于林地, 这与钾肥施用有关。但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土壤类型之间的差异, 表明成土母质类型是丘陵地区土壤钾素能力的主要控制因素。

3 结论

杭州市农业用地土壤钾素状况有较大的变化, 大范围的变化主要与地形地貌有关, 全市土壤全钾、缓效钾、交换钾和水溶性钾等的平均含量均为滨海平原区>水网平原区>河谷平原区、山地丘陵区。同一农地貌内土壤钾素的变化与土壤成土母质、土地利用方式、土壤质地等有关, 其中滨海平原区内土壤钾素水平与围垦年限呈负相关, 水网平原区土壤有效钾水平主要与利用方式不同引起的施肥水平有关;河谷平原区土壤有效钾水平主要受土壤质地的影响;而山地丘陵区土壤有效钾水平主要与成土母质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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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城郊教育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关键词：城郊；学习成绩；综合能力；体质健康

教育本应该是促进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但受到我国教育资源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应试教育一直存在，这意味着学生们要想在将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必须取得优秀的学业成绩。因此，作为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分析，研究的首要内容就是学生学业成绩。城郊学生学业成绩差距就是城郊二元教育的产物之一，面对这样的现实，教育家和相关研究人员就要从城郊教育的差异入手，以缩小城郊教育水平的差距为目的，使郊区学生享有更为公平的教育资源，使地区总体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本文从外部环境因素和教育投入这两方面入手，分析学生学习成绩、综合能力、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

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的描述

数据来源为了研究城郊教育的差异，特地选取常州地区主城区4所学校和郊区3所学校进行对照研究，收集学校基础设施投入、学校师资力量投入、学校各项指标排名、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学生健康体质程度、学生在校学习负担、学生综合能力发展、家庭经济生活条件、家庭教育投入负担、城郊学校管理差异等各项数据，选用合适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方法，旨在详细分析影响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业发展的各个因素。

主要变量的解释应试教育体制下学校最看重的就是升学率，学生和家长们普遍最看重的就是学习成绩。然而，除学习成绩以外，学生的综合能力、体质健康、个性发展等因素都是考核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标准。从学生学业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来分析教育投入对学业的影响，应该包括学习成绩影响因素分析、学生综合能力水平考核和学生体质健康程度。①学生学习成绩：总成绩为样本，学生全市期末统考的5门课分数加总，直接代表受访学生近期的学习成果。总成绩=数学成绩+语文成绩+英语成绩+政治成绩+物理成绩。②学生综合能力：综合能力代表受访学生纯学业学成绩以外的综合竞争能力。综合能力=校级获奖次数+参加竞赛次数+公益活动次数+社会兼职次数。③学生身体素质及健康情况：以学生体育成绩等级直接代替。全市体育成绩统一分为4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④家庭教育投入：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是衡量家庭对下一代教育问题态度和积极性的最直接反映。其单位为人民币/年。

学生学业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各样本变量之前的内在关系，因此需要建立实证模型来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初中教育考核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计量模型分析的主要内容。而除了学习成绩以外，学生综合能力和体质健康也是衡量学生学业情况的重要标准。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学生学习成绩、综合能力和体质健康情况及其相关因素的内在关系，应该建立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综合能力和体质健康的实证模型以进行深入分析。

学生学习成绩及影响因素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总结出，学生学习成绩主要由学生时间精力投入、家庭物质经济投入、所在学校情况、学生个人特质等因素所决定。由于学习成绩是样本学生期末总成绩，成绩是以连续数值的分布形式，因此使用OLS模型对学习成绩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数据证明：学生学习成绩与学生睡眠时间成显著正相关，而课外学习时间、家庭教育投入、学生营养支出、家长陪伴时间则都不显著，说明相比其他物质投入和精神支持，学生更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保证其正常的学习；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学生学习成绩有明显的正相关，而父亲受教育程度不显著，说明与父亲相比母亲往往在学生学业上帮助更大，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更能促进学生学习的进步，可以解释为母亲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在细节上做得更多；从学生性别、学校区划、交互项这三个变量综合来看，市区学生学习成绩大大优于郊区学生学习成绩，在市区学校中男生成绩略优于女生，在郊区学校中女生成绩远超男生，因此可得，四类学生的成绩从高至低分别为市区学校男生、市区学校女生、郊区学校女生、郊区学校男生；所在学校师生比和班级人数规模都与学生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学校实力和优质师资的情况下，集体化的大班教育并不比小班教育成果差，可能在初中教育过程中学校规模和师资力量存在规模效应。

学生综合能力情况模型估计在本文中，学生综合能力指数是以学生整个学年校级以上获奖次数、参加学科竞赛次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次数和从事社会兼职工作次数的加总得到的。数据结构来看适合用归并模型来估计相关参数，通过模型拟合发现Tobit模型对数据拟合较好，模型整体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数据证明：市区学校因为其教学管理直接受到教育局的关注和监督，因此，这些学校对学生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能力是一把抓，而郊区学校则因为只抓学生学业成绩而缺少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说明市区学校在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方面比郊区学校更加重视；学生所在班级人数越多，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越好，虽然系数比较小，但也说明班级人数较多对学生综合能力并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学生体质健康程度的模型估计体育等级成绩将会是衡量学生体质水平的最合理的依据，因此，初中阶段学校将以学生体育成绩来对学生基本身体素质情况进行标准化评估。学生体育成绩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从被解释变量数据结构来看，适合用排序选择Logit模型来估计相关参数。数据证明：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体质健康程度越差，可以解释为母亲的高智商及高要求决定了孩子学业的优秀而使其无暇顾及体育锻炼及身体保养；学生所在学校师生比越高则对学生体质健康有着促进作用，可以解释为学生来自教师的课业压力减小，相对于拼命读书的学生而言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及日常锻炼；班级人数规模对学生体质的影响是负向的，可以解释为班级人数多了则会导致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及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减小，大班教育更易摧残学生们的身体。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从家庭角度来看教育投入已经尽到最大努力，这一点已经无需改进了；从学校角度来看强化师资配备、增加校园设施建设和优化班级规模大小是可以改进的地方；从地区管理者角度来看统筹教育资源分配，加强郊区学校的统一管理是缩小城郊教育水平差距并且提高地区整体教育质量的可行之路；从教育制度决策者角度来看完善教育体制、稳定地区考试制度是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家庭教育负担、教师和学校教学压力的重要举措。除了从教育投入与教育资源分配的角度考虑以外，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也能对地区教育水平的进步起到保障作用。

政策含义一是推进城郊教育公平有利于统筹地区教育发展。在城郊或者城乡教育的问题上，二元化的教育分割了城郊教育的联系，破坏了同一地区城市和郊区学生受到同等教育的公平，这一点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表现尤为明显。二元化的教育使得城郊学生在学业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学生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两个方面。教育资源和管理的差异造就了教育质量的差异，因此可以说城郊二元化的教育阻碍了地区内教育公平的推进，如何改变教育的二元化以及统筹地区教育资源，这是教育政策制定都亟需解决的问题。二是优先发展基础教育才能保障继续教育公平。对于不同等级的教育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不同，基础教育更加需要教育公平，而高等教育才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说只有先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性，才有必要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由于现行教育资源分配制度是根据成绩分配教育资源，因此，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尤为重要，只有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和资源的合理分配，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及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也能为适龄学生减轻学业负担和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提供帮助。三是应试教育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适当提高对素质教育的关注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保障学生的体质健康，这对学生学业成绩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提高学生未来的社会竞争力。基础教育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综合能力的培养和体质健康的提高是对学生学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一味地用应试教育思想来强压式的学习会扼杀学生的天赋和潜力，严重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让素质教育成为教育的目的，应试教育只是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而已。四是应试教育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应试教育拼得是学生的考试能力，而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考试能力的多少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学习量，但这并不代表学习时间长就能提高学习成绩。考虑到存在调查偏误的情况，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平均课外学习时间为每天2至3个小时，作业量应该不算小。而学生晚上平均睡眠时间只有7个小时左右，这对于13或者14岁左右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而言无疑是睡眠不足。在娱乐时间普遍不多的情况下，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之大、学业之苦显露无疑。保证充足的睡眠是必要的，这一点应当引起更多的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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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居住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但在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农村住房在修建方式、产权归属、流通渠道上都呈现与城市住房不同的特征(赵之枫,2003)。长期以来,农民住房问题作为农户个体投资与消费行为,独立于公共政策体系之外,在管理上普遍存在政府缺位的现象,处于“自建自管自用自灭”的境地(林霖,2011)。本文主要从住房设施条件来研究农村住房状况,从宏观上揭示全国农村住房状况的区域特征。首先分析农村住房状况的区域现状,并观察2000—2010年农村住房状况的区域变化。再利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数学方法分析农村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

2 我国农村住房状况的区域特征

2.1 农村住房设施得分整体偏低

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对住房设施统计了农村住房内主要炊事燃料、有无厨房、有无管道自来水、有无洗澡设施、有无厕所五个指标,以衡量住房设施状况。两次普查数据中各地区“有无厕所”家庭比例出现不合理的异常变动,可能是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故舍弃该指标,基于其余4个指标构建农村住房设施得分,以衡量各省(市)农村住房条件。

式中:Y为某省份农村住房设施得分。ni为第i个指标的子指标个数,xij为第i个指标第j个子指标得分(见表1),为符合第i个指标第j个子指标条件的住房占该区域总体调查住房样本数的比重。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居民住房条件较差,平均得分为8.09,远低于城市的12.61。全国农村家庭住房中,有20.9%的住房没有厨房;仅有16.5%的住房以天然气为炊事燃料,而使用柴草的比例高达58.6%;有自来水的住房不到一半,占41.7%;63.6%的住房没有洗澡设施;39.8%的住房没有厕所。除北京、浙江、上海等少数省份外,大部分地区住房设施城乡差距显著。详见图1。

2.2 东优西劣的区域差异

我国农村住房条件东优西劣的区域差异明显。2010年全国农村住房条件较好的区域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图3),农村住房设施得分前9位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北京、天津、山东、福建和浙江均为东部沿海省份。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住房条件普遍较低,没有一个省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2.3 区域差距拉大

从全国来看,农村住房设施得分从2000年的6.78提高到2010年的8.09(见图2),增长19.3%。农村住房条件整体有所改善,但与居住面积的提高相比,增幅并不显著。从各省份的增幅差异来看,增速较快的集中在以东部省份为主的少数地区,而多数省份增长较慢。其中,有11个省份农村住房设施增幅不到10%,19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2000年得分是否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增幅是否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为“得分高—增幅高”“得分高—增幅低”“得分低—增幅高”“得分低—增幅低”四个类型(见表2)。可以看到,“高-高”类型有6个省份,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住房条件优势更加突出;“低—低”类型达16个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住房条件落后更为严重。全国多数省份2000年以来的农村住房设施得分都在向偏离平均值的方向发展,全国农村住房条件的区域差距被拉大了。详见表4。

我国东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农村住房条件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仍在拉大。

3 农村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

相比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形态较为单一的现代城市住房,农村住房在建筑材料、形态功能和内部设施上都更为复杂多样,并且深受历史传统、自然条件和地域文化的影响。本文对农村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选取可能与之相关的自然、经济、社会指标,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和农村住房设施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其次,选取显著相关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再对因子得分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其重要性。定量分析都在SPSS19中进行。

3.1 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自然环境深刻地影响农村住房的形态与结构,形成了各地区具有特色的传统农村住房。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与可获取性,选取一月平均气温(℃)、七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全年降水量(mm)、海拔高度(m)、全年日照时数(小时)、人均耕地面积(亩)共7个自然条件指标进行分析。当全省平均指标难以获得时,以省会城市指标代替。

农村住房是农村家庭最大的消费品之一,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直接决定对住房的投入。同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科教文卫等服务设施的水平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村住房条件。选取9个社会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人均GDP(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化率、城乡收入比、恩格尔系数、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上文化比例、每百户农村家庭电冰箱拥有量(台)、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人)。

将农村住房设施得分与各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与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13个因素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显著相关。其中7个自然因素全部显著相关,一月平均气温、七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呈正相关,海拔高度、年日照时数、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表明在我国较为温热、降雨量多、海拔较低、年日照时数较短、人均耕地面积较小的区域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更大。其余6个显著相关的因素为社会经济因素,除城乡收入比为负相关之外,其余均为正相关。详见表3。

注:*表示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表示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表示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10个因素与农村住房设施得分显著相关,其中只有3个为自然因素,7个为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中,七月平均气温为正相关,海拔高度、人均耕地面积为负相关。表明夏季越炎热、海拔高度越低、人均耕地面积越小的区域农村住房设施条件更好。7个社会经济因素中包括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等6个都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检验,相关性极高,除城乡收入比呈负相关之外,其余均为正相关。

3.2 主要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为提取影响农村住房状况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其重要性强弱,分别对显著相关的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前n个主成分使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0%。确定每个主成分所主要承载的影响因素信息之后,以因子得分为自变量,以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或农村住房设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回归系数比较,分析主要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农村住房设施条件的影响因素。对与农村住房设施得分显著相关的10个因素做主成分分析,提取前3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9.94%(见表4)。通过方差极大化正交旋转后的载荷矩阵可以看出(见表5):第一主成分与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平均每百户家庭电冰箱拥有量、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城乡收入比相关性高,主要承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信息;第二主成分与七月平均气温、海拔、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上文化比例相关性高,主要承载相应自然条件与农村文化水平信息;第三主成分主要承载人均耕地面积的信息。

以农村住房设施得分为因变量,以3个因子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为Y=8.11+1.24X1+0.41X2+0.76X3。三个因子得分均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1.24、0.41和0.76,三个因子每增加1分,平均能使农村住房设施得分增加1.24、0.41和0.76分。对农村住房设施条件影响最大的是第一因子所体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次是第三因子体现的人均耕地面积,再次是第二因子体现的海拔高度、夏季气温等自然条件以及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

4 结论

农村住房设施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余地区较为落后。东部省份农村住房设施条件提升较快,而其余多数省份提升较慢,农村住房设施条件的区域差距在不断拉大。

农村住房设施条件与夏季气温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城乡收入比呈显著负相关。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住房设施条件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再次是海拔高度、夏季气温等自然条件及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

农村住房条件区域差距拉大会加速中西部农村人口的流失和村庄衰败。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影响农村住房设施条件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为提高农村住房设施条件,应加大对落后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创造条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进一步探索土地流转、宅基地退出新机制,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

摘要：由于受各地区不同自然条件、社会多元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地农村住房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文章利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住房设施条件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农村住房状况的现状特征与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农村住房设施呈现东优西劣的区域特点,并且住房设施的差异仍在持续扩大。文章通过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了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要素对农村住房状况的影响。

篇5：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关键词：中美；慈善意识；现状

民政部2011年7月15日在京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对于新形势下调节利益分配、增进社会和谐，提高公民社会责任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慈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展慈善事业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在整个社会中我国公民慈善意识尚未形成主流意识，公民的慈善意识存在着普遍缺失的问题。因此，对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研究也成为当前一项十分必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对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提高我国公民慈善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美公民慈善意识的差异

（一）慈善及慈善意识的内涵

慈善应是在慈悲心理驱动下的善举。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我国最早关于“慈善”两字的记载，出自《魏书·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己。”［1］慈善意识就是个体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或事时，所表现出来的知觉、情感、意志、思想、行为意向等各种观念形态的总和，通常借助于同情心表现出来。慈善意识可分为五个层次：一是感性认识层次，对慈善的直觉反映和认识；二是知识层次，对慈善及相关问题的各种经验和科学认识；三是态度层次，有关慈善的价值观念，主动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四是评价层次，有关慈善及相关问题的评价；五是行为意向层次，发挥自己所能，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和方式等。

（二）中美公民慈善意识的差异

本文从三个方面，也就是公民对慈善的认知程度，公民对慈善事业的认同和公民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来比较中美公民慈善意识的差异，由于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公民缺乏对慈善及慈善相关问题的经验和科学认识，对慈善事业认同程度差次不齐，有人认为现在慈善更多带有功利性，因此公民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并不高。相反，美国公民慈善意识程度较高，美国大学常开展慈善课程，帮助人们在学生时代对慈善及慈善相关的经验进行科学认识，而且慈善已成为美国公民日常生活中一种习惯。

二、中美公民慈善意识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财产观

中国人的财产观念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强烈的家族意识和惜财意识，使中国人不愿进行慈善捐助。另一方面，劫富济贫的传统观念，使私有财产的安全性脆弱，形成了中国人不公开的、封闭式的财产观，强化了中国人藏富、不露富的习惯。在美国富豪阶层，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财富观，那就是：他们将自己视为上帝财富的托管人，认为自己必须将社会财富分散出去回馈社会。对于将财产作为遗产留给后代，卡内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留给儿子万能的金元无异于留给他一个诅咒，遗产绝不是孩子们的福利，只有家族的荣誉才是激励他们有所作为的福音。”［2］

（二）宗教信仰

中美公民慈善意识的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还表现在孕育公民慈善意识的思想渊源上。中国人的慈善意识主要源于伦理道德传统，美国公民的慈善意识主要源于宗教传统。中华民族的慈善文化主要源于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民本、大同理想。长期居于意识主导层面的儒家伦理建立于宗法制度的基础之上，其家族色彩极为厚重。也是形成儒家由“爱亲开始，以孝为核心”［1］的有先后等差的仁爱思想根源。而美国人的慈善意识最早主要源于基督教中的博爱、罪感、谦卑和忏悔等道德情感。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基于其教义原罪说、赎罪说和爱的表达。基督教这种超越了血亲、地缘和种族的爱，非常符合现代慈善的精神，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人文关怀。中美两国公民慈善意识在思想源头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慈善事业发展的巨大差异。

（三）法律政策

我国在有关慈善的法律政策和美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两国公民的慈善意识。我国《慈善事业法（草案）》经过多次研究论证，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中；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提高了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进一步明晰。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发展我国慈善事业仍有阻力。而美国的税收制度非常有利于富豪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比例很高的遗产税，很多美国富豪通过创办私人慈善基金会进行合理避税。另一方面是优惠的捐赠免税政策。通过该政策捐赠者能够名利双收。其次，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权力分配更为均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制约力量。富豪阶层与平民之间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财富的占有数额以及生活质量上，但在社会管理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富豪也不敢忽视平民的力量、不能忽视舆论的监督。

（四）历史传统

由于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素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历史因素惯性影响，建国之初政府强制性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慈善组织，使新中国立国之后的社会慈善活动基本陷于停顿；90年代随着中国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的成立和2005年中国慈善大会的召开，近年慈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度还不高，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慈善氛圍尚未形成。而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上一直有着良好的慈善氛围，即使不富裕的平民百姓也会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捐赠或者投身于慈善事业中来。富豪群体作为最受社会瞩目的一个阶层，他们需要做出与其财富相对等的、比平民更大的贡献。他们在慈善中的作为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对慈善的怠慢会受到严厉的抨击，而所作出的贡献会受到大众的积极认可。

公民的财产观、宗教信仰、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历史传统这些因素都对本国公民的慈善意识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行为由制度决定。一个国家整体公民慈善意识的状况与国家整体制度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提高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产观

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弘扬慈善文化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要在全社会造成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氛围，减少冲突，调和矛盾，使社会呈现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基于慈善事業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慈善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载和激励。努力使现代公民在儿童期就树立对金钱、财富的科学正确认识，培养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获取财富，以利己利人的方式使用财富的科学财富观和助人为乐的利他主义价值观。

（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理念

现代社会决定了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事业开放性、民间性和透明性的特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理念，继承和发扬其中仁爱、关怀等思想精华，摒弃糟粕的内容，努力培养具有“仁爱、责任、共享”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公民慈善意识。将慈善文化融入课堂，挂入社区宣传栏，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教育宣传活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列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行业评比的指标体系，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继续完善和实施“中华慈善奖”的评选表彰，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嘉奖和弘扬，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筹建中华慈善博物馆，发挥其展示、宣传传统慈善文化的作用。

（三）优化制度环境

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制度环境的支撑，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要加快《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首先，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慈善募捐主体的地位、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捐赠活动的程序和慈善募捐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其次，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激励机制。合理增加优惠幅度，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增强税收政策的制度激励功能。最后要健全公共财政制度。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由公共财政对慈善给予适当支持。对已颁布的政策法规要制定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并加大执法力度，以保证相关法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四、提高全民社会责任感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全面普及慈善文化，广泛传播慈善理念，逐步增强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鼓励越来越多的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慈善活动，使慈善逐步成为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和处理好榜样与大众的关系，树立典型以提高整体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通过市县的新闻媒体不断塑造新的慈善形象，如慈善大使陈光标、李连杰、成龙等，树立榜样、爱护榜样、发挥慈善榜样的力量，通过县村级干部的切实行动，把慈善榜样树立在基层、树立在群众中，动员社会大众以实际行动参与慈善。在施善中携手战胜灾害，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从根本上提高人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和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

五、总结

在当前中国多样文化并存的条件下，对于慈善伦理观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同时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中美公民慈善意识差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动因。我国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有价值的慈善理念，在弘扬民族仁爱精神的同时，将传统的慈善伦理提升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慈善意识。必须以财富观，价值观为突破口，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尊重人格为前提，加强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建设，实现慈善意识提高一小步，慈善事业发展一大步。全社会共同携手加强全民慈善意识的宣传教育。

参考文献：

［1］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卡内基.财富的福音［M］.杨会军译.京华人民出版社，

2006.

［3］罗竖元.培育慈善意识发展慈善事业——美国经验及其

启示［J］.行政论坛，2011，（1）.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Charitable Consciousness Difference

WEI Yan

Abstract: Philanthropy,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so far, which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has become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difference of charity awarenes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a and, research the causes of formation to the differences of charity awarenes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a. Therefore, effective ways and means of cultivating the nationals charity awareness have been draw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in China, there is great significance

篇6：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关键词：能源消费,地区差异,面板模型,产业结构

0 引言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受到能源的影响。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各地区能源禀赋不同, 经济发展条件和方式不同, 对能源的需求也不同, 使得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 深入研究我国各地区能源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对制定和实现各地区的节能减排目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国内学者关于能源消费水平差异的研究多运用因素分解法。李国志、李宗植 (2010) 利用LMID模型, 将整体能源消费和各主要能源消费进行分解, 得出各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宁亚东、丁涛、外冈丰 (2012) 从产业部门和民生部门两个角度, 运用完全因素分解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费量进行分解, 对各部门的能源消费差异进行分析;王丽琼 (2009) 运用基尼系数对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进行分析;张晓燕 (2013) 运用泰尔指数研究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些方法能够很好地研究能源消费差异中各因素的贡献度, 但不能很好地与量化指标结合起来。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 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产业结构指标, 研究其与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关系及影响, 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从而有针性地提出相应对策。

1 地区能源消费的差异比较

1.1 地区间能源消费总量差异比较

东、中、西部地区1996—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趋势如图一所示。从15年间能源消费趋势来看, 在1999年及以前, 东、中、西部都保持在较稳定的状态, 增长缓慢, 东部保持在60000万吨标准煤, 中、西部保持在40000万吨标准煤以下;自2000年以后, 三大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东部地区由2000年的7000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2年的200000万吨标准煤;中部地区由2000年的4000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2年的118193万吨标准煤;西部地区由2000年的3000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2年的118344万吨标准煤。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增长较为明显, 中、西部地区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增长, 且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消费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1.2 地区间人均能源消费差异比较

为衡量各地能源消费水平, 采用人均能源消费量指标来衡量, 采用与全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平均差来衡量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的差异, 结果如表一所示。由表一可以看出, 自1996年以来, 全国能源消费水平持续上升。就三大地区而言, 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水平自1996年以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具有不同的趋势。中部地区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全国人均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扩大, 而西部地区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全国人均能源消费的差距呈现阶梯式降低的趋势。

从图二中可以看出, 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能源消费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且东部地区人均能源消费一直高于中、西部人均能源消费, 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中、西部人均能源消费以大致相同的趋势增长, 2004年西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超过中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 且西部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逐渐超过中部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

1.3 各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比较

各地区能源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势如图三、图四、图五所示。由图三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水平、GDP、第二产业产值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能源消费总量与东部地区GDP增长速度的差距逐渐扩大, 表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在降低, 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东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与第二产业产值保持相同的增长趋势。中部地区能源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于2007年逐渐低于中部GDP的增长速度, 西部地区能源消费水平与西部GDP保持基本一致的增长趋势, 2009年能源消费水平增速有减小的趋势。中、西部能源消费水平与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 能源消费水平的增速与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速均呈现增大的趋势。

综上所述, 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存在差异, 东部地区增长最快, 中、西部较慢且增速大致相同; (2) 东部地区人均消费水平对全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贡献最大, 中、西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对全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贡献为负值, 且中、西部人均能源消费呈现不同的增长速度; (3) 东、中、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的增长趋势。

2 模型设定及经济含义

能源消费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能源消费的变动往往受经济增长的拉动。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是必然趋势。同时, 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增长也有较大的影响。由于产业特性的差异, 不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不同, 不同的能源组合对能源利用水平不同, 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同。本文以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以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代表产业结构, 探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均能源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

2.1 模型选择及设定

本文建立的模型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有三种:聚合最小二乘回归 (Pool OLS) 、固定效应模型 (Fixed Effect) 和随机效应模型 (Random effect) 。对于模型的选定, 可以通过固定效应检验和Hausman检验进行确定。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假设在同一地区内所分析各因素对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不同, 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同时, 对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进行检验。协方差分析检验具体方法如下:

式 (1) 、 (2) 中, s1表示变系数模型回归残差平方和, s2表示变截距模型回归残差平方和, s3表示混合回归模型回归残差平方和, N表示截面成员个数, 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样本观察期数, k表示非常数项解释变量个数。

本文以中国30省 (区、市) 1996—2012年相关数据位基础,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式 (3) 中, EP、PGDP、P分别表示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i=1, 2, 3分别代表东、中、西三大地区, t表示时期, β1i为三个地区人均GDP的弹性系数, 反映地区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度, β2i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变动一单位, 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耗随之变动β2i个单位, 反映各地区产业结构对地区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变动的影响。

2.2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经济含义

通过固定效应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 确定适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影响, 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 (SUR) 进行回归估计, 结果如表二所示。

注:本表回归软件为Eviews6.0, 括号中数值为系数检验的t统计值。

表二的拟合结果显示, 各变量系数均通过10%显著性检验, 可决系数较高,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在SUR情形下对模型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其中, s1=32.59766, s2=48.89113, s3=43.51264, 计算得到F1=2.84, F2=2.01, 在9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 所以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是有效的, 据此进行统计分析。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增加的影响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先进的知识、技术、现代化的节能设备和管理经验逐步运用到生产过程之中, 降低了能源消耗强度, 从而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需求。其次,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企业节能减排意识较高,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能够有效的减少对能源的消耗。最后,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经济的增长仍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高能耗仍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特点, 西部尤为显著。

产业结构对地区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显著。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对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处于稳步降低的阶段, 其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降低会显著降低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东部地区由于能源利用的高效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 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逐步降低, 高能耗产业逐渐退出, 显著降低了能源消费水平。中、西部地区由于处于与东部不同的发展阶段, 经济的发展仍主要靠第二产业推动, 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仍在增加, 导致对能源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由于中部地区第二产业较西部比重较高, 加之中、西部地区节能减排技术相对落后, 第二产业比重的降低对能源消费的降低作用并不明显。同时,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中部地区能源需求较高,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就较高, 所以中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于西部较高。

3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三大地区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 (1) 1996年以来, 我国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 且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 中、西部地区增速基本相同。 (2) 我国能源消费水平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阶梯式递增”,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基本一致, 且能源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 (3)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均能源消费起着积极的作用,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推动作用较小, 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推动作用较大, 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的影响因各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不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在逐渐减小,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降低方面的作用, 而中、西部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在持续增长,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增长方面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在对待能源消耗的问题上要因地区而异, 综合考虑各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而采取相应的政策: (1) 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积极作用表明, 在处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时, 应充分考虑地区间发展水平的不同。东部地区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 其节能技术、生产的组织管理理念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且东部地区发展的空间有限, 发展中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能源消费;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 其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扩大经济总量, 对能源消费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所以中、西部应当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生产组织管理经验, 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尽可能地降低能源消费。 (2)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 第二产业转向中、西部省份, 产业结构的优化, 对东部地区能源消费起到明显的降低作用。中、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学习效应”, 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将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源消费, 减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 (3) 东部地区应当积极向中、西部输送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 在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优势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保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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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丹丹, 杨俊杰.我国“十二五”能源消费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外能源, 2012, 17 (0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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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国志, 李宗植.中国农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实证分析——基于LMDI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10) :66-71.

[9]张兴平, 汪辰晨, 张帆.北京市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 2012, (01) :13-18.

篇7：农村耕地闲置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关键词耕地土壤；微量元素；相关性

分类号 S158

土壤养分是指主要依靠土壤来供给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不仅包含氮、磷、钾三大元素，还涉及铁、锰、铜、锌、钼、硼等微量元素以及钠、硅、钴等有益元素。植物生长对微量元素的需求不多，但又不能缺，缺乏任何一种微量元素都将影响到植物的健康生长，其重要性与大中量营养元素相当[1]。相关研究表明，土壤微量元素的含量高低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成土母质、环境气候等，其中土壤pH和有机质的影响较明显。Baath E发现，在酸性（pH<7.0）环境下，水溶性的铜随pH的上升而下降[2]，Gotoch S研究发现，在pH<6时，有效锰含量与土壤pH值呈显著负相关[3]，Shuman研究表明，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助于提高土壤有效锰含量[4]。近年来，随着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在全国的普及，使获得的土壤养分数据比较完善，尤其是土壤微量元素。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技术的大力推广，而实现作物的平衡施肥，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前人对土壤养分的相关性研究。大多仅限于重金属与土壤养分的相互关系；而对于土壤养分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是相互促进、还是彼此消长目前还尚不清楚，明确土壤养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科学施肥，减少肥料浪费，提高肥料利用率意义重大。本文以土壤有机质、pH为基础，研究其与土壤微量元素的相互关系，目的在于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总结出各微量元素彼此间的影响程度，为今后优比微量元素肥料配方提供参考，更为高品质农业提供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定安县位于海南岛的中部偏东北，东经110°7′～110°31′，北纬19°13′～ 19°44′，东临文昌市，西接澄迈县，东南与琼海市毗邻，西南与屯昌县接壤，北隔南渡江与海口市琼山区相望，境内东西宽45.50 km，南北长68.00 km，全县土地总面积1 189 km2，耕地面积为53 020 h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45%，其中水田20 420 hm2，旱地32 600 hm2，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温度23.1～23.9℃。年平均日照时数1 972 h，年降水量达1 965.6～2 498 mm。全县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蕃薯、粟、木薯、玉米等。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次之芝麻。糖作物主要是糖蔗和果蔗。豆类为黑豆、黄豆、绿豆、红豆。瓜菜种类繁多，已趋产业化、规模化。水果以荔枝、龙眼、香焦、菠萝、菠萝蜜为多。热带经济作物以橡胶、槟榔、胡椒为主。

1.2 方法

1.2.1 土壤样品的采集

本次采样采用GPS定位，样点布设充分考虑到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并兼顾空间分布的均匀性，本次调查全县共布设了198个样点（图1）。每一样点在直径100 m×100 m范围内采用“S”型采样法选择15～20个点，采集 0～20 cm 的表土混合均匀，用四分法弃取，使各混合土样保留 1 kg 左右带回室内进行处理与检测。

1.2.2 测定方法及数据处理

土样经风干，剔除植物残体、石砾等杂物后用木棒碾磨，过0.25 mm的尼龙网筛，分装备用。土壤有效态铁、锰、铜和锌采用二乙酸胺五乙酸浸提，用普析99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土壤有机质用油浴加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测定；土壤pH用电位法（土液比为1∶2.5）测定[5]。

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和ARCGIS 9.2进行数据处理和图形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定安耕地土壤有机质状况分析

定安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为丰富，集中在三级（20～30 g/kg）和四级（10～20 g/kg）分布，三级的出现频率最高，占总数的33.83%；其次是四级，占总数的24.75%；频数最小的是六级（0～6 g/kg），仅占总数的3.03%；一级（>40 g/kg）和二级（30～40 g/kg）出现频数之和为69，占总数的34.85 %，表明定安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为丰富，可能与该县大力推广有机肥关系密切。见图2。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潮湿和低温的环境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而高温干旱条件下，有机质易于矿化[6]。定安县不同乡镇有机质含量的差异较明显，龙门的平均含量最高，达42.33 g/kg，比全县的平均含量还高出14.67 g/kg，平均含量最低的是定城镇，仅为16.08 g/kg，仅占全县平均含量的58.1 %。其中翰林、黄竹、岭口、龙河和龙门5个镇的有机质平均含量高于全县平均水平。此外，从标准差也可以发现，不同的乡镇有机质含量也有较大的差异，差异最大的是龙门镇，最小的是雷鸣镇。见表1。

2.2 耕地土壤pH状况分析

土壤pH受成土母质、环境气候、生物、时间以及人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酸性强度和酸度数量两个方面。酸性强度是指土壤溶液中H+浓度；酸度数量是指酸的总量和缓冲性能，代表土壤所含的交换性氢、铝总量，一般用交换性酸量表示[7]。土壤酸碱度对土壤肥力及植物生长影响很大，尤其是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如中性土壤中磷的有效性大；碱性土壤中微量元素（锰、铜、锌等）有效性差。定安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盐基不饱和的，土壤偏酸，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全县耕地土壤pH平均值为5.10，其中定城镇最高为5.63，而龙湖镇最低，仅为4.38。另外，从各镇的标准差可以看出，黄竹镇各采样点土壤pH的差异最大，新竹镇的差异最小。总体而言，全县耕地土壤pH变化不大，差异不明显，但是总体呈酸性或强酸性反应。

2.3 耕地土壤微量元素统计特征分析

4种微量元素中只有土壤有效铜含量符合正态分布，其余3种经对数转化后也符合正态分布。从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来看，土壤有效铁含量的正态分布图最为标准。就平均值而言，该县耕地土壤有效铁和锰稍缺乏，而铜和锌较丰富。近期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应注重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避免缺素症状的发生。

从变异系数来看，4种微量元素均属于中等强度变异，表明4种微量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变化基本上不受人为活动因素的影响，最主要影响因素还是成土母质，其次可能是气候环境因素。变异系数最大的是土壤有效铜，土壤有效铜含量相对于平均值的波动最大，数据分布相对不太集中；变异系数最小的是有效铁，变异系数只有0.123，说明本次采样分析的土壤有效铁含量数据最为集中分布，基本上处于平均值上下小范围波动。

2.4 耕地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性分析

2.4.1 有效微量元素与土壤有机质的关系

土壤有效铁平均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呈折线型关系，即先呈现一定的正相关，而后到达一个最高点，最后又呈现一定的负相关。从表4可知，土壤有机质在30～35 g/kg范围内有个最佳点，此时有效铁的含量达到最适宜状态，但是精确的含量范围有待进一步研究。

土壤有效锰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无显著相关性，但是本研究中表现出总的变化规律是，随有机质的升高而增加，这与Shuman提出的增加土壤有机质能有效的提高土壤中有效锰含量的观点基本相符。一般情况下，土壤中的有效锰包括代换态和易还原态两种，代换态会随土壤pH的升高而降低[8]，而易还原态则相反，随pH的升高而增加。

土壤中的有效铜含量与土壤有机质的关系是：当有机质含量≤40 g/kg表现出来的规律是增加后减少；在有机质含量为25 g/kg出现第1个拐点；当有机质含量达到40 g/kg出现第2个拐点，且土壤有效铜含量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提高，从1.408跃到2.289 mg/kg。

土壤有效锌与土壤有机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在有机质含量≤30 g/kg时，土壤有效锌含量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高峰，基本上表现出随有机质的增加先升后降又升的波形规律。这可能与微量元素同有机质的吸附和配合作用关系密切，但是也不能排除其它原因，如pH、土壤微生物等对土壤有效锌的影响。

2.4.2 有效微量元素与土壤pH的关系

受特殊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海南岛上各市县土壤均表现出较强的酸性，定安大部份样点的pH都处在5.5以下，各级别的样点数的统计充分说明定安耕地土壤较酸、并且酸度还比较稳定，变异小。4种微量元素含量随pH的变化而表现出基本相同的变化规律，即是先曾后降或是先降后升的震荡波形变化规律。由于土壤酸度的集中分布，变化幅度小，很难从本研究中深度挖掘土壤微量元素含量随pH变化的规律。建议在今后从事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性随pH变化规律的研究时，应尽量保持土壤pH有个从酸到碱的一个跨度，这样既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更能发掘变化规律的科学合理性。见表5。

2.4.3 有效微量元素与土壤有机质、pH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农产品的商品性、安全性等品质问题。众多的研究表明，土壤中微量元素对于改善农产品品质起关键作用。pH、有机质是土壤的基本性质，分析其与土壤微量元素相关性，弄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及其相关程度，对于合理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改善农产品品质非常重要[9-10]。运用SAS 9.0 对不同土壤微量元素与有机质、pH进行偏相关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土壤有机质与锰、铜和锌呈正相关，与铁呈负相关；与土壤有效锰达极显著相关。由此可知，土壤有机质含量对于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性影响较大。pH也是影响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中pH同4种土壤微量元素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与铁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3 结论

（1）定安耕地土壤有机质较为丰富，各镇差异较大，土壤呈酸性或强酸性反应。

（2）土壤有效铜含量符合正态分布，铁、锰和锌经对数转化后也符合正态分布。土壤有效铁和锰处于低水平，而铜和锌则处于高水平。

（3）有机质与锰、铜和锌呈正相关，与土壤有效锰达极显著相关。pH同4种土壤微量元素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与铁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与锌相关性显著。

参考文献

[1] 黄建国. 植物营养学[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2] Baath E. Adaptation of soil bacterial communities to prevailing pH in different soils[J].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1996， 19（4）： 227-237.

[3] Cotoch S， Patrick W H. Transformation of manganese in a waterlogged soil as affected by redox potential and pH [J]. SSSAP， 1972， 36： 738-742.

[4] Shuman. Using ArcGIS Geostatistical Analyst[M]. ESRI Press， Redlands， C.A.， 2001.

[5] 鲁如坤. 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6] 漆智平. 热带土壤学.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