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关键词： 冲击性 想象力 颁奖词 现实

大江健三郎（精选十篇）

大江健三郎 篇1

一、《人羊》贯穿全文的“边缘性”

1. 社会背景

说到边缘性在作品中的体现, 就必须从《人羊》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入手。1945年, 日本战败后被美军占领并在美国督导下实行新制度, 战败后的日本由一个军事霸权者和侵略者的角色转变为了从属国性质的国家。从国家地位上来说, 美国是主体地位的国家, 日本则是从属地位的国家, 也就是大江眼中的“边缘”国家。

文章开篇, “我在一帮喝醉了酒返回郊外兵营的外国兵们占据的后座间狭窄的空隙里坐了下来, 陷入自己的世界里。”[3]作者用“外国兵占据”“狭窄”这样的词汇看似描写座椅空间实则交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当时的日本社会, 上至政府, 下至黎民百姓, 已无主权和地位可言, 而作为从属地位的日本人, 在美国兵面前的边缘属性, 以及边缘个性仅仅通过几个词就可一览无余。

2. 人性的思考

“我”因为与日本女人的肢体接触而被外国兵强迫脱下裤子。不是被责骂, 也不是被暴打一顿, 而是“脱下裤子, 露出屁股”这样十分丢脸的惩罚。读到这, 很多人不免心生疑惑, 为什么外国兵要用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 来惩罚本来没有错的人呢?其实, 如果有读过大江其它作品就不难发现, 这正是大江健三郎边缘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性与人性的思考。大江文学中出现的主人公, 大多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 他们社会地位低下, 有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毫无社会地位。文章中的日本人在外国兵面前无疑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 在这种环境下的边缘人, 要么在疲惫中再生, 要么在绝望中自杀。而作为边缘人的日本人, 被主体地位的外国兵侮辱, 就不足为奇了。

3. 暴力美学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在外国兵悉数下车后, 车厢内的日本人之间展开的。此时被外国兵侮辱的羊们“几乎都坐到尾部座席上聚成一堆, 教师等没有受害的人们坐在车厢的前半部, 围成一圈望着我们……”[3]同是日本人, 受到侮辱的羊们结合自己的遭遇, 又重新划定了中心和边缘的界线。而此时, 因为教师的煸动, 没有受辱的人鼓动“人羊”们去报告警察, 甚至义愤填膺, 慷慨激昂, “人羊们”越发感觉到羞耻, 却无从表达。此时, “一个穿红色皮夹克蹲在角落里的“羊”倏地站了起来, 痛打了教师的下巴……”此时“我”的屈辱感仿佛有了一点点消解。大江笔下的边缘人因痛苦而焦虑, 因为焦虑而疲惫, 在疲惫中受焦虑的挤压, 以至于找不到突破口, 最终通过暴力来释放, 而此时也只有暴力才能够缓解边缘人心中的愤怒和屈辱。

二、战后自由平等道德观影响下的《人羊》

日本二战前后的历史是大江健康三郎选择自由平等道德观的现实基础, 这种现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卷入超国家主义的世界大战, 二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三是战后民主主义时代。

美国占领日本以后, 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 美国借机加大对日本主权与国民自由权利的控制, 从而使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枚棋子。在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前提下, 一方面日本政府只是美国用来统治日本的工具, 不敢也没有能力再承担对日本国民的责任:另一方面, 在所谓的美国式民主的强势侵蚀下, 日本国民的自尊都被践踏, 国民之间的情谊都被消解。在强势的美国面前, 原先的道德原则被无情践踏, 在瓦解的道德废墟上, 道德良心, 道德修养被否定, 社会道德水平极大降低, 人性的丑陋面就如同剥去了壳的虾一般, 看得见扭曲跳动的透明的肉身。《人羊》中, 公车上日本人排成一列被美国兵打屁股, 乘客们被剥夺了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 却敢怒不敢言, 受到侮辱的人们因为害怕武器威胁被迫屈从, 没有受到侮辱的人却又因为“事不关已, 高高挂起”的态度冷眼旁观。而一些人自己没有反抗能力或不敢反抗, 便去怂恿别人来反抗, 怂恿得近乎狂热。自尊将死未死, 脸上巴掌尚余热, 如何能够安心。于是扭曲, 于是畸形, 于是视怯懦的他人为自身映射, 掌掴之践踏之, 发泄满腔恨意。人们能够仰仗的政府也迫于美国的压力根本不敢插手。[4]车上的教师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角色, 他对“我”好似十分“关照”。从上车之初对我充满责备的目光, 到后来生拉硬扯着我去警察局, 慷慨激昂地讲着道德与规范, 大有“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之嫌疑。笔者认为, 这个教师就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道德观的缩影, 需要讲“道德”时, 他蜷缩一角, 无动于衷;而面对弱小之人, 又高举旗帜, 道貌岸然, 极尽威逼利诱, 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作者的自由平等道德观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作者虽然没有在文章中大声疾呼:自由民主, 人人平等。但认真拜读此文的人, 如果设身处地的把自己融入“公车”这个环境下, 就不难体会到自由, 平等和道德是多么令人渴望。

三、“耻”文化在《人羊》中的体现

通读《人羊》这篇作品, 不难发现, 文中出现最多的无怪乎是“困惑”“耻辱”“侮辱”“羞耻”这样的字眼。如果说被外国兵强迫脱下裤子开始, “我”才感觉到羞耻的话, 倒不如说, 从文章一开始, “我”坐在外国兵旁边, 引起那个日本女人注意时起, 羞耻感就一直困扰着我了。“我”的羞耻感到底是从何而来呢?这不得不从日本的耻感文化说起。

耻感文化需要从日本民族心理层次进行分析理解, 耻感文化多源于自卑感, 这种民族心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里不一。日本作为一个岛国, 资源匮乏, 面积狭小, 比较封闭, 又缺少生活空间, 以至于很多人纵然内心十分澎湃, 却又不敢畅所欲言。在本作品中, 受到“外国兵侮辱的‘人羊’慢吞吞地提上裤子, 系上皮带, 又返回坐席上。……挤在后座的‘人羊们’低着头, 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浑身颤抖……”[3]受到侮辱的日本人, 其内心一定是非常屈辱的, 有着强烈的羞耻感, 但是这种羞耻感却以“慢慢地”“浑身颤抖”这种近乎静止的沉默来取而代之。在文章结尾, 我被教师纠缠着难以脱身, 并且受到教师要公开我的姓名以及受辱经过的严重威胁时, 内心是无比的绝望的, 而此时我却还在想着“我要怎么样才能不让失败和悲哀流露出来呢?”这些都充分体现着表里不一的耻文化。

另一方面体现在日本人根深蒂固的集团意识。在《人羊》这部作品中体现了这一文化。文章着重描写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没被当成‘羊’的人们, 反过来却用手指托着血往上涌的脸颊看护着‘羊们’,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车厢里因为外国士兵的干扰明显分为“人羊”和“非人羊”两个群体, 打破了一如既往的, 或者说是刚刚还是统一的一个集团, 这对于“人羊”或“非人羊”来言, 都是一个冲击。而没有成为“人羊”的日本人, 因为集团意识的影响, “托着血往上涌的脸颊看护着羊们”, 他们同样感觉到非常耻辱。最后, 在教师的鼓动下, 人们开始怂恿“人羊”报警控诉, 而后坐在公车前部的没有成为“人羊”的一群人又聚在一起俯视着我们这些“羊们”, 这更加深了“人羊”们的耻辱感。直到后来一个穿红皮夹克的蹲在角落的“羊”打了喋喋不休的教员时, 我所受的屈辱仿佛有了一点消解, 当然随即我又为这个念头感到可耻。这正是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在作祟, 受到集团外部的外国士兵的羞辱固然可耻, 但更可耻的是, 来自集团内部的日本人的羞辱。

摘要：大江健三郎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 他的作品多展现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活危机与生存困境。大江健三郎一生作品无数, 《人羊》是他众多作品中的一部, 虽说是很短的一篇小说, 却可以称得上大江健三郎前期创作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关键词：人羊,边缘性,自由平等道德观,耻文化

参考文献

[1]黄宗圆, 胡海燕.来自边缘的人性思考——浅析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小说创作特点[J].青年文学家, 2009, (24) .

[2]刘迪迪, 王新新“.新中国”印象记——再访大江健三郎[EB/OL].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10114/378436.html

[3][日]大江健三郎.人间的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大江健三郎悼念巴金唁函 篇2

编者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对照这个典范来反观自身。

我还感受到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大江健三郎(印鉴)

2005年10月18日

译注：唁函中提到的“自己的三部曲”，是指大江先生近年相继发表的《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再见吧，我的书啊!》。

巴金是大江先生景仰的作家。在2000年9月28日的北京演讲中，大江先生说：“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

时间上溯到1960年，那一年，25岁的大江先生初登文坛不久，即随野间宏率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拜会了郭沫若、许广平、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当时正值日本公众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高潮，中国文化界人士对这一运动的理解和支持，令代表团成员们感到非常欣慰。大江先生在中国《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特约文章中，代表日本人民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友谊。”这句四十五年前的庄严誓词，与唁函中特别提到的“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恰成对照。

从人道主义看大江健三郎的《饲育》 篇3

《饲育》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日本一个偏远闭塞的村庄。这个古老的村庄几乎与世隔绝, 外边的战火烽烟丝毫没能影响到它。但是有一天一架美战机的突然坠落打破了村子往日的宁静, 一个像“猎物”似的黑人兵闯入了村里人们的视线。于是这个不速之客让村里炸开了锅。作品中着重描写了以“我”为首的纯真、单纯、朴实的孩子们从对黑人兵的恐惧好奇到接受再到喜欢的过程。但是战争的现实还是给孩子们童真的理想生活以沉痛的打击, “我”还是被黑人兵当做人质要挟村里的大人, 慌乱的大人们最后冒着牺牲“我”这个人质的危险将黑人兵砍死了。可以说这部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大江的“人道主义观”, 折射人文主义的光芒。

人道主义一直是大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他在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中曾这样说道:“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 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 (1) 大江所说的渡边一夫是他大学时的恩师, 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专家。这两种决定的影响一个是文学, 一个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人道主义自开始便是大江创作的底蕴和“路标”。 (2) 本文结合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及大江健三郎的自身体验对《饲育》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进行分析。

一、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的人道主义

关于人道主义, 萨特曾在《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一书中如此阐述:一方面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 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 另一方面, 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 (3) 在这里, 萨特指出了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除了自己之外, 别无立法者, 必须自己做出决定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是人要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 (自己) 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 (理想) 目标的超越性。萨特作为给大江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家, 他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观无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江的文学创作。

在《饲育》这部小说中, 虽然处在战争期间, 但是对于村里的人们来说, 只不过是村里小伙子们的远征和邮差时而送来的阵亡通知罢了。“我”、弟弟还有兔嘴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逮野狗、掏鸟蛋、玩雪橇、偷马铃薯……虽然有时要为饥饿而烦心, 但是还是过得很轻松快活。“最近开始飞越村子上空的‘‘敌’机, 于我们不过是一种稀奇的鸟儿罢了’”, “战争”、“敌人”这样的字眼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非常陌生而遥远的。但是有一天敌机坠落, 黑人兵这个“猎物”突然闯进了这个村庄。这突如其来的恐怖让“我”狂乱不知所措, 但是“我”还是对这只“猎物”非常好奇。

在镇上通知到来之前, 黑人兵被安置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地下仓库。我担任了给黑人兵送食物的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这只“猎物”的恐怖和好奇徘徊于“我”的心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和伙伴们, 甚至于大人们对黑人兵都放松了戒心, 特别是以黑人兵修理拴在他脚踝处的野猪套索时与“我”们的对话为契机, “我”们和黑人兵正式“破冰”, 同时也宣告黑人跟“我”们友好交往的开始。但是好景不长, 镇上押送黑人兵的通知一到, 黑人和大人们之间的战争爆发, 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人质”。最终大人砍死了黑人兵, 我也随之被解救。

昏迷两天醒来的我面对兔嘴叉开腿、摆出打架姿势的挑衅, 却无动于衷了。“‘我’已经不是孩子了这想法仿佛神启般充满了我的脑海。与兔嘴的流血争斗、月夜抓小鸡、雪橇游戏、野狗崽, 这一切都属于孩子们。我与那个世界已经无缘了。”主人公“我”的这一内心独白解开了所有读者的疑问。由最初对黑人兵的恐惧及好奇到放松戒心再到友好交往, 最后做了黑人兵的人质, 经历了这些的“我”的内心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我”由幼年到成人的一次自我觉醒。在这个过程中, “我”以超乎同龄人的速度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自我认识, 醒来的“我”没有加入到小伙伴们玩雪橇的队伍中, 而是选择靠在一棵老梧桐树的树干上看着孩子们玩耍。“我”的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很好地体现了萨特人道主义的理论。

此外, 在小说开端, “我”在火葬场回忆起死人的痛苦表情时感到“恐怖极了”, 但在小说结尾“我”面对文书的死却表现得很镇定, 这充分说明了“我”的死亡观的转变, 同时也体现了我由幼年到成人的一次蜕变。虽然这其中暗含些许对现实的无奈, 但是可以说“我”无疑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超越。

二、“共生”的人道主义

“共生”的基本意思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个词曾被广泛应用于生物研究领域, 意指两种不同生物或其中一种由于不能独立生存而在一起共同生活, 或一种生活于另一种体内, 二者相互依赖, 共同生活。可以说, 在大江的文学中, “共生”这个词被赋予了诸多丰富内涵, 成了构建大江文学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主题之一。

大江有一个智障儿长子, 大江为他取名为“大江光”。就像名字所预示的涵义一样, 大江克服种种困难, 充满期待地积极地与智障儿一起生活下去。作家大江将自己的这一人生体验投影于文学作品中, 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以“共生”为主题的作品。

当然, 在大江文学研究中, 与残疾儿的共生这一主题经常被提到。但是其实大江的“共生”的主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他曾向世人发出人类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而生存下去的问号, 表明他对处于“边缘”的人们的人道主义的关怀。

在《饲育》这篇小说中, 黑人兵最初就是以一个“猎物”的称谓出现的。“‘猎物’并未穿灰褐色的丝绸飞行服和黑色鞣皮飞行靴, 而是一身草绿色制服, 配以沉重拙笨的靴子”、“猎物’的两只脚踝上缠着套野猪的套索”。从这一称谓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不同于本种族长相的又是“敌人”阵营里的黑人兵可能在封闭的村人尤其孩子们看来不是他们心中绝对意义上的“人”。抑或我们可以将他理解为大江笔中的“边缘”之人。他敌人的身份在刚开始就让孩子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但是如前所述, 在不断接触中, 孩子们和黑人兵“化敌为友”, 黑人兵渐渐成了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 后来他们甚至会担心假腿文书带来押送黑人兵的通知。

“那家伙像个人似的”这句兔嘴的小声嘟囔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们发觉, 我们和他之间被深沉激烈的、近乎‘人性’化的纽带联结在了一起”。黑人兵帮文书修理假腿, 送文书烟斗, “我们”和黑人兵一起到汲水场的泉边洗澡, 黑人从村里的女人手里得到了食物。于是就像冬日里的几缕阳光一样, 小说打破之前的沉闷, 一种友好温馨的气氛感染着读者。在此, 我们可以看出跨越差异性, 黑人兵已经完全融入孩子们的世界, 可以说“敌我”双方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了。由此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小说中所折射出来的“共生”的人道主义之光。

三、反战的人道主义

关于大江的初期作品的主题, 他在随笔《我的战争文学》中将其分为下面两个方面。一是“东京的大学生的所谓和平时代的日常生活”, 一是描写“据此十年前的地方小学生作为‘后方’小国民所度过的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 (4) 《饲育》毫无疑问属于后者。可以说《饲育》整篇小说中都充斥着对战争的控诉。

如前所述, 战争对于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似的小村庄来说, 本来是遥远而陌生的, 是黑人兵的到来才让人们感受到了战争的些许气息, “我”和“我”的伙伴们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因此也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面纱。尤其是“我”还经历了担任给黑人送食物的任务, 以及后来“我”被当成人质的特殊体验。战争所带来的这些从未有过的体验势必在幼小的“我”的成长过程中烙下深刻的烙印, 以致影响“我”的一生。

通过送食物与黑人兵的多次接触后, “我开始不害怕黑人兵了, 这对于我, 无疑播下了一棵令人满意的愉悦种子。”自此, 黑人兵进入了半解放的状态, 得到了大人们的默许, 相对自由地出入地下仓库, 在村里散步, 等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的生活中好像已经不能缺少黑人兵了, 不仅是“我”, 甚至我的弟弟、兔嘴们也感受到了与黑人兵之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连带感。但是不久镇上押送通知的到来彻底打乱了这种愉快的生活。黑人兵得知这一消息后, 形势马上又回到了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我”们又与黑人兵互相“敌视”。由此“我”和黑人兵的那种连带感彻底瓦解。解体的元凶不言而喻就是战争, 可以说小说正是从“我”们和黑人兵之间的这种连带感的形成到瓦解来控诉战争的残酷。

另外,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不容忽视。那就是假腿文书。从对黑人兵的态度来看, 笔者认为文书是介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和大人们之间的存在。因为他是除了“我”们这些孩子之外, 与黑人兵之间互动最多的大人。黑人兵曾帮他修理出现故障的假腿, 为了感谢黑人兵文书递给他烟, 然后黑人兵还把身上仅有的烟斗赠与文书, 这些互动至少反映出了他们超越敌我立场的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真感情。所以可以说他与黑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朦胧的连带关系。他并没有回避与黑人的这些“礼尚往来”的互动, 但是他毕竟是政府通知的传达者及执行者, 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和“我”们这些孩子们一样正大光明地亲近黑人兵。

小说中以文书的口吻直接谈及对战争的看法是在我被大人解救后醒来的时候。他看着我受伤的手, 说道:“战争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太残酷了, 竟然把小孩的手都打烂。”那之后, 跟孩子们玩雪橇时, 他从无人乘坐的飞机尾翼滚落而身亡。小说最后这样描写:“文书非常疲倦地伸展双臂, 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 脸上挂着微笑。”由此我们可以解读出他的死好像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正是战争的飞机尾翼送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种临死前挂在脸上的微笑宣告了他告别现实战争的残酷而去迎接另外一个无战火的世界。

四、结语

以上分别从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共生”、反战三个方面分析了《饲育》这部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他曾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结束时这样说道:我还在考虑, 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 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 展望世界, 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5) 可以说大江是当代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在用他的一部部作品向我们播撒着人道主义的阳光。

摘要：本文结合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 从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共生”、反战三个方面分析了大江健三部的《饲育》中的人道主义主题。

关键词：《饲育》,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 王中忱, 庄焰, 等译.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 2005.

[2]萨特著, 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3]向忆秋.人文主义与大江健三郎初期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0 (1) .

[4]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1957-1967.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大江健三郎 篇4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叙事风格 话语特征

一 引言

日本著名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创作了近百种小说，以及其他随笔、文论等很多作品，这些作品使他享誉世界文坛，并在1994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敢于向话语权力中心提出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对日本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是日本文学变革的先锋。他非常重视小说的创作方法，他的许多作品站在了时代前沿。他的小说在叙事风格上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并体现了对社会和历史的忧思。在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叙事形态和话语特征上，表现了重要的历史话语形态及富有想象力的现实话语形态。大江健三郎的叙事风格体现出他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功底，他这种叙事风格在文学创作中将日本的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日本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大江独特的文学话语特色。大江健三郎前期小说的话语特征把历史融入到现实中，并以丰富的想象力加以延伸，其作品既立足于日本社会现实，又超越了日本社会现实，他的“物质化的语言”和“比喻”等修辞特征以及“引用”等文体特征使他的小说更具有生命力，体现了鲜明的特色。读者可以从大江小说叙事风格和话语特征，全面了解他的创作理念。

二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叙事风格

1 第一人称叙事风格

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风格是大江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大江小说中从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来进行叙述，这种叙事风格是对日语语言局限性的一种突破以及对日本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的一种颠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体现了大江健三郎创作思想与小说文本之间的交相辉映，也体现出了作者对语言的认识及巧妙使用语言来为读者呈现出色彩缤纷故事情节的一种特殊方式。他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多样化使其作品富于变化，显示出艺术魅力，这种表达效果形成了大江第一人称叙事的特色和风格。

在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中，从“我”的角度以主观性、个性化的口吻进行叙述，如他在1961年创作的以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17岁右翼少年为原型的《十七岁》就是一种民族灵魂的自省与呐喊，一般说来，第一人称讲述的事件内容一般都是叙述者“我”的自身体验和所见所感，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我” 雖然不是现实中的自己，但是他那自传式的现实家庭生活小说，把现实的世界与虚构的世界以及真实的人物与小说中的人物重合起来。这是他试图超越小说与自传的界限，试图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大胆尝试。对于大江来说，叙事技巧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小说的观念和审美形态、以及哲学思维等问题。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成功地挖掘了属于人物自身的丰富体验及潜在的意识，通过作为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的“我”之间的关系使虚构与现实得以融合。他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占据大多数。这种叙事方法也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所以，大江的第一人称叙事风格形成了他的小说的独特之处。

2 反讽叙事风格

反讽是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叙事风格。在西方文学中，反讽手法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修辞格，也是一种文学叙事策略和文学叙事结构。反讽是作者为了维持内容与形式以及现象与本质等对立因素的悖立状态的平衡而用的一种具有嘲讽和否定意味的修辞策略。作为叙事策略，反讽叙事表现在语言形式与创作意图的背离上。反讽叙事风格使大江的作品充满张力，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

大江小说的反讽叙事一般体现在他小说的悖论要素上，也体现在他小说中的“事实与虚构”的认识上。反讽叙事风格使大江小说具有批判精神，表现了他对文本形式的重视。比如：大江在2000年《被偷换的孩子》创作的诱因是大江生活中遭遇的悲剧性事件，《被偷换的孩子》讲述的是电影导演吾良突然自杀身亡。他妹夫长江古义人非常困惑。他听了吾良留下录音带，通过与死者灵魂的交流，企图找出吾良的死因。在查找吾良死因的过程中，古义人与死者共度的时光再现出来。小说的反讽叙事是通过小说主人公长江古义人与现实中的作者大江健三郎的混同而实现的。在读者看来，古义人就是作者本人，作者将自我与小说主人公同一化。作者对事实和虚构的巧妙处理使这部小说具有元小说的特征，这也体现了小说的反讽叙事风格。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通过元小说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叙述间距，形成了明显的反讽叙事效果。反讽叙事风格反映了大江健三郎小说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这一文本形式的尝试和探索。

3 互文性叙事风格

互文性叙事风格是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显著特色之一。“互文性”这一概念是上世纪60年代法国作家朱莉娅·克利斯蒂娃率先提出的，这一概念成为一种后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大江是一个具有现代叙事意识和原创力的作家，十分注重他的小说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参照的互文性叙事风格。上世纪80年代，大江健三郎通过把西方文学的艺术手法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凸显了他的小说的互文性叙事风格。而在晚期的文学创作中，大江把互文性当作重要的话语策略，使读者在其虚构的小说文本与作者的现实生活的互文性阅读中对文本进行深刻的反思。大江塑造的人物在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他的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和意象都互相关联，形成环环相连的互文性叙事风格。比如：大江小说的三部曲《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以及《别了！我的书》所描绘的事件都与大江本人的真实生活息息相关。三部作品都是描写长江古义人周围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以大江本人及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为原型来创作的。这三部作品的内容都影射了长江古义人的原型就是大江健三郎本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会将小说的人物与大江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猜想，并在小说的文本和现实生活之间频繁转换。这是“互文性小说”的一种体现。

大江小说中的互文性还通过“意象的分节化”来实现。大江小说中的人物矛盾和冲突很难以真善美或假丑恶等绝对的标准来分界。他的小说的主人公也总会带有性格上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而不能成为价值理想的楷模。因此，人们怀疑大江在小说创作中的道德标准。但是大江是一个恪守道德准则的作家。他没有刻意在小说中彰显某种价值观念而成为一种道德说教。大江的小说通过互文性叙事营造出一种氛围和话题，并让代表社会上各种不同思想的人物形象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人物冲突和碰撞，在小说中形成多声部对话，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和人生价值的思考。

4 多元化叙事主体

多元的叙事主体是指小说的叙事者以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身份出现，并自由展开叙事，打破了以前以一种叙事声音进行创作的格局。在多元化叙事的小说中，有两个或更多的人物在彰显个人身份的同时组成一个叙事群体。比如：大江的小说《水死》的主人公就是以大江的亡父为创作原型，反映了二战前后的日本现状，使读者感受到隐藏在日本人精神底层的天皇制社会伦理。小说以长江古义人作为叙事者“我”为找出父亲之死的真相来展开叙事，叙事者让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同一舞台，而且叙事者“我”的视角也由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变成了复数的“我”，这体现了从作者利用多元化叙事主体来立体表现主题的艺术风格。多元的叙事主体切入是大江健三郎在小说创作技巧上的大胆突破，这种叙事风格将相互对立的复调声音引入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形成多声部多元化的叙事风格。

5 戏剧化叙事风格

戏剧化叙事风格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引用戏剧元素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大江健三郎的戏剧化叙事风格主要表现在运用戏剧元素来达到叙事效果，揭示人生的本质，实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叙事风格。这里所说的小说的戏剧化叙事风格不是将小说写成戏剧的样式，而是将复调声音导入小说文本。比如：大江健三郎的《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以“樱”为描述对象，叙述了“樱”在少女时遭受美国军人的蹂躏，消沉了30年，这种遭遇带给她命运与心灵的抗争。最后，“樱”在他人的帮助下振作起来，找到了希望。小说通过叙事者“我”和“樱”的讨论，将故事的内容展现给读者。而前一部小说《水死》则是以将小说中导入戏剧的样式展现给读者。小说《水死》中的戏剧演员穴井子和作为作家的“我”讨论如何把40年前已经放弃的“水死小说”进行戏剧化叙事。《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中的“我”是直接的参与者，而《水死》中的“我”是旁观者。“我”作为旁观者在观赏戏剧时，将视觉和听觉并用。这是大江文学由重视视觉转向视觉和听觉并重的重要变革。这是《水死》叙事风格的又一突破。

三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话语特征

1 诗学语言学理论阐释与诗的真实性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是一种超越语言与文化以及具有新见解的充满凝炼形象的诗。大江提出以语言活性化为中心的诗学思想。他认为语言使他从现实中跨越到想象世界。在想象世界中，他借助诗一般的想象力，把现实和神话凝聚在一起，描绘了一个个现代人物形象，刻画了当代日本人的困惑。我们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倍感亲切，并理解了作者认为亲眼所见的一切都毫无价值的观点。比如：小说《水死》在具有虚构的想象力的同时又有着对真实生活的再现。大江小说的描写，引用神话传说，“附体”这一现象体现了作者的想象力；作品将虚构和真实结合起来，将想象与事实结合起来，探索事实真相，思考自己的身份。

小说《水死》的题目晦涩是由于作者从诗学语言学的角度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匠心设计和构思。《水死》中引用诗歌的表现形式，这与大江以往的小说具有不同之处，也是小说在语言特征上的一种创新。小说的诗学意象“水”和“死”对其作品主题发挥起了关键的作用。作者在不同的语言情境下，通过引用，丰富了小说诗学语言的多义性。诗学语言学是上世纪初至3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等把文学与语言学相融合进行研究所创立的学科。诗学语言学研究的是文学话语中如何从美学的角度运用和生成诗歌语言的问题。现在这种理论已完全跨越了诗歌领域的界限，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大江健三郎能灵活地把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和自然现象融入到小说的标题中，通过小说的标题影射了荒诞和空虚的人生，表现了对生活的执着。小说的标题的意象具有浓厚的诗学色彩，为小说的主题表达奠定了基础和铺垫了意境。

在《状态与文学的想象力》中，大江提到语言必须根源化和物质化。他所说的语言的根源化和物质化就是指语言的诗学功能。大江追求的是诗性的语言。诗歌具有象征性，诗歌难以理解的原因是诗人通过诗性的语言挖掘出语言符号的多义性。词典中的词的多种意义不是诗语的多义性，日常语言的语境可以消除词的歧义现象。而诗语则通过语境把词语的丰富性体现出来。

大江健三郎就是俄国的诗学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成功的对话者。他的这种文学对话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原有的理论上，而是利用自己的文学实践和创作经验来充实和丰富原有的理论，为诗学理论创造了阐释空间，激活了文学创作空间和文学理论，为原来的具有局限性的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因此，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分析，大江的小说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

2 小说的隐喻特征

大江小说的隐喻特征是指他把文学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并把文学作品当成是这个系统的主要部分。大江的小说极具隐喻性，通过自己的文学表现形式确立了自己的文学方向和文学思想与方法。比如，大江的小说《水死》就使用了多重隐喻，小说以装着父亲遗物的红色皮箱为线索展开叙述，描述了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对父亲水死真相的探索。这部小说折射了日本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大江通过对小说的表面的人物分析和深层次的历史探寻，展现了日本近代历史。在小说创作中，大江健三郎采用了隐喻性的情感意象，来掩饰对社会现实的针对性，模糊和隐去日本的社会历史背景，超越了时空界限，具有将现实与虚幻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小说中的和弦表现也是一种隐喻，而隐喻也在更好地创造了意境。大江的另一部作品《万延元年的Football》就是利用了多重隐喻而形成的题目，这种隐喻表现了大江在森林里创建与中心文化相背离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在后来被大江用神话和传说以及俄国的形式主义等扩充为反对國家权利的乌托邦。在大江的小说《饲育》中，他选择了儿童作为创作的视角，把儿童的思维方式引进到小说的叙事话语中，但他不是以对儿童的描绘作为创作的目标，而是要通过儿童的世界体现成人世界的暴力和屈从，进行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所以，儿童视角是大江观察和反映成人世界的隐喻载体。大江的多半作品使用了隐喻的手法，显示出他以对文明的批判者的身份对占据中心位置的天皇制度的强烈批评。大江以隐喻的形式从诗学高度深化了其作品的主题，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的现实社会的本质，他的描写是一种对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隐喻。

3 小说的文体特征和语言意识

大江的小说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采用“比喻”“引用”等文体手法，表现了他对日本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以及个人危机等主题内容的的主张。这些成为大江小说的突出特征。大江从创作初期开始，就对日本文学的传统文体进行改造，引入了西方的句式和语言特征，在西方文体和日语文体的不同之中寻找平衡点。在他的创作初期，他经常对用什么样的文体来表达思想感到困惑。他对文体中技术性的问题经常感到不解。大江认为要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就要对日本传统的文体模式进行改变，他通过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使他的创作文体具有感性和内涵。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不仅是语言的装饰，还可以更好地传达对世界的感觉。它是一种积极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模式。比喻是对象征世界的一种新的认识，它所引起的体验是一种具体的、可以被感知的意象。在小说《饲育》中，大江健三郎就引用了植物的意象。大江通过对日语的传统句法的改造，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在语境中显示出语言的多义性，丰富了小说的文体内涵，增强了文体的感召力，这构成了大江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特征。

大江健三郎具有较强的语言实践能力。小说的语言是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者的创作风格的一种体现。大江的语言使用策略体现了大江小说的创作特色。大江在创作初期，十分重视语言风格，他使用的翻译式文体引起了很多文学评论家的重视。大江对小说的文体创作技巧和语言意识在日本文坛非常著名。他打破了文体形式的界线进行跨文体写作，他的每一次创作尝试都具有文体创新的重要意义。大江在小说文体的创新丰富了日本当代小说的文体形态。小说的文体特征是小说首先展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大江通过不断的语言和文体形式的探索，试图突破语言的定式，给读者以新的感受。文体也是话语权力的一种体现，大江健三郎的文体实践是对占据日本文坛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力的挑战，彰显了他的文学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主张和追求。

四 结语

叙事风格和话语特征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也是作家个性和思想的一种体现。大江小说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他对小说的语言定势和叙事风格创新和突破。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獨特之处在于他把个人的经验作为进行文学思考的内容，进而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的高度。他的诗学语言学的真实性与隐喻的特殊创作形式，超越了传统小说的语言风格，体现了小说语言的多义性。他的小说的叙事结构和风格实现了深化作品主题的目的。多元化和戏剧化的叙事让作者以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身份登上文学舞台，他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有良知的小说家是如何在文学创作中用他的智慧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叙述故事，丝毫不留文体构造上的凌乱与遗痕。

参考文献：

[1] [日]大江健三郎，王中忱、邱雅芬等译：《个人的体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2] [日]大江健三郎，许金龙译：《别了！我的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3] [日]大江健三郎，王成、王志庚等译：《小说的方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 周瑞敏：《诗歌含义生成的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 王奕红：《试析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文体特色》，《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8] 兰立亮：《形式的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外语研究》，2006年第6期。

[9] 世龙：《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观及文学特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大江健三郎 篇5

大江健三郎是对原子弹轰炸日本、对消除核武器等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当代作家之一, 是日本“原爆文学”主题升华的代表人物, 他创作了大量原子弹爆炸与核武器题材的作品, 主要有1964年的长篇随笔《广岛札记》、1968年的中篇小说《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9年的随笔《冲绳札记》、1970年的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1971年与重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1973年的小说《洪水漫上我的灵魂》、1984年的通讯《核时代的乌托邦》和演讲《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1985年的长篇随笔《生的定义》、1995年的随笔集《我在暧昧的日本》和演讲《“广岛的心”与想象力》等。这些文学作品集中表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表现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严重后遗症, 揭示了核武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威胁;二是歌颂那些遭受轰炸幸存下来的广岛市民勇敢坚强的生活勇气和与病魔顽强抗争的不屈精神, 歌颂那些为救助治疗原子病患者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广岛医务工作者;三是表达了作家坚决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主张。

《广岛札记》是大江健三郎关于原爆主题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是一部长篇随笔, 从1964年10月在《世界》杂志上连载开始, 历时五个月, 直到1965年3月载完, 全文共分九部分。在作品中大江把广岛遭受核辐射的严重后果展现给了全世界的读者, 尤为可怕的是这种严重状况在战争结束后的20余年中一直持续着, 而且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在其第二部分《重访广岛》中交代了作家是在战争结束后的第19年———1964年夏天再次走进广岛的。作家这样叙述了原子弹轰炸对1964年广岛人的影响:“然而, 这一年中, 原爆病院又有47个患者撒手人寰。据统计, 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一个82岁的老妇死于肝癌, 其余的是67岁、64岁、55岁等, 而且他们几乎都死于癌症。”“统计表上, 有一位特别年轻的死者夹在众多老年死者当中。去年冬天, 这个年仅18岁的母亲死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当年, 原子弹爆炸, 她呱呱坠地;而今, 18年后, 她刚刚生下自己的孩子, 就因白血病死去。新生儿目前一切正常, 如果说希望, 这便是唯一的希望了。” (1) 第三部分《广岛的道德家》中, 作家记述了一位87岁的老人因3年前自己一手抚养大的孙子死于原子病受到刺激而发疯了, 至今未能痊愈。第七部分《广岛纪实》中, 作家记述了自己多次举过的一个例子:一位青年因为4岁时遭遇了原子弹轰炸, 20岁时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 他没有被病魔吓倒, 坚毅地希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成为社会的一员。他隐瞒了病情, 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成为一名很出色的员工, 并且同一位芳龄20岁的姑娘相爱并订了婚, 可是, 两年后, 他在“受尽关节的剧痛和剧烈的呕吐这一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离开了人世间, 更为可叹的是他的那位恋人竟然也殉情自杀了。

这部随笔真实地记录了作家访问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的见闻和感受, 深刻反映了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及其给广岛市民带来的长时间无法消除的痛苦与灾难, 赞扬了被原子弹轰炸而幸存的人们坚强的生活意志和与原子病顽强斗争的精神。在作品里, 大江被那位遭受原子弹轰炸受伤严重的少年的话所深深震撼与感动, 那位少年曾写道:“原子弹, 原子弹, 这颗原子弹是夺去我父亲生命的恶魔!但是, 我不怨恨原子弹, 正是因为它, 广岛才站了起来。……死于原爆的人成了我们的牺牲品, 他们的牺牲是宝贵的, 我们有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庇佑, 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勇往直前!” (2) 大江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呼喊表达了自己追求和平的决心。“已经厌倦战争了, 已经厌倦战争了, 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爆的人们发自心底的悲痛呐喊, 是难以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期盼和平的真诚呼唤。我要对全世界说,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世界上所有的人, 再去感受如此残酷的体验。” (3) 消除核武器, 实现世界和平, 这是贯穿作家有关核武器题材的创作与演讲的主题思想。

大江创作《广岛札记》的时候,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研制成功了原子弹, 核武器、核扩散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了。在这种背景下, 大江健三郎表现了作家反对核武器的和平思想以及对国际上竞相发展核武器的担忧, 他对原子弹的批判是把自己的民族情感与理性评价相结合了, 并开始努力向争取世界和平的崇高主题靠拢。他这样评价使用核武器的对日战争:“原子弹, 在它爆炸的刹那间, 成了人类恶意的象征, 它是残暴的罪恶之神, 又是最现代化的瘟疫。原子弹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应运而生的武器———这种善意的解释, 甚至不足以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安。包括联合国部队和日本军队在内, 攻守双方的得失姑且不论, 原子弹, 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本质。” (4) 大江把原子弹这种核武器归结为人类战争恶本质的体现, 并指出, 使用原子弹的行为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与毁灭, “……即便能使人绝望的破坏性炸弹爆炸, 这块土地上也还会出现人类善的努力, 也完全可以同巨大的恶的总量相抗争, 在毁灭人类一切的恶魔极限和人类依然能从这里发现希望的极限之间, 使武器威力导致的后果得到缓和。这也无疑是‘对人性力量的信赖’, 是对人道主义的依赖。这是对自己即将亲手给予致命打击的敌人的‘人性力量的信赖’, 使恶狼对即将遭到袭击的羔羊所拥有的自理后事能力的信赖。这就是我对人道主义所怀有的最丑陋的噩梦, 可是, 我并没有把它作为我的妄想。” (5) 在这里, 大江对原子弹轰炸发出了最愤怒的诅咒, 把原子弹定性为“恶的总量”、“恶魔极限”。

《广岛札记》是大江批判核武器创作道路的开始, 随着对国际核武器发展状况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断深入了解, 大江的认识不断产生飞跃。他从早期的谴责原子弹轰炸广岛, 升华到了后来的为消除整个地球正遭受“核扩散”与“核冬天”的严重威胁而呐喊。他认为, 现在“整个人类都成为核大国的人质”了, “对于今天覆盖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现状, 判断其具有启示录般的本质和规模, 这个认识只能是正确的。” (6) 大江认为现在核武器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 形势极为严峻。“现在所储藏的核武器数量对于毁灭整个地球的生命体还绰绰有余, 而且核武器总是处在战略、战术上随时都能发射的状态下。” (7) 大江对消除核武器危险, 实现人类和平的愿望是真切的, 更是理性的。面对核武器威胁整个人类的严重局面, 大江健三郎强烈地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并发出了热切的呐喊。他把遭受轰炸的广岛人的顽强抗争行动赞扬为“人性的力量”, 把人们强烈要求废除核武器、实现人类和平的愿望归结为“广岛的心”。

大江健三郎对原子弹轰炸日本、对发展核武器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与批判。在他的《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十七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作品里也是以民族主义的态度对战后的社会体制和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和审视, 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抗战后主题。可以看出,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对于废除核武器等问题的认识了有一个发展与飞跃的过程。在早期的作品里, 作家也与当时的许多原爆文学作家一样, 对广岛、长崎的灾难也是从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认识和进行反映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江把《广岛札记》里表现出来的普适性、全人类性思想不断提升与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 大江健三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逐步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局限, 表现出了追求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崇高主题。他的反抗战后主题与核武器主题作品都开始从全人类的角度审视世界和平问题。这正如他在《广岛札记》法译本的序言中所说:“我从那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一生中学到的是:以‘个人的’灾难觉悟开始, 以‘日本人的’方式展开的对被炸事实的接受———政府要员时常将‘唯一的爆炸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一表达方式挂在嘴边———确实到那一阶段为止, 与国家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即便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却是由向全人类普遍性的升华所导致的。” (8) 他的关于核武器题材的创作与演讲的主要思想与整个日本原爆文学的主题是相一致的, 那就是对原子弹轰炸日本、对核武器研制和扩散进行强烈谴责和痛恨;对世界和平热切期望。这也是原爆文学最有价值的意义。{本文为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本‘原爆文学’研究” ([2009]第314号) }

参考文献

[1][2][3][4][5]大江健三郎[日]著, 王新新译:《广岛札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34页, 第128页, 第127页, 第78页, 第81页。

[6][7]大江健三郎[日]著, 郑民钦译:《“广岛的心”与想象力》, 《我在暧昧的日本》, 南海出版公司, 2005年版, 第119页。

大江健三郎 篇6

生死问题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课题。文学即人学, 自有文学以来, 生与死就常常是传统文学的基本素材。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 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里, 儒家不论身后事, 只追求生的价值;道家把生命的终结看成一种自然现象, 要顺其自然;而佛教则认为人的生命不限于一生, 永恒不灭, 无始无终。日本人追求生与死的尊严, 但也淡然面对离世, 生死皆坦然是大和民族的固有观念, 樱花短暂灿烂绽放后的落漠飘零是日本人对生死认识的至高境界, 要生当如夏花般绚丽, 死像秋叶样凄美。当然, 除文化因素外, 经历、性格等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死观念, 有人要“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 而有人则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大江健三郎如何看待生与死的问题呢?本文将从其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进行剖析。

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发表于1967年, 发表后即获得“谷崎润一郎奖”, 后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特殊评价。小说中, 根所家的两个儿子蜜三郎和鹰四, 因为双双遭受了心灵的挫折和创伤, 回到故乡四国, 以期寻求精神的复苏和内心的安宁, 并找回自我。

小说一开始, 便描述了“我”———蜜三郎对自我的放弃。在他身上, 相继发生了右眼受伤失明、白痴儿子出生、友人去世、妻子开始喝威士忌、不得不把白痴的婴儿送进保育院等一系列不幸的事情, 因而他对生活心灰意冷、恐惧绝望。虽对生活失去希望, 但精神恍惚、意志消沉的“我”还在“寻找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当弟弟鹰四劝他一同回故乡四国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时, 他虽不知道新生活具体如何, 但也认为“的的确确需要一个令人怀念的小草房”, 便一起回到了故乡, 开始了山间乡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 “我”见到了各种人的“生”与“死”。

首先是友人扮相怪异的自杀。在美国被警棍击中头部而患上隐蔽躁狂抑郁症的友人, 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 回到日本住进了治疗轻度精神异常的疗养院。但所谓的治疗方法竟是让友人服用大量镇静剂, 像温驯的家禽一样, 不再会生气, 每天温和地微笑着, 心平气和地生活。但为了惩罚残暴的看护, 他拒绝服药并伏击了看护, 因而被遣退回家。之后他陷入偏激中无法自拔, 最终自我了断。友人的自杀, 让本就对生活失去希望的蜜三郎更“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了”, 感觉自己“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 软弱、无力”, 所以才会在掉入坑洞中时不停挣扎, 用“自己那无意识的手扒出土里的砖瓦块, 又抓挠土墙”, 看似为了活下去, 实则是“要把自己活埋”。

从友人的葬礼回到家里, 蜜三郎看到了木然白痴的儿子和整日醉酒的妻子, 这两人让他感到了生者的疲惫。

儿子是症状恶劣的白痴, 他整日静静地躺在床上, 不哭不闹, 一无所求, 眼睛空洞无神, 脸上毫无表情, 既无感情需要表达, 又感觉不到他人的不快, 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还活着。但他并不是甫一出生便是如此, 做切除脑瘤手术之前的儿子, “还具备用自己的哭声来表现自我的能力”, 然而手术之后, 便无法表达任何一种人类反应, 木然地把自己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

妻子因为生下了白痴儿子, 陷入深深的自责和逃避之中, 自我惩罚的欲望支配着她整个心灵, 对生活绝望而疲惫, 只有靠整日喝威士忌达到醉酒状态才能开始第二天的生活。然而即便是处于沉醉状态, 也依然不能从怯懦和自我厌恶中解脱出来, 她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审问, 但在见弟弟鹰四时还是会有点忐忑不安, 也会为阿仁说“孩子的反常现象会不会从阿蜜那儿遗传下来的”话而有些许释怀。很难想象这样困窘不堪、颓废自厌的妻子在生下白痴儿子之前, 也是非常活泼的。

至于“日本第一肥婆”阿仁, 嘴里说着“肥胖太惨了, 太惨了”, 想要寻死, 但每五分钟就进一次食的同时还在热切盼望着导致自己不停想吃东西的心理因素能在某一天消失, 自己的摄食量恢复正常, 丈夫和三个孩子能从她庞大的食物供应量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 自己也能活下来, 甚至体重还能回到之前的八十多斤状态。

无论是友人、妻子或者阿仁, 都是因为某种压力导致心理异常, 极度想从压力中逃脱出来。所以妻子才会选择整日醉酒, 阿仁才会选择不停进食来麻痹自己的心灵, 暂时忘却烦恼, 怯懦而又卑微地活着。想生存下去, 又觉得现实太残酷, 不愿承担只想逃避;但又不想、不敢自杀, 只好苟延残喘于世, 而当有一天压力无法承受时, 只有像友人一样自杀, 而友人那扮相怪异的自杀, 是对自己要经常卑贱地屈从于现实压力的一种无声的呐喊。至于白痴儿子, 没有任何思想, 对这个世界、这世上的人也没有任何感觉, 木然地存活于世。他们虽然活着, 但整日浑浑噩噩, 生活没有目标、没有追求, 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做什么, 只是因为不敢死、不想死才苟活于世, 这样的生命与死又有何异呢?作者借着这些人的命运、遭遇, 揭示出生活在战争年代日本社会里的人们毫无独立感、受人摆布、被人主宰的命运, 反衬出芸芸众生暧昧的生死状态。 (2) 可以说, 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大江出生时,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多年, 但战争带来的苦难还在继续。日常必需品价格暴涨, 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日本经济由于一战期间军需等因素的影响出现畸形繁荣数年后, 1918年终于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经济由此一蹶不振, 陷入历时10年的萧条。在整个社会尚处于经济危机的泥沼之中时, 1923年又遭遇了关东大地震, 经济损失惨重, 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在这种国内矛盾加剧、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日本政府又加剧对外扩张, 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 给亚洲很多国家带来灾难, 也使日本国内民众民不聊生。

1945年战争结束时, 大江刚好十岁。虽然战后日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但战后初期,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日本, 是一幅经济崩溃、粮食严重短缺、物价飞涨的悲惨画面。“在主要军需工厂工作的大批工人随着战败而被解雇, 加上大批复员军人和海外归国人员, 失业者达1300万”。 (3) 战败后, 资本家害怕设备被作为战争赔偿没收而“怠工”;庞大的储备物资被军部、官僚、军火资本家乘战后初期社会秩序混乱之机瓜分和囤积, 导致物价飞涨。物资短缺, 物价高居不下, 没有工作, 可以想象日本民众的生活多么凄苦和艰难, 这给少年时期的大江带来巨大的触动:“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继续体验着持久地苦难, 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家庭内部, 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 乃至我在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 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 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那声呼喊:‘我又回到了人间!’” (4)

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根所家和弟弟鹰四也颇引人注意。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主人公的爸爸就客死异乡, 甚至死因不明, 后来奔赴战场的两个哥哥, 只有二哥S兄一人生还。但他刚出山谷, 就在朝鲜人部落里被打死。不久, 母亲死后, 弟弟鹰四和弱智的妹妹被伯父家收养。鹰四从小就对根所家每个死去的人的各种秘密和真相都很关心, 认为S兄和曾祖父的弟弟是敢于与残暴力量对抗的人, 并盼着在万延元年事件影响下做点事情, 但与妹妹乱伦导致妹妹自杀身亡的巨大精神压力, 迫使他曾一度逃离故乡四国, 远走美国, 但他依然“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曾祖父弟弟的精神勃勃”, 觉得自己具有根所家男人的暴徒精神。对乱伦事件的自我惩罚欲望和作为暴徒的自我感觉之间的巨大落差, 使他非常偏执, 既在用自我处罚偿付乱伦和造成妹妹自杀带来的负疚感, 又希望能成就一种暴徒惨烈的死亡方式, 像S兄一样作为“亡灵”被村民们津津乐道。虽然他依然害怕死亡, 但他褪去了幼时的怯懦, 说服哥哥蜜三郎回到故乡, 卖掉了田产和地皮, 组织了足球队, 与超级市场“天皇”对抗, 赢得了村民的尊重, 也给他们带来了信心。但最后行动失败, 为了达成惨烈死亡的目的, 他固执地谎称死于事故的年轻姑娘是被自己杀害, 并饮弹自尽, 既惩罚了自己, 又悲壮地死去, 完成了自小便渴望成为暴徒的“自我”的回归。

虽然鹰四内心深处是怯懦的, 也曾逃避过现实, 但他最后敢于向现实挑战的“暴徒精神”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使他们实现了“自我”复苏。阿星因为他放弃了颓废的生活, 学会开车、修理, 生活步入正轨;青年足球队的年轻人们, 一改平日的吊儿郎当, 在鹰四的带领下, 复兴诵经舞唤回村民的精神信念, 救落水孩子, 敢于和超级市场“天皇”斗争。而蜜三郎的妻子则在鹰四的影响下, 放弃了每天烂醉如泥的生活, 渐渐地对村里的事物感兴趣, 慢慢地融入足球队充实的生活。与鹰四乱伦发生关系, 也不一定是因为爱上了鹰四, 而是爱上了鹰四身上的勃勃生机, 因为鹰四觉得虽然世界充满暴力, 但也不应该在它面前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这种健全的符合人性的态度, 让整日浑浑噩噩的嫂子远离了空虚, 并最终决定勇于面对生活, 生下鹰四的孩子, 并把放在保育院的孩子接回抚养。“我”也在鹰四的影响下, 决定面对生活的挑战和磨难, 和妻子一起面对剩余的人生。鹰四已死, 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 “我”们已经“死亡”的精神达到再生, 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生活即将步入正轨, 完成了“自我”的复苏。

生与死有明确的生理界定, 精神的存亡也体现在“自我”的意识上。小说中, 逃避生活, 空虚度日的人们, 失去了“自我”, 活着与死亡又有何异?而曾祖父的弟弟、鹰四虽然死了, 但依然给他人的生活态度以巨大的影响, 引领他们的精神再生, 完成“自我”的复苏, 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生活的精神, 将在被影响的人们身上继续展现, 继续“活下去”。日语中“暧昧”意为含糊、不明确之意, 作者通过这种“暧昧”的生死状态, 表现了具有“自我”意识、为生活奋斗的精神内涵。

摘要：本文分析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 生活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里, 承受了巨大的现实压力, 毫无独立感、受人摆布的人们的命运、被撕裂的“自我”以及暧昧的生死状态。小说中, 敢于同现实斗争, 完成了“自我”复苏的主人公的弟弟鹰四, 影响并引领精神死亡的人们达到精神再生。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暧昧生与死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著.我在暧昧的日本.岩波新书, 1995.

[2]叶琳主编.近现代日本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

[3]林直道 (日) .现代日本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大江健三郎 篇7

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的大江健三郎, 在被森林和峡谷包围的山村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和与外界隔离的山村给大江的创作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他在诺贝尔奖获奖发言《暧昧的日本的我》中所说的那样:“灾难性的二战期间, 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里孩童时代。”“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我发现, 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 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 倒不如来到森林里, 在树木的拥簇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

“梅雨季节来临, 等到坍塌的山石把村庄通往镇子的小路上的栈桥压垮, 我们的小村便同外界隔绝了。可是, 与镇子的彻底隔绝, 并未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偏僻的村庄带来任何的烦恼。小镇上的居民不会像对肮脏的动物那样厌恶我们, 而我们又可以静静地俯视峡谷的山坡上的小村庄的一切”。大江就是这样把“我”封闭在这样一个空间环境里, “在这里, 我和弟弟就像是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裹着的小种子, 战争没有浸透这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 所以, 最近飞过村庄上空的敌机, 与我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鸟而已”。

“监禁”一词在日本战后文学中是常被提起的一个词, 它是指把人限制在某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在日本尤其是指处于战争或战后人们的信仰崩溃时期的心理状态。这种监禁的场合在作品中也多次得到展现, 首先是封闭的山谷村庄, 接着是关闭黑人的阴暗潮湿的地窖, 峡谷底部的火葬场, 都是作者这一被监禁的森林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 而“我”正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森林监禁”环境中吸取着营养而成长着。

二

在大江的文学作品中, 战争是其文学主题之一。童年时代的大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残酷性给他幼小的心灵强烈的震撼, 尤其是发生在1945年的九州帝国大学人体解剖事件, 对经历过战争时代而又进入战后“新时代”的大江来说, 带来的不仅是心灵的震撼, 更重要的是他对战争的反思, 更是给正处在青年时期的大江以“灵魂的救治”为主题找到了全新而又宽广的舞台。

峡谷底的火葬场是我和弟弟“采集”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最后黑人被火葬死去的地方。“在峡谷的另一端———放眼可及的远处光带般的大海彼岸, 在峰峦叠嶂的群山那边的城市里, 毫无指望的战争正吁出滞闷的空气。可战争对于我们, 只意味着村里年轻人的远征和阵亡的通知书。在这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峡谷中一架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飞机风驰电掣般地从空中飞过, 而正是这一声长鸣, 打破了峡谷里的宁静”, 由此, 被捕的黑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从担当给黑人送饭的特殊使命时起, 开始了“我”和黑人的“敌—友—敌”的立场变换式的交往。随着黑人腿部被套着野猪套锁链到锁链被打开和被允许离开被监禁的地窖来到空气清新的峡谷中, 黑人也变得像家畜一样驯服, 在大自然的充实的节奏中和我们一起玩耍, “我”的精神世界的枷锁也开始慢慢地得到了解脱。“从这之后, 我们经常把黑人领出地窖, 一起在村子里的石板路上散步”, “黑人还喜欢在铁匠铺看热闹, 特别是豁唇儿在炉火的映照下, 赤裸着臂膀帮助铁匠打制锹、锄时, 我们这些孩子常簇拥着黑人到铁匠铺去”, “女人们也不再惧怕黑人了, 黑人有时直接从女人那里得到食物”……这一切让人觉得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峡谷是那样的平静, 又富有人情味。

三

作者多次运用对照的手法向读者讲述故事的发展。首先是环境之间的对照, 把被战争的硝烟弥漫着的外部环境与寂静、恬淡、悠然的峡谷的自然环境相对照;又把清新空气弥漫着的峡谷环境和狭窄、阴暗、潮湿的地窖相对照, 在使读者感官得到清新感觉的同时, 又使读者不由得想到在这高兴欢乐的空气中却凝聚着一丝悲哀, 渐渐渗入了我们稚嫩的头脑。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照, 把内心天真、单纯的孩子们和残忍、暴怒的大人们相对照, 把“我”和黑人兵之间的“敌—友—敌”立场的转换进行对照。在经历黑人士兵事件前后内心的成长经历中, 探索“我”的成长足迹, 心中的美好的乐园消失后, “我”也不再是孩子了。正是在这种自照与他照的过程中, 黑人由“动物”转化为“人”, 又由“人”转化为兽性大发的“动物”, 纯朴善良的村民突然间变得如此残忍、暴怒, “我”对黑人兵善意地提醒, 反被抓为人质……这一切不可思议的非正常的表现, 在向读者昭示着生命的无常的同时, 却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的结局到底是有谁在操纵着这恶意事件的进展呢?是黑人?是孩子?还是村民?答案是否定的。那到底谁应该是幕后操纵者, 谁又是该谴责的对象呢?作品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作为政府职员的代表的“书记”到村里来传达政府对黑人的处置消息, 才打破了已经形成的“宁静的生活”。毫无疑问, 在大江的笔下, “书记”应作为该谴责的对象, 他们的灵魂最应该得到拯救。而最后“书记”的突然死亡, 使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大江正是通过这样对比的手法, 通过他那富有神奇式的想象力来探寻二战后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忧虑。如果说“拯救人类的灵魂”是大江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的话, 我认为《饲育》应该是这一主题的初期的探索和一首铿锵有力的前奏曲。

正如当时作为芥川奖评选委员的川端康成所说的那样, 芥川龙之介和大江健三郎虽然所处的时代、才能及写作风格都不相同, 但作为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学生来说, 大江以奇异的题材来构思小说这一点与芥川非常相似, 因此, 想把芥川奖授予大江。大江的小说显露了他在文学领域独特的才能, 因此, 这篇小说发表的当年就被授予了当时文学的最高奖———芥川奖, 这算是对他的最高的评价。

摘要：《饲育》是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其奇异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 向我们展示了在二战期间生活在森林峡谷中的“我”的成长故事。受西方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影响的大江, 在其文学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对战争的痛心和深深的反思之情。本文从创作背景谈起, 进一步探求生活在“森林监禁”状态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生命的新生。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饲育》,森林监禁,对照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华.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叶渭渠主编, 1995年.

[2]稲賀敬二, 竹盛天雄, 森野繁夫.『新訂総合国語便覧』監修.第一学習者, 2001年1月.

[3]死者の奢り·飼育.新潮文庫，平成二十年5月5日, 第70回.

[4]于进江.大江健三郎青少年时代文学之路探因.山东师范大学 (日语学习与研究) , 2002年, 第1期.

[5]庞希云.生命神话的凝聚.广西师范大学.

大江健三郎 篇8

在启蒙与时代变迁同步进行的洪流中, 亚洲的两位大师沈从文和大江健三郎 ( 以下简称为“大江”) 分别构筑了各自的桃花源。启蒙与解放之风刮过中国大地, 在城市化进程中, 中心地区逐渐变得文明、西化, 乡村仍然像懵懂的孩子, 与城市相邻且与城市相隔, 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加剧, 乡村成为愈加孤寂、茕茕孑立的存在。沈从文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 这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 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但滋润着周边的生命, 也为沈从文构写湘西世界埋下伏笔。大江的家乡位于四国岛的的小山村里, 四周围绕着茂密的森林植被, 这里是他创作的源泉, 他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较之中国的文学中心北京、上海等地, 日本文学的中心汇集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 湘西世界和森林峡谷都是边远地区, 他们二人描写乡间的风土人情乡间文化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走向边缘”是“为了从边缘出发”。这样的文学作品描述出了来自角落里, 即边缘人的诉求和声音。与传统相区分的, 在我们了解传统的“大多数”之后, 也看到了“少数”的迷惑与不安, 增加了文学视野的完整性。

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 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 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 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在湘西世界这个场域之内, 营造一种底层人的对生活的热切期待关注。沈从文以浮世绘的方式, 把头脑中的湘西世界与现实中的湘西世界相融合, 在保留地域风土人情的同时, 逐步升华湘西的生命力。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 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 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四国岛的森林峡谷处于远离中心的地理位置, 诸多方面的原因 ( 如政治、社会、文化等) , 促使他必须重新看待边缘的价值, 社会现实的极大反差, 复杂的社会经历, 加之受到阅读加缪、萨特于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 所有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对待外界事物的整体感知、体认以及做出相应的判断。大江以极其敏锐的视角, 从边缘中那些冷落被无视的区域立场出发, 给这些昏暗的角落带来光明, 同时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也给这些区域带来更多的关注。

二、两个世界中的边缘人

《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曾这样讲述: 正是在谈及自由时我们应当重复海德格尔在概括的谈到此在时所说的话: “在自由中存在并支配本质”。尼采说: “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是“人”先锋之一。

尤奈斯库说: “所谓先锋就是自由”。这个“人”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 适用于每一个人吗? 很显然主体之外的他者享受不到, 处于边缘的人们, 同时也边缘着自己的同伴, 在这其中以一个看客, 观赏者的姿态存在, 自己被禁锢的同时, 也维护着“禁锢”, 逐渐失去自由。面对内心的苦楚大江和沈从文从边缘出发, 在边缘中拾起了人的存在。湘西世界中沈从文绕开主流, 独辟蹊径, 当启蒙的新风刮过华夏大地, 不论是文学的象牙塔还是现实中的世界, 与边远的湘西世界都无法同步呼吸。湘西世界中沈从文烛照每一个淳朴的灵魂, 女性作为边缘中的边缘人, 沈从文不吝惜笔墨, 作为湘西作品中典型的童养媳角色萧萧, 穿过街道的白衣女学生在她面前只是一个小写的符号, 在萧萧心里也只是一闪而过, 她们的交集也只是停留在互相观看, 也是互相的过客。萧萧虽为芸芸众生中并不瞩目, 在遭遇一系列的打击, 想到放弃自己作为主体的最高意义的生命时, 转而从小小的身体迸发出强大的生存意志: “……究竟年纪太小, 舍不得死, 却不曾做。”她强大的生存愿望, 却使她在边缘之中闪烁光辉, 生存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狂欢, 沈从文不仅要展示边缘人的身存状态, 对于值得关注的是湘西世界中的很多女性。沈从文向外界展示她们旺盛的生命力, 给女性更多伸展的空间, 使她们不再成为他者的存在, 以独立的个体展开生命律动。再看大江, 以战后作为大背景, 从创作初期起大江以边缘为主题, 在《饲育》中, 同样是作为个体人的存在, 孩子们对待黑人和成年人对待黑人截然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孩子们也被大人隔离边缘, 边缘人内部也出现裂缝和隔膜, 象征希望和未来的孩子们精神上受到这种挤压。《饲育》中书记曾这样说道: “仗打到这步天地就可以啦, 连孩子的手都要被敲碎”。战后被异化的心未被解冻, 大江感受到战后人们心灵的创伤, 在之后写作中在安排地域多数是在森林峡谷村庄, 是众人在阅读作品的同时关注森林峡谷中的人和事, 关注这些人的遭遇和境况。大江认为在边缘地的一些普通人的生活现状更能展示出整体生活得全貌, 这些微弱力量的汇聚, 为人类所面临的、潜伏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更多解决的可能性。

三、湘西世界与森林峡谷中的象征意象

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 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 他本人即是湘西的魂魄所在。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湘西与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 撇开战乱建构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显然作者不是单纯的想象, 象征着作者头脑中的“乐园”, 这与沈从文供奉的希腊小庙不无关联, 这种在精神中塑造起来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湘西世界, 人性作为信仰在湘西世界大为舒展, 与“文明世界”相对的“湘西世界”, 作者以虔诚教徒的姿态和热情, 膜拜着供奉“人性”的庙宇。蓝棣之认为: “沈从文作品的价值, 无论从思想上说, 还是从文学观念上说, 都在某些重要而基本的范畴内, 提出了与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相近的看法,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性思想’。”在“诗意的图画中”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和比对外界衬托下的湘西世界, 这里有虚幻且真实, 美好与隐痛在湘西世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寄托了沈从文的的审美理想在其中。《边城》中翠翠这个当然整个湘西世界在展示美好的同时, 也展示着深沉的隐痛。《柏子》中柏子扭曲的价值观, 《萧萧》中萧萧安静中等待发卖, 《丈夫》中丈夫的隐忍, 都暗藏这一个共同寓意, 人可以作为物品贴上价值的标签, 人本身告别自身而以一个他者或者“物”的形式存在, 沈从文摹写他们正象征着为这些边缘人的无声的呐喊。

“森林峡谷”作为一个重要意象、绵延在大江的作品之中,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 以战争前后为大背景, 人们渴望回归家园重新构筑心灵, 从文明社会返回到母体家园, 从而得到内心的平复。《饲育》第一次提到森林峡谷, 也是在《饲育》里写道: “我不再是孩子了”这象征着孩子在经历挫折苦闷惊恐之后, 一夜之间的蜕变, 这同时也附带一种隐喻, 作者大江的创造展开一个新的阶段, 接着在《感化院的少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同时代的游戏》《燃烧的绿树》《空翻筋斗》, 他始终坚持最初的文学理想, 以极具张力的手法继续阐述森林峡谷, 森林峡谷常带有疗伤或者寻根这样的功用, 这种对森林的复归, 恰似马哈鱼洄游栖息地一样, 恢复曾经的亲缘性的象征, 正是外界纷扰中的人们精神孤独无法获得内心的自我救赎的解药。以边缘为主要关注和抒写同时这也暗含着大江是以一个时代观察员身份在关注着这个时代, 森林、树这样的事物象征着回归, 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目光关注边缘, 而不是边缘人一直以边缘的身份存在, 充当默默无闻的他者, 希望得到一种集体的承认和共鸣。

四、结语

沈从文和大江健三郎在文学中坚持自身的立场, 为关注边缘的文学争取了宝贵阵地,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 使边缘能够呼吸道与主流同样新鲜的空气, 扭转对云端的雄鹰的仰望, 转为俯瞰大地角落的生灵。避开主流, 开辟了一片以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绿洲。

摘要：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至今仍让令人神往,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峡谷”成为众多同时代人的精神家园, 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的比较在国内较为少见, 他们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抒写边缘性。从地域的边缘性、人的边缘性以及他们作品中的象征意象, 阐释二者各自的边缘抒写, 旨在探求两位大师共同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湘西世界,森林峡谷,边缘性抒写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华.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3]萨特著.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存在于虚无.三联书店, 2007.

[4]尼采著.钱春绮译.查拉斯图特如是说.三联书店, 2007.

[5]王忠琪.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 1984.

[6]沈从文.沈从文文别集 (萧萧集) .岳麓书社, 1992.

[7]弥尔顿著.朱维之译.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8]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9]王向兰.浅析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边缘化写作.日本研究, 2004, (4) .

《南海十三郎》痴人正是十三郎 篇9

今年，《南海十三郎》再度重演，将舞台搬进香港西九龙的戏棚里。原汁原味的，不仅仅是在正统的粤剧舞台上演出这个讲述当年粤剧剧作家的故事，还有更多穿插在剧中的粤剧元素。比如开场的歌队，就以粤剧中“笃嚓、笃嚓”的节拍，用粤剧的念白来充当说书人的角色，向观众介绍南海十三郎这个人物，并且由此引出后面的故事。

南海十三郎出生在贵族家庭，从小顽劣成性，中学时就因顽皮闹事被逐出学校。在香港大学念书时，又因为迷恋女友而追随至上海，导致学业也没能完成。他性格偏执、内心单纯，自幼对粤剧深深痴迷，二十岁回家后，便加入了粤剧名伶薛觉先创办的觉先声剧团做编剧，撰写的第一部戏《寒江钓雪》一炮走红，势不可挡。事业如日中天、到达顶端的他恃才傲物，外加个人情感问题和时局动荡（抗日战争），所以好景不长。他只身来到香港，只可惜环境已经不同，到了香港后的他，创作的内容与当地商人追求的娱乐性格格不入，对作品品格的坚持也不被世人所了解，加上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导致屡次受挫，终被人当成是疯子，受尽白眼。即便有朋友相助，但他依然露宿于香港街头，由于疯疯癫癫、神智失常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晚年四处流浪，最后于1984年在香港青山医院去世。

用话剧的方式去纪念粤剧名剧作家，并不多见。剧中请来正统粤剧演员来扮演当初的名角薛觉先，所以其中几处粤剧唱段让戏迷回味无穷。创作者特意在剧中安排了一段南海十三郎收另一位名剧作家唐涤生为徒的戏码—其实真实生活中，两人并无太多交集，但剧中增加的这个段落，却犹如神来一笔，进一步突出了南海十三郎的恃才傲物，对想要拜师的唐涤生百般刁难，也显示了他的视野开阔，目光长远，洞悉未来艺术未来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南海十三郎的谢君豪和扮演唐涤生的潘璨良均为圈内有名的戏骨，两人出色的演绎让这一桥段成为这部戏中最经典的一部分。

讲的虽然是粤剧剧作家的故事，编剧杜国威在其中也带入了自己的情感，可谓托角言志。因为南海十三郎桀骜不驯的性格，在他的后半生，根本无法融入到新的时代环境中。但是他不愿向媚俗屈服，不愿向利益低头的态度，着实将剧作家的风骨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更是杜国威，甚至于所有剧作家期望自己拥有的风骨。

开窗放入大江来 篇10

7月7日上午10点整，久等于北京金源新燕莎MALL门口的人群鱼贯而入。这一天，2010北京“各地商品大集”第十期——“河北商品大集”开幕。张阿姨就在其中，她是这附近的居民，她早已习惯了在燕莎逛大集的日子。这次，她逛完早市顺便赶到大集，希望有所收获。

消费者：有大集的日子很快乐

其实，大集对人们的影响早已延续到卖场之外。

“咱们的超市里什么都有，但俺就是奔着绿色来的”，“野山茶油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有名的胡老太腐乳太辣没买，卖蜂蜜的柜台挤满了人，那女同志直擦汗”……网友地龙在博客里图文并茂地分享着她的大集收获——无论是商品、见闻，抑或是感受。

“山西大集上的胡麻油还是老法热榨的，加热时烟大，但相对北京卖的冷榨亚麻油要便宜很多，买回来可以当芝麻香油拌菜拌馅食用。不过，提醒广大听众的是，胡麻油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的人可能会吃不习惯。”不知什么时候，北京某电台也开始在大集的日子做着大集的节目，他们在大集上买产品，体验后介绍给消费者，再去看自己的宣传效果。在媒体的宣传下，连一些参展的老板也觉得自己的生意“一下子变好了”。

就是这样，自今年3月开办大集以来的近5个月里，逛大集、谈大集已经变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习惯，并潜移默化地沁至京城百姓的生活。很多消费者从通州、密云等远郊区县来赶大集。更有市民成了专业的“追集族”，每期大集必到，游走于各地特产间，且几乎集集满载而归。据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资料显示，已经举办的10期大集累计接待消费者超过1000万人次。

而当大集已成习惯，北京的老百姓更是“坐地日行八万里”，不出京城就可享受各地特色产品。

商家：我们收获的不仅是销售额

补货，补货!

几期大集下来，补货已经成为了部分参展商的常态。“来大集之前，我们备了很多货，但最后还是失算了。”江西绿源油脂实业有限公司华北区总经理梁志庆对记者表示，大集期间共补了4次货，开集一两天后就进行了第一次补货。

“我们15天就卖了28万元，”销售竹纤维产品的王小姐对记者表示，“开始带了3万元的货物，没想到场面火暴，第一天就开始补货，打电话让中铁加钱加急运过来。整个大集期间补货就有3次。消费者太多了，我们去了5个人也没有忙过来。”

大集期间，很多参展商来之前以为是过去的展览会，只带着一些样品，结果来了就傻眼了，货品基本不够卖。“每集都有大量补货的商家。集集都空运，还不止一家。”北京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各地商品大集”参展企业平均补货2次以上。尽管参加大集之前主办方已提醒参展商把货物带足，然而大集的火暴程度还是令一些商家措手不及。于是便有了江西大集上“大米、鸡蛋坐着飞机来”的商业奇景。

“终于找到了大市场”

“之前我们就试图闯北京的市场，但是很困难，走了很多的弯路。北京的消费整体偏重于购买投入广告较多的产品，而对于我们江西老区的企业来说，投入那么大的广告费用有些力不从心。”梁志庆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讲述着他的经历，而在大集上，他找到了可以在北京展示产品的平台。

像梁志庆一样，很多地方的中小企业之前是很难有机会进入北京市场的，而通过大集这个平台可以展示产品。

“中国各地很有特色的农产品以及手工艺品都是‘藏在深闺人未识’。商务部非常重视，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最终帮助企业做好市场推广、培育品牌，让它们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对记者表示。

家乐福采购了前郭县哈萨尔王食品公司的牛肉干200万，江西大忙人实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太极生命科学有限公司达成了单笔采购金额最高的3000万元葛根系列产品的采购协议，潮州市创佳电子有限公司的创佳液晶电视签约额达到1.2亿元……

“终于找到了大市场”，随着一个个采购单的签订，许多初来北京的商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零距离试水市场

“我真没想到，我的价钱定低了。”河北大集上，卖沧州小枣的商家对记者表示，她的商品一开集就供不应求。“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了解北京市场以及需求的机会。”

梁志庆表示，参加大集是其闯北京市场的一个转折点。“通过大集，我们对市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外我们看到了借助政府部门，市场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使得我们今后闯市场中更注重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

“以前在北京也办过市场的推介会，邀请了很多采购商去，但没有对市民开放，从而也就没有市场的检验，很多东西是不敢采购的。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南方的一些产品在北方是否可以适销对路。”已经连续来了几期大集的某超市的采购人员对于大集这样一个零距离观察市场的形式赞不绝口。

根据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江西大集开集当天上午就有数十家北京百货、超市、餐饮、批发市场的采购负责人参加了展销洽谈活动，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确定采购目标、采购规模等。

北京商务委：以政府的公信力办大集

大集取得如此成果，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的筹划和组织功不可没。为此，本刊记者对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李薇薇进行了专访。

中国市场：举办各地大集的背景是什么?

李薇薇：2009年，我们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保持了消费品市场的快速增长，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北京市委市政府在2008年奥运以及国庆60周年之后提出，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打造成国际商贸中心以致更好地服务全国。在此背景下，我们觉得调整自身的商业结构、商品结构以及品牌的结构非常重要。北京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5309亿元，消费需求还是很大的。同时，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中心，始终有着服务于全国的理念和责任，而在北京举办各地商品大集，推广各地名优特产品，可将这一理念采用全新的方式落到实处。此外，去年我们举办了外贸大集，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形成了一定的模式。

所以在以上几方面的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决定要做这样的大集。这一思路得到了商务部领导的支持，并把北京各地的商品大集作为2010年全国内贸领域的重点展会之一。

中国市场：大集已经举办到了第10期，我们看到大集场面可谓“红火”，那么，在这背后，北京商务委做了哪些筹备工作?

李薇薇：我们在大集承办地点的选择上花了很多心思。承办地点要是一个比较大的综合性的消费场所，且有一定的客流基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一定的空间与场地，交通便利，相关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等，这样便于参加大集的外地参展商。年初北京各区县的商务委根据情况推荐了二十多个商场，我们考察后选择了在客流密集、交通便利的金源新燕莎购物中心、蓝岛大厦等成熟的大型商业设施中举办，利用商场已有的消费群来带动大集的人气。而事实也证明了，商场完善的销售体系和管理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商品大集”的热卖。

为了成功举办大集，北京商务委于今年初专门成立了各地商品大集办公室，由专人策划方案、筹备以及与各地联络。北京商务委承担了展商的摊位费以及摊位展架的设计、场地上背板以及每期在商场仓库租赁费用等。统一标识形象，形成大集的独特风格，便于消费者识别。此外，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北京以及中央相关媒体对各期大集的活动进行宣传。投入的精力有时不是用资金和数据来衡量的。同时, 承办商场所在地区政府和商务部门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中国市场：在大集期间，许多采购商和消费者都是冲着政府的信用才放心购买的。政府的信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薇薇：很多消费者表示，正因为北京商务委以及各地的商务部门是主办方，他们才敢买这个产品。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鞭策。所以我们对大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大集取得了如此成果，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公信力助推了“各地商品大集”。每期大集是由北京市商务委和各省市商务部门共同主办，商务部领导，北京、江西、贵州、甘肃等省市领导也出席了启动仪式;参展企业全部由各地商务部门推荐、优中选优。在每期大集举办前，我们对各地参展商有提前的培训，以确保大集能够顺畅地进行。展商进入卖场后，市商务委也会核对商家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产品的生产许可证以及销售人员的健康证等。并且每天核对展示的商品与原来上报的产品都要吻合，以防止未经审核的商品借机上摊。为此，每天都有商务委“大集办”以及执法大队、商场方的人员在巡视。当然，现场还有各地的商务部门的负责人予以配合。

此外，每期大集都要求当地的商务部门向参展商收取保证金10万元交给承办商场，利于参展商撤展后，消费者由于质量等问题进行退换。大集结束后的30天后退还给参展商。

总之，我们从货物的选择、铺摊、销售以及售后等都有严格的把关，力求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绿色通道。此举获得了前来赶集市民和商家的好评，树立了消费者和采购商对参展企业和商品的信心。

听，大集经济在敲门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集形成多赢局面。“利于经销商、丰富北京的商品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优更好的产品。而且，可以体现政府的组织、号召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商务部本着扩大消费、推广市场，让广大消费者买到更优、更好、更加放心的产品为宗旨。所以，来到这里的都是各地商务部门精挑细选的产品。”

北京有市场的优势，各地有产品的优势，加上政府的组织，大集是这几个优势因素的有效组合与桥梁。契合了这几方面的需求。大集拓宽了流通渠道。大集商品通过北京市场的认知与接受，从而辐射全国甚至走向国际。

“各地商品大集”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一些采购商只要一听到有新大集举行，就会纷纷赶来，甚至美国、韩国的采购商也悉数登场。“大集可以省去我们很多的采购时间、成本与引进风险。比如超市过去进行的农超对接，由于农副产品参差不齐，还要去厂家了解生产信息以及生产量。”某超市采购商对记者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举办的9期大集，吸引了多达2655家次的采购商前来洽谈签约，累计洽谈金额突破12亿元。

去年蓝色港湾就是因为外贸大集才被广大消费者所认知，从而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也正因为此，很多商场仍在积极申请举办大集。其实，卖场与大集就是互相依托的过程：初期大集要借卖场的人气，当大集已经形成品牌之后，卖场反过来借助大集来提高人气与销量。据大集活动承办商场统计，大集举办期间商场客流量和销售额普遍得到提高，分别比平时增加20%和30%。

每期大集更带动了商场周围餐饮住宿的发展。大集期间，金源一层的乐杰士由原来每天销售额两三千元到大集时的上万元。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离金源燕莎不到两公里，更是瞅准了这个商机，主动免费提供班车，接送参展商以及工作人员住宿。这相当于锁住了将近一年的客源。

北京的大集形成了品牌效应之后，其促进消费以及全国商品流通的模式得到了各地商务部门的认可。一些省市也纷纷前来北京考察并学习大集模式。有的想借鉴此模式在省会举办该省各市之间的大集，有的想以大集的形式作为促进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大集经济由此将遍地开花。

后记

“您那边的企业信息和商品资料什么时候报过来?这边急需安排制作门楣”，“请把万张香油有限公司和教育部、狗不理的团购情况核实一下”，“龙德广场附近的酒店您选定哪家了吗?北京暑期的房间很紧张，需要尽早预订”……在北京市商务委“大集办”的办公室里，各地大集的红色横幅在墙上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不停地在与后续各地主办方联系，在筹办大集的日子里，他们感到“忙碌但十分充实”。

“真的很高兴各地产品能有拓展市场的机会，北京的市民与企业也能受益。大集参与各方作为一个整体都在大集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大集办相关负责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在“大集办”的墙上，宋代曾公亮所咏绝句《夜宿甘露寺僧舍》耐人寻味：“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