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关键词： 统一 经济 文化 发展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精选14篇）

篇1：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可以发现从远古到清末，出现了几个特殊的高潮，如两汉时期，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罗马帝国为另一段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而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几百年之后的唐王朝。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每一次高潮的出现都与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昌盛时期及其吻合，而两汉之后的几百年战乱纷争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也同时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以政治经济发展作为载体的。

在那时国与国之间并无刻意地去进行文化交流，而开始的目的总是出于发展双边政治经济考虑的。

在汉代，东西方以汉帝国为一端，罗马帝国为另一段的丝绸之路开辟了，商人们带着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易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将自己的风俗习惯，知识文化带到了异域他乡，进而在那里传播。为了巩固双边政治，也为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中国在丝绸沿路设立很多郡府并与其他各国互通使节，建立外交，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寻早古罗马……都是很好的例证。

随后几百年的战乱，不仅让他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也受到阻碍，中西文化交流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然而唐王朝再一次是中国获得振兴，成为强大统一和繁荣的东方封建帝国，大堂帝国威震宇内的雄强国力，包含四海的恢弘气魄，无疑

大大减少了她与遥远的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阻力。

同一时期的西方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而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一方面推动了海，陆两方面东西交通的发展，跟促进了西方地中海东，南部地区的的社会发展与繁荣。

唐帝国出对外政治威望和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德经营，在汉以来的南，北，中三道外，有开辟2条新路线，“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而文成公主入藏，藏关系加强以后，中印藏道也到开辟，更加强了中国与印度的交流。

海上交通远胜前代。从8世纪下半叶起到9世纪70年代的百余年间，中国海上船舶西行可越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直至波斯湾、红海。中国陶瓷经由海道开始大量外销。被称为陶瓷之路。

而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日渐增加，而同时带来的就是双方文化的交融；而处在中国东方的国家日本，与中国自古建交，至唐代时，派网中国的使节，商人以及学者不计其数，他们建了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城市——奈良城，并请中国佛教大师——鉴真去日本传佛道，而”鉴真东渡”也传为一代佳话。

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西方的各种教派如，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纷纷传入中国，而影响最深的当属佛教，天文学方面，的天文学，占星学，以及阴阳风水术传入中国，而唐代也因此盛行阴阳风水术。

医药方面，医学是佛教的必修科目，那些传教的高僧，大都兼通医术。他们传教的同时，也传入了医学。医和药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医学的传入也伴随着药学的传入。而且，由于地狱的诧异，外国很多药中国是没有的，这样他们带来的草药也传入中国了。

而且，当时以政治建交为保障，经济贸易为载体，中国的缫丝传入西方，而西方的毛皮，纺纱等传入中国；顺着陶瓷之路，中国的制陶技束以及四大发明传如西方，贸易的畅通让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快速发展，并影响双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此可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总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外文化交流史，那里有文化交流的痕迹，哪里就有商人出没的身影。。

篇2：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作 者：高梧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刊 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年，卷(期)：“”(4)分类号：B82-051关键词：经济伦理 政治文化 影响

篇3：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关键词：水墨画,儒家文化,艺术精神

水墨画作为中国特有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同儒家文化的发展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水墨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的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甚或可以说，水墨画是中国文人的专擅，中国文人画就是水墨画。儒学文士对水墨画的偏好，造就了水墨画的地位飙升和创作兴盛，也溶入了文人墨客的创作旨意与审美情趣。水墨画最重要的表现特征，就是其文化性，首先是表现其儒学文化人格。“文”、“人”与“画”三种要素，构成水墨画发展的三大基石。所谓“画者，文之极也”(邓椿《画继》卷九)、“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东坡全集》卷九十三《书朱象先画后》)，可谓准确道出了水墨画中三要素的真实关系。

古代儒学重视伦理与人道，要求文人学士践行“德”与“仁”，又以积极的淑世情怀，表现对社会与民生的热切关注。水墨画的创作宗旨，也曾表现出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南朝谢赫《古画品录》说过：“绘图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种创作旨趣，最终使水墨画与作者的“人格”、“德行”相关联。蔡京书法虽好，却被逐出北宋四大家;傅山字画不很精美，却获得崇高评价。在古人心目中，人品既高，画品自好。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之，变而为画。”(《东坡全集》卷九十四)王昱《东庄论画》有道：“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松年《山静居画论》亦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诸如此类的说法，几乎成为历代水墨画家的通识。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境界体现人生境界，画品、诗品出自人品，人生已经成为艺术，艺术也成为人生，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紧密相连。文化性可谓深深地融入了水墨画的艺术语汇，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水墨画的发生、发展史，始终与文人、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华文明史上，画与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作为“六书”之首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是亦文亦画。自古就有“书画同源”、“工画者多善书”之说，又有徐渭“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之称，董其昌也说过：“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1]P538古代诗文与绘画也是从来结合融洽，有道是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或宋徽宗画院就曾以诗题试画。水墨画家还有一种因文而画的创作趋向，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就是这种以赋为托而成就的画卷。

水墨画为“文人”所作，而“文”包括文化、文学的修养以及诗、书、画、印等多种艺术素养。水墨画的文学性与书法艺术可谓一脉相承，其画意、诗意、书意、印意，不断相互融汇，形成水墨画强烈的文化性，并使艺术家个性得以强烈而独特的张扬。因此，水墨画的精髓就是画如其人。在创作过程中，水墨画家积极打通创作主体与描摹客体之间的联系，将笔墨推向极致，在奇妙的运腕中，以水墨线条彰显无限的生命力，并使笔墨本身成为生命的活体。作者常常将社会伦理体验转化为对自然的感叹描写，往往把人格理想转化为一种笔墨格局，从而使水墨画成为封建士大夫思想人格的写照，或淡泊，或宁静，或萧疏，或冷峻，其立意多表现人生理念与处世态度，是文人气质与人格的表现。

古代儒学“文人”，吟诗作画之余，精通词曲歌赋，往往兼具诗人、画家、音乐家、书法家，甚或是政治家。其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水墨画家不是西方式的专业艺术家，而是艺术上的“多面手”。水墨发展到成熟阶段，或出于对意境的深入追求，或出于对观赏性的着意强化，有人在画面上题写诗词。元代以后的水墨作品中，题画诗越来越多起来。随即是对文化艺术的总体追求，诗、书、印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水墨画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最终还导致“四君子”、“岁寒三友”等人格象征画的格外兴盛以及“墨戏”、“逸格”的刻意追求。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六法”论，自古被视为品评水墨画的标准。他说:“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其中的“神韵气力”，便是后来“气韵说”的滥觞;“骨法用笔”则是前人“风骨说”的弘扬。唐、宋以降，水墨画渐次成为文人画科之首，“气韵”、“风骨”等概念逐渐扩大并深入到一切中国画，成为万古不移的创作准则与鉴赏标准。人们可在静观寂照的水墨画面上，感受并领悟到宇宙和人生的哲理。由此可见，水墨画渗透着浓厚的儒学思想与文化人格。

总而言之，正是儒家文化的渗透积淀，使得中国水墨画从画理、画法到审美情趣，无不打上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烙印，从而使水墨画深固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土，成为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篇4：恕之道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恕；刑罚人性化；息讼

一、恕之道的渊源和发展

（一）恕的起源

“恕”最早出现在《左传》之中，“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句虽然有周天子因失去郑国领土的自我安慰之嫌，却也反映了宽宥他人的容人之量，从而奠定了恕之道的初始含义。

《周礼·大司徒》疏：“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恕字上如下心，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义。反映出以己之心来忖度他人之心，即己之欲求，他人大概也会有此欲；己所厌恶，他人大概也能有此恶，此种解释对恕之道的内涵予以丰富。

（二）孔子对恕之道的界定

第一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要以宽容之心以待之，也要求统治者以仁治人，推行怀柔政策。《论语》的对话中有深刻体现，“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第二是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能强加给别人，是一种悲天悯人，换位思考的以仁待人之心。在《论语》中反映为“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孔子把“恕”的地位，是放得相当高的，“恕”道对于人类有永恒的价值，以仁治世，带来了刑罚趋向人性化，息讼息争，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恕之道促使古代刑罚人性化

无论是墨、劓、刖、宫、大辟的奴隶制五刑，还是笞、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虽然刑罚野蛮程度不同，但其残酷程度不相上下。另外，再加上统治者处于统治的需要和个人喜好，经常使用法外残酷刑罚方法的现象较为普遍，使得中国古代的刑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五刑之外各个朝代都有法外之刑。恕之道在古代统治者重典治世的残酷背景之下虽然统治者有笼络民心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刑罚适用有所宽容，主要表现在亲亲相隐、留存养亲、春秋决狱等制度。

（一）恕之道使亲亲相隐制度得以传承和延续

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孔子在《论语·子路》里将其中的“隐”字定义为“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随着各个朝代的补充和完善，其完整表述为：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法定谋反、大逆、谋叛等重罪外，对于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隐瞒，而不能相互告发。

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最初是從维护人的本性出发的，宽恕家人犯罪的本能心理，以恕之道从法律强制层面有效地维系亲情。中国古代几千年以来遵从的伦理道德，是提倡关爱保护亲属，这种亲情的自然延伸与流露，已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亲亲相隐制度”正是顺应人类这种最初始的情感产生，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来讲，要求亲人之何相互指证同样被视为违背基本人伦的。虽然亲亲相隐违背当下的作证制度，但在重典治世背景下的古代却维护社会稳定，凸显刑罚人性化。

（二）恕之道下存留养亲应运而生

存留养亲最早出现在晋朝，其后在各朝各代的规定略有出入。唐律规定为：“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这与北魏时期相比，唐律将养亲的范围扩大到了罪犯的曾、高祖父母，同时增加了笃疾的适用条件，使得存留养亲制度更加完备和人性化。

古代封建社会时刻充斥着战乱和纷争，统治阶级为了不断地敛财聚脂，强制劳动人民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时为镇压人民起义维护统治，统治者颁布名目众多的刑罚律例，使大量的青壮年因罪入狱。在国家的财力相当有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仅没有能力去养活监管人数众多的罪犯，更不可能去兼顾他们的父母老人。这就会对统治阶级产生强烈的不满，正与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家忠恕之道相违背，不但不利于思想统治和社会管理，还会激化阶级间的诸多矛盾。而存留养亲制度就能够很好缓解社会矛盾，顺应忠恕之道，从而得到广泛认同和采纳。

三、恕之道带来的息讼主义

在当代学者的探讨中，我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归结为十二个方面，其中就有“无讼是求，调处争息”的特点。

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相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孔子曾有“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名言，他十分痛恨父子相讼的行径，因为这违背了“亲亲”、“尊尊”的礼教原则。就连父子间发现了犯罪，也必须相互容隐。这也是在实现家人之间的恕之道。儒家思想主宰中国几千年，对中国人的道德、思想、灵魂都有深刻的影响。

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说明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社会。儒家所追求并不是是非分明，而是要以礼让宽恕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和纠纷。因此，儒家并不提倡人们面红耳赤的对簿公堂，而是倾向于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民养成自行宽宥和解的道德风尚，以期达到“息讼”或“无讼”之境。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中国古代社会在立法、司法上始终要考虑伦理道德，保证伦理关系优于财产关系，也是儒家所坚持的对国家对他人以宽容之心的恕之道在法律制度的具体应用和体现。

篇5：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J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篇6：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现代视野考察中华传统和谐思想,特别是和谐科学观的现代价值及其转换,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生态自然观概念,从而构建和谐科学观,促使中国科技崛起.

作 者：郭燕杰 李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221116 刊 名：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年，卷(期)： 23(9) 分类号：G04 关键词：传统文化   和谐科学观   现代化建设  

篇7：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其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传统文化的.系统、综合、整体、联系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影响的论述中得以体现.

作 者：杨长春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宣传部,广东,广州,510320刊 名：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CHENGDU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年，卷(期)：13(2)分类号：G05关键词：传统文化 科学 影响

篇8：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1 唐宋时期城市文化发展与古代体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1.1 文化发展对古代体育的影响作用

体育属于娱乐活动的一种,是丰富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人民的生活完善,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体育项目不是自古就有的,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来完善和建立,它的顺利发展一定要以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体育活动亦是如此,没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就不会有丰富的娱乐活动。

1.2 古代体育活动的作用

第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调节,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古代体育是人们生活休闲的重要方式,它不仅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还能够促进参与者的心理健康,协调社会关系。古代时期民俗体育的涉及范围广阔,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体育事业,也包括很多娱乐活动。古代时期, 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受到的压迫也相对严重,心理上的芥蒂更深。通过古代的体育活动锻炼,能够减轻人们的心理负担,达到缓解情绪的作用,从而调节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加强沟通和交流,为和谐社会的创设搭建平台。

第二,古代体育促进了唐宋时期城市文化的繁荣。传统的体育项目和体育活动基本上都源自古代人民的自我发明和自我创造,大部分内容都取自民间。基于百姓生活的创造,有利于在群众中进行传播,被人民所熟知,从而促进当时文化的统一和繁荣,达到兼容并包的效果,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三,增强团结凝聚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扬,将普通百姓连接在了一起,使人们明确了中华文化的根源,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创设了更为团结向上的集体。另外,古代体育基本上以多人参加的集体项目居多,参加共同项目的百姓一般都具有一致的爱好,有助于共同文化的创建,从而发挥中华文化的作用,提高团队凝聚力,促进当时社会文化的繁荣。

2 唐宋时期城市文化发展对古代体育事业的具体影响贡献

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已经能清晰直观地看到了唐宋时期城市文化发展与古代体育事业的相互作用,了解了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是保证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那么,具体来说文化的发展对古代体育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元宵节文化中的古代体育

正月十五这一天被俗称为元宵节,又可以被称作上元节或灯节,是中国古代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已经传承了将近2000年。由于唐宋时期城市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对节日氛围越来越重视,再加上当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世界沟通的加强,也使得古代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可能。元宵节活动在唐代长安城发展出了赏灯、拔河等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而在宋朝时期又进一步出现了蹴鞠、击丸等娱乐活动,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此外,在古代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下,还出现了现代舞龙舞狮的雏形,《明皇杂录》中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诗句“火树银花合”则是对赏灯的详细刻画。

2.2 端午节文化中的古代体育

众所周知,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赛龙舟,这也是古代体育项目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端午节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纷争不断,到唐宋时期才真正得以确立,把屈原定位为体育项目的纪念对象。唐代时期对赛龙舟这一体育活动的热爱情况可谓空前绝后,从当时诗人的描述中就能够准确的看出,仅《全唐诗》中就有将近13首古诗的记载,如作品《观竞渡》、《岳州观竞渡》等等。诗句“列筵飞翠斝, 分曹戏鹢舟。湍高棹影没,岸近榜歌遒。”就表现出了当时的热闹场面。宋代的赛龙舟体育活动更是繁荣,别具特色,并在唐代的基础上规范了比赛内容,设立了总裁判,体现了公开、公正的原则。

2.3 唐宋春季文化对古代体育的影响

唐代时期节日的兴起是其文化和体育能够兴起的重要因素,如寒食节、上已节等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为清明节,杜牧的诗《清明》就对当时的体育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春天百花开放,阳光明媚,在古代民间就出现了“送春”和“踏春”活动。在这样的欢快背景下,就出现了荡秋千、蹴鞠踢球等活动,古诗《丙辰年丽州遇寒食城外醉吟》就对这种场面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到了宋朝,这些活动依旧毫无逊色,在寒食节时期,人们为了庆祝节日依旧会举办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当时的临安地区对初春的节日就大加推崇。

2.4 唐宋夏、秋两季文化对古代体育的影响

夏、秋两季是作物收割和收获的季节,是古代人们最为忙碌的日子,在这个时期,百姓喜欢用体育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喜悦,再加上唐宋两代是物质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也为体育文化和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中谢宗可的《双陆诗》就描写了夏季百姓蹲坐下棋的场景。宋朝时期,这种体育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在天气好的时候,大家经常结伴而行,去郊外游玩赏景,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吟诗作对。而当时最为著名的体育运动就是弄水活动,这是由百姓自发组织的,但规模盛大,堪称一绝。另外,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体育活动还有登高,尤其是在重阳时期, 很多有识之士都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景龙文馆记》、《集异记》、《重九登滁城忆前岁》都是对其的记载,而杜甫的《登高》一诗更是寄登高来舒缓心情。到了宋代,人们将登高与健身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例如王安石的诗句“应须绿酒酬黄菊,何必红裙弄紫箫”就表现出了一种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3 结语

篇9：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礼乐文化的渊源

春秋时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使得社会思潮与文化也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 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中国

文化的礼乐成分非常突出，它深层地规范着中国美学思想，影响着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那么，“礼乐”是什么呢？相传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礼仪，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二、礼乐文化在设计中的体现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祭祀中，如方位、位置尊卑、服饰、酒食、器皿、乐师、庆典词章等，都能在其设计安排中既体现出礼法，又有特定的文化习惯，这种礼乐文化符合中国人的特定习惯思维、审美趣味，是中国设计的早期形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都说明人的行为是以礼乐为准绳的，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思想、设计艺术都无时无处不受这“礼乐”文化的支配。无论是家具、建筑、服饰、审美大众文化行为，还是园林建筑等诸方面，都受到礼乐文化的影响。例如很多明式家具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使用，椅子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正襟危坐相一致”。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建筑的材料结构，会发现其基本上也是木质材料，形成一种独特的木质结构体系。它满足了中国人的含蓄、质朴的风格，几千年的建筑特征总是如此。所以，中国建筑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成就，显示出与西方建筑语言截然不同的特点，自始至终保持着手工艺操作手段，是我们中国设计美学的理念，它古朴并具有生活味，体现了我们的血缘文化特点。

（一）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

作为一个典范，北京故宫的严格对称布置，层层门阙殿宇和庭院空间相联结组成庞大建筑群，把封建“君权”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端严肃的布置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考工记》中对周代的城市建设制度有明确的记载，城的大小因受封者的等级而异，城内道路的宽处、城墙的高度和建筑的颜色都有等级的区分。中国古代的城市，特别是都城和地方行政中心，往往是按照一定的布局进行规划和设计的，以保证帝王的使用和安全为目的，体现了国君的尊严。居民被限制在四周有方高墙封闭的“里”或“坊”里，“里”、“坊”置于街道围城的一个个的方格里，市场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坊内，住宅和商店只能面朝“坊”内开门，坊的开关都是定时的。这一切都着力渲染皇权礼乐的审美意识，体现着尊卑等级秩序。这种影响在民用住宅中也存在着。

（二）在民居建筑上的体现

建筑物通常都是人主要活动的场所，这一点可以从空间的变化看出来。其设计原则是内向含蓄的，多层次的，力求多方面的均衡对称。由于建筑群是内向的，因此，想清楚了解中国建筑的完整形象就必须从组群院落整体去认识。四合院在家庭生活上充分体现出古代社会的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在家族制度深厚的中国，四合院维系着亲情，并体现了不同家族成员的不同地位。北京四合院形制尽管基本一样，但在封建时代，其规模、样式以及装饰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

清代四合院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等级：亲王、公侯、品官和百姓。大小也因地位尊卑而分单院、前后重院和多重院。亲王府规模最大，样式和故宫大体相同，但面积和规模要小得多，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有3重殿堂。公侯宅第有前厅、中堂、后堂为7间，大门为3间，门上有金漆兽面锡环。一、二品官，厅和堂各有7间，大门为绿油兽面锡环；三、四、五品官，厅和堂为7间，大门为黑油锡环；六、七、八、九品官，厅和堂只能有3间，大门为1间黑色，用铁环。一般平民住宅只可建10到30所房屋，但每所正房不得超过3间。由此可见礼乐文化深刻的影响。

大门是建筑的出入口，也是人的脸面，无论在建筑样式、建筑等级、建筑装饰上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建筑的大门除了提供出入的物质功能外，它所具有的标志与象征作用也很重要。同时它所表现出的传统礼制的思想，所反映出的等级制度以及文化内涵，可以说是建筑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即使是官居一品的大学士，他所居住的四合院的宅门，也只能是一间，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但是，在大门的样式上，却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只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可以使用广亮大门与金柱大门，一般百姓是不可以采用的。四合院的大门因此由于等级可分为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墙垣式大门等形式。王府大门是屋宇式大门中的最高等级：通常有五间三启门和三间一启门两等,这种大门建在宅院的中轴线上，宏伟气派。在民宅中，墙垣式门最普遍，它的样式尽管很多，但基本造型相同，主要由腿子、门楣、屋面、脊饰等部分组成，一般都比较简单朴素，所以采用者也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彭德，中国美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杨先艺，设计艺术历程[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篇10：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武汉化工学院文法系 赵津晶

MTV文化是影像时代媒介文化现象中的典型个案。它最初的命名始于1981年美国一个音乐频道的建立。短短20余年，它奇迹般发展膨胀起来成为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青年文化的一面旗帜。20世纪90年代初MTV传入中国，在迥异于西方历史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MTV已初步建立起自成一局的象征代码体系，构建了明显不同于欧美MTV的表现模式和意义大厦。

一、内容上偏重教化，强调道德伦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音乐充当着政治和道德的载体，在寓教于乐中发挥着“争取民心,保持整个社会和谐”的作用。正是在这种“乐以安德”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的MTV从一开始就与欧美表达个性、宣泄欲望的MTV不同，内容上偏重道德伦理和教化功用既是一个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并对其改造的结果。

中国MTV中的教化内容是多方面的，并且常常是含而不露、柔和亲切的。它通过对众多题材的描绘，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安抚人心、稳定社会、传承文化的作用。同时教化内容能够跟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添加新要素。歌颂题材的MTV在中国内地是最常见的，歌者往往直抒胸臆、歌咏其怀、点明意义、指明方向、礼赞生活，再配上有模范和激励作用的恢弘画面，教化大众的目的即可方便快捷地达到，社会政治类题材作品如《走进新时代》就是其典范。而“堂堂正气闪着太阳光华”的《珠穆朗玛》是在赞美自然的同时，使之拟人化，附加中华民族精神于其上，将大自然社会化和政治化。

以时代生活为题材的MTV也在发挥着“传道”的功能。他把触角深入寻常百姓家，以百姓代言人的身份展现人们对现今社会的热爱之情，如《好日子》中，宋祖英以甜美的形象告诉我们:“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与此同时，面对社会问题，MTV在维护现行政策的前提下，推出励志类作品，建议百姓调整心态，积极自立。曾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的《从头再来》就是教导人们勇敢面对下岗，积极再就业的公益作品。歌中反复出现的“我不能随波沉浮，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使整部作品的气势达到最高点。这里的MTV不再是单纯的商业性质的唱片广告，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和疏导政策淤塞的隐形手段。

在情感反映上，主旋律MTV注重宣扬一种“博爱”，即世界之爱、人间之爱，并于这种博爱之中，展示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久不衰的《爱的奉献》即如此。而与这种博爱相对的便是以小儿女情长为代表的“小情感”型MTV。教化色彩不但没减弱，反而深入到人性、家庭等伦理道德观念上。我们看见这类作品中，无论描述何种样式的爱情故事，中国传统的爱情观念如忠贞、长久、责任等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人不同于欧美偏重片刻欢愉和快乐至上的爱情观念，而讲求“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式的坚定执著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天长地久。曾获中国音乐电视金奖的作品《牵手》堪称是此类经典。即使是表达第三者恋情之类的作品，它们最终也要让步和遵循于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风靡一时的《心雨》其反复咏唱的也只是对往昔爱情的割舍和忠于婚姻的誓言:“让我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

二、形式上选取积极健康的画面，暖色调加以渲染

中国文化是积极、乐观、和谐的。反映到艺术上，就形成了偏重团圆、快乐、积极等内容的审美习惯。它与希腊式绝对对立、彻底绝望的结局不同，中国总是把一种理想化的美好的理念附加之上，即使在悲剧审美中，人们也总是避免彻底的绝望，极力展示美好乐观的理想幻景。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通过假想的化蝶、化鸟给悲惨命运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理想化的色彩，重新树立起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因而，在这一传统文化理念的导引下，中国MTV的画面内容大多积极健康，并以表现喜庆场面和祥和气氛的居多，画面中几乎所有人物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满足。这里，我们很难看到悲剧的结局，也没有颓废与绝望，更多是漂亮、完美的人物。西方那种灰暗晦涩、人鬼情未了的创意很少见，宗教问题或地区冲突这类西方常见的主题几乎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分民族、不分信仰、其乐融融、美满大家庭的画面形象。由于中国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生活理念，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积极向上乐观的生活态度。从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到颇具乡土气息的MTV《芝麻开花节节高》，其画面格调明亮欢快，起承转合之间充满对生活、对人生的美好希望和坚定的信念。在较多融入现代风格的MTV《步步高》中，民歌的音乐特色被大大淡化，但其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却通过画面中人物的表情体姿、场面调度、色彩搭配，而被很好地继承并体现出来了。

扩大到社会政治主题上，则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团结、和平发展是中国MTV着力描绘的重点。因而，在主旋律MTV中，雄浑的背景是必不可少的，电脑制作出来的云蒸霞蔚和风云变幻，给整部作品奠定了庄严的基调。

泱泱大国的胸怀气魄和幸福的优越感充溢着作品中每一个画面，并且常常将政治历史画面与代表民族精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相结合，昂扬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家”追求富强繁荣、团结友爱，小“家”则可望富裕幸福、团圆平安。因而，不少祝福类MTV都把祝愿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和国人健康作为主题，着力呈现出一幅平稳、安和、甜蜜的家庭图景。

无论是大“家”的繁荣昌盛，还是小“家”的幸福平安，在画面表现上都离不开暖色调的渲染，其中以红色最为突出。红色的运用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就以红色作为他们的图腾符号，同时在农业民族太阳崇拜情结的作用下，使红色自古就成为了中国人最喜爱的颜色。它是富有生命力的积极色彩，代表着喜庆热闹、吉祥如意，象征着红红火火的生活。反观当代中国MTV作品中颜色的运用，红色出现的频率最高，要么是主导色，要么是不可或缺的点缀色彩，在红色的烘托下，热烈欢快、生机勃勃而又充满温情的韵味充分表现出来了。汤灿的《幸福万年长》中就是以红色为主导，放眼望去满目红色：红色的花环、红色的衣服、红扑扑的脸蛋、红艳艳的流光溢彩，以及无处不在的似有似无的淡淡的红色色调。在一片红色包围下，人们心潮激荡，仿佛火红的幸福日子随歌声飞至身旁，触手可及。希望、温暖、幸福、团圆都在这一颜色的衬托上，由此引发人们心灵的渴求和共鸣。

三、制作上采用慢节奏、线性叙事结构

节奏的快慢可以说是中西MTV最显而易见的不同处之一。由于欧美MTV音乐节奏的跳跃奔放、镜头的快切硬切以及叙事结构的变化无常等特征，违背了中国人讲求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因而，中国的MTV在学习借鉴欧美制作技巧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本土化转换，使之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模式。

中国文化认为对于声色之美的感受，必须符合于听觉、视觉器官的生理要求，需要适度而不能给之过度的有害的刺激。“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必听和而视正”。故而中国对欧美MTV中声音过小和过大的音乐特色都加以了改造，采用适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声、色表现方式。同时，由于农耕生活所具有的平稳性、徐缓性、和谐性以及人们对来年收成和生活状况的可预计性，就使得反映他们生活状况的音乐歌曲也相应具有这种农耕特征。在慢节奏生活的熏陶下，中华民族自古就养成了一种徐缓从容的行为方式，反映到艺术领域则形成了慢节奏的表现手法。在审美效果上，慢节奏带给人们的是一种从容不迫、舒展宁静的心理感受，符合了中华大地广袤无垠、厚实稳定的地理特征和天行有道、宁静致远的文化观念。

尽管中国的MTV是在欧美快节奏摇滚MTV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在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支配下，其音乐节奏发生了由快到慢的转变，这使得画面剪接速度也相应缓慢下来。我们从具体作品的对比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文化力量。由大陆拍摄的MTV《霸王别姬》，历时4分50秒，共有104个镜头，镜头平均长度2”79。而欧美的MTV《悲剧性的喜剧》全长4分40秒，共有165个以上的镜头，镜头平均长度1”70。何晓兵在《音乐电视导论》中，通过对中西MTV画面速度的分析，得出了“在片长相同情况下，中、西MTV镜头量之比为1:1.5，亦即欧美MTV的镜头量比中国MTV多出50%以上”的结论，并认为主要在于歌曲体裁所规定的音乐节奏。以摇滚为主的西方MTV，其音乐节奏相对较快而强烈，这种快速的听觉节奏就决定了其镜头速度也相对较快，镜头量的增多则是必然。而中国MTV的音乐受传统音乐审美心理定势的制约，其节奏相对较慢且柔和，镜头节奏也相对较慢，镜头量也就较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方面因素„„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西音乐风格上的传统性差异所致”。

与此同时，农业生活的悠闲养育了中国文学讲故事的传统和人们要听故事的心理，先民对故事的口耳相传也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故事开头、发展、高潮、结尾这种线性叙述的依赖。评书，就是抓住了人们这种心理得以在平民阶层中兴盛的。而当代中国的MTV由于在慢节奏支配下，中、长镜头运用较多，画面所停留的时间相应拉长，就使得叙述完整故事、展现细小情节成为可能。在多方因素作用下，中国大多数MTV呈现出了一种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这完全不同于欧美快节奏非线性叙事模式。

篇11：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摘要：西餐是对欧美等西方国家菜点的统称。近百年来， 随着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西餐也以它独特的风味， 美观新颖的外形， 丰富合理的营养， 在世界范围内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在我国大陆， 西餐经过100多年的不断渗透与发展， 已经逐渐地构成了足以冲击中国餐饮市场的饮食潮流。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的饮食文化对西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关键词：中国文化； 西餐； 营养搭配； 进餐环境；

多元的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西餐在中国的环境中受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促使餐食， 菜品的营养更加合理科学；在进餐环境方面， 西餐更加注重适合中国文化的环境改造；在饮食模式上， 经过中国饮食文化影响的西餐不仅涵盖了中餐的餐饮文化特点， 而且将这种特点经过凝练， 形成了西餐自身的创新特点。

一、中国饮食与西餐的共性

西餐进入中国后， 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其间， 西餐在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下， 逐渐地互生成一些不可剥离的共性：首先， 两种饮食都是以补充人体膳食， 改善人们营养结构为主要的目的， 两种餐食都是采用蔬菜、肉食以及过制品来进行加工的；其次， 中国饮食与西餐不仅是改善人体机能的填充物， 而且在饮食文化上具有极高的一致性， 它们分别承载了种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精髓， 对于推进中西方文化建设与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作用；再有就是中国饮食与西餐的用餐工具， 尽管有所不同， 但是只是在用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在餐具的使用总量上， 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同点；最后是中国饮食与西餐在追求营养价值， 制作工艺精美以及改进和创新的方式上也有着极高的共同点。

二、中国饮食与西餐的差异

1. 饮食观念

中国饮食文化注重营养的搭配与手工艺的精湛， 在制作中采用了煎炸烹炒的方法， 尽可能的做到了色香味俱全， 中国饮食文化在这方面体现出了提高营养， 全面搭配的饮食观念；而西餐注重热量的汲取， 在制作方面比较简单， 色泽、工艺相较而言没有中国的那样考究， 西餐在注重简约的同时， 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与互补。

2. 饮食模式

西餐以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肉食为主， 而食用碳水化合物、纤维素成分的食物偏少， 而我国则主要从谷物中摄取热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大多易患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癌症， 而中国人不少营养缺乏、体质偏弱的原因。在烹调方式上， 西方采用机器操作进行大规模化生产， 要求营养、方便、快捷， 中国饮食则注重细火慢温， 把菜肴做得精细， 以香诱食欲为特征， 以调和五味为根本， 以色彩艺术为精华，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要求色香味形俱佳。

3. 饮食结构

饮食结构表现着民族生活习惯， 构成饮食结构的是民族习惯、地理气候、地区物产及烹调方法。西餐以肉类食品为主， 蔬菜和米面通常用以佐餐， 且菜肴多以大块和较整体出现， 于是进餐工具为刀叉， 同时促成了分餐的良好的进餐方式。从初级原始的切割食用演变成的分餐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十分科学的， 它既有利于各人口味的选择， 增加进餐的自由度， 又可避免无谓的.浪费， 也避免了病菌交叉感染的机会。相对而言， 中国饮食是以谷类纤维为主的膳食结构， 大多菜肴工序长， 制作手法深奥， 进餐主要用筷子和勺子， 也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

三、多元文化体系下中国饮食文化对西餐的影响

尽管不同的社会历史、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不同的地域特征， 造成中西方迥异的饮食文化背景， 但从本质上讲， “吃”的内涵并不会因为这些差异而改变。中国饮食与西餐无论是个性变化多么丰富， 总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共性。就当前国际饮食业的发展趋势来看， 中西方都在扬长避短， 逐步走上互补的道路。讲究品种多样、营养平衡、搭配合理、重视健康已成为中西方饮食科学的共识， 这是中国饮食文化与西餐交流融合最重要的基础。随着更多的交融合作，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中国饮食文化对西餐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西餐的经营， 制作无论是膳食结构上还是制作工艺上， 都已经融合了中国饮食文化， 特别在中国大陆， 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西餐饮食观念的改善， 更是对西餐文化的一次洗牌；其次， 中国饮食文化在吃的过程中追求的气场， 热闹， 现在在更多的西餐厅也随处可见， 人们往往把聚餐的地点选择在了肯德基、必胜客等这些西餐经营场所；再有就是中国饮食文化的色香味俱全也在西餐中逐渐地得到了体现， 西餐经营者在逐渐适应中国人的口味后， 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适应与中国饮食文化的膳食结构， 比如最近在各地电视台中常出现的一句广告语“到肯德基吃饭。”这一理念的转变就恰恰迎合了中国饮食文化对西餐影响的基调。

随着西餐在我国发展趋势日益看好的局面形成， 中国饮食文化对西餐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研究者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在交流融合上创新， 使之互补性更强， 膳食的营养更加科学， 从而促进中西饮食文化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罗露莎。浅析中西饮食文化差异[J].双语学习， 2007 （05） .[1]罗露莎。浅析中西饮食文化差异[J].双语学习， 2007 （05） .

[2]王洪玲。中俄饮食文化差异探析[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0 （01） .[2]王洪玲。中俄饮食文化差异探析[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0 （01） .

篇12：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黄舒敏07091017

自从我们接触了《思想政治》这门课程后，我们就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方面，纵观中国农耕自然经济的历史长河，我们总结出一些它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回首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我们更是意外地发现了两者的交汇点，但这也完全合乎于情理之中。两者相辅相成，彼此共存着。

一个具备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自然经济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可谓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虽然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其中经历了周期性战乱与稳定运动，王朝的兴与衰，国家的和与裂，然而，面对着这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农耕经济依然向前发展，而且有着愈挫愈勇的势头。从远古时代出现共同耕耘，夏、商、周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观念，殷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耕作制，而到唐代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一直以来，顺势而为。

然而，正因为农耕自然经济持续性的这一显著特点，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务实性。

中国农耕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模式存在着，人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地辛勤地生活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也使他们对自己固有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情感，情非得已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文化也渐渐形成了，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现象出现。血缘关系显得尤其重要，这也使所形成的文化得以世世代代地保存下来。就如，中国自古以来都以孝为先，到现在为止，这一文化仍然存在。在家里普遍都是以男性作为家庭的支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即使现在社会倡导男女平等，但到了关键的时刻，一般都是男性做决定的。在农耕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下，中国文化也随之延续下来。

而另一方面，农耕自然经济的持续性，也造就了中国文化具有务实性的特点。

在农耕自然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人们可谓是洒尽了汗水。一面面对着恶劣多变的气候，受尽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一面对战乱胆颤惊心，另一方面还要和“猛于虎”的苛征暴敛，这不得不让中华民族培养了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忍辱负重和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无不体现民族自强、务实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文学创作也油然而生了。

让我们再回顾农耕自然经济的发展史，不难总结出其构成的结构方式是多元化的。“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给我们再现了那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向我们展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劳作模式；后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商品交换现象也出现了；之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制度也确立了„„如此多元化的成分结构，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必须具备包容性和多样性。因为有了交易，有了商品交换，就有了交集的机会。在这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必定会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这就要求各自领域必须要学会相互包容，借着经济的这一架车，沿途多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

中国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并一直对中国文化的特征也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篇13：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告示语作为一类着眼于公众行动的语言形式, 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医疗、教育、旅游、购物等公共场所, 具有知识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等功能, 其文化意义包括语言知识、民族信仰、社会风俗、交往习惯、社会心理、艺术心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等等。尤其是在旅游领域, 告示语的文化意义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简洁纽带之一的告示语, 至今仍存在很多问题, 从而违背了我国很多城市采用中英双语告示语来提升其亲和度、知名度、认可度的初衷, 甚至不但不能为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便利, 反而会引起诸多误解, 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忽视文化差异、语气不合时宜、意图易被歪曲、指令不够清楚、术语不能匹配、拼写不够规范。

1 忽视文化差异

忽视中外文化差异是告示语英译的最严重的问题所在。跨文化间的翻译若忽略文化背景、无视文化习俗而死译、胡译, 不仅不能达到最佳的文化交流效果, 反而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其中, 最典型的就是超市里随处可见的“干货” (脱水食品) 的英译。个别超市居然用了“Fuck Foods”!如此含有这样猥琐词汇的告示语倘若被外籍人士看到, 他们对我国人民的文化素养有所怀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其实, “干货”可以用Dehydrated Foods来表达, 但其比较专业, 很多人需借助词典才能理解, 因此不妨直接用Drysaltery (干咸货) 、Dry Foods (干货) 等表达方式更为适宜。此外, 有些建筑工地或仓库门前往往会有这样的告示牌:“警告:内有恶犬!” (Warning:Bad Dogs!/Warning:Fierce Dogs!) 。先暂且不论此类告示牌是否符合语言规范, 单就其对狗的态度就值得商榷。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 很多消极的信息都与狗有关, 诸如“狗腿子”、“狗咬吕洞宾”等等不胜枚举, 此外狗肉也被视作一种具有温补作用的美食, 甚至广西玉林还为此举办“狗肉节”以飨食客。但在宠物盛行的西方国家, 狗是忠诚、可爱的象征, 可以被视作朋友和家人, 甚至继承主人遗产的例子也不鲜见。因此, 我们只需提醒他们注意:“Caution!Beware of Dog”便可以避免引起西方爱狗人士的不快。还有, 某高校内部联谊会请了来自美国的黑人留学生作为嘉宾, 并计划打出“欢迎黑人朋友”的标语, 用什么词汇好?“Negro” (黑鬼) 显然有蔑视意;“Black People” (黑人) 似乎也太直白;而现今美国媒体通用的是“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通过上述几个常见的例子, 我们就会知晓, 脱离了文化背景的英译会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难以忽视的影响, 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2 语气不合时宜

语气不合时宜会使告示的警示、提示作用不能达到最佳效果, 甚至容易引起受众的负面情绪, 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语气过强、语用失误。

(1) 语气过强的例子其实很多, 生活中最常见的带有“No”或“Don’t”的告示语都属于较强语气的范畴, 往往还带有命令语气。例如, “禁止入内” (No Entry) 、“游人止步” (No Visitors/Guests Go No Further) 、“禁止吸烟” (No Smoking) 、“勿踏草地” (Don’t Trample on Grass) 等等。这些告示语虽然简明直白, 但语气过于生硬, 违背了语言学中的礼貌原则, 人文气息自然也无从谈起, 让人看了就不舒服。排除一些需要较强语气的特定场合, 很多告示语还是能够遵循礼貌原则来表达我们的人文素养的。比如, “游人止步”就可译为“Staffs Only”, 而“禁止吸烟”可译为“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勿踏草地”, 其同目的的表述方式有很多, 有些也充满的人文气息, 如“爱护草地, 请勿入内”、“小草青青, 足下留情”等等, 相对应的具有感染力的英译可以是:“The Grass So Fair, Needs Your Care”或是:“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 前者句尾押韵, 朗朗上口, 后者活用拟人, 趣味盎然。

(2) 语用失误涵盖范围很广, 往往指不符合目的语说话习惯、文化习惯的语言错误。尤其是歧视类文字就绝不能出现在告示语中, 如Chink (中国人) 、Jap (日本人) 、Gook (韩国人) 、Kraut (德国人) 、Limey (英国人) 、Dago (意大利人) 、Towel Head/Sand Nigger (中东人) 、Cracker/Whitey/Honkey (白种人) 、Nigger/Nigga/Niggra (黑人) 、Kike (犹太人) 、Senile (老态龙钟的) 等等。

3 意图易被歪曲

歪曲了意图的告示语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不鲜见, 其直接导致了语境和告示语的真实目的不匹配, 从而造成了困扰甚至误解。如“接待室”本可译为“Reception Room”, 但不能译为“Rest Room” (厕所) , 虽说两者都貌似有点儿“休息室”的意思。再如“小心地滑” (Caution:Wet Floor!) 就不能“直译”成“Carefully Fall Down”这样的“笑话”。“小心碰头”对应的英语告示语是“Watch Your Head/Mind Your Head”而不是“Take Care of Your Head”。最典型的要数“游客止步”, 与其用“Visitors Stop Here”这等叫外籍人士停在告示牌前不知所措的翻译方式, 还不如用“No Visitors”来的更清晰明了, 只不过语气有些强硬罢了。

4 指令不够清楚

告示语的指令性直接影响其标示、指示功能。如果翻译不够规范甚至含糊, 就会导致整个告示语的信息不足、令人迷茫, 其最重要的体现是在交通方面。众所周知, 游客若想在某陌生城市顺利出行、生活, 各种交通指示牌在其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街道名称翻译为例, “建国门外大街”曾经就有几种译法, 纯汉语拼音式:

“JIANGUOMEN WAI DAJIE”;拼音加英语式:“JIANGUOMEN Outer St./JIANGUOMENWAI AVENUE”;简称:“JIAN WAI DAJIE”。同一条街道, 如此多的译法, 看起来倒像是哪个部门制作的告示牌就按哪个部门的翻译习惯, 完全没有统一的交通告示牌的行文规范。此外, 还有去日坛游玩的必经的“日坛路”, 居然也有“RITAN LU”、“RITAN Rd.”、“Temple of Sun Rd.”等诸多译法。诸多行文不规范、指令不清, 甚至混乱的交通指示牌给外籍人士的出行旅游所带来的麻烦肯定是巨大的。

5 术语不能匹配

有些告示语专业性较强, 绝不能按照字面草草翻译, 尤其是在医疗、公共安全等重要领域。比如, 医疗领域的“B超” (B-mode Ultrasound Tomography) , 若有谁将之用翻译软件译成“B Super”可就贻笑大方了。还有, “派出所/警务工作站”直接译为“Police Station”即可, 而不能直译成“Police Affairs Station”。类似的错误例子不胜枚举, 很多时候我们多用用专业词典就能够避免。

6 拼写不够规范

告示牌拼写不规范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其制作环节。其中缺少某些字母, 或混淆某些字母情况比较常见, 例如U与n, L与V, r与v等等。这就要求告示牌的制作企业也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

综上所述, 告示语英译的规范性和创造性是其两大特征。在翻译告示语的过程中, 我们既要尊重英语语言习惯使译文规范, 不生搬硬套, 又要在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有所创新, 充分反映我们文化特征、风土人情、思维习惯等, 最终达到英语告示语的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卞正东.论标示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1) .

[2]吕和发, 单丽萍, 主编.英汉公示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3]袁式亮.试论旅游景点告示语的汉英互译中文化意义的转换[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0) .

[4]罗选民, 黎土旺.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 2006 (4) .

[5]王瑞珍.旅游文化差异及景点公示语的英译——以贵州旅游公示语英译为例[J].琼州学院学报, 2007 (1) .

[6]王银泉, 陈新仁.城市标识用语英译失误及其实例剖析[J].中国翻译, 2004 (2) .

篇14：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藥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 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所以，在火药、火器刚刚出现时，产品不成熟，于安全性和实用性来讲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作战选择火器收效小，广泛应用得不偿失。且种类多并不代表数量多、参战次数多、应用广，故笔者认为”南宋军事上广泛使用火器“这一说法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