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伦理

关键词： 析出 流动人口 城市 农村

卫生经济伦理（精选九篇）

卫生经济伦理 篇1

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工作造成了冲击。国家人口计生委从2010年起在覆盖全国的106个城市启动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当前流动人口平均年龄27.8岁, 农业人口为流动人口主体, 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比非农业人口低47个百分点, 就业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 农业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 (1 950元) 远低于非农业流动人口 (3 046元) 。由于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整体较低, 又多集中在高危或低薪行业, 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保健意识, 使得他们在严重威胁自身健康和生命质量的同时, 也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公共卫生工作, 并进而影响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1 流动人口群体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

1.1 传染病问题

流动人口是传染病暴发流行的高危人群, 既是传染病的主要传播者也是受害者[2]。一方面, 他们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 大多在工厂、建筑工地等生产第一线工作, 有的还从事有毒、有害作业, 大部分居住于集体宿舍或出租的简易房屋, 有的甚至居住于临时搭建工棚, 卫生设施较差, 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另一方面, 还有不少流动人口从事饮食、娱乐等服务行业, 因此, 当流动人口患上各类传染性疾病时, 极易导致疫情扩散或传染病暴发, 严重危害到周围人群的身体健康。目前, 流动人口的疾病谱仍然以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为主, 集中表现为急性呼吸道疾病、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结核病、性病和艾滋病。流动人口已经构成全球许多疾病发生与流行的社会因素。

1.2 儿童免疫接种和妇幼保健问题

流动人口群体已成为免疫可预防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城乡结合部是流动人口主要来往地区, 地域面积大、工厂企业多、交通相对不便, 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强, 家长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 免疫预防知识知晓率低, 主动接受免疫预防服务的意识差, 加之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等因素, 免疫规划得不到有效实施。直接导致预防接种率偏低, 增加了传染病的易感性, 造成麻疹、乙脑等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3]。此外, 由于保健意识薄弱和经济的拮据, 外来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婚前检查率低、产前检查率低、妇女病普查率低, 严重影响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孕、产妇很少进行产前检查, 急产、死产发生率高, 而且产后保健意识淡漠。

1.3 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

流动人口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等。大多数流动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 面对陌生而崭新的环境, 会感到无所适从, 加上生活、工作上的巨大压力;有的长期夫妻分居, 生活条件恶劣, 社会地位低下, 以及备受工作和生活压力等因素, 都会导致他们产生很多心理健康问题。

2 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体系现状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 具体内容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 (如结核、艾滋病、SARS等) 的预防、监控和医治;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 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

目前, 我国公共卫生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即中央、省和地方。其中中央政府承担对全国居民健康危害较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的防治经费, 以及对一些特定卫生问题、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公共卫生费用, 省级政府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承担不同比例的公共卫生费用, 地方政府则负担部分农村公共卫生人员的工资和维持经费等[4]。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 但又是一种社会效益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服务。在国外, 各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且政府的干预作用在公共卫生工作中是不可替代的。许多国家对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以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作用, 并有利于监督和评估。而在我国, 农村的部分行政决策者由于目光不够长远加之受到经济利益驱使, 往往更重视一些可以短期收益的项目, 从而削弱了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和行政干预力度。政府对于公共卫生建设方面缺乏明确的分工, 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卫生的政府职责更是含混不清。因此, 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和任务, 以利于各自履行职责。

如今, 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群体成为典型的城市社会边缘群体, 他们的居住条件、医疗保健、子女健康等经常得不到保障, 大多处于极不稳定的就业状态, 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较差、文化素质和健康意识等较为淡薄、生活方式和理念均与城市生活相碰撞。可以说, 当他们已经成为“高危”、“低薪”乃至社会不公平的代名词时, 他们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 已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 也不是单一的个体困境问题, 而是需要整个社会都应面对的课题。

针对流动人口存在的诸多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 有许多人提出建议, 一是针对流动人口的特点, 开展适合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 提高流动人口的自我保健意识。二是结合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 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送温馨健康服务到流动人口居住集中的社区、到企业,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三是整合卫生资源,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公共卫生联络员制度, 形成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网络。成立专门的流动人口心理干预队伍和职业病预防服务队伍, 深入企业、家庭为他们解决心理和职业病危害问题。四是多渠道投入, 完善动人口健康服务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 减少流动人口卫生保健服务的经济负担, 政府各职能部门开动脑筋, 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捐赠、企业出资等多渠道筹措经费, 在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健康服务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 根据流动人口的支付能力和保健服务的要求, 为流动人口设计一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包”, 使流动人口享受到经济上可接受的、质量上有保证的公共卫生保健服务, 等等。上述建议固然有其合理而有效的一面, 但是笔者觉得最关键的举措首先应该是政府和社会落实公正、正义、公平在整个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中的实现。

3 公正、正义、公平的伦理原则及其启示

3.1 公正、正义、公平的伦理原则

古希腊有一句千古铭文:最美的是公正, 最好的是健康。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的规约, 同时也受到经济力量和社会整体经济策略的影响[5]。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2000年人人健康”全球战略目标, 倡导发展初级卫生保健体制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以12项全球性指标来量度各会员国达到战略目标的程度, 其中包括政治保证、群众的参与、资源的调拨与使用、卫生保健的可得性、人民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因素。

公平的正义原则是公共卫生领域分配的最基本原则。拥有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 这一点在WHO宪章和中国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每个人都应享有生命保全的权利, 而不计较他的自然状况和社会身份、地位,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呵护和关爱, 是“敬畏生命”的表现, 具有浓厚的“医乃人道之学”的道德烙印。

流动人口作为与城市户籍人口具有同等卫生服务保健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 理应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WHO《组织法》明确规定:“健康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 各国政府应对其人民的健康负责。”显然, 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所有居民享受卫生保健的机遇是均等的, 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应如此。如果没有健康公平, 就没有健康的社会, 这背离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愿景。

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公平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 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 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医疗卫生事业不应淡化其公益性。所谓“公益”, 泛指公众的、公共的利益, 或使公众共同受益。所谓医疗事业的公益性, 简单地说, 就是医疗服务工作不以营利为目的, 做到公平和可及, 使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规定, 卫生服务追求的目标有三项:①改善人类的卫生健康水平, 降低和减少在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公平性;②提高人群对卫生服务合理需求的满意度;③保证在资金、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性。或者说, 就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 使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和健康权。卫生服务包括两个方面, 即公共卫生服务和为个体健康提供服务。

3.2 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基于公平与正义

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健康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应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是一种道德行为, 其最终思想和目标不能违背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不能丧失公益性, 不能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

诚然, 医疗卫生的正义性和一般的正义问题一样好像是难以界定的, 应该说就是对公正问题的研究享有盛誉的罗尔斯也未曾能说清晰, 因此, 医疗卫生的正义性必须要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寻求一种最基本的“应该”。而经济生存和社会生存中的伦理悖论和道德难题又要求我们必须在卫生经济改革的政策中研究卫生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比较而凸现出来的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价值伦理要求, 才可能进而建立一种卫生经济——医学伦理的生态机制。正如国内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东南大学孙慕义教授所指出的:卫生医疗秩序是一项公益事业的秩序, 必须尊重全体民众的健康利益需要和现实, 结合国家的经济条件, 制定大家共同遵循的原则和法规, 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公正性。基于对卫生经济自身运作规律特殊性的研究和把握, 通过对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因素的揭示与分析, 在《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中, 孙慕义教授先行提出了自己颇有创见的观点和中国卫生经济改革的实践理性原则以达到实现公正的一种动态均衡:“医学的目的发生危机, 过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新技术和日益膨胀的卫生开支,

却忽视基本医疗和初级保健”;卫生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政府部门;卫生经济改革不能“完全市场化”, 哪怕有一点这样的企图都是危险的, 必须科学确定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卫生领域、调节对象和作用范围;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与防备和初级保健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 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在这里生成着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意识[6]。这些原则和观点对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理应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 “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正表明了社会流动的不合理症结, 隐藏其后的就是制度性排斥。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结果必然造成部分社会成员过度消费有限的卫生资源, 而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得不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社会成员在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出现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规则不一样, 权利与义务不统一、差异过大等不公平问题。当前, 城市中人为设立的各种政策壁垒和制度歧视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社会中的向上流动。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着诸多制度性障碍, 造成他们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单一, 最终成为“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高危低薪再加之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保健意识, 使得大量流动人口在严重威胁自身健康的同时, 也影响到城市的公共卫生、经济与社会稳定。因此, 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优化, 对于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保健目标的实现,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积极有效地消除横亘在社会面前和隐藏于“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公共卫生问题背后的制度排斥和政策启示, 就是一个与时代的公正和正义相关的课题, 也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议题。

令人欣慰的是, 我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1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 2010年要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延伸到流动人口, 使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一样获得妇幼保健、疾病防治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表明:在十二五及未来较长时期,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还将保持在2亿以上, 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1]。人口流动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一直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 加强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 构建公正合理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对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社会工程, 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和部门的限制, 它的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共同努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对发展城市经济、加快城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整体较低, 多集中在高危或低薪行业, 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保健意识, 使得他们在严重威胁自身健康的同时, 也影响到城市的公共卫生、经济与社会稳定。卫生经济伦理尤其重视公正、正义、公平在整个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中的实现, 强调病人和公众享有医疗、保健、健康权利。因此, 无论是从保护流动人口健康, 促进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 还是从卫生经济伦理的视角, 我们都应重视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关键词：流动人口,公共卫生,卫生经济伦理

参考文献

[1]《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首发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11亿[EB/OL].http://www.chinapop.gov.cn/stjzz/xcjys/xcptj/201006/t20100630-208702.html.

[2]葛延风, 贡森.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3]祝绯飞.拱墅区外来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与需求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 2009.

[4]顾昕, 高梦滔, 姚洋.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卫生政策与过度医疗的伦理学思考 篇2

【摘要】2O世纪8O年代开始的卫生改革，缓解了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医疗供需矛盾，也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要，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改革中也暴露出体制和机制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需要我们对建立合乎医学目的政策进行理论上的反思。过度医疗作为近几年非常热点的医疗话题，已成为国家卫生费用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医疗资源浪费，不利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深入探讨卫生政策与过度医疗的关系，从伦理方面探讨解决方案，有利于卫生管理事业和临床医疗事业的共同发展。【关键词】卫生政策；过度医疗；医学伦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新的卫生政策，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需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改革中也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例如资源配置失衡等。近几年，过度医疗已成为焦点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过度医疗和医学伦理学得思考。过度医疗的成因与我国的卫生政策不无关系，我们也应探讨应如何着重从卫生政策方面缓解过度医疗现象，是我国的卫生事业有更长远的发展。

一、我国卫生政策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战乱不断，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多数人口得不到起码的卫生保健，人民生活贫困，疾病流行。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韧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卫生健康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卫生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究竟依靠什，么以极低的投人解决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基本卫生保健，创造奇迹，迅速改变缺医少药的面貌呢?靠党和政府对卫生事业的重视，靠自力更生，靠广大医务工作者，也靠正确的卫生保健政策。

二、卫生政策改革的成就与失误

建国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我国的卫生事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上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表现在，政府对卫生的投人逐年下降；医疗卫生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导致医疗机构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医务人员待遇不高，队伍不稳。

2、城乡居民患病率上升，卫生服务需要量增加。

3、医疗费用上涨幅度过夫，增幅超过物价指数。

4、公费医疗管理失控，浪费惊人。

三、过度医疗的成因与表现

就一般意义上讲，所谓过度医疗就是指在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在非医学目的的驱使下，出于不良的动机，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而提供给患方的不能真正为患者提高诊疗价值，只是徒增患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医疗卫生资源耗费的不良诊治行为。过度医疗服务具有如下特征：(1)诊疗手段的使用超出了疾病诊治的根本需要；(2)采用非金标准的诊疗手段；(3)费用的超出是与疾病的基本诊疗无关的过度消费；(4)医疗费用超出了当时个人和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

四、对过度医疗后果的医学伦理学分析

1、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节约医疗资源的原则，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医药卫生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据资料显示，我国的卫生财政投入，仅占全世界卫生投入的1％，却服务了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因此，节约国家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力争以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最大最好的医疗卫生效益，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便成了医学伦理学对医务人员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与要求。而过度医疗不仅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节约卫生资源的原则要求，而且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78～1997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从27亿元猛涨至773．8亿元，增长了28倍，年均递增19％ ．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只增加了6．6倍，年均递增11％。

2、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最优化原则，增加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

最优化原则是指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效果，它是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医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按照这一原则，在医疗实践中，医生应根据病人的病情和患者本人或家属的实际支付能力和国家医疗卫生保健的实际状况，为患者选择并提供疗效最佳、最安全、耗费最少的医疗方案。当前医疗过程中的过度医疗，最直接的后果是患者在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之付出额外的费用，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最优化原则，造成患者个人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增加患者和家属的经济负担与心理负担。

3、过度医疗无视或者践踏了患者的医疗自主权与知情同意权，必然进一步加剧医患双方的矛盾冲突。

医疗自主权、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法律与道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医生在对患者疾病的诊断治疗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患者这两个权利。过度医疗由于是医生基于获取或维护个人或本单位的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使患者在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形下接受的医疗服务，因此，这种医疗服务必然会造成对患者医疗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的无视与践踏，不仅进一步引发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增加了医患纠纷，破坏医患关系。

4、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有利无伤原则，造成了患者医源性疾病的增加，损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

有利无伤原则是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在医疗过程中，作为担负救死扶伤、防病治疗、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神圣职责的广大医务人员，在作出任何一个医疗行为或医疗决策时，在患者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不相矛盾的情况下，都应当把维护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避免并尽量减少对病人不必要的伤害。

5、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诚信原则，必然会影响医院与医生的信誉，不利于医院与医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诚信是良好人际关系建立的道德基础，是人际交往必须遵循的重要道德原则，更是医患交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医学的发展充分表明，正是患者基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人在患者时才找医务人员为自己防病治病；正是基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患者在就医的时候，才能够坦诚地向医务人员倾吐自己的秘密与隐私。因此，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是医患关系建立与存在的前提，诚信就成了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医生对患者不讲诚信，给患者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为了自己或本单位的私利，不顾患者所患的疾病状况与实际承受力，利用自己的特有职权巧立名目，多做检查，多多用药。

五、控制过度医疗行为的对策

过度医疗是在医疗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不良现象，客观地讲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控制当前医疗实践中的过度医疗行为，也应当从多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应从卫生政策上考虑，卫生政策的制定要遵从医疗目的和医学伦理学原理。

(一)国家与卫生政策方面

1、国家应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切实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强化区域卫生规划，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过度医疗的滋生蔓延，从外在环境条件上看，一方面在于医疗行业的垄断，另一方面则在于当前国家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不足： 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使医疗机构难以维持生存与发展，各个医疗单位总是想尽办法提供过度医疗，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弥补国家财政补贴的不足，因此，要控制过度医疗的滋生蔓延，国家必须多渠道筹集卫生资金，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扩大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还要切实做好区域卫生规划，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使卫生服务的供求在数量上、结构上和地区分布上大体均衡，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与经营方式并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医疗服务体系新格局。

2、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增加医疗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体系的透明度。

过度医疗的滋生蔓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国家对医疗卫生行业管理不严、监督不力、患者对医疗行业的服务质量、价格体系缺乏必要的了解所致 因此，在新形势下，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强化自身管理职能的同时，积极组织由被服务对象、物价局、医疗专家、医师协会、医疗保险公司、红十字会、医师协会等有关部门与组织参加的医疗机构监督组织，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监督管理，、要定期向公众公开医疗信息，如公布某个医疗项目的社会平均费用和有关医疗机构的费用水平，公布单病种费用排行榜等等，以便改善患者的医疗信息，促进医疗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同时，考虑到医疗服务的专业化比较强，也可以设立对医院和医生行为进行公正评估的专业机构，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行为进行监督与调控，进行定期的检查；加大对提供不适当医疗服务医生的惩罚力度，尽量使其得不偿失等，增加医生提供诱导需求的成本，控制过度医疗行为的医生。

3、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深化医疗卫生改革

结合当前的形势，应当着重做好以下方面的改革：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具体操作上增设固定的处方费，使医生指导患者合理用药的行为得到应有的补偿；积极推进医药分开改革，按照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等改革措施，引导医生为患者选择物美价廉的药品和材料，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完善医疗保险制度，要合理测算起付线、共付率和封顶线，加强患者的费用意识；扩大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范围，引导医院之间合理竞争。

4、要更好地发挥各种媒体在传播与普及医药卫生保健知识和引导人们健康医疗消费中的作用。

过度医疗的存在，与患者错误的医疗消费观念有着重要的联系 媒体在宣传与普及现代医药卫生保健知识，增加与提供包括患者在内的社会人群的自我保健能力与水平，引导患者去除不科学的医疗消费观念，树立理性的健康医疗消费观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帮助人们逐步树立起正确的疾病观念、健康观念和就医观念，使其真正走出当前医疗消费的误区，避免过度医疗需求的出现。

5、切实加强对医药企业和医药市场的管理，尽快建立起科学而又规范的药品定价体系，依法铲除药品的虚高定价。

应当说，过度医疗与药品的虚高定价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凭借着这种虚高的定价，医药生产厂家才能以大量的回扣作诱饵，诱导医院与医务人员提供过度医疗。因此，当前要控制医生的过度医疗行为，就必须加强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改革，通过建立起科学的药品定价体系以及严格处罚机制．铲除当前医药产品的虚高定价，才能使医药公司与企业规范有序地竞争，切实遏制住医生的过度医疗行为。

(二)医疗单位内部管理中的对策

1、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卫生法制观念过度医疗的出现，尽管原因种种，但总的来看与有些管理人员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水平低下和法制观念淡薄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卫生法制教育，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水平和卫生法制意识，通过教育使“病人第一、一切为病人着想”成为每个医务人员都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原则，并根据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地约束与规范、督导自己的行为。

2、正确认识与处理医疗卫生单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过度医疗的出现，与医疗单位内部领导者、管理者没能正确认识与处理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没能建立健全各项管理与监督制度有关。因此，要控制过度医疗，就医疗卫生单位内部来看，必须积极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增加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尤其是要尽快推行医药分开管理，切断医生获得的来自医药公司提供的药品提成与回扣的来源。同时还要积极试行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行年薪制，切断医生收入与服务提供量之间的关系，把供方诱导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若因此可能抑制医生工作的积极性，则可以将奖励津贴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其获得津贴的等级可以由患者、社会中介机构及医院的管理人员三方按各项工作指标评定等级，从而防止医生提供过度医疗。

【参考文献】

1、王德国，对过度医疗的医学伦理学思考

2、江芹，公共卫生领域的伦理学思考

3、李德玲，过度医疗的成因与对策

“市场经济”VS“伦理经济”? 篇3

企业伦理：现代危机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涌现r许多辩证、中庸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的支撑使得中国被赋予礼仪之邦的美誉，而讲伦理、重道德的传统文化则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也为当今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朱熹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系统观点正是强调企业成长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一一思想与时下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观点不谋而合。“天只教我饥则食、渴则饮，何曾教我穷口腹之欲”、“世道惟人与我”、“仁者爱人”等观念则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态度，隐含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正是凭借着这些思想与理念，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等商家在没有明确的经济运行规则，没有市场经济概念的明清时期便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世佳话，因此，伦理经营、诚信经营的理念早在中国古代就渊源已久。

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逐利思想以及竞争压力的驱动下，人们的伦理观念逐渐被市场的概念冲淡，一些企业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发展。贪污受贿、公款消费、以权谋私、制假售假、合同欺诈、偷税漏税、破坏环境、随意裁员等失德、败德的企业非伦理行为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并逐渐腐蚀着当今社会的道德观念，出现了“伦理危机”。企业从传统经营理念向现代化的经营方式转变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企业学习、借鉴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没有错，中国企业追求利润更没有错，但发展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必须要降低、甚至放弃我们一贯坚持的伦理道德观念呢?市场经济是否与伦理经济“水火不容”?一贯强调个人主义、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将“伦理”经济视为市场经济的“敌人”呢?

西方实践的启示：“市场经济”与“伦理经济”的和谐共生

与我国很多企业以牺牲人们的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相反，西方国家始终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并通过各种评价标准的建立形成促使企业遵守伦理的外部约束。SA8000(SocialAccountability 8000)的推出更是有力地促进了企业伦理的发展。该标准是社会责任国际(SAI)于1997年10月推出的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其核心内容是企业必须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以道德为导向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联合国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9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瑞士达沃斯提出社会责任全球协议，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在SA80000的标准上增加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此外，自2000年起，美国Business Ethics杂志每年采用Socrates数据，对公司向股东、社区、多样性、员工、环境、顾客与国外利益相关者各方提供的服务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排名评选出100家社会责任得分最高的企业进行公布，参选的公司来自Russell 10000、S&P500和Domini400社会指数中的公司。通过对2000－2004年连续五年上榜的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公司都制定了书面的《伦理准则》(不同企业称呼不同，有的也称《企业社会责任准则》或《经营行为准则》)，规定了公司经营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或价值观念。这说明美国很多企业已将伦理以制度的方式内化于公司运作中的各个方面，从而将伦理观念落实到公司的实际行为，最终推动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提升，促进经济的和谐发展。这些行为与措施体现了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伦理的重视，也证实了“市场经济”与“伦理经济”的相容性。

构建伦理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通过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和相应的法律体系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30年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但在学习这些知识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遵守伦理与道德这一点我们相信无须再向西方国家“讨教”。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走进来，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提升中国的伦理氛围，会有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企业以中国的社会成本为代价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损害国内所有与其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进而损害到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将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相融合，提升中国的伦理氛围是关乎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竞争力的关键，是关乎子孙后代发展延续的关键。如何实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提升我国的伦理氛围，使得走进来的跨国企业同样遵守伦理经营的理念，避免麦当劳、肯德基式的非伦理行为的再度出现，同时使得那些走出国门的企业在东道国也遵守相应的伦理准则，从而提升全球的伦理标准，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平衡发展都是我们要深思的课题。

融合“市场经济”与“伦理经济”的破解之道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与中国企业全球化观念的不断加强，人们已经意识到构建“伦理经济”、提升企业伦理水平的重要性。因此，当前我们研究的焦点应该从“应不应该构建伦理经济”转向“如何构建伦理经济”的问题上。

伦理环境的构建

企业在竞争与经营过程中忽视伦理有着多方面原因，而整个社会缺少相应的伦理环境是导致企业非伦理行为的根源之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恰当地描述了伦理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1996年新加坡昂记科技公司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300家国有、民营、三资、个体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调查，其成果《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指南调查报告》表明，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非道德经营行为，经营者往往将其归因于外在环境的影响，

那些在本国本分经营的跨国公司之所以来到中国后发生非伦理行为是受到中国环境的影响。一个缺乏伦理氛围的环境往往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为与不遵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企业相比，关注伦理的企业在成本与竞争手段等方面存在相当的劣势，如果存在超额的利润，他们会放弃伦理追求经济利益，从而催生企业经营过程的非伦理行为。麦当劳、肯德基的劳动权益损害事件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因此，构建良好的伦理氛围是促进企业注重伦理的重要条件。

“上帝”的作川

尽管目前的法律规范已经将一些非伦理、不道德的行为提升到法律规制的层面，但在一个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任何法律都无法，也不可能制定出完备的规范来惩罚那些所谓的不道德行为。那我们应该依靠什么构建良好的伦理环境、提升企业的伦理水平呢?答案是“上帝”。此“上帝”绝非彼“上帝”，而是企业的顾客与投资者，他们对任何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均有相当重要的决定作用，他们的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行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同样会影响到企业的文化氛围。在美国，正是这两方利益相关者推动着企业伦理氛围的不断提升。西方一些学者倡导，除非你有能力且愿意制止公司的不良行为，否则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从道德上讲是错误的，因此公司及其经理层除了需要承担法律义务外，还需要承担道德义务。投资者都希望投资的目标公司的价值理念和他们自身的理念一致，都会考虑投资对象行为的伦理性，希望把资金投向具有社会责任感、道德水准较高的公司。如果一家公司出现了非伦理行为，投资者可能会减少甚至停止投资。2004年Cone Corporate Citi-zenship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当人们得知一家公司出现非伦理的社会行为时，80％的人表示会卖掉该公司的股票，80％的人表示拒绝购买该公司股票。这种投资理念必然会对企业的非伦理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压力，从而促使企业提高伦理标准。而国内投资者多是以赢利为导向，很少关心企业的非伦理行为。我们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对那些违规公告的反应并不积极，这不得不使我们为中国企业的伦理水准的提升担忧。

企业面临的另一个“上帝”是“顾客”。2004年ConeCorporate Citizenship研究报告表明，当人们得知一家公司出现非伦理的社会行为时，81％的人表示会劝说亲朋好友抵制该公刊，73％的人表示会抵制该公司的产品或服务，90％的人丧示会转向消费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在这种压力下，企业的行为也必然更加符合伦理标准。

推进伦理环境建设的探索——构建企业伦理评价体系

由于更多的投资者与消费者无法参与到公司内部，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他们必须拥有充分披露的企业行为信息才可以对其伦理标准进行更加科学的判断。美国Business Ethics杂志所进行的企业公民排名的做法，正是通过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信息，推动了企业伦理标准的提升。企业伦理水平的评价既能够为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企业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判断提供依据，而且能够形成一种促使企业关注、遵守伦理准则的外在约束，因此，科学、系统、动态地评价中国企业的伦理水平，成为提升中国企业的伦理氛围、构建伦理型企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卫生高职院校教学伦理之思 篇4

1 研究过程

通过课堂观察、师生座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某卫生高职院校的教学进行伦理审视。通过目的性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方法, 针对性地选取班级进行随堂听课, 如新生班级、兼职教师授课班级、青年教师授课班级、临床医院教改班等, 并针对教学情况开展师生座谈会或个别访谈;使用“问卷星”调查软件对该校临床医学、护理、医学技术等专业的学生进行课堂教学及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

2 核心概念:教学与教学伦理

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 学校的教育体现在方方面面, 入学教育、课堂教学、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无不体现着教育性, 而教学是师生交往、生生互动的重要环节, 更是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引发思考的重要途径。目前, 我们的教学更多的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 教师按要求完成教学任务, 完成知识、技能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教学目标, 学生也是目的性的存在者, 被动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技能及价值观。

有学者提出, 教学实践具有伦理特性, 其根源在于“教学具有生命性、社会性、教育性”、“教学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和伦理目标, 遵循特殊的人性理念和人伦原理, 形成特殊的德性体系, 因此也需要教师有特别的德性修养”[1]。也有学者更加具体地指出教学道德的总原则是“促进学生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而教学伦理可分为教学目的和评价伦理、教学内容伦理、教学关系伦理、教学方法伦理、教学管理伦理以及教学环境伦理[2]。当我们思考、评价教学实践活动本身的道德性时, 是把道德作为一种维度而非尺度去审视教学过程中的事件和行为。

3 高职医学教育教学伦理审视

3.1 “高考的失败者”

本次调查中, 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 一位老教师对在座的学生说到:“你们虽然高考失利了, 上了高职, 但一定要有信心······”尽管是激励性的语言, 但整个语言基调是“你们是高考的失败者, 不得已上了高职”。

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 高职是“考不上大学的人才会填报的学校”。本次调查的卫生高职院校很多教师发出感慨:“我们的学生不能跟本科生比啊, 他们的自觉性、主动性没那么强”。这说明卫生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对高职生身份低定位的现象较普遍。

3.2 “这个是考试重点”

本次调查中, 有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说:“这段话划下来, 一定要记住, 是考试重点。”一位教授点评:教学若以“划重点、背重点”的形式存在, 而不能引起学生对学习知识的热情, 这样的教学效果何在?又能给学生留下什么?教师关注的是有没有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关心的是有没有记住重点。在这样的教学状态下, 教学文本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是割裂开来的, 文本中的知识、技能, 甚至是思想只是作为“符号化”的东西留存于学生的头脑中[3]。

医学知识多而复杂, 相比其他文科性专业, 医学生的课程多、学习压力也比较大。医学教育若能真正激发学生对人体结构、对医学知识学习的热情, 其教学效果将会增强。

3.3 “我们是算盘, 需要被拨动”

“互联网+教育”时代, 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新的教学模式逐渐被师生了解, 课堂教学面临新的挑战。某卫生职业院校在教改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开展了案例教学、项目化教学;设置临床教改班, 实施床边教学;定期举办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比赛;积极探索及实施翻转课堂、微格教学。尽管如此, 在问卷调查中, 关于教学“死板”、“缺少互动”、“照本宣科”等评价仍然较多, “多些交流、激发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是学生不变的诉求。一边是教改, 一边是学生对“教学死板”的抱怨, 其中缘由可能是教改的覆盖面不大, 仅限于个别专业、个别课程;也有可能是教改力度不大, 仅仅是浅尝辄止, 并未深入落实。

有些专家、教师对目前的教学改革存有质疑, 不少学生对课堂上的角色转变还不适应。我们无需拘泥于教学要不要改, 而是教学改革怎么改?改什么?教学方法、形式的改变是为了保障及提升教学质量的, 这是教改的意义所在。教学方法的改革, 应该因时、因地、因人进行调整。学生对教学形式、方法“太死板”的评价, 可以看出他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需求。尽管教学改革意味着新的挑战、更多的努力和长期的适应过程, 但其中蕴含的“以生为本”、体现学生主体性的教学理念值得推崇。

3.4 从“教书育人”到“立德树人”

2014 年国家颁布的《决定》指出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科学合理设置课程, 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 从“教书育人”到“立德树人”, 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调研中部分学生提出:“教学太死板, 注重专业知识和能力, 却忽视其他能力的培养, 如组织能力、交流能力、创新能力等”、“过多地关注专业课学得好不好, 不重视发展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化, 考试不要拘泥于笔试”。

4 教学伦理之根本: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4.1 树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现代职业教育力图实现中职高职衔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 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拓宽人才培养多样化发展渠道。无论是“搭建立交桥”、“终身教育”还是“多样化发展”都体现了时代对职业教育的要求, 职业教育应该被当作一种教育类型而非一个次于本科的教育层次。

高职教师需要树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与指导, 发挥其最大的潜能。在某卫生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健康护理课程的微格教学改革中, 学生自拍操作流程, 课后自学视频编辑软件对自拍的操作流程进行编辑、配音。

4.2 深化师生角色转型

无论是PBL教学、项目化教学、案例教学还是翻转课堂, 其实质都在于促进师生角色的转变,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提高其在自主学习中的思考与实践能力。但若违背这一初衷, 只是注重形式的改变, 教学改革成效可想而知。

教师应该是学生思维的启蒙者。启蒙, 意为用文化之光照亮学生的心灵, 使之“明白”。这是一个过程, 教育的任务就是做好这个过程的转换。所谓“教学”, 与其解释为“教师教, 学生学”, 不如解释为“教师, 教学生学”更加贴切, 更符合教学的内在要求和规律。

4.3 重视生命体验, 促进知识有效流动

对某卫生职业院校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认为评教相对重要的两个维度是“明晰度”和“互动度”。讲清楚重难点是一节课最基本的要求, 可事实是教师以为自己讲得很透彻, 但学生并没有很好地掌握, 这也是教学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备课, 却未备学生”。课堂上不乏“为了提问而提问”的现象, 真正的互动不应局限于以提问方式为载体的师生简单对话, 更是学生意义世界的构建过程。关注学生知识与学习经验的积累, 关注学生的生命体验与反馈, 真正实现知识的正向流动与反馈的互动。

学习效果评价是反映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当评价成为教学工作中的一个例行环节, 几乎没有人去理会评价的教育性价值以及评价的真正目的”、“评价本身也就成为目的, 评价中本应是最核心的要素即教育的主体———人以及人的发展就不见了”。教学过程要由关注客观知识转向关注人的精神需求, 关注学生内心世界的发展和成长。

4.4 立德树人, 促进全面发展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把“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之一, 提出要将“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卫生高职院校培养的是医护专业人才, 职业的特殊性对医学生德行、职业素养的培养有着更高的要求。医学教育教学如何渗透对患者生命与权利的敬畏与尊重、医护人员应有的职业自豪感和使命感以及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怀等是值得每位卫生高职教师不断探究和学习的。

医德教育、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应局限于思想政治课、医学伦理课等相关课程, 各门课程都有丰富的人文教育素材。在教学时, 结合教学内容、临床实际, 挖掘德育素材, 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培养医学生出色的实践技能、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移情能力、职业信念、人文关怀素养亦是不可或缺的。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职业精神培育机制, 以切实提升卫生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胡斌武, 李臣之.教学实践的伦理视野[J].当代教育论坛, 2004 (12) :27-29.

[2]欧阳超.教学伦理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卫生经济伦理 篇5

公正性是人们对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建立和完善卫生服务体系的道德向度。公正的卫生服务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出于伦理和现实的考虑,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在始终倡导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中国,为全体居民的健康提供保障应该是政府的重要目标。

1 卫生服务体系的现实局限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全社会由于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这一现状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卫生领域,影响了卫生服务提供的公正性,使居民在享有卫生服务时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

造成卫生保健服务不公平的原因主要有:在“效率优先”的影响下,卫生政策偏离了公平取向;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被排斥在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政府投资减少,卫生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下降,居民卫生负担加重(近60%)[2]。

我国现阶段卫生服务中的不公正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卫生服务体系的现实局限往往成为继发矛盾的隐患和诱因,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2 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道德合理性考量不足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医疗保健体制被一些国际组织评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因为它投入少、效率高、公平程度也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国用占GDP 3%左右的卫生投入,满足了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虽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有所增加,效益却没有明显改善,公平程度也大大降低。由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资源分配不公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城乡分割的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改观,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人群大约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而在农村则只占农村居民的10%左右[3]。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2003年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是GDP的5.4%,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44位;在对医疗卫生体制的公平性评估中,中国列倒数第4位[4]。

3 实现卫生服务公正性的思考

建立健全公正的卫生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没有公正的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就不存在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了卫生服务体系改革与完善的复杂性与渐进性。笔者以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完全存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缺陷更主要的是体制改革缺乏合理的价值诉求,改革的伦理学基础不足。因此,本轮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想取得成效,必须接受伦理的论证和检验。

3.1 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明追求的两大目标,它不仅是卫生政策面临的最大伦理学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大问题。为居民提供基本卫生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又不一致,因此,卫生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要讲究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潜伏着不公平;而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能持续的。

我国当前卫生服务体系中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医疗资源过多地消耗在高新技术、大医院和危重病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未能很好利用,投入过少;贫困人群的医疗需求未能较好地解决[5]。

在卫生服务过程中,我们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是应当把公平摆在第一位,兼顾效率。实现卫生服务公平,使居民的健康得到有效保障,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整体效率[6]。

3.2 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卫生保障制度

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基本国情决定医疗卫生保障的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

由于原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早已在20世纪80年代解体,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8年才开始在农村全面铺开,所以,我国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相当脆弱和不完善,在城市,下岗人员、失业人口、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该人群没有享受任何医疗保障。我国的卫生资源极其有限,决定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应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和“保护人民健康”,同时,我国宪法把平等权列为第一项权利。在目前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保证公正服务,这不但是国家担负的法律和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保持凝聚力、向心力和长治久安、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7]。

3.3 合理分配卫生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由于卫生资源的有限性,用于发展高、精、尖医学的经费应适度向基本卫生服务转移,以满足广大居民的需要。首先,适度限制大医院的规模,防止其向集团化的方向扩张,加大基层卫生机构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提高其设备水平和医务人员素质。其次,引导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医学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医学自身的发展,不应只追求医学的高、精、尖研究,同时,还应照顾到基本卫生服务水平。

卫生资源在区域、城乡、阶层之间合理分配。我国医疗资源不足,而且分布不合理,卫生投入向大城市、大医院倾斜,80%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2000年的数据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3.78%,但农村卫生总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仅为32.07%,农村人口人均卫生总费用只占城市人口人均卫生总费用的1/3;农村卫生事业费占全国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仅为32.77%,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为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0%。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分别为城市的1.9倍和2倍以上,城乡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分别为75.2岁和69.5岁[8],显然,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公平的卫生服务提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减轻由社会经济不平等及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如实施广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等,从而使人们获得公平平等的健康机会。虽然机会的公平平等即使在一个理想的公证制度中也只能接近而不能完全达到,但是通过建立平等的自由、机会的平等、自尊的社会基础等罗尔斯正义理论所要求的基本内容,我们的确可以减少一些社会不公正,从而促进居民健康的改善[9]。

卫生服务系统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卫生服务的公正问题也应该放到社会公正的大背景去考虑。卫生服务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紧密相连,涉及到政治、经济、伦理、管理、法律等各个领域,如果不借鉴已有的关于社会公正的科学理论,是难以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当然,应该看到卫生领域的特殊性,进一步深入研究健康不公正的各种表现形式和解决之道。只有营造好社会公正的大环境,才能真正做到卫生服务公正。

参考文献

[1]程新宇.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伦理学审视[J].中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6):92-97.

[2]邱仁宗.医院的社会责任:伦理学视角[J].医学与哲学,2006,27(6):1-5.

[3]葛延风.反思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J].新华文摘,2005(16):21-22.

[4]葛延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框架性设计[J].改革,2005(6):36-38.

[5]杜治政.医学伦理学探新[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58.

[6]赵峰.论卫生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3(4):22-23.

[7]梁发芾.农民看病难问题值得关注[J].农业知识,2005(7):48.

[8]程新宇.健康公正问题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3):49-50.

卫生经济伦理 篇6

社区卫生服务是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而开展的工作, 优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利益的追求, 是社区卫生服务始终应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 对医务人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社区医生不仅是医术上的“全科医生”, 更应成为社区道德建设中的楷模。传统的医学伦理强调美德论, 靠医德修养和个人境界约束医疗行为。但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仅仅依靠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已很难维持, 必须形成一种体制和机制上的力量才能够使制约的力量强大和久远[1]。

1 当前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

1.1 价值取向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 价值观念也受到了冲击。而医疗卫生服务运作的市场化、一些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服务行为也因此扭曲, 市场价值关系已成为重要的价值尺度支配着医疗活动。利益的驱动产生价值取向扭曲及其行为的异化, 侵害病人的合法权益, 卫生服务效率低和服务质量差的问题时有发生。而且, 由于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素质偏低及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制定以及体制、机制等原因, 使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在上岗、晋升和工资待遇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使这种冲击加剧。

1.2 缺少人文关怀

目前, 社区卫生服务在人文关怀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未能系统地对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进行人文关怀方面的职业培训;未能营造出体现人文关怀的物理环境;服务实践中有悖于人文关怀的做法没有及时纠正;对人文关怀的成效没有科学的考察评价方法, 尤其是普遍存在漠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现象。如为社区内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员提供上门医疗服务的积极性差, 社区卫生服务没有形成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工作制度, 往往突击性开展一些相关工作来当作业绩点缀;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项目单一, 远远不能满足弱势群体对医疗的需求。

1.3 缺乏伦理意识

家庭既是社区卫生服务中最重要的并经常使用的诊疗场所, 也是社区卫生服务可利用的重要卫生资源。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 要求全科医生深入到家庭, 建立家庭健康档案, 会涉及家庭成员包括隐私在内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更加自觉地遵守医学伦理的原则[2]。但还有一定比例的医务人员对于服务中的医学伦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侵犯患者权利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将患者隐私随意泄露, 不仅是对患者人格不道德的侵害, 而且还会引起社会中某些人对患者的歧视, 造成患者痛苦, 使患者对医务人员和治疗措施产生不信任感, 影响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2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队伍伦理建设的途径

2.1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的信用评级制度

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是由政府投入主办的。在医疗服务领域, 政府要依法保护人群所享有的各项正当健康权益, 通过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的信用评级制度, 维护居民的健康权利。如建立医疗机构认证标准和服务要素准入制度, 健全医生声誉激励机制和医疗服务评价机制, 以及医疗信息发布、医政投诉、调节和处理与仲裁制度, 监控服务收费, 反垄断、反倾销, 防止价格欺诈, 取缔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服务提供者, 依法保护公众享有的正当健康权益。对于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要坚决予以取缔, 对造成健康危害的情况要进行处罚。充分发挥社会民主监督作用, 将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准。

2.2 加快高素质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的培养步伐

当前,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人员队伍综合素质不高的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社区卫生服务的深入发展。为此, 必须下决心加强职业伦理精神培训的步伐。社区卫生服务中作为主要支撑者的全科医生, 其业务水平、道德品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着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发展, 关系到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认可度、满意度和对全科医生信任度的主、客观评价。伦理学作为一门探索何为善、如何实现善的科学, 其价值的实现集中在社会所设定的伦理规范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自觉信守。离开了这一点, 伦理学就只能停留在形式上的神思玄想, 就难以体现其作为实践理性的内在特质, 从而亦难以实现其自身的价值[3]。由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性, 医护人员有义务对社会负责, 在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不能违反社会公德。医护人员作为社会资源的掌控者, 不能将资源据为己有, 而是要把资源投放到社会, 为社会大众带来方便。医护人员在道德修养上更要身体力行, 做道德意识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因此, 应系统、全面地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知识培训。因为“职业伦理越发达, 它们的作用越先进, 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4]。

2.3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

伦理道德的建设是当今伦理道德重构的关键。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 是人们在生活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在信念来维系的行为规范。在当前社会, 道德已经很难再依靠个人的自主和自愿意识来实现, 需要制度和法律的督促和支撑, 即一种关于道德问题的提倡与保障的伦理环境。和谐社会要重视伦理的倡导, 要以制度机制为根本, 强化社区道德主体意识, 制定公正的规则和人们遵守规则的观念是重要的3个方面。

一是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形成所谓的“伦理环境”, 加强道德规范, 使其成为政策的一部分, 实现道德制度化, 将非制度性的道德转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使其成为政策的一部分。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和谐社会的构建纳入制度化轨道, 制度是一切社会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二是建立社区卫生服务准入制度。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 重视加强道德伦理建设, 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 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准入制度建设, 以此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质量门槛, 促进社区医疗机构进行良性竞争。如建立医疗机构认证标准、服务要素准入制度。三是建立医疗服务满意度监督、评价机制。把居民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作为衡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优劣的标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而言,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存在定位不清、经费不足、功能难以发挥和社会对其认同度不高等问题, 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有效的激励手段加以调整。给予奉献者以种种优先回报;在树立榜样的同时, 对违反、亵渎职业道德的行为给予严厉惩罚, 鞭策落后, 取缔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服务提供者。

只有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 社区卫生工作才能既有稳定有序的秩序和整体的力量, 又有和谐的医患环境。建立充满活力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科学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 以群众是否受益、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工作的根本标准。

参考文献

[1]奚益群, 樊民胜, 唐燕, 等.从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的了解看医学伦理教育[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5 (1) :49-50.

[2]印爱平.社区卫生服务与加强伦理教育[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6 (4) :73-74.

[3]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10-11.

体育经济研究中的经济伦理 篇7

1 体育经济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1.1 经济全球化影响

由于我国体育经济起步较晚, 体育市场运作模式建立并不完善, 体育文化产业底蕴薄弱。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强权政治挟裹体育的方式进行国际体育标准和规则的控制。因此, 经济全球化既给体育产业带来了经济竞争, 也带来了严峻的商业文化、伦理道德挑战。

经济全球化极大的挑战了我国传统的效率观和义利观, 这就考验着运动员和教研员是以个人正当利益为主, 还是将国家、集体利益为首, 是应当遵守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或是重视体育经济社会效益。经济全球化要求体育企业必须拥有强烈的科学竞争机制和竞争意识, 这就要求企业全面提升自身资金、管理、技术、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经济全球化挑战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平诚信规范, 构建诚信、公平的体育市场环境十分重要, 也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企业利益及个人价值。

1.2 职业化、商业化道德危机

长期以来, 体育同经济关系一直都隶属于政治、军事、宗教、教育等社会文化关系, 它受价值观念惯性影响, 展现出极大的文化惰性。旧的体育价值观念尚未转变成新的体育价值观念之前, 它将会一直支配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始终围绕着经济建设的治国思想中心, 并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逐渐加快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 为体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但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道德危机。商人关注的是利益实现与否, 广告效应是否能够最大化, 受巨大经济利益诱惑, 运动员或教练员这些行为主体将面临道德危机, 极可能出现见利忘义、过度追求个人利益, 个人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影响被无限放大, 迫使一部分体育基本元素被作为交易对象。

1.3 高科技带来的伦理困境

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状态来讲, 普遍富足和相对贫困都是同样存在的, 这也代表着风险和机会的存在。从个体的角度来讲, 科学理性能够抑制理性化官僚体制和主体性张扬, 形成了精神生活贫乏与物质生活富足, 推动了竞技体育领域的广泛性, 增添了体育产业生机。高新科技造成了体育产业发展代价, 极大的损害了运动员身心健康, 致使规范缺位和价值断裂。体育比赛成为商家与科技间的较量, 体育比赛不仅是运动员竞技能力, 而是运动员与技术间相互结合的体验。科技对于不同地区、国家和人群带来的不平等机会。运动员为追逐名誉与利益, 滥用兴奋剂已经严重脱离了正常竞争, 违反了体育道德, 兴奋剂严重违背了体育比赛公正原则, 危害了运动员身体健康。

1.4 资源配置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体育资源配置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局部地区地域性资源分配不平衡;学校、社会及竞技体育资源不平衡;体育弱势群体体育资源配置较少;农村与城市体育差距较大。体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造成了极大的伦理道德问题。政府应当进行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搭建各阶层成员的资源共享平台。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体育资源投入到竞技体育运动当中, 这就造成了其他方面的投入减少。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我国民众体质, 努力提升生活品质, 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环境, 过分追求体育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价值观是十分不必要的。

2 体育经济伦理研究意义

2.1 加快体育伦理理论建设

结合我国当前体育伦理研究队伍素养, 它与其他应用伦理学科相比略显不足, 应用研究视野相对狭隘, 对于体育经济活动推动作用不大, 体育伦理研究内容较为有限, 仅限于经济体育、精神、职业体育道德等方面的研究。综合全面考虑体育经济活动特征, 提出更好的体育经济活动伦理问题解决对策, 有利于构建良好的体育伦理学理论体系。

2.2 加快体育经济学理论发展

现代体育经济学就是利用实证经济学理论进行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但是缺乏对规范经济学角度体育经济伦理学问题研究。伦理学的介入并不是要求完全舍弃传统体育经济研究, 而是要从当前体育经济领域伦理道德问题的角度进行经济理论的研究, 进而实现体育经济活动由合理到实质的过渡。伦理学角度的导向和价值介入, 进而实现实践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2.3 促进良好的体育经济环境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被取代, 体育经济模式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伦理道德在体育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并非完全负面的, 而是积极作用于体育经济活动当中, 体育经济政策是人为建立、完善的, 它是以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 具有人的价值标准。因此, 体育经济政策也是建立在人类伦理价值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民生建设整体环境背景, 并结合我国体育当前发展现状, 完善我国体育经济政策, 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全面提升体育活动效率, 构建了体育资源分配的基本道德框架。

2.4 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体育产业方针, 有利于实现体育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体育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积极的, 它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当每个独立的体育经济主体均从自身利益出发, 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整体利益损害, 造成个人短期行为和体育企业行为。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体育产业起步较晚、市场开发力度小、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这就要依靠伦理道德来实现体育经济行为的规范。体育经济伦理倡导价值观就是实现经济、环境、伦理为一体, 提升体育产业经济的合理性, 始终贯彻落实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体育产业发展, 建议以可持续发展思路, 进行体育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化调节, 实现个人、国家、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 协调好社会人群利益关系, 努力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和社会经济, 推动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5 维护良好的体育市场秩序

体育企业作为体育经济活动的主体, 也是这种复杂利益关系的重要载体, 也是最主要的市场经济主体, 其经营状况、经营活动行为严重影响体育市场秩序。体育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能够推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而体育经济相关政策、法律则能够更好地维护体育市场秩序。但是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政策的影响, 体育市场经济活动还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 这样能够有利于降低不规范行为的不良影响。为了更好地构建健康、稳定的现代体育市场经济环境, 实现经济人行为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体育经济伦理研究能够推动体育企业合理追求经济利益, 满足伦理道德规范要求, 这有利于公平、平等、信用等原则的实施, 使其具备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维护良好体育市场秩序。

3 提升体育经济活动个体道德水平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体育经济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球场暴力、假球、赌球等不良社会现象和事件逐渐出现在体育领域中, 这也是运动员、裁判员等体育活动者道德水平下降的主要表现。

4 结语

为了构建良好的体育市场经济环境, 全面提升我国体育活动个体、企业之间的道德水平, 全面提升体育活动价值, 因此有必要进行体育经济伦理的深入研究, 提出一个合理道德评价标准, 协调好体育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关系, 全面提升体育市场基本建设条件。

摘要：目前,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众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但我国却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体育经济市场缺乏良好的运作规模和理念, 同时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体育产业将面临激烈的经济竞争和商业文化、伦理道德的挑战。

关键词：经济伦理,核心价值,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小锡.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M].人民出版社, 2015.

[2]章海山.经济伦理及其范畴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3]周中之, 高惠珠.经济伦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低碳经济的伦理意蕴 篇8

低碳经济的提出, 不但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 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全面审视, 而且涉及到资源、环境、行政等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 包涵了深层次的伦理诉求。在此前提下, 我们认为, 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以下四层伦理意蕴:

1 低碳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

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经济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全体人民物质、精神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 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和谐发展。

低碳经济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起点, 也是最后要达到的终点, 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贯穿于其中。人是社会的产物, 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社会的发展依赖人类思想的进步, 科技的创新而不能背离人类发展这一根本出发点。强调发展以人为本, 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是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 都是以人的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

2 低碳经济是人对自然道德关怀的理性回归

人类发展的历史, 也是人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 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资源的同时也承担了为人类消解生产生活过程中所排放的废物、废气, 是否我们就能够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人们在试图征服自然的同时, 往往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被自然征服的对象。例如, 水土流失, 土壤沙漠化, 资源浪费、城市缺水, 这一系列问题都向人们发出警示:人类的行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 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伦理精神的精髓是“善”, 长期以来在对待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 主要有两种伦理观点。近代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它以近代机械世界观及二元论为基础, 认为自然与人是对立的。在对待人与自然的问题上, 浅层环境伦理观坚持二元论和机械论的观点, 坚持“人类主宰自然”, 而深层环境伦理观坚持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 浅层环境伦理观认为大自然、生物只有工具价值, 不具有内在价值, 而深层伦理观认为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有内在价值, 生物物种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浅层环境伦理观主张在不触动人类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单纯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 而深层环境伦理观则认为人类只有确立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理念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低碳经济的提出是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 这种恶化是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不善”所累积而成, 只有人类正确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 去理解自然, 关心自然, 才能真正回归人类发展的本质。

3 低碳经济是环境正义、代际正义的直接体现

追求公平正义一直以来是全人类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而环境正义是指人类不分国籍、性别、政治状况、教育状况、经济状况, 都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生存环境的权利。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延伸, 它所处理的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 而是在自然这个业已存在前提的基础上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 弱势群体更容易成为生态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面对各种困境, 他们无力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在地区的差异上, 最为明显的是城市发展的所需大量物质要求都来自于对农村生态资源的剥夺, 所造成的环境后果也多由生活在农村的人来承担。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观长期以来一直没得到充分的重视。众所周知, 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早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 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中, 发达国家因为发展经济而向自然排放的废物、废气占据最大的份额, 但是占全球多数的不发达国家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环境威胁。对于代际正义真正得到重视, 是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里约宣言》又对其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以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 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环境代际正义最大的理论品质是强调了实性与实践性, 它强调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 当代与后代人之间在利益上的分化与对立, 使我们正视这种分化, 努力寻求到一种能够更好实现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低碳经济的提出无疑也符合这种公平的诉求, 在当今技术的局限下, 尚无法做到无碳式经济的发展, 但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满足人类的需求, 为后代留下生存的基本空间, 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要求, 也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

4 低碳经济是对消费观念的更高要求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 是保护自然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重要内容,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道德所主张的责任、公平、和谐原则, 与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遵守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一脉相承、义理相通。只有加强生态道德教育, 在全社会树立以“责任、公平、和谐”为主要原则的生态道德观念, 为其注入内在的精神动力, “低碳”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持久行动。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无不体现这种变化。以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为例, 随着私家车的快速进入家庭, 轿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在温室气体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 而且大排量的汽车也占了相当比例。这与相当一部分车主的生态道德观念薄弱、缺失不无关系。试想, 一个从内心深处珍爱自然、尊重生命的人, 会因为“爱面子”而开着大排量车招摇过市、污染环境吗?在大城市中, 交通堵塞、空气质量差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通病。当人的消费欲望与环境公平相抵触时, 我们能否在义利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

用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正义, 也预示着人类将用更具智慧的方式发展自身, 关怀自然。

参考文献

[1]许鸥泳.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

[2][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金瑶梅, 孔欢.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J].社会科学家, 2009 (2) .

[4]乔法容, 杨建国.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消费伦理[J].郑州大学学报.2009 (5) .

墨子经济公正思想的伦理基础 篇9

一.“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论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思潮的基本趋向是研究人际关系和安排社会秩序。以孔子、墨子为始端的诸子思潮提出的人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存在, 二是强调至善至仁平等的人道原则, 三是强调人性的社会属性, 指明社会各阶级在追求物欲合理的同时, 一定要有理性的克制。1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 人们开始放下思想的包袱, 学者们之间进行自由的交流, 而人的自然属性也开始被人们理性的认识到, 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是基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思考, 独立平等的个人意识逐渐发展起来。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 深刻体会到人的自然属性存在的重要性, 明确指出自然人性存在的合理性。他多次提到衣、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喜福厌祸、欲生憎死是人的共性, 人的生存和繁衍是“人之所欲”的主要内容。为此, 他提倡节葬, 反对儒家的服丧礼制, 认为儒家三年服丧的时间太长, 严重破坏了男女两性之间正常的结合和生育的时间, 阻碍了人类繁衍下一代的任务。墨子在《墨子·节葬下》中说到“此 (指久丧之礼———作者注) 其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 譬犹人负剑而求其寿也。”2墨子重视男女两性的欲望满足, 是因为他把人口的生存和繁衍看作是国家发展和百姓生存的根本。因为男女两性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 就是一个人口再生产的过程, 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国家来说, 在古代农耕社会, 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 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人口;从百姓家庭来看, 人口的多少是家庭生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小生产者来说, 生活资料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生存的需要。如果生产过程中偶遇天灾人祸, 他们的家庭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 古代庶民也非常重视人口的繁衍。

墨子对自然人性论的理解, 是基于小生产劳动者求温饱, 求生存的要求。他把老百姓的衣食温饱、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作为“人之所欲”的具体内容, 表明墨家非常重视维持人生存的经济活动。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和认识, 奠定了墨家经济公正 思想的人性基础。

二.“义, 利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墨子主张言利, 与儒家的“罕言利”不同。在《墨子·兼爱》中墨子提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 必兴天下之利, 除去天下之害, 以此为事者也!”2墨子这里说的天下之利、天下之害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墨子认为,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和谐与否:人与人之间是否“兼爱”, 国与国之间是否“非攻”。鉴于此, 墨子主张提倡“兼相爱, 交相利”, 即墨子所说的“爱”是一种不分等级、亲疏、贵贱的平等之爱, 和儒家主张的爱是有明显差别的。3

“利人”、“爱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行为。表面上看, 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 但是, 由于爱是相互的, 对等的, 所以, 从长远角度来看, 人的道德行为的付出, 总能得到对方相应的甚至更多的利益回报, 使自我利益的实现是蕴藏在利人、爱人的过程之中, 具有典型的功利主义色彩。其实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两者的关系看, 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交利”思想, 既是功利主义, 又是利他主义, 两者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 即利己等于利他, 最终目的是为了调解个人和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 墨子的利己主义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

尽管我们可以从墨子的“兼相爱, 交相利”观点看出, 一个人自我利益的实现, 是蕴藏在个人的道德化行为当中, 但是, 墨子的功利主义观并没有使他走向极端利己主义, 原因在于他提出了“万事莫贵于义”的观点。墨子认为, 生命虽然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但“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墨子的义利观与儒家的道义论都强调了道德原则的崇高性, 然而墨家的“义”与儒家的“义”是有明显区别。儒家的“义”强调的是“礼”, 而墨家的“义”强调的是“利”, 这里的“利”实际上指的是公利或他人之利。墨子本人并不否认人有利己之心, 但只要采取了“交相利”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私利, 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公正的, 是“义”的行为。因此, 墨子所说的“义”是“利人”, 而“不义”指的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儒家的“利”因个人主体的视野受到限制, 仅仅只看到自己的私利, 使个人主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很明显, 儒家“利”和“义”两者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 因此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墨子则认为, 个人义利的实现与满足都是人的内在需求, 两者满足方式上可以基本一致:儒墨两家都主张爱人, 但在爱人的方式上却不同。儒家的爱是有等级之分, 而墨家的爱是无等级之分。因此, 墨子说的“义”是一种“兼义”, 是一种无差等之义, 他在《墨子·耕柱》中曾经说到:“义”是“良宝”, 故当“贵”之。而“义”之所以可贵, 就在于它可“利人”, 在“利人”的同时可以实现“利己”。故曰:“义, 天下之良宝也。”2由此可见, 墨家“义”的价值打上了很强的功利主义烙印。

后期墨学基本上继承了墨子的功利主义经济公正思想。在义利两者关系上, 后期墨家提出了“利, 得是而喜, 则是利也。其害也, 非是也”4的命题。他们认为, “利”是建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 不同的主体, “利”的意义也是不相同的。至于“义”, 后期墨家也提出了“义, 利也”的观点, 指个人主体要以天下之利、他人之利为目标, 至于自己有没有得到“利”, 这不是最重要的。是否为“义”, 关键在于个人主体的行为是否为客体带来了“利”, 而主体自己是否得“利”, 不是作为判断“义”的标准。这就说明后期墨家的义利观仍然是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三.“赖其力者生”的劳动价值观

墨子认为, 经济发展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发展。他在《墨子·七患》中说:“凡五谷者, 民之所仰也, 君之所为养也。故民无仰, 则君无养, 民无食, 则不可事”。2墨子这里所说“五谷”是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老百姓没有粮食, 不仅是统治者没有饭吃, 也意味着老百姓不能从事任何劳作了, 整个国家就会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因此, 墨子在《墨子·七患》中说:“食者, 国之宝也, 不可不护之”。2由此可知, 在墨子看来, “食”是国家的“宝”, 失去了这个“宝”, 国家就不能正常健康的运行。

既然“宝”这么重要, 那么该怎么保护它呢?墨子认为, 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对于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贫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 《墨子·修身》中提出“其生财密, 其用之节”, 2即增加生产、节约消费的办法。墨子明确指出: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是, 动物依靠本能自生自灭, 人想要生存, 可以通过劳动。鉴于此, 墨子在《墨子·飞乐上》中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2的观点。这种把劳动作为区别人和动物的观点难能可贵。墨子主要把劳动作为区别人禽标准, 重点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 劳动是人类社会产生的起源, 同时赋予了劳动崇高的伦理地位。1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 墨子认为, 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增加劳动者的数量, 增加人口。可以通过增加生产 (“固本”以“生财”) 和节约消费 (“节约”) 来增加国家的总财富, 其中增加生产是最根本的方面。这里 的“本”指的是农业生产。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传统社会, 劳动力的多寡是影响农业生产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墨子认为, 古代“圣王”所创立的婚姻法对年龄的规定, 就是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的数量而考虑的。而在当时的环境下, 人口数量并没有增加, 主要原因是统治者不实行“德政”造成的, 统治者应本着“兼爱、非攻、节用”原则行事, 只有这样人口数量才有可能增加。因此, 劳动力数量增加问题并不是一个生育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3二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墨子在《墨子·非乐上》中说到:“贱人不强从事, 即财用不足。”2从事生产劳动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墨子还反对儒家“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的思想, 提出了“非命”观点。墨子指出贫穷不是命中注定, 而是自己不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所造成的。

此外, 墨子还批判了不劳而获的思想。他肯定劳动的道德价值, 坚决反对偷盗等不义行为。特别是通过战争形式掠夺他人财富的行为, 墨子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墨子始终把劳动作为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正当途径和手段, 赋予劳动十分重要的伦理地位。

四.“交相利、兼相爱”的社会理想观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之间不断地进行争战和掠夺, 使各个社会阶层, 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庶民对安居乐业具有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他们从本身立场和角度出发, 憧憬着自己的社会生活, 描绘各自理想社会的蓝图:孔子强调“克己复礼, 天下为仁”的大同社会, 以调和阶级的矛盾, 调整各阶级的利益;老子的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明哲保身、互不干扰为基本目的;墨子则提出“兼相爱, 交相利”的理想社会, 以人人平等, 有财相分, 有利相交, 彼此互爱为基本价值追求。

在《墨经》中, “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 兼爱主要强调的是爱的范围的广泛, 要“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 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 无论出身高贵还是低贱, 都是被爱的对象, 这个爱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 也就是整个人类。因为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 当时的小生产者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庶民, 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代价, 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 但自身却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 因而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特别敏感。针对这种现象, 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在“兼爱”的问题上, 墨子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 却又要求人们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 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 这种超阶级的“兼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根本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墨子不可能意识到兼爱思想的空想性。

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 是墨子“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墨子经常把两者并提, 因为在他看来, 爱就是利, 利即为爱。“兼相爱”是内在的道德情操, “交相利”是由这种道德情操外发出来的实际行为, 没有实际的“利”, 就无从谈“爱”。墨子认为, “圣人有爱而无利”是儒家的言论, 是外行人的说法, 墨家的主张是“爱利”并言, 即把义、爱等观念同利益、功利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墨子要求人们在“兼相爱”的同时, 还要求“交相利”。只有人人都做到了“交相利”, 才能最终实现“兼相爱”的社会理想。

墨子的兼爱思想, 在我们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 面对日益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 利己主义,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 墨子的经济公正思想从人欲、互爱、利义等方面阐述了墨家的经济思想, 如“去私行公”、“余财相分”、“平等互利”、“强本节用”、“兴天下利”等观点。建立在墨子伦理思想基础上的墨家的经济公正思想, 一方面功利主义色彩浓厚, 强调“以力得富”、“以劳殿赏”, 重视农业生产,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还提出了在经济活动领 域要“兼相爱、交相利”, 提倡勤俭节约等主张, 间接的保护了自然资源, 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摘要：墨子经济公正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 主要体现在“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论、“义, 利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赖其力者生”的劳动价值观、“交相利, 兼相爱”的社会理想观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墨子,经济公正,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

[1] 邢兆良.墨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 周才珠, 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3] 唐凯麟, 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