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关键词： 面子 生活观念 传教士 中国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精选6篇）

篇1：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生 心 理 健

中国人的“面子”

论文作者： 邢华来

学生学号: 021120427

专业班级：12级工商管理四班

系别年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大 学康

中国人的“面子”

摘要：“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往往以对方给不给自己‘面子’,给自己‘面子’的多少来判断对方对自己接纳程度,并对彼此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同时,面子也是中国人的内在心理特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

“讲面子”的心理既有利于维护中国人人际互动的和谐进行,是中国人自尊和自我意识得以实现和满足及荣誉感获得的较佳途径,是维系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同时,‘面子’心理也影响着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理性’发展,有时会成为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沉重的心理负担。

关键词：面子 中国式人文主义 维护 正文：

“面子”是中国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调节器’。爱面子是中国人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我们心理需求。人际互动双方爱‘面子’的程度,给不给‘面子’或‘面子’是否给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它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从“给面子”、“留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闻。

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曾在书中写到“中国人的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举个例子很容易，给它下定义却很难。”

那么，中国人看重“面子”的心理问题到底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如此看重 “面子”的心理,我们又如何对待这一心理呢？

一．面子的既有定义剖析

面子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最早对“面子”进行论述的著作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素质》。明恩溥虽然发现了面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他无法给出面子的定义。以研究中国国民性著称的鲁迅对面子论述颇多,但他也规避了面子的定义问题。由此,给“面子”下定义的困难性可见一斑。

第一个给面子下定义的人是胡先缙。她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脸”和“面子”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她搜集并分析了25条有关脸和面子的短语后,把脸定义为“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把面子定义为“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

胡氏定义为了体现“脸”和“面子”的区别,突显“脸”的道德性而片面强调了“面子”中的成就因素。这个定义忽视了面子的其它方面,显得过于狭窄。“面子”中有道德的成分,长时间恪守礼俗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仍能秉承礼的精神是能给个人带来面子的。(比如:封建时代朝廷对长期守寡妇女的表彰。)面子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如:某人的亲属取得了成就,占据了高位,此人也跟着有面子；又如:通过与有面子的人建立社会关系,个体也能获得面子。)从胡先缙的著作可以看出,她对这些问题隐约有了些认识,但是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作为在大陆为数不多的研究心理的学者之一,翟学伟对面子下的定义可谓匠心独运。他效法胡先缙的研究方法,从语义分析入手,对“脸”和“面子”的内涵进行了区分,并逐一下了定义:“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由此,翟学伟结合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指出:西方人在社会互动中,自身形象的塑造(脸)和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心理地位(面子)是一体的。而中国社会在重情轻理、等差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化因素影响下,导致了“脸”和“面子”的分裂,从一个统一连续体变成两个维度。即:面子的建立不一定要以脸为起点,而脸的获得也并不一定导致面子的拥有。

二．面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

脸面涉及的是个人的资源要让他人来分享,如争脸和争面子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获得了受人羡慕的学识、人品、才华、德性、情操、职务之类,或有了当地人认同的行为和事迹,结果那些没有这些个人特征的人通过特定的关系可以分享到这些特征,比如给面子就含有可以让那些相关的他人分享自己的荣誉、名声以及由此而来的物品、财富、地位、权势等意义。脸面作为一种资源扩散方式,是以他人的正面评价作为回报的,比如他人对施予资源者的接受、感谢、感激、颂扬等会让有脸者感到自己有了面子。可见,有脸者愿意与谁共享脸产生的资源,就是在赏脸给他,而他所要的最好的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多多的恭维、抬举和捧场。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

面子是由脸出现后而获得的他人的评价,它从理想上讲承担着人们对一个人的脸是否被某一群体或社会圈承认的检验和考验的作用。由此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当然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这样,翟学伟给面子下的定义是:面子是个体对做出的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及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因此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费正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他说: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瞧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的面子观,如地理特征、小农文化、乡土情结、血缘地缘关系的复杂性在社会中支配地位,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等等。如孔子以“仁”为至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五常,韩非的“三纲”,中庸文化反映在社会中的趋同从众心理。这都对面子观的形成和根植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的家族制度也是“脸面”形成的重要动力。我国有着深厚的“崇祖”观念,顺着家族延续的脉络向上追溯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家庭都是由祖先向下延伸的链条上的一个单位,个体也是每个单位中的一个分子。因此个人的行为及成就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包含了家族中其他成员的期待和脸面,包含了荣耀祖先的责任。这使得个人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而努力,争取至少是维护面子,最好能够取得成就,以光宗耀祖。

三．面子也有他的负作用 面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都极其的看重自己的面子。正是因为这些，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走上错误的，甚至犯罪的道路。

大学生生因为面子打死人的事不时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尚某在学校操场和几名男女同学一起打篮球。同学苏某嫌尚某有犯规动作，几次说他不会打球，尚某感觉在女同学面前丢了脸，心中很不舒服。当苏某又一次说尚某打手犯规时，二人发生了争吵，尚某挥手打了苏某一个耳光，猝不及防的苏某倒在地上死亡。

一妇女一天上午忙完了家务活，便到邻居家与人搓起了麻将，可打了两圈不到，其丈夫就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进屋后，二话没说，上前就将牌桌掀了个“底朝天”，并当着众邻的面不停地训斥。该妇女回家后，感到丈夫不给自己面子，越想越生气，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乘家中无人之机，从床下找出一瓶农药，偷偷喝了下去，等邻居和其家人发现时已气绝身亡。

四．培养正确的面子观

面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或许代表着尊严道德，或许是个人的能力价值体现，或许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面子一方面对于中国人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同时由于我们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不合理的面子观，直接危害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正确的面子观，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中国人应该树立正确的面子观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完善人格，修炼内功。讲究自尊不能仅仅依赖于面子，而应该依赖于自身人格的修养，只有塑造高尚的人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2.加强自我意识的培养。中国人过分爱面子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没能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通过自省的方式正视自己，反思自己，认识自我。

3.以知识来装扮面子。正确的面子观是需要广博的知识来维护的。当你能继承前人的知识遗产，创新前人的知识成果，发明创造出新的事物那将会是很有面子的事。

总之，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是和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面子问题，每个人心理又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面子观，让中国的这一特色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

2.《中国人的脸面观》,翟学伟,1995,桂冠图书公司。

3.《人际交往中的名 与实———论“面子工夫”中的断裂》 沈 毅 4.《中国人的性格》,李亦园、杨国枢 5.《“面子”定义探新》 刘继富

篇2：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2014年05月21日10:11 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说(1,178人参与)收藏本文

翟学伟著作《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封面

江南贡院

翟学伟在自己收藏的清代红木太师椅前。他认为，太师椅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用官职命名的坐具，象征权力、地位和尊严，有“面子”的意味。

中国人的脸面四分图

冰点特稿第923期

面子问题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

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

“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

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

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篇3：面子观与中国人的面子

关键词：面子理论,贵族,士大夫,底层市民

什么是面子?面子就是人的脸面，但又不是单纯从字面上理解的人的面部。面子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具有很深的文化内含。在中国，人的面子很重要，人们似乎生活在面子构成的世界中，从古至今关于面子的故事不胜枚举，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面子始终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子，虽然我们常常使用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归结成一种理论，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 1987:49)提出的礼貌普遍性的三方面内容中对面子观作了概括：

A.面子可分为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和负面面子(negative face)两种，这一点具有普遍性;

B.为了满足对方的面子需求而采取理性行为，这一点具有潜在的普遍性;

C.具有面子需求、采用理性行为的交际双方之间需要一定的相互知识，这一点也具有普遍性。

由此可以看出，布朗和列文森是把礼貌和面子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的。那么，什么是面子?面子就是有选择行为的自主权以及自己的观点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具体地说面子就是每个人意欲为自己争取的公共的自我形象。[1]

中国有句老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为什么人活一张脸呢?这个脸就不仅仅是生物的脸，而是我们说的颜面，面子的意思。换句话说人活着就不能没有脸面。由此可见脸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怕丢失脸面而失去生命的人项羽是代表。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自刎乌江?为的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丧失面子，有时会比丧失性命还可怕。失身的少女，落榜的少年，被俘的战士，还有其他那些“丢了面子”的人，往往会竟至于“寻短见”，由此可见，中国人会“死要面子”。项羽为了面子去死，楚成王死了以后还要争面子，郑灵公为了面子让子公死了。[2]

关于项羽的死，人们是众说纷纭。后来李清照有诗称赞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在这里项羽念顾颜面的行为却成了有骨气的象征。所以中国人的面子又不仅仅只和礼貌有关。

1 贵族与面子

1.1 正面面子

正面面子指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喜爱或赞许，以及被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如果这些得到满足，正面面子就得以维护与保留。[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与面子接触，不管是言语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必须与人交流。怎样才能很好的交流，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它涉及了语用学的很多方面，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场合与语言的选择。场合就是语言使用的环境，不同的场合我们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按照我们的习惯，与人交流是很少针锋相对的(辩论除外)，万事和为贵，怎样做到和的同时又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涉及到交际双方的面子维护问题。和的前提就是双方的面子都能得以维护，只要其中一方认为某一句话或某一行为有损自己的颜面，那么这样的交际就不成功。如果交际双方有势力强弱之分的话，强势的一方甚至会动用自己的权力以达到维护自己面子的目的。而弱势的一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以贬低自己抬高对方为手段进行交际。这样的例子，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勾践卧薪尝胆，面对吴王夫差给自己的屈辱时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这时的勾践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而夫差处于高高在上的王者姿态。勾践愈低下，他就愈高贵。夫差的正面面子得以维护是以勾践损害自己的正面面子为代价的。

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为了自己的正面面子，可以对处于弱势的人实施强制性手段。有一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三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其中的一个做了大官，剩下的两个都想通过做官的朋友谋取一份差事，他们分别去拜见了他，其中一个见了面就说那时候两个人一起给人放牛割草，直言不讳，而另外一个见面也是说的同样的叙旧话，但却在选词上废了一番功夫，将放羊割草的事用比喻的手法娓娓道来，那个做官的人听了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后者满足了前者的正面面子需求，好的语词显出个人的品位，也给当官那位保留了体面.

1.2 负面面子

什么是负面面子?它是指有自主的权利、有行动的自由，行为不受他人的强制或干涉。“负面”不是“坏”的意思而是与“正面”相对而言。因此，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维护说话人、听话人或第三者的面子。[1]

其实正是负面面子的存在使得我们在交际中面对双方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比较尖锐的冲突时往往采取委婉的方式来处理，而选用这种委婉方式的一方往往是希望解决问题的一方，另一方可能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但是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从古时候的讽谏故事中找到依据。封建时期从来不乏文字狱，所以一字一句都必须仔细斟酌行事。不然就会有含沙射影之嫌而招来杀身灭门之祸。因此向君主进谏就必须更加注意语言的运用，方式方法的选择和场合的选择，不能不顾及君王的脸面。

讽谏也是一种言语交际活动，必须注意交际对象的心理、情性特点，采用不同的言语方法、手段，使交际活动圆满完成。一般说来，日常的言语交际活动，只要交际者稍微注意一下交际对象的有关特性，选择一种适合于题旨情趣的言谈方法，交际目的是不难达到的。但是，若是讽谏，则不然了。因为讽谏的对象，亦即受交际者是国王或领导者，讽谏者亦即交际者是被领导的臣民，交际双方存在着地位差别，讽谏者更要注意揣摩受交际者的心理，顺迎其性情，以恰当的言语方式巧言进谏，这样才能使本来听不进忠言、同意见的受交际者接受自己的谏言，如若比干、屈原在进谏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他们二个人的下场、国家的结局估计就会大不一样了。邹忌讽谏威王之所以成功，奥妙正在于此。由此一端，我们也可以这样预言：作为言语交际活动之一的讽谏，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健全，用婉言曲折的方法固然不像封建时代那样大有用武之地了，但是，诸如邹忌式的“意他言己”的讽谏艺术，并没有就此绝迹。相反，这种方法不仅在现代，乃至在将来，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情境下还是很有效果的，不失其独特的魅力。[5]

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就是证明，这两个事件有相同的特征是：臣下对君主;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是后者要劝说的对象处于盛怒之下，更大的社会背景是战争压境，劝说成功就能解决燃眉之急。因此两者比较而言，邹忌的劝说任务要轻些，但是不管任务轻重，在君王面前稍有不慎就是杀头的危险。他们的讽谏首先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选择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地位悬殊，给君主提建议接不接受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能触犯龙颜，从君王的角度看这个颜面是他的正面面子，而在提建议时讽谏方要考虑的面子问题却是负面面子，即如何才能在不损害受谏者(君王)的面子上完成或者说实现讽谏的目的。用词的委婉，方式上旁敲侧击，时机的把握上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实现的大前提就是要给足的对方面子。

2 士大夫阶层的礼貌与面子

礼貌是一个面子问题。要给对方留有面子，当然也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某些好处，比如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好感等。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这说明礼仪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礼仪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而礼貌是不同于礼仪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行为与言语的总和。来而不往非礼也和礼尚往来说的是同一种礼貌，这是一种行为上的礼貌。关于行为礼貌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我们主要讨论言语上的礼貌。而谦称与敬词则是言语礼貌最好的例子。尽管谦称与敬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怎么使用，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我们还是会考虑使用一些有关方面的词语。比如我们问别人的姓什么时，常说“您贵姓?”“您”就是一个表敬的礼貌用语，同时在姓前面加一个“贵”字，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也是有礼貌的表现。

谦词与敬称用得最多的，当属封建王朝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形成了一套的铁一样的不可触犯的封建礼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就得小心翼翼的为人处世。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就是尽量多的使用谦词和敬称，避免语言上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正所谓礼多人不怪。比如, 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言语交际中只能使用不同的谦词, 如“予一人、寡人、孤”等是君主的御用谦词, “臣、小臣”等是臣子在皇帝面前所用的谦词, “小民、草民”等是平民百姓的谦词。如果有人用错了谦词, 尤其是地位低的人使用高一级地位的谦词, 轻者被视为没有礼貌, 重者被斥为大逆不道。尊辞卑语与人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挂钩, 级别森严, 具有了安身立命的重要性。[6]

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使用谦词与敬称不仅是礼貌的表现而且是身份的象征，借此与布衣阶层相区别，显出身份的尊贵，也就为自己赢得了面子。由此可见谦词使用的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旧时，用得较多的，是以“愚”“敝”“鄙”等构成的一系列自称谦词。比如，自称“愚”“愚下”“下愚”“敝”“敝人”“卑人”“鄙”“鄙人”“鄙夫”“不才”“区区”等。由此而称自己的见解、看法为“愚见”“愚意”“鄙见”“鄙意”，称自己身体，为“微躯”“贱躯”，称自己的居所为“寒舍”“敝斋”“陋室”。旧时老年人常用的自称谦词为“老朽”“老拙”。[7]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拿什么来显示他们的身份，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如果没有能做到这样，他们就会被排斥在这个阶层之外，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有损士大夫的面子，丢他们的脸。

3 下层市民与面子

在中国人人都爱面子，有体面的人不用说，就连阿Q似的社会底层人物也视面子如生命。阿Q认为虱子咬得比别人响是有面子，充当革命者被赵老太爷称为老Q是有面子。孔乙己也很爱面子，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有学问。满嘴的之乎者也，连茴香豆不多了也说成是“多乎哉?不多也。”别人说他偷东西被打了，他辩解道“是窃不是偷”。在他看来用“窃”比用“偷”更能显出自己有学问，社会地位也比一般人要高。事实上孔乙己本来就是一个下层市民，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迂腐的认为会说文雅话地位就比那些短衣帮高，不仅如此他还时时身着长衣，目的就是划清和短衣帮的界限，以彰显自己的地位。地位是和面子紧紧相连的，地位提高，面子自然就有了。曹禺《日出》中顾八奶奶夸奖陈白露的话也是典型的用词不当但是为了说出与她地位相应的话，她自己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又不能显得太粗俗，所以就闹了笑话。

总结

古往今来，面子就像一张大大的网，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它的存在，尤其是封建王朝时期。现在面子观仍然广泛存在于人们的言行中，连三岁小孩都会说“真没面子!”，不过，现代人的面子更切近实际，实在不行也有撕破脸的时候，所以人们骂人也骂“不要脸”，可见脸面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们在越来越小的世界中，寻找生存空间，更多的是寻找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显出自己的特色。面子与礼貌息息相关，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则更是以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处世，在外交还有其他许多场合中显出了民族的风范，所以面子不能丢，也丢不起!当然，过分注重“脸面”，将全部工夫都倾注在面子上，会使人成为死要面子的市侩，或成为玩弄他人于股掌之间的“奸雄”。我们说任何事情都具有正负两面性，印象整饰和中国人的“脸面”观也一样，不能一概肯定和否定。合理的印象整饰是文明人、有修养人的标志。中国人的脸面观对规范控制人的行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时下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视“坐牢蹲监”为光荣经历等现象都是不顾及脸面的反映。我们要正确对待、合理运用印象整饰，做到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利。[8]

参考文献

[1][3][4]何自然, 冉永平.语用学概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118—122.

[2]杨玉梅.面子, 中国人命之所系[J].烛光夜雨.

[5]王矫捷.《邹忌讽齐王纳谏》讽喻艺术赏析[J].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6]刘玉环.谦敬语修辞的文化色彩[J].广西社会科学, 2005年第5.

[7]胡炯梅.谈敬谦词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J].语言应用研究, 2007:85—86.

篇4：中国人的“面子”

本文节选自本书第一章。

At first sight nothing can be more irrational than to call that which is shared with the whole human race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But the word “face” does not in China signify simply the front part of the head, but is literally a compound noun of multitude, with more meanings than we shall be able to describe, or perhaps to comprehe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ever imperfectly, what is meant by “face,” we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as a race, the Chinese have a strongly dramatic instinct. The theatre may almost be said to be the only national amusement, and the Chinese have for theatricals a passion like that of the Englishman for athletics, or the 1)Spaniard for bull-fights. Upon very slight 2)provocation, any Chinese regards himself 3)in the light of an actor in a drama. He throws himself into theatrical attitudes, performs the 4)salaam, falls upon his knees, 5)prostrates himself and strikes his head upon the earth,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to an 6)Occidental seem to make such actions 7)superfluous, not to say ridiculous. A Chinese thinks in theatrical terms. When roused in self-defence he addresses two or three persons as if they were a multitude. He exclaims: “I say this in the presence of You, and You, and You, who are all here present.” If his troubles are adjusted he speaks of himself as having “got off the stage” with credit, and if they are not adjusted he finds no way to “retire from the stage.” All this, be it clearly understoo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alities. The question is never of facts, but always of form. If a fine speech has been delivered at the proper time and in the proper wa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lay is met. We are not to go behind the scenes, for that would spoil all the plays in the world. Properly to execute acts like these in all the complex relations of life, is to have “face.” To fail them, to ignore them, to be 8)thwart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m, this is to “lose face.” Once rightly apprehended, “face” will be found to be in itself a key to the 9)combination lock of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th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face” and its attainment are often wholly beyond the 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 of the Occidental, who is constantly forgetting the theatrical element, and wandering off into the irrelevant regions of fact. To him it often seems that Chinese “face” is not unlike the South Sea Island taboo, a force of undeniable 10)potency, but 11)capricious, and not reducible to rule, deserving only to be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common sense. At this point Chinese and Occidentals must agree to disagree, for they can never be brought to view the same things in the same light. In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cessant quarrels which distract every 12)hamle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ace-talkers” to take a careful account of the balance of “face” as European statesmen once did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object in such cases is not the execution of 13)even-handed justice, which, even if theoretically desirable, seldom occurs to an Oriental as a possibility, but such an arrangement as will distribute to all concerned “face” in due proportions. The same principle often applies in the settlement of lawsuits, a very large percentage of which end in what may be called a 14)drawn game.

To offer a person a handsome present is to “give him face.” But if the gift be from an individual it should be accepted only in part, but should seldom or never be altogether refused. A few examples of the thirst for keeping face will 15)suffice for illustration. To be accused of a fault is to “lose face,” and the fact must be denied, no matter what the evidence, in order to save face. A tennis-ball is missed, and it is more than suspected that a 16)coolie picked it up. He 17)indignantly denies it, but goes to the spot where the ball disappeared, and soon finds it lying there (dropped out of his sleeve), remarking, “Here is your ‘lost’ ball.” The waiting-woman who secreted the 18)penknife of a guest in her master’s house afterwards discovers it under the table-cloth, and 19)ostentatiously produces it. In each case “face” is saved. The servant who has carelessly lost an article which he knows he must replace or 20)forfeit an equivalent from his wages, ramarks loftily, as he takes his dismissal, “The money for that silver spoon I do not want,” and thus his “face” is intact. A man has a debt owing to him which he knows that he shall not collect; but going to the debtor, he raises a terrible disturbance, by which means he shows that he knows what ought to be done. He does not get the money, but he saves his “face,” and thus secures himself from imposition in the future. A servant neglects or refuses to perform some duty. Ascertaining that his master intends to turn him off, he repeats his former offence, dismisses himself, and save his “face.”

To save one’s face and lose one’s life would not seem to us very attractive, but we have heard of a Chinese District 21)Magistrate who, as a special favour, was allowed to be 22)beheaded in his robes of office in order to save his face!

这全人类共有的东西给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特质”，乍看之下似乎荒谬至极。但是在中国，“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名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为了大体上理解“面子”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这整个种族天生就热爱舞台表演。戏剧几乎可以说是他们惟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随便一个中国人，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戏中一角，摆出戏剧性的姿态，作揖下跪，伏拜叩头，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多余不在话下，更别说是荒唐可笑。中国人的脑子里充满了舞台辞令。当一个人奋起为自己辩护时，面前就算只有两三个人，他也会像面对一大群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宣称：“我敢当着您、您，还有您，当着在座诸位说这话。”如果他的麻烦事得以开脱，他就会说他得以体面地“下台”；如果问题解决不了，那他会发现自己无法“退场”。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从来不在于事实，永远只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言辞，这戏就算演得合要求了。我们不必去幕后窥探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适当地演出这一幕幕，就是有“面子”。如果自己演不好，或者对别人的演出不买账，又或者自己演出却遭人横加阻挠，就是“丢脸”。“面子”这概念一经正确理解，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解开谜团的密码，那藏有中国人那些最主要性格特质的暗码箱由此打开。

还要再补充一点，“面子”所依据及保全“面子”的种种原则，往往为西方人所全然不解，西方人经常会忘记这种戏剧化因素，而错入毫不相干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面子”就像南太平洋岛民的禁忌一样，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强大力量，但变幻莫测，且不受规则约束，应被废除并以常理取而代之。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有个共识，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可能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同样的事物。在调停每个村子里都很常见的那些不断出现的小争执时，“斡旋使者”必须仔细斟酌如何顾及每一方的“面子”，就像欧洲的政客们过去为平衡各国势力而斟酌考虑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平正义，虽说这目标在理论上可行，但对于东方人来说却不大可能实现，调停的目的在于适当照顾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常常被用在诉讼裁决中，绝大多数诉讼都以“和气”收场。

送人厚礼就是“赏面”予人。而送礼的如果是个人，这礼最好别照单全收，但也很少或者说不应该一点儿也不收。有几个例子足以阐释“保住面子”的这种欲望。犯了错被人揭发出来，就是“丢脸”，所以不管证据多么确凿，也必须否认事实，以保住面子。一只网球丢了，大家都很确定是一个苦力捡走的。他愤愤不平地否认，但是会跑到丢球的地方去，很快，他会发现球就在地上（那球是从他衣袖里掉到地上的），说道：“你‘丢掉的’那只球不就在这儿么。”女仆在主人家里偷了宾客的袖珍折刀，之后又在台布下面把它找回，并装模作样地拿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面子”都被保住了。一个佣人不小心弄丢了一件东西，他知道他必须偿还，或是被扣除同等工钱，给解雇时他会高傲地说道：“那把银勺子的钱我就不要了。”这么一来，他的“面子”便保全了。一个债主，即便明知收不回别人欠他的钱，还是会去讨债，大肆搅乱一通，以此表明他知道该如何行事。他没有拿到钱，但是他保全了他的“面子”，而且这么一来，也使得人们以后不再敢赖他的账了。一个仆人疏忽行事，或者拒不履行某些职责，在得知主人打算解雇他之后，他会故技重施，自行请辞来保全自己的“面子”。

篇5：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

从四个方面概要论述了传统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即:1)中国人面子的内涵与特征.包括:面子是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面子具有情境性和可变性,面子是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面子是一个人的自我心像,面子是重道义轻功利伦理情趣的表征.2)中国人的面子类型.包括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到的面子;道德性面子、地位性面子、才能性面子和人际关系面子等.3)中国人面子的具体运作.包括做面子、给面子、借面子与赊面子、争面子与保全面子、撑面子、丢面子和挽回面子、交换面子与赠送面子等.4)中国人面子心理的利弊分析.自“五四”运动新文化兴起,特别是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受过数千年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不可能面目全非.但主张一个现代中国人要弘扬传统中国人面子心理的优点,克服其弊端.

作 者：燕良轼 姚树桥 谢家树 凌宇 YAN Liang-shi YAO Shu-qiao XIE Jia-shu LING Yu 作者单位：燕良轼,谢家树,YAN Liang-shi,XIE Jia-shu(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姚树桥,凌宇,YAO Shu-qiao,LING Yu(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湖南,长沙,410000)

篇6：国人的面子作文1000字

中国人是一个好面子的群体，但国人所重的面子近日却不断的被戳破。在金字塔刻字、用假票进卢浮宫等事件使国人脸上无光，不过这些毕竟远在异国，国人尚可自我安慰，以为事不关己。但近日大黄鸭漏气，大陆游客马上被认作是嫌疑人，并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在主办方出来辟谣后谣言还在传播，这使人不得不承认，国人的面子确实被彻彻底底的戳破了。

国人爱面子问题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自秦至西方的坚船利炮扣开国门，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上国，突然这种幻梦被列强的炮火彻底的打破了，中国人开始惊慌失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才有了慈禧那句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

这种大国心态破灭的影响直到现在仍在持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不自信已深入骨髓，谣言一经发布，未经官方证实就已传遍大江南北，国人的不自信由此可见一斑。

而不自信的国人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和最发达的信息网络，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人在公共场合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引起舆论的关注，进而酿成轩然大波，每个人都被贴上了极具代表性的标签，微博等信息平台使每个人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力，在多种复杂心态的支配下，很多人都想通过发布吸引眼球的言论成为意见领袖，这使得谣言出现和传播的几率大大增加，国人的不自信更使谣言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刺伤国人面皮的消息并不是子虚乌有，确实有某些游人不具备足够的文明素养，使世界看到了中国人不文明的一面，从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中国人的印象，而中国旅游业的不健康现状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残酷的价格战使得旅行社不得不采取带游客到指定地点购物以获取分红的.方式来维持经营，这不仅使游客观光如走马观花，苦不堪言，也推高了旅游景点的物价，使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不仅在外国人眼中，甚至在同为炎黄子孙的香港人眼中，大陆游客也是不受欢迎的。有人可能认为，大陆游客的到来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人应该欢迎大陆游客。可是，从旅游业中获利的终究还是少数人，大多数香港人还是感受到内地游客涌入带来的不便，日益高涨的物价使普通平民的生活愈发不易，抢奶粉，大陆孕妇在港生子等问题使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好感进一步降低，某些偏激媒体甚至称大陆人为“蝗虫”，对大陆人抱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