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情结（精选六篇）
文人情结 篇1
最早把秋天描述成荒凉而充满寒意的图景的是在诗歌总集《诗经》中, 它是这样写的:“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描写了一幅秋苇苍苍、白露茫茫、寒霜浓重的清凉景色。而开启文人悲秋先河的则是宋玉, 他在《九辩》中写道:“悲哉, 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 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后, 这种伤秋的诗歌更是层出不穷。曹丕在《燕歌行》里咏道:“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唐代“诗豪”刘禹锡在《秋风引》中写道:“何处秋风至, 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 孤客最先闻。”杜甫在《登高》中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柳永在“萧萧暮雨洒江天, 一番洗清秋”的凉意中, 同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伤心的惨淡秋景, 抒发了悲秋之叹。被誉为“秋思之祖”的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 用“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极凝炼地勾勒出一个天涯游子在秋日黄昏中茫然、孤独、疲惫、感伤、无奈的情态。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诗云:“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愁不尽, 那堪风雨助凄凉!”此诗说秋花、秋草、秋雨等自然景物, 不仅带来了秋凉和凄惨, 更对性格内向、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鉴湖女侠”秋瑾临刑前豪迈悲壮的千古绝唱:“秋风秋雨愁煞人。”更令后人触景生情, 无限惆怅。
为什么“秋”偏偏与“悲情”相关呢, 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从医学角度来讲, 悲秋情结是自然条件诱发下人的一种生理反映
秋季, 尤其是深秋时节, 昼短夜长, 秋风萧瑟, 万木凋零, 萧条的自然环境和秋雨绵绵、阴霾冷湿的天气, 会给人们 (尤其是中老年) 带来凄凉、郁闷和迟暮的感触, 使人悲哀、忧虑和伤感。中医认为, 秋天内应于肺, 悲忧最易伤肺;肺气脾气一虚, 肌体对外界病邪的抵抗力就下降, 使秋天多变的气象诸要素 (气温、气压和湿度等) 更易入侵人体从而致病[1]。医学调查资料显示, 深秋至冬季是一年中因病死亡和发生自杀、诱发精神疾病最多的时期。
这种悲秋凄凉的情怀是文人骚客故弄文笔、无病呻吟吗?不, 科学证实, 自古悲秋确有其原因。现代医学研究已证实, 悲秋与人体内激素变化导致的情绪感受密切相关。在大脑中的一个似豌豆大小的腺体———松果体, 它是人体的“生物钟”, 它分泌的褪黑激素会使人情绪低落、悲哀伤感或昏昏欲睡, 其分泌受昼夜自然规律的控制, 白昼太阳光能抑制其分泌, 故体内褪黑激素呈现“昼少夜多”的生物节律, 使人白天工作, 夜里睡眠。秋天后昼短夜长, 日照减少, 加上秋雨绵绵, 天气阴冷, 光照不足使松果体分泌的褪黑激素明显增多, 于是人体细胞极不活泼, 新陈代谢相对减慢, 人的情绪也就抑郁消沉、郁郁寡欢, 有的甚至终日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医学上称之为“季节性情感障碍症”。如果发展下去, 就导致“冬季抑郁症”。所以在秋风肃杀, 秋雨绵绵之时, 人们便油然而生出悲秋凄凉的情绪, 由此诱发种种疾患。
“悲秋”情结其实也是一种身心疾病, 是对外界环境变化反应迅速, 易触景生情, 浮想联翩, 导致种种不良的负面情绪。
二、悲秋情结是先民悲秋集体无意识积淀的结果
在古代 (尤其是夏商周时期) 生产力极为低下, 而统治者却残酷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 致使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这种条件下, 人民纷纷反抗, “誓将去汝, 适彼乐土”, 但终究力量单薄, 大批人被抓获问罪, 惨遭杀戮, 而处死犯人的时间一般在秋天。《周礼·秋官司寇》把掌管刑罚的司寇称为“秋官”, 可见一斑。秋天成了统治者大发淫威杀人的季节, 阴风惨惨, 怎不令广大劳动人民哀伤不已呢?再加上当时各个部族、小国为争地夺人, 统治者经常发动残酷战争, 互相残杀, 无数人战死疆场, 家园毁坏, 流离失所, 广大人民苦不堪言。而战争也大部分在秋天进行, 正所谓“沙场秋点兵”。《礼记·月令》上记载:“孟秋之月, 用始行戮。”在“立秋之日, 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臣以迎秋于西郊……乃将帅选士厉兵, 简练桀俊, 专任有功以征不义……”秋天, 人们置身于战争的血腥、恐惧与痛苦之中, 怎不黯然神伤、悲悲切切?而且, 古时繁重的徭役也是春秋两季开始征发的, 且以秋天为主。《礼记·月令》载:“仲秋之月, 是月也, 可以筑城郭, 建都邑, 穿窦窖, 修仓。”秋天适宜征发人们去作各种徭役, 很多去服役之人往往在秋天期满之时并未被放回, 而且常常是有去无回。不见人回, 而新征徭役的秋天又开始了。秋天又成了思念、盼归、生离死别之日。思念之切、死别之痛、阻隔之恨都凝结在秋天。一秋一秋的只是无望的思念, 无尽的等待。独自面对秋之凄情, 怎不令人伤悲?因此赵敏俐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的悲秋作品, 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 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悲秋是源于相思怀归这一母题的。而相思怀归之情愫又是源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
三、悲秋情结是古代知识分子失落心态的折射
汉文之“秋”字, 本就是虫儿, 会吟唱的虫儿。秋虫秋去身死, 其鸣愀愀然, 故“秋”字的甲骨文即蟋蟀之类秋虫的象形。有学者释之:“古人造‘秋’字, 文以象其形, 声以肖其音, 更借以名其所鸣之季节曰秋。”[3]
文字专家认为“秋”字所包含的意义, 更有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信息, 包含着凄凉和悲哀的意境。秋虫之鸣乃暮年之歌, 薤露之曲, 有着无数不可名状的凄凉, 极易撩动人们的感情, 有人形容它“是如秋风之扫落叶, 怨妇之奏琵琶, 孤峭而幽奇, 清远而凄迷, 低徊而愁肠百结”, 人们便把孤独、失意、思乡、怀旧等各种悲切、伤感情绪寄托於秋虫之吟, “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 虫声有足引心”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
失落感是一种宽泛的心态,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身上触发这种失落感的因素是不同的。当理想与现实不一致, 文人往往会感叹时世, 悲叹自己怀才不遇, 或者漂流在外思念家人。凡此种种都借助伤秋来表达。
从历史的角度看, 悲秋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时代与个人经历的统一, 但它根本上还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说, 往往就是一个处于秋季的独特主体与处于秋季的诸多自然存在之间的感应, 是天人合一。
汉末文人在“回风动地起, 秋草萋以绿”的萧瑟中哀叹年华的流逝。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清秋幕府井梧寒, 暮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 中天月色好谁看”的秋夜里, 感到的是“不眠忧战伐, 无力正乾坤”的深重的负疚感。达观的苏东坡在秋夜的赤壁之下, 在“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的空明中, 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更有多少怀着投笔之志的英雄, 在这个沙场点兵的季节, 因报国无门而抚剑沉吟。汉代以下,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 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的入世色彩极为强烈, 它通过对仁的提倡, 使人们获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 从而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而他们的人生哲学总与现实不尽协调, 理想的失落触发了他们对许多事物的怀疑和伤感, 这种伤感又会渗透到许多事件、许多细节中去。悲秋情绪尽管有点剪不断, 理还乱, 但追本溯源, 总可以归结到上述这种理想的失落上。
当然秋季也不光是展现文人的失落, 它还展现了中国文人不假于外物的高洁品格, 体现出“秋高气爽”的一面, 陶渊明是这种人格美的典范, 陶诗就极大地发展了疏朗明彻的意境:“清气澄余滓, 杳然天界高。”“露凝无游氛, 天高风景澈。”这决不是悲惋的哀吟, 低回的长叹, 在这里自然界的清朗与人格的高洁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秋天似乎是属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 这个季节代表了他们的苦痛, 也代表了他们真实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 代表了他们的气质。秋天作为文学意象似乎也更适合传达道家的自然之旨和禅理中的空谈意境。它洗尽繁华, 已经作为一种哲学象征进入文学的表现领域, 成为特定的精神载体。
总之, 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 既是自然条件下人的生理反应, 也是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同时还是古代知识分子失落心态的折射, 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价值观念, 对中国文人生命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要：悲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 本文对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悲秋情结作一番分析, 并对古人产生悲秋情结的原因作一番探讨。
关键词：文人墨客,悲秋,原因
参考文献
[1]张珍玉, 苏玉章主编.中医学基础.中国医药出版社, 2002:4, 16.
[2]赵敏俐.秋与中国文学的相思怀归母题.中国社会科学, 1990, (4)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 1991, (4) .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篇2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摘要
文章对“宦游”这一中国旅游文化中的特殊现象的定义、特点、类型以及其出现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宦游”对中国旅游文学的影响，肯定了古代宦游文人性格中坚韧和积极乐观的方面。
关键词：宦游 旅游文化 诗歌
从《诗经》中的远游思念到《离骚》中屈原的故国之思，从李白的“不知何处是故乡”到刘禹锡、柳宗元的“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份离乡的哀怨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从马致远的“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刘长卿的“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到李商隐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这份哀怨愈加直白明显。
中国历来讲究安土重迁，然而当古代文人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后，他们注定有朝一日将毫不犹豫地远走高飞，去历练，去宦游。他们游学、做官、升迁或者被贬流放„„历经沧桑，从此，故乡成为他们永远的牵挂，庙堂之高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们伤感、哀怨、游移„„然而，他们的一生，最终将由他们的诗词记录，让世人来见证那段有他们参与的历史。
何谓宦游？由先秦的游说之旅复兴流变而来的宦游是指士人为谋取一官半职，离乡去国；或奔赴京都；或直谒宫门，毛遂自荐；或拜谒权贵，借力晋身；或广交朋友，沽名钓誉所形成的旅游。我国古代的宦游历史悠久，有官吏依赖就又关于宦游的记载。《诗经》所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古代宦游目的明确，虽为游历，但是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游记文学中，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描述自然风光，游赏之乐，但在其结尾处往往明确的表明心中抱负或借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渴求被重用的心情。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
为什么宦游？什么样的信念使着这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倔强的抑制自己还乡的冲动，是什么样的力量阻挡着他们回乡的车船？正如高适在《送蹇秀才赴临光朓》中所云：“帐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若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生在临朓。”又如李白曾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或许还如辛弃疾说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天下需要每一个读书人的才华和力量去治理，为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可以供人瞻仰的名字。在他们心中，自然分得清个人愁苦与天下兴亡孰轻孰重，可是，他们又是如此多情。家乡的温情，父母的叮咛，还有妻儿的期盼，尤其当他们遇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们被打击，被贬谪，被流放„„所有他们的经历，他们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的“宦游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力度放异彩的一支艺术之花，而那些他们用生命谱成的无韵离骚则为中国记录了点滴。
宦游的产生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经时济世，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和道家“无为”、“逍遥游”思想共同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士子应该“学而优则仕”，提倡士子积极入世，为辅佐君主，匡扶社稷做贡献。同时，孔子本人历时十余年率弟子游历齐、魏、郑、曹、宋、陈等多个国家，对后世的文人宦游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道家学说提倡“无为”、“逍遥游”的观点。道家思想认为旅游是不带任何功利意味的游戏游乐，旅游者应该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为目的。这一观点，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宦游活动影响也十分深远。当他们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会追求率性自由，参悟人生真谛，化解心中的郁闷无奈。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带着这种心境，他才能在黄州的人生低谷时唱出“羽化而登仙”“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昂扬的调子。可以说，文人的这些羁旅诗歌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写照，更是当时所处时代的投影。
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文人宦游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历代名人的宦游使得此后旅游主体以及旅游观念有了变化和更新。人们开始承认旅游具有个人审美和调适的功能，具有文化色彩的文人宦游还发展了游览艺术和旅游审美意识。旅游文学愈加丰富多彩，如王维“空山新雨后”、“山色有无中”的虚实写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山里”的动静写法，“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光色的细致体察和描述。旅游文学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些名篇游记更是将名山明水推向大众。
唐宋文人的川菜情结 篇3
无独有偶，宋代也有两位大文学家、词人同川菜有千丝万缕的情思，那就是北宋的苏轼与南宋的陆游。
苏轼从小受川菜习惯的影响，20岁时随父亲到京城应试。冬天的开封天寒地冻，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靠收藏的一些蔬菜度日。在苏轼的诗歌中，写以蔬菜入馔的特别多，如“秋来霜露满冬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羊，冒土出熊掌”。这些是写诗人对川菜的怀念，真不愧为著名的美食家，他不但撰写了脍炙人口的《老饕赋》，还创制了东坡肉、东坡羹等佳肴。享年85岁的陆放翁在为官从政与爱情生活方面皆不如意，但其高寿应当是受益于豁达的气度和合理的饮食。陆游虽是浙江人，却奉皇命在46岁时入蜀，54岁出川。其间九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孝宗念其久外，趣召东下，然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尤其是四川的饮食使他难忘。从唐宋两代文豪遗篇中亦可见在此期间川菜的风味。
中国文人的情结研究 篇4
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人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文化情结。当同一种人生境遇、同一种审美情境在历史上不断地重现, 这些东西便逐渐沉淀下来, 成为后世文人心灵上的情结。这些情结一旦遭遇合适的情境, 便又在这些文人身上重现出来。因笔者才识所限, 本文仅举其现象, 举例说明也不分古今先后。至于各种情结的源流, 则有待大方之家的深入研究。
一、漂泊情结:胸怀大志的豪情和功业难成的痛楚
曹文轩在《前方》一文中写道:“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在曹文轩看来, 离家的欲望是在人类早期的迁徙中逐渐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性。他说:“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 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任何阻拦与艰险, 也不能阻挡这声势浩大、撼动人心的迁徙。后来, 人类有了家。然而, 先前的习性与欲望依然没有寂灭。人还得离家, 甚至是远行。”中国文人自孔子始便一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奔波不已, 后世文人不断地沿袭这一传统, 逐渐形成了读书人必须离家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孔子“在奔走于列国之间的年代里……多次碰壁之后已知自己的主张、抱负不能实现, 仍能坚定地为之奋斗, 被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匡亚明《孔子评传》, 齐鲁出版社, 1988年版) 可见孔子对有所作为的强烈渴望。所以后世文人多以孔子为典范, 认为学有所成当匡济天下。
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历代文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观。这一读书目的几乎成为后世文人统一的道德要求。
但是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 这一出门就不知“何处是归程”了。短则几年, 久则漂泊一辈子不得回乡, 甚至客死他乡。所以漂泊就成为唐宋以后所有有志的读书人共同的人生经历, 漂泊之感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体验, 逐渐积淀而成为一种情结。举苏东坡为例, 据林语堂《苏东坡传》介绍, 苏东坡在20岁时与父亲苏询、弟弟苏辙一起离家赴京应试, 直至终老, 除了其间为护送父亲和妻子的灵柩回乡而回过一次四川老家之外, 就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这一生中, 苏东坡去过很多地方做官, 但都没能到临近故乡的地方。就算是他在被屡次贬谪的过程中, 也终究未能达成这一夙愿, 最后客死于常州。可见古代读书人一旦远游离家, 就很难再回到故乡, 而这种离家的情况几乎是每个能够获取功名的读书人都要经历的。于是离家漂泊对古代读书人来说就成了一种常态。或者说在古人看来, 不能“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者, 是无用之人。一些无法考取功名的读书人, 踽踽于乡间, 靠教黄口小儿读书糊口, 虽常有家人团聚的幸福, 但那绝不是古代有志者的追求。
然而他们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在封建社会里往往是无法实现的。这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理想无处着落, 心灵无所归属的漂泊之感。这种漂泊感给古代文人的旅途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伤感色彩。“才秀人微, 取湮当代, 书生老矣, 功业无成。这是各个朝代书生共有的感慨”。 (陈昌宁, 《感伤的燕子———梦窗词燕意象》, 《文史知识》, 2009年第9期) 很多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与权贵斗争, 最后导致自己被放逐。在这放逐路上的漂泊之感就是深深的痛楚了。宋末蒋捷的《虞美人》可谓是这种感受的最真切的表达。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这首词将人的一生奔波坎坷和悲欢离合融汇其中, 表现少年、壮年、晚年三个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境遇。作者着意表现了壮年和晚年两个阶段的漂泊之苦。“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客舟”成了最具漂泊意味的一个意象, 而四周再点缀以“江阔”、“云低”、“断雁”、“西风”等萧瑟意象, 映现出在风雨飘摇中的极度悲苦的心境。“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凸显出僧庐之冷寂与鬓发之斑白, 此时身已苍老, 心已憔悴, 只有满腔的悲苦。我们且不论蒋捷因何而漂泊流浪, 但他在这一词中表达的感受道出了广大文人的漂泊离乱之苦。
对功业难成感受最深的当属杜甫。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但他的理想始终都无法实现, 最后只能在诗文里聊发壮志难酬的漂泊之感。其诗《旅夜抒怀》写道: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着, 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公元765年正月, 杜甫辞去节度使参谋职务, 四月, 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严武死去, 在这无所依靠的处境之下, 杜甫决意携带家人离开成都草堂, 乘舟东下。这首诗大概是他经过渝州、忠州一带时写的。面对江水与夜色, 杜甫当时的心境即如眼前之景, 黑夜中搀杂着苍凉。全诗借景抒情, 立意深刻含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漂泊的孤独感竟一至于斯。
二、乡土情结:亡国背井的嗟伤和贬谪离乡的沉痛
漂泊带来的便是对故土的思念, 这几乎成了所有古代文人必然要表达的主题。其中尤以亡国而被迫离乡和因贬谪而思念故乡两种情形尤为令人动容。李煜的《虞美人》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故国明月, 物是人非, 有多少亡国之痛凝结在诗歌里面。对故国沦丧的沉痛感伤化作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唐圭璋《李后主评传》指出:“他身为国主, 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 繁华消歇, 不堪回首, 悲哀也到了极点。”李煜之哀, 不仅仅是荣华不再, 更深刻的是故国难回。也因为这种情感的转换, 他在诗中表达的情感更容易唤起更多人的共鸣, 使之成为广为传诵的作品。
饱经亡国之痛的还有大批普通文人。他们在经受战乱的同时也同样为国家民族的沦丧而感到深深的痛苦。北宋时期, 金人入侵, 占据了江北大片土地, 因此也产生了大批远走江南的文人, 他们在诗文中表达的故土之思催人泪下。如林升名作《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作为一名普通子民, 他的诗将思乡之情和亡国之痛交织在一起, 使思乡诗歌呈现出另一种意味。
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贬谪不仅仅意味着要到边远荒僻、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去, 更意味着仕途的委靡。“贬谪”在整个古代, 是大多数文士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凡是入过仕途、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文士, 几乎都经历过或重或轻, 或远或近, 或长或短的贬谪, 所以因贬谪而思念故乡的诗文便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韦庄《菩萨蛮》云:“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江南虽好, 但终究是他人之地, 然而故乡又回不得, 只好借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思念了。韦庄是在中原一片战乱中去江南的, 当时的中原如同他在《秦妇吟》中所描写的“内库烧为锦绣灰, 天街踏尽公卿骨”, 说“莫还乡”实则正由于想到了还乡。想还乡, 而现在却有不能还乡的苦衷, 有家不能回, 这中间有多少无奈与伤感啊。苏轼在《南乡子和杨元素, 时移守密州》中写道:“东武望余杭, 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 还乡, 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 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 河塘, 堕泪羊公却姓杨。”诗中也充满了对还乡的渴望。
对贬谪之痛感受最深刻的是柳宗元。柳诗描写其贬谪中的痛苦, 读来很令人震撼, 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觇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苈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中以“惊风”“密雨”刻画忧患煎迫之状十分传神, 这两句既可以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 又深刻地传达了诗人饱受惊惧的心情。而“岭树”一联则描绘出远贬蛮荒之地的凄凉孤独。全诗被凄风苦雨、萧骚不宁的气氛所笼罩, 传达出内心的“茫茫愁思”。确如沈德潜所说:“柳州诗长于哀怨, 得骚之余意。” (《唐诗别裁》) 其《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芒, 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 散上峰头望故乡。”山似剑芒, 割破愁肠的想象, 亦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煎熬。
三、归隐情结:无奈伤感的逃离与终脱世俗的洒脱
《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然而从前文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能“达”者似乎并不多, 那么更多的便是“穷”人。如何独善其身?远离尘嚣往往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中国文人有理想而缺乏实现理想的有效手段, 所以他们几乎都有这样一条一致的人生规律:立志—应考—为官—失志—归隐。即使那些在官场混得比较得意的文人也是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如苏东坡, 一生为官, 但他的政治理想始终难以实现。早年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可由于他主张改革却不赞成王安石变法, 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 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冲突。苏轼为人表里澄澈, 讲究风节操守, 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 又不得志于“元佑”, 更受摧折于“绍圣”。文人在经历这样的遭际后在作品中往往会表现出逃离官场的强烈愿望。苏东坡也是如此, 他在《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苏寺丞》中说:“年来战纷华, 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 洒扫乐清净。”诗里显出消沉失望, 大有退隐之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则说得更直白:“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极端厌恶。厌恶之后只能是归隐。所以归隐实际上是古代文人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 是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行为。
一个读书人在真正摆脱了世俗的困扰之后往往又表现出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快乐与洒脱。王禹偁在《黄岗竹楼记》中写道:“夏宜急雨, 有瀑布声;冬宜密雪, 有碎玉声。宜鼓琴, 琴调虚畅;宜咏诗, 诗韵清绝;宜围棋, 子声丁丁然;宜投壶, 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该文中虽时时透露作者对遭遇贬谪的不满, 但隐居竹楼的乐趣也表达得淋漓畅快。
陶渊明是一位彻底归隐者, 他对归隐之乐的体验是最丰富的。他的大量诗文就表达了归隐之后的轻松惬意。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方宅十馀亩, 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後檐, 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诗中描绘的便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农村生活图景。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其“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一句点评为“无我之境”, 赞其田园生活中忘我的绝妙境界。所以陶渊明可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位归隐者, 后世模仿者亦不在少数。每有亡国丧家之痛, 便学陶渊明归隐田园, 这也似乎成了后世文人高风亮节的一种标志。唐朝刘禹锡就在被贬谪之后写下《陋室铭》, 向踽踽于官场之路的文人们发出了一个归隐田园的号召:
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 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他的话几乎把田园归隐之乐夸张到了极致。读此文, 还有哪个读书人不向往隐居生活的逍遥自在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王维, 身在官场而心为隐士。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 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 不能决然离去, 于是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的大多数诗都是山水田园之作, 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 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如他的山水名篇《山居秋暝》, 描绘了秋雨初晴后的黄昏时节山居生活的恬静清幽, 表现出诗人怡然闲适的心情。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论文人是否真心归隐, 但是积淀在心灵深处的情结促使他们在饱经官场之苦后, 在现实中, 或是在内心里, 却真心向往那一份山水的纯真。在山水之间, 他们才真正释放了心灵, 回归了自我。
四、诗酒情结:借酒浇愁的迷离与寄情山水的狂喜
漂泊也罢, 离别也罢, 归隐也罢, 这些大悲大喜的文人们终都走不出佳酿的香氛。
国家总是那样动荡不安, 民族命运总是如此多舛, 文人的经世治国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 所以古代文人总多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古人多借酒来抒解心中的愁苦。作家宗璞说:“酒, 是艺术。酒使人陶陶然、飘飘然、昏昏然而至醉卧不醒, 完全进入另一种境界。在那种境界中, 人们可以暂时解脱人间各种束缚, 自由自在;可以忘却营碌奔波和做人的各种烦恼。所以善饮者称“酒仙”, 沉溺于饮者称“酒鬼”, 没有称“酒人”的。酒能使人达到仙和鬼的境界, 其伟大可谓至矣。”所以杯中之物因其能使人暂时忘怀现实而深受文人喜爱。然而众多的因酒而诗的作品中我们更多地读到的是作者的家国之忧。辛弃疾 (公元1140—1207年) , 南宋最有血性的词人之一, 他有心报国而无力回天。每当词人哀伤愤郁、忧心如焚时, 就惟有以酒来浇心中块垒:“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 归去来兮。” (《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 醉不归也无归处, 词人在天寒地冻、暮色苍茫中游移彷徨, 心中悲慨万端。他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写道:
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 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 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 醉明月?
一句“谁共我, 醉明月”, 道出多少沉郁、多少苍凉。酒乃性灵之物, 当词人在现实中遭遇无法排遣的郁闷时, 酒就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 酒就成了他诉说心中愁苦的对象。“总把平生入醉乡, 大都三万六千场。今古悠悠多少事, 莫思量。” (《浣溪沙》) “身后功名, 古来不换生前醉, 青鞋自喜, 不踏长安市。” (《点绛唇》) 一个铮铮铁骨的热血男儿, 谁又想沉迷于酒中啊, 只是无奈, 只是愁苦, 无限心事只好向酒去倾诉了。
所幸的是, 有一大批文人能摆脱世俗的困扰而得以彻底地解脱。当一个文人能够真正把身心完全寄托于山水时, 饮酒便也成了他表达欢乐的最畅快的途径。陶渊明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写道:
好读书, 不求甚解;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贫, 不能常得, 亲旧知其如此, 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衔觞赋诗, 以乐其志, 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此五柳先生即陶渊明自己, 他借对五柳先生的描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于五柳先生而言, 所在意的只有读书与喝酒二事。究其原因, 就在于他能“忘怀得失”,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所以对于陶渊明来说, 酒是他退隐归天之后最大的乐趣。在陶渊明看来, “酒能祛百虑, 菊能制颓龄”, (《九日闲居》) 有酒才能有欢乐。所以他是反对戒酒的, 他的《止酒》说:“平生不止酒, 止酒情无喜。”不戒酒, 也就是不轻易地和欢乐告别。陶渊明所期待的生活就是“亲戚共一处, 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 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 起晚眠常早”。 (《杂诗十二首》其四) 所以酒对陶渊明来说是一种寄托, 更是一种具体的享受。他的《连雨独饮》更是直陈饮酒之乐的:“故老赠余酒, 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天。”酒中之乐直可以使“百情”远, 可以“忘天”, 颜延之说陶渊明“性乐酒德”, 信然。
五、悲秋情结:万木萧条的悲凉与天涯共月的慰藉
“晚雨秋阴酒乍醒, 感时心绪杳难平”。 (李煜, 《九月十日偶书》) 古代文人喜借酒浇愁, 亦常感秋生悲。秋天, 花木凋零, 草枯叶落。古代文人本多坎坷, 这样的季节自然容易勾起他们心中无限的惆怅。当漂泊、坎坷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常态时, “悲”便也成了他们在秋天里的一种共同情绪。所以秋天对于文人来说仿佛是一个创作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里, 因为情感的波动, 他们便更需要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 于是秋天就成了文人吟唱最多的季节。屈原《九歌·湘夫人》中有言:“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秋风, 黄叶飘零, 带给这位为理想献出生命的诗人无限的伤感。宋玉《九辨》也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诗人借秋之落叶表达漂泊之苦。雄心壮志如汉武帝者也说:“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摇落露为霜。”这话与其祖上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相比较, 已经明显少了霸王之气。汉武帝一代雄主, 是何让他如此低落?从其诗我们可以反观出他在雄才伟略背后的那一丝惆怅。
欧阳修有《秋声赋》, 其文曰:“嗟乎, 草木无情, 有时飘零。人为动物, 惟物之灵, 百忧感其心, 万事劳其形, 有动于中, 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 忧其智之所不能, 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 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 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 亦何恨乎秋声!”欧阳修尚能够在悲叹之余一针见血地指出, “悲”的根源在于人事忧劳的伤害。欧阳修的观点是有见地的, 诚然, 古代如此多的文人皆言秋为“悲”, 恰恰是由于对人生得失的关注所引发的。所以要彻底摆脱秋之“悲”, 必须从心境上加以调整。只有真正远离了世俗, 真正抛弃功名利禄, 才能做到陶渊明般的“托身已得所, 千载不相违”。
现代作家郁达夫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故都的秋》, 也是表达自己在秋天深怀故都的情怀。可见“悲秋”的传承经久不衰。
秋天还有一个特殊的意象, 那就是中秋之月。古人写四时之月的诗文皆有, 惟写中秋之月为最多, 或许是因为中秋月圆之故。但月圆之夜带来的不是家人团聚的欢欣, 而恰恰是家人失离的痛苦, 圆满之月便成了文人家人失离的一种反衬, 所以苏轼满怀怨艾地对月吟出:“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然而人虽不能在一起, 月儿却还是能同赏的, 想想他乡同一个月亮下的亲人, 这月儿又似乎成了感情的桥梁, 心灵的慰藉, 于是便又有了“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的佳句。
当然, 中国文人的情结远不止这五种, 本文只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且有较广泛影响的五种来作简单的阐述, 只是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中国古代文人情结的形成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对文人的共同影响。从人生态度看, 儒家积极入世, 努力进取, 有“兼济天下”, 创造“大同世界”的理想。而中国古代文人一开始总是以儒家思想立身。道家思想主张清净无为, 顺应自然, 自由逍遥, 遨游天外。佛家则主张避世遁世,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尘中”。当文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最终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时, 他便选择归隐避世。这又是道家和佛家的理念。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三种思想在他们身上交替发生作用, 也便造成他们处在不同境遇时的不同心态。当很多文人都经历这样的过程, 久而久之就有了一种思维习惯、审美习惯时, 便形成了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结。二是文人自我意识的回归。不论文人在什么阶段, 处于什么样的心态中, 情结都反映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回归。当他们崇尚积极用事时, 他们以“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为自己的人生原则;当他们无奈归隐、寄情山水时, 他们又以融入自然、实现自身完美为人生目标。所以在文人们不断变换处世心态的过程中, 尽管他们的思想态度是不一样的, 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理想价值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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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 篇5
一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西汉武帝时著名的辞赋家，著有《子虚上林赋》等。他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最为后人所称道或艳羡，亦为他本人所夸耀和自豪。其一，以一篇《子虚上林赋》让汉武帝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叹，进而被召至京城，授职封官；其二，以超奇手段获得美艳文君和巨额嫁妆。汉魏以来的文人学士，由惊讶司马相如的独特经历，到艳羡司马相如的文采风流，到模仿崇拜司马相如，而最终积淀成一种在大部分传统文人学士心灵深处普遍存在的“相如情结”。
无论是对司马相如的评价，还是对他所代表的赋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有争议的。推崇者和指责者意见分歧甚大，而最为奇特的是，推崇者常常又是指责者，两者往往集于一身，仅仅有表达意见的时间或场所的不同而已。
赋体，尤其是司马相如代表的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是相当特殊的。一方面，大赋铺张扬厉，纵横驰骋，是歌功颂德、呈祥示瑞的最佳文体，故而统治者出于润色鸿业之需要，提倡它，鼓励文人创作；而文人学士为了“帮忙”或“帮闲”以获取统治者的好感，亦穷心尽力地创作。所以，大赋虽盛行于汉代而衰败于魏晋以后，但其衰而不亡，其创作仍不绝如缕。其次，大赋创作之艰难，古代文体无有出其右者。天才如司马相如写作《子虚上林赋》，要“几百日而后成”；左思创作《三都赋》，费尽十余年的功夫；扬雄作赋，竟致体病，“梦五脏坠地”。大赋创作如此艰难，可它对文人又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古代诸种文体中最能展示渊博学识和艺术才华的体裁之一。
另一方面，对于大赋的指斥，自汉代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比如在汉代，大赋便被指斥为“虚辞滥说”、“劝百讽一”，而唐宋以来的道德家和理学家，对其批评指责更是不遗余力，甚至是全盘否定。所以，在传统中国，文体有六(诗、文、赋、词、曲、小说)而正统有三(诗、文、赋)，赋之一体虽与诗、文并居正统，但它在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则是居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所以我们说它的地位是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
再说司马相如。人如其文，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也是相当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相如之性情及其一生之经历，就犹如一篇大赋。其出使西南夷，为汉王朝的疆域扩张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此间撰写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表明他对大汉帝国的热爱，对“非常之人”汉武帝的钦仰与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临终之际抱病草撰《封禅书》，亦体现了他对王朝的真诚和对政治的热情，是至死不渝的。在如此背景下理解《子虚上林赋》，其以铺张手段进行的歌功颂德，是可以获得同情和理解的，因为他是真诚的。真诚的颂赞与虚伪的奉承，不可等量齐观。同时，司马相如又是放纵的、夸诞的。他在道德家眼里常常是一个异端分子，其出使受金，琴挑私奔，临邛当垆近乎巧取，贪恋美色，都表现出夸诞与放纵的一面。然而，他的传奇经历，获得了后世文人学士的艳羡和崇拜。
总之，相如其人其赋成为一个富于个性的矛盾体，所谓的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便在这个矛盾体中产生。
二
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先说“洞房花烛”。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因此，经历洞房花烛是实现健全人格和完整人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传统社会婚姻中渗透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联姻方式是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联姻目的是广家族与繁子孙。即男女双方皆本着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经历洞房花烛，体验夫妻生活。
相如与文君之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其“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一见钟情。相如文君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准确地说，是“一闻”而非“一见”，此为一奇。其二，是“以琴心挑之”的传情方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是以文人特有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手段传情达意。一“挑”字，当然足见司马迁用词之精妙，但亦颇能准确传神地展现司马相如的浪漫风流。其三，是才色之恋。传统婚姻讲门当户对。“家徒四壁立”的司马相如吸引卓文君的不是门户，而是才情；豪商出身的卓文君吸引司马相如的不是财物，而是美色。故《西京杂记》卷二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其四，是私奔。传统婚姻讲名媒正娶，以仪式形式确定婚姻双方的名分，见证婚姻的合法性质。而相如文君不求名分，不论是否合法，一任激情之自然流露，极具浪漫精神。其五，是临邛当垆，以近乎巧取的方式获得巨额嫁妆，此虽为道德家所不齿，却奠定了相如文君浪漫爱情生活的物质基础。
相如文君之婚姻爱情有此五奇，故其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特别显著，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皆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它作为传统中国人的两大爱情理想模式(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之一——才子佳人——的原型，不仅为后来才子佳人的谈情说爱树立了一个典范，而且传载此事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成为唐宋以来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所仿效的一个范本。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可我们的古代小说家却编撰了如此丰富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作者的热心创作和读者的热情阅读，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是文人对现实婚姻的不满足和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从向往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到追捧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归根结底，就是对相如文君的追慕与向往，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深处，皆有一种深深的“相如情结”。
三
再说“金榜题名”。
传统中国文人皆有较强的功业意识，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把“大济苍生”、“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
隋唐以来，中国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欲步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首要的路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更为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科举考试虽然有种种优点，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为之努力拼搏，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只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要不然，就像李白这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参加考试。
在抗拒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人仕路径被开辟出来，即所谓的“终南捷径”。“终南捷径”之所以可能走通，主要是基于传统中国文化对隐士的美化和赞赏，以为隐士必有高风亮节和渊博学识。统治者招选隐士，亦并非完全是因其人格与学识，主要还是为展示一种包容万象的文化姿态，以点缀其统治之开放与胸襟之宽博。“终南捷径”虽较科举考试自由洒脱，不拘一格，但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对仕进心较为强烈的文人学士，并不具备很大的吸引力。
科举考试是文人人仕的主要途径，“终南捷径”则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对文人学士有着较强吸引力的入仕方式，还有就是像司马相如开辟的以华彩辞章动天子而获得君臣契合的路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以赀为郎，会景帝不好辞赋，便客游梁国，作《子虚赋》，武帝读之，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感叹，杨得意荐相如于武帝，作《上林赋》，武帝大悦，以为郎。司马相如此种人仕方式，对文人学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首先，文人之特长是诗赋创作，文人用以入世之资本是华彩辞章。以华彩辞章奉献君王而受器重，或君王读其华彩辞章而召引之赏识之，此最符合文人之身份特征。其次，不以传统规矩，而是出奇制胜，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而获器重，则与文人率真自然之本性特征正相吻合，亦更能获致声名，更能产生轰动效应。其三，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而获招引，此乃文人与君王间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达成的契合，是一种精神上的默契，部分实现了自孟子以来之文人学士企望与天子建立师友关系之梦想，因而对文人亦有相当的吸引力。
司马相如的华彩辞章，自汉代以来便在文学史上凝练成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如西汉长安人庆虬之作《清思赋》，人不甚重，后托以为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西京杂记》)。扬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李善注《文选》引扬雄《答刘歆书》)。至于有很深“相如情结”的李白拒绝以科举入仕，最终以诗歌而得到玄宗召见，亦近乎相如经历之重演。杜甫于开元中春节向唐玄宗献《三大礼赋》，而获得待诏翰林之赏誉……总之，这是一条最符合文人身份、最能展示文人才情风流、最契合文人之个性特征的入仕道路，因而对文人学士最具诱惑力。此为传统中国文人“相如情结”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四
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其内涵有二：一是艳羡司马相如以琴挑私奔之超常手段获取美满爱情之风流韵事；二是向往司马相如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而获招引赏识之奇特经历。所谓“相如情结”，就是传统文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相结合激荡而产生的一种情愫、一种理想。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文人都有司马相如这种与文君的风流艳遇和与武帝的神情契合，但是，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作为一种愿望情结，每一位文人都幻想这种可能性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传统文人热衷编撰和阅读才子佳人爱情小说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因素。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观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层次，或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次。弗洛伊德在潜意识之基础上提出了“情结”这个概念，所谓的“情结”是在个体的潜意识领域所形成的创伤性记忆。本文所使用的“情结”一词是泛指，即概指某种意识对人类发生深入影响后所积淀而成一种共同的心理或情愫，而非特指在潜意识领域所形成的创伤性记忆。我认为：“情结”作为一种意识，也有显、潜之分，若就本文开篇所谓之“孔圣情结”、“诗圣情结”和“相如情结”而言，前者是文人学士的“显情结”，后者则是“潜情结”。
先说前者。传统中国教育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德行教育，其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德行操守为教学内容，意在培育国民以德行操守为根基的家国意识。在此种教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传统文人，自然便有极强的家国意识和功业意识，并且往往以治国平天下为职责，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生信条。因此，在道德境界上，推崇孔孟，形成“孔圣情结”，在文学艺术上，仰慕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执着精神，积淀成“诗圣情结”。对这种因德行教育而激发出来的崇高理想，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圣人情结，后人理当报以深挚的敬意。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亦正是在传统文人此种崇高理想和圣人情结之激励下创造而成，历史上亦的确出现了若干被这种精神所感召和被这种情结所驱动的圣人、准圣人、圣人后。
如果说“圣人情结”是高雅的，那么“相如情结”则是世俗的；如果说前者是显现的，后者则是潜藏着的；前者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意识”，后者则是“潜意识”。前者往往由雅而伪，变成一种政治表态；后者则是因俗而真，实为一种人生的本能需求。我们不必因“圣人情结”之雅洁而特致颂辞，亦不可因“相如情结”之凡俗而心怀贬意。因为它们虽有雅俗之别，但并无高下之分，倒是常有真伪之别。
“圣人情结”和“相如情结”并存于你心中，你自可标持你安邦治国的雄心壮志，你也不妨常将孔孟、屈原、杜甫作为你人生之楷模，但你万万不可否认潜藏于你心中的“相如情结”，否则便有虚伪作态之嫌疑。所以，平心而论，一位心智健全的传统文人，其心灵深处皆有一种不容否定的“相如情结”。你尽可批评文君的“放诞风流”，指责相如的情挑私奔，但作为一位有性情的文人，你对司马相如必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艳羡心理。不可言说亦罢，但不承认就是虚伪作态。
谈“明四家”的“文人画”情结 篇6
“明四家”们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雅士。他们精通画技, 喜欢写诗著集, 乐于交友, 常集聚友人一起吟诗作画, 好不自在, 这些爱好也正是体现了文人雅士们的生活格调, 具有浓厚的文艺趣味。他们都属于文人画行列, 身上都充斥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为文人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空气。
文人画以唐代为开端, 由苏轼提出, 王维则被认为是文人画之祖。明代董其昌继承文人画之特质, 提出“文人画”概念。由于文人画起源于唐代的禅宗哲学, 使得它成为失意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 满足了他们寄托情感的需求。因而有“潇洒淡薄之意, 闲和宁静之心”的思想。文人画注重画家的人品和文化修养, 寄情墨涵借梅兰竹菊来比喻文人德行, 他们大多重神不重形, 重视书法和绘画的内在融合, 所谓“书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
文人画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情感的表达方式, 自产生起就一直随文人左右未曾消失。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世人继承和发扬, 到了“明四家”也不例外, 他们都是继承前代文人画家们的优秀传统并将其蓬勃发展, 我们从沈周的绘画作品中看得出他主要师承了元代黄公望、吴镇之后又融入宋人笔意, 逐渐创造出文人画之风范。而文徵明则师承宋代赵令瓖和元代赵孟頫的青绿山水及元代王蒙的水墨技法, 用笔工细绵密, 作品既有行家深厚功力又具利家生拙意趣, 画史上评其曰“士气兼备”。而狂野的唐寅则学沈周、杜堇、周臣并上追李成、范宽、郭熙、南宋四大家, 吸收元代诸家, 形成了典型的文人画风格, 具有迥然不同的艺术魅力。仇英有高超的绘画技能, 他师承广泛, 学习周臣, 资诸家之长而融之, 特色明显。
“明四家”的“文人画”风格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化修养上, 如沈周的博学多识, 为人仁厚老实, 因叔、父都是文人雅士, 因而他少年就精通诗文书画, 并闻名乡里。在书法绘画方面的造诣颇高, 书法师承黄庭坚, 绘画学于杜琼, 后又博取宋元诸家, 又参以李刘马夏的笔墨, 从而形成了粗笔水墨的独特效果, 作品有《庐山高图》《京江送别图》《烟江叠嶂图》, 同时沈周还著有诗词文集, 著名的有《记雪月之观》《庐山高》《咏帘》, 而文徵明也是博学众长, 不仅擅长绘画诗词歌赋, 且书法造诣也极高, 尤以小楷著称, 代表作品有《赤壁赋》《人瑞颂》等, 他还是一位忠孝仁义之人, 他有着对国家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 曾作诗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他对花鸟、人物、竹石题材画都很精通, 遗留下的绘画精品有《石湖草塘图》《千岩竞秀图》《浒溪草堂图》《绿荫草堂图》等, 并著有《甫田集》。风流倜傥的唐寅则是一位不拘小节、潇洒飘逸的隐士, 他不仅才华横溢, 而且在文学上颇有建树, 曾著有《六如居士集》, 绘画上, 早年以周臣为师, 后又学习李唐、刘松年的笔墨韵味, 自成一家, 作品有《孟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骑驴归思图》。绘画技艺精湛的仇英是一位刻苦爱钻研的艺术家, 他擅人物画, 尤以仕女最佳, 绘画严谨, 一丝不苟。虽出身漆匠, 但艺术造诣极高, 一生临摹了大量艺术精品, 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 传世作品有《桃园仙境图》《秋江待渡图》《仙山楼阁图》。
“明四家”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他们的文人气质, 而且还有能体现他们艺术精神的绘画作品,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他们作画时的笔墨游动及情感变化。我们以沈周的《庐山高图》为例来近距离的与他对话, 沈周为创作此幅作品到庐山近距离游览观察, 又结合老师陈宽思念家乡的情感, 将老师比喻成庐山, 以映衬出老师的高大伟岸及知识的渊博。画面中他以王蒙的笔法入画, 笔墨淋漓飞动, 构图上承接了南宋院体的绘画模式, 但又自成新意, 形成了画面恢弘, 气势夺人的震撼效果。《庐山高图》的成功可以看出画家在创作时对物象产生了情感, 如若没有情感的注入那所创之画便没有生气, 观者也不会达成共鸣, 这与文人画之精神达成共识。
“明四家”在绘画史中的地位很高, 如王希登对沈周的画艺就赞同不已, 并称:“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 上下千载, 纵横百辈, 先生兼总条贯, 莫不揽其精微。”又如张丑在《真迹目录》卷五中评其曰:“沈启南早岁山水一帧, 纸本, 水墨。画颇苍古, 而诗笔秀美, 不让沈度, 乃奇迹也。”同时史料记载的文徵明是“家无余资, 所以对其朋友亲戚都很慷慨”。其子文嘉评其曰:“性喜画, 然不肯规规模拟, 偶遇人妙迹, 惟揽观其意, 而师心自诣……天真烂漫, 不减古人。”在书法上王世贞又评其曰“待诏以小楷名海内, 其所沾沾着隶耳, 独篆不轻为人下, 然亦能自入人品, 所书《千文》死体, 楷书绝精工, 有《黄庭》《遗教》笔意, 行体藏润……”。而唐寅山水人物花鸟兼能, 画法多样, 师承广泛, 王稚登《吴郡丹青志》指出:“评者谓其画, 远攻李唐, 足任偏师, 近交沈周, 可当半席。”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评其曰:“伯虎才高, 自宋李营丘、范宽、李唐、马夏以至胜国吴兴、王蒙、黄公望数大家, 靡不研解, 行笔极秀润, 神秘而又韵度, 惟小若耳。”仇英作为“明四家”唯一的画工, 虽然文化修养不博, 但却能跻身于“明四家”之列, 可见其高超的绘画技艺。张潮在《虞初新志》中记载:“其初为漆工, 兼为人彩绘栋宇, 后待、高尚的品德修养及不凡的绘画造诣而业画, 初执事丹青, 周东村异而教之, 摹唐宋人画, 皆能夺真。”仇英的总体绘画风格自成一体, 文人之法展现其中, 如杨翰在《扫石轩画谈》中所评:“笔笔皆如铁丝, 有起有止, 有韵有情, 亦多疏散之气, 如唐人小楷, 令人探索无尽。”明董其昌在其《仙弈图》题曰:“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 即文、沈亦未尽其法。”
“明四家”在前人绘画传统基础上, 创造了清新淡雅的文人画风, 并将中国画中推崇画家的文人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继承传统, 但却不都趋于传统, 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最终形成了具有“明四家”特征的艺术新风貌, 为后人的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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