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挑战

多元挑战（精选八篇）

多元挑战篇1

一、多元文化的特点

现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其文化发展的格局也由原有的单一文化格局逐步转变成现在的多元文化格局, 多元的文化不断引领着社会的进步。多元文化是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互联网的开放性, 使得信息传播交流越来越快速、便捷, 各类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多元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多元文化的交叉性。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 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依存, 打破了以前相互锁国的状态, 也打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界限。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国与国之间信息的传播和交流, 促进了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融, 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发展。这是多元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2. 多元文化的多样性。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是一部海纳百川、典藏着各国文化历史的巨著, 本身就是一部多元文化发展的杰作。多元文化承载着多种文化的相互共存、相互渗透、相互交流。多元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文化的范围内, , 它不断地吸取了其他文化的精髓, 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 因而多元文化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

3. 多元文化的差异性。

各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通过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而逐渐确立起自己的独特民族文化。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各具特色, 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各人群所处的的生活环境不同, 文化的自我更新、创造、变革的内在机制不同, 也会导致同一国家内部呈现出文化的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4. 多元文化的冲突性。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大大加快了经济的发展, 使中国走向世界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各个国家间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其中文化冲突已经成为现今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

二、多元文化给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1. 不断发展的多元文化吸收着各种思想文化, 这些思想文化进入高职院校校园后, 充实丰富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生活, 补足了之前思想文化方面的遗缺, 这样的多元文化使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得更加灵活和开放。

2. 社会转型中的多元文化不仅包括本土的文化, 还包括外国的优秀主流文化、极具特色的各国土著文化等混合文化。这些文化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形成的, 然后共存于一个社会生活空间中。当然多元文化也可以很好的融入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当中, 从而充实了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3. 多元文化进入高职院校去丰富校园文化的同时, 也拓展了高职大学生的个性与兴趣, 拓宽了他们的文化视野, 满足了其多样化精神需求, 使当代高职大学生可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

三、多元文化对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1. 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 高职大学生对文化的选择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

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 不断地进行着思想文化的渗透, 逐渐把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输入中国, 对部分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等思想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场无形的文化战争很容易让学生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崇拜之情。例如:西方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受到了大学生们的欢迎。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对青年学生进行“和平演变”, 以实现其所谓“颜色革命”的目的。

2. 多元文化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依相随, 互联网已经成为多元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在网络技术不断进步、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 人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多样化、便捷化, 坐在家里上网就可以轻松地获取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内容。网络的普及运用, 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人们接受多样化文化更加迅捷了, 可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大学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甚至染上“网瘾”, 忽略了人与人的交流沟通, 进而出现性格孤僻、偏激等心理问题。

3. 现在高职院校都强调尊重学生的选择和自由, 但不能放松学生的思想教育, 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正确认识多元文化, 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在接触和学习多元文化过程中, 借鉴其优秀内核, 形成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

结语

学校教育工作者要清醒认识到多元文化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要更新观念, 及时把握多元文化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改革机遇, 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知和理解多元文化, 不断推进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高庆, 尤建国.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1) .

多元文化挑战下的学生管理工作论文篇2

摘要：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带动了每个国家经济、科技等的进步与发展，也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使原本单一的文化变得多元化以及多样化。但是，对于每个国家来讲，国外的文化不一定都是好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接纳其的优点。也就是说，在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中，对于文化的吸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的多元化，对学生或者是高校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它使得高校更加重视对学生事务管理的教育，并且也增强了学生事务管理的意识。

关键词：学生事务管理;多元文化;应对挑战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21世纪，多元文化的融合已经势不可挡，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坦然面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和乐融融的表面下，也隐藏着些丝丝的恶意。特别是对学生而言，文化的选择与吸收已经由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且随着学校外籍人员的增多，似乎这道题变得更难以抉择。因此，加强学生事务管理能力在现在变得尤为重要且迫不及待。

1国内外学生事务管理存在的差距

1.1多元文化带给学生的冲击

如今，大学生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也对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适应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加强多元文化主义的融合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适应时代的发展。多元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是，当今网络的快速发展缩小了世界与美国戏剧之间的距离。电视剧如英剧、韩剧和日剧今天的戏剧已成为大学生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传播的文化思想也影响学生的价值观。例如，美剧的英雄主义、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很多学生，如今学生注重个性发展、张扬自我、敢为人先，注重技能的自我培养，这是多元文化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例如对美国开放式教育和性生活方式过分追求，忽视现实条件需求从而影响学业。另一方面，国际学生的交流和学习得到了加强，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要为国际学生交流提供定制管理，提高国内留学生的适应能力，教育管理的国际化、系统化、专业化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1.2国内学生事务管理与国外的差距

学生事务管理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提出的：欧美国家正在开发更快更专业的学生管理系统，因此中国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来看，中国的学生事务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远离国外，根据中国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教育理念，许多管理体制必须借鉴和借鉴国外管理机制，介绍适应时间的管理理念。欧美是以“学生为本”的服务型管理理念学生自己进行个性化发展学校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引导和服务这点是与我国管理方式相比最大的不同。我国管理注重对学生进行明确规定的思想指导，管理主要以教育和教育服务为理念因此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有一定的缺失。

1.3多元文化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突破了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在国民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中，结合国外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引入国家大学补偿制度、奖学金制度、自营职业者制度和信用体系，以及学生管理新方法的引入。大学生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提升个性，表现出注重技能，追求真知，不坚持空洞的语言，崇尚现实，强调独立思考和尊重个性。正是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和影响，大学生不再想成为一本书，而是成为一名大师，而努力成为一代不想成为人类，敢于成为第一的新人。这不可能说是社会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衰变文化严重危害了青年学生的精神。目前，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先进和腐朽并存。

2了解何谓学生事务管理以及面对多元化挑战措施

2.1深入了解学生事务管理

学生事务是指学生在非学术环境中的生活，关系到学生个性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生活和习惯的培养，是学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事务管理是指学生的基本信息、班级、卧室和学生身份的`管理，以及奖学金、优秀学生评价、工作学习和学生贷款等。管理的各个方面对学生的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学生事务、表现问题、课堂事务等在确定学生的角色意识、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促进公平竞争、诚实和自给自足。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学生事务的管理。

2.2明白何为文化且强化主流文化的吸引

所谓文化，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且包含许多内容流传至今仍对人类进步与发展有特殊意义与作用的精神与物质的总合。我国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从古至今流传了5000之久，可见其的博大精深。且我国地大物博，拥有着56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习俗，正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我国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每个中华儿女的骨髓中都流淌着中华文化，它也扎根在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中华文化是56各民族文化的组成，虽然各民族文化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其内涵是相同的，与广为流传的中华精神是一致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所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却与我国文化所要传承的东西大不相同。人的劣根性就在此时发挥了作用。所谓的劣根性可能就是人的一种得不到永远最珍贵又或者是只要是国外的东西就都是最好的心理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在接触到他国文化时不论其好坏，全盘接收，反而对于我国传统的中华文化大肆抨击。而学校作为育人的场所，更应该注重对学生多方面的教育，以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师也应该以身作则，维护以及宣传中华文化。学生也应该学会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虽然历经几千年的传承，但不一定代表它全部就是精华都可以被人吸收，它也会流传一些不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东西，从而影响学生的发展。且在多元文化的今天，也更应该清楚地明白，中华文化才是主流文化。学生也应该积极地组织与创办有关中华文化的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了解中华文化。

2.3强化学生事务管理素质并加强对学生事务管理的教育职能

在信息时代，我们要善于利用网络的力量，利用网络的影响力以及信息传递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充分地宣传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重视中华文化。学生本就是一张白纸，学校给了学生一个可以充分发挥的舞台，教师是不断指导我们前行的导师。因此，要想学生充分重视主流文化，学校应该树立良好的学风与学气，老师们应该从自身做起，做一个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承者与宣传者，这样才可以使学生在老师的耳濡目染以及悉心教导之下更好地学习与集成主流文化。多元文化世界的到来，也给学校的教育方式打了个预防针，它警醒着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方式不仅仅只是让他们学习好，更重要的是面对事物的态度以及解决方式，就比如说学生在面对多元文化这个挑战时，应自主地提高自己的事务管理能力，有选择性地吸收新的文化。

3结语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潮流中，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各个国家的文化，尽管它们与我国文化截然不同。且作为学生，我们应知道，中华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作为中华儿女，我们的职责就是传承与宣传中华文化。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注重传承我国特有的中华文化;提高自身事务管理能力的同时，了解他国文化尊重他国文化，做到有选择性的吸收。各学校也应该抓住机遇，面对挑战，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国家需要的不是书呆子，而是品学兼优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金凤.中法高校学生事务比较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32-33.

王伟　挑战多元化战场篇3

王伟

科迪斯(香港)有限公司总裁

贝家(中国)鞋业有限公司总裁

Escapa(澳洲)游艇有限公司总裁

上海美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他自幼从北京移居香港,求学于澳大利亚,常奔波于香港和上海两地,拥有多家公司,从高端家居鞋,到私人游艇、再到生物水处理。

和王伟的采访约在下午2点,而他乘坐的飞机则是上午11点半才到上海,他刚下飞机,就急匆匆地赶来。见到笔者的第一句话:“对不起,我来晚了。”彬彬有礼。

采访是在雅森娜会馆进行的,让笔者意外的是,他和笔者的交谈不是从商业开始,而是从他的孩子,他的父母。

出生在北京,10岁随父母移居到香港的王伟,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他笑着说:“因为我母亲教育得好,她是一位语文老师。”

王伟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却教给了他很多人生的道理。王伟说:“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教育我为人一定要诚信,这样生意才能发达。”王伟把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打造鞋业的“可口可乐”

16岁的时候,王伟一个人留学澳大利亚,国外的生活,让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更加地独立,有主见。谈起在澳大利亚的那段经历,王伟最难忘的是他寄住的家庭,他说那老夫妻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他非常好。所以现在每年他都会回澳大利亚,香港那两位老人,也视他们为自己的亲人。被爱让王伟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

在澳大利亚,王伟学的是翻译学,毕业之后,他没有进翻译公司,或者从事中澳文化交流之类的工作,而是走进了一家鞋厂,开始了他和鞋业近20年的交情。

1991年,他开始创办广州贝家鞋业工厂,选择贝家,王伟有他的理由。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他就接触到这个品牌,贝家源自澳大利亚,在1927年,由Charles E Gray先生一手创办,拥有70多年生产家庭用品的历史。

谈起创业之处,他用了一个词形容:艰难!很多事情在想象中时,总是很简单,但当付之于实践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王伟当时最主要的是忽略了资金的问题,当设备、人员、场地都准备好时,他的启动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但年少轻狂的他,并没有就此退缩,咬着牙坚持了4个月,工厂一切都步入了正规。

贝家作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老品牌,不仅拥有强大的生产力作后盾,更在创新设计、款式多样、质地用料等方面独树一帜。所以多年来,贝家以家居拖鞋、睡衣等潮流产品热销欧美市场,在国际家居饰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在2001年,澳大利亚贝家(Betta)鞋业创始人Charles E Gray先生的第三代传人于与科迪斯(香港)鞋业有限公司合作,王伟正式将“贝家”(Betta)品牌引入中国,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享受来自澳大利亚的生活品质。多年来,一直做外销的贝家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的中国拖鞋市场的消费现状和市场前景王伟做了很细致的研究和调查。他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开始对自身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已对家居鞋的性能有了足够的青睐,家居鞋一定会成了每个家庭的必备品。”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品牌意识的提升,我们随处可看到各行各业的品牌专卖店,可唯独缺乏居家鞋品牌专卖店,王伟想,现在国内的消费市场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高追求,国内现有的居家鞋产品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了,像贝家这种高品质、高要求、高性能、多功能的居家拖鞋的前景一定广阔。目前贝家(Betta)的传人已到第五代了,产品在全球热销。从一开始,王伟就有个梦想:“要让贝家品牌在中国就像可口可乐一样闻名”。现今他在广西柳州、江苏南通都设有贝家工厂,产品辐射深圳、广州、上海、北京、长春、沈阳等各大城市,他正向着自己的梦想大步迈进。

游艇业是他的新战场

走进游艇行业,是因为王伟的爱好。由于常年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原因,他爱上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他常常看到澳大利亚人在周末,出海度假,那种悠闲、惬意的生活,激情了王伟对游艇的热爱。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澳洲艾丝卡帕(Escapa)游艇,华丽的外观,耀人的速度,让他痴迷。他一发不可收地走进了游艇行业,如今,他的头衔就是Escapa(澳洲)游艇有限公司总裁。

对于在国内做游艇,王伟很有信心。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游艇正在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新消费品。

他告诉笔者,现在政府对游艇的管制也放宽了很多,今年1月1日起《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的施行,就意味着游艇跨海区巡游成为可能,这是我国游艇航行的又一重大突破。

面对未来,王伟信心满满,他说,伴随着游艇生产企业的增加,成本的降低和价格的大众化,国内富裕阶层扩大和迅猛发展的旅游经济终将为我国的游艇产业发展带来全方位的机遇,我国游艇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但对目前国内的一些游艇买家,王伟有些遗憾,他说,有些买家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游艇,喜欢那种出海郊游的生活,而是出于商业目的,换句话说,游艇对他们还只是身份的象征,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如今,王伟已经买下了艾丝卡帕(Escapa)游艇的制造权,他正在寻找合适的制造地和制造商,准备在中国生产。他说:“2008年中国已经有200多家游艇制造企业,产值超过1000万的企业就有30多家,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深圳、上海、青岛、天津、厦门、珠海等城市。沿海有游艇100多艘,主要集中在青岛、深圳等地。目前我的业务主要在长三角,可能游艇制造也会放在这里吧。”

艾丝卡帕游艇将以出口和内销为主。对外国市场,王伟很看重,他表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各式各样的游艇需求越来越大。

艾丝卡帕的产品主要是中小型游艇,“千万不要小看这么一艘看似不大的游艇。若能把它的背后蕴藏着的能量充分开发出来,其意义绝不亚于发现了一个大金矿。”王伟笑得很灿烂,似乎他已经看到了那一片光辉的未来。

多元化的事业可以让生活充满乐趣

用王伟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鞋业、游艇已经让他忙得焦头烂额,常奔波于香港和上海两地,但不安分的心总是让他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

2007年,偶然中遇到上海海洋大学的几名教授,闲谈中,说起了水污染的问题,废水处理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产业。王伟一听,不错!可以去投资,就这样王伟又涉足了环保产业。他和他与上海海洋大学的几位教授一起开办了上海美澜生物有限公司,公司承接了北京圆明园水循环系统的建设及太湖蓝藻生物菌处理实验,并在将该技术引入2010年世博园区内的水处理项目。

王伟说,说起水污染,大家记忆最深的应该是2007年太湖的蓝藻污染,因为太湖的蓝藻污染引发太湖周围吃水的问题。自己的这个项目是利用生物技术,改善水质,达到循环利用的效果。希望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改善水环境,但他忧心的是,水环境的恶化,并不能靠改善来解决,而是每个人心中都要有那种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样才能还地球一个清澈的水世界。

王伟的上海美澜生物有限公司设在金山,在那里,他还有自己的一个小小“试验田”,他把这种水循环处理技术应用到自己的观赏鱼塘中,他笑着说:“当人来参观这个水处理系统时候,我还可以顺便卖卖鱼。”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如今,王伟还真的从事起了观赏鱼的销售。

笔者打趣道:“如何有人家别人再游说你一个新的产业,估计你还会出手的。”他大笑:“很有可能,有些事情不去做怎么知道会有什么样子呢?”

王伟就是这样一个精力旺盛、勇于尝试的人,他说多元化的事业让他的生活总是充满乐趣。从他的谈话中,你总会感觉到他对所有事业的热爱,如此地乐此不疲。

采访后记

王伟的外形很张扬,扎着一个长长的马尾,不像一位企业家,更像是一位艺术家。说到自己的造型,他笑着告诉笔者:“因为长相显得年轻,有时候要给自己加点个性,我没有性感的络腮胡子,只好给自己留个辫子了。” 可见,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企业家。

王伟是一个忙人,手上管理了4、5个生意,每一个都需要他亲自打理,但闲暇之余,他总会约上四五个好友,打打高尔夫,赛赛车,开开游艇。他说工作在忙,该休闲时一定要休闲,并且在休闲时千万别去想生意。可见,他是一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企业家。

多元挑战篇4

一、我国高教经费筹措的历史变迁

1. 一元化渠道筹措阶段。

计划经济时代, 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令下进行的, 社会上没有其他有权支配资源的主体。因而,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都统一由国家相关部委核拨, 其他渠道来源的经费很少, 来源十分单一。政府拨款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拨款、教育基本建设费拨款、各种专项资金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其他预算内资金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等。[1]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院校充当政府的附属品一角, 很多财政经费是戴帽下达, 专款专用,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极为有限。

2. 由单一渠道向多元化渠道转变阶段。

1988年的通货膨胀带来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危机, 因此, 从其他渠道寻求经费来源就成为了高校应对财政危机的一个出路。即向财政拨款为主, 社会筹资和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为辅的形式转变。我国高教经费来源逐步向以“财、税、费、产、社、基”为主的多渠道迈进。

3. 政府投入为主, 社会多渠道筹措经费格局深化。

从1997年至今,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筹措形式———以财政拨款为主, 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和社会筹资、学费杂费收入为辅的格局得到进一步深化, 许多高等学校的自筹资金与社会筹资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部分。其次, 新型的办学模式, 例如, 高校通过设立独立学院、国际合作办学等形式, 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补充。而新的服务模式也成为了绝大多数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 这些服务形式有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另外, 由于独立法人实体地位的确立, 使高校有了一定的筹资功能, 高等学校还纷纷到金融机构和社会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融资。其中包括教育彩票融资等。

二、我国高教多元化经费筹措面临的挑战

1. 筹资多元化框架下, 高校呈现出复杂的混合组织形态。

不同的资源主体, 以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都对高校的组织形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形成了高校复杂的混合组织特征, 即“谁付钱谁点戏”, “制度环境对于高校组织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首先, 高校的自主权仍然取决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放权程度, 高校的学术自主权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其次, 高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价格信息的影响, 因而就会采取多种类似企业的管理方式去应对市场的需要, 使得高校像一个企业在经营、在谋划, 不断获得资源的增长就成为了学校当前首要的发展目标。这些特点直接影响着高校的组织特征, 使高校呈现出包括行政科层组织、企业组织、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等混合组织特点。

2. 筹资多元化框架下, 融资结构性安排不尽合理。

在高等教育的资金构成上, 政府投资占的比重高, 社会投资占的比重较低;在高等教育的社会资金构成中, 受教育者个人投资所占比重高, 而法人投资所占比重低。[3]事实上, 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多元化筹措实际实施过程中主要以国家教育投资和学生学杂费为重。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高等教育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此外, 政府的财政拨款明显偏向于中央直属高校, 地方属普通高校生均经费紧张;其来源结构中事业收入过高、经费使用效益过低等不合理情况也较中央直属高校更为严重。这种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 同时也违背了教育的公平, 阻碍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3. 筹资多元化框架下, 高校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

由于高校在隶属、学科、规模、地域以及历史积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各种高校的优势竞争力不同, 获得资源的途径也千差万别。在鼓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高校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态势。即使类型大致相同的部属高校, 其发展也是多样化的。他们在人力资本、基础环境和产出的竞争力方面都出现差异, 最终表现为发展模式和发展态势的差异。因此想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 提高其校的竞争力, 都离不开雄厚资金的支持, 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

三、改进我国高教经费筹措多元化的建议

1. 发挥高校办学自主权, 优化高校资源配置。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学校作为事业独立法人, 一方面除需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以外, 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减少和避免浪费。因此高校要加强经费的收支与监管, 收入预算坚持积极稳妥地原则, 科学合理的测算各项经费来源。此外, 严格人事管理制度的建立, 从另一个层面增加高校的经费投入, 即将员工的表现与经济利益挂钩。这样不但会缩减人员经费, 而且能提高办学水平和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优化高校的内部组织管理结构。最后, 合理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办公资源和设备, 采取有效制度和管理措施, 优化资源配置, 节支与增收同效, 杜绝浪费。

2. 完善教育经费捐赠体制, 吸收更多形式的社会资本。

捐赠可以作为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首先, 健全教育捐赠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 设立专门管理教育捐赠的组织或机构, 并安排专职人员, 明晰社会捐赠的管理制度, 使捐赠工作可以规范运行, 同时建立相应有效的自律机制, 并且加强与捐赠者的沟通。此外, 提高资金的运行透明度, 便于捐助者掌握捐赠的管理和使用状况, 明确捐赠的用途。最后, 改革单一的捐赠制度, 激励高校主动寻求社会捐赠, 实行多样化的捐赠体制, 这时, 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相关的鼓励政策, 比如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更多的企业、组织与个人对教育事业的捐赠, 使捐赠人在经济和名誉上得到相应的回报, 满足捐赠企业或者个人的社会荣誉感, 创造出学校与捐赠人双赢的局面。[4]

3. 加强高校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 促使高教提供者的多样化。

越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行业, 越是能够给社会带来丰富、优质、廉价的服务和产品;越是政策保护、行政垄断的行业, 带给社会的服务和产品往往是价高质劣。[5]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 必须要走多元主体办学的模式, 高校应逐步由财政出资、政府办学的大一统办学体制转为以政府办学为主, 社会办学为辅的多种形式并存、多种产权主体联合的办学体制, 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打破原有的“教育垄断”局面, 来提升高校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引入市场的规则、机制、效率, 从而尽可能地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数量的进一步扩大, 加快已有资源结构的调整步伐。

参考文献

[1]任鹏.我国普通高校经费来源多元化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09.

[2]刘亚荣.从双轨到和谐: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转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3]蒋满元.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现状与改革对策[J].高等农业教育, 2005, (7) .

[4]刘明.从财政视角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问题及其应对策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2, 51 (3) .

以政治多元化应对宗教复兴的挑战篇5

20世纪后半叶历史发展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当1960年代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范式正当鼎盛之时，1970年代忽然就掀起了全球宗教复兴的浪潮。从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延续到全球化作为一种晚期现代性的特征，再到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联姻，宗教就像一个火炬，刺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这一潮流。直到世纪之交，世俗化理论的主要代表贝格尔（Peter Berger）在一篇宣言式的文稿中宣布：世俗化理论错了！社会理论界的另一明星式人物哈贝马斯则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后--世俗时代”。

在大时代的格局下，曾经被视为现代化之反动因素的宗教再次吸引人们的眼球，毫无疑问首先是因为其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革命到“9·11”事件，从“阿拉伯之春”到最近的伊斯兰国（ISIS），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成为了国际媒体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美国自二战后就表现出了与欧洲不同的宗教格局。当欧洲的教会变得空荡时，美国的福音派却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1976年，美南浸信会的信徒卡特当选为总统，这一年也由此被称为“福音年”。在社会的层面上，道德大多数和基督教联盟等组织兴起，并积极参与和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到2000年小布什当选总统，这一浪潮达到一个极致。难怪有人将“9·11”及之后的全球反恐称为新时期的十字军战争。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掀起了关于世俗化理论的再讨论。针对世俗化即私人化的命题，有学者提出了公共宗教或宗教的去私人化问题。有学者则更精辟地概括为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这一方面是指宗教组织或神职人员介入政治领域，以及宗教成为政治动员的媒介；另一方面则指政治介入个人生活意义的问题，或者成为了新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成为了同义语。全球化被称为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机制。全球化从两个层面上冲击了现代性框架下的宗教格局：一方面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导致了人们的身份危机；一方面则是跨国界的运动。当全球化的浪潮日益冲击民族--国家的核心机制时，无怪政治学家亨廷顿会说，文明的冲突是当前世界政治的重要命题。

生活在常识中的人们的困惑在于，宗教本来是一种教导人的道德因素，怎么会成为政治的动员机制，又怎么会变为恐怖主义的帮凶呢？这究竟反映了宗教的一般问题，还是某些宗教（伊斯兰教）的特殊问题？特别是在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上，它又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

通过以上的简单描述已经可以看出，全球宗教复兴不仅仅是一种伊斯兰教的事情，而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发展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案例。同样，在其他的宗教传统中，佛教有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浪潮，也有佛教暴力的发生；印度教的传统既有瑜伽引领的时尚，也有跟佛教徒冲突的故事；新纪元（New Age）已经成为了新兴宗教的代表；各地的民间宗教传统也都有突出的复兴现象。即便是原教旨主义的问题，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大型系列研究也表明，全球各大宗教体现出了一种“家族相似”的特征。宗教走向全球政治的前台，首先是因为全球宗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基础。由于有足够大的声音，所以才会在政治的舞台上有讲话的机会。

然而，需要明白的是，宗教的复兴和政治化是一种历史机制。复兴运动是宗教史的一个基本逻辑。从一开始，宗教和政治就有刀剑媲美的比喻。一旦宗教有了一定规模的信徒，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势力。这种势力开始时往往被打压，慢慢地则会寻求与其他政治势力的联合，甚至成为一种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普世力量。宗教和政治联姻体现了现实的互补性需求：后者给前者以实力的支持，前者则美化后者的合法性。在启蒙运动的浪潮下，宗教逐渐地从公共领域退出，民主与共和成为了新的合法性指标。到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宗教则以一种官方文件的方式被革除出政治领域。

最近一次宗教的大规模复兴，被解释为宗教“从流放中的回归”。从政治的层面上讲，则跟二战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格局相关。当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格局确立，国内与国际和平促成了全球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当这一模式发展到某一程度，尽管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格局无法动摇，它却会成为国内和国际反对派的攻击目标。这在后冷战时期体现得更加明显。现代性产生的社会问题，被解读为是民族国家管理的失误；地区冲突的产生则是因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如此，反对民族国家的地方部落主义，逐渐演化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力量，并以星星之火形成全球燎原之势。

笔者曾分析全球宗教政治的概念，认为它至少包含了三重逻辑：首先是以社会运动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其次是体现在国际冲突中的权力政治，最后则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暴力政治。宗教政治的兴起是因为其观念和组织形成的社会身份。其社会影响转化为政治因素，则是有意利用和诠释的结果。用著名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暴力体现了常规政治的失效。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则认为，暴力反映了“身份的迷幻”（illusion of identity）。如此，这三种形态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具体到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的演变，克里斯玛领袖、权威组织、千禧年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成为形成暴力和恐怖的基础。然而，将二者直接联系起来的则是政治。一方面希望挑战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力格局，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之对抗。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只能选择一种廉价却具有重大效应的方式——恐怖主义。

学术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为自己的精彩分析沾沾自喜时，忽然发觉原来只是在为媒体报道的事件做注解。在全球宗教复兴的问题上，这一点在笔者的个人学术生涯中体会得非常透彻。当完成博士论文的巨制之时，在短暂的喜悦后，自己忽然陷入了一种精神的困境。自己要研究的是宗教吗？如果说自己解决了宗教政治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现在所面临的新命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宗教。为此，我放下了所有的政治著作和观点，开始进入田野，仔细地观察和思考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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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缺陷在于，知识分子太容易将社会现象概念化了。特别是对于宗教这样的命题，中国的学者们很轻易地会将其同教堂、清真寺或寺庙联系起来，而经常忽略了组成宗教本身的大多数无名信众。宗教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为此，笔者的问题在于，相对于媒体报道的政治事件和学者们的神学理念，宗教对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本文所讨论的命题来讲，笔者希望弄清楚，除了宗教在国际政治事件中的宏大影响，它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一个庆幸之处在于，我找到了关于“活的宗教”（lived religion）的研究方法。著名社会学家南茜·艾默曼（Nancy Ammerman）就用此方法研究了原教旨主义的问题。结果，她发现，原教旨主义体现为一种保守、封闭的生活方式。这跟我们关于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的演变逻辑截然不同。

笔者的出发点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活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的概念。这更多地是一种历史的描述。从当前的角度来讲，则体现为一种“活的经验”（living experience）。有这样一个理论的前提，我们发现，伊斯兰政治或政治伊斯兰实际上有着多元的表达方式。根据社会科学的方法，大部分的穆斯林实际上是温和的。这在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结果《谁为穆斯林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已经有详细的分析。而且，自由派的伊斯兰（liberal Islam）或公民伊斯兰（civil Islam），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也成为了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的重要分析对象。

笔者更直接的体验则来自对基督教的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分析。这被称作是当代基督教增长最快、最活跃的一支。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不计其数。其悖论在于，当五旬节--灵恩运动成为同天主教并驾齐驱的一大派别时，其成员却显示为分散的全球网络，而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体系。五旬节--灵恩运动关于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新神学引起了很多争议，人们批评他们将上帝与肮脏的钱结合起来。关于其政治态度的最新研究则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尽管这一点同样也是受人批评的。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美国产品，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政治态度是多元的；更重要的，则是它没有采纳主流宗派惯用的民主、自由等话语，而是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发展哲学。尽管全球各地各不相同，然而五旬节--灵恩运动整体上则体现为对政治现状的接纳，而不是批评和反抗。相对应的，则是其在日常生活中勤劳、努力和积极上进的态度。

政治多元化与宗教原教旨主义

全球宗教复兴和政治多元化的现象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原教旨主义的问题。社会认同是一个主要的分析工具。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整体文化”（general culture），因为它包含了某种核心的信仰；同时，它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又体现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认同是极其独特的，这体现为其区别于周围社会的封闭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也是促成其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转化的一个关键。背后的理论预设在于，愈是严格的宗教，愈有革新社会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表现得非常迫切。从常识的角度理解，也即苛己及人。然而，我们重新审视著名社会理论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关于认同的分析，从“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到“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实际上，从现实的经验来看，大部分的拒斥性认同趋向于封闭性团体的形成，甚至灭亡。这就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宿命。

宗教原教旨主义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社会的急速变革。尽管我们说世俗化（secularization）作为一种预言已经破产，世俗性（secularity）却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世俗主义（secularism）则是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首先体现了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宗教本身的回归。从社会科学的层面理解，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说全球化的背景促成了这种选择的发生，后现代主义的语境则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普遍的物质福利，却也形成了新的精神压力和困境。有一部分人固执于传统的文化身份，有一部分则在迷失后希望从传统中找到自我。既然无力对抗物质主义的狂潮，只能在封闭的群体中实现一种精神的满足。既然消费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精神的自我消费当然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

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化和极端化有着诸多的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宗教领袖的疾世愤俗或政治野心，也可能因为一个具体群落的特殊遭遇，又或者一个国际组织的鼓噪。然而，我们需要明白，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政治首先体现为一种反抗的态度，其次则是被有意诠释的结果。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宗教原教旨主义是以一种少数派和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无力对抗，从而选择了退缩；他们冲出来，因为被迫，或是被鼓噪。笔者的一个理论假设在于，如果大政治的背景能足够宽容多元甚至异类的生活方式，是否还会有以宗教为基础的暴力和恐怖？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常识面前经常会显得很无力：老百姓有饭吃，为什么要造反呢？

学术的研究体现为一种反省的态度。再精辟的分析也不能概括社会现实的全貌。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则让这一情形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宗教的复兴最初被定义为一种“精神革命”（spiritual revolution）。这无疑有哗众取宠之嫌。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不能轻易地用世俗化或复兴的概念来表述的，更不能随便跟政治联系起来。从哲学的角度讲，宗教是一种实在；从常识的态度看，宗教体现为一种日常实践。就当前的命题而言，笔者则归结为一个主题——全球化的大政治能否容纳原教旨主义的小生活，从而使后者不致于形成一种反叛或革命。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多元挑战篇6

1 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的挑战

多元文化意味着多重选择,选择多样性,必然产生困惑,特别是对于价值观、世界观正在塑造过程中的青年学生。多元文化的发展引导不好必然会削弱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对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挑战。以往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集体记忆已经遭遇到挑战,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大的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再是以往封闭、单一的环境,而是开放、多元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趋于多样化,我国也开始进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利益群体都在通过各种渠道表述自我,目的是实现提倡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合法化、主流化,特别是各种思潮如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社会确实存在。这些深刻变化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噪音杂音时有出现”“我国社会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新环境使得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

1.1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教育受到冲击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就是“主旋律教育”。所谓主旋律教育,就是在各种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主导作用的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符合当前国家推行和主导的教育,引导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前,西方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实力,以全球化为引擎,在政治外交上推行“人权”外交。而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更是淡化意识形态的斗争,甚至预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社会主义制度。这其实就是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和巩固意识形态建设。近些年的“普世价值论”企图对国际社会的国家主权观进行修改,认同西方的价值体系;他们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扣以“极权国家”的帽子。国际化一方面使得我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但另一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却涌进中国市场。这些西方文化的糟粕正在毒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逐步形成的青年一代,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提倡的主旋律教育格格不入,并且严重削弱了主旋律教育效能。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和平演变”,严重削弱了青年人对主流价值和主旋律教育的认同和信仰。十八大报告要求全党对当代青年做到“三个关注”,同时对青年提出了“三个热爱”的殷切期望。要让广大青年永远热爱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做很多方面的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曾强调:“今后要更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人觉得我们国家可爱,这是我们今天要不断努力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1.2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性受到冲击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教化的内容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维护着一定阶级的统治。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成为西方媒体吹捧的对象,去意识形态化甚嚣尘上。特别是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家的煽动,如托夫勒在他的著作中鼓吹“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全球意识”,以“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要认清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口吻式的去意识形态化,其实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的发展规律,并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列宁也强调过:“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没有超越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调用服务本国或者本阶级的思想体系武装人民群众的大脑。即使现今中国不像以往时期用阶级观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从国内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刀光剑影的交锋并没有比以往任何时期有所减少,西方价值观与强势媒体的联姻,反倒以更加感性的形式让人民大众所接受。青年思想领域如果我们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阵地,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削弱,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增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3 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性和主体性受到冲击

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个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世界体现出来的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才有这种能力的可能性,但个人并不是时刻都能发挥个人自主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这需要个体的主体性教育,唯有唤醒个体的主体性教育,才能实现个体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就是塑造人的三观,培养公民具备符合这个国家发展要求的政治价值观,更好地促使个人与政治发生联系,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推动民主的发展。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受到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片面强调个体主体性的张扬,企图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取代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追求所谓的“宪政”。这样一来,明显削弱了个体主体性教育,追求不符合经济基础的政治价值观,最终必然使得个体主体性受损。片面追求个人自由、个性张扬,个体主体性必然走向单子式的主体性,更加不利于个体认识、改造世界。

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回应。

2 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

2.1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具有前沿意识

所谓前沿,就字面解释是前方、(面、线)边沿或前部的边沿,泛指最前线或第一线,隐意为最新、最先的现象与动向。前沿包括前沿理论和前沿实际2个方面的内容,是具有趋势性、发展性、探索性的问题。文化多样化带给我们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新的实践研究新问题,呼唤新的理论创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思想理论向前推进。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前沿意识,其一要分析这些社会生活实践背后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问题?具有什么特点?其二是考察这些现象(变化、问题等)的传播方式、影响社会的范围和程度。其三是如何针对这些情况开展斗争。

现在我们面临的环境复杂多样、变化莫测,风险和危机并存,许多大学生对这种变化有所认识和适应,但又不完全认识和适应,作为“发挥着引导方向、思想保证、以理服人、科学育人的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对新的问题有前沿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挖掘内部规律,对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运用学生更容易接受的话语进行解读。对当前正处在发展变化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反对蛮目照搬西方公民教育理论,坚持自我发展,坚持理论创新与实际结合。

2.2 思想政治教育要具有主阵地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前沿意识的前提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意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谁培养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回避并且要先解决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社会体制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人,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用一切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和时代精神,以激励、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

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化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当前中国经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决定了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是以一元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这个是前提和基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尊重和发展其他思想文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2.3 思想政治教育要具有渗透性意识

一元性和多元性的共存是社会普遍现象,两者的斗争和冲突从来没有缓和过,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双方的斗争、冲突尤为激烈。作为社会各个领域都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有大思路、大思维,不能拘泥于学校教育,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文化机构、日常生活等各条战线中去,在广大的领域站稳脚跟,要保证坚信且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

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可以通过课堂进行,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其他途径进行。我们时常听到一些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抱怨:“‘5∠2’模式、‘三进’困难重重。”在坚持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关键是联系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坚持走群众路线,避免“空对空”,做到“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我们要加强的正是这种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为全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

总的说来,多元文化背景下,多种文化并存、相互斗争。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认清所处的局势,创造条件,坚持自己的主阵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引领其他思潮,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摘要：多元文化是当今时代的文化景观,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对高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教育、主流意识形态性、主体性和民主性受到冲击。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确立前沿意识、主阵地意识及渗透性意识来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回应现实的力度。

关键词：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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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84.

[3]郑永廷.试论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主导性和前沿性[J].教学与研究,2012(2):33-34.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

[6]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和规律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新德育,2005(2):6.

多元挑战篇7

记者:王教授,您好!请您谈谈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艳萍:好的。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是指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的跨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二是使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三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经济学方法是如何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具体应用于哪些领域?

王艳萍:好的。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法、成本- 收益分析法以及均衡分析法等对经济学以外的领域进行研究通常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这种拓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人类行为、经济史以及法律等领域问题的分析。

第一,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和制度领域。首先,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形成“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代表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结合,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以及原理和方法为分析工具,分析和研究政治市场上的各主体的行为以及政治市场的运行。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2,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3)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看作交易,把政治家、官员、选民等所有的政治主体看作理性的经济人,假定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极大化,进而研究政府失灵及其原因。另一位获奖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2009)则是一位公认的政治学家4。从奥斯特罗姆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来看,“她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且是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这恰恰说明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日益模糊”。

第二,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形成“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93)、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91)、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2009)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问题即人、组织、社会之间的行为关系和规则作为研究对象,在人的行为具有双重性(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的最大化)、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等三种假定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第三,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 1992)“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拓展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之中”,对诸如婚姻、家庭、犯罪、惩罚、歧视等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贝克尔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贝克尔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形成诸如家庭经济学、歧视经济学以及犯罪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众多交叉学科。

第四,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分析。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形成新经济史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1993,由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重新诠释经济发展过程。同年获奖的诺斯(1993,经济与历史教授)则是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理论,即制度起源或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变迁的动力和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和路径依赖等等。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即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率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第五,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法律的分析。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企业管理学学士和硕士、哲学博士)对经济立法效力(即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的调查研究带来管制立法的产生,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斯蒂格勒也因此成为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弗里德曼(1976)赞誉斯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罗纳德·科斯(1991,商学学士,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因“发现并阐述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着扎实的数理基础并非常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2009)重新发现“科斯定理”,使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等大量学科相交叉,逐步发展出新的经济学分支———法经济学。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发挥着资源配置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可以使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记者:请您谈谈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

王艳萍:好的。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突出表现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

第一,数学方法的应用。数学方法的应用是指将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或者说经济学家利用数学符号描述经济问题, 运用已知的数学定理进行推理形成数理经济学。具体来说,数理方法将几何学、矩阵代数、导数与微分、积分学、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最优控制理论等主要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的静态(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最优化问题、动态分析等等,在特定的假定下,采用数理逻辑推导出经济学命题,这种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一是数理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典范。其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均得到广泛应用。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70,文学学士和硕士,理学博士)在其《经济分析基础》(1947)中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以数学为工具,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结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有了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高到新的水平。除萨缪尔森(1970)以外,一般均衡理论因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72,数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社会科学学士,数学硕士和博士)、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经济学博士,数学教授)、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1988,工程学士,自学经济学)、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 等人的成就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其中,麦肯齐是惟一一位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创始人)。

二是线性规划与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作为运筹学中起步早、发展快、应用广且成熟的一个重要分支,线性规划是辅助人们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数学方法。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75,数学学士和博士,数学家、经济学家)首次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解乘数法,将线性规划应用于一系列具体生产活动中,把资源最优利用这一传统经济学问题,由定性研究和一般定量分析推进到现实计量阶段,对线性规划方法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康托罗维奇除了使用此方法解决一个企业范围内如何科学地组织和计划生产的问题(即最优生产计划),而且还研究企业之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如何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资源最优分配和资源利用问题。

三是投入产出分析及其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是由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73,社会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最早提出的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研究各部门之间平衡关系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投入产出分析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为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系统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由封闭式到开启式、由静态模型到动态模型、由单一的投入产出模型到与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经济计量方法、最优控制理论等)相结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采用投入产出分析,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采用。该方法在许多国家的重要经济问题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主要作用表现为:为编制经济计划(尤其是中长期计划)提供依据;进行结构分析和经济预测;研究重要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确定产品价格;研究诸如环境污染、人口、就业、收入分配之类的社会问题等等。

四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1994年起,共有7届(1994、1996、2001、2005、2007、2012、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或博弈论的具体应用(信息经济学)有关。作为一门工具学科能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领域中占有如此高的比重,不仅源于其已成为研究经济学的最佳分析方法和标准分析工具之一,而且源于其在经济领域(甚至其他领域)极其广泛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博弈论俨然已经成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典范。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专家大都是学数学出身。数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1994,药学硕士,爱好哲学和数学,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硕士,哲学和经济学博士)、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 Nash,1994,由化学工程转为数学,数学家,数学教授) 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1994,数学硕士和博士)对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做出开创性贡献;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2005,数学学士和博士)和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 Schelling,2005)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7,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和博士)和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2007) 将博弈论应用于机制设计,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2012,工程学士,运筹学硕士和博士)和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2012,数学学士和博士,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创建“稳定分配”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让·梯若尔(Jean Tirole, 2014,数学和经济学博士) 虽因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而获奖,但其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学的多个重要领域,如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规制与激励、国际金融以及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

从博弈论的应用即信息经济学5方面来看,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1996,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1996,理学学士和硕士,哲学博士和人文学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信号理论之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工学博士)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成果,引入 “柠檬市场”模型,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迈克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 2001,哲学学士,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上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信号传递模型对博弈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1,哲学博士) 所提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为非对称信息市场上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

五是数学与金融经济学。数学应用于金融学形成金融经济学。具体来说,金融经济学就是研究金融资源(货币、债券、股票及其衍生产品等)有效配置的科学。金融资源形态多样,它们所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各不相同,人们拥有它们是希望它们能在未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直接提高其物质购买力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1990)由于创立了证券组合理论而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先驱。马科维茨专注于金融微观分析领域,研究范围涉及金融微观分析以及数学、计算机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应用。他首次应用资产组合报酬的均值和方差概念,明确定义了投资者偏好,第一次将边际分析原理运用于资产组合的分析中;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1990,文学学士,经济学博士,财务学教授,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员) 因证券投资和公司财务理论以及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1990) 因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实证性均衡理论而对金融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拉尔斯·彼得·汉森(Peter Hansen,2013,数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利用稳定控制理论和递归经济学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2013) 长于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投机泡沫以及金融、保险、公共财政在普通民众未来生活中的广泛影响等等。

第二,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一是统计学与国民收入核算。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Richard Stone,1984)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成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收入核算以及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斯通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他丰富的学习和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斯通曾由法律专业改学经济学,先后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剑桥大学财务与会计教授。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挪威等国的有关高等学校先后多次授予他各种荣誉学位。斯通曾任多个学术团体如国际统计协会、会计审计学会、经济计量学会、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委员和会员,1955年当选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另一位对国民收入核算做出贡献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71,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也因使用统计学方法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数理统计与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应用于经济分析形成所谓的计量经济学6。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7。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八次颁发给计量经济学家,他们分别在宏观计量、微观计量以及金融计量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朗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1969,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数学,数理统计学博士,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和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69,物理学学士和博士, 因对数学有特殊偏好而转学经济学),因为利用经济计量学创建动态模型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过程进行分析而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1975,数理系毕业,物理硕士,数理统计学博士)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分析和研究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面成绩卓著。库普曼斯首次提出的“活动分析”法把里昂惕夫(1973)的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经济计量学等结合在一起,使微观经济学除了传统的边际分析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且更实用的新工具。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1980)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将其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克莱因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1989,政治经济学学士, 经济学博士,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数理统计学会会员,经济计量学会会员、理事和会长) 重视经济分析中常被忽略的随机因素,把随机模型看做是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在经济计量学中引入了概率方法,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符合科学性。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2000,数学学士和硕士, 经济学博士)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 Fadden,2000,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学教授和计量经济学实验室主任,经济学家和计量学家)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赫克曼发展了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麦克法登发展了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8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2003,物理学学士和硕士, 经济学博士) 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重要概念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金融分析家们在资产定价、资产配置和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2003,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统计学博士)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方面的实证研究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窥探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大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对股市和汇市浩如烟海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并预测今后的走势。这两位经济时间序列分析大师成为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2011,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2011)继克莱因之后又一次因宏观经济计量学贡献而获奖。萨金特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西姆斯创立“向量自回归方法”用于分析经济如何受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2015,剑桥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曾于1978年获首届经济计量学会弗里希奖(Frisch Medal),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他使用微观计量方法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并因此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心理学以及试验方法的应用。

赫伯特·亚力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78)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2002,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有重大发现,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卡内曼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差别:前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动机在于外在激励,而心理学则认为内在激励才是行为的决定因素。卡内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他认为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2002,经济学和法律教授)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 “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互相渗透和融合,“经济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利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测试卡内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记者:从您以上的分析来看,数理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占据跨学科研究的主导优势。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日益促进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而不是研究纯粹的经济问题。请您谈谈经济学与哪些学科相互融合?

王艳萍:第一,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融合。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1974,曾学习法学,经济学博士)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同时对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极大兴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堪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典范9。缪达尔把对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条件的考虑纳入经济分析之中,把政治、制度、人口、教育和健康等因素赋予重要地位,对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10。哈耶克的研究领域则包含诸如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条件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思考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真谛。前面提到的阿罗(1972)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在政治民主理论方面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无论森论述的哪个领域的理论以及政策主张,都会反映出他脑海中的基本哲学思想。森用权利、能力以及自由观分析公共选择、社会福利、贫困、饥荒、不平等以及发展。森把发展的目标确定为人类的自由扩展,因此,他认为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当森对经济学和哲学都产生浓厚的兴趣时,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结合所产生的力量远远超越了这两个领域本身解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力量。

第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于一身的赫伯特·西蒙11(Herbert A. Simon,1978)因终生从事经济组织的管理行为和决策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学习经历和研究经历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远超过他所教的任何一门学科———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正如诺奖公告中所说,“他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完全可以以他的思想为框架来对该领域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就经济学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西蒙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主要是与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和决策这一相当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对企业管理者产生重要启发。

记者:王教授,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学有哪些影响?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王艳萍: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来看, 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综合知识和多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

首先,诺奖获得者大都具有跨学科教育背景。一种情况是, 获奖者中所获博士学位分布在很多非经济学领域,其中,数学领域居多;另一种情况是,拥有经济学或哲学博士学位的获奖者中,相当一部分也有着非经济学的早期教育背景,如获得过数学、物理、统计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学士或硕士学位。更有甚者,丹尼尔·卡尼曼(2002)竟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经济学系统教育。12

其次,诺奖获得者多数具有跨学科研究经历。13如丁伯根(1969)的博士论文《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研究的就是物理学与经济学中具有共性的最小值判断问题;缪尔达尔(1974)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西蒙(1978)的研究更是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贝克尔(1992)则将传统经济学应用于诸如生育、歧视、犯罪、家庭等特别问题的研究上。由于多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自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跨越学科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成为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似乎并不利于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一是因为客观条件制约,二是由于学生的主观兴趣缺乏。经济学系的学生很少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经济学依靠复杂的数理模型构筑起来的严密体系也使得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生望而却步。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显然需要培养复合人才来完成。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革,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应当给予学生跨学科学习和研究的自由,比如专业选择的自由以及弹性学制等等。作为一名身处高等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经常为有些学生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而自暴自弃感到痛心;其次,高等教育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记者:王教授,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挑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王艳萍:我来简单谈两点启示。

第一,跨学科研究成为经济学长期发展趋势。从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会越来越多,交叉学科会不断出现。现实中的跨学科研究不只局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的跨学科研究也数不胜数,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宗教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审美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以及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等等。

第二,数理方法以及统计方法的应用占据主导优势。从整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自1969年以来,跨学科研究占有主导优势。而从诺奖中的跨学科研究来看,数学方法以及统计计量方法的应用所带来的跨学科研究占有主导优势。针对这种现象,曾有人提出,“为了将研究推向前沿而追求狭隘专业化的强烈冲动是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观丧失?”在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变得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经济学在大量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和人文关怀。事实上,自经济学产生以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乃至哈耶克等的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他们本身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客观世界本来是一体的,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把它划分成不同的学科分支。随着方法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则更有利于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以及更准确地分析现实和预测未来。因此,经济学目前的问题不是数学和计量多了,而是其他学科少了。经济学家们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以进行更多更全面的跨学科研究。

记者:王教授,您的谈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现代经济学课,不仅使我们了解了目前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趋势, 更认识到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经济学界一定会从教育入手,打破跨学科学习的诸多不利因素,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推动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

多元挑战篇8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由中华民族孕育发展而来的，是随着中华民族的迁徙、疆域的扩大不断积累与融合而成的，是我们的民族逐步积淀累加而成型的，因此，当下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考方式、形为准则依旧受到传统文化的极大影响。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文明的形成，而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交织在一起。高校作为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身在其中的大学生也感受着不同文化的交替与变化，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变化。他们既要遵守传统的礼仪道德，接受家国天下的观念教育，又受到现代文化当中张扬自己独立个性的影响，他们在这种矛盾中蜕变、成长，又在这种蜕变与成长中感受着日益显现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思想斗争当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大学生的指路明灯，通过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能够在这种复杂的文化冲突当中有能力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二）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碰撞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发展得生机盎然，但在我们不断改革、不断开放的过程当中，外来文化也不断进入。尤其是当今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网络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高等院校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重度使用者，网络不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流沟通方式，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的主要阵地。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上的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世界各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多元文化在其中猛烈地碰撞着，由于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大量的不实消息、暴力信息甚至是西方腐朽的、不健康观念也充斥其中，而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不稳定，不同的文化思想给大学生带来了冲突，影响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三）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渗透

当前，多元文化体系已经渗透到了高校当中，高校的校园文化主要是由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构成的。高校的主流文化是社会所需求与期待的，它包括主流的文化信仰、世界观、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等；而非主流文化似乎在高校当中更为流行，它是一种与当前主流社会文化所背离的一种亚文化，主要包含网络文化、课桌文化、非主流语言等，是当今大学生的思维一种创新型的表现形式。当前，校园主流文化已经受到非主流文化的冲击，更多大学生之间的交流都是通过一些非主流的语言方式来进行的，这使得大学生的思想与主流社会文化有脱节现象的产生，大学生的思想价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必须重视主流文化对学生的影响，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一些融合，将非主流文化当中可取的部分利用起来，并将其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工作当中，推进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积极培养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高校大学生。

二、多元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一）给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多新的思维

一方面，多元文化丰富了高校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使得当代大学生具有更多更新更开放的特点，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主体地位，使高校文化不再单调、枯燥，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特点；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也给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更多新的思维、新的方式，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变得更为灵活、丰富，从而充实校园文化。

（二）扩充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内容

多元文化的发展不仅使当代大学生有了更开阔的眼界，开拓了大学生的视野，同时他们也因此见多识广，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心理，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代大学生不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那一代，他们拥有更为灵活的思维，更为开阔的解决问题的思维，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这些来自于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主流的、非主流的文化交织融合在一起，必然带给他们不同的视野与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学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因而也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三）拓宽了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了自身的潜在能力

来自于不同时间、空间的文化交织在一起，拓宽了大学生的知识面，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个人取向与选择，他们能够选择符合自身个性的文化，并利用这些文化激发自身的潜在能力，使自己拥有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更为强大的内心。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对大学生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引导

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大学生行为的先导，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要想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要问题就是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如上文所述，由于各种文化在高校的校园中互相碰撞、渗透、融合，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也是多元化的，要想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正常地开展，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和辅导员深入学生，和学生打成一片，在日常生活上关心大学生的成长，在思想上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注意引领大学生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引导他们理性、深入地看待社会风气和社会实践，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座谈会、主题演讲和辩论赛等，让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满足大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需求，从而能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方式

传统层面上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外乎就是说教、宣讲的灌输式教育方法，而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们在思维方式层面上更为活跃，在信息获取方面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他们获得信息的速度要远远超出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因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经不适合当代大学生了，这就要求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适时地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选择更为适合当代大学生思维的方式，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比如，高校可以利用校园网络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平台，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网络的即时性与优越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这种网络化的方式也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让高校大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另外，还可以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大学生推送最新的动态，这样不仅方便快捷，同时也有利于广大高校利用大数据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进行及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