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动物园杂文随笔

关键词：北京动物园学者中国模式

关于北京动物园杂文随笔（通用14篇）

篇1：关于北京动物园杂文随笔

【1】水禽最自由

北京动物园水禽湖是开放的，虽然水禽被剪了羽毛飞不起来，但是可以步行到其他区域。

曾看到过一群加拿大雁在水禽湖东侧一绿地中。

蜡嘴雁很喜欢湖西侧鸟苑附近的草坪，有几次在那里看见它们，这种鸟好像不太喜欢游泳虽然是雁。

曾经眼看着斑头雁走出水禽湖旁栏杆，过小路到对面绿地里。

不知道它们晚上在哪过夜。感觉藏起来了也没人知道。

理论上它们可以在园子里随意逛，应该是全园最自由的在编动物了吧。

水禽湖还有很多野生蹭饭鸟，双脚无环能飞的。

【2】残疾环尾狐猴

小型哺乳动物区有一个无名小楼，里面大部分都是环尾狐猴，其中有一只缺一个胳膊。

【3】跨物种鹦鹉情侣?

鸟苑鹦鹉馆里有一只某某葵花鹦鹉和一只某某金刚鹦鹉(蓝黄?)养在一起，它们感情好像很好，虽然不是同一个物种，我曾看到它们梳毛。其他的鹦鹉大部分都是同一种养一起，混养的会养很多只，但那个笼子里只有它俩，不禁脑补成跨物种情侣。

【4】众文鸟中一点橙

鸟苑鸣禽馆有一个笼子，里面有几十只的文鸟...和一只寡妇鸟，寡妇鸟是黑橙配色，对比鲜明，放在文鸟中格外醒目，而且只有一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身处众多异类中间是什么心情..

篇2：关于北京动物园杂文随笔

如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艺术家和文化机构进驻后，成规模地租用和改造空置厂房，逐渐发展成为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公司、餐饮酒吧等各种空间的聚合，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SOHO式艺术聚落” 和“LOFT生活方式”，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这批入驻者中，包括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行业，也包括精品家居、时装、酒吧、餐饮等服务行业。大小店面林林总总，和谐相处。一直想去798看看，终未成行，赶巧女儿在那附近参观学习，我就急匆匆过去与她会合，我们先在Laker餐馆吃午餐，点了水果沙拉、咖哩猪排饭和龙利鱼薯条，吃饱喝足了才有劲儿走啊，在炎炎烈日下开始慢慢逛。

艺术区内还尽可能保留着原貌，粗粗的管道规律地架在上方，砖墙上的涂鸦杂而不乱，有的还挺逗。

随处能见的小雕塑大方可爱，店里的产品有的实用，大多只能观赏，甚至价格不菲，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就几十万，真不知道这些店具体是怎么生存的，也许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吧。

走累了就近找一家咖啡店坐坐，这壶加勒比海水果茶是个惊喜，请店员加了糖，并续了水，坐在冷气实足的咖啡店内，喝到胃里热乎乎的，酸甜可口，最后连里面泡的橙子也都吃了，满足地站起身，接着欣赏特色小店。

这里有许多个性化的原创店，不论是创意还是造型都非常新颖，走累了请画家给画张肖像也不错啊，才30块钱一张。

来到这里，就适合悠闲地逛着，渴了饿了旁边有餐厅和咖啡店歇脚，没有雷同的店，如果有时间，一整天待在这里也有的看。

随便一个地方就是取景的好地方，女儿的摄影技术越来越高了啊。

女儿说：妈，你的背影比正面好看！我说：好吧，我走在你前面！

据统计，来798艺术区的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大学生和刚步入社会的姑娘小伙子们经常来到这里感受艺术的熏陶，这也不失为一个三三两两朋友聚会的好地方。酒吧不那么喧闹，小店各具特色，还有名目繁多的展览，公益性和商业性的都有，象征性地收取一些门票，有的就是自觉给，所获得的感受应该远远超值。

篇3：城与人——关于北京城

关键词：北京城,保护与建设,肯定与否定,扬弃

城市的形态带有它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思想意识的特征,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城市存在的时间一般很长,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如果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城市形态或迟或早会出现相应的变动,变动有快有慢,有时很快,有时很慢,慢到似乎静止不变。但纵观世界城市史,就长时段来看,城市没有一成不变的,更非永恒的。许多城市诞生了,兴盛过,后来又消亡了,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兴有衰,有生有灭,如同有生命的东西;加之,城市里住的是有生命的人,人的变化比城市更快,因而我们应把城市看成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城市是生命体。

历史上北京作为地区或全国的政权中心,城池就多次迁移另建,数度死而又生。到元代北京城才稳定下来,明代稍有改动,只是在清朝代那二百六十多年,北京没有明显的变化。

《中国城市建设史》(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的“清代北京城的变化”中写道:“明亡后,清朝仍建都北京,整个城市布局无变化,全沿用明代的基础。……清北京的城市范围、宫城及干道系统均未更动,唯居住地段有改变,如将内城一般居民迁至外城。内城各门驻守八旗兵并设营房。内城里建有许多王亲贵族的府第,并占据很大的面积,屋宇宏丽,大都有庭园。”“出现了不少地区性及行业性的会馆建筑,……。清代崇信喇嘛教,因此清北京除原有佛、道教寺院外,增建了一些喇嘛庙,如城东北的雍和宫等。”该书指出:“明清北京城,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城市规划及建设方面的杰出创造,是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

说北京是“杰出创造”和“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很对。北京城突出之处体现在整个城池以皇家宫廷为核心,一切以皇家的需要为出发点和依归,布局严整对称,秩序井然,气势森严,充分显示皇权的唯我独尊的架势。少量的手工业和商业是为供奉皇室宫廷、官僚贵族而设的,因此,昔日的北京城与在经济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性质上的重大区别。就城市分类来看,元、明、清的北京城,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品类,它是封建专制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皇都,是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营垒,北京原本是一个政治性的和堡垒型的城池。城市在历史中产生,也在历史中变化,北京也不例外。

停步二百年

北京城的城市基础设施自建成之后,长期没有得到改进、提升。

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建成于127l年,明代在平面形状上有所变动,清朝接着使用。清朝统治者原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后觉得原有的一切都极好,不需要也不可能加以提升,便一切照旧,加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科学技术方面更得不到什么发展,使中国在近代继续处于农业、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状态,城市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谈不到改进,直到19世纪末,北京城的设施水平与中国古代皇都相差无几,基本上停留在中古时期的水平。

许多资料文献记述旧日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实况,如形容北京的街道是“晴天沙深埋足,尘土扑面;阴雨污泥满道,臭气熏天”等等。这里单提为什么竟然说“臭气熏天”!

邓云乡先生在所著《北京四合院》中,引用仲芳《庚子记事》中的几则记事,让我们知道了1900年北京一般街道的卫生状况。邓书中写道:

“1900年仲芳氏编写的《庚子记事》,有两处特殊的记载。八月初九日记事中云:‘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罚。’九月十七日记事中云:‘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受其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内存积,无可如何,其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十一月十六日记云:‘各国界内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邓云乡先生叹曰:“至于说当年是因为习惯在胡同中随地大小便,盖房子便不考虑盖厕所;还是因为盖房子都不盖厕所,而使居民养成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呢?孰为因,孰为果,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却要等到洋人来了,才出‘不准沿街出恭’的告示,才‘建设茅厕’,这明、清两代,堂堂五百多年的皇都,在此点上,未免太不文明了”。又,“旧时四合院,不少都没有厕所,当然,更没有下水道,小胡同中,污水便要在门口乱泼了。”(邓云乡《北京四合院》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65、66)

其实,在欧洲,城市居民随处便溺也有很长的历史。16世纪的巴黎有人口20万,人们随地便溺,满街污秽。使用尿盆的人往往在屋内喊一声“当心水!”随即把污水从窗口倾出,路人躲闪不及,便会遭殃。在17、18世纪法国王权鼎盛时代,甚至在富丽堂皇的罗浮宫的院子、楼梯背后、阳台上和门背后都可方便,谁也不怕被人看见。记载说当时一位名叫蒙丹的人想在巴黎找一个闻不到臭气的住所竟不可得。

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伦敦、巴黎等发达国家的古都经过几番大规模的改建改造,城市的和房屋的卫生设施大为改进,才从原来的中世纪城市蜕变成文明的现代国际大都会。

发达国家之发达主要在18世纪中期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而中国之积贫积弱主要也在那个时期,在西欧国家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在休眠,列强的首都走出中世纪步入近现代,北京城还在原地踏步。此消彼长,到1900年,八国联军武力侵入北京,竟由那些入侵者来纠正北京自古沿袭下来的不卫生的陋习,真是没法说!

清朝被推翻后,北京的城市性质改变。20世纪前期,北京城多少搞了一些现代市政设施,1910年部分地区有了自来水,1914年才开始有石渣路面,1924年出现有轨电车,1935年开始有公共汽车,都只有一、两条线路。

解放前夕,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在1947年编印了一本《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序言中写道:“北平城市之规划,虽有伟大之艺术价值,光荣之悠久历史,然以建筑年代久远,今古异宜,已不能适应近代都市之需要,乃渐呈没落”。这番话流露出编写者怅然无奈之心情,却是对20世纪中期北京城的真实概括。古老的北京城要成为普通老百姓的适宜的人居环境,需要在城市建设的许多方面进行补课、改造、提升。

政府中心区问题

梁思成先生挚爱北京,生前不遗余力地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和文物建筑,并殚精竭虑地思考和拟制具体的保护方案,他的研究成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学术遗产,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先生关于北京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较长的时间距离、更多的资料与实践,使我们有可能从更多的方面和另外的角度审视北京的事情。作为梁先生的一名学生,我对先生当年的一些主张与方案未得实现的原因试作一些分析,就教于专家与师友。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在北京西郊近城地点建设新的首都行政中心区,建议对用地位置、面积、人口、道路、交通、应有的各项设施以及建筑形体等都有相当具体的考虑和规定,这个建议被称为“梁陈方案”。

经过反复的论战,“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其间曲折的经过在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有详细的记述。这里,我认为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实际上起着关键的阻遏作用。

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诞生,短短四个月后,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就于1950年2月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其出发点是,既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决定,又要保持北京城的旧状,是两位先生设想的两全之策。

不过,能否采纳“梁陈方案”与许多实际条件有关,在新地点建设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区不是一个小项目。五十八年前,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境况非常艰难,不说别的,首先要看国家有没有实施这个方案的财力物力。经济学家的著作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经济的实况。

《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中写道: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和消耗,已经处于崩溃状态,……。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政府必须支付巨大军费,1949年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1951年仍占41.1%。……1949年人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而财政支出却达到567亿斤小米,财政赤字为264亿斤小米,……。”

“1950年7月,登记失业的工人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人民政府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精神,…实行了‘包下来’政策。”(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1950年2月的物价波动,主要涉及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币,3月份全国15个大城市25种批发物价指数比1月份上升近1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对国民经济发生重大影响。军费及战争有关的费用迅速增加,……战争迫使国民经济转向战时经济的轨道。”

“1950年11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确定1951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是: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第三;……‘战争第一’,就是把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放在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另一种《中国经济通史》中写道,建国初期“稳定金融物价,在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节支方面,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对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加以减缩,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严格控制。为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广大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或低薪的生活,同时,机关和部队还要尽可能进行一些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04)

在如此严峻和困难的形势下,要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不利用旧城中两千多万平米的现有房屋资源,而搬出北京城,到西郊另建政府行政中心,这在当时是多么的不现实。可以想见,即便政府愿意采纳该方案,也实在无力实施。

“梁陈方案”是一种可能性,可是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属于非现实的可能性。

“梁陈方案”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建造方式类似。新德里是在老城德里南部建造的新的政府行政中心,旧德里面积241km2,人口328万,新德里41km2,人口29万(1971年)。新旧德里的关系与梁陈方案中的新行政中心区与北京老城的关系相似。但新德里的兴建是很晚的事,英国人于1757年占领印度,长期以加尔各答为首府,在统治印度155年之后,积攒了巨量财富,英国人才于1912年动手建造新德里。新德里整齐开阔、漂亮宜人,而德里至今依然人口稠密,杂乱拥塞。

再说,如果当初真的采纳“梁陈方案”并加以实施,以当时艰难的人力物力和紧迫的使用要求来看,可以想象,在当时那种困难条件下建成的干道、广场、建筑群,很难符合人民的期望,很难令大家满意。即使把中央政府行政建筑放在西郊,少了那些政府机关,北京城内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兴建新的商业、文化、学校、体育等公共建筑,居住建筑也不可能不增加,一百几十万居民的生活停不下来呀!从清朝结束到北京解放,很长时间中北京并没有中央政府,但北京城里还是出现了许多新建筑。仅北京大学一家就在景山东面先建“红楼”(1918年)又建“灰楼”(1935年),前者是老派洋楼,后者是现代派洋建筑。看来,即使实行“梁陈方案”,梁、陈二先生的初衷并不一定能够实现。

人居环境与博物馆

“梁陈建议”中提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前苏联建筑学院士舒舍夫把历史名城诺夫哥罗德当作“俄罗斯的博物院”加以重建的事例。其后,梁思成先生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1951年l月)中再次提出“怎样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的问题,认为北京应向诺夫哥罗德看齐,我们应向舒舍夫学习。

诺夫哥罗德位于圣彼得堡南面,原是彼得堡州的一个区,历史上曾是一个侯国的首府。该城在二战中遭严重破坏。战后许多建筑物按原样复建。诺夫哥罗德的原有建筑物多是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实行欧化时期,仿效法国建筑建造的砖石楼房,称为“地方拿破仑式”建筑。舒舍夫恢复重建的重点是诺夫哥罗德市沃尔霍夫河左岸的内城,现在从电脑的网络照片中可以见到该市有一个很小的“克里姆林”(城堡)。诺夫哥罗德市有木材加工和化肥工业,整个诺夫哥罗德的人口在二战结束近40年以后,即1983年,才达到21万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l950年北京城内的人口为140万,是1983年诺夫哥罗德罗全市人口的6.6倍,可以推定诺夫哥罗德1950年的总人口必定少于21万,而重点恢复建筑原状的地区,即成为“俄罗斯博物院”地区的人口还要更少。作为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候国首府的诺夫哥罗德,它的历史意义和规模面积都无法与北京相比。从资料及近年到过诺夫哥罗德的中国学者的介绍看来,舒舍夫当年设计经营的“俄罗斯的博物院”的规模面积,仅相当于北京城内的一个区片。

把诺夫哥罗德做成“俄罗斯的博物院”,实质是将诺夫哥罗德城的布局和建筑凝固起来,不让它发展变化,即是将那个小城定格于过去的某个时代。

将一个城镇凝固起来,停止那里的发展变化,是不自然的、非正常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做,就得用强制性的方式,对之施加限制和监控,这中间必然有矛盾,有阻力。在特定地点,为了特定的目的,如保存历史文化痕迹、为了科学研究、为了人们休闲怀旧、扩大见闻,为了发展旅游经济,等等,这样做有其必要性,但仍是特殊情形下的特殊做法,其中不自然、非常态的性质仍然存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大小小的城市乡镇是人居环境,居住在里面的是当代活人,没有一个清朝人、明朝人。今人和前朝之人虽然都是华夏子孙,然而在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存在重大的差别。其实,就拿我们自己与五、六十年前的人相比,在生活、行为和思想上就已有很大的差别。个人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思想精神是这样,物质技术更是这样。近代、现代是快速变化的时代。

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大都采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只要有条件,大部分人(不是全部,什么时候都有例外者)是愿意从烧煤炉的房子住,进有暖气的房子;从使用公共厕所的大杂院搬入有自家卫生间的住房,在屋檐下矮棚子里做饭的主妇多么盼望有一个像样的厨房!过去人出门靠步行、骑马或坐轿子,后来有了人力车、自行车、摩托车,现在汽车大行其道,胡同小街不那么适用了。总的说来,中古时期形成的的人居环境,与目前住在里面的当代活人的不断提高又时常改变的需求之间,出现了差距,不太匹配,不太方便,甚而发生冲突,总之,有矛盾。

于是提出了原有城市及房屋建筑改造更新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事项,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近代都发生并且完成了这个过程。有人常把旧区改造的事说成是上面的要求,政府的要求,认为居民是不赞同的,这种看法反映的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并不全面。城市更新其实是大多数居民切身的需要,是城市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当代活人的现实需求与数百年前形成的人居环境之间的差距,是城市内在矛盾之一端。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几件小事显示出后来人与旧建筑之间矛盾的普遍性。

清朝被推翻后,有段时间,溥仪们还住在紫禁城宫殿里,而他的思想和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与他的列祖列宗渐行渐远,他住在中国顶级的传统宫殿中,但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不安生,他想方设法要过新式生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又说“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连金顶黄轿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通通锯掉。”溥仪为跟英国老师庄士敦学打网球,在紫禁城里开辟了网球场。对于自己的王爷父亲有汽车而反对他买汽车,极不高兴,耿耿于怀。如果,他真的买了汽车,在紫禁城里开起车来,不知还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91)

幸而清朝皇室后来被赶出去,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不妨设想一下,假如紫禁城内一直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加上他们的侍从仆役,那帮人肯定不遵守祖制,个个都要与时俱进,他们的想象力、干劲和手笔决不逊于当年的溥仪,与时俱进带来紫禁城的与时俱变,哪里还会有今天那样完整的明清故宫!

博物院和博物馆是为保存和展示古物而设的特殊机构,需有专用的房屋和设施。把现代活人生活的人居环境,搞成展示性的博物馆式的场所,必然引出种种矛盾和尴尬的局面,问题不在管理者和建筑师水平不高,而是两者性质不同,活人的生活向前看,博物馆向后看,一个要变,一个不要变,将两者合二为一,难矣哉!

一定要求当代活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保持旧状旧貌,就要付出代价。维持旧状旧貌的范围小一些,矛盾会少一些,如中国江南水乡的一些名镇、山西的平遥、河北的兴城等小城。即使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被保存的小镇小城的周边新区立即是另一种景象:新屋林立,新街热闹,居民忙活,与被保护的老村古镇里的情景形成对照。外来的旅游者和文人雅士自然瞧不上那些新区,但是两种不同的景象告诉人们,维持旧状旧貌的地方是供外人看的,对于本地凡人,周围的新区才是正常生活与生产的地方。

现今的北京,担当着现代世界大国首都的繁复重任,城区里生活着一、二百万当代的活人、忙人,北京城生命力强劲,活力四射,尽管历史悠久,它定然要与时俱进,旧的城市形态不可能凝固不动,不可能定格于几百年前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模样和风格。

北京城内有许多博物馆和历史文化保护地段,但北京城本身不可能搞成一个超级博物馆。

扬弃

清朝末年,北京城里出现了一批洋式建筑。不说外国人的使馆、教堂、银行,连清朝政府也建造洋式楼房,如西直门外慈禧用的畅观楼(1898),陆军部衙署(1906),大理院(1906)等。前门火车站是英国式建筑(1906)。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是法国式楼房(1907)。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各式各样的新式、洋式建筑更不断增加。

辛亥革命后。北京城的格局和干道系统很快有了变化。以前有皇帝时,东城西城之间隔着整个皇城,普通人来往都得绕大圈子,辛亥之后,很快就打穿皇城,辟出三条东西向的干道。到1922年,皇城墙陆续被拆除,东、西、北三面拆光,单留地安门、西安门两门。皇城南墙开了两处拱券门。1912年中南海改为总统府,拆掉天安门前面的千步廊,天安门到正阳门之间开通。昔日的皇家坛庙园林陆续开放为公园。1915年朱启钤主持京都市政公所,很做了些事,先拆除正阳门瓮城,由德国建筑师重建箭楼。在扩建北京环城铁路过程中,拆除宣武门瓮城及箭楼,火车穿通崇文门瓮城。至1937年,北京的城墙已打开十个豁口,两座角楼和五座箭楼孤悬城外,城墙脚下建造了大小15个洋式火车站。

与1900年相比,1949年北京城的形态与面貌就有了明显变化,不复是先前那个完整的封建皇都了,京城“换了人间”,清朝皇帝们如果醒来,“当惊世界殊”!

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以后,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再次改变,城市形态与面貌跟着变化。变动最快、最多、最猛的是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崛起于东方,从七十年前受人欺凌、战乱频仍的弱国变为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城也相应地快速扩展和改变面貌,全世界为之侧目。对此,北京人自己的反映和态度多种多样,从“好的很”到“糟的很”全有。从发表出来的意见看,说不好的声音似乎多于说好的。一位学长叹气,说来了奥运会,丢了老北京,满不高兴,他怀念往昔的北京。

许多人对现今北京面貌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建房屋同我国传统建筑的型制大不一样,靠在一起,反差大大。梁思成先生建议把政府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避免在老城内再添新型建筑。然而百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盖新房子一般都不沿袭中国建筑的传统路数,因为今天建筑担当的功能,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结构和设备以及施工技术,都与中国传统建筑有重大区别。清末造陆军部、大理院、火车站为什么不交给样式雷和鲁班馆的师傅去做而采用洋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国建筑在近代转型转轨,主要靠引进外国建筑体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总之,到近代,在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条件和力量的聚合作用下,北京出现了变化,初时是零星的、慢速的变化,随后逐渐加快,近三十年来进入了快车道。

以后会怎样呢?有人担心,北京将变成另外一个城市,不再是北京了。

不会的。单栋房屋可以完全拆除,不留痕迹,而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可变的成分又有不可变的东西,不可能完全拆除,不可能变成一座全新的城市。山脉、河川、地形、地势、气候不说。主要干道的格局就难变更,建筑物更新较快,但重要文物建筑是留存的。城区还有数十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文化保护地区。城市的改造更新是针对原来有缺陷、不适合的方面,好用的、优良的、优美的地方则保留之、发扬之。总之,北京城不可能全毁全变,亦不可能全保全留,这个城市经历的是有革有保、有废除有发扬,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过程。

所以经历了一百年的变化,北京许多地方的面貌己经变样,但北京依然是北京,到这里的人,会觉其新,但不会以为自己到了别的什么城市。伦敦、巴黎、罗马在近代都经过大的改建改造,不复是中世纪的旧城,但依然是伦敦,是巴黎,是罗马,它们都以各自的古都新貌,在担当现代功能的同时又展现特有的历史文化魅力。

篇4：《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全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符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别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

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

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篇5：穿过北京法源寺见李敖杂文随笔

我知道李敖的《北京法源寺》是大学的时候，但是真正读却是在去年。王朔曾经说李敖吹牛，说他的《北京法源寺》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是胡说，因为就没听说过诺贝尔文学奖有入围这种说法。我也没听说过。直到有一次看许子东讲莫言的时候，许老师提到诺奖确实有一个供评委参考的范围，可能不正规但是有那么一个清单。我才觉得这事可能是真的。

去年读《北京法源寺》，一边读一边哭。其实书里写的故事是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到谭嗣同被杀头。这点儿历史初中历史讲，高中历史讲，大学的话中国近代史还讲。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李敖写得感人至深。通篇读完，我觉得人们口中的所谓李敖的“狂”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本书里有李敖对故乡的怀念，有对忠臣的赞扬，有对义士的崇拜，最后还有对革命复杂的情感。这一套价值观现在看来其实略有些迂腐，但是作为文学来阅读，颇为浪漫。李敖写过很多书，但是我觉得想了解李敖，应该看他写的小说。小说要塑造人物，是一种创造。创造的过程一方面是对客体的创造，一方面也是对自我的创造。这是黑格尔美学讲的。所以看《北京法源寺》让我觉得李敖的狂只是一种途径，一种手段，他骨子里似乎还是旧文人的样子。我见过他跟人辩论拿一摞书来讲话的样子，他未曾停止写作，几乎著作等身的样子，他微博里说着并不高明的脏话的样子，一个人说脏话要是不高明的话，就说明他其实并不擅长说脏话。他的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一直是在摆脱着什么，好让自己狂放不羁看起来潇洒。

他是胡适研究者，也确实认识胡适。他有五四青年的骨气，进过大狱，不屈不挠，敢讲真话。在我看来他的喧闹，才是真的喧闹。佛经说佛祖传道如狮子吼。李敖的咆哮就是狮子吼。他写了本书叫《阳痿美国》，我相信一定有更委婉更文雅的标题。但是他坚持用这个标题，我觉得道理很简单，《美国的低迷》不是狮子吼，《阳痿美国》才算狮子吼。

现在的综艺节目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内容却都是可以滤去的噪音。把这些滤去你会发现这个社会这个传媒一片静寂。这些节目和网络信息是不能让人警醒，无法让人振聋发聩的。五四到如今，有一些人不畏痛苦、打压，以金刚怒目之姿不停努力用狮子吼去打破沉寂，唤醒世人。如今李敖走了，时代终于沉寂了，我们也只能长眠了。

篇6：关于烟杂文随笔

夏日里烈日炎炎，我们钻进烟垄给烟打杈。这些在烟叶根部钻出的多余不打掉会严重影响烟叶的生长，那点可怜的养分会大部被他们吸收掉。每次打烟杈，两手黢黑是小事，关键是闻不惯烟叶的味道，经常打着打着就晕晕乎乎。我由衷佩服那些抽烟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享受？

秋天烟叶成熟，把烟叶劈下来拉回家，安置到烟架上晾干。烟架的一边一直陇着一大块塑料布和绳子，随时准备着阴天下雨好把烟架盖起来，避免烟叶淋雨。如果烟叶淋了雨，卖的时候会大打折扣，一准没个好价钱。

烟叶晾干，在第二天清晨趁着潮湿把烟叶下架，待到夜里就可以干抹平烟叶的活儿了。把烟叶堆到东屋地上，人坐在蒲墩上，伸手取一片烟叶放在两腿间，然后双手沿烟叶根部向外推，直到把褶皱的烟叶抹平。大约二十张烟叶打一捆，用稻草在烟叶根部绑了，放到一边，然后开始下一捆。抹平捆好的烟搬到厢房，待以后有时间到大集上卖，也或卖给走街串巷的烟贩子。

干活无所谓，可能是不抽烟的缘故，总感觉呛。每次抹烟，都咳嗽不断，泪眼汪汪。但我知道再难受也得干，这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几百斤烟叶就是几百块钱，我们的学费还指望它呢。

由于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够好，我也一直讨厌它，远离它。在离开家乡上学前我从没抽过烟，尽管我的一些同学很多都抽烟，甚至他们有的小学就开始了。异地求学，宿舍六人最初只老大一人抽烟，等到毕业不抽烟者只剩我一人。要说他们没动员过我那是瞎话，我有一次确实没禁住劝也抽了一支。烟的牌子是良友，抽起来也是凉的。不过感觉不好，也只一次便绝不再抽。

原来烟也是各有不同的，以前过年家里来亲戚，日子不富裕时只有旱烟，日子好一些了便准备香山、友谊、凤凰等盒烟。其中凤凰香味浓郁，与众不同，至今印象深刻。抽了一支良友才知道还有让人感觉凉的烟。由于是第一次抽也是最后一次抽，至今也没有忘记。想来抽烟的人对各种烟更有不同感受，对我这样的人许是难受，对他们绝对是一种享受。

我见过各种抽烟的人，有抽得起卷烟也不抽仍坚持抽旱烟的，那是一种习惯。有专抽一种牌子烟的，那体现了不同口味不同档次。有什么烟都抽的，那是随心所欲。还有抽烟装模作样的，那是累。

现在我家早已不种烟了，当然至今也没人抽，但过年来亲戚仍准备烟。我发觉岁数大的人有的已经把烟戒了，说是身体不好，一些岁数小的也基本不抽了，好像抽烟的在减少。但换一下看环境其实未必。走在街上我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年轻人叼着烟的并不少，特别是还有一些年轻女子也在大街上喷云吐雾。

篇7：关于死亡杂文随笔

浑身好像散了架子，想抬一抬手却不听使唤，殷红的液体逐渐扩散最后蔓延到了瞧不见的地方，而后它腥甜的气味充斥填满了鼻腔。实现模糊之前的最后一眼，是扭曲了的夜空。

割腕

拧开了水管，金属的龙头还不比自己的指尖冰凉，也就索性调到了热水那边。解开了衬衫的袖口再一丝不苟的卷到手肘，这才露出了小臂上的伤痕，有的刚刚凝固有的已然沁出血珠，却都是算不上深的伤口。

金属外壳的裁纸刀推出来在手掌下五公分的地方处留下了一行道子，在被染的鲜红的水中隐约能看见。水温在升高亦或是皮肤变得冰冷，是那种被冻僵的感觉，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想看清眼前的事物确是愈发的背道而驰。

锐利的痛感快要将神经挑断了，却没有眼泪，没有呼叫，只有如雷的心跳声在耳边喧嚣，温水的作用下伤口不会结痂止血。

凄惨的白纸上是一行崩溃的字“我想放弃了。”

车祸

终于从那个名为人群的可怕之地逃离出来，推测八成是才下过雨，坚硬的柏油马路潮湿着反射出昏黄的路灯。回家的车上却还是人不少，窗户开着让冷风不断的灌进车厢里，在一要窒息之前赶出了车子。是个车流量不小的十字路口，要是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话就很可能会撞上从斜后方驶来的车子。向前走的时候还看了一眼对面对红灯，看着自己的斜后方把步子压得很慢。橡胶轮胎摩擦地面的尖锐声音刺进耳膜，随后一声闷响在头腔回荡，身上的疼痛让自己喊不出声，不适的呼吸伴随着的是什么腥甜的液体，耳边嗡嗡作响，只剩下愈发困难的喘息声，人群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仿佛刚刚上演完一场好戏。

“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救我。”

溺水

时已入秋，范范地睁开眼还不忘看了一眼手机，日期后面显示着二十四节气的霜降，些许凉意能透过被子绕到身上，只得对自己早已紊乱的生物钟无奈了一下。桌子地板满是昨晚被自己否决的策划案，香味有些过分的助眠香薰蜡烛填满了空气，套上外套就关上了门，竟也是在自己的家里呆不下去。天色还暗着，想着快要入冬枝杈上也不剩几片枯叶。磕了磕步子，停在了家附近的公园，不比午间的热闹亦或是现在这个点儿压根就没有得空来这里散步的人。草地上挂着的霜气打湿了裸露着的脚踝，指尖鬼使神差的掠过低围栏圈着的人工湖，偏低的温度不由使自己打了个寒战。外套随手丢在一旁然后跨过了围栏，笑笑小心落水的警示牌。什么东西打破了宁静激起了不小的涟漪，寒气跟无助感争先恐后的包围了自己，最平常不过的呼吸都写满了疼痛，想要呼救却灌了满肺腔的水。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挣扎就任由自己沉入水底。

“听说水下是个不一样的世界。”

篇8：关于长大的杂文随笔

小时候，父母总是很忙，忙到没有时间管我，再后来，父母干脆管不住我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习惯了一个人的自娱自乐，一个人在田野里撒野，一个人去山林放浪形骸，一个人在泥土野木杂村间自得其乐。我常常想，若没有那一段野性时光的浸润杂染，后来长大的我可能不会那么无所畏惧。一个人出远门，去做一些超过我的年龄水平而不该做的事。

我的父母该是全天下最心大的父母了吧。对我完全放养式的管理，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大学，除了给予我必需的经济上的援助，其他的，心理上的预防乃至精神上的鼓励，他们所给予我的都少之又少。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下，我野蛮生长着，像一棵稗子，春寒夏洪秋旱杀不死它，农药喷不死它，农人拔不尽。而我呢，我的青春期、叛逆期如期而来，受之坦然。岁月绵绵，我得以更加坚强。

小学五年级第一次自己去学校报到交学费，此后就再也没叫父母一起报道开学了。初中一年级，我月经初潮，自己去商店买了卫生棉垫上。也许是出于那个年纪独有的羞涩使我在这件事情上，始终对父母三缄其口着。初三那年，第一次刻骨铭心地喜欢上一个人，沉默的同时，学会了如何隐藏心事和秘密。大学选择了离家千里的远方，一个人单枪匹马，从心灵到身体，都真正地上了路。

长大可以做很多事了啊，抽烟喝酒谈恋爱都只是小把戏了。

出门远行而又无所畏惧，穿漂亮衣服踩高跟鞋，再也没有学校的种种限制。勇敢地喜欢一个人，然后潇洒地将其放下。认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见识这多姿多彩的世界。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再按自己的价值观去生活，去爱，去回报。不喜欢的人就自动保持距离，乃至远离，喜欢的人就真心对她（他）好。会知道回报父母了，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关心。

我常自诩为怀旧派，可一旦叫我真正回到我的小时候，回到我离家之前的那段时光，我又退缩了。那段时光确实纯粹单纯，却乏味得可怕，闭塞的乡村生活，寂寞是无边无际的。我那些愚昧的乡邻给过我以及我的家庭无数的鄙夷目光，背后口舌，叫我去重新遭受一遍，我怕是不愿意的。至于我的小学中学时代，我活得像个丑小鸭，我肥胖，丑陋，暗恋男同学，却自卑得可怜。我常常被我的小学数学老师打，他骂我是猪。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个势利的中年男人，班上很多同学家长送礼给他，我没有，他就对我不闻不问，我也只当他是个世俗的可怜人，对他的憎恶给了我动力来维持我终年不变的班级第一的成绩。

回顾岁月，我的压抑不少于快乐。我的压抑来自外界的虚荣，来自家庭的鄙态……至于我的快乐，它来自很多很多简单的小事，也就是内心有了些这么简单的快乐，才能够让我在那段压抑的灰色岁月里很好地成长着。自生自长，不熄不灭。

所以，长大并不是件无奈的事。

当我发现在我十八岁之后，我能够独自出门远行，想去哪就去，自己攒钱买车票。想买漂亮衣服就自己挣钱去逛商场逛淘宝，遇到可爱有趣的人就和他（她）做朋友，碰上不喜欢的人就自动保持距离。勇敢地去喜欢一个人，再潇洒地将其放下。开始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知道按自己的价值观去生活，去虚掷光阴。寂寞了就赶紧读书观影，不再在心绪不宁中惶恐终日。并且还有一定的挣钱能力，经济上脱离赤贫。这些，都是我长大了之后才能够做成的事。

篇9：关于信仰的杂文随笔

坐下来后我就开始为自己的这次发言苦恼，最近是真的太颓废了。

突然想起两年前的最后一次班会，那一次辅导员也总结了好多，应该说骂了我们很多，虽然她已经不带我这个复学生了，但那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你看你们现在5班一个个像什么，像一条虫！“）也许是她的影响令我选择去当兵也说不定。

这一路受过多少教育，反省过多少次，却还是不见效果。今天的班会上，看到比我小一两年的人比我都懂想，真的有点不安了。

现在已经过了12点，凌晨1点多，11月10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别人生日都是大把的祝福，而我生日可能跟我说句快乐的人都没有，特别是和大学同学分开的这几年，我甚至连自己今天生日都不敢公开。

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对我来说，生日真不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篇10：关于吃的杂文随笔

不过说回来，自己做饭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自己做饭时绝不吃大米，主食来来回回就是红薯、土豆还有意面，反正都是水煮。这个时候再搬出健康生活的一套理念来好像太做作，那好吧，我就是不乐意吃精制主食。我的精神已经飘扬在北纬五十度的无霾地带了，身体跟不上也要稍稍做出点样子来。尽可能少做国内特色食材，一是方便，二是我也诚心觉得没什么特别好吃的。

认识的姑娘因为公司没有食堂每天自带便当，炒两个菜——我和每个人说起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的语气。我孱弱的精神根本没有办法负担起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不想尝试任何需要精心炮制的食材和工序，如果扔在锅里煮了出来不好吃、不能吃，那就说明我不应该吃。抹布晾在柜门上，所有东西都摊在外面吹风，我要做我厨房的暴君。

但是今晚我不用做饭，所以从开始写到现在，心里另一边还在做下沙烧麦和现切三文鱼的二选一。日复一日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这种以无意义供养无意义的生活快点完结。以有意义供养有意义是内心充实、笑容不掺水的人通过认真生活得来的特权，不该我奢想的；剩下两种都还好，以无供有听起来有点像白日梦，以有供无则是“吃的是奶，挤出的是草”。总归要活下去，所以不用想这么多。但同时呢，无聊的时间也需要消磨掉，所以二者一中和，就是“不认真地随便想想，装作在思考严肃问题的样子”。

篇11：关于情感断伤随笔杂文

快速洗漱、穿戴好跑步的衣衫，迫不及待的冲出电梯，APP一声清脆的提醒：“让我们开始跑步吧!”

淡淡雨丝仍在飘落，清冷润湿的空气填满了每一个角落。时间尚早，车辆寥寥，偶有包裹在雨衣中骑电车的人从身边掠过。南方植物特有的绿在一夜春雨浸洗后，泛着微微的光。冬青的鹅黄、嫩绿，石楠的姹紫、嫣红，虽无花的艳丽妖娆，集簇在一起却也精致典雅。坚实踏下的每一步，都有滴滴雨水随着起落，这落入地面的雨不甘寂寞般，调皮地躲进鞋子裤脚，凉意丝丝撩拨着身体的肌肤。雨丝混着汗滴顺着脸颊跌落，在水洼里溅起涟漪，倏地又归于平静。

道路延伸转过环形的岛，一片争艳的花红映入眼帘。含苞欲放的羞赧中带着俏皮，艳丽绽放的热情里透着羞涩，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极了在召唤，让你欣赏她的魅力，赞美她的美丽。停下脚步，感受眼前的一份美好，眼前绿意遍及每个角落，空气中阵阵花香传播。闭上双眸，用心倾听，用心追寻，用心欣赏，原来繁华城市里，有那么一个恬静的角落等待有缘人的驻足。

“实时步频，20，步频过慢，跑起来”APP的语音提醒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中。夹道的紫叶李开的正盛，一夜风雨无情，打落满地的花红，似是遗憾，也是一生的圆满。还有谁能把最后的绝唱演绎得如此洒脱浪漫、优雅而曼妙，只有这风中的花儿，花开诸芳至，花落草木生，乘借东风力，飘逸传四方，人生还有什么理由不活得精彩呢!

被雨水浸湿的石板路蜿蜒盘亘，隐没在柳绿花红里。踏在上面，有节奏地打着“沓沓”的节拍。板与板之间的一抹新绿让我不禁驻足，蹲下身矮着头仔细看，这抹绿，绿的恍惚，绿的孤独。它依附着寸缕的潮湿蔓延，小心的、轻轻盈盈的布满每一寸泥土，以一种不屈服的态度生长。它是苔，袁枚笔下的缄默的绿，白日不到处也学牡丹开的苔。它以特有的坚定和不可折服宣誓着自己的存在。

“运动暂停”APP似有些不耐烦的提醒，我笑笑起身却又瞥见枯黄里的绿。重叠交叉的枯草中，一只只嫩绿的小脑袋顶着不知是雨水还是露珠向四周探寻着，像极了在水里嘻嘻的孩童猛然间能把头窜出水面的情形，珠光闪闪好似做着鬼脸。朦朦胧胧又似听到它们叽叽喳喳在诉说昨夜风雨的痛楚，没有悲伤，有的是坚定、向往和不彷徨。

篇12：关于老爸的字杂文随笔

而把我培养出来，相对应作用在他身上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可以说，他用他十年的人生，换来了我的成长。

因此我非常感激我爸，同时他也是最懂我的人(甚至比我自己还懂)，是我最强大的心理依靠。

在我精神最痛苦的时候，我爸总是能开导我给我以慰藉。在我人生分岔路的关键时刻，总有他伴我左右。甚至在全世界，包括我妈都不相信我能考上第一志愿时，我爸相信。

因此我无法想象他走了以后，我该怎么办。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操心我的人生大事。很多小伙伴可能很反感父母催婚，但在我家除了一般意义的催婚以外，我也理解他也有这个很实际的忧虑：他走了以后我怎么办。

这不是说我爸宠我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刚好相反，我很独立，我和我爸都是独立的个体。硬要说的话，我爸是在“严厉”地宠我。他对我有期待，但终究是希望我能过的开心，而不是他希望我过上的生活。试想没有老爸的日子，估计该咋过还是咋过吧，然而他在心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人们常说，你遇到的所有人，都只会陪你走过生命中的一段时光，而不会陪你一辈子。所以告诉自己，还有二十多年，好好珍惜吧。

平时有很多想向老爸说的话，但像这样写出来还是第一次。其实写到后来变得很纠结，有好几段都是写了又删。总感觉光是靠这么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所以只好在这里止笔了。

篇13：关于爱的独白杂文随笔

爱，绝不仅仅是享受和索取；爱，首先是耕耘和奉献。

爱，意味着责任__基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责任。

人有性格，丈夫有“夫”格——人们的社会存在，包括素质，决定人们的意识、感情和人格；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存在，包括夫妻的素质，决定人们的夫妻意识、感情和风格。

对于爱，爱的过程和结果，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

爱情者的质量和状态，决定爱情的质量和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家庭、婚姻、爱、性和男女平等问题，认为，只有到了G产主义，社会和社会的人，都有了高度的、充分的发展，女人的家务劳动和其它性别分工，都会交由社会化劳动来完成__此时，男女地位、教养的本质的和高度的一致，才会导致真正的男女平权。此时，也只有到了此时，爱，才是一种不为生存与利益所左右、所困扰，完全基于社会义务和责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性爱文明的情与性的完美与激情的组合！

妇女的进步，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社会解放的可靠尺度！

妇女的进步，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社会解放的最佳伴侣！

二、美女边际效益分析

优势：美，性情、知性，健康；稳定收入。

其中，美，性情、知性，健康，受稳定收入（递增）的支撑；也受业余爱好：摄影，音乐，舞蹈，读书，旅游的支撑。

广义的，业余爱好，均属知识依赖型，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特征。也受喜欢运动：健身，跑步，舞蹈，游泳，瑜珈--物质（身体）依赖型，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特征--的支撑。

边际效益递增现象，虽是知识依赖型主体的特征，但仍然是有限的、相对的。

就像任何人--如神仙--都要走下坡路一样，人体的所有优势，如：美，性情、知性，都以身心健康为支撑，因而，都是物质（身体）依赖型，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古往今来的一切事例，无一例外地证明，所有的地位、知识、美貌依赖型主体--这里是指美女，在晚期，都是物质（身体）依赖型，都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这就是无情的辩证法。

莫等闲，白了美女头，空悲切！

女人要让自己不老，首先必须拥有爱，要会爱人，要有人爱，其次，还要热爱生活，不抱怨，积极向上，充满自信，充满好奇，永远学习，接受新的东西，才能让自己保持不老的状态……

追求是灰色的，理想是灰色的，而只有生命之树，生活之树，爱情之树，长青！

三、妹子，我等你，等到地老天荒，岁月依稀

无论是蓝天下的白云，还是夜幕中的星星，如果你向我敬礼--

我将走下爱的云梯，把情的种子，播种在你的人生与幸福里，然后，就是辛勤的耕耘，再然后，就是我和你……

篇14：关于第一批判杂文随笔

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连自我都无一处不被现代所塑造，再回过头去做古典的功夫，更容易轻信Jonathon Bennett多年前所执笔的说辞：“乍看之下，《纯粹理性批判》之主体已然死亡，因为它依赖于全然不可靠的理论，是故注释者的首要任务便是在这片死寂之下展露生机。”(Most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s prima fascia dead, becauseprima fascia is dependent on wholly indefensible theories, so the commentator’sdominant problem is to display the life below the surface.)

经典哲学乃至形而上学走到如今这个进退维谷的境遇，甚或被某些人断言已然死亡，究竟是该嘲笑其咎由自取，还是为论断者的轻薄感到担忧呢？继而去面向康德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格生平及其哲学精神……实话实说，哪怕要仅仅去跟风一个“唯心”的论断，都会使我担忧自己淡忘了他曾对于唯心主义的严厉驳斥，淡忘了他曾说过的：“好一个贝克莱，将人体贬低为纯粹的幻想。”(Good Berkeley, degrading bodies to mere illusions.)

继而还是勉强执笔了，慎之又慎地，作几篇关于第一批判的文辞。

只希望不要系统地误解了康德的哲学精神，不要把现代的成见强加到康德定义明确的概念上。若有余力，再去尝试对于《纯粹理性批判》做一个差强人意地呈现——并非着意于所能呈现出的成色，只不过意欲稍微消弭些许哲学史所容易带来的误解。

这种误解甚或放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中都可以被接受，但在真正面向哲学本身的时候，纵使哲学史曾提供过相当必要性的基础知识，却终归无法对康德哲学发生足够深刻的洞见。

譬如机械地照搬“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这句话以为论断，倘若无法对形而上学有最基本的了解，则根本不可能与康德所言之“科学的”达成任何共识，更是遑论“将某者架构在某个基础之上”这种毫无意义的说辞。

如是措辞已是激切，想来暗弱如我者也还是有底线需要持守的，至少不要试图去怀疑哲学家的智慧，不要狂悖到在尚未接近其理论之内涵前就信口开河。

哲学不是意识输出，哲学家也不是跳梁小丑。

而康德，他曾当临的困境，是多数人在修习完成微积分后都一无所知的。

那是源自牛顿与莱布尼兹之间的矛盾——数学分析的两大创始人，一位是专注于观测的英国经验论者，而另一位却来自于传统的唯理性主义世界；当经验与理性拔剑相向之时，两大数学家的交战也无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为什么这场势均力敌的交锋持续了长达数个世纪？

为什么试图缓和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为什么经验与理论会不幸离异？

待到康德拿起批判的武器时，他深刻地洞见到这场战争的最高裁断权始终在人类的理性手中——人类通过理性认知世界，所以能够认知的世界也不得不取决于理性本身的性质。

譬如人类通过视觉系统辨别颜色，那么所谓颜色难道不是由视觉细胞带来的幻像吗？

而人类所谓经验与认知，难道不也是由理性架构出的幻想吗？

理性如何分析自身？

视觉系统如何自检？红绿色盲又如何自觉其无法分辨红色和绿色？

如是一系列比喻，虽不至浃洽，倒也还可以突出些许特质，不至于大段偏离本意。

康德在1771年写给Marcus Herz的信中提及他对此已然有一定把握，并将他当时着手的研究姑且命名为“论感性与理性的局限”。(On the Limits of Sensibility and Reason)

经验的边界在哪？

理性的边界又在哪？

如果经验没有边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偶然的幻觉”；科学的基础如何得到保障？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如何成为可能？

如果理性没有边界，人类只要通过自身的理性就足以演绎出宇宙的全部事实；那经典物理学所演绎出的近乎成熟的理论大厦怎么可能被推翻？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如何可能？

这般浅薄的质问，必然要指向要切处的话，首先必须正面休谟的怀疑论。

康德非常审慎地面向了休谟，他把休谟视为将自己从独断主义之谜梦中惊醒的灯塔，(I freely admit that the remembrance of David Hume was the verything that many years ago first interrupted my dogmatic slumber and gave acompletely different direction to my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speculativephilosophy.)亦视为有史以来向形而上学发起的最强反叛之剑。(since the origin of metaphysics so far as we know its history,nothing has ever happened which was more decisive to its fate than the attackmade upon it by David Hume)但是他也洞察出了真正令人担忧地关键：这座灯塔、这把利刃，在发起反叛的同时也会彻底败坏掉哲学自身。

因为休谟先生怀疑一切。

这种怀疑最终也会拆解掉一切。

它基于经验的认知，却必然走向对常识的颠覆。

罗素将之称为“经验主义的逻辑终局”。

何以如此呢？

那就必须要追溯到一个更加本源的问题：经验从何而来？

或者说，我们的经验是直接得来的吗？

这种所谓的“直接”足够彻底吗？

彻底到没有任何中间体吗？

没有视网膜，能够形成视觉？没有鼻腔，能够形成嗅觉？没有口腔，能够形成味觉？没有分布在周身的神经末梢，能够知冷觉热产生触觉？

在经验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否有名为“感觉器官”的东西从中作梗？

这些感觉器官有没有扭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