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品质(精选九篇)
公民道德品质 篇1
中共中央2001年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通知提出,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要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 又反映时代特点。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大地历史传承中形成的, 体现于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之中, 体现于这块土地所滋养与熏陶出来的众多历史人物身上, 同时它也贯注、迸发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学、艺术以及建筑、技术之中。燕赵文化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鲜明特质, 在不同时期都能够影响、规范本地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习俗, 形成良好的区域价值观。如何发掘、利用优秀的燕赵文化, 发挥时代价值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应用于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 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着重研究燕赵文化和石家庄公民道德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 力求找到燕赵文化与当今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最恰当的锲合点, 所以在研究中摒弃了燕赵的区域问题、燕赵文化的形成原因等背景性因素的研究, 着重于从公民道德建设需求角度进行燕赵文化内涵的考量。课题组参考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马春香副研究员、邯郸学院董海林研究员、李广教授、燕山大学赵小萌老师等一众学者的研究成果, 确定以“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侠义精神;变革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追求和合、顾全大局的德义精神;勤劳淳朴、虔诚礼让的处世精神”为燕赵文化内涵, 从更具包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的角度来设定调查内容, 设计了基于燕赵文化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公民道德现状及需求调查问卷。本问卷有以下几项目的:一是了解公众对于道德发展的需求, 这一调查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角度进行;二是了解公众对于燕赵文化的认识程度, 探讨燕赵文化发展是否有助于推动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2014年下半年在石家庄市、辛集市、晋州市、藁城市、新乐市、鹿泉市、正定县、无极县、赵县、井陉县 (矿区) 、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共十三个地区发放调查问卷450份, 收回有效问卷430份。
二、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需求现状
在石家庄目前公民道德现状一般认识调查中, 大部分公民认为现状是好的。
在公民对于道德发展需求的调查中, 关于基本道德规范方面, 公民对于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提出了更多的期待。
在社会公德发展需求方面, 公民需求比较均衡。
在职业道德发展需求方面, 对于诚实守信有突出的高需求, 其他几个方面较为均衡。
在家庭美德发展需求方面, 对尊老爱幼有较高需求。
在对燕赵文化的认识中, 公众对于变革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勤劳淳朴、虔诚礼让的处世精神有着较高的认可。
在燕赵文化发展是否有助于推动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选项中, 46.66%认为有助于, 12.48%认为没什么作用, 26.38%表示不是很清楚。
三、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需求分析
依据以上调查数据,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石家庄公民关于燕赵文化认识不够清晰。虽然燕赵文化是石家庄地域重要的思想组成部分, 以其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侠义精神, 变革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追求和合、顾全大局的德义精神, 勤劳淳朴、虔诚礼让的处世精神等优良特质, 对地域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发掘、推广度不够, 仅仅靠民间口口相传和部分书籍, 无法使燕赵文化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借鉴。我们必须要加强燕赵文化的整理、发掘、系统化, 能够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推广燕赵文化, 弘扬燕赵文化的精髓, 两相协调, 共同进步。
二是公民对于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团结友善、办事公道、文明礼貌、夫妻和睦、勤俭持家、明礼诚信、助人为乐、服务群众、保护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在研究燕赵文化应用于公民道德建设时要充分考虑这些方面, 要把传统文化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 寻找燕赵传统文化与当今公民道德建设最恰当的锲合点。传统燕赵文化是新时期石家庄精神文化发展的根基, 要创造性地实现对传统燕赵文化的现代解读, 才能够充分发挥燕赵文化的时代价值, 发挥对石家庄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引领与精神支撑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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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海林, 李广.燕赵文化解析[J].邯郸学院学报, 2013, 2
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 篇2
我能严格遵守学校纪律,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我是个听话懂事、善解人意、诚实质朴、令人信任的学生。各科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学习有计划,有条理。学习刻苦,能从严要求自己,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平时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有益的文娱活动。能坚定信心,持之以恒,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不断改进学习方法,争取学习成绩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学习态度与能力
能够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对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能够当堂完成;对不懂的问题,主动和同学商量,或者向老师请教。改进了学习方法。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做好课前预习,把老师还没有讲过的内容先看一遍。上课要积极发言。对于没有听懂的问题,要敢于举手提问。每天的家庭作业,做完后先让家长检查一遍,把做错了的和不会做的经常拿出来看一看。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再看几篇作文。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各门功课都取得了好的成绩。
交流与合作
在较好的合作与交流能力,在学习生活上能与同学、教师、家长进行良好的交流、合作,相互交换意见与看法,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遇到不懂得问题会及时向老师同学请教,在生活上遇到困惑会与他人进行交流,通过各种方式锻炼自己的合作和交流能力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学习勤奋,追求科学,思想健康向上。与他人团结互助.约束自己的行为.尊重身旁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以很快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运动与健康
以前的我就像老师说的:吃饭抢大碗,运动往后闪。但经过这学期,我爱上了运动,因为它可以使我更健康。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体锻达标擅打篮球,通过高中三年生活的锤炼,在德智体方面,我取得长足的进步,从一个懵懂的中学生逐步成长为品学兼优的“四有”新人,但我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体锻虽然达标,但还须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成绩.审美与表现
我认为的审美观念很好,能辨认出什么是真正的美的,也很会表现自己,特别是在我擅长的数学上,我是个健康快乐的男孩,从来不与人攀比。
在艺术课上,正确的审美观让我更懂得如何发现美的存在,认识到美的真正含义。在穿着上从不以过渡的张扬为美,虽然不是很突出,但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我身上的美才是最特殊的。
公民道德品质 篇3
关键词:公共生活;公民教育;公民品质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2)01-0028-04
学校公民教育不仅要传递公民知识与公民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在公共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陶冶、培育学生的公民品质。如果学校公民教育仅仅满足于公民知识的讲授与学习,而忽视了为学生提供公共生活的实践与体验,那么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知识的公民”,而无法真正成为“实践的公民”(或“健全的公民”)。“实践的公民”(或“健全的公民”)来自于健全的公民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既包含公民知识与公民理念的讲授、传递,还包含在公共生活基础上所展开的公民实践活动以及基于生活实践的公民情感体验。如此,学生就不仅在知识和理性上成为了一个公民,同时也在生活、情感和态度上成为了一个公民。正因为如此,在学校空间中建构一种公共生活对于学校公民教育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学校公民教育可以通过公共生活基础上的公民实践、公民活动、公民体验等,来陶冶、培育和锻炼学生的公民品质,最终更有效地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
一、公共生活作为学校公民教育的基础
公共生活是一种以公共伦理为基本伦理原则的生活形态,它区别于以私人伦理为基础的私人生活。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公共生活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生活。[1]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其他公民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协商,可以就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无障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寻求其他公民的协商共识,促进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的解决。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公共生活不仅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实践的基础,同时还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伦理基础。具体表现在:
首先,公共生活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的基础。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过好的生活就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就受坏的教育;过高尚的生活就受高尚的教育,过卑劣的生活就受卑劣的教育……我们也可以将陶先生的格言进行一个引申:“过公共的生活就受着公民的教育,过着私民的生活就受着私民的教育”。由此可见,公共生活对于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意义。如果学生在学校中每天所过的生活,都是私民生活、臣民生活,每天的生活中都没有自由地表达自我和展示自我的权利,都没有像公民一样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的机会,也就是说每天的生活都无任何公民性和主体性可言,那么这种生活显然不是公共生活。这种生活状态下的学生,将很难具有公共精神和公民品质,因为他们的公民品质赖以成长的生活基础和生活土壤是缺失的。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公民品质又如何在学生的内心和行动中生根发芽呢?学校公共生活为学生所提供的,正是这种生活的土壤和基础。在学校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公共生活实践,比如班级民主选择、师生的协商对话、社区服务和学习,等等。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公共生活实践自主地内化公民知识和公民道德,在公共生活实践的基础和平台上锻炼自身的公民品质。
其次,公共生活还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公共伦理的基础。学校公民教育需要有一种公共伦理的基础,或者说公共伦理的氛围,只有在这种伦理氛围中,学生才能在精神层面上受到深刻的影响和熏陶,最终陶冶和提升自己的公民品质。而一种公共伦理氛围的形成,往往需要长期的、持久的公共生活实践,在这种生活实践中的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的基本伦理准则以及伦理的信任关系,最终才真正构成公共伦理的氛围。学校中的公共生活,正可以为整个学校空间中形成公共伦理的氛围提供基础和保障。在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作为平等自由的公民,不断地进行公共对话、协商、行动、参与等实践活动,逐渐形成了相互之间所共同认可的公共伦理准则。因此我们可以说,学校空间中的公共生活事实上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公共伦理的基础,学生的公共伦理观念正是在公共生活中才得以真正发展起来的。而一种公共伦理准则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也需要通过公共生活的实践检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公共生活建构和完善了学校的公共伦理准则,同时也建构和稳固了学校公民教育的伦理基础。
二、学校公共生活与公民品质的教育
如前所述,公共生活可以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生活实践的基础,同时还可以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公共伦理的基础。在民主的生活实践以及公共伦理氛围之中,学生的公民品质显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陶冶和培养,公民的德性品质、民主品质、理性品质和行动品质也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一,学校公共生活可以提升学生的德性品质。学校公共生活是学生公民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公共生活,它反映着学生之间的公民关系。在这种公共生活之中,学生不仅需要遵守相互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还必须遵守基本的公民道德规范。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公民将自觉地去认识和理解公民道德规范,内化这些公民道德规范,把它们吸收进入自身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世界,最终成为自身公民德性品质的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公共生活事实上为学生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公民道德规范的基础,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发展自身公民品格的基础。在学校的公共生活当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会遵守公共伦理规范,并且在更高的层面上,学生还可以形成关于公正、仁慈、善良、诚信、勇敢等公民美德的深刻理解。[2]由此可见,在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上,学生可以不断吸收、内化、践行公民德性品质,最终实现从公民伦理规范——公民美德——公民行动的渐进式发展,培养出更完善的公民德性。
第二,学校公共生活可以发展学生的民主品质。学校公共生活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民主的思维来思考公共问题、批判公共问题以及参与公共事务,最终发展出公民的民主品质。正如杜威所言,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所过的是不民主的、等级化的生活,那么要想形成他们的民主思维和民主品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主的生活已经在学生的生活世界中被取消了,而民主的品格也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保障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让学生在学校中每天都能浸润在民主的生活之中,以民主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以民主的方式来参与协商对话,同时也以民主的方式来参与学校、班级以及社区的公共事务。如此,学生才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公民,他所体现的是完整的民主思维、民主品质和民主精神。
第三,学校公共生活可以增强学生的理性能力。理性能力也是一项重要的公民能力。公民需要学会理性地思考、理性地协商以及理性地解决问题。在公共生活当中,公民不是一个人生存,而是与其他公民一起生存。在面对共同生存中的各类问题,比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问题、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矛盾等时,学生必须学会站在公共伦理规范的角度来理性地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在不违反公共伦理准则的情况下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问题。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理性的协商和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公共生活为学生提供了和其他公民(比如学校管理者、教师或学生)交往、协商的机会,在交往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与其他公民展开理性的协商,追求共赢的结果。总而言之,公共生活为学生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平台,让学生在公共生活的空间中充分掌握理性思考、理性协商以及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形成更为健康的公民理性品质。
第四,学校公共生活可以发展学生的行动品质。行动品质也是公民品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公共生活为公民行动品质的培育提供了一个生活实践的平台。在公共生活中,公民不是以静止的状态来展示自身的公民身份的,而是以动态的、实践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公民身份的。不论是协商对话、社区服务还是学校中的公共讨论,学生均需要以行动者、实践者的角色进入其中。这种行动者的身份增强了公民的实践意识,使公民能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公民身份的实践属性和行动品质。在对公共生活中的各种实践活动(比如选举与被选举活动、社区实践活动、班级讨论活动、社团组织活动等等)的参与中,学生可以不断地积累自身的公民经验,获得各种各样的公民体验,成为各种各样公民活动的行动者,最终发展起自己的公民行动品质,成为一个真正勇于实践的公民。
三、学校公共生活的实践建构
学校公民教育在公共生活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完成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而学生也可以在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上更好地陶冶和锻炼自身的公民品质。因此,在学校空间中建构一种公共生活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在学校空间中建构一种公共生活,需要围绕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包括协商对话、社团自治以及社区服务等。
协商对话。在学校生活中,自由、平等的协商与对话是公共生活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平等的协商和对话,才能赋予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同时赋予教师、学生平等的参与公共生活的资格和权利。在传统的学校生活中,学生与教师的身份往往是不平等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所展开的对话,也不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协商对话,而是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扭曲性对话。[3]这种对话方式不具有平等的协商对话的基本特征,而是不平等的传统对话方式。这种对话只会形成教师与学生之间扭曲的交往关系,造成学校生活的公共性的丧失。因此,为了更好地建构学校的公共生活,教师必须真正树立起平等的公民观,把学生当做平等的公民主体来看待,赋予学生参与班级事务、学校事务等的权利,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自由平等的协商对话之中。如此,学校生活空间中才会具有民主的公共性氛围,学生的公共品质也才能得到更好的提升。
社团自治。社团自治是民主的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民主的生活中,个人和团体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公共伦理规范,都具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社团自治正是这样一种以社团为基本单位的自主行动和自主管理的公民自治活动。社团自治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民主生活、公民理性的微观体现。要建构学校的公共生活空间,就必须充分发挥社团自治活动的作用,让学生在社团自治中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权利,同时也理解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个社团成员,他应该知道自己有权来参与社团生活、选举社团领袖、参与社团事务的讨论;同时,他也应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社团生活中的各种义务和责任,比如遵守社团的规章制度,履行社团成员的承诺,为社团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等。总之,社团自治和社团生活事实上是一种微型的民主社会生活,学生在其中不仅可以学会如何来建构一种民主的生活,同时还可以更透彻地理解自身的权利与责任,从而为在未来生活中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公民做好准备。
社区服务。建构一种公共性的学校生活,需要社区服务的帮助。社区服务是一种很好的公民参与活动,在社区服务过程中,公民不仅可以为所生活的社区作出贡献和提供帮助,同时也可以锻炼自身的公民品质。缺少了这种社区生活和社区服务活动,学生很可能只懂得一些苍白的公民知识、公民理论,而无法真正理解“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如何展开公民行动”等的真实涵义。正是因为社区服务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校公民教育就已经开始提倡“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的理念,主张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在锻炼公民行动能力的同时也为社区做出贡献。[4]中国香港地区在2002年颁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中也提出了要加强社区参与式学习,锻炼学生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公民品质。[5]由此可见,社区服务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公民教育途径,已经成为了学校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在学校公民教育中建构一种包含社区服务的公共生活实践,通过让学生参与到社区的卫生、交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公共服务活动当中,锻炼学生的公民品德和公民行动能力,使学生在公共实践中真正成长成为一名好公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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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公民道德类节目初探 篇4
我国除了卫视频道纷纷开办了公民道德类节目, 个别地方台也开办了此类节目。广电总局要求每档道德建设类节目每周至少播出一期, 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近年来各大卫视为了争抢收视率, 出现主流媒体过分娱乐化和低俗化现象, 导致主流媒体承担构建社会主义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舆论方面责任沦陷, 因此广电总局要求各大电视台主动承担起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 开办公民道德类节目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发展,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公民道德类节目在形式和内容以及播出时段上存在一定问题, 制约了公民道德类节目的发展, 因此研究如何扩大公民道德类节目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以湖南卫视的《平民英雄》节目为例探讨公民道德类节目。
1 道德类节目概述
广电总局要求各大卫视开办道德建设类的节目在于发挥主流媒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构建和正确舆论引导的作用, 实现媒体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防止主流媒体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1]。如湖南卫视2012年开播的《平民英雄》就是一档公民道德建设类的节目, 该节目牢牢植根于普通百姓, 以当下发生的平民英雄事迹为基础, 挖掘百姓身边的凡人壮举, 通过具有创意的故事回溯与访谈, 塑造出一个个平民英雄, 更加通过这种群像, 营造了一种尊道崇德、和谐向上的舆论氛围, 积极弘扬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平民英雄》一周2期, 播出时间为晚间18点段, 自2012年开播以来, 《平民英雄》累计播出超过200期, 累计观众到达率为53.4%, 今年以来, 该节目CSM全国网平均收视率0.29、份额2.66%。根据播出近两年来的市场反响来看, 《平民英雄》是所有卫视公民道德类节目影响较大, 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之一。
2 公民道德类节目社会价值体现
《平民英雄》节目之所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收视率, 不仅在节目形式、题材选择上别具一格, 同时更是因为《平民英雄》类的公民道德节目弘扬了社会主义价值, 符合经济高速发展、部分人群道德观扭曲时代社会道德发展的要求。《平民英雄》公民道德类节目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弘扬于聚焦
《平民英雄》已经播出两百多期, 其讲述的故事和人物各种各样, 其中关于普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故事非常多。如派出所所长贺志江为了救助一位与自己素不相识的老人向老人的儿子下跪, 采访的时候贺志江只是简单说自己是一名党员, 这是应该做的。还有社区干部陈浩赤手空拳与抢劫金店的劫匪进行搏斗, 更有用自己交换劫匪枪口下人质的女警察潘琴等,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这些故事都从正面树立的共产党员的新形象, 拨正了社会大众对共产党员是贪官污吏的偏见, 促进了社会和谐。又如《平民英雄》节目组在制作铜仁市消防支队碧江区大队救援一跳楼女子专题片时, 其片名为“绝望主妇”, 通过邀请宋绍楷、贺兵两名消防官兵到演播室亲身奖励救援故事以及还原真实场景, 讲述救助事件的整个过程。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 节目不仅表现了救援工作的曲折艰难, 更表现出了消防官兵为人服务的无私精神, 引导社会青年向消防官兵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促进正能量的传递。
2.2 引导大众生活主流价值观
《平民英雄》关注的不仅是英雄更是平民, 英雄不仅是党员也是普通百姓, 英雄事件不仅是突发事件也是日常生活。如《平民英雄》有一期内容为《高铁之子》, 讲述的是一位孕妇在高铁上意外生产, 由于各种原因, 孕妇不能随意移动,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G544列车在长沙南站停留了23min, 同时长沙以南的高铁线路全部停止运行, 都为产妇的生命保驾护航, 这些列车上顾客得知这一消息, 都表示理解。这是一群英雄, 可能大家并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他们都是人们心中同时也是他们自己心中的英雄。这期节目掀起了社会大众对生命的思考, 引起了人们对人文关怀的思考, 从而实现了公民道德类节目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2.3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平民英雄》通过各种故事的讲述很好的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人说这个时代没有英雄, 没有大侠, 《平民英雄》通过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英雄形象驳斥了这种观点。2013年有一期《严英俊很英俊》讲述了一个叫严英俊的残疾小伙英勇斗歹徒, 从歹徒刀下救出幼儿园老师的故事。这个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的年轻小伙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因为身上的残疾被人排挤, 至今只能在私人诊所做临时护工, 然而他却用他的善良和勇敢回报这个用嫌弃、歧视的眼光看待他的社会,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善良与英勇。节目通过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平民英雄”的故事, 他们的勇敢、机智、无私、无畏, 给广大观众留下最美最深的回忆。通过该类故事和人物的展现, 公民道德类节目诠释了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传承。
3 提高公民道德类节目影响力措施
3.1 讲好英雄故事
扩展像《平民英雄》的公民道德建设类节目的影响力, 提高收视率, 就必须得将节目办好, 首先就要将节目的主要内容讲故事做好, 要想讲好故事, 提高故事的感染力, 发挥故事的实际效用要从以下几点着手:1) 公民道德类节目不能局限于好人故事, 而应该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体系建设中, 善于发现新的热点问题, 就当下的热点进行探讨, 重视道德建设工作而不仅是道德宣传。同时道德类节目应该在保证故事感染力的基础上, 增加在人物选择和话语方面的引领力量[7]。节目应该在弘扬社会文明的先进道德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上下功夫, 提高节目内容的接受度。如所谓的低碳就是节俭, 但节俭在年轻人看来是一种抠门的表现, 而低碳则是一种时尚, 因此公民道德类节目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 选择符合大众的话语体系, 从而提高受众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从而将这些认知化为个人行动;2) 公民道德类节目不仅局限于好人好事都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表象, 而应该向观众展示好人的内心安宁的一面, 以及他们精神的获得。让观众感受到这些英雄应当接受鲜花和掌声, 应当接受整个社会的拥抱和笑脸。道德建设类节目不应只局限于对个体人物形象的塑造, 还要通过节目巧妙折射整个社会的温暖, 彰显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巨大进步, 成功地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的统一;3) 不断提炼公民道德类节目题材的深度和高度, 让观众去感受、去思考。例如《平民英雄》经常会有意识地结合社会热议的道德主题, 启迪观众对自我思想和行为的反思。例如:“如何让见义勇为的行为更有底气?”;“我们不敢挺身而出, 是不是因为把自己的得失考虑得太多?”等等, 让观众深感共鸣, 深受观众青睐。四、讲故事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丰富的、具有吸引力的。这就要求节目不断创新, 通过节目环节的创新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设置评论环节, 邀请法律专家或心理专家进行专业分析、评论, 改变故事讲述方式、提升节目内涵和思想等。
3.2 保证节目情感和思想与形式融合
保证公民道德类节目形式与节目内容在情感与思想的融合, 是节目成功的关键。《平民英雄》节目在这方面把握的比较好, 因此《平民英雄》较其他公民道德类节目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果[8]。《平民英雄》在主持人钟山在演播室讲述故事, 同时辅助新闻事件的视频和现场访谈三部分组成, 主持人把握故事的节奏感, 通过开头提问的方式制造悬念, 从而提高观众的求知欲望, 通过主持人讲解、视频再现将整个事件故事一气呵成的讲述出来, 然后邀请英雄在演播厅隆重出场, 进行深度访谈、深化主题。在该节目中主持人的作用较大, 他是故事的线索, 串联着整个故事的进展, 同时他根据故事发展的进程给予相应的犀利深刻的点评。同时主持人对平民英雄的提问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用聊天式的访谈来触及平民英雄的内心深处, 更全面的展示血肉丰满、有笑有泪、有着和我们接近的情感诉求和表达方式的英雄, 观众们会更加觉得“真实”、“就在我们身边”, 从而将节目推向更高的层次, 而不是停留在听故事的层面。优秀的节目恰当的表现了内容的情感与思想, 从而成就了《平民英雄》。只有当节目与内容所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一致时, 节目才能被观众接受, 才能起到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与思想觉悟的作用, 才能实现通过媒体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目的。
3.3 完善节目考评体系
现今公民道德类节目既要传播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又发挥引导社会正面舆论导向的作用, 同时还要参与各个频道的收视考核。所以这类节目的制作人要正确认识节目主流价值观与节目内容、形式的关系, 要更多的把镜头对准普通民众, 通过挖掘、提炼、报道平民百姓的非凡之举, 对受众的道德观念与行为选择上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 对树立社会正气、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另外相关主管部门和各个电视台应该改变对公民道德类节目的考评体系, 不能简单以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作为节目评价的唯一标准, 应从节目的社会功能方面健全该类节目的考评体系, 同时可以根据节目的影响力、社会反响等方面对公民道德类节目制作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政策, 激励工作人员不断的创作出好的道德建设类节目,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媒体特殊的力量。
4 结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作为主流媒体的各大电视台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舆论导向方面的巨大作用, 将公民道德类节目办好, 发挥公民道德类节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和引导社会舆论走上正确道路上的作用, 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进程,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促进伟大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相关人员应该从自身着手, 为公民道德类节目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促进道德类节目在形式和思想上的突破, 促进该类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相关规定要求省级卫视频道至少开办一个道德建设节目, 现今全国道德类节目在40档以上。公民道德类节目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同时公民道德类节目由于受节目内容、形式和播出时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和其他电视剧或综艺类节目相比收视率偏低,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道德类节目的影响力。因此研究如何做好公民道德类节目对于各个相关制作单位来说,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怎样做公民道德类节目以扩大节目的影响进行探讨, 以此为我国公民道德类节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民道德类节目,社会价值,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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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综合评语 篇5
初中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综合评语
该生能严格遵守学校纪律,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是个听话懂事、善解人意、诚实质朴、令人信任的学生。各科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学习有计划,有条理。学习刻苦,能从严要求自己。平时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有益的文娱活动。能坚定信心,持之以恒,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不断改进学习方法,争取学习成绩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在生活中更能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能时刻注意自身文明礼仪,自觉维护公共场合秩序。
公民道德品质 篇6
关键词:公民道德;精神文明;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40-03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定义、特点和意义。按照现代文明社会的元素和含义,可以界定为:“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1]它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同时每个公民个体的身份在人格上彼此是独立、自由与平等,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社会、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上也是对等的。公民社会还必须使社会中的百姓具有“公民意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来说,公民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公民意识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2]。在老百姓产生“公民意识”之前,百姓首先必须要有“公民身份”。1949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H·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题名为《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演讲时,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身份的演进历史,认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是构成公民身份的三个要素。而这与近代国家权力不断随历史变化自我限制,国家制衡机制与公民权利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有很大关系,并逐步产生“公民意识”的内涵,包括人权与公民权意识、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政府必须为民服务意识。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特征还包括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社会运动、志愿性社团、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和法治原则等要件。正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提出的“新型范式”,强调公民自由、平等的对话沟通,强调公民的主体性,强调公民交往目的是实现“公共自主”和“私人自主”。
海南岛由于长期处于边远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点低、起步晚,随着海南近年来的对外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社会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也随着暴露,包括大量流动人口和新移民人口的增加、乡镇社区的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从目前海南城市社区和乡镇农村的总体情况看,在形成、构建公民社会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由于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没有。人们很少把自己当作国家和社会的一分子,其重要原因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习惯于在被分配、被指挥、被管制的状态下生活太久造成的。
二是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的严重缺失和淡薄。一方面对现实生活当中各类丑恶现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不去运用自己的公民责任和义务去制止社会当中的“恶”,发扬人性中的“善”。不愿为正义、真理付出代价,总认为是别人的事而与自己无关。不少人既不知道自己作为公民有哪些权利、权益,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公民义务和责任,更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三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深度不足、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素质较低,参政议政意识不强烈,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水准都不高。
四是海南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缓慢,起不到一个公民社会应起到的作用。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民间组织的强大,它是具有共同政治信仰、理念,或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的一群人组建的。他们往往能以第三身份去推进和监督政府,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团体,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这些组织在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表明我们离真正的公民社会有很大的差距。要克服这些负面现象有很多方法和渠道,其中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民意识宣传、增加公民的参政议政的参与。但本论文要着重探讨的是“公民道德”对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道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早期由德崔希(D·deTracy)伯爵在1796年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表现出负面的含义,后来他又在1801年开始写作《意识形态原理》一书。直到1900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雏形。列宁曾说:“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客观真理和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3]。而恩格斯的定义则是:“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4]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也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制度性作用,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创始人诺斯认为,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三要素构成的。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其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的地位,且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5]。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非正式约束的变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认为道德的因素足以持续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例如一群违法的人群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要远远高于一群守法的公民。意识形态的思想道德使法律的作用或约束力会变得可大可小。“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制度在决定它们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做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进而,通过构造人们在某些方式下的相互作用,正规制度会影响我们为自己的行动支付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正规制度会被明确地或偶然地用于降低按一种思想行事的价格,它们为人们将其思想和意识形态融合到他们所做出的选择中去提供了自由。正规制度的一个关键影响是机制性的,如民主选择中的投票制,科层组织结构,它们能使代理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会产生与其他许多经济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简单利益团体提出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影响。”[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正如哈耶克所说:“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也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人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再度的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7]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通过公民自身的道德追求与约束可以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民主政治的责任能力,并形成一个多元化、道德型、自我约束并能减少和降低社会矛盾和各种政治冲突,以保护或增进公民自身的利益或价值。公民社会首先必须通过公民教育形成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民主自由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等公民意识,公民教育是国家的繁荣、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使得公民能够成为适应现代文明政治的成员。公民道德和公民教育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保证。通过政治文明使我国建设成民主政治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8]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9]
从海南目前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来看,一方面要改革相应的政治结构框架,另外就是要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养,让每个公民能以平等、自由、民主的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政府学校和社会两方面的培训提高公民道德,让已经形成了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观公民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教育和人的信念的力量去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让大多数具有共同道德观的公民能够知道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哪些是道德、规范的而哪些是不道德和不规范的。让每个公民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并自觉地做到明辨是非、弃恶扬善,保持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发展。使每个有道德的公民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社会稳定和法律的尊严,让更多的公民除了用法律的天平衡量行为规范之外,也用道德的力量来作为人们行为善恶评价的度量衡。公民社会建设取决于公民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这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因此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引导人们对自己的主观世界自觉地进行改造,让每个公民具有基本的道德素养,使人和人之间在精神文明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之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What is civil society?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4-03-01.
[2]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363.
[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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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F.A.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8]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关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 篇7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我国几十年来忽视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文化, 唯以“有之以为利”的“利”字, 制定民族教育方略, 淡化了“无之以为用”, 使整个社会精神领域出现极不乐观的现象, 贪、黑、黄毒难以根治。荀子说, “义”战胜“利”就是治世, 反之则是乱世。他倡议用义德的思想来治理由于“利”产生的乱世。当前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 思想道德的防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人们心理焦虑、精神负荷加重, 无良奸商的毒食品、毒工厂, 麻木不仁的见死不救, 恩将仇报的“救人反被讹”等极端事件频频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刺痛人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导致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多样化, 社会矛盾反过来又加剧了人际之间的不信任感, 如果任其恶性循环, 社会将陷入信任困境。当前, 各种民间和海外来的异教趁着国民精神领域的真空而悄然兴起, 动摇着国本。
建议:尽快扶植和建立本民族的精神灵魂框架, 优先将国粹的道德精神教育体系建立起来。
二、基本原则
坚持“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全民参与、长效机制”的原则。积极借鉴我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 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 要坚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具体措施
要想取得成效, 就要针对目前道德教育的对象、环境、条件实施有效措施, 在引导、感化难度加大的情况下, 要开辟新思路、找到新办法, 更好地激发人们的道德自觉、增加人们的道德力量, 营造有德光荣、失德可耻的社会氛围, 应不断创新观念、形式、手段, 在针对性、有效性上下功夫。国家应坚持从顶层设计, 加快建立和扶植传统文化长效学习机制, 将“仁、义、礼、智、信”尽快展开, 全民性的推动道德教育。
首先, 健全法律法规, 将学习国粹的道德精神教育规范化。社会良好道德的养成, 需要每个人的内在自律, 也需要外在的力量约束。特别是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全社会弘扬正气、激浊扬清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其次, 善于抓住重点人群, 事半功倍。一是“童”。道德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应该从孩子会说话开始就有一个家庭诵读的氛围进行熏陶, 并坚持把道德教育融入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等教育全过程, 使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打下坚实的道德修养基础。笔者于近期对某大学图书馆进行了调研, 其中涉及传统文化方面的图书367册, 随机借阅了几册, 发现几乎都是全新的, 无人翻看。从而可以看出如何推动大学生借阅相关书籍进行学习是关键。二是交由社区管理的人员, 这部分人素质参差不齐, 但是他们即参与社会管理又参加家庭建设, 在修德方面应该是重点管理人群。社区应该建立人人参与的机制, 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 鼓励人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 为社会道德的提升贡献一份力量。如公共场所的除冰雪、扫垃圾、关心独身老人等活动, 为社会奉献爱心的同时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同时提升了道德意识。另外, 笔者对已退休公务员中的党员进行了调研, 他们的党组织关系仍然在原工作单位, 按时缴纳党费, 但是长期不开展活动, 应该说这部分人的素质相对较高, 退休后多数是在家照看下一代, 如果能够带动起来, 对修德的贡献一定不小。三是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品性言行社会影响较大, 应该成为社会道德的标杆, 所以应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慎独、慎言、慎权”的能力, 加强自我管理, 使之为全社会作出表率。
第三、改进教育方法。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不同人群, 将道德讲堂、道德论坛、道德模范评选等形式常态化, 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利用公众比较集中的场所如:站台、公交车厢内外、受众较多的电视时段等发布公益广告, 如:在电视黄金时段播出的公益广告中姚明的拒绝食用鲨鱼翅、常回家看看等;公交车厢中的24孝的宣传;施工围栏宣传的中国梦等。近期宣传的北京朝阳区图书馆进社区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好形式。用手机短信、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等平台传递正能量, 要言简意赅忌长篇大论;中央台的孔融让梨等连环画、动漫、微电影等手法可以进行形象化展示, 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氛围, 进一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第四, 注重实践。道德教育不应只是说教, 而应重在实践。应把道德教育融入日常工作学习中, 突出行为教育、习惯养成, 引导人们自觉遵守基本道德规范, 在实践中领悟崇高、感受光荣, 使凡人善举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充分发挥社区、党办的作用, 通过举办论坛等形式, 褒扬好人好事, 批评不良现象, 自觉修身律己、崇德向善。
浅论“中国梦”与公民道德建设 篇8
其实, “中国梦”的核心就是让中国人民幸福地活着, 这样的幸福感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 更多的是精神的充盈、道德的提升和社会的文明。中国梦是一个大美之梦, 每个公民都能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生活在一个阳光的、向上的、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保有彼此间的理解、包容和关爱, 放下心中的仇恨、分歧和憎恶, 感受奋斗的希望、人性的温暖、道德的滋养和组织的关怀。每一个人都有向往美好, 憧憬幸福, 创造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愿景, 这就是“中国梦”, 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而这个梦的实现离不开公民道德水平的提升, 可以说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依托和灵魂支柱。所谓“道德不倡, 天下不宁。为物生贪欲, 贪欲生妄念, 妄念即祸根, 祸根必大乱。”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 其中关于公民的道德建设的智慧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更加丰富和全面。
一、忠孝为本
忠孝, 指的是忠于祖国, 孝于父母。《孝经》开篇即云:“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孝经·开宗明义章》) 又说“孝悌之至,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孝经·感应章》) 儒家认为忠孝悌是仁爱和道德的根本, “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论语·学而》) 孝亲, 是对父母师长的感恩与回报, 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更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不竭动力。鸦有反哺之义, 羊有跪乳之情, 作为人更要有感恩父母和师长的真挚情感, 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实现家庭的梦想, 改变家族的命运。这样每个家庭才能更富裕, 更和谐, 更有希望。
尽忠, 是对国家的至孝, 就是把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追求结合起来,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时时刻刻把国家的利益放到首位, 为祖国的发展和腾飞, 贡献自己的一切。在古代, 忠于祖国, 是大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所谓“君子以为忠”。 (司马光《训俭示康》) 林则徐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要实现“中国梦”, 就要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于党的领导, 就需要每个人都找回应有的民族自信心, 为祖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基础。这样的“中国梦”, 才能踏踏实实。
二、利他为法
利他, 就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将每一个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 用自己的包容去温暖每一寸寒冷的土地, 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但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飞速发展, 多元文化也不断在撞击和磨合, 给不少人的价值观带来了迷茫。甚至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很多人缺失了道德良知, 导致价值观混乱, 恶性竞争泛滥。很多人一切都向“钱”看, 不再考虑他人的需要和感受, 不顾百姓疾苦就产生了腐败问题;不顾患者安危就产生了假药问题;不顾孩子的成长就产生了奶粉问题, 类似的道德缺失问题层出不穷,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古人说:“君子贵人而贱己, 先人而后己。” (《礼记·坊记》)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培养出更多常怀仁爱和感恩之心的人, 如果一个人把为人民服务当做是份内的职责, 他就一定不会贪赃腐败、以身试法;如果一个人把患者看做是自己的亲人, 他就一定不忍心去生产虚假药品;如果一个人把每一个孩子都看做是自己的子女, 他就一定不会制造问题奶粉。其实做到利他并不困难, 要做的就是放下那颗自私自利的心,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当一个人真正利益他人的时候, 其实也成就了自己, 内心里会生发出真正的喜悦和幸福。这样的“中国梦”, 才能实实在在。
三、谦恭为常
谦恭, 就是谦虚恭敬, 所谓谦恭为常就是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三人行必有我师, 择其善而从, 其不善而改的心态”。就是时时刻刻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最低, 向先进的个人学习, 向先进的民族学习, 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清代申居郧曾在《西岩赘语》中说过:“好说己长是短, 自知己短便是长”。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他的独到之处, 都值得我们谦虚地研究和学习。
《易经》里讲:“谦享。天道亏盈而益谦, 地道变盈而流谦, 鬼神害盈而福谦, 人道恶盈而好谦。”把谦恭的心态落实到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多一份谦虚恭敬, 就多一份成就。一块低洼的土地才能涵养水源, 一个把自己位置放低的人, 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拥护。只有我们常常谦虚恭敬, 居安思危, 我们的脚步才更加坚定, 当我们“中国梦”真正实现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再去做不切实际的幻梦。这样的“中国梦”, 长长久久。
实现“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哲学、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全面繁荣和发展。那么对人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民的道德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要实现“中国梦”, 需要的是一大批有道德的公民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各个领域为祖国和人民而奋斗。
公民道德品质 篇9
关键词:公民教育观;公民道德教育;人的主体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1—0111—02
一、西方公民教育观概述
不同的民主背景下产生的公民教育理论,构成了不同的公民教育观。一般来说,社会的民主性决定了公民应该具备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需的各种公民资质,但是公民资质的具体内容,包括对国家、社会以及公共事务持什么样的情感、态度,程度以及各种公民资质之间的关系界定、如何实现培养理想公民的具体模式等等一系列问题,仍需要具体的理论作为支撑。公民教育观正是涵盖了这些具体理论的体系总和。从根本上说,建立在不同公民概念基础上的公民教育观必然存在差异。例如,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公民概念区别于建立在社群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公民概念。两者对公民应该具备的公民知识、公民意识以及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应该具备的公民态度和道德观价值观、乃至公民为实施公民行为而应该具备的行为能力的期望都不尽相同。
纵观西方公民教育观的历史演变,三种公民教育观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以及社群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三种公民教育观对公民教育的目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均有各自详细的阐述。共和主义公民观注重公民参与,强调对具有凝聚和引领社会功能的公共美德与共同价值观即“共同善”(common good) 的追求,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担任公共职务、参与公共事务有助于养成公民美德,公民通过追求、维护“共同善”而凝聚为命运共同体,而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公民实践其责任与义务,树立公共利益优先的观念,培养公民履行责任和义务以及行使公民权利的主观愿望;自由主义公民观则强调个人至上,即个人是本源、目的、第一位的,强调道德的个体性与相对性,认为多元价值是不可消除的社会事实,社会团结基于公共规范而非共同理想,好政府依赖制度制衡而非公民美德,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民主性格与批判能力的公民;社群主义者既重视公民个体平等的权利,也提倡通过培养公民对社群的认同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善”,倡导积极的公民参与,重视公民社会公德意识与爱国热情的培养,在教育途径与方法上,重视国家的教育责任,注重学校与社区教育的结合,重视服务学习,要求学校传递多元文化,培养能够尊重、容忍和包容文化差异,善于处理文化矛盾与冲突,具有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公民。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公民教育观体现出的价值取向虽不尽相同,但就其整体的发展趋势而言,其共性表现在公民教育观的核心理念上,即主张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倡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并重。这些核心理念在西方各国的公民教育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也反映出当代民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现代公民教育观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政治本位”思想无法提供公民教育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现代公民概念并未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与思想领域,现代公民教育没有明确体现在教育体系与宏观政策中,其发展几乎停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经济的飞速发展拓宽了公民教育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里,社会公共空间日益拓展,民主、平等、法治、权利、契约等观念逐渐成长,为现代公民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土壤。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现代公民教育新要求,培养现代公民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为现代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为我国现代公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宏观目标为标志,中国进入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重要特征,同样为我国现代公民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及明确要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 ;“健全社会组织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这一要求体现出一种新型的政府、社会以及公民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公民教育观的演进以及公民教育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西方公民教育观中的公民道德教育
回溯中西公民教育观的历史变迁,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公民教育观的内涵与变迁不尽相同,但大体而言,中西方公民教育观却呈现出相向运动、相互融通的走势。体现在公民道德教育上,尤为明显。在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上,均趋向强调公民教育以公民德行为基础,对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的不同认识,影响和制约着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在教育实践中的处理。重视通过道德体验与道德践履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其影响绵延至今。早期自由主义者认为多元民主社会对公民道德上的要求存在导致价值一元、危及个体自由的可能,注重社会制度公正的价值,而不主张强调公民道德。但在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里,仍然强调了公民德行的重要性。指出健康稳定的民主社会对于公民的品质和态度的依赖性,公民的德行被称为社会资本。在西方,公民德行得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一以贯之的重视。在近代公民教育思潮中,虽然抨击传统道德曾带来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对立,但道德作为立人的根基,私德作为公德的基础,践履作为道德养成的途径,公民道德作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仍是基本的理论共识。而现代公民教育思想中,对于唯智主义教育思潮以及“应试教育”的过度依赖,使得道德教育边缘化、重灌输知识而轻道德实践的现象严重,但随着不良后果的逐渐显现,中国现代公民教育又重拾道德践履的民族教育文化传统,注重将公民德行及其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在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上,尤为典型。综上所述,不同公民教育流派对公民德行的重视程度虽不尽相同,但重视公民德行与制度平衡协调、公民教育以公民德行为基础的趋势是一致的。
四、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公民道德教育
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公民教育的进程中,必然选择以转变公民道德教育理念与模式为出发点。研究中西方公民教育观的异同,并以中国的当代国情和传统德育为背景,坚持和谐可持续的价值理念,深刻挖掘人的主体性精神,以人为本,塑造现代公民人格。
从传统德育中汲取精华。情感应答机制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精华,注重将情感作为最重要的人格因素,强调情意感通、情化教育的德育模式,不仅符合现代心理学和情感教育中关于情意感通既有利于人们建立良好的,健康地悦纳自我,更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对他人产生关怀、仁爱、尊重、宽容等等健康情感的阐释,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本质要求。情意感通、情境化育等教育机制,在“我向性”情感逐渐发育为“他向性”情感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个体与他者相互承认、尊重、关怀、宽容等良好的情感品质。从的发展而言,这种协商性的、妥协性的公民关系以及健康公民品性正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如此,从实践层面上说,现代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只有采用亲近于以个体情感体验、感悟为主的情境化育,而非刻板的道德说教与价值灌输,才有可能实现从道德“他律”到“自律”的内化。从现代公民教育的本质上说,激发公民个体的主体性,以公民个体自主、自觉的价值认同与责任承担为核心,培养健康的公民意识、情感与健全的公民能力正是和谐文明的民主社会对其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
在当代德育中改革创新。当代德育改革中涌现的生命德育模式、生活德育模式以及生态德育模式,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敬畏生命、重视生活经验、追求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也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理念,为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提供了引导与支撑。现代生活德育论的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重视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主张将生活作为教育的依托与归宿,认为德育为了生活并在生活中展开,倡导德育必须“回归生活”,强调“准备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社会生活”,认为德育必须植根于未来公民的生活土壤,才能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合格公民。现代生态德育模式将自然生态作为人类和谐发展的资源,从人与自然关系中寻找德育本体依据,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中激发生命体验,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与价值情怀。这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体现出和谐理念下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与生态观念的现代公民人格的新视野。
回归以人为本的主体性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转型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道德危机”, 我们必须摒弃过去脱离现实生活基础的、高不可攀的道德规范, 使社会公德从“圣人”回归“民众”,构筑多元化与差异性并存的公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法则”。以人为本,回归主体性精神的公民道德教育的本源,从“天国世界”回归到“感性世界”。
一言以蔽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当代公民道德教育,只有植根于中国现实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和理性的文化自觉为指导,坚守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民族传统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最终开辟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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