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危机

关键词： 原则 哲学 危机 公关

哲学危机（精选七篇）

哲学危机 篇1

转“危”为“机”是真正的能耐

很多人认为中国许多企业的发展主要在于机遇而非能力。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有了机遇而没有能力, 同样无法发展;经历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而生存下来的中国企业, 就必然有其对于企业与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和把控能力, 就必然有自身一套经得起考验的经营哲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承受危机承受压力是任何一个组织修炼超越的必经过程, 并且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获得未雨绸缪应对危机的能力。

管理哲学永恒的亮点在于:把面前的每一事件均视为一种机会。我国古代《兵经一百》里说:“目前为机, 转瞬为机;乘之为机, 失之无机。”“危机”两字, 着力在“机”字, 能够转“危”为“机”, 力挽狂澜, 扭转局面, 方显沧海本色, 才是真英雄的气度;在动态中在不平衡中取得平衡, 在逆境中变劣势为优势, 才是真本事。所以我们说战略思维很重要的体现在于面对突发多变的内外因素变化, 如何进行决策。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 海尔在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建有企业, 都不景气。海尔经过分析发现, 东南亚国际的家电消费是持币待购, 是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才不消费, 并不是说家里不需要。于是, 海尔便不失时机地在这些国家做了许多的广告, 而且都在非常好的广告位置, 广告的价钱还不到金融危机前的三分之一。金融危机过去之后, 需求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在管理哲学中, 就叫做管理机缘论。危机时刻体现方向感、责任感和管理哲学思维, 真正有能耐是在对待危机的态度和将风险化为机会。

生存哲学决定危机应对的价值判断

重大事件关头的价值分析和最终抉择是企业哲学的反映, 是企业是否具备核心价值观并坚持之的反映。同样是跨国公司受贿事件, 郎讯选择自曝家丑, 而沃尔玛则是回避掩盖。同样是面临非典事件, 罗氏制药公司想发国难财, 蓄意制造谣言以促进其药品的销售, 使自身商业诚信和社会良知受到公众质疑, 其形象一落千丈;而香雪制药则是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 通过免费赠药、制作防非典宣传资料等及时措施, 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当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 在极短的时间里企业危机应变的态度和行为, 将最直接体现一家企业长期的生存哲学。

使命是指企业存在的价值、存在的理由或者说要解决企业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这本身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 第一是企业自身存在的意义, 第二是企业存在对于社会的意义。具言之, 企业使命关键要解决企业、股东、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社会等若干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定位以及企业与它们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国外企业的表述中, 有称之为使命、宗旨、任务陈述、信条、信念等等。

下面是Johnson&Johnson (强生) 公司的使命表述摘要:

“我们认为自己对于医生、护士、病人、父母们和其他使用我们产品和服务的客户负有第一责任。

为了满足他们的每一个要求, 我们必须高质量地完成工作。

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努力削减成本以保持合理的价格。

我们必须及时而准确地满足顾客的要求。

我们的供应商和销售商必须有合理的赢利空间。

我们要对员工负责。

我们对于自身所居住和工作的社区, 以及全世界的社区都负有责任。

我们必须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支持慈善事业和友善的活动, 并承担应有的税赋。

我们鼓励公民的发展以及更好的健康和教育。

我们必须合理地使用所拥有的财产, 保护环境和资源。

我们对我们的股东负有终极责任。

当我们根据以上这些原则进行经营的时候, 必须为股东提供合理的回报。”

美国强生公司因成功处理泰诺药片中毒事件赢得了公众和舆论的广泛同情, 在危机管理历史中被传为佳话。1982年9月, 美国芝加哥地区发生有人服用含氰化物的泰诺药片中毒死亡的严重事故, 其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 调查显示有94%的消费者知道泰诺中毒事件。事件发生后, 强生公司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按照公司最高危机方案原则, 即“在遇到危机时, 公司应首先考虑公众和消费者利益”, 不惜花巨资在最短时间内向各大药店收回了所有的数百万瓶这种药, 并花50万美元向有关的医生、医院和经销商发出警报。泰诺案例成功的关键是因为强生公司有一个“做最坏打算的危机管理方案”。该计划的重点是首先考虑公众和消费者利益, 这一信条最终拯救了强生公司的信誉。强生处理这一危机的作法成功地向公众传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和认可。强生公司的危机案例极好地反映了企业文化与危机管理的终极联系。

将危机赶进跑道

危机管理根本的取决于站得高看得远, 战略文化得当。战略方向是错误的, 转“危”为“机”难上加难;连自身一贯的企业信条都没有的企业, 危机管理将缺乏直接的理念指导。危机管理的核心是危机公关, 既涉及对外各利益相关方, 也必须重视对内员工的危机教育。

2003年7月29日, 索尼 (中国) 公司发布了一则《致索尼彩电用户的通知》。函称, 由于索尼有10款特丽珑电视机的零件有瑕疵, 它们将在日本召回34万台“特丽珑”电视机。在中国市场, 索尼公司并没有销售以上10个型号的彩电, 但是在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间, 索尼在中国生产的少量21英寸彩电有6种型号也使用了该类电视器件。如有中国用户发现以上型号的索尼彩电出现类似情况, “恰当的检查及维修服务”, “如因此为您带来任何不便, 我们表示真诚的歉意”。索尼中国公司在处理这次公关危机时显得临阵不慌, 并主动出击, 把可能会扩大的危机尽量弱化和降低扩散性, 并正确地引导了媒体的舆论导向, 避免了索尼在中国的品牌损伤。

整体而言具有如下公关经验值得借鉴:第一, 积极与消费者沟通, 争取主动性。第二, 指定新闻发言人, 保证信息统一性和畅通性。索尼在这次的危机公关中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 整个对外的声音只有索尼中国公司高级公关经理李曦, 保证了与媒体信息沟通的统一性和畅通性。第三, 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消费者。索尼在致消费者的通知函中, 虽含蓄却完整地表达了对消费者的“4R”公关原则:遗憾 (Regret) 、改革 (Reform) 、赔偿 (Restitution) 、恢复 (Recovery) , 即一个组织要表达遗憾、保证解决措施到位、防止未来相同事件再次发生并且提供合理和适当的赔偿, 直到安全摆脱这次危机。索尼公司所表达的对产品出现问题表示了遗憾和歉意, 对未来的产品表达了革新, 对出现问题的产品免费维修等等, 体现了一家跨国公司的管理风范和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说明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处理这场危机的。第四, 勇于承担责任。索尼在日本生产的彩电因“瑕疵”出现问题, 索尼实行了“召回”, 并免费检测和维修。

危机管理的能力建立在机制完善、反应快速、对外一致、责任明确, 根本上是管理水平的体现, 其贯穿的流程是PDCA。从ISO9000的质量管理体系提到的以持续改善为核心的PDCA循环模型到六西格玛的SDMAC法, 都说明是一种对过去失误造成问题而引发的一种事后改善的方法, 危机虽然在概念上存在一种客观存在,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现象, 但其管理的实质与科学的管理体系是如出一辙的, 都是以预测或计划性的PDCA为指导思想, 也脱离不开一种循序渐进, 以持续改善, 杜绝发生或改良发生效果, 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的一种管理流程。

战略思维统率下建立的危机管理思维。危机管理思维主要建立于对危机事发前的企业危机防范、监测和预控。企业在组织架构设置的同时应该具有战略目光建立独立的或者矩阵式的危机管理中心, 危机管理中心培训和发展领导层次的危机管理思维, 从危机的预防、发生以及危机的分析、评价总结, 在最高领导者的参与下, 从上而下建立危机管理思维。但危机管理中心要注意危机管理的核心思想, 也避免将危机管理的思维在员工心目中形成“前怕狼后怕虎”的定性思维, 也不能因为过分的危机管理而事事约束员工的创造思维。如下流程图:

1.危机管理的系统操作流程

A.调整组织结构, 建立矩阵式的危机管理中心

危机管理中心也就是应急中心, 是企业为应付或更好地进行危机管理所设置的一种机构, 矩阵式的危机管理中心是灵活多变的组织机构, 也可以危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存在, 由最高领导者担当委员会主席, 从各个职能部门抽取核心的管理骨干担当委员会的委员, 定期召开会议, 实施培训, 建立规范的制度、程序等。

B.建立危机管理信息资源库

危机管理中心主要从服从企业战略出发, 识别各个部门内部、外部潜在的危机, 捕捉危机前的征兆性的信号, 将归纳的潜在的导致危机产生的信息规类编号, 建立到危机管理信息资源库中, 并定期对以往国内外产生危机的企业现象进行多渠道、多方向、多性质的判别诊断, 形成系统的危机信息, 并以前者的经验建立相关的管理方案, 加入并补充到危机管理信息库中。信息库的建立是一种战略的思维, 能够起到培训和预警的作用, 对企业战略的顺利开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C.建立操作流程、程序及制度

拥有危机管理的思维, 如果没有细节标准, 再高度的思维也难以执行下去。形成操作流程, 包括建立危机管理委员会管理体系、危机管理会议制度、危机管理信息管理制度、危机管理培训制度、危机管理应急方案与评审、危机管理的评价与改善制度、委员会委员的职责与权力、危机管理手册、危机公关宣传、危机公关调查、危机公关效应评审等等, 从形式上、思想上固化, 规范系统管理。

D.进行企业危机管理的模拟训练

危机管理必须由实践的练习演示才能加深员工对危机管理的重视与培养科学的应对经验, 比如定期召开火灾应急培训、企业管理高层的离去等等的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能够促进团队在危机管理中掌握应变能力, 也能够培植企业的文化贯彻。模拟训练包括:领导的指挥控制、员工的应急措施实施、危机后的公关宣传管理。

2.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处理

(1) 危机管理中心应急系统生效:启动应变计划危机管理中心根据典型的操作流程进行有步骤的应变措施, 当然在这个时期, 领导者应该坚定人心, 镇静指示。

哲学危机 篇2

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谈起

“东学西渐”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展开和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涉及从器物层面到社会制度形成与变革直至哲学观念等各个层次.中西哲学文化的互补性及所遵循的共同发展规律说明,无论是西方哲学文化还是中国哲学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全球化时代取代、更新、补缺是正确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才是我们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

作 者：杨永庚 Yang Yonggeng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法政系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B2 关键词：中国哲学文化   西方哲学文化   合法性危机

森鹰：危机中的减法哲学 篇3

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曲线成长

森鹰的16年，也是董事长边书平不断做减法的16年。

1998年，在一次欧洲旅行中，边书平偶然看到德国的木窗制作得非常精美。几乎没经过什么论证，他就决定拿回中国生产。此后就有了森鹰，有了木窗业。

一年之后，边书平把原有公司的其他业务都交给了总经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木窗制造。森鹰从起步起即确立“三不原则”，即不做铝窗，不做塑窗，不做门。而专做木窗，是森鹰早期的聚焦战略。

1999-2003年的5年间，边书平带领团队走遍欧洲和北美，遍访天下做木窗者，从德式木窗起步，相继引进了日式、美式、澳式等各类风格的木窗产品。他当时的想法是森鹰只做木窗已经够“专”了，要把森鹰做成世界木窗博物馆，就得推出各样的木窗去满足各种需求。但是，这却是一次严重的误导。虽然德式、日式、美式、澳式同为木窗，但其结构、用材、设备、工艺都不同，这就带来物流混乱、成本高、工人不熟练等诸多问题。另外，不单单是多产品的工厂难以管理，而且运作多项目的现场更加艰难。他意识到单凭一家公司、一个老板永远不可能同时做好工厂和现场，更谈不上作出规模效应。

一直到2003年在投资了2亿元，苦心经营了5年后，森鹰的销售才勉强达到7000万元。不但是森鹰，当时整个中国窗产业也没有一家10亿元规模以上的企业，可以说全国3万多家窗厂，清一色的都是小微企业。这与中国庞大的房地产市场极不相称。边书平对木窗开始失去信心，就把森鹰交给了一位空降总经理，自己则去做了3年的国企并购。结果是并购业务获利颇丰，森鹰却濒临崩溃。

2006年年底，森鹰的工厂和现场都异常混乱，其他公司也同时出现危机，这让边书平心力交瘁。他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心态也随之转变。这一年，他痛下决心，开始做减法，专做森鹰窗业，并在危难之际重新披挂上阵，亲自“操刀”森鹰的变革。

放弃与聚焦

边书平不服输的性格，启动了森鹰历史上两次刻骨铭心的放弃与聚焦。

他认识到，光依靠自己做现场管理是不行的。应该采取代理制度，放弃现场，聚焦工厂，把服务交给代理，而森鹰只管制造。他还认为，代理商是老板，他们管现场，一定比森鹰更负责任，所以森鹰的这片天应该由一批老板来共同撑起。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专业化“分工手术”，却“动”了整整6年时间。手术并不难，难在利益分配，人家为你做安装、服务是要付出努力并承担风险的，但同时必须要有利润。

解决出路有两条：降低成本和提升价值。对于边书平而言，“偷工”不能干，因为员工收入是创新与责任的基本动力；“减料”更不干，行业内无人不知，森鹰只使用世界上最好的设备和材料。那么就别无选择，只能提高价格。而令人惊异的是，价格上去了，销售却飙升了。2009年森鹰首次突破3亿元，2010年突破4亿元，代理商们乐了，顾客投诉不见了。实践证明，专业化分工带来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而顾客对好的服务也是肯定埋单的。

有了这次放弃与聚焦，森鹰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费用下降，服务上升，实力增强。这让边书平信心重燃，开始放胆谋划如何聚焦公司多样化的产品线。当时公司主要有两大产品系统，一是德式的铝包木；二是日式的木铝复合，另外还有美式、澳式等非主流产品。2001年推出一款日式木铝复合窗的时候，在边书平看来它不是一款木窗，而是一款内刮木板的铝合窗，无法做成节能环保产品。但当时由于德式木窗价格高，国内市场认知低，销售困难，公司不得不引进日式木铝复合窗，以求生存。而德式产品的质量亦是不言而喻的，它在节能环保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于是在森鹰，一个“疯狂”的决策出炉了——放弃高耗能的假木窗，聚焦节能环保的真木窗。不曾想，放弃日式木铝窗竟遭到很大阻力，当时公司正面临股票上市报告期的头一年，放弃意味着报表将会很难看，但在边书平心中只有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必须做“真木窗”。这从长期看一定是正确的。

追求卓越首先就要选择正确。2011年，森鹰开始拒绝接受木铝复合窗的订单，同时也做好了经受风浪的准备。再次意想不到的是，2011年销售竟然从4亿元飙升到5亿元，不降反增。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最糟糕的年份，销售仍然保持小幅上升，进一步验证了顾客不但对优质的服务埋单，更对专业型产品青睐。

放弃现场，聚焦工厂；放弃假木窗，聚焦真木窗，这就是森鹰成长史上的两次战略大转型。当时在行业内传言四起，都在说森鹰完了，而事实是——质量快速提升，成本明显下降，价格稳中有涨，品牌逐渐树立，销量翻番提高。

森鹰的启示

2012年，森鹰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果断投资1.5亿元，建立奥地利李赛克中空玻璃加工和瑞士金马外铝板框喷涂两条生产线，外铝板框全部实现无缝焊接，对于窗来说，两个最重要的配套构建质量大幅提高，竞争力也在增强。

同时，森鹰更加重视创新与改造，2010-2013年连续三年申报专利超百项，其中发明专利36项，并推出与被动式、低能耗建筑配套的派克森系统，即超级节能产品。2013年，森鹰依靠铝木窗单一产品，将一举突破6亿元的销售，这个成绩是行业排名老二的6倍。

与那些伟大的企业相比，森鹰的成长历程也许平淡无奇，但它却以此平稳度过“寒冬”。边书平认为，只有赢得顾客心智的强势品牌才能过冬。所以，如何在竞争中赢得顾客的心智，从而赢得顾客的选择，就成了企业生存的前提。

打造强势品牌的关键就是聚焦。在边书平眼里，走一条窄而深的路，并在这条路上实现渐进式创新，做好产品，做好服务，保有现金流，才能打造细分行业的强势品牌。

多数中国企业信奉，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欧美企业则坚持相反的做法，并精心地去呵护它。“聚焦”对中国企业来说，正成为极大的挑战和生死考验。或许，边书平最深的一个心得对所有企业都具有启发意义，那就是：舍得放弃，受得诱惑，耐得寂寞，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哲学视野中的危机公关原则 篇4

关键词：社会组织,公众,危机事件,公关原则,哲学内涵

当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各种自然或人为灾害、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事件时有发生。从公关学角度看, 这些公共事件是企业、政府等相关社会组织面临的公关危机, 处置这些公关危机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也就称为“危机公关”。中外公关学界提出了处置公关危机的基本原则, 其中国内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先生首创的“危机公关5S原则”对任何社会组织都有较强的实用性, 每一条原则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承担责任原则体现了为公众利益着想的人本哲学思想;真诚沟通原则要求社会组织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折不扣地向公众告知事实真相;速度第一原则蕴含了善于洞察先机、控制事物向劣性质变发展的质量互变哲学;系统运行原则要求社会组织善于运用系统哲学思维, 整合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部门在危机处置中的作用;权威证实原则要求社会组织重视和发挥外因在化解公关危机中的重要作用, 善于借助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 增强事实真相报道的公信度。

一承担责任原则彰显了人文哲学情怀

关于承担责任原则, 游昌乔指出:“危机发生后, 无论谁是谁非, 企业应该承担责任。应该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 并及时安慰, 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致歉, 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问题, 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与这一原则相似的另一种提法是公众利益至上原则, 这一提法指出“危机的不可抗性和一般公众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 迫切需要组织在危机管理中将公众利益作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是当危机事件给公众和社会造成损失时, 组织必须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慰问, 及时解决危机带来的困难。”从这两种提法对社会组织的要求来看, 都强调以人为本, 把维护公众利益、慰藉受害者放在第一位, 实际上是同一危机公关原则的不同表述, 都彰显了人本哲学精神。

“当组织成为公众舆论指责的对象时, 要勇于承认错误, 要有知错必改的精神, 从而引导舆论向有利于组织的方向转化。”公开道歉不见得是坏事, 反而更容易博得媒体和公众的谅解和欣赏。即使责任不在自己, 组织也应该展现善尽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事实上, 人们感兴趣的往往是组织对事情的态度, 而非事情本身。承担责任, 也许会给社会组织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 但赢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心, 则会为社会组织重整旗鼓、再展雄风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 承担责任原则彰显的是社会组织为公众利益着想、以人为本的哲学精神。

二真诚沟通原则蕴含了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

关于真诚沟通原则, 游昌乔指出:“企业处于危机漩涡中时, 是公众和媒介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质疑, 因此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企图蒙混过关。而应该主动与新闻媒介联系, 尽快与公众沟通, 说明事实真相, 促使双方互相理解, 消除疑虑与不安。”以诚相待是危机管理工作中取信于民、转危为安的手段之一。许多时候, 当危机发生以后, 向对方传达一种诚实、坦诚、可接近的强烈感觉是很重要的, 所以真诚沟通是处理危机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蕴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

由于公关的主要内容是沟通和信息的传播, 因此公关人员在进行危机公关时, 就应该坚持真诚沟通原则, 实事求是地与公众进行交流。在沟通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公共关系工作的思想路线。”因为“当你发现需要遮掩最初歪曲的事实时, 一个小小的谎言往往会变成一连串的谎言”, 结果会弄得社会组织顾此失彼, 焦头烂额, 得不偿失, 形象受损。

被列为2009年较大危机公关案例之一的云南省“躲猫猫”事件的处置, 在前期和后期的危机公关策划上截然不同。2009年2月12日, 被拘押的昆明市晋宁县李某在看守所死亡。在前期的危机公关中, 当地警方先后两次发布通报, 以受害人李某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不小心撞墙致死的回应搪塞公众, 违背了真诚沟通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 也使自身陷于被动之中。在后期的危机公关中, 云南省有关政府部门借助网络手段, “创新性的采取了公众参与的调查委员会形式来还原事实真相, 借助媒体与公众进行真诚沟通, 最终获得到了广大网友与媒体的支持, 安然经受了这次公众舆论大考验。”真诚沟通, 成功辟谣, 使政府在公众心目中重塑了良好形象, 同时也使政府切实认识到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坚持实事求是哲学精神的重要性。

三速度第一原则遵从质量互变哲学

关于速度第一原则, 游昌乔指出:“在危机出现的最初24小时内, 消息会像病毒一样, 以裂变方式迅速传播。而这时候可靠的消息往往不多, 社会上大多充斥着谣言和猜测。危机发生后, 首先控制住事态, 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 这是处理危机的关键。”这一原则要求社会组织在遭遇危机事件后, 要树立见微知著的意识, 及时控制危机事件的量变, 最大限度防止危机事件新的质变发生。“处理突发事件的时间尤为重要, 对时间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突发事件的有效性。处理若不及时, 公众在长久等待毫无结果的情况下, 必然会失去对形象主体的信任, 转而找别的途径宣泄不满。”而宣泄不满的方式之一就是信“谣”和传“谣”, “任何一则小道消息都会被民众信以为真。可见, 把握第一时间进行舆论引导, 不仅可以避免外界猜疑和谣言蔓延, 更能够从态度上体现沟通的诚意, 积极主动地进行危机修复。”

四系统运行原则是对系统论哲学的运用和实践

游昌乔在其危机公关原则中指出:“在逃避一种危险时, 不要忽视另一种危险。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必须系统运作, 绝不可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化害为利。”这就是危机公关中的系统运行原则, 这一原则蕴含了系统论的哲学思维。在政府危机管理中, 系统论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参与危机管理的各种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整合, “形成优势互补、协同配合、优化组合的网络系统, 从而实现对公共危机进行预警、处理和恢复等的高效化。”

近几年来, 中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 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针对各类公共危机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法规、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 由相应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其中一个环节, 开始了公共危机的系统化整合管理。

对企业来说, 公关危机的处置要比政府更具有挑战性, “按照辩证系统论的观点, 企业危机管理无疑是个大系统——既需要行政管理层面、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作为支撑, 更需要政府、企业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积极有效的合理应对。”企业不可能像政府一样运用公共权力, 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去调动各种公共资源以应对企业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 企业危机公关也要运用系统论哲学, 把企业之外的各种要素包括政府部门纳入自己的危机管理系统之中。

五权威证实原则强调要重视和发挥外因的作用

相对来讲, 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 知名度和美誉度高的品牌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 危机公关一旦失误, 轻则使企业形象受损, 重则导致企业倒闭, 原因在于企业没有用好危机公关中的权威证实原则。游昌乔指出:“当危机发生后, 除了自身的澄清, 还要适时地邀请重量级权威人士到前台说话, 解除消费者对企业的警戒心理, 重获他们的信任。”危机发生后, 孰是孰非, 不是由受害者和其他社会公众说了算, 也不是由社会组织说了算, 必须借助第三方力量。“很多时候, 只凭企业的一己之力想要走出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品牌有可能会陷入绝境。但是只要善于借助他人或权威机构的力量, 就能把自己从单枪匹马的局面中解救出来。”权威部门既不偏向公众, 也不偏向社会组织, 而是以事实为根据, 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说话, 其发布的信息一般来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公众和社会组织双方都能接受。

权威证实原则蕴含了善用外因加快事物发展进程的哲理。从哲学上讲,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社会组织在发生危机后, 必须开展内部公关, 凝聚员工力量, 人人树立危机意识, 形成全员公关的氛围, 与组织同呼吸共命运。但如果社会组织能巧妙利用外部力量, 利用专家和权威人士的“光环”效应, 则可起到借力造势、化“危”为“机”的效果。

总之, “正确的公共关系观念里蕴含有深刻的哲学思想”, “可以说, 公共关系就是实践的哲学, 就是哲学的实践”。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组织在遭遇公共危机时, 如能以公关哲学为指导, 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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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崇娴主编.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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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耀宇、秦启文.哲学视野下的公共关系观念[J].国际公关, 20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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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振宇、焦俊波.系统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框架构想[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2 (10)

哲学危机 篇5

通过本学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与重大意义，再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做出了一些分析。

从马克思理论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一种反映。

第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特别是在美元主导条件下的金融一体化，使得全世界经济形成联动模式。第二，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债权人阶级，即资产阶级，通过债务的资本化运作，放大了债权债务关系。使得借贷关系得以维系，但同时，又为更大规模的债权债务关系危机埋下了隐患。

当工人阶级的工资，并不足以支付债务的利息时，这种债权的资本化关系就面临了崩溃的危险。即以债券形式出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断裂。全面的崩溃的到来时，就成为了金融上的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制度，使得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步缩小。相对过剩问题，债务资本化问题，两个矛盾的运动，促成了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无法自身处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必然引起运动、变化、发展。因此各国在经济建设中, 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观点, 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 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处于金融危机的各国正是犯了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此外，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但总有一种处于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我们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时就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因此，无论是美国政府呼吁的七千亿用来救市的美金还是中国政府拿出4万亿用来扩大内需的人民币，这些都是治疗金融危机的西药，不能从根本上根治。因为，资金的注入只是给危机四伏的金融市场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治本之策则是要对整个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改革，这样才能重建民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人类在追求高度利益时的欺诈和贪婪，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的确失，也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

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表面似乎是金融衍生品的无限制发展、政府对金融创新缺乏系统监督以及美国消费者的过度需求，但实质上也反映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的确失和行为的不自律。

金融职业道德上，高薪激励离开了合理边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无限制地放大，大搞金融冒险，设计的金融产品无限延长了信用链，不断升高虚拟性，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可控性越来越低，风险性越来越大。而在华尔街和全世界投资银行中掌握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正是众多受到了良好商业训练、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出身于名校的MBA精英。让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在美国商学院名校学习过的高管卷入危机？MBA教育是不是没有尽到其应该尽到的责任？虽然让商学院的教育承担这个危机的责任是牵强的，但我们的确要反思为什么那些在商学院学习过丰富经营技巧的人会失去社会道德的自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首先，马克思肯定了教育要向受教育者传授技术、工场知识，肯定技术对社会进步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其次，马克思进一步阐明，在教育过程中，向受教育者传授技术与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传授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知识，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内在修养及职业道德。教育要关注人文价值，必须找准实现人文价值的基础，他不是抽象的观念世界，也不是超验的神的世界，而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把人的生活世界作为教育思想人文价值目标的实现基础，因而使马克思教育思想的人文价值具有强烈的客观现实性。

因此，在这个注重利益的社会中，我们的教师在“传到授业解惑”的同时还必须提升学生的内在修养、人文素养及道德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情操，贯彻马克思主义“两点论”的观点，坚持“两手抓”，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哲学危机 篇6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逻辑,拜物教,金融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界要人都在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各个角度解读危机发生的原因,总结和反思此次“经济劫难”的诱发根源,探寻人类未来避免重蹈覆辙的对策良方。但是,这些解释由于缺乏经济哲学的视角,没能揭示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对于分析经济危机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经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工业发展的上升时期,资本世界的金融危机问题并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突出问题。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反思,马克思运用经济哲学的眼光,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遭遇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因为在以资本为动力和逻辑的资本世界中,资本拜物教催生财富幻象化,引发资本的自反性,金融危机是虚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一、资本拜物教:资本崇拜的本质表达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逻辑起点和本质特征的社会。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原则,运用其强大的统治力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依附关系,像魔法师一样用法术呼唤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由于开拓了全球资本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质。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相比,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在全新而又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具有瓦解一切民族国家的统治能力,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一番冷酷而又严谨地剖析,“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资本以普照之光的姿态统治着资本世界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甚至神圣的宗教都以资本为中心而舞动。资本以普照之光构筑社会底色,并掩盖其他一切色彩,也成了衡量其他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标准。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资本在它所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史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其统治的最终结果让资本世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4]“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最终构筑了一个以资本逻辑为基质的“无形之网”和“无底黑洞”,开始发挥其“同一化”魔力,并兴妖作怪,颠倒世界、控制一切。

资本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世界,彻底扭转了传统社会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纳入到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中。“人与人”的传统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虚幻取代,马克思借鉴宗教世界中的神灵崇拜现象,形象将其比喻为“资本拜物教”。(1)“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5]在资本为逻辑运行规则的社会中,资本拜物教以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扩张的精神力量。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世界“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形式”,冲破了血缘、地域、民族、国家、语言和宗教文化等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入木三分地刻画:“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6]利润成为资本生产的直接目的,增值再增值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就变成一种起绝对支配作用的观念力量。资本崇拜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性质直接合而为一的现象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荒唐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7]

在一般商品交换中,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旦拥有“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资本就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告诉我们:“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8]货币的基本性质是特殊的一般等价物,但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作为平均主义的激进分子,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都被消解得烟消云散。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拜,资本崇拜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也就由此产生,“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9]作为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货币可以把高尚变成庸俗,把庸俗变成高尚,把善良变成邪恶,把邪恶变成善良。资本拜物教的基本逻辑是:只要能够用货币购买,那么它就具有价值,只要我支付了货币,一切都属于我所有。“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0]以货币为基础和尺度构建的市场法则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强大统治力量,一切社会关系在其主宰下都被压倒并且被夷平。

二、资本崇拜的无限性与狂热化

作为“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形式”,资本拜物教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生息资本中,因为资本流通的基本公式是G—W—G’。但是在资本崇拜者眼里,本来完备的交换形式被颠倒成没有实际意义的一般公式G—G’。正是在这个G—G’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最深刻特征和宗教性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在生息资本运行过程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资本竟然能够自行增殖,较少的货币经过一番变换会生出更多货币,并且越变越多,所以让人感到分外神秘。“钱能生钱”的假象掩盖了剩余价值产生的任何痕迹,使司空见惯的货币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社会存在物,资本拜物教最具保护色的神秘面纱终于露出了其真实面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揭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1]如果资本家欲实现资本增殖,那么生产过程就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媒介。但是,几乎所有的资本持有者都患有一种增殖狂想病,做梦都想着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是这种对资本无限度地增殖的贪婪追求,使资本家大大超出所拥有的流动资金许可的范围来过度生产,并疯狂扩张驱动虚拟资本降临到世间。

在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交换体系中,资本家挖空心思地转道货币流通领域,伺机在生产过程之外寻找发财的新门路。但是,避开生产过程绕过商品资本并且能够疯狂赚钱的最佳渠道就是实现资本虚拟化。虚拟资本是随着借贷资本的出现而产生,在借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马克思在谈到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12]虚拟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增殖,这一点决定了它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对于虚拟资本的增殖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详细的计算结果:“假如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13]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必须进行疯狂扩张,甚至不惜超出流动资金必要的限度,增值再增殖、扩张再扩张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核心要义及其神圣使命。马克思说,“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14]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较小的资本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这才是资本拜物教最引入注目的宗教本质。

虚拟资本主要以股票、证券等有价形式存在,是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一种资本存在形式。通常情况下,虚拟资本的价格总额并不等于所代表的真实资本的账面价格。由于资本家企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取更多的钱,虚拟资本在流通、转移和交易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带有赌博的性质,于是社会上大量出现利用资本的虚拟化过程赌博交易和投机交易,投机分子甚至不惜代价以各种方式进行投资冒险,从而造成金融市场虚假繁荣。“因为同一货币可以连续进行许多次的贷款,正像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这样,一切资本好像可以增加一倍和两倍”。[15]事实上,资本投机的结果会导致资本家根本没有准备资本,或者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甚至还会导致虽然股票、期货和有价证券等属于社会公共财产,但是资本家把社会公共资金看作是私有财产,当做个人资本进行投资冒险。“因而,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6]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深刻揭露、体现资本生产关系本质的“钱袋骑士”和“信用骑士”。其实,资本崇拜的价值理想是一种虚假幻象和无根承诺,因为资本泡沫的“普照之光”实质上是一种充满投机性、赌博性和垄断性的虚假繁荣。虚拟资本本身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强大的投机心理和赌博游戏更加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风险性。

三、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与资本崇拜的幻象化

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就成了资本家首要的选择。在一般条件下,完成资本积累主要依靠扩大再生产,靠实体经济投扩大投资形成规模经济。现代规模化生产需要众多个别资本投资于共同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完善而发达的信用制度,就要求资本家通过发放投资证券来分割未来收益,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商业信用通过发行期票、汇票、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实体资产由此转换成银行券、股票、债券等证券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积聚资本,在“资本信用化”基础上,这些证券化资产不断的“再证券化”,于是创造出了长短不一、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解决了资本家依靠自身力量增殖乏力的问题。个体资本虽然通过资本信用化获得额外收益,但是也发生了深刻的自我异化,更加深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内在矛盾。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信用化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性,通过资本再虚拟化,在实现资本增值的同时,也延伸和加剧了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风险系数。因为资本的趋利效应风靡整个市场,一旦作为金融杠杆发生变动,社会上大量游资就会迅速买进或者退出,创造了金融流动的“羊群效应”。

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在宗教般狂热推动下,资本及其创造物必然扩张和增殖,资本家为了使自己的虚拟资本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完全成了一个投机者,企图通过资本投机一夜暴富。社会一旦全面陷入这种投机状态,一切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投机盛行的社会。在金融业疯狂投机的影响下,实体经济也不得不过分地关注短期收益,正是这种谋取短期效益的经营理念,构成了实体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虚拟资本的高流动、高风险、高收益吸引着大批资金滞留于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者。当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脱离生产过程伺机资本投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畸形发展,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越来越像投机和赌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描述的那样,“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17]金融业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华尔街对金融管制开始放松,以逃避管制、规避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为初衷的金融制度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结果是期货、股票、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交易大大超过现金交易。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派生出众多金融工具,创造出一种形式各异的资本市场,造成一种经济领域全面资本化的假象。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价值应该由实体经济的生产劳动创造,并且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但是,在缺乏金融监管的条件下,为了高额利润,大批金融机构将各种贷款和次贷“证券化”,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融资产品。虚拟资本在本质上只是价值符号,不具有价值也不能创造财富,但是资本“证券化”的结果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通过金融创新产生衍生工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这种“钱能生钱”的证券交易的虚幻假象给人造成财富分配的误解,似乎虚拟资本交易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在虚拟资本的疯狂操纵下,实体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投机现象愈演愈烈,也日益成为部分投资基金盈利的重要来源。虚拟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造成与实体资本出现严重的不对称。[18]面对金融机构的疯狂扩张,非金融机构在资本的回报率驱使下,愈益偏重于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和投机,由此引致其实体资产比重不断下降。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惊呼:“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才造成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在文化传播界,对投机贪婪现象的大肆渲染和纵容美化,更为金融资本拼命逐利的恶行大开绿灯。”[19]所以,资本崇拜的荒谬性暴露了资本逻辑的自由运行,必然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带入完全失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且让资本运行的牢固基石彻底归于虚无和破灭。

四、资本崇拜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瓦解

在正常资本交易中,投资与收益具有正相关性,投资的风险越大获得的利润越高。但是在资本崇拜演绎的悖论之下,资本风险始终只是被转移,而不能被彻底消除,只能使资本逻辑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爆发出来。实体经济借助“证券化”制度,衍生出一个凌驾其上的社会虚拟金融关系,支配实体经济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当虚拟资本渗透于资本生产各个角落,就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控制力量。在虚拟金融过度泛滥的情况下,资本虚拟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在不断扩大资本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不断积累危机爆发的能量与风险。以资本扩张悖论为主线的资本崇拜,通过资本虚拟化过程,获得瞬息万变的表现形态,通过扩大资本流动性而开拓更加广阔的资本扩张空间,但同时也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虚拟资本被商品化后,所滋生的经济泡沫就越堆越大,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在整个资本市场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连锁反应,并且最终被成倍地放大而表现出来。随着金融资本的纵深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虚拟化过程也变得越来越隐蔽,一旦资本信用关系被破坏,“倒金字塔式”的整个金融产品市场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当虚拟资本膨胀超出必要限度,资本链条断裂的风险和几率也迅速加大,从而会引发整个资本市场的全面危机。

虚拟资本本来只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蓄水池”,通过发行股票、期货、债券、土地所有证等形式,吸纳过剩资本以调节货币流量,从而开拓实体经济的资本发展空间。但是,当全部资本被虚拟化之后,实体资本的市场价值就变化不定,使得资本市场上的虚拟资本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货币资本也具有很大的预期性和投机性。因为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实体经济如果需要进行资本扩张,便会吸收社会闲散资本进行融资。但是,实体经济受制于产业发展或者市场投资受阻时,大量货币又通过资本市场滋生出一整套靠虚拟投机的交换活动。可见,资本崇拜的宗教性具有无限膨胀、骚动不安的本性,使资本创造与资本破坏不断地陷于二律背反的困境。资本创造与资本破坏的悖谬逻辑充分体现了资本崇拜中所蕴含的毁灭性因素,同时也暴露出其反价值和反文明的真实本质。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产阶级的终结》一书中,形象地将资本的毁灭力量比作病毒的侵蚀力:“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20]资本无孔不入地进入社会关系内部,并且破坏这些社会关系,资本创新带来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又推动了资本创新,如此充满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逻辑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中,许多金融创新为谋取更大的利润,避开了总是相对滞后的政府金融监管,大众资本成为投资风险的吸纳器。在虚拟资本的加速扩张中,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增殖业绩、制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债券、股票、期权等有价证券。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华尔街的许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不断放大增值的目标,追求高回报率,不断涉足金融工具创新。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华尔街整个资本市场中不合理的高薪激励、财务报表的弄虚作假、哄抬股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当金融泡沫过度膨胀发展,甚至出现虚拟价格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价值时,银根必然发生紧缩,虚拟资金链变得异常脆弱,资本扩张悖论引致的金融风险就日益显现,不可避免地直接引爆金融危机。当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现资金链条断裂,许多投资银行缺乏必要的的资本注入,大量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或者申请破产保护,金融风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发挥威力,危机席卷全球资本市场,巨大的投资风险被转嫁到全社会,许多家庭财富一夜间灰飞烟灭。美国金融机构制造了控制全社会命运的金融网络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都不同程度陷入冒险投资泥淖。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讲,资本世界正用破坏生产力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亲手创造出社会巨额财富而又亲手将其付之一炬。可见,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了自己被超越的条件,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

五、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当代价值

面对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各国政要和经济学家们把根本原因归结于美国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监管缺位、政策低估和信用缺失等问题,显然还只是停留于金融危机的外在表象。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21]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呈现出的金融危机问题,不仅是资本崇拜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资本崇拜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以“资本逻辑”为理论基础和构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增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遗传基因,其中蕴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全班奥秘,只有通过对资本崇拜的本质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2]“资本证券化”使资本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等经济杠杆创造虚拟财富取得飞速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体经济融资不足问题,成为现代世界经济腾飞鹊起的重要一翼。但是,在“资本证券化”与“金融危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永远也剔除不掉的天然联系。所以,从资本拜物教的角度透视资本运行逻辑,从资本崇拜的宗教化出发来探讨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剖析当前金融危机最有效最恰当的认知工具。

哲学危机 篇7

关键词：休谟,目的论,客观主义,虚构,现象学哲学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这部著作的前两部分里,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塞尔对从笛卡儿开始到康德为止的近代哲学按其意图重新进行了一番勾勒。在这一番勾勒中, 休谟的哲学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甚至可以说胡塞尔所看重的就是“笛卡尔、休谟、康德”这三家而已, 其他人, 如莱布尼茨、洛克和贝克莱几乎只是串角。这当然是由胡塞尔本人的意图所决定的, 这个意图就是他所谓的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目的论”, 据他说这一目的论当然不是杜撰出来的, 而是他对哲学史的“实事本身”进行深入的澄清而发掘出来的。他说这一目的是哲学发展历程中自身隐藏的深沉动机, 只不过到他为止还没有人看清楚, 而他身逢其时, 正好承担起了哲学自身的使命。这一目的对他的显露就是他所谓的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哲学, 因此在他对所有的近代哲学家的解说中, 都是“高屋建瓴”, 透视、检验、批判, 无不各得其所, 几位重要的近代哲学家都让他重新安置, 按其在完成哲学自身的使命中所担任的角色各得其所。

这样的安置, 当然跟与以往哲学史的介绍和描述大异其趣, 在胡塞尔看来, 就是哲学家本人当时也没能真正明白自己, 因为一切评价完全依据所谓的哲学自身的内在动机而定。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此转向哲学史的钩沉, 经常被人看作某种转变, 且不管这种转变与其前期的倡导有何不一致, 这一番钩沉倒是标志着胡塞尔有意识地为他的现象学找个光亮的出身, 这个光亮的出身并不是以现象学现有的身位回去归宗认祖, 反倒是以自己现今的成就才有能力去修葺出来的祖谱来为自己的出身正位, 并让源远流长的历史来照亮自身晦暗不明的身份。

在这种想靠对自己所由出的历史的回顾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图下, 现象学不但为自身获得了深厚的历史视域, 而且还牵引出所谓的“生活世界”这一被人争议不休的话题。在此, 怎样评价他的“生活世界”, 对胡塞尔关于休谟的评价至关重要, 在这里我们看到, 胡塞尔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是近代科学及其世界观赖于建立的意义基础, 它虽是前科学的世界, 但与科学的世界却有一致的“客观主义”态度, 就是认为实际地被直觉到的、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世界, 即在我们的具体的世界生活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是不言自喻的。这与胡塞尔所谓的现象学直观中的自明性相比当然只能是“素朴”的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义上, 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对自然的数学化所奠立起来的近代科学虽然成就辉煌, 但它对自己是如何被奠基的, 一样是难以自明的, 但这两个世界对自身所基于的客观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胡塞尔以他现象学的高度, 开始解说这种客观性不久就如何被彻底动摇的。彻底摇动这棵大树的, 当然是笛卡儿, 笛卡儿以他普遍怀疑的方法悬搁了一切被设定的客观性而得到一个必真的绝对自明的领域, 它只有思的活动和意向性。笛卡儿虽然有如此空前的惊人发现——以彻底的主观主义彻底地动摇了一切客观主义, 但他本人却不自知, 反而因“客观主义”的影响而轻易地对自己的“纯粹自我”的发现作了心理主义的曲解。胡塞尔对笛卡儿的解释是以他所要追逐的“彻底的主观主义”哲学的出现为导向的, 因此这样的解说当然就把笛卡儿其他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哲学如上帝证明、实体二元论、物理学搁置一旁了。对接下来所追溯的现象学诞生之历程起关键作用的第二号领军人物——休谟的解说也同样如此。

胡塞尔也认为休谟处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张力中, 但他指出了另一对更细致的张力, 就是由近代科学所引发的自然的客观主义与内省的心理学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内省心理学跟认识论挂钩起来张力就具有了深刻的启发意义。在他看来, 休谟极端的内在材料心理学正是对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心理学的极端推进。休谟的伟大成就就在他的伟大著作《人性论》里, 胡塞尔认为相较之下他的《人类理解研究》就没什么看头了。不但如此, 胡塞尔早已经成竹在胸的批判之矛也是分两路齐头并进, 一方面指出休谟因为自认为不言而喻的设定而不可避免的走向荒谬;另一方面又认为在荒谬中隐藏着连休谟本人都没发觉的伟大的洞见和成就。

休谟的荒谬和伟大都在他的《人性论》的认识论部分里充分体现着。胡塞尔认为休谟通过自以为不言自明的据点——整个心灵及其“印象”和“观念”, 以及属于这种心灵的力量和它的联想规律攻破了一个个客观性的坚实堡垒——把一切科学和前科学的客观性范畴都归于上述心灵及其力量的虚构。这些客观性的范畴包括近代科学和哲学推崇备至的数学的概念, 如数、量、连续统、几何形状等, 还有前科学的世界的范畴如直观的世界、物体、人的实在, 还有因果性、必然连续等无一不是虚构。

因此, 在休谟的《人性论》中, 一般的世界、自然、所认同的物体世界、所认同的人的世界、以及在客观的真理中认知这些东西的客观科学、理性、知识也都成了虚构。在这里, “虚构”成了胡塞尔估价休谟哲学的主要语词。它一方面表明胡塞尔对休谟自以为真实自明的据点之“怀疑”, 他说休谟这种对理性和知识的怀疑透露出明显的荒谬, 实在是“自己取消自己”, 因为休谟在抱着内在材料论“进行心灵分析的时候, 在证明联想规律的时候, 都要用到理性”。胡塞尔抱怨休谟的这种不可理喻的自相矛盾和“心安理得”, 说他既是惊人的天才却又缺乏相应的伟大的哲学气质。

胡塞尔盛赞的“惊人的天才”的美誉归功于“虚构”所带来的另一面的成就中。正如前面所言, 这一成就是休谟本人都没意识到的。胡塞尔认为休谟通过对前科学、科学还有哲学的攻击把笛卡儿的怀疑论发扬光大, 动摇了“当代人的数学化的客观主义, 而且也动摇了盛行了几千年的总的客观主义”。至此, 笛卡儿和休谟真正的问题和成就就在于揭示出整个关于世界的知识, 不论是前科学的还是科学的, 都是巨大的谜。胡塞尔进一步认为, 面对这一巨大的谜, 两位伟大的哲学家不但有消极的批判,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还都有正面上的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对绝对主观领域的某种程度上的揭露。笛卡儿却把这一绝对主观自我解释为心灵, 把最根本的自明理解为内在观念的自明。休谟却显明了笛卡儿的真正发现, 即从正面更从反面显明了他预先就从内心驱逐出去的理性意识的构造力量整个世界本身来自多重的流动着的思的活动的普遍的综合的所思;在较高的层次上, 科学的思的活动的理性的造就行为对科学的世界来说是起构成作用的。

参考文献

[1]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2]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3]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4]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