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应对城市化浪潮论文

关键词： 小农经济 城乡 乡村 社会

摘要：目前，地方师范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城市化、功利化明显，忽视了教育的城乡统筹和广大师范生要到乡村就业的特殊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忽视教师专业化培养；在人才培养的评价上，强调显现的知识考核，忽视素养特别是以乡村教育情怀为特征的农村教师的师德评价。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乡村社会应对城市化浪潮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乡村社会应对城市化浪潮论文 篇1：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关键词]城乡社会城乡关系城乡粘连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历史悠久的小农经济传统造就了广博深厚的乡村社会形态。在今天城市化的浪潮中，乡村社会对于中国的独特价值也日益凸显。国家适时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写进了执政党的党章。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关系的未来图景应该是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共存。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城乡社会”的概念，把它看成是对中国社会特征的一种基本把握。

一、中国是一个“城乡社会”的体系

“城乡社会”这一概念的立足点是对中国城市传统和城乡关系的本土化理解。西方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欧洲中世纪意义上的城市传统。薛凤旋否定了这种观点，指出中国城市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城市传统，足以与欧洲城市传统相提并论。[1] 中国城市传统的本质特征是地方体系和城市体系的合二为一。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下，城市和周边的乡村被看成是一体的，城市只是这个地方的首府所在地;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同一个地方”，而每个完整的“地方”社会都是有城有乡的，因此整个中国也就是一个“城乡社会”的体系。这与欧洲社会的城乡分立传统十分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城乡一体并不是城乡之间对等且权利义务明晰的基础上的一体化，也就是并非在“分得清”基础上的“合得来”。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在本质上是一种粘连状态，没有哪个朝代试图将城市与乡村在权利义务关系上分清楚过。乡村臣服于城市，城市领导、治理乡村，城市和周围的乡村同属一个地方。这种城乡一体既是生活层面的，即费孝通在《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所说的“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也是系统层面的，即它们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被归为同一个治理单位。

今天，中国的这种城乡一体传统不仅得到延续，而且有所加强。在系统层面，以“市管县”体制为政治基础，以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利益纽带，以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为物质支持，城市对于周边乡村的控制不断强化，使地方体制演化为城市地方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城市依托周边乡村而扩展，既控制乡村又反哺乡村。在生活层面，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融为一体，越是靠近城市的乡村，这种融合就越深入;即使是远离城市的乡村，村民也需要从城市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

近来，有学者提出中国正在从“乡土中国”变成了“城乡中国”，这种提法与“城乡社会”出于共同的时代感受。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提法主要有两层内涵，第一层是从城乡二元体制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变革，第二层是从大多数人务农到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具体来讲，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刘守英在提出“城乡中国”时更关注土地制度这样的普遍性制度问题，而人类学家赵旭东提出的“城乡中国”则突出了整体的文化转型问题。

“城乡社会”与“城乡中国”的概念有几点重要的不同。

其一，历史和逻辑起点不同。经济学家的“城乡中国”概念以1958～1978年间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时代为起点，但在“城乡社会”的概念中，这个时代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不足以成为思考中国城乡关系本质特征的出发点。而人类学家的“城乡中国”虽然看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延续性，但主要關注的是生活层面，对于系统层面缺少深入论述。

其二，与“城乡中国”相比，“城乡社会”在肯定从城乡二元体制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间断性的同时，更强调中国城乡关系内在的延续性。在“城乡社会”的视角下，有两类机制将地方社会融为一体，一类是普世性机制，比如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公共行政制度和各种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另一类是本土性机制，主要是中国式的单一制国家体制、市管县体制、当代的干部人事制度、土地公有制和集体土地征用制度、身份制度和家庭制度等。前者是在主体间权利-责任的清晰划分基础上的“分得清”与“合得来”，后者则以权利-责任的统一性为基础，使主体之间的关系“分工不分家”。学界一般比较关注普世性的一体化机制，但相对忽视了本土性的一体化机制。

其三，“城乡中国”的提法将村落社区看作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这种城-乡二元的视角很容易与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联系起来。而“城乡社会”的提法则更强调乡村社会系统对于城市和更大范围系统力量的开放性。

二、城乡中国时代的“城乡社会”

大体上讲，中国在经历了乡土中国时代[2] 和人民公社时代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城乡中国的时代。[3]

近几十年来，城市在我国国家行政体系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这是我国城乡关系史上的重大变化。在乡土中国时代，很多地方虽有“城”却没有发达的“市”，“城”并没有在地方市场体系中取得控制地位，因此也就没有发达的城市社会。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基于城的“市”虽然也不发达，但城市里却集聚了现代的工厂和工人，这使得城市社会取得了整体凌驾于乡村社会的地位。这个时代的城乡二元体制在表面上将城乡分割开来，实质上却将两者空前紧密地粘连起来，彻底消灭了古代“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乡村生活理想。改革开放后，乡村的依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乡村既要为城市提供各种廉价资源，也要准备好为城市承担种种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市管县体制、乡镇合并、公有土地制度以及集体土地征用开发制度，各个大小城镇纷纷强化了对于辖域内乡村的控制。这样一来，传统郡县制中“城市属于地方”的逻辑就转变为“地方属于城市”，形成了区域性的“城市地方体制”。随着城市化的深入，中国越过了小城镇全面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到大城市称王的时代;大城市直接控制的地方和乡村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地方体制愈发强大。与此同时，城市生活也取得了优越于乡村生活的形象和地位，传统的乡村生活理想已经瓦解，而新的理想乡村生活模式还没有形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在广大农民尤其是年轻农民心里，进城安家无论美好不美好都是当然的选择。

城市地位的提升不断重构着城乡之间的粘连关系。在传统的乡土中国时代，城乡之间的粘连主要是通过赋役制度、租佃制度和身份制度等来维持。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乡下农民对城市官僚和各类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建国以后，国家取消了租佃制度，建立集体经营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又转变成家庭经营制度和规模化经营;赋役制度一度得到强化，但最终被取消;而城乡分隔的身份制度虽然被弱化，至今仍在不断延续。经过这些变革，今天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城乡粘连机制，主要包括四大类：

1.土地公有制是最为根本的城乡关系连接机制。土地公有制度派生出了中国特色的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政府垄断了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的市场。由此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很大一部分成为整个地方社会的公共财富，主要被用于城市发展。此外，国家不断强化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用途管制机制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机制，城市政府普遍采取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的方式获得农村土地，使得城市不仅直接控制近郊，还可以动用所辖边远乡村的土地资源。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不仅在系统层面建构了城乡粘连关系，也是连接乡村和大部分进城务工者的纽带——由于国家坚持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和保护农民的家庭承包权，农民在外出务工乃至在城市定居之后，也不会失去集体土地的承包权。

2.单一制国家制度也是塑造我国城乡关系的一个根本体制，它使得不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不同级别的政府或领导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相当灵活和模糊的内部关系。其中，市管县体制对于城乡关系的影响尤其巨大，它以下管一级的组织人事制度为基础决定了发展权和财政收益在不同地方之间的分配。各地方都存在一种“按级别发展”的发展权分配模式，上级政府在获取各类项目和资源时具有优先权，下级政府即使得到了项目和资源，其财政产出的分配也是通过一个不对等的博弈过程来完成的。在市-县（区）-乡（镇、街）-村这四个层次的地方性社会中，地级市越来越强势，发展权越来越向地级市集中。在发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乡村的发展能力首先被弱化了，在城市工业区以外的乡村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苛，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村一级乃至乡（镇、街）一级的工业经济发展权。

3.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城乡身份制度。中国从古至今都存在基于地域的身份制度，只不过很少会精准地按照城乡划界。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身份体制依照产业划界，而产业按照空间布局，国有工商业所在地都被视为城市区域，因此形成了一种身份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对应。这其实是偶然的和暂时的。户籍制度的存与废不能改变中國的身份社会的特征。今天我们谈论较多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被均等化的也只是“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享受了“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居民绝大多数还是居住在城市中。当代身份制度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具有传统色彩的国家干部制度。由于国家干部主要居住和工作在城市，因此身份制度的地理中心只能是城市，并从城市向外推展开来。另一个是城市本身。不同城市之间，市民的待遇有很大不同，虽然公民权趋于一致，而市民权却保留了地域差异。尤其对外地进城务工者来说，流入城市的市民权是比较封闭的，这形成了一种所谓“福利性地方主义”。

4.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是中国式城乡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纽带是在生活层面上的。常住城市务工的农民之所以被看成是农民工，不仅仅因为城市没有真正接纳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告别自己在农村的原生家庭。实际上，即使农民工得到了城市户口，也未必就要告别自己的原生家庭。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并不是一个个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而是他们所连带的一整个家庭的城市化，即“到城里安家”。所以，我们会看到人们努力在城里买房子而不愿意租房子，因为这是在“安家”。即使买了房，安了家，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新市民的家庭也很难运转。可见，一整个家庭的迁移比个体的迁移要困难得多，而如果未能在城市买房安家，也就无法实现所谓的市民化。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长年停留在一种“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中。

城乡两栖的生活模式有很多种。有的人过的是一种每日往返模式，白天到城镇上班，晚上回来家住;有的人是每周往返的模式，周一至周五在城镇上班和居住，周末回到乡下和父母团聚;有的人是按四季来区分的模式，比如在农忙时节回家务农;有的人是一年一往返的“逢年过节”模式，或者比较频繁的“常回家看看”模式;还有的人是以一生的历程来安排自己的城乡两栖，计划在退休之后告老还乡，或者在孙辈出生后进城和子女团聚。中国家庭文化的这种强大韧性，为广大进城务工人口提供了可靠的社会支持，即使到了最凄惶的境地也还心有所系、有家可回。如果没有这样强大的家庭纽带，我们难以想象中国在高速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

基于以上几种城乡粘连机制，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城乡社会”的体系，而难以真正进入一个纯粹的“城市中国”时代。在这一社会形态中，虽然城市看似保持着对于乡村地区的强势，但它其实难以摆脱对乡村地区的依赖。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城乡粘连状态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是相匹配的，它增强了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竞争形势的能力。

今天，“城乡社会”的形态还在发生进一步转型，这种转型有三个基本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城市地位进一步上升。如图1所示，越来越多的县改成了市或者区。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一体化不断地深化。

第二个方面是城乡关系的日趋紧密，或者说城乡统筹的力度越来越大。城市进一步上收所辖乡村的发展权，强化对其的社会治理，加大对其的反哺力度。结果，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县乡级政府就越缺乏自主权，其乡村发展反而有可能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限制。

第三个方向是城乡关系不断趋于理性化，部分地改变了城乡的粘连状态。作为城乡关系纽带的家庭，尤其是城市新生家庭与农村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不断趋于理性化，越来越多的子女通过向父母支付报酬来代替回家看望。社会的法治化也促进了城乡关系的制度化，特别是区域总体规划对于各级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大，这从空间的角度框定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也促进了城乡关系的理性化。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要进一步将乡村的资源变成资产、将农民变成市民，在保持城乡粘连关系的前提下，强化土地的使用权，使得乡村的资源和人力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也使得城市的资本可以更加顺畅地进入乡村集体。

三、“城乡社会”的地方差异

“城乡社会”以“地方”为单位，而各个地方的城市和周围乡村凝聚在一起的机制、程度和结构状态都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城乡关系在不同地域的差异性。

（一）地方独特性造成的差异

地理环境对于一个地方的城乡关系影响很大。历史上，南方山区和水乡的人们更加依赖于市场，因而形成了以集市为中心的区域社会;而北方平原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因而形成了较强的村落认同。所以在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南方的基层政府是乡政府，而北方是村政府。又比如，在农业生产方式高度依赖家庭经营的北方地区，人口外流就比贸易发达的南方少，乡村经济抗拒城市化冲击的能力也比较强。地理环境是一个十分基础性的变量，它会通过下面诸多变量曲折地影响到城乡关系。

地方文化也能够影响城乡关系。比如在南方地区，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市场控制能力比较强，城乡关系中的市场关系更加突出;而在官本位文化较为盛行的北方地区，城市更加依靠行政力量实施对于周边地区的控制，城乡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更加突出。又比如，在村落比较团结的珠三角和浙南地区，农民更有能力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获得好处，比如建立大面积的小产权房，甚至形成一个农民城镇。此外，一个地方的文化圈往往与该地的城镇村体系在空间上重合，比如一个县域的城乡社会往往与该地的方言区域重合，而长三角城市群则与该地的吴文化圈相重合。

一个地方的发展模式也深刻影响着当地的城乡关系。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要素依赖较深。城市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是当前标示城市发展模式差异最常用的指标。越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其对所辖乡村地区的土地开发权的控制就会越严格。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下，不同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导致土地增值的好处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比例差异很大。长三角地区的乡村经济曾经有过一段集体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这种集体经济主要是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由基层组织来发展的，所以农村土地产权中国家治权的成分很明显，土地开发权被城市所垄断;而珠三角地区的乡村经济曾经依赖于各个镇村组自行招引外资企业，因此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也能够在很高的比例上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形成城鄉共享城市化红利的良好格局。

地方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城市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对于乡村的带动能力。比如，我国东南部的城市化水平高，城乡一体化程度也相应较高;而西部新疆和西藏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一体化程度也比较低。一旦城市的发展水平提高，该地方的城乡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二）区域间一体化造成的地方差异

相对于地方本身的自然、人文、行政因素的影响，各个地方之间的区域一体化所造成的地方差异正在越来越显著。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地方”被重构，多元的中心-边缘体系被建立起来，城乡关系也就随之改变。

在一个国家内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力量通常是国家行政和市场。在中国，这两种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当市场推动了一体化并形成了区域差异之后，国家行政力量会努力来抹平这个差异。比如，在市场机制的主要作用下，东部地区形成相对发达的经济;国家就通过行政机制大幅增加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又通过政治号召要求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结对帮扶。不同的城乡社会由此被区分成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相对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大后方。其内部的城乡关系也有差别，城乡矛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前一种地区，乡村被强行与城市捆绑在一起，乡村发展权被人为限制，结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发展共同体;在后一种地区，大规模和多条线的转移支付滋生了以城市部门和官僚为中心的乡村“分利秩序”。创造和分配财政收入的过程会引发不同类型的城乡矛盾。在大多数的城乡社会内部，这两种矛盾都是共存的，但各自有所侧重。

具体到一个地方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力量会更加突出。在这个尺度上，某个城市及其所辖乡村的区位，几乎决定了其发展水平。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城镇村体系是不完整的、空间不连续的，人们或者局限于小的市场圈中，或者直接越过本地的城市到外地谋生。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市场体系的层次比较完整，镇、县城和府城（地级市）都是人们谋生过程中经常走到的地方，城镇村体系显得丰富和连续。城市化改变了城镇村体系，先是发生了小城镇的繁荣，继而出现了县城化推动的县域经济，进而进入大城市称王的时代，远方的大城市替代了家乡城镇在人们生活中的功能。区位对于城镇村来说是一个位置的问题，而对于流动中的人来说是一个流动的目的地的选择问题。流动的出发点是比较稳定的，而目的地是可以选择的。从系统结构的角度来看，越是人口流入比较集中的地区，也越是处于市场体系的中心位置;从人的生活的角度来看，越是人口流入比较集中的地方，其距离自己家乡的平均距离就越来越远。

（三）对于不同地方城乡关系紧密程度的测量

上述这些变量，有的是不可量化的，有的是可以量化的。我们可以把其中部分可以量化的变量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指标体系来展示城乡关系紧密性的区域差异。我们主要有如下两个指标：（1）用城市的建成区占城区的面积之比以及户籍人口的密度来衡量城市的发展空间大小，以此来推断乡村腹地所承受的城市管控压力和反哺可能性;（2）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来衡量此地在市场体系中的中心度。这两个数值都除以相应的平均数形成两个指数——当地城乡关系紧密指数和外来人口流入指数。前者衡量的是一个地方内部城乡关系的紧密程度，后者衡量的是这个地方在一个大范围市场体系中的中心度;前者衡量的是城市对于本地农民的影响，后者衡量的是这个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价值。测量结果如图2所示：

根据这个指标体系，在那种城乡关系宽松且又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的地区，无论是本地农民还是外来人口都能获得较多的自由——如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和宁波等地。当然，这个指标体系有一个基本假定：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依然十分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依赖于对于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的开发。这个框架在这里是用于分析地方间的城乡关系差异，如果要用来描述一个地方或城乡社会内部的区域差异时，需要在操作上做出调整。

结语：“城乡社会”概念对于城乡关系研究的意义

本文提出的“城乡社会”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城乡关系这一维度上把握中国社会的特质。这个概念一方面提醒我们关注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连续性，在承认连续性的前提上再来分析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国家层面的宏观体制之外，关注城乡关系天然的地方性。

由城乡社会这一概念，可以发展出研究地方社会尤其是县域社会的一个框架。当村域社会瓦解、逐渐失去作为研究单位的意义之后，对于更大范围的地方社会，尤其是县域社会的研究正在成为时代之需。城乡关系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在生活层面，不同地方的城乡关系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日常生活。在系统层面，县域层级的许多现象都是理解地方社会和城乡关系的线索。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中的几条主线，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城乡社会运作的内在逻辑。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1]关于这一争论，参见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2] 所谓乡土中国时代，也是一个很简略的说法，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强调的，经历过“唐-宋之变”的乡土中国和此前的乡土中国有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和中晚期的乡村社会也有很大的不同，这里且不展开。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当代的城乡社会。

[3]此处继续采用“城乡中国”一词，并非上述经济学与人类学领域内的“城乡中国”概念，而是仅作为一个时间性的标记，用以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字：

与“城乡中国”相比，“城乡社会”在肯定从城乡二元体制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间断性的同时，更强调中国城乡关系内在的延续性。更强调乡村社会系统对于城市和更大范围系统力量的开放性。

土地公有制、单一制国家制度、基于地域的身份制度、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是今天主要的四种城乡粘连机制。

一整个家庭的迁移比个体的迁移要困难得多，而如果未能在城市买房安家，也就无法实现所謂的市民化。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长年停留在一种“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中。

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城乡社会”的体系，而难以真正进入一个纯粹的“城市中国”时代。虽然城市看似保持着对于乡村地区的强势，但它其实难以摆脱对乡村地区的依赖。

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地方文化、发展模式、发展水平深刻塑造了其独特的城乡关系。

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力量通常是国家行政和市场。当市场推动了一体化并形成了区域差异之后，国家行政力量会努力来抹平这个差异。具体到一个地方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力量会更加突出。

“城乡社会”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城乡关系这一维度上把握中国社会的特质。这个概念一方面提醒我们关注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连续性，在承认连续性的前提上再来分析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国家层面的宏观体制之外，关注城乡关系天然的地方性。

作者：熊万胜

乡村社会应对城市化浪潮论文 篇2：

大数据时代地方师范院校培养乡村教师的供给侧改革

摘要： 目前，地方师范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城市化、功利化明显，忽视了教育的城乡统筹和广大师范生要到乡村就业的特殊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忽视教师专业化培养；在人才培养的评价上，强调显现的知识考核，忽视素养特别是以乡村教育情怀为特征的农村教师的师德评价。问题主要表现在：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忽视“恋乡情怀”、重视“基础教育的普适性”忽视“乡村教育特殊性”、重视“教师教育理论研究”忽视“乡村教师培养实践经验推广”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长江师范学院继承陶行知先生乡村教育理论和涪陵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传统，提出了适合地方师范院校培养专业化乡村教师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明确了乡村教师培养目标，形成“学科教育+教师教育+恋乡教育”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措施有：（1）建立高等学校、政府、城市优质中小学和农村中小学组成的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优化地方师范院教师接触农村基础教育的方式与途径，促进教师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系统性研究，提升高校教师对乡村教育的认识水平、情感态度和实践行为。（2）系统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形成“学科课程+教师教育课程+恋乡情怀教育课程”的课程体系，围绕四个维度进行教学与评价：即，会研究，厚底蕴，强理性，爱家乡，使教师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成为乡村教育专家。

关键词：教师教育；“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供给侧改革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地方师范院校受到多重挑战，既要接受“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化过程中带来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的冲击，又要接受大数据时代带来思维变化的冲击；在未能有效解决师范教育中所存在的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的问题下，又遇到了“教育信息化是教育改革的本质还是手段”的争论[1]；在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遇到了乡村教育改革与乡村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瓶颈。受高校评价导向的影响，教师教育城市化明显，对乡村教师培养缺乏“本土化”的思考，表现出乡村教师培养标准、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体现在乡村教师“水土不服”、缺少“乡村教育情怀”，乡村教师教育无效供给偏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和课程体系三个方面，深化乡村教师教育供给侧改革，推行乡村教师教育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乡村教师培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当时我国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兴起“从教育农民入手、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的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胡适、雷沛鸿和黄炎培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发展乡村教育的理念、思路及办法。黄质夫、晏阳初先后创办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创办了平民学校，1931年重庆涪陵有识之士创办了涪陵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由于学派、观点众多，加之客观形势的变化，乡村教育运动可以说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力推动乡村教育，重视师范教育的地方性，乡村师范教育为乡村教师的培养做出了历史性、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三级师范”体系改为“二级师范”体系以来，实践上乡村师范教育被“淡化”和忽视，理论上也存在着很多争论。乡村教师培养走什么路，培养目标是什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教师教育视角看，20世纪中叶掀起了教师专业化的浪潮，“Normal School”逐渐被“Teacher Education”所取代。美国学界提出教师职业具有“双专业”属性，为平衡学术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2]。所谓的教师教育“双专业”是指教师应同时具备专业知识与学科知识，即在教师教育过程中，专业教育与学科教育应皆备[2]。虽然如此，在科学主义、学科本位特别是工业化对人才知识结构需求的影响下，高校人才培养仍然是学科导向，师范生的课程仍然偏向学科的学术型课程，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能力训练明显不足的局面没有被打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在教师教育的教学实践中，通过“延时性、后续性”的供给来解决教师教育课程不足的问题取得了成功。但在当下乡村教师的地位状态下，这个经验对乡村教师培养没有借鉴意义。如何培养乡村教师，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忽视“恋乡情怀”

在乡村教师培养上，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忽视“恋乡情怀”，仍然停留在“恋乡情怀”与“知识能力素质”的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讨论中，并未能认识到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是需要齐头并进和有效融合的两个方面。乡村教师既需要具有“恋乡情怀”的特质又需要具有扎实的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二者没有主次之分也没有先后之别。根据我国乡村教师教育的实际，我们在明确乡村教师“本土化、开放性、实用型”特征的基础上，从乡村教师培养的供给侧着手改革，一方面改革教师教育课程，加大教育学科类课程的比例，赋予教育专业课程与学科专业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创新教师教育体制，逐步实现“学科专业+教育专业”融合的培养模式，以满足“双专业”的培养要求，更强化以增加乡村教育情怀的师德教育[3]。

（二）重视“基础教育的普适性”忽视“乡村教育特殊性”

当下，基础教育需要的专业化教師，基本要求是知识面宽、教育教学能力强、教师素质高，这可以说是对专业化教师的一个“普适性”要求。但是具备这样条件的教师能否到乡村工作？到乡村工作能否适应？这些都是以培养乡村教师为己任的地方本科师范院校必须思考的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根据我们利用佰思软件的网络调查和统计，2012年以来乡村教师流失率超过30%，超过六成的乡村教师希望流动到城市任教，在师范毕业生就业去向调查中，只有5%的毕业生选择可以到乡村任教。光明日报2015年曾经报道过，乡村学校教师“水土不服”现象突出，乡村学校“引进的‘高资格’教师难以融入农村的平淡与贫穷，更不知如何与叛逆的留守儿童沟通”。用“培养基础教育的普适性理论”培养不出优秀的乡村教师是不争的事实。不能说特殊性比普适性重要，但二者都忽视不得，必须坚持二者的有效统一，既要培养出能够教得好的乡村教师，更要培养出下得去、留得住的乡村教师。

（三）重视“教师教育理论研究”忽视“乡村教师培养实践经验的推广”

理论层面往往更容易说服教育决策者和研究者，因此人们往往重视理论研究，认为理论是“高大上”的，忽视了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乏味”的。在乡村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一味坚信理论的完美，而忽视了现实的残酷，只有理论却忽视实践经验推广是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在乡村教师培养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注重理论的构建，更不能忽视实践的推广。根据我们对乡村教师全方位的随机调查，发现乡村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多半是实践层面的。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乡村教师的学习习惯、素质养成仍然让人担忧。目前的乡村教师不爱学习、不想学习比较普遍，除了有几本教学参考书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书刊；普通话、“三笔字”等教师基本素质普遍偏低。分析原因，考取师范院校的学生一般是学习方法不太得当或者投入不足的那部分中学生；而高校中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不是考取研究生就是考取了公务员，到中小学一线当教师的又是学习方法不得当或者投入不十分足的大学生。第二，培养乡村教师的高校一般是地方本科师范院校，更多是“新建本科院校”，本身办本科的经验就不足又不安心和集中精力办师范本科。教育部多次强调，师范院校不允许“摘帽”更名，但是师范院校还是纷纷要求“更名”和“转型发展”，这种势头无形中降低了培养专业化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原因是这些高校既受“评价”的冲击又受“升大”的诱惑。不同版本的高校排行榜均是典型的“科研+教育GDP”导向，这种不恰当的评价对地方师范院校内涵发展特别是教师教育冲击巨大，教师以“承担重大项目，发表权威论文”为重、学生以考取研究生为荣；不论是什么类别的本科院校，强大的诱惑就是“升格”成为硕士权授予单位、博士权授予单位、成为“大学”，教师教育发改革蓝图虽然很好，但是抵不住师范院校转为综合性大学诱惑的冲击。转型的地方师范院校没有把注意力聚焦在师范专业上，有一所名曰第二师范学院的高校，几乎没有师范专业，师范生占比不到5%。他们不是借用综合学科的优势来加强师范专业，而是抽调师范专业的教师去充实其他新建立的学科，这与教师教育改革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4]。第三，乡村教师这个职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免费师范生政策没有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过去认为教师职业比较稳定，自愿报考师范专业的优秀学生比较多。但是现在，许多青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当教师的[4]。以重庆市云阳调查为例，2014年以前选招大学生分配到村校签约后未到岗的占28%，到岗后辞职的占25%[5]。《人民日报》曾在2011年调查了181名首届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意向，6.6%的人选择了“北上广深”，58.0%的人选择了“省会级城市”，没有人把“农村”作为意向工作地点。2014年实际就业情况也印证了调查结果。17个省、市和自治区首届免费师范生就业的追踪数据显示：在4623名毕业生中，只有4%左右的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其中竟然有10个省出现农村零就业现象[6]。

以上问题不解决，乡村教师的培养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没有异议的，但人才培养质量是“复合概念”，其中包含很多不确定要素和因素，因此就必须围绕这些要素进行改革，这些要素事实上就是供给侧。从供给侧着手，培养既有“戀乡情怀”，又能把所学的知识、训练的能力运用到广大农村教育上的“实用人才”。

二、大数据时代与乡村教师的职前培养体系

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领域，人类总是“在无法获得实证数据的时候纯粹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去发现未知领域的规律”[7]。当教育处于大数据时代，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动态的，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途径必然会是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在这样背景下，探索乡村教师教育培养路径成为必要和可能。我们从乡村教师教育培养的体制机制、平台、教学内容等三方面探索改变供给（乡村教师培养分职前和职后两个大阶段，本文讨论的是职前部分，也就是入职时乡村教师应该实现的目标及实现的路径）问题。

（一）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时空与乡村教师培养的机制

传统的教师教育通常以特定的教室为授课地点，且在固定的时间内进行学习。在大数据时代，生产的科技化、生活的网络化、生存的娱乐化，阅读的快餐化、学习的泛在化、教育的理想化，给教师教育供给改革带来机遇和挑战。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提供教育供给那就会遇到挑战。师范生一年的学习时间不足200天，寒假暑假和中小学同步，三下乡也没有接触乡村教育。从时间供给上看，这对于培养一个有乡村教育情怀的专业化教师是远远不够的[1]。如果拓展教育时空，通过在体制机制上深化改革，那么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机遇。因此，我们提出了“达标+”的双专业融合的培养目标，制定标准，理顺机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一方面，研制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执行标准。依据通用的教师专业标准，结合在重庆、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调研乡村教师需求的成果，从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三个领域构建了师范生的能力矩阵，在知识、能力、素质三个层面明确了乡村教师的培养规格，形成了专业性与乡村情怀并重的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标准。

另一方面，完善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运行机制。成立统筹教师教育资源的专门机构（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决策组织（以学校主要领导为主任，相关职能处室、师范专业的教学院院长为成员组成教师教育工作委员会）、教师教育咨询机构（由中小学校长、教研员和教育学者共同组成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教师教育学科研究组织（渝东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2016年确定为重庆市教育智库——重庆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等专业化组织，在乡村教师培养改革的理论准备、决策咨询、实践操作等各个环节构建起了完善的运行机制。

（二）大数据时代教育技术与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平台

大数据不仅把全球卷入了一个以数据、数据分析与预测为特征的时代，而且也带来了学习和思维的革命，给信息化教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使教育过程中的资源观、教学观、学生发展观等都发生了变化，导致研究领域、关注度等深刻的变革。有学者曾指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能够借由前沿技术的发展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个体，让跟踪每一个人的数据成为了可能，从而让研究“人性”成为了可能，而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将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发现真正的学生[8]。翻转课堂创造了人性化学习方式，学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有一个自定进度的学习。萨尔曼·可汗发现，那些在某个或某些概念上多用一点点额外时间的孩子，一旦理解了概念，就会很快进步[9]。

有这样的技术是不是就能够解决乡村教师培养的问题呢？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只解决了外部“条件层面”的问题，有时还加重了“离乡教育”，加大了城乡的差别。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创新了教师教育共同体，构建了由高校、地方政府、城市中小学和乡村中小学组成教师教育共同体（UGSS）的乡村教师培养平台。首先是通过“合约形式”组建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目前组建的是1所高校14个区县30所城市中小学和60所农村中小学的教师教育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中通过合约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其次，建立大数据信息化管理库。通过信息化提高管理的科学化，坚持线上线下并用、线上线下结合，解决“山高路远，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在UGSS平台中，地方政府统筹辖区内的基础教育师资，提出本辖区对乡村教师在质和量方面的需求；长江师范学院牵头制定并落实既符合地方乡村教育发展要求又能促进师范生专业成长的培养方案，其中包括设计与中小学放假错开的“小学期”；城市优质中小学通过名师和教学能手在“小学期”内指导师范生的专业实践，提升师范生的教学能力；师范生到乡村薄弱学校进行为期半年的、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一体的专业实习，一方面将乡村薄弱学校的教师换岗到“UGSS 教师教育共同体”接受培训，提升乡村教师的学习素养和知识水平，另一方面感受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教育情怀，促使毕业后能够到乡村从事教育工作。

信息化管理平台是把上述的工作（问题、任务、要求等）、业绩（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等成果集中起来，一方面调度当下，线上办公，确保信息畅通和信息“保真”，另一方面为下一轮的乡村教师培养提供案例资源支持。

（三）优化本土化培养的课程体系，促进乡村教师核心素养的实现

大数据时代早已将全球范围的知识、文化融为一个看似整体而又分散的“知识团”，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局限于本民族所特有的知识与文化，更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知识的学习，了解不同种族、阶层、语言等多样化的文化知识，完善自我的知识体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多元文化[1]。由此也带来了对人才评价标准的变化，强调对核心素养的评价。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乡村教师的培养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学科学术目标+教师专业技能目标”，还应该探索乡村教师的核心素养。在培养过程中，在不减少正常的教学内容、不降低原来的教学要求基础上，增加“恋乡教育”内容，即通过增加课程、优化内容，加强学生乡村情怀养成教育，形成乡村教师特有的核心素养。

首先，强化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乡村情怀养成的主渠道作用，同时将师德和乡村情怀等嵌入其它各类课程；专业课程内容紧密对接乡村教育课程内容，乡村教育案例融入教师教育课程；增设“教育实践与体会”“乡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区域文化与认同”等领域的课程；举办乡土乡情教育专题讲座、美丽乡村教师主题活动，聘请优秀中小学教师“现身说法”，开展乡村薄弱学校调研交流等活动。形成了“学科专业+教师教育+乡土文化”的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课程体系。

其次，强化教育教学的乡村情感的陶冶功能。编写各类课程的案例集，以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乡村情怀；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情感资源，以引导学生乡土情、教育情的养成；融合教师的自我阅历、专业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精讲课程内容，丰富学生的情感；组织学生深入乡村学校课堂開展教学实践，参与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投身乡村儿童课业辅导等乡土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扎根乡村教育的品质。实现学科知识与乡土情怀的融合培养。

三、大数据时代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供给侧改革

什么是本土化？有的学者指出：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是指培养和培训基于相似的文化背景、血缘关系、生活习惯，具有共同的地域认同、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本乡本土的乡村教师[5]。目前，我国本土课程教学论建构的基础也已经基本具备[10]。我们认为要创新“本土化”，既要有恋乡情结，重视乡村发展，关心农村教育情怀，着眼当前实用；又能够掌握现代科技，展望末来有发展。法国哲学家库森早就说过，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11]。乡村教师不能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不是向落后看齐，不是向贫穷妥协，要坚持将乡村教师培养成最优秀的人才。因为，有了乡村教师的优秀，才能办好乡村教育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如何才能把培养优秀乡村教师的设想落到实处呢？进行供给侧改革应该是首选项目。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遵循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自身发展的逻辑，回归教师教育的根本，以科学理性思维重新审视乡村教师培养问题，以高质量的乡村教师教育产品满足乡村社会对乡村教育的需求。

地方师范院校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要坚持教师教育的传统和优势去转型发展加快发展。要发挥学科齐全的优势，发挥与地方关系密切的优势，发挥教师教学能力强的优势，也要认识到学科特色不明显、教师服务产业能力不足、教育理论与现实结合不够等问题，在坚持做精教师教育、弘扬教师教育特色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包括教师教育专业在内的转型发展。

回归教师教育的根本就是要以坚持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专业化教师为根本任务，既要坚持教师教育通用标准，也要凸显乡村教师的特殊需求，特别要加强教师教育为农村服务“魂”的基因注入。注意夯实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实施载体，推行师范生的“双导师制”，强化学生本土化成长的指导环节；实行基础教育实践导师与师范院校理论导师合作的团队化教学，创新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教学组织形式，延伸学生专业视野的拓展渠道；开展“早讲晚练”强化“三字一话”技能，坚守学生教学基本功训练的传统阵地；训练师范生既能够制作教具、挂图，又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举办常态化的教师技能竞赛，做实师范生教学能力演练的竞技平台；让师范生有义务意识，同时也要建立师范生学习积极性提升的激励机制。

以科学理性思维重新审视乡村教师培养问题，就是要思考时代变迁赋予乡村师范精神本土化的新内涵，改造、发展20世纪初发端的乡村师范教育精神。传统的乡村师范教育精神，倡导热爱乡土、适应乡土、佑启乡土、改造乡土，为乡村培养实用型师资，那是针对当时农业社会为主体、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代背景。当下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数字化时代，需要将上述理念时代化。教师培养的本土化就是乡村师范精神的时代化，乡村教师的本土化培养应与本土经济发展特别是教育发展契合，强化对本土资源的利用，对本土教育的认同，对本土教育状况的研究，对本土教育问题的破解，将专业知识教学、教师技能培养与乡村情怀养成融为一体，注重增进学生的乡土意识与品质，用本土方式生成学生的教育认知，强调学生教育理念、教学技能对乡村条件的适应与引领。

强化“恋乡教育”不能忘记教育现代化和信息化。信息技术变革及大数据的时代使得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实现了教育的在线化与网络化，各类网络课程、名校公开课的兴起极大拓宽了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为乡村教师培养方法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大量的视频资料，给美化乡村提供了可能。我们挖掘乡村教育资源，提供视频资料、微信、微博等形式把美丽乡村展现给学生，让学生认识到，农村不是贫穷的代名词，而是有美丽的一面，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把“欠发达”地区改称“后发达地区”，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恋乡情怀”。比如，把“它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但是比“某”地要美10倍”的视频资料通过微信、拇指课堂等形式传播给学生，学生受到心灵的启迪，精神的震撼，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之，要厘清在大数据时代下乡村教师教育培养的供给侧改革的进路，从理念上重塑和发展乡村师范教育精神，从定位上重筑乡村师范教育的本科定位、全科定性、乡村定向的格局，从制度上重建乡村教师教育的治理结构，切实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教育手段，多种供给方法，实现“专业化教师+乡村教育情怀”的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 于海洪，王明东.大数据时代教师教育“双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的策略研究[J].教师教育论坛，2016（5）：10-15.

[2] 郭志明.教师的专业性：从“缺席”到“在场”——美国20世纪中后期教师教育课程变革的专业化意义[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60-66.

[3] 罗明东，苟顺明.教师教育“双专业”问题探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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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涂光勇.首屆免费师范生就业情况分析[N].人民日报，2011-10-23（08）.

[7]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耶·思库克.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周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5.

[8] 张韫.大数据改变教育——写在大数据元年来临之际[J].中小学教育，2013（8）：29-32.

[9] 金陵.中美“翻转课堂”比较及其思考[A].徐福荫，黄慕雄主编.教育技术协同创新与多元发展[C].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58-63.

[10] 张传燧.本土课程教学论建构：基础与条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04）：72-78.

[11] 朱建平，李秋雅.大数据对大学教学的影响[J].中国大学教学，2014（09）：41-44.

作者：于海洪 王殿东

乡村社会应对城市化浪潮论文 篇3：

风景中的乡村，乡村中的风景

摘 要：乡村作为农业最早发展的地区，承载着分量最重的文化单元和最具特色的风貌展示。而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也进行了巨大的变革。文章通过对乡村之殇的现象研究出发，以贵阳花溪风景名胜区内的乡村发展为例，探讨在不可逆的城市化进程下，如何充分挖掘乡村的自然文化资源，转换传统“三农”思路，用风景旅游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寻找重生之路。

关键词：风景园林；乡村规划；文化复兴；旅游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乡土”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而乡村景观是基于乡土社会的性质，作为数千年来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直接产物，演绎出乡村特有的“共生”特性，这是比城市更为先进的规划思想，它以“零规划”的方式自然演变，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特色景观。在过去的60年中，乡村的变化速度惊人，城市化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传统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乡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是一个要被时代浪潮吞没的词语，乡村将成为历史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规划界最热门的词汇不乏“乡愁”“美丽乡村”等字眼，决策者对城镇建设乃至生态文明认识上的不断深化，那已经被现代经济影响的支离破碎的乡村，将何去何从呢？

一、逐渐消失的村落

（一）寻不回的“乡愁”

据数据统计，中国近十年，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上百年的村庄，经历了封建时期朝代的变更、军阀时期的纷争，却抵不过和平年代城镇化的步伐，消失在历史的进程里，有能力的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乡村。截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17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升至58.52%。随着城市化的到来，两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古国开始进入了工业文明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正在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布局重组，也随之出现了无数史无前例的社会问题。

乡村作为农耕文化的象征，消失就是农耕文化的萎靡，并随之消失了一批具有观赏价值、历史价值的村落，连同他们所承载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展示着“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书”，還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同时，大量的村庄空心化严重，处于挣扎的边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到人口相对密集、条件更好的地方生活，村庄 “空心村”现象日趋严重。在当下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本身就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化倾向，其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剧城市失业问题的固有矛盾。因此，农村自身的剩余劳动力，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必然也将面临是否向城市迁移的抉择，以及农民进城带来的一系列文化融入的问题也亟待解决。而留守的“空巢老人”们，虽然这些老人在物质上生活得更好了，但是在精神上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他们却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空虚，这不是村村通广播电视就能够解决的，这也不是生活在城市的子女们所期望的。

我国的城市化推动更重要的是利用工业而非第三产业，这也是和目前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所不一致的，城市化结束后，这种经济业态为远期安置大量的待业人口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不禁自问，该不该引导让这么多的农民进城？而背井离乡的生活真的是他们所愿意选择的吗？

（二）“逆城市化”之殇——乡村再受重创

当农民纷纷进城的时候，城里的人却在琢磨如何出城，缓解紧张的生活节奏。

在发达国家，很早就提出“逆城市化”一词，意指发达国家由于城市问题的压力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形成一个绿色的逆城市化生态环境。

而中国目前这种趋势也逐渐开始增大，打着乡村旅游的旗号去农村买房，成了富裕人群的“时尚”选择。城里人来了，村里人开始意识到，土地值钱了，种地不如卖地。于是出现了大量的“非转农”现象。但其实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它是由于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

所以村庄失去了祖祖辈辈的主人，失去了与环境慢慢磨合后“生长”的空间，一栋栋欧式别墅、新中式小楼“排排坐”式地被建立起来，农耕文化失去了传承之人，城市郊区和乡村的边界愈发模糊。

（三）农村土地安全格局丧失

一直以来，基本农田都是被严格控制和保护的，那失去了耕作基本农田的人呢？而乡村的现状便是如此，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土地作业技能和知识的失传，大量的土地闲置成为对当下乡村土地安全格局的最大危险。我国是农业大国，如果那些传统、具有独特风土民情的村庄日益消失，今后拿什么来见证农耕文明？

二、乡村聚落形态研究必不可少

首先便是聚落的选址，多数乡村选址归纳为环境决定论，这是原始朴素的天人合一的体现。环境决定论即是从降水、温度、日光、森林、地形等来解释农村住宅的形式、材料和分布，从河流、水源、地形等选择村落形态与分布，这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卧牛村”“八卦村”这些象形又很有道理，同时很有意思的村落形态。

然后乡村的发展又取决于村民的文化、个人决定的能力，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等。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通过和自然的磨合，逐渐形成的独特而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包含了多样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以及与山区环境相适应的人居生存方式，这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是理解上千年来华夏文明的一把钥匙。

三、他山之石助攻乡村“重生”

处于高速推进的城乡发展进程中，从来都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传统的乡村有好有坏，所以这是乡村建设的最好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把乡村推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然而谈乡村保护，不能纸上谈兵，更不能脱离乡村的使用者，而应该根植于乡村本身情况，寻求与之相匹配的量体合衣的发展之路。

德国是欧盟重要的农业国之一，德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具有很强的特色，也非常值得研究。在德国，农村人还创造了许多比大城市有趣的文化生活，甚至发明农村特有的节日，也能吸引很多人过来活动。可以看出，德国的农村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因为德国农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与大城市相比并没有多大差距，所以大部分人选择在农村居住。其结果是，德国没有出现纷纷往大城市发展的现象，而是在各自居住的小地方自得其乐。

此外，还有很多可以供我们学习的经验：（1）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发展生态农业；（2）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保持农村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3）实施村庄更新计划，缩小城乡差距；（4）通过相关法律，促进农村规模化经营；（5）补贴形式多样，农业竞争力得以提高，同时对农业基础设施提供大量的资助；（6）完善社会保证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注重对农业人口的教育和培训。

四、以贵阳花溪风景名胜区内少数民族乡村规划为例

（一）梳理矛盾，抓住契机

自风景名胜区保护的相关条例出台后，绝大多数村庄同风景区内的景点保护、利用、管理存在矛盾，绝大多数乡村风貌同风景区风貌存在不协调现象。这也主要是因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同风景资源保护利益出发点不同而引起的，而风景区往往也会忽视乡村，或视之为“敌人”，导致多数风景区内的村庄资源“零利用、零发展、零效益”，甚至成为破坏风景资源的捣乱分子。但是一旦梳理好风景区和乡村发展的关键矛盾，乡村将以休闲观光的发展模式填补风景区核心景观往往以观光为主的游赏模式，并通过乡村景观的提升打造，形成独具魅力的风景资源，所以说，好的规划可以达到1+1大于2的效果。

贵阳花溪风景名胜区位于贵阳中心区边缘，被誉为“贵阳的后花园”（图1），风景自然是美不胜收，但是贵阳作为一个风景大省，花溪风景名胜区的风景资源被湮没在了众多风景资源相似、品质更佳的风景区之中，发展一直被制约。

2012年中央提出贵阳新区的建设后，花溪风景名胜区由原来城市的边缘摇身变成了贵阳新区的中心区，区位的变化，带来了转变的契机：

（1）环境压力变：原来不到20平方公里内不足0.7万居民，城镇化后周边将有上百万人口居住。

（2）景区类型变：从原来的自然的“江河类”和“岩洞类”变为人化影响的“城市风景类”。

（3）“三农”自身变。区域城镇化可能导致风景区内“三农”彻底消失，风景区内的乡村产业急需转型，规划必须在农村特色城镇化条件下提前做出优化、调整、升级，来应对市场的变化。而目前风景区内乡村聚落很多，农业占地面积比重很大，但是农业所产生的直接收益却很低，而群落开始单一化，农田比重剧增的同时，生态开始退化。

（4）服务对象变：风景区由服务原来的周边城市游客，变成全省乃至全国广大游人，以及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的兼具公园的性质。

（5）道路交通变：高速铁路、省际铁路、城市快轨将使崎岖变坦途，改变贵州风景苦旅的印象，全国旅客下车直接就到景区领略自然风光。

这五大巨变中，乡村如何“华丽转身”，是风景区能不能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风景区内的乡村普遍存在以下现象：

（1）历史悠久。一个村寨多由一个姓氏发展而成，几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民族血统关系。有着诸多明清遗存，传递着重要的历史人文信息。

（2）空心化。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少见年青人，农民少，也不利于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耕作。

（3）村落选址往往随坡就势，老房子鳞次栉比，背山面水，画面唯美，形成优美的景观界面。对于民族村寨来说，山水关系不仅是景观，更是居于此长于斯的人们的文化渊源和精神信仰之所在。

（4）建筑风格多样。老建筑濒临倒塌，新房子过于城市化，固有的村落空间与建筑风格逐步丧失。

（5）文化特色不强。虽然风景区内为多民族杂居地区。不同民族在建筑风格、空间形态、民风民俗上日趋一致，同质化现象突现，和谐共生但特色不足。

（6）基础设施滞后。现有道路、给水、电、污水及垃圾等处理设施不足，与水源保护要求不符。

随着周围城镇化进程加速，村民逐步外迁，变为城市居民，传统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已经逐渐被放弃，而随着游客休闲方式需求的转化，乡村产业应破除传统，找寻特色，逐步转变为民族文化休闲度假，成为风景旅游村寨，成为以自然资源为主打的花溪风景名胜区内人文资源的重要补充，将背道而驰扭转为共同进退，才是风景区内的村庄应走的发展模式。

（二）发展策略

首先要严格遵守上位规划对风景区的保护要求，对三级保护区内的乡村进行策划和建设，同时尊重传统村寨的历史渊源，不做大拆大改，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现有村寨为载体，打造风景旅游村寨，配套旅游休闲服务设施，以山水风光最佳、景观最丰处，结合村寨，农业改为观赏农业，进行旅游服务带动；农田退耕还林，展现田园风光；而农民作为服务人员，一产变三产；现有的村落的传统居住功能提升为可旅游休闲接待的风景村寨。通过对村寨配套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大力推动村寨的升级改造与产业转型。

在提升改造的过程主要针对如下几点：

1.尊重历史，挖掘文化

从乡村的整体环境入手，将村落的历史人文特征作为主导因素来考虑，在尊重民族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上，突出其所代表的不同的文化内涵。增加动态参与，策划能与游客产生互动，并展示当地文化的游览项目，扩充布依族民族文化内容（图2），展示贵州省境内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增加游客的体验参与性，如蜡染工艺、饮食文化体验课。

2.优化空间，重塑精神

根據不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信仰的不同，以世代因袭的各自的传统环境观来优化和重塑其村落空间，使其各具特色，生动鲜活。

利用景观空间彰显地方文化（图3），挖掘历史文化，优化村落空间形态，从历史、民风民俗、宗教等多方面来展示民族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世界。增加传统风貌中的寨门、寨心、特色街巷、院落、休闲空间、活动场地等空间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增加具有民族标志性和标识性的文化景观，提升旅游吸引力，强化民族景观特色。注重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形成绿色景观休闲空间，并能同时满足当地居民及游客游憩需求。

3.配套功能，完善设施

道路是空间的骨架和村寨的血脉，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配套道路与基础设施，村寨内部成网，游览外部成环，新老寨与风景区旅游线连接紧密。

完善旅游服务功能，达到保存传统聚落空间与摒弃贫困落后共嬴的目标，以风景建筑的标准改造当地民居。设施功能配齐全，完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服务功能，配套雨污水、燃气、热力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

4.分期建设，滚动发展

以多民族文化为主线，尊重原有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形成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风景村寨，大力提升风景区内人文景观品质，使其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风景胜地。

通过规划，最终形成以老带新，逐步置换，滚动发展的模式，实现风景区内的乡村由自然村寨—文化村寨—风景村寨—旅游村寨的转变，满足承载休闲服务的功能。

五、结语

作为从业者，于生活中，我们爱惜自然，感动于自然；于工作中，我们应不断探索人居自然更和谐的发展模式，让乡村碧水环绕，绿树掩映，生机勃勃，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一道风景线，山水有意人有情，万绿丛中灵气生，提出指导美丽乡村实际发展的“中国智慧”方案。

参考文献：

[1]高晴.德国的农村发展政策[J].国土资源情报，2007，（10）：26-27.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作者：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