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释（精选十篇）
经济学阐释 篇1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经济人,自利,利他,非理性,合作
“经济人”是传统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 是一切理论推导和政策决策的出发点和基础。“经济人”假设的两个核心理论:一个是目的论——自利, 一个是选择的方式——人的理性推理。虽然“经济人”假设在市场分析中是相当有效的, 但是“经济人”的假设与现实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并且固有的缺陷使它逐渐失去了合理解释某些经济现象的功能。笔者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运用科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唯物史观, 从人的实际行动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 重新对“经济人”假设做出了阐释。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是指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体系。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 “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个体的抽象, “经济人”的理性体现在出于利己的动机, 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古典经济学家认为, 人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 “经济人”是按照经济理论行事的理性人, 在市场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利益。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 “经济人”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人不仅追求自身利益, 而且拥有完全信息, 因而他可以实现最大化的选择。出于自利的动机, 理性的消费者在既定的支出限定下获得最大效用, 亦即最大的满足;同样是出于自利的动机, 生产者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最大的产量, 从而使生产成本最低, 利润最大;同样也是出于自利动机, 要素所有者总把要素提供给出价最高的厂商, 从而获得最大的报酬。具有这种经济理性的行为人被称为“完全理性经济人”, 他们掌握着完全信息, 具有准确的理性预期能力, 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对其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方案进行最优选择, 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 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可见, 传统经济学理论着重强调市场的重要性。虽然假定“经济人”是自利的, 但是在市场交换中, “经济人”的理性有助于实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
二、“经济人”假设与新政治经济学
为了使行为主体更接近真实的人本身, 新政治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进行了修正:
1.“经济人”的本性——自利
新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人”是指能对稀缺作出适应性意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适应性即是一种最大最小行为:在同样的投入条件下, 力求实现的绩效最大;或者, 实现同样的绩效的条件下, 力求投入最小。最大最小行为, 是“经济人”应对资源稀缺的一种适应性选择, 与“经济人”的行为目标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因此, 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不必然包括“经济人”必定是自利的含义。“经济人”的行为目标是复杂多样的, 而且在不同的博弈结构中, 其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
新政治经济学中将“利他”定义为有利于他人而不利于自己的行为。经济人在做决策的时候, 并不一定如传统经济学所言是绝对自利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或“利他”并不是“经济人”的本质特征, 而是行为主体权衡其社会偏好和经济利益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2.“经济人”的行为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 理性被假设为对不同制度环境的适应性行为, 因此, 不仅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 对整体利益的追求也是合乎理性要求的。
经典的“囚徒困境”中, 参与者博弈的结果是纳什均衡偏离了帕累托均衡, 使个人理性的选择与集体理性的结果相悖, 最终导致最优的资源配置无法实现 (此时尽管存在帕累托最优但却无法实现) , 这对传统经济学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在无限次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引入了利他纬度时, 传统的“经济人”就会改变最初的选择方式, 选择合作, 实现共赢, 实现帕累托最优。
上述分析超越了传统“经济人”假设, 正是这种超越使行为主体中包含着不能否认的合作选择: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 行为也并不总是如传统的“经济人”般选择——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 但也并不总是如“傻子”般行动——追求合作收益最大化。对合作者采取合作策略同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其并非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 而是寻求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森对此所产生的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只有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并拒绝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才是惟一的有理性的呢?”
3.“经济人”的行为方式——理性
新政治经济学继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 认为人可以达到理性的意识, 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 人的理性界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 有限理性的约束会进一步抑制“经济人”的行为偏离随机化。因此, 理性仍旧需要非理性的支持, “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取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随机稳定性。这里的非理性行为是指本能、习惯、习俗、从众等, 同理性行为一样是人类对资源稀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
非理性并不与理性对立, 与理性对立的是严重偏离最大最小的反理性, 理性与非理性是一致的。贝克尔在研究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行为时指出, “从原则上揭示, 倾斜下降的市场需求曲线与其说源于理性行为本身, 毋宁说源于包括广泛的非理性行为在内的一种一般法则。” 所以, “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就是对稀缺的适应性回应, 不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
三、结论及启示
用抽象的“经济人”分析现实中行为主体的行为, 是传统经济学的致命错误。实际上, 行为者的最大最小行为是由其所处的博弈结构决定的, 离开了特定博弈结构就无法理解这些行为选择。因此, 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最基本假设就是对资源稀缺的适应性:在特定的博弈结构中, “经济人”的自利或利他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同样是“经济人”的适应性目标;理性或者是非理性也是行为方式的适应性特征。所以, “经济人”就是一个“适应人”, 传统的“经济人”只是“经济人”的特例。
20世纪以来, 经济学发生了巨大的演变, 即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家庭、流浪汉犯罪等, 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新政治经济学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整合政治与经济的研究, 以“适应人”假设取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 不但统一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假设, 使政治场中利他的“经济人”和市场中自利的“经济人”得到最终的统一;而且“适应人”假设作为政府治理理论中坚实可靠的前提, 有助于分析政府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 有助于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政府激励机制, 为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参考文献
[1]张艳丽.“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
[2]王玉珍.理性只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吗[J].经济学家, 2004 (6) .
[3]龚霁茸, 费方域.寻求公平的经济人——相关试验经济学研究综述[J].经济学家, 2006 (2) .
[4]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5]科林.凯莫勒.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M]贺京同, 那艺,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经济学阐释 篇2
关键词：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军事人力资源配置；经济学阐释
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企业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制度和惯例等，具有长期雇佣、内部晋升和报酬后置等完全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从军事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安排来看，体现出了鲜明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尽管与企业组织和公共组织有很大不同，但是军事组织还是具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可以视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一、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决定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信息障碍的存在，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货交易相比，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契约关系能节省交易成本和降低交易风险，这也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
第一，军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通用性。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一种仅对于某一特定的企业或组织有效的人力资本，一旦离开这一企业或组织其生产力会锐减，甚至变为零。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属于一种典型的“沉淀成本”，在短期雇佣关系下任何理性的雇主和雇员都不会愿意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而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可以保证雇佣双方收回“沉淀成本”。在军事领域内非常典型地存在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作战指挥能力、武器操作技能等。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就在于：通过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军队可以实现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军人也不必担忧掌握的军事专用性知识和技能“无用武之地”。另外，干中学、在职培训等因素也是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都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相关。
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是有约束条件的，即存在军事人力资本专用性。军事人力资本既包括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也包括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现实中不同的岗位对于人力资本的军事专用性的要求也不同，如作战部队的指挥军官主要具备的是组训能力、指挥技能等形式的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军队医院的医生所具备的则是医学知识和技能等形式的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由此，我们认为，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有边界的，划分依据就是人力资本的军事专用性。对于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应运用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来配置；对于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则应运用外部劳动力市场。
第二，信息障碍。信息经济学认为，现实世界存在着信息障碍，即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外部市场上雇佣双方短期的、暂时性的交易活动往往难以形成合作的激励，机会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选择。在军事劳动关系中不仅存在信息障碍，而且由于军事劳动的特殊性，信息障碍表现得更为突出。军事劳动生产的是“国防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国防安全”本身是无法量化的。可以说，军事劳动成果的难以计量是军事劳动关系中信息障碍存在的根本原因。另外，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也与信息障碍存在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高，各种管理技术比较成熟，能够对军人的能力素质和绩效进行科学考评，那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国防安全”难以计量带来的信息障碍。在信息障碍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使双方的博弈关系由一次性和短期性变为重复性和长期性，强化了“信誉”或“声望”机制对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因而，军事劳动关系中信息障碍的存在要求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单一化（即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
二、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局限于单一的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凡是军事领域内的人力资源一律“穿军装”。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日趋深入，军队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军队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增加。在有限的军费开支下，军队的理性选择是压缩在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来保障高素质军事专用性人才建设的需要。与此同时，信息障碍的影响却在日渐弱化。随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尤其是在人才甄别、绩效考核等方面。这些管理技术在军队人事管理实践中的运用，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军事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信息障碍。
新的形勢下，军事人力资本多样性对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信息障碍的影响力却在日渐弱化，最终必将是前者的影响力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原有的单一配置方式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效率基础，多元化才是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选择。后勤社会化保障、非现役文职人员的引入，标志着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改革。这些举措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现实体现，是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后勤保障社会化实现了后勤保障人员配置方式的转变，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已经得到验证。非现役文职人员目前所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窄。从理论上来讲，非现役文职人员是可以引入到所有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领域内的。现实中外军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我军相比，外军的文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范围更广。外军除作战部队原则上不使用文职人员外，文职人员遍布军队许多部门和岗位，上至国防部长，下至各类勤杂人员都可由文职人员担任。
同时，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也为军官职业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撑。军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决定了军队与军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劳动契约关系。通过这种长期稳定的契约，军队与军人双方能够收回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成本”，从而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目前，我国兵役制度还没有实现军官职业化，大多数军官或早或晚都将面临转业。一旦转业，转业军官身上多年形成的专用性军事人力资本就将完全失去生产力，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从理论上来讲，军官职业化正是避免这种“沉淀成本”的发生、形成长期稳定的军事劳动契约关系的理想选择。当然，兵役制度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单凭此并不能完全证明目前在我国实行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但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路径，有助于对军官职业化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詹仲亚,宋清华.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初探[J].军事经济研究,2006(8).
经济学阐释 篇3
关键词：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军事人力资源配置,经济学阐释
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 是指企业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制度和惯例等, 具有长期雇佣、内部晋升和报酬后置等完全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从军事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安排来看, 体现出了鲜明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尽管与企业组织和公共组织有很大不同, 但是军事组织还是具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 可以视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一、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决定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信息障碍的存在, 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货交易相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契约关系能节省交易成本和降低交易风险, 这也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
第一, 军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通用性。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一种仅对于某一特定的企业或组织有效的人力资本, 一旦离开这一企业或组织其生产力会锐减, 甚至变为零。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属于一种典型的“沉淀成本”, 在短期雇佣关系下任何理性的雇主和雇员都不会愿意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 而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可以保证雇佣双方收回“沉淀成本”。在军事领域内非常典型地存在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如作战指挥能力、武器操作技能等。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就在于:通过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军队可以实现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而军人也不必担忧掌握的军事专用性知识和技能“无用武之地”。另外, 干中学、在职培训等因素也是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 这些都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相关。
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是有约束条件的, 即存在军事人力资本专用性。军事人力资本既包括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 也包括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现实中不同的岗位对于人力资本的军事专用性的要求也不同, 如作战部队的指挥军官主要具备的是组训能力、指挥技能等形式的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 军队医院的医生所具备的则是医学知识和技能等形式的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由此, 我们认为, 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有边界的, 划分依据就是人力资本的军事专用性。对于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 应运用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来配置;对于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 则应运用外部劳动力市场。
第二, 信息障碍。信息经济学认为, 现实世界存在着信息障碍, 即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 外部市场上雇佣双方短期的、暂时性的交易活动往往难以形成合作的激励, 机会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选择。在军事劳动关系中不仅存在信息障碍, 而且由于军事劳动的特殊性, 信息障碍表现得更为突出。军事劳动生产的是“国防安全”这一公共产品, 而“国防安全”本身是无法量化的。可以说, 军事劳动成果的难以计量是军事劳动关系中信息障碍存在的根本原因。另外, 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也与信息障碍存在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高, 各种管理技术比较成熟, 能够对军人的能力素质和绩效进行科学考评, 那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国防安全”难以计量带来的信息障碍。在信息障碍客观存在的前提下, 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使双方的博弈关系由一次性和短期性变为重复性和长期性, 强化了“信誉”或“声望”机制对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因而, 军事劳动关系中信息障碍的存在要求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单一化 (即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 。
二、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的启示
长期以来, 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局限于单一的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 凡是军事领域内的人力资源一律“穿军装”。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日趋深入, 军队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军队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随之而来的是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增加。在有限的军费开支下, 军队的理性选择是压缩在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 来保障高素质军事专用性人才建设的需要。与此同时, 信息障碍的影响却在日渐弱化。随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产生了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 尤其是在人才甄别、绩效考核等方面。这些管理技术在军队人事管理实践中的运用, 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军事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信息障碍。
新的形势下, 军事人力资本多样性对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信息障碍的影响力却在日渐弱化, 最终必将是前者的影响力占据主导地位。因而, 原有的单一配置方式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效率基础, 多元化才是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选择。后勤社会化保障、非现役文职人员的引入, 标志着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改革。这些举措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现实体现, 是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后勤保障社会化实现了后勤保障人员配置方式的转变,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这已经得到验证。非现役文职人员目前所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窄。从理论上来讲, 非现役文职人员是可以引入到所有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领域内的。现实中外军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我军相比, 外军的文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范围更广。外军除作战部队原则上不使用文职人员外, 文职人员遍布军队许多部门和岗位, 上至国防部长, 下至各类勤杂人员都可由文职人员担任。
同时, 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也为军官职业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撑。军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决定了军队与军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劳动契约关系。通过这种长期稳定的契约, 军队与军人双方能够收回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成本”, 从而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目前, 我国兵役制度还没有实现军官职业化, 大多数军官或早或晚都将面临转业。一旦转业, 转业军官身上多年形成的专用性军事人力资本就将完全失去生产力, 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从理论上来讲, 军官职业化正是避免这种“沉淀成本”的发生、形成长期稳定的军事劳动契约关系的理想选择。当然, 兵役制度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 单凭此并不能完全证明目前在我国实行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 但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路径, 有助于对军官职业化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文艺心理的阐释 篇4
汇而初融，是特点之一。在全书三卷十七章中，卷二《现代心理学参照系》占了十章，足见作者注意焦点之所在。卷二大有汇现代心理学百余年来各派成果于一炉的气概。逐章评介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日内瓦学派、人本主义和“维列鲁”学派等相继或同时出现的欧美各个现代心理学派，从中抽取于建设文艺心理学有益的成果。并将其汲取、引伸与发展成为文艺心理学的有关组成部分。当然，融汇现代心理学各家之长而集其大成，自非一人之力数年之功所能胜任。书中对各家所长有所择取，有所烧结，已属难能可贵。对于并未深研现代心理学的文艺工作者与爱好者，阅读卷二，权当一次现代心理学各派尝浅的巡礼，亦当获益非浅。
述而有作，是特点之二。卷二基本上是述。但从大量心理学著作中，作如是选择如是述介，就已包涵着作者主体的观点，包涵着述中之作。而其中不少颇为中肯的述评及其顺便的引伸与补正，更是作。比如，在《高峰体验》一节，于述介与肯定之后，还指出，“马斯洛恰恰忽略了另外一种人生的体验，一种在生命与自然、个人与命运、正义与邪恶、高尚与苦难相互拼搏冲折中的体验，一种身处绝境、死而后生的体验，一种山崩于前、海啸于后、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体验，一种舍生求义、杀身成仁的体验。”“中国古代小说中描述的‘林冲夜奔’、‘秦琼卖马’那种抑郁苍凉的人生体验，也可以成为审美的至高的境界。”便甚为有见。卷一与卷三主要是作。在卷一《背景转换中的文学动势》，作者考察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向内转”的大趋势，论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进而具体分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动因。尽管有些说法尚可商榷，但在总体上不失为创见。
通而待合，是特点之三。全书的落脚点在卷三，它的标题便是《文学，在心理的屏幕上》。本书主旨是试图在心理学与文艺学这两个超复杂系统中架起一座彩虹，这在基本上实现了。卷三从心理学的角度审视了文艺学的本体论、创作论和价值论。作者认为，文学是人类社会物质性实体的大地上“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云霓。“在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外界的物理刺激与内在的心理反映不是一种机械决定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一的同步对应关系。”其间存在着“距离”、“差异”、“倾斜”、“错位”。这些在文学艺术中，“完全可以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必要的存在”。作者从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联系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神韵说”，作出文学的本体属性的五点推断：(一)文学所创造的是一种“新质”，是“兴与境谐，神合气定”(王士祯)的结果，或曰“整合定形”的结果，这正体现了文学的心灵创造性。(二)神韵作为一种格式塔质，一种心物相交相感而生的精神能量，在文学作品中能“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司空图)而不为物所拘，这便使文学具备了创造的自由性。(三)神韵作为一种“形之君而神明之主”(荀子)的东西，获得了精神领域的高层次属性。(四)神韵作为一种格式塔质，是构成文学作品本体的基质。表现性本身也就是文学的质。(五)文学审美活动的极致在言辞的核心意义之外，文学的最高审美价值是激发起读者的想像，呼唤出读者内心的潜能。作者认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主体是蚕，作品是丝。”“丝源于桑叶，却又是春蚕的生命汁液的结晶。”文学创作心理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是艺术思维的直捷性，即艺术直觉；一是艺术表现的单整性即艺术的概括综合。显然，这座颇为绚丽的彩虹，在沟通文艺学与心理学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但文艺心理学是文艺学与心理学两圆的相割部分，是两者的重合，是浑然一体的化合，它的创建与发展，尚有待于深入研究与精心构筑。
经济学阐释 篇5
关键词：经济与哲学,理性人范式,新路径,反思和超越
一、前言
经济学教授韦森(2007)指出:“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 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起, 正急切地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界重视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 也要求中国的学人对这些学科交叉领域中构成人类社会运作之深层理性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进行评判和审视。这无疑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非常紧迫的时代理论要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而现代经济学中在这一假设中已经越走越远,我们必须要回归理性人原点,从根本上做出重新阐释和分析。
二、经济哲学的融合路径的新范式分析———以理性人为例
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对理性人的构造和逻辑推演,阐述了个体(消费者———生产者)、组织(企业———产业———市场)、行为(竞争———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垄断)、价值(配置———规制)等概念。虽然说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范式都是基于个人主义,但是心理学更倾向于对个人感觉的描述,而经济学更倾向与对个人理性的描述。从这个层面上讲,心理学应该起源于主观唯心主义,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这门学科归纳为心理的感应—触发—行为模式,当代经济学应该起源于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在当代经济学的世界中很多的概念(市场、竞争、垄断等)可以通过抽象逻辑推理展现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在这个完美的世界之后起因———“看不见的手”却只能归根于某种神秘的力量。
威廉·詹姆斯提出:“从最广义的所谓自我说起,而后逐步寻求到自我之最微妙最精深的方式,由德国人所谓经验的自我(the empirical Ego)之研究到纯粹自我(the pure Ego)之研究。从最广义的自我说,我们可以将它的历史分成三部,关于:一是它的成分;二是这些成分所引起的感情和情绪———自我情感(Self-feelings);三是这些成分所激发的行为———自营与自保(Self-seeking and self-preservation)。这个自我的成分可以分成几类,即构成(甲)物质的自我;(乙)社群的自我;(丙)精神的自我的成分;(丁)纯粹的自我的成分。物质的自我指的是个人的身体、衣着、家人、居所和财产等。社会的自我来自于同伴的认可,有多少同伴就有多少个社会的自我。精神的自我指监控内在思想和情感的自我,指一个人对自身意识状态、态度、气质、个人兴趣等内在精神生活的意识。纯粹的自我指在人格恒同感下的自我感知、判断与行为。汪丁丁指出,理解个体行为可以放在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之内:第一个维度是“物的秩序”,完全从技术、物质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秩序”,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概念;第三个维度是“精神秩序”,它包含精神的诉求、自我的诉求,比较抽象。对于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种倾向(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如果讲斯密时代的知识与技术还不足以认识到意识和理性问题,那么对于当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技术和知识来分析交易的动机,如果我们选择漠视,这无疑是对文明的一次背离。
理性是意识的规律性的实在,实质上说明理性是人类有限认知层次上的秩序。在秩序范围内,人类依据相关的标准及其经验评判行为、目的、价值的理性,范围之外便感到无能为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被单独置放在通过货币计算效用的功利主义维度,将理性人假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纯粹权衡成本收益的工具。理性等同于利益及其利益的追求,这无疑是偏狭的,不符合事实的。无论哪种理论都不能忽略作为人本身存在的意义以及价值,经济学理性假设应该建立在人本主义视角之上进行研究,在此笔者将经济学理性拓展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物质理性,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以物质的角度来衡量生存的价值以及意义。二是社会理性,基于交往的需要,以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衡量生存的价值以及意义。三是精神理性,基于思想的需要,以精神的满足的角度来衡量生存的价值以及意义。四是超理性,基于理念(价值观)的需要,以自我实现的角度来衡量生存的价值以及意义。
韦森提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人’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透过自己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去发现人类社会中的某些‘自然秩序’。”在此笔者将经济学理性从物质理性的功利主义维度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寻找物质理性、社会理性、精神理性以及超理性共融的理论,使经济学理论走向新的纪元,笔者认为这才是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正确路径。
亚当·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马歇尔指出:“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塑造了世界历史。(第一章导论)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大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不过,这种衡量仅指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而言。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都是无法衡量的。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或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分析及推论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放置在一边好了。不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所有问题研究当中,反而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以致一无所获。(第二章经济学的实质)”萨繆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认稀缺性是一种现实存在,并探究一个社会如何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
对于亚当·斯密的利己心,经济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提出:“我将要说明的观点是,斯密并没有特别推崇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最好理解为一个温和的讽刺笑话。在这些情况下,看不见的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体商人是否选择通过政治影响、权力的使用以及其他方式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既要求有良好的制度也要求有良好的规范,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在明确界定的游戏规则中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不是通过试图影响制度与规则来追求利益。”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贺京同教授(2007)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仍然逃不脱它的相对真理性,即它所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大量现实经济中的所谓‘异常现象’无法用新古典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和预测,比如股票溢价之谜和非自愿失业的根源问题等。其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把经济分析的出发点锁定为‘刚性的’经济理性人,因而其分析过程必然带有机械主义色彩,这使得各种社会关系也被作为一种机械而非人格化的关系来对待,从而导致以它为前提的经济学分析显得过于僵化,因为非人格化的‘机械人’并不能再现复杂社会中人的思考、喜好和相互行为,这忽视了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事实。”
在当代经济学中,对于行为的描叙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准则,建立在偏好基础之上,为人类理性的呈现形式。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可描述为“行为偏好+ 利润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将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上更进一步,弥补解释现实问题的不足,但从在社会角度和心理角度上的分析有着先天的缺憾。何大安(2006)将其模式概括为“有限理性+ 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关于人类选择行为的分析,将功利的观念引入了时间维度,划分为“当下的功利”和“长期的功利”;拓宽了心理维度的解析内涵,强调认知局限,创立了以非理性选择为中心内容的展望理论。何大安教授(2006)将其概括为“认知局限+ 偏差行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效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理性所要衡量与计算的效用范围之内加入了个人心理、制度文化等因素,行为经济学的理性是以心理效用为标准的自然人快乐。
三、小结
对于行为理解的潜在意义仍然是基于物质理性的功利主义维度,缺乏对行为更深层次的研究。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还是现代的非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讨论的,在理性的认知范围之内,经济学可以自由的使用理性人、完全竞争、一般均衡和市场等概念,而超出理性的认知范围,经济学就变得无能为力。这样会直接剥离了人类存在的价值感及意义。而本文认为对行为动机和过程意义的研究,会将主体和客体两个分离的世界融合,融合成为一个自洽的可认知的世界,使人类行为更具有实践意义和价值意义。要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和过程,就要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里进行认识。从单单物质理性的功利主义维度中,将行为从现有的经济理性认知局限中解脱出来,加入社会理性、精神理性、超理性的理念来重新审视行为合理性。
参考文献
[1]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7(4)
[2]詹姆斯/唐钺.心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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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弗里德·马歇尔/廉运杰.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5]保罗·萨繆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萧琛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艾玛·罗斯柴尔德/赵劲松,等.经济学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赛与启蒙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贺京同,那艺.传承而非颠覆:从古典、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武术谚语阐释 篇6
1. 武术谚语的产生与发展
武术谚语同其他语言一样, 并不是某个天才或几个圣贤及武林高手独自创造的。它是广大习武者及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武术谚语的起源其确切年代虽不得而知, 而我们推想其形成来源应与现代流行语同样。武术谚语的成立也是基于几代人选择、淘汰出来的隽语。起初, 可能是一个或几个精于武术的人经过练武实践、观察、总结、归纳出几则习武方面的哲理。后来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 在传诵中被人们不断修饰、凝练, 之后可能渗透到生活中, 以及其它谚语之中, 也可能与其它谚语或语言形式结合, 在根据武术要领改编而来, 于是竞相引用, 竞相传播, 武术谚语遂以成立。
人们的认识, 无论是对人类社会, 还是自然界等各方面, 都是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武术谚语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发现了铁, 与铁有关的武术谚语就被创造出来了, 如“练武要起早, 打铁要趁热”。后来人们在铁的基础上, 又炼出钢, 钢比铁还硬, 武术谚语也随着发展为“练功如打铁, 百炼成纯钢”。
武术谚语的发展变化总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的。从古至今, 武术谚语日积月累, 不断丰富, 日臻完善, 然而其发展速度最快, 数量最多, 还是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过去的武术谚语大多数是在各个武术门派内部传诵, 相互之间一般不交流, 基本上是独立存在的。例如, 有的门派倡导“要想功夫深, 练拳先练筋”, 而另一门派高呼“要想拳不空, 练拳先练功”。这两句武术谚语实际上都是强调基本功在练武中的重要性, 但由于各门派之间互相不交流, 因此各表述的语言都不一样。在进入现代社会后, 随着体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武术门派之间增进交流, 武术谚语也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2. 武术谚语的分类
2.1 技击类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 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 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技击谚语是习武者不断从武术练习中提炼出来的关于指导武术训练的精练语言。如:“一寸长, 一寸强;一寸短, 一寸险。”“宁挨十手, 不挨一肘。”“能动能静, 拳道之圣;动而不静, 拳道之病。””武术讲八法, 拳脚要踢打。”“拳似流星眼似电, 身似游龙腿似箭。”“架子天天盘, 功夫日日增。”
2.2 练法类
武术先辈们在长期的运动实践中, 不断积累、创造出了内容丰富的练武经验, 这些武术谚语简洁又不失精要, 使广大习武者掌握练武的要诀, 从而更好地指导自己进行正确的练习。如:“欲学惊人艺, 须下苦功夫, 深功出巧匠, 苦练出真功。”“曲不离口, 拳不离手。”“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场上一分钟, 场下百日功。”“一日练一日功, 一日不练十日松。”“若要功夫好, 一年三百六十早。”
2.3 养生类
中华武术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不仅在技击防身方面有重要作用, 而且在养生史上拥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有关的武术谚语如:“常常练武术, 不用上药铺。”“刀越磨越亮, 体越练越壮。”“打拳壮筋骨, 踢腿活四肢。”“少时练得一身功, 老来健壮少生病。”“药补不如食补, 靠补不如练武。”“坚持练功, 百病不生, 中途歇功, 百病丛生。”“拳后百步, 精神爽砾。”“每天百步君须记, 腰腿转动寿延年。”
2.4 武德类
武德是武术在几千年的实践和发展中, 习武者不断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和智慧, 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准则, 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 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相关的武术谚语如:“未曾学艺先学礼, 未曾习武先习德。”“武德比山重, 名利草芥轻。”“心正则拳正, 心邪则拳邪。”“拳以德立, 无德无拳。”“强中自有强中手, 莫在人前自夸口。”“习武千条戒, 最戒嫉妒心。”“行遍天下路, 把势是一家。”
3. 武术谚语的作用
3.1 提高人们的武术意识
武术谚语对人们正确地认识武术及社会其他方面的种种现象, 提高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十分有有益的。当人们说“讲解千遍, 不如喂手一遍”, “武功武功不练落空”等武术谚语时, 就会对练武实践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如读到“习武有诀窍, 勤奋第一条”, “欲得惊人艺, 须下苦功夫”等武术谚语时, 就会明白只有下苦功夫, 才能练出高超的武艺来。丰富的武术谚语从武德、技艺、拳理、养生等各个方面给人们的思想以丰富的营养, 给人们的思维以哲学的启发, 从而更加明确为什么要练武, 如何练武的问题, 提高对中华武术的认识。
3.2 指导人们的习武实践
武术谚语来源于人民大众的习武实践, 经过概括、总结、升华后, 再反过来给人们的习武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启发。所以武术谚语不仅仅是停留在书面与口头上, 而是可以变为真正实际行动, 并加以指导。就是说人们在武德、技艺、功法、养生等诸多方面, 可以从武术谚语中得到启发、借鉴, 使自己在以上几个方面少走弯路, 做得更好。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刚练了几年武术, 觉得自己有两下子, 今天想同这个人比试, 明天想同那个人过招, 他的老师就可能对他讲“学武三年, 天下去得;再练三年, 寸步难行”, “天外有天楼外楼, 强中自有强中手”, “一山更比一山高”等武术谚语来教育他不要骄傲自满, 不要逞强好胜。武术谚语在习武、健身等方面对人们的指导、启发应是参考性质的, 不能故弄玄虚, 夸大它的作用。运用武术谚语, 要真正准确地领会每一条武术谚语的思想性和科学性, 使其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3.3 丰富人们的武术语言
武术谚语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是人民群众公认的语言精华, 是汉语语言中极为鲜亮的闪光点。武术谚语除了在武术方面有说服力外, 倘若恰当地引用日常生活中, 作为说明某一事理的佐证, 一定会增强语言的说服力。例如: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 止步不前时, 我们的前辈和老师就可能用这样的武术谚语来激励我们:“绳锯木头断, 水滴石头穿”, “万事开头难, 头三脚难踢”, “勤奋出才智, 苦练出功夫”。武术谚语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增强了语言的说服力。
4. 武术谚语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现实意义
武占坤老师在《中华谚谣研究》一文中这样称赞谚语:“谚语是造化之神的双手, 是智慧之神的双目, 是民间语用美神头上的花环, 是民族乡土文化天幕上的星斗。而汉语中的民谚总汇, 则是我们炎黄子孙这条东方巨龙口中吞吐的文化星云。”由此可见, 作为民间语用艺术火花、人类智慧结晶的谚语是人类真知卓识的凝练, 是我们民族语言精凝而又慧美的艺术表达形式。在金元上帝主宰沉浮的今天, 人们往往用“含金量”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 含金量最高的东西, 要属于来源于人们各种社会实践的智慧经验升华所得的“真知卓识”了;在人类语言财富中, 含金量最高的说法, 要算来源于民族语用艺术智慧结晶所得“精凝”而又“慧美”的语言形式。一般说来, 谚语恰恰是人类的真知卓识和民族语言精凝而又慧美的艺术表达, 在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恰切点上聚焦融合的产物, 因而, 它是具有双倍金价值、双重智慧美的现象。
谚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反复检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 也是他们世世代代用以记录和传授各种生活知识与经验教训的简洁工具。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传授方式,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传授经验, 谚语即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典型的俗语”, 谚语是由群众所创造并在其口语中广泛流传的, 结构相对定型的、通俗简练并富有意义的语句。这些谚语给现今的文化交流带来诸多的便利, 使用它们可以使人了解很多习武的深奥道理与精义所在, 更深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未曾学艺先学礼”、“曲不离口, 拳不离手”、“场上一分钟, 场下百日功”、“欲学惊人艺, 须下苦功夫, 深功出巧匠, 苦练出真功”、“少时练的一身功, 老来健壮少生病”、“酸多练, 痛少练, 麻不练”、“远用手, 近用肘;宁挨十手, 不挨一肘”、“独练时无敌似有敌, 应敌时有敌似无敌”、“拳如流星, 眼似电, 腰如蛇形, 步赛粘”、“打拳容易改拳难”、“精要充沛, 气宜沉, 力要顺达, 功宜纯”等武术谚语, 像苍松翠柏一样, 在广大习武人的口中四时不凋、八节常新地成活着, 生生不息, 世代相传, 与民族齐寿, 共泥土同香。英谚也说:“时间消逝而谚语独存。”这千古不朽的常言, 不值得我们去探讨吗?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和掌握武术谚语, 在文化交流中如果能对它水到渠成、信手拈来地加以运用, 会实现“信息传递速度快”、“语效好”、“信息接受的速度快”的表情达意的交际目的。
5. 结语
武术谚语是谚语的一种, 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汉语语言大家族中的一朵奇葩, 它是我国历代武术家及人民群众练武、养生、授徒及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它用精辟的语言指导人们做人、习武、传艺等, 因此对习武者及武术爱好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文章对武术谚语的产生与演变、分类、作用进行了分析, 以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播, 更好地促进武术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武术谚语,发展,分类,作用,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武占坤.中华谚谣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2]温朔彬.实践里的智慧生活中的哲理——试论汉语谚语的哲学思想[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8) .
教学理念的阐释 篇7
一、教学理念的含义及特点
教学理念是教师从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对教学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想和观念体系。广义的教学理念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理念是教师对教学的根本看法, 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内化和积淀起来的, 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教学实践。
2.教学理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在教学实践上表现出一定的惯性和惰性, 内化为一种行动准则, 自然地按照教学理念去行动。
3.教学理念是一定的教育工作者所共有的、普遍的思想观念和信念, 具有代表性。
4.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自发地、稳定地、内在地发生作用, 和教学理论相比, 教学理念作用的范围要大, 影响的程度更深。如果按照教学理念进行教学, 会产生积极而肯定的情感。
二、教学理念的价值
在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中,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节的现象非常普遍。教师不仅仅是教学的实践者, 也应该是教学的研究者。因此, 研究教学理念对教师的教学不但有实践价值, 而且也具有理论价值。
1.实践价值。教学理念具有行为导向、行为动力的作用, 有利于教师能自觉地反省自己的行为, 使教师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从而使自己不断得到提升。目前,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更是强调理念的作用, 要使改革继续深入下去, 就必须加强对理念的研究。一切教学改革的困难都来自于旧的教育观念的束缚, 一切教学改革的成功都是新的教学理念实践的结果。因此, 教学理念的研究必将促进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2.理论价值。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将教学理念作为研究对象符合基础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 是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必然选择和工作重点。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方向, 对于自觉的理性教学实践来说, 停留在教学经验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研究教学理念有助于找到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从而自觉地把教学经验提升为教学理论, 进而丰富教学理论的发展。
三、教学理念的实现方式
(一) 教学理念向教学实践的转化
1. 教学是什么?
教师要对教学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有所把握, 比如:“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学是有教的学”等等, 没有先进的教学观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教学理念。我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知道”, 也就是说教育者要知道和了解教学是什么, 并做出选择。
2. 制定“教学如何做”的方案。
(1) 确定教学目标, 教师要根据大纲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科学的教学目标, 这一过程中要运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分析教学目标, 细化教学目标, 把用理论性语言表述的教学目标转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目标, 各个击破, 最终实现总的教学目标。
(2)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 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它以教学效果为目的, 以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和传播学为理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 教学设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为教学活动制定蓝图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
(3) 制定教学操作的规则, 对教师自身而言, 教学活动是教师自由支配的活动, 但为了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教学设计的顺利实施, 还要制定教学操作的规则。我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做到”, 通过这一过程, 教学理念才能顺利地向教学实践转化, 从而实现教学理念对教学实践的指导。
(二) 教学设计的依据
教学设计是教学理念向教学实践转化的关键一环, 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成功的教学设计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 教学设计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现代教学理论。
理论的指导是教学设计由经验层次上升到理性、科学层次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 有些教师, 由于不懂得如何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教学作出详细规划, 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往往随意发挥, 影响了课堂教学质量。教育工作者只有自觉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设计, 才有可能使教学摆脱狭隘的经验主义窠臼, 才有条件谈论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问题。
2. 系统科学的原理与方法。
系统方法抛弃了静态、片面分析的研究方法, 而把重点放在分析客体的整体属性上, 放在其动态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和结构上。运用系统方法分析课堂教学系统中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 使各因素得到最紧密的、最佳的组合, 从而优化课堂教学效果, 是教学设计的一个基本特征, 同时也是教学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 教学设计者应以系统方法指导自己的设计工作, 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教学设计的水平。
3. 学生的特点。
教学设计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既关心“教”, 又关心“学”。教是为了学, 学是教的依据和出发点, 教师的教必须通过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学才能起到有效作用。因此, 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 教师除了从教的角度考虑问题外, 还必须把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作为教学设计的一个重要依据加以认真对待。
4. 教师的教学经验。
在一定意义上说, 教学设计的过程也是教师个体创造性劳动的过程, 成功的教学设计方案中往往凝聚着教师个人的经验、智慧和风格。在教学设计中, 既不能完全依据经验行事, 但也不能排斥教学经验的作用。只有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好的教学经验结合起来, 才能使教学设计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 并最终达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阐释循环的启示 篇8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面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品之间直接论述到, “什么是艺术?这应当从作品哪里获得答案。什么是作品?我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那里经验到, 任何人都能觉察到, 我们这是在绕圈子。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避免这种循环, 因为它是与逻辑相抵牾的。”海德格尔在艺术家之间发现了一种来回的阐释循环, 这样的来回思维的过程, 逐渐在后期演变成一种对于真理的无限接近的过程, 因为在这种阐释循环之下海德格尔意识到:不仅从作品到艺术和从艺术到作品的主要步骤是一种循环, 而且我们所尝试的每一个具体步骤, 也都在这种循环之中兜圈子。
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类似的解释循环, 如鸡生蛋, 蛋生鸡的问题, 而海德格尔认为这正是阐释的关键问题之一。这种解释同样出现在施莱尔马赫心理学上:“一种把自己置于作品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 一种对一部著作撰写的‘内在根据’的把握, 一种对创造性人的模仿。”这就意味着, 当一种主观解释成为可能时, 解释的发出是由个体展露上被阐释的层面意义, 其具有的性质是创作, 其本身是创作中的活动。施莱尔马赫承认到, 理解是他承认部分的意义总是由上下文关系, 即最终整体而出得出。个体和整体的阐释逻辑是在每次的叙述的过程中累积成长的, 如此, 理解也建立在这种循环的自我运动之中, 于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调节、促进发展成为了部分和整体之间的阐释循环本身。如果不进入这种循环, 会进入一种细微的讨论之中, 不带有主观的客观解释全部意义就就如带入数据的科学分析, 在漫长的物理结构中无法总是无法否定更加本源的存在, 这样的肯定实质上便形成一种虚无、神秘主义。因为不进入循环的阐释, 失去了在历史中对对象的整体把握, 分析只能以拆解对象结构为手段。于是我们把阐释的进程放入阐释的历史中, 突出形成阐释的文本过程, 直接导致的问题是进入了阐释起源的问题, 阐释的意义成为一种阶段性的虚无概念, 因为其无法从根本思维中抓住融合的起源, 所有的起源过程都是臆造的, 最终会落入一种延绵的生命虚无中去。这是阐释中的踪迹性起源虚无。于是循环的意义突显出来, 阐释循环的意义在于阐释的过程是向前的, 与阐释的虚无相比, 虚无的产生原因是向着物体内部, 径向微观偏向于分解物体结构, 寻找物体的构成组织, 是一种想象性的回顾。伽达默尔论述到, 我们将文本重新翻阅, 重新开始, 重新阅读, 发现意义的新方面。最后我们得到的不是明确地感到对事物已经理解, 可以把文本扔在一边, 而是恰恰相反。文本中意义与声音进入意识越多, 人们进入文本就越深。我们不是将文本扔在一边, 而是进入文本。伽达默尔在《文本与解释》中陈述到:
海德格尔在分析理解时怀着批判和论战的目的, 他以诠释学循环的古老说法为依据……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这里讨论的并非作为一种形而上学隐喻的循环性, 而是在科学证明理论中作为恶性循环理论而有其特有地位的逻辑概念。诠释学循环概念只是表明, 在理解领域内根本不能要求从此物到彼物的推导, 所以循环性的逻辑证明错误不代表理解程序的错误, 相反, 诠释学循环乃是对理解结构的恰当描述。所以把诠释学循环作为对逻辑推理理想的限制这一讲法是通过狄尔泰被引入施莱尔马赫的后继者中的。
于是, 我们在文本之中就像每一个说话的人在他说的话之中, 说话的人并不与他的话保持一段距离, 仿佛他们是使用了又放在一边的工具一样。伽达默尔从文本的意义入手, 在解决文本阅读的问题的同时发现阅读过程是一个融入自我意识的过程, 文本中的原意是作者的意图, 人对文本的解释就是对作者意图的复原, 在《真理与方法》中, 伽达默尔明确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概念, 他认为所有理解都是在历史发生的阶段进行的, 也就是没有一种理解跟文本意义产生完全一致的效果, 而对于文本理解所带有的历史不同需要经过反复的阐释以接近文本的原貌, 因为主观的阅读使得阐释变成一种相对于文本来说更接近真理的线索, 因为反复的阐释, 正是阐释的艺术品的历史。于是在历史之中的文本阅读就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理解和文本之间的结合产出, 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规避虚无主义的关键, 是进入艺术品历史的渠道, 如果说形成在历史和主观现世的视域融合是接近真理的方法的话, 那么抛弃阐释主体的参与进入一种起源式追问的方法, 便是进入了一种真正的彻底的循环, 正如上文引用的伽达默尔所说:“诠释学循环概念只是表明, 在理解领域内根本不能要求从此物到彼物的推导, 所以循环性的逻辑证明错误不代表理解程序的错误, 相反, 诠释学循环乃是对理解结构的恰当描述”。而对于艺术, 阐释的逻辑和方法仍然受用。
二、艺术问题阐释
阐释主义进入艺术分析的首要前提是艺术需要作为一个阐释的文本, 面对一个艺术品或者面对当世时的艺术现象, 对其分析, 思维便可能产生惯性, 往往陷入对于文体与阐释者之间的二元争执之中, 如果算作一种阐释方式的话, 那么这种阐释方式必定施莱尔马赫的早期普通阐释主义相似, 因为他与狄德罗的阐释意见是极力将主体意见排除在外, 用还原文本愿意的方式进行, 这样阐释方法使得我们将一个对象孤立了出来, 而孤立行为很容易进入到循环的另外面——虚无主义。在解释艺术现象时, 进入的领域是一个关于艺术现象的视域融合, 对于艺术现象解释尝试必定带有个固有历史时间的前提理解, 解释者对与艺术现象的掌握是在一次一次的阐释中接近的。按照阐释主义的思维, 艺术家将其意识留在艺术品之中, 流传下来成为艺术文本, 而, 另外的历史空间中是人对于其作品的阅读, 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掌握其的根据的 (这一点在历史上对《蒙娜丽莎》的分析中体现得更为直观) 。
从而, 艺术概念不单单是艺术本身, 在解释中含有了自上而下的阐释历史间隔, 起点是艺术的形成起点, 终点是阐释者的历史空间, 这种历史空间是从时代阅读艺术现象的真理位置, 现世的位置会随着历史进程而产生波动, 掌握其真理的根本方式是从现世到历史空间的不断重合, 重合的唯一方法就是阐释, 最后, 阐释以循环的方式作用在分析之中, 阐释是我们回溯艺术现象的最初原有的唯一方式, 在多重历史空间的遮蔽使得阐释的过程变得如此艰难, 如此漫长, 更艰难的情况是阐释逻辑的失衡, 拉大了当代与文本时代之间的思维跨度, 中国的近代便是如此, 原有的绘画体系以及哲学方式随着社会革命以及文化转型使古代文本与当代阐释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思维跨度, 于此, 我们只能是不断探索, 不断的阐释接近文本的真实。如果此时出现类传统的语言模式, 毫无疑问的会造成困惑, 因为阐释历史的过程发展不具有内部的逻辑性时其往往走向综合, 于是可以确信, 很多时候当代艺术问题的实际阐释困难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当阐释者面对一种混乱的阐释脉络时所面对的是阐释争执, 会有这样的困惑:到底是哪一种方式更好?该如何去面对这些作品?这就需要重视阐释的历史脉络, 阐释的基础应该是回到文本本身, 错误地校对文本历史, 只会对文本的阐释造成阻碍, 例如抽象书法艺术。
当我们回顾抽象书法艺术时, 其概念在抽象范畴的中牵扯过多。王南溟在《理解现代书法:书法和前卫艺术的艺术转型》中的论断:现代书法不是书法, 现代书法艺术书法的参照体系不是自足的书法参照系, 而是独立于书法之外的现代和前卫的形态对书法的审视。于是在王南溟揭示现代书法是对传统书法的反叛暗示。因为不管反叛与否, 现代书法不叫抽象表现主义的原因是因为其思维本源来自书法体系, 理解现代书法的观念需要从前卫艺术的从发, 而现代书法仍具有书法理论基础, 而这种基础是书法文本留给我们的必要条件正是阐释现代书法的原有逻辑, 正如邱振中所说:
书法作品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构图, 但它所有的技巧、内涵都建立在“字”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个难以拆解的构成单位……各种视觉艺术的构成分析法都无法深入到书法形式的深层结构中去。必须为书法的构成建立一套新的分析都无法深入到书法的深层结构中去。必须为书法的构成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
其所说的意义就是书法体系的自主性, 是书法为书法的根本, 对书法的阐释和理解应该建立在书法体系本身, 如此, 解释书法的抽象形式时也应当作一种书法的抽象, 区别与其他抽象的阐释概念。中国汉字由象形而来, 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形成, 从甲骨文到一种规范的理式字体, 如篆书、隶书、宋体、楷书等等方式, 最后到达行草, 其阐释历史是在模仿——规整——抽象发展而来的, 其形式进行的抽象变通是在于其对于象形形式的规范逻辑, 书法的抽象形式最终来源于象形的伊始, 于是, 我们可以判断在书法体系中的抽象形式其抽象来源是图像, 是根本的区别于西方的形式抽象概念。
三、结论
上文的分析中, 遵守了两个前提, 一是对于保持主体历史对于阐释文本的有效性, 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并不拒绝抽象书法的存在;二是保持分析文本的纯粹性, 意义在于撇开历史阐释的干扰脉络, 于是书法传统一说, 并不是我们拒绝抽象的根本, 在阐释的分析下我们应当保持对现象和阐释对象竭尽全力的分析。
当我们陷入对艺术的意义评判时, 实际上是在分解其构成, 在其结构中寻找一种自我观看的意义加以批示, 所以这种以偏概全的艺术批评俨然成为了虚无, 更是一种回溯性分解, 我们所见的各种疯狂的书写方式就成了对于书法细节的分解, 而书法内部分解是无法带入主体进入阐释循环内部的, 于是走的是远离其书法的路子, 更像是行为, 或者观念, 以至于无法解释书法的形式抽象语言, 在当下应该探寻的根本问题不是追求书法、或者书法的具体意义, 而是需要关切书法是什么, 书法文本的历史效用, 这种历史包括传统, 也包括当代。
摘要：阐释主义认清视域融合与理解的历史性, 而阐释的进行是在阐释的循环中不断接近真理, 徘徊于阐释循环之外会陷入狭隘的虚无之中, 失去了接近真理的可能性。在当代艺术中需要认识阐释的历史, 不断用分析接近艺术现象的实质, 本文试着用阐释方法作为指导试着给予一种清楚的方法去看当代艺术现象。
关键词：阐释主义,阐释循环,伽达默尔,抽象书法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M].远东出版社, 1997.
[2]王敏.《解释学的循环解释——伽达默尔《文本与阐释》的启示》.石河子大学学报, 2006.6.
“涵泳”的阐释 篇9
一、“涵泳”的目的——“自得言外之意”
文学作品的学习不是外在的求取，而是内在的发现和体会。朱熹作为一个精通文学、有着长期的解读实践和解读体验并深谙文学解读规律的学者，提出了与文学作品内在精神品格相一致的解读目的。他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大凡物事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如昔人赋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的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这个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晓得意思好处是一重。若只晓得外面一重，不识得他好的意思，此是一件大病。①
朱熹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外在和内在两个层次构成的：外在的层次是由语言文字、文体等因素构成的，对于接受者来说，把握这个层次的构成及含义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对作品的外在层次的把握，对作品意蕴的深层解读就无从进行。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又是很不够的。在朱熹看来，文学解读的目的并不在于弄清作品外层要素的构成及其表层的含义，而在于“入深处看”，去晓得“里面曲折”，“识得他好的意思”。
因此，文学欣赏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即透过表层的文义深入把握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二、“涵泳”的方法——“虚静”、“诵读”、“体验”、“诗上”
从文学作品的本质价值追求来看，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才能体现出其真正价值，那么怎样才能把握文学作品深层意蕴、自得言外之意呢？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涵泳”的文学解读方法与途径。
（一）“虚心静气”——“涵泳”的先决条件
朱熹十分重视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心境，一再强调读者应该虚心静气，“虚心平气于文本之下”。他认为，今人之所以事事做不好，其原因就是“心里闹”，为外事所缠身，不能做到“虚静”，不能“虚静”就做不到“心明”，心不明当然就不会识得“好事物”。以这样的态度（闹）对待审美对象（书），就不可能进行审美活动。所以他说：“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②朱熹这里的“虚静”，实质上是强调通过对无关的心理活动的排除，来达到对文学作品的凝神专注，从而形成一种最佳的审美心境和接受心境。这是“涵泳”的开始。
（二）“讽诵”和“熟读”——打开作品深层空间的途径和方法
朱熹将文学作品分为“外面的皮壳”和“里面的骨髓”两个层次，前者是由音韵、文字、文体等组成的，它处在作品的表层；后者是由前者所暗示的情趣和韵味组成的，它处在作品的深层。“文义”与“言外之意”是表与里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虽然，“言外之意”是作品的灵魂，但它也必须融于“文义”之中。文学作品的这种结构方式，内在地决定了解读者只能通过对作品表层的语言、文字以及音韵、节奏、声调和韵律的“讽诵”和“熟读”，最终获得对作品深层情趣和韵味的领悟和把握。
（三）“切己体验”——审美体验、审美创造的过程
朱熹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③这里的“切己体验”，是指解读者与解读对象互为揭示、相互生成的过程，是解读主体能动参与的行为。在文学解读活动中，解读者不仅要对解读对象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蕴涵进行充分的体会和领悟，而且还要融进自己的人格、气质、品行和思想，甚至还要对解读对象进行能动的创造和发挥，去发现、再创造出连作者本人在创造这一形象或意境时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读者只有忘我地投入到作品中，完全与作品融为一体，深入地体察与品味，才能感受和领悟作品的妙处。
（四）“就诗上理会意思”——对主观随意解读的匡正与规范
朱熹虽然主张解读者应该对作品进行自由的感发联想，高扬解读主体在文学解读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发应该受到作品本身客观内涵的制约，而不应像天马行空那样无所依傍。“就诗上理会意思”就是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朱熹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就蕴涵在作品的文本之中，它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定性，尽管解读者可以据此展开自己的感发和联想，但这种感发和联想必须建立在对作品文本客观内涵充分占有的基础之上，并且在作品客观内涵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
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对那种不顾文本客观内涵实际，随意地解读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对作品的解读“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即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穿凿之使合。”④这种脱离文本的客观内涵，以“外来道理”任意地宰割作品的解读方法，是不可能正确把握作品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的。这里朱熹对读者主体创造性与文本客观规范性的统一进行了规范，对于指导解读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涵泳”的启示——“读”、“静”、“统”、“育”
朱熹的“涵泳”文学读解理论，对于认识和规范阅读教学无疑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
（一）“读”——阅读教学应以读为主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堂上很少能听到读书声，往往是多讲少读，以讲代读、甚至不读。结果，一篇美文由精神食粮变成了机器零件，它排斥了学生的参与，剥夺了学生咀嚼体悟的机会，语文学习变成了毫无乐趣的“苦役”。这样就不可能把握文章的深层意蕴，甚至连表层的语感都难形成。朱熹对文学作品“皮壳”和“骨髓”两个层次的分析以及强调熟读的观点，无疑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所以教师应给学生创设一个民主、和谐、平等的阅读环境，让学生喜欢读，读进去，真正回到文学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静”——阅读应入静去闹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多变、多诱惑的社会，使人难以静下来好好阅读。休闲轻松情结与高分满分情结并存，也使学生难以踏踏实实地学习探究。另外，现在的阅读教学因为受流行影视、通俗文化的冲击，还有受各种竞赛课追求“气氛热烈”之类的负面影响，总处在一个“闹”的环境当中，这种环境使阅读教学往往事倍功半，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虚心静气”，能使读者形成一种最佳的审美心境和接受心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沟通对话渠道，同时大大提高阅读效率。朱熹的“虚心静气”已经被魏书生等特级教师成功运用到课堂上，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过去我们的阅读教学忽视了这一点，在以人为本的新课程阅读教学下，我们应该重视并认真地研究它、运用它。
（三）“统”——阅读应是多元主观创造与一元客观规定的统一
由于文学作品存在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结构，阅读主体存在着多元与个性化的解读，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令教师左右为难的问题，也就是当前热炒的阅读教学应是“一个哈姆雷特”还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问题。如果只是一种说法、一个基调、千方百计“请君入瓮”式的一元解读，与以人为本的新课程精神显然是不一致的，也是我们一贯所反对的；但放任由学生自由解读，就会出现任意随机的、五花八门的解读结论。朱熹的“涵泳”解读理论提倡阅读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但同时他认为读者对作品的能动和创造应该受到作品文本客观内涵的制约，而不应像天马行空那样无所凭依。需要指出的是，新课程对学生个性化阅读的尊重，指的是在一种自由、民主、和谐的气氛下，充分阅读教材、准确把握作品客观内涵的基础上的个性化阅读。否则，文学作品的阅读不但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反而会使课堂变成“一千个哈姆雷特”漫天飞的混乱局面，若如此，阅读和对话实质上已经进入各执一词的歧途了。
（四）“育”——阅读教学应发挥文学的育人功能
优秀的文学作品汇集了人类最美好的精神创造，作家赋予作品以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真善美的精神品格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代代相传，这可以大大拓展学生的精神领域，滋润他们的心灵世界，在情感熏陶中体验并提升人生境界，从而构建起健康个性和健全人格。为此，新课程标准提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但目前的语文学科教学和育人仍是两张皮，在二者之间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连接途径。朱熹的“涵泳”解读理论在育人上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这几句话强调的是审美主体要将自身的生命情感全部投入到审美对象上，以求感悟审美对象之“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换句话说，就是打破时空限制，与大师巨匠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打开进入文本深层世界的精神通道，真正发挥出文学熏陶感染的育人功能。
总起来看，朱熹的“涵泳”文学读解理论，对文学解读的自由与限制的关系有着辩证的理解，并对当前的阅读教学有较强的指正和规范作用，值得认真地加以清理和总结。
参考文献：
①④黎靖德：《朱子语录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③田正平：《中国教育经典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剧院风情》的阐释 篇10
一
萨特认为“行动的首要条件便是自由”[1] (P527) 。人生来是自由的, 自由是人的本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一个核心的公式:“存在先于本质”。在这一点上, 他与海德格尔一脉相承。海德格尔曾说过:“在自由中, 存在先于并支配本质”。从这一点上讲, 存在主义也是一种自由主义。自由是人的宿命。萨特认为, 自为的人是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我们应该明确,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论证的自由不是人所追求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我们有权自由地决定我们的自由的存在, 就是说这不仅仅是对目的的选择, 而且还是对作为自由地对我们本身的选择。“我们命定是自由的”[1] (P588) , 这句名言是最能够集中体现萨特所讲的所谓自由的意义。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选择十分注重它的自由性和唯一性, 他主张应该为人物提供一定的环境, 让人物在他们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 从而造就自己的本质, 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就是说, 他们要在舞台上展现不同的人的境遇, 以及在特定的境遇中, 人物要进行“自由选择”。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我们就会看到, 毛姆是如何将他的主人公置于不同的环境中, 以使她“自由选择”的。
二
主人公朱莉娅·兰伯特是一位在舞台上备受仰慕的女明星。作者把她置于特定的境遇当中, 并运用一切艺术手段, 着力渲染人物对生存环境的恐惧感。在这种环境下她不可能泰然处之, 被那些不幸意识所缠绕, 并时刻感受到外部世界对自己生存的威胁。该如何解救自己, 就必须做出“选择”。要想生存, 就要不停地挣扎, 不停地做出“自由选择”, 否则就会被这个没有怜悯的世界所吞噬。可以说这种自由的选择伴随着朱莉娅的一生。主人公戏里戏外的精湛演出, 无不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一旦认识到自由的可贵, 随即便做出自由的选择。
(一)
朱莉娅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疯狂地爱上迈克尔·戈斯林, 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她从没看到过比他 (迈克尔) 更漂亮的年轻男子”[3] (P25) 。面对英俊潇洒的迈克尔, 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她的选择是为自己负责, 听从情爱的安排。这只是个小插曲, 却能为我们凸显萨特的“人的自由本质决定了人的选择权利”这一命题做出有力的说明。之前我们曾提到, 朱莉娅对迈克尔神魂颠倒的主要因素, 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原因便是迈克尔的绝顶漂亮。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她说他漂亮只是因为她知道他喜欢听这种话, 是为了在迈克尔面前讨巧, 赢得他的进一步的喜欢,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在迈克尔“为了一局高尔夫球, 或者为了去跟一个偶然相识的朋友去吃顿饭而把她抛置不顾”时, 她从来都是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让他看出她心中饿不快。朱莉娅心里清楚, 她不能使迈克尔厌烦。她虽然从理智上蔑视他, 但是欲望又使她处于非理性的状态下。她要生存, 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朱莉娅是自由的。正如萨特所说, “在任何情况下, 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地点, 人自由选择自己当英雄, 当懦夫或当胜者。”[2] (P1010)
在迈克尔受邀去纽约发展的时候, 朱莉娅内心虽有千百个不愿意, 但表面上仍装出一副愉快的表情。她展现在迈克尔面前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这种不停地转换角色, 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以至于在迈克尔从纽约归来的那个夜晚, 她强压住自己内心的情欲, 将迈克尔挡在门外, “自己俨然是和名门闺秀, 需要维护一个古老望族的一切高贵传统”[3] (P51) 。她对自己的表现十分得意的同时, 我们也万分满意。萨特在谈到自由的时候, 总是联系一定的处境。这里所说的自由乃是一种选择的自由。简言之, 人不能摆脱他的处境, 但是可以自由地赋予处境以意义。处境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 但不能阻止人的自由选择, 人在处境中是绝对自由的;没有一种处境能比另一种处境拥有更多的自由。朱莉娅为了在不同的处境中, 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于日常生活中便不断地积累经验。婚后, 朱莉娅由于迈克尔为了种种应酬而忽略了她, 心中十分痛苦。但在两人大吵大闹时, 她仍不忘记将任何一个有利的“动作贮存进她的记忆里”[3] (P53) , 因为她知道总会有需要的时候。不得不说, 在朱莉娅初识迈克尔直到婚后的几年中, 她所有的行动总是受到迈克尔意志的左右, 不能够按照个人的意志做出“自由选择”, 失掉了自己的个性, 也失去了“自我”。直到战争结束之前, 她对他的爱情消失了。这时, 她才发出“上帝啊, 做自己的主人多美好”[3] (P56) 的感叹。朱莉娅做出了符合存在主义哲学的自由选择, 而且是在绝对的自由, 不受任何传统束缚的自由的状态中进行的选择。她完成两人“自由选择”之后, 获得了真正的存在。同时, 朱莉娅也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转型, 由一个为爱痴狂的青年女子转变为迈克尔最为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和儿子罗杰最为慈爱的母亲。
(二)
查尔斯·泰默利作为朱莉娅·兰伯特从年轻时期一直到现在的情人, 在社交圈中已得到大家一致的默认。朱莉娅需要这样一位保护人。她听凭内心的选择, 于是便有下面的一幕戏。当查尔斯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向其提出离开朱莉娅。瞧瞧我们的主人公是怎么做的:“她坐了下来, 默默地对着画像凝视了一会。她出色的掌握好节拍, 慢慢抬起眼睛, 直到和查尔斯目光相接。她几乎能够想哭就哭, 这是她最见功夫的拿手好戏, 此刻她既不作声, 也不抽泣, 但眼泪却夺眶而出, 在面颊上淌了下来。她的嘴微微张着, 眼光里流露出一个小孩子受了莫大委屈但不知为了什么的缘故的那种神情, 其效果之哀婉动人, 叫人不堪忍受。”[3] (P82) 面对查尔斯的即将离去, 她无需更多的考虑。她能够迅速的而清醒地做出自由选择。萨特认为, 处于本真状态的自由只是一种虚无, 它只有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 才能把自己变成所愿意的。因此萨特提出, “人是自己造就的”, 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 而且也不能不作出一种道德选择。朱莉娅早面对查尔斯的问题上, 便选择做一个“卑鄙的坏女人”。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送走查尔斯之后, 朱莉娅的内心感到说不出的欢畅。后来查尔斯察觉到她自己已不再爱着迈克尔的时候, 她又扮演了一位忠实的妻子, 慈爱的母亲, 叫他相信她的一切是为了对迈克尔和孩子负责。至此, 查尔斯对她彻底臣服。
(三)
朱莉娅与托马斯·芬纳尔最初的相识, 是在迈克尔的经理室。 (十分滑稽, 朱莉娅与查尔斯最初交往可认为是由查尔斯夫人促成的;而与托马斯的故事, 毫无疑问, 是迈克尔的杰作。) 她成功的扮演了一位高贵典雅而又亲切迷人的成功女演员的形象。她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姿态出现, 只不过是因为别人会以此为傲。对她的虚荣心而言, 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而在朱莉娅沦陷在对托马斯的激情当中时, 虽然她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 但事实上却竭尽全力束缚住他, 使他为她所有。第一次的冲突是在托马斯到塔普洛做客期间。托马斯与朱莉娅的儿子罗杰一见如故, 从而完全冷落了朱莉娅。朱莉娅由于情欲的燃烧, 内心痛苦万分, 表面上却仍扮演着一位通情达理的好母亲。她不断地压抑着对托马斯的仇恨, 只为了在度假结束之后好好羞辱他一番。人们在生活的境遇中必须要进行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可以排除一切束缚的地自由的选择。萨特指出, “对所有目的的选择尽管是自由的, 但是并不是必然的, 甚至也不是经常的快乐地进行的。不应当把我们在其中是自我选择的必然性与权力意志相混淆。选择可能在屈从或不安中进行的, 它可以是一种逃避, 它可以在自欺中得以实现。我们可以自我选择为逃遁的, 不可把握的, 犹豫不决的等待;我们甚至能选择不进行自我选择, 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 目的就在事实的处境之外提出来了, 而对这些目的的责任就落到了我们身上;不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 它都是选择;把我们选择为‘伟大’和‘高贵’或‘低贱’和‘受辱’的人, 这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但是, 如果我们恰恰选择了受辱作为我们存在的质料, 我们就会自我实现为收入的, 乖戾的, 自卑的等等。问题并不在于没有意义的材料, 而是在于自我实现为受辱的人由此把自己确立为一种为达到某些目的而采用的手段。”[1] (P573) 萨特的这一理论为朱莉娅的行为做出了完满的解释。同时也为接下来所要分析的事例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艾维斯□克莱顿小姐的出现, 使朱莉娅的“受辱”达到了顶峰。对托马斯的仇恨与对其肉体的渴望, 深深折磨着她。这种对自己不断地压制, 做出卑屈的选择, 与当年热恋查尔斯并无本质差异。直到在舞台上使用阴谋让艾维斯彻底完蛋, 而在此时, 她对托马斯的激情也消失殆尽。朱莉娅摆脱了情欲的羁绊, 重新恢复了自信与自尊。
小说的结尾:伯克利饭店朱莉娅最喜欢的小房间, 角落里的一个位置, 她坐在那儿, 品尝着最爱吃的牛排。这是朱莉娅最好的结局。她所有的选择都是当时的处境中最佳的选择, 最自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 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7.
[2]萨特.关于“自由选择”[A].萨特戏剧集[C].沈志明,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