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关键词： 观念 美术 实践 生活

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精选8篇）

篇1：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发布日期： 2006-06-07

20世纪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与转折的世纪。一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20世纪初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相继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自此深入人心；三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从此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便是伴随着上述变化而逐步展开的。依此，其进展大体上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及中国会计改革的全面进展阶段。

一、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海关、邮政、矿业、贸易及交通，我国经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这对此后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压制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诚然如此，其后，中国自办机器工业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成，促使封建经济体系日趋瓦解，进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式簿记”也渐自暴露了它与机器工业生产及近代商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改良中式簿记”的问题开始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头脑中活动起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围绕如何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问题，产生了两大对以后中国会计改革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连环账谱》一书的出版，二是大清银行在实行“改良中式簿记”方面的初步尝试。

（一）引人借贷复式簿记的开创之作——《连环账谱》

借贷记账法最初通过帝国主义强行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商行及银行进人我国，随后也用于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我国海关、铁路与邮政等行业，只是当时在社会上尚鲜为人知。《连环账谱》一书的作者蔡锡勇曾留学日本，其后又曾出使美国、秘鲁、日本三国。在此期间，他对意大利之簿记法已有了解，尤其在他后来游历西欧之时，目睹借贷复式记账法之效用，其法既制国用，而又理家计，凡大小公司账目计算，得失勾考，皆井井有条，毫无混乱之弊。蔡氏归国赴湖北人张之洞幕，此后，他继续博览海外书刊，琢磨西式账法妙处。蔡氏认为，中国产业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欲办产业便非得改良会计不可。改良簿记之精神在于，取借贷簿记之精华，弥补中式簿记之不足，既有承前之志，又行引进之举。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蔡锡勇历经数载创作，写成《连环账谱》一书。1896年，蔡氏辞世，由其子蔡湾担任校订工作。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冬，《连环账谱》由湖北官书局出版面世，成为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阐述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尽管这部书所述内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出版后也未曾在实业界产生影响，然而，《连环账谱》的出版在中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的意义却极其重要，它不仅在引进西式簿记方面具有先导性作用，而且书中设例所述中西账法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对其后改良中式簿记学派基本观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故可以讲，《连环账谱》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先声。

（二）对改良与改革中式簿记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著作——《银行簿记学》

《银行簿记学》一书为我国留日学者谢霖与孟森合作编纂，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在中、日两国发行。它是继《连环账谱》之后，由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二部簿记专著。该书理论部分系以日本学者森川监太郎所著《银行簿记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而在银行账簿设置方面又借鉴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方面，又参考了日本学者米田喜的《簿记学讲义》，放这部书兼容了西欧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它较之《连环账谱》要更进一步。中国最早所见新式银行账簿组织及专用“传票”、借贷记账符号与账项处理方法、西式会计报表以及融合中西式簿记为一体，且具有日本银行簿记特色的“现金式借贷分录法”，均由此书介绍而来。书中举例结合中国实际，且理论与实际结合，读后使人既能通晓其理，而又易于动手进行操作。自然，这较之蔡氏之作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事实上，这部书对于清末民初中国自办银行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有着直接影响，其中尤其是对大清银行的会计方法改良与改革起着指导性作用。

（三）对我国早期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启蒙作用的理财类著作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版了留学生孙德全的《理财考镜》一书，孙氏从理财出发，对西方国家的会计、审计之制、之法阐述详明，其中既论及会计的地位及作用，阐明会计预决算之重要，而又兼顾论及审计建制的必要性，并最终把解决企业理财问题与解决企业会计、审计问题结合在一起。同年，孙氏又出版了他的《银行释义初稿》，其中对银行所用借贷复式簿记体系也有详细表述。作用在论及如何引进国外先进簿记方法为我国所用时，亦提倡先结合中国实际，产生一种改良簿记，以此作为改善中国会计状况的过渡阶段。

（四）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尝试

大清银行的前身是户部银行，它创办于1904年，1908年改户部为度支部，遂更名为大清银行。在该行创办期间，清政府曾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商科，另一方面又派员赴日考察租税与会计制度，这些对该行进行会计改良工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创办新式企业为目标，大清银行所推行的改良工作是全面展开的，从会计改良方面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该银行的“九科”组织建制中，专设出纳、核算、稽查三科，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牵制关系；（2）确立了账务制度与统账制度，以及会计稽核、检查制度，把银行的核算工作与管理工作统一起来；（3）对会计方法的改良也较为全面，如在账簿设置、会计科目设置、会计凭证应用、现金式借贷分录法采用、结算方法应用、盈亏计算方法采用，以及在会计报告方式方法方面都体现了改良的精神，基本上打破了中式簿记的格局，初步形成了改良银行会计的方法体系。

为维护改良成果，大清银行一度创办了银行学堂，并专门开办了簿记讲习会，这又直接推动了该行所进行的改良会计工作。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成效不仅对当时我国最早开办的储蓄银行——信诚银行的会计改良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改良中式簿记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述可见，中国早期出现的改良会计思想及对改良与改革会计的尝试，初以引进为开端，后以新式银行为实验场所，其中爱国学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良、改革的起步阶段，涉及到组织制度与会计方法两个基本方面，通过改良、改革在这两方面已初见成效，其对后世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先导性影响作用。

二、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

民国初年，在爱国学者的主持下，推行新式簿记的工作在银行中继续进行，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谢霖主持进行的交通银行会计改良与改革及诸如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所进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最终都基本上以新式簿记取代了中式簿记。尤其是1924年全国银行工会联合会对银行所用会计科目作出统一规定，使银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出现了新的进展。同时，民国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在一些爱国学者的推动之下，公共会计师事业开始在中国兴起，我国早期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也在京津地区及上海开办，谢霖、秦开、杨曾询、徐永祥等学者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会计师，1925年还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会计师公会。以上举动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进人到会计改良与改革初步进展阶段创造了基本条件。

（一）政府会计的变革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护其统治曾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参照欧美做法对政府会计进行了变革。当时，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财计组织变革。1931年，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甘默尔财政顾问团的建议自上而下设立了“主计处”，自此实行所谓“超然主计制度”。主计处下设岁计、会计、统计三局，分掌预决算编制、全国会计工作与统计工作，各级主计长官职权独立，对各级财政长官及行政长官具有牵制作用。同时，在主计处构建的基础上，又在审计系统、财务行政系统、出纳保管系统与主计系统之间建立了“计政联练组织关系”，从组织形式与内容方面考察，其进步十分明显。

（2）政府会计中的法制建设。当时，为拯救中国经济，一些留学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力主依法治理国家财计，一方面他们主张参照国外成规建立各项专业法规，另一方面则主张把法规执行落实到具体会计制度制定方面。30年代所制定颁行的主要法规有：1935年的“会计法”、1938年修订颁布的“审计法”及1937年修订颁布的“预算法”、1938年颁布的“决算法”，以及于1938年颁布的“公库法”等。可见，上述计政法规已大体上形成相配合的系统，加上陆续颁布的各项施行细则，在财计立法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在主计处设立之后，1932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当时，这在规范会计方法使用方面起到了作用。1939年又根据会计法的精神，在原统一会计制度的基础上颁布了简称为“一致规定”的会计制度，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又取得了进展。在会计方法方面的改进，突出地体现在路、电、邮、船四政特别会计方面，一是统一采用了“借贷记账法”，二是在成本核算方法应用方面有较大改进，三是建立了科学的会计方法体系。

尽管上述变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其成绩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及吏政极端腐败，财计组织制度的变革最终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爱国知识分子的整顿吏政。强化管理、提高政府财计公务效能的设想与愿望亦最终化为泡影。

（二）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为救助与振兴处于衰落之中的工商企业，以潘序伦、徐永祚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徐永祚先生主张改良中式簿记，而潘序伦先生则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理论与方法，改革中国企业的会计。这样，历经了30年代的改良与改革企业会计之争，十分明显地推动了我国会计的改良与改革工作。从改良中式簿记方面讲，它对于推进部分中小企业会计的改良起到了过渡性影响作用，这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历史贡献，而潘序伦先生主张的引进改革在30年代的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经过努力最终基本上实现了对大多数工商企业会计改革的目标，其进步在于：（1）改进了工商企业的会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会计的落后状况；（2）通过变革中的争论，增进了会计学术交流，推动了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3）促进了审计事业的发展，使会计师事务所在维护中华民族工商业权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4）推动了会计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新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会计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与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完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会计体系与会计模式的构建；其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趋动之下及为配合经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要求会计改革必须逐步实现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解决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协调问题；其三，在经历“大跃进”与“文革”两个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与极“左”行为的冲击之后，欲实现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及彻底消除不良影响，改革之路必然会是曲折的、艰苦的；其四，在1949—1978年间，传统会计基本上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会计工作者及其工作水平也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要通过改革实现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其任务亦十分艰巨。鉴于上述原因，新中国第二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的目标必然是远大的，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要实现的几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到财务会计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改革所触及的范围与内容也必然是广阔、深刻而复杂的。尽管在20世纪结束之时，这个阶段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还不可能最终完成，然而，1978年至今，中国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却已取得重大进展，其成就举世公认。由于读者亲自经历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故下文仅从七个基本方面对会计改革成就作简要归纳。

（1）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本质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它是反映指令性计划实现的工具，因此在1978年以前“核算工具论”或“管理工具论”的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它深刻地影响到会计工作、会计理论研究及会计教育等方面。1962年5月15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讲：会计是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之一。这是“工具论”在上层领导者中的反映。1980年11月7日，姚依林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暨会计学会年会上讲：会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是不可少的，从国家需要来说，它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科学技术。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中会计思想转变在中央领导者中的反映。1981年，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确认会计具有参与经济决策的职能作用。其后会计学界与会计工作者在这方面统一了认识。至90年代，国务院对会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对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更加切实的评价。自此，在会计思想方面完成了由“工具论”向“管理论”的转变。会计思想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由传统会计阶段向现代会计发展阶段的转变，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会计改革的各个方面。

（2）会计法制体系的构建。制定会计专业法规，依法规范会计行为，是我国会计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1980—1984年的拟稿及反复讨论，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对于其他法规的简称相同），它填补了新中国会计专业法规建立中的空白。为适应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1993年12月颁布了第一次修订的《会计法》，此次修订增补了新内容，扩大了法规的适用范围，修正了原法中的不相适应的方面，其改进产生了阶段性影响。尤其是1999年修订颁布的《会计法》，显示了我国会计专业法规建设方面的历史性进步，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法制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此次修订《会计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增强法律力度，严格法律责任，以充分显示《会计法》的权威作用，使其在解决会计信息失真，整顿会计秩序，以及在防范经济犯罪等方面切实发挥作用。为形成相配合、相协调的专业法规层次，90年代还先后颁布了《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10月，1999年修订工作已启动）、《预算法》（1994年3月）、《审计法》（1994年8月）等。同时又陆续发布了相关法规，诸如《公司法》（1993年12月）、《票据法》（1995年3月），以及《企业破产法人《经济合同法》与税法等，自此已形成了执法中相关联的经济法规层次，从而使会计法制的基本体系得以构建成立。

经过80年代的思想准备及理论探讨，财政部于90年代初开始领导会计准则建设工作。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成为推进中国会计改革的一大历史事件。在基本会计准则建立的基础上，又立即着手进行具体会计准则的建设，从1994年起，先后公布了5批30份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了会计界各个方面的意见。1997年发布执行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到1999年，已先后发布了9项具体会计准则，今后还将陆续发布。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会计改革成就不仅显示在配合经济改革，规范会计行为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而且也把中国的会计国际协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从1994年着手制定独立审计准则，到1995年12月颁布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1996年发布第二批，以及于1999年颁布第三批，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的基本体系也逐步形成，这一改革成就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前文可见，不仅统一会计制度是新中国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重要成果，而且从建国之初起已经形成了以专业会计制度规范各个行业会计行为的历史习惯。同时，从近半个世纪以来制度发布、修订与应用的历史状况考察，技术性及可操作性很强的会计制度，既适合我国会计工作者的习惯，也很适应他们的业务素质与专业水平，故从会计工作者方面讲可谓对这种制度情有独钟；而从制定发布者方面讲，可谓注重了中国的国情与实情。正因如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便必然会出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局面，并且是传统的经济领域依旧保留着传统专业会计制度，而新兴的经济领域又制定形成了新的行业会计制度，1985年3月财政部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便是一个例证。1992年11月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颁布了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它充分反映了在我国会计法制体系建设中主管部门对制度建设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注重。

（3）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会计实务的发展。在经济体制逐步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开辟了会计实务发展的新领域，围绕这些新兴领域，通过研究及进行合理借鉴与实践，最终从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方面将新兴的会计专门领域确定下来。在二十余年的改革中，最初确定下来的是中外合资、合作方面的会计及跨国公司会计，随后是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及证券业的会计等。后来出现的新会计实务领域渐渐趋于细化，产生了诸如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会计、企业破产清算会计、企业租赁会计，以及金融工具会计等等。目前，会计实务的发展还在进行之中，它对于我国会计法制建设、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4）会计理论在经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改革体现在会计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其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史无前例。其一，在经济改革开放推动之下，结合中国改革实践相应引进应用了国际上先进会计理论；其二，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推动下，展开了对深层次会计理论的研究及对新兴会计理论领域的研究；其三，在会计教育改革推动下，以理论研究成果改变了教材建设的面貌；其四，在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的推动下，使我国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进人到一个新阶段；其五，会计研究机构的设置、会计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等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总之，二十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现代财务会计与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体系，在理论建设上基本上实现了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并且在理论建设中兼顾应用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及史证研究三种基本方法，初步体现了“大科学”时代学科之间相交叉、相配合及相互长入的精神，使现代会计开始显示出边缘科学的色彩。

（5）会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79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财经教育会议，确定了财经院校今后的发展方针。至1985年，不仅高等财经院校由1979年的22所增加到62所，而且自此各校都着手会计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从财政部方面讲，它领导进行的会计教育改革起始于1983年，此后通过有计划的在部属院校中的改革试点，最终带动了全国的会计教育改革，在会计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在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为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教育部与财政部一方面在改革中发展了函大、电大以及其他方式的成人会计教育，另一方面又有步骤地建立硕士、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了一批将在对世纪发挥骨干作用的高级会计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

（6）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1980年12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成为新中国注册会计师兴起之首要依据。随着1981年1月1日“上海公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此后其他各地的会计师事务所也相继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会计师事务所1986年为80多家，1988年为250家左右，至80年代末便达到1700多家，1995年年底在“两会”联合之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总数达到6300多家。截至1998年底，我国共有会计师（审计）事务所683家，从业人员12.7万人（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为5.6万人），此外尚有非执业会员6.9万人，这支行业队伍的规模已接近20万人，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惊人。为进一步确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目前脱钩改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0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面貌将会发生更大改变。此外，在世纪转变之际，我国的公共会计师审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加欣欣向荣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在新的世纪展现。

这里，还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实行的正常化与规范化，它突出地体现了我国会计、审计工作的改革成就。自1991年以来，我国成功地举行了7次全国统一考试，累计有120多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3.9万人次取得了单科合格成绩，4万多人取得了全科成绩合格证书，近2万人获取执业证书。我国的这种成功的考试制度在世界公共会计师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7）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计算机革命。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信息革命，开辟了人类信息社会的远大前程。尤其是在现代企业进入系统化、信息化、科学化经济发展时代后，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系统、业务信息系统，以及其中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便已成为它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旷日持久的计算机革命。在经济发达国家，50年代便开始把计算机应用到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其中会计方面的计算机革命成绩尤为突出。60年代已分别建成企业的业务、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系统，70年代又建成企业的经营决策支持系统，80年代计算机已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推进到智能发展阶段，而在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互联网络的开通，又在推进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显著地促进着国际会计协调工作，使会计进一步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而今已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计算机的发展应用，将强有力地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把社会经济推进到信息化经济、数字化经济、知识化经济的发展阶段。

计算机革命是我国近二十多年来进行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78年起步到1988年，已在会计专用软件开发与使用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1988年8月，在吉林举办“会计电算化学术讨论会”之后，我国又进展到通用化、商品化会计软件开发。应用阶段。在此期间，几百家专业公司先后成立，中国会计软件市场形成，至今已有数百万家企业及事业单位进入计算机革命的初级阶段，其中大部分企业与单位已实现了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1996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计电算化发展研讨会”又预示着我国计算机革命在会计中推进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对世纪初，我国将会在“核算型”软件开发应用的基础上，把电算化事业推进到“管理型”软件全面开发应用阶段。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会计改革是在一些杰出的爱国学者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它旨在突破中国经济的黑暗，振兴民族工商业，力求改变中国经济与会计的落后状态。20世纪的后50年，新中国第一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旨在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变化要求；而第二阶段的会计改革则在于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要求，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变化的要求。从总体上讲，前50年的会计改革主要集中在会计技术与方法的改进方面及基本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方面；而后50年的改革，不仅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是从会计法制建设着手，全面深入展开进行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会计改革的目标明确，改革的内容触及根本，并且全方位展开，进展迅速，成效显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第二阶段所进行的改革才刚刚开始。面向新世纪，面对我国改革逐步深化而提出种种新的要求，未来的中国会计改革任重而道远。如何完善财务会计的法制体系，把立法与严格的执法统一起来？如何进行与实现会计管理组织体制的改革，确立财务与会计组织部门在现代企业中的组织地位？如何进行务实性改革与进行务实性理论研究，处理好改革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如何把会计改革与财务改革统一起来进行，使改革触及企业与社会更加深层的问题，进而使财务与会计的改革成为企业与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推进会计的国际协调工作，在改革中既考虑到中国的特殊环境，又考虑到会计的国际环境及会计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最后，应当如何处理会计准则建设、执行与行业会计制度建立与执行的关系，以及应当如何理顺这种关系？凡此等等都是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世纪之交，中国的会计改革所面对的是一支由1200万人组成的会计队伍。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会计法与会计准则的建设，还是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教育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1200万会计人才的更新换代问题，解决1200万人的法制水平、理论水平、专业技术水平，以及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问题。仅就会计准则建设而言，其成效不在于会计理论界、会计教育界对其讨论得轰轰烈烈，也不在于外国人对它有多么高的评价，而在于1200万人对它的理解、掌握与热情支持，在于1200万人在执行中的扎扎实实，在于它在规范1200万人会计行为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现今，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已经跨进新的世纪了，解决1200万人在新世纪会计工作中的适应性问题，改变这1200万人的总体素质，使其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这将必然是我国下一步进行会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世纪会计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

篇2：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摘 要：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结合20世纪以来，经济学发展中主流的经济理论，即福利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与实践;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性的倡议。最后，本文强调需结合中国国情，合理地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实践，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经济改革 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

一、 引言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不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面对巨大的考验。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我们没有积极去吸收世界经济学的优异成果来发展我国经济科学，导致我国的经济工作缺乏相应的科学指导，人们劳动积极性不高，缺乏生机与活力。

为了转变这种局面，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判断和预言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言论从未间断过，伴随着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批评，中国经济既没有按照“大崩溃论”走向崩溃，也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走向完全私有化，而是创造了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彻底粉碎了西方经济学家各种批判和妄断。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加强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通过不断地引进西方经济学，开始逐步探索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理由。在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学家们逐渐加深对市场经济及其子系统运作原理的认识，积极参与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的研究，并提出科学倡议。

实践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转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对着重新整合的形势，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要推动改革必须要有理论范式的转型和经济思想的突破。只有加快经济理论系统变革和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实现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艰巨任务。

二、 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

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出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传播及其对世界各国经济和政策的广泛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是从主流的经济学出发，即从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或观点，来探讨经济学的发展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的借鉴作用。

1.福利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分提出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国家应加强对国民收入的调节，进而促使国民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现了“福利国家”。然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在上世纪30年代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希克斯等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较有影响力的有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相对福利学说和外部经济理论等。而公平和效率理由，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所一直关注的`理由。

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实践中，在经济改革之前，我国经济制度实行的是公平优先原则。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刚实现带领贫苦的大众，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伟大目标。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前期，社会主义经济奇迹地保持了较高效率，但是在后期，出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加剧，迫切需要经济体制实现新一轮的改革。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完善，我们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经济发展，平均主义的弊端也显露出来。在改革开放深入实践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同时逐步实行医疗的市场化和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把社会福利责任主体由企业推向社会，实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效率快速提高，但是收入差别的扩大，使得人们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进一步的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社会的公平，力求效率与公平得到充分的统一，既要满足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要求。

2.新古典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伊、马尔萨斯、马歇尔等人。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新古典经济学中很多理论或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其中，价格理论提出价格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推动和导向作用，强调其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条件下，从供求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认为调节经济最主要的因素是价格。这一度成为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主要理论。改革开放前，我国商品价格是国家制定，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国家来制定价格在当时具有历史客观性和必定性。因为当时我国是短缺经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就需要通过计划来制约价格。

而经济短缺得到缓解后，国家通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通过社会供求的自发作用，将会自动形成社会均衡价格，虽然这只是人们一种理论上的推导，在实际上不具有操作性。但是它却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作用，即毋须价格管制，市场的供求机制会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财政和货币理论认为，以央行制定的合理的货币政策理论为指导，运用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就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决策失误，，难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而利用市场制定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有效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革开放前，国家制定的货币的政策中货币发行量固定，利率也是固定的。

但改革开放后，利率的制定是在充分调研和预测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中央银行真正开始通过市场来运作，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这些经济学观点和理论的有效运用，就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增长。

3.新制度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

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以科斯等人为代表，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引入交易成本这一独有的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理论十分繁杂，但一般包括：交易费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

其中，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对我国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方向。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认为，企业能存在是因为企业内部交易的费用比市场交易的费用低，但是，企业规模不会无限扩大。因为，随着企业边界的扩展，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会随着管理协调费用上升而增加。而当市场的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时，企业扩张的动力便会失去，企业边界由此确定。科斯交易费用的提出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而其后经威廉姆森等学者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进一步处理，使之更加系统和更可操作。

在产权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认为产权是外生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产权制度。然而这种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显然跟现实情况是不符合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是无限行驶的权利行为，使用产权是会带来成本的。科斯从分析市场缺陷开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外部性并不必定导致市场失灵，产权界定能使双方通过交易便可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后，我国学者纷纷根据其相关理论来分析论证我国经济体制演化路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同时，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结论用于观察和深思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会发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为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国家先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利润分成制、利改税和承包制等放权让利性的分配关系调整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等内部分配改革，形成了企业、职工与国家一起共同占有和分享剩余的格局。进行产权改革，通过明晰产权确保国家作为出资者应取得的剩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它要求国有企业实行产权明晰、产权结构完整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

同时，在企业改革中，政企分开、职责明确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政企分开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定要求，强调淡化所有者终极所有权。这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外部制约手段，政企分开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制约严重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需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合理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相结合的倡议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灵活地运用经济学的重要观点和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将经济学和中国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首先，西方经济学很多理论和观点都忽视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努力地探索，从而指导我国发展与实践。

其次，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理论，因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策略本身是没有国家界限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策略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理由，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我们也不能盲目地照搬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经济理论，只有与本国国情相融合，因地制宜才能避开出现偏差和错误。

最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我们也需要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在改革中有许多理由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经济学创新，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结合。

总之，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充分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也应该充分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合理地分析。具体要求就是我们需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核心，充分地吸取有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观点，理性地、合理地进行运用，并结合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的经济学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东阳，张向达.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制度理由[J].理论前沿，，16.

[2]武建奇.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的改革[J].经济学动态，，11.

[3]陈岱孙.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J].求是，1996，2.

[4]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理由[J].经济研究，，10.

篇3：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 不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 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面临巨大的考验。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 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 由于我们没有积极去吸收世界经济学的优异成果来发展我国经济科学, 导致我国的经济工作缺乏相应的科学指导, 人们劳动积极性不高, 缺乏生机与活力。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判断和预言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言论从未间断过, 伴随着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批评, 中国经济既没有按照“大崩溃论”走向崩溃, 也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走向完全私有化, 而是创造了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彻底粉碎了西方经济学家各种批判和妄断。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 中国经济学家加强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 通过不断地引进西方经济学, 开始逐步探索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在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上, 我国经济学家们逐渐加深对市场经济及其子系统运作原理的认识, 积极参与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的研究, 并提出科学建议。实践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 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 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要推动改革必须要有理论范式的转型和经济思想的突破。只有加快经济理论系统变革和进一步解放思想, 才能实现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艰巨任务。

二、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

20世纪以来, 西方经济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而出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传播及其对世界各国经济和政策的广泛影响。因此, 本文主要是从主流的经济学出发, 即从福利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或观点, 来探讨经济学的发展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的借鉴作用。

1. 福利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分提出分配越均等, 社会福利就越大, 主张收入均等化。国家应加强对国民收入的调节, 进而促使国民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现了“福利国家”。然而,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在上世纪30年代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 希克斯等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较有影响力的有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 相对福利学说和外部经济理论等。而公平和效率问题, 无论是西方国家, 还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所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实践中, 在经济改革之前, 我国经济制度实行的是公平优先原则。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刚实现带领贫苦的大众, 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伟大目标。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这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前期, 社会主义经济奇迹地保持了较高效率, 但是在后期, 出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加剧, 迫切需要经济体制实现新一轮的改革。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完善, 我们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经济发展, 平均主义的弊端也显露出来。在改革开放深入实践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 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同时逐步实行医疗的市场化和教育的产业化改革, 把社会福利责任主体由企业推向社会, 实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跨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效率快速提高, 但是收入差别的扩大, 使得人们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 近年来, 我们开始进一步的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社会的公平, 力求效率与公平得到充分的统一, 既要满足生产力的发展, 也要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要求。

2. 新古典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 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 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20世纪以后, 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 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 代表人物有萨伊、马尔萨斯、马歇尔等人。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 新古典经济学中很多理论或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其中, 价格理论提出价格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和导向作用, 强调其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 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条件下, 从供求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 认为调节经济最主要的因素是价格。这一度成为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主要理论。改革开放前, 我国商品价格是国家制定, 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国家来制定价格在当时具有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因为当时我国是短缺经济, 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 就需要通过计划来控制价格。而经济短缺得到缓解后, 国家通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通过社会供求的自发作用, 将会自动形成社会均衡价格, 虽然这只是人们一种理论上的推导, 在实际上不具有操作性。但是它却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即毋须价格管制, 市场的供求机制会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 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财政和货币理论认为, 以央行制定的合理的货币政策理论为指导, 运用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就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决策失误, , 难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而利用市场制定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 有效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革开放前, 国家制定的货币的政策中货币发行量固定, 利率也是固定的。但改革开放后, 利率的制定是在充分调研和预测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中央银行真正开始通过市场来运作, 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总之,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这些经济学观点和理论的有效运用, 就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增长。

3. 新制度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

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以科斯等人为代表, 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 引入交易成本这一独有的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 理论十分繁杂, 但一般包括:交易费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

其中, 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对我国企业制度的建立, 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方向。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认为, 企业能存在是因为企业内部交易的费用比市场交易的费用低, 但是, 企业规模不会无限扩大。因为, 随着企业边界的扩展,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会随着管理协调费用上升而增加。而当市场的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时, 企业扩张的动力便会失去, 企业边界由此确定。科斯交易费用的提出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而其后经威廉姆森等学者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进一步处理, 使之更加系统和更可操作。在产权方面,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认为产权是外生的, 是一种理想化的产权制度。然而这种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显然跟现实情况是不符合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是无限行驶的权利行为, 使用产权是会带来成本的。科斯从分析市场缺陷开始, 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外部性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失灵, 产权界定能使双方通过交易便可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 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后, 我国学者纷纷根据其相关理论来分析论证我国经济体制演化路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同时, 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结论用于观察和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 会发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 为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国家先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利润分成制、利改税和承包制等放权让利性的分配关系调整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等内部分配改革, 形成了企业、职工与国家一起共同占有和分享剩余的格局。进行产权改革, 通过明晰产权确保国家作为出资者应取得的剩余,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它要求国有企业实行产权明晰、产权结构完整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 在企业改革中, 政企分开、职责明确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政企分开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强调淡化所有者终极所有权。这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 在实践中, 由于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外部控制手段, 政企分开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 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需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合理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相结合的建议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我们需要灵活地运用经济学的重要观点和理论, 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将经济学和中国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首先, 西方经济学很多理论和观点都忽视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是,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努力地探索, 从而指导我国发展与实践。

其次,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理论, 因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身是没有国家界限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 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但是, 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 我们也不能盲目地照搬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经济理论, 只有与本国国情相融合, 因地制宜才能避免出现偏差和错误。

最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 我们也需要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当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 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 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经济学创新, 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结合。

总之, 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 充分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也应该充分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合理地分析。具体要求就是我们需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核心, 充分地吸取有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观点, 理性地、合理地进行运用, 并结合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促进中国的经济学发展。

摘要：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结合20世纪以来, 经济学发展中主流的经济理论, 即福利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与实践;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性的建议。最后, 本文强调需结合中国国情, 合理地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实践, 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经济改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李东阳, 张向达.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制度问题[J].理论前沿, 1998, 16.

[2]武建奇.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的改革[J].经济学动态, 1996, 11.

[3]陈岱孙.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J].求是, 1996, 2.

[4]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 2005, 10.

篇4：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摘 要：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进行了两轮幼儿园课程改革，其争论的主要问题经历了从教育理念到实践操作层面的转变。这两轮课程改革过程中呈现出了指导思想科学化，愈发重视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等趋势，同时也存在探索多种课程模式时盲目从外，改革实施过程中理念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改革；回顾；反思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35-0217-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35.141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幼儿园课程改革回顾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推进不但为这一时期幼儿园课程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背景，而且直接催发了我国幼儿园的课程改革。198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旧《纲要》），标志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开始。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儿童心理和教育理论涌入我国，对我国原有的儿童观、教育观和课程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幼儿园课程改革理念的转变。这一期间我国陆续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其中《规程》将试行稿总则中“幼儿园是学校教育的预备阶段”改为“幼儿园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阶段”，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的性质，充分肯定了幼儿园的教育属性，明确了幼儿园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将幼儿园纳入我国的学制体系。保教目标也更多关注幼儿情感、个性的发展，而不只是聚焦在认知、技能方面。至此，我国关于幼儿教育理念层面的争论基本结束，幼儿园课程价值取向基本达成共识。

直到世纪之交，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我国课程的自身问题催发了我国新一轮幼儿园课程改革。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新《纲要》）应运而生，首次将幼儿园教育内容相对划分为五大领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倡导各领域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在新《纲要》颁布后的十年中，全国各地再次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幼儿园课改实践，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如幼儿教师专业化程度较低，难以按照新《纲要》的要求指导教育活动；农村幼儿园资金和师资严重缺乏，课程建设举步维艰……由此，新一轮幼儿园课程改革所争论的主要问题，从教育理念层面转变到了实践操作层面。2012年发布的《3-7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五大领域的目标设置层次也更加清晰，表达更加明确，同时附有详细的教育建议。这充分考虑到了幼儿教师、保育人员在实施保教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搭建了新《纲要》中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

（一）课程改革的总体趋势

1.广泛吸收先进理论，指导思想科学化

8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交流增加，广泛吸收、借鉴了许多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这对我国原有儿童观、教育观和课程观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引发了其的重大转变，使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其中，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理论、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泰勒的课程理论及杜威和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等。这些理论对课程改革指导思想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我国儿童观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儿童发展观、主体观、整体观、活动观等的转变。

2.愈发重视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促进教育公平

在旧《纲要》中，国家对幼儿园的课程模式进行了一刀切、齐步走式的统一管理和要求，没有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造成的地区差异。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资金有限、师资严重不足，统一的课程在教育实践中根本无法达到。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单一课程模式带来的问题，因此在后来的文件中没有再对幼儿园课程模式和教育内容等进行硬性规定。就文本而言，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都体现了对区域、城乡差异的关注和对农村学前教育及其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倾斜和重视。

（二）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1.探索课程模式过程中，有盲目从外的倾向

纵观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史，几乎每个时期都从国外吸收各种新的课程模式——从仿日、苏、美，到引进蒙台梭利课程模式、瑞吉欧教育体系课程、高瞻课程等。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课程模式无可厚非，但若片面地认为只要是国外的、流行的就是好的而盲目从外，那么就失去了意义。以当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瞻课程为例，在美国实施这种课程模式主要以4-5人的小组进行，幼儿的高度参与和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其精髓。而我国大多数幼儿园每班至少20人，如此，幼儿的参与度必然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必须反思：国外的课程模式一定适合我国国情吗？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基本国情之一，加之幼儿园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堪忧，我国绝大多数幼儿园都没有条件做到真正的小组教学。因此，在探索多种课程模式和引进国外课程理念及模式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立足我国国情与需要，将新的理念和模式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探寻本土化的幼儿园课程模式。

2.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理念与实践脱节

在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过程中，常常出现政策或文件中的理念与幼儿园中具体的操作实践脱节的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总体不高所致。首先，体现在教师对教育理念理解有偏差。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低下，他们往往无法知晓国家所发布的政策及文件背后真正的理论依据和意图，这造成了两种结果——教师对文件中某些语句要么机械理解，要么视而不见，最终不能将先进的理念运用到实践中。其次，体现在教师实践能力不足。课程改革期望幼儿园教师能改变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而采用“相互适应取向”或“创生取向”。但课程创生对幼儿园教师的实践能力尤其是实践智慧要求非常高，并不是每一名幼儿园教师都能够胜任课程的创生，达到政策或理论的要求。综上两点，若幼儿教师专业素养不达标，势必造成课程改革过程中理念与实践脱节。

参考文献：

[1] 孟丽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史审视[D].西南大学，2007.

[2] 胡娟.幼儿园课程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篇5：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哲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哲学最终摆脱它的古典形态,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迈向了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竞相涌入,经过冲突、交融、选择、淘汰,有的已在中国这块肥田沃土上开花、结实.

作 者：赵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刊 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3“”(5)分类号：B2关键词：

篇6：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概观

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概观

19世纪末期开始,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逐步进入中国.实证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和发展轨迹,并引发了科学主义和西化思潮,由此带来中国近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它对于塑造近现代中国文化功不可没.

作 者：孙小金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上海,34刊 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46(6)分类号：B082关键词：实证主义 科学主义 西化思潮

篇7：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同时期的歌曲分析

韩晗 2011010254 水利系

歌曲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评判一首歌曲的价值，不仅要从歌曲本身的旋律、填词以及演绎它的唱功和声音效果，更重要的是要读懂它的情感。每一首歌曲都是有自己的情感的，情感是一首歌曲的灵魂，而情感的来源往往决定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所以说歌曲是时代的歌曲，它总是及时而忠实的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的悲欢和人民的心声。因而，一首首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歌曲，往往会激活人们沉积的记忆，使得被时光的江河冲刷得淡漠了的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起来。从这个角度说，对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歌曲进行分析与论述，不仅能引发一代又一代人对往事的回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折射出人们内心不同的声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六十余载的时光中，一代代歌曲作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创作精神，将时代的节奏与人民群众的心声，倾注于动听的歌声之中，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歌声中成长，也使得新中国历史进程的每一个脚步，都始终有歌声相伴随。这些被时代打上深深烙印的歌曲是不可忘却的，更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铭记在心的歌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厚重的史册是从1949年10月1日正式翻开的，一直到1966年6月初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经历了十七年的时光，就其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变革而言，主要由三个阶段。成立之初的三年里，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为重中之重，期间又经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4至1957年是第二个阶段，斗争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再从1958年到1966年5月，是这一时期的第三阶段，严重自然灾害的袭扰使经济极为困难。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十七年的歌曲艺术不可避免的经历了一个在“左”思想干扰下的阴晴无常的曲折历程。在前五六年里，歌曲作者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化成对新中国、新生活烈火般燃烧的情感，所创作出来的歌曲的共同点是格调明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充满着朝气，给人以美的感染和力的激发，这是一些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曲作品；比如《勘探队之歌》《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但在后来的几年里，由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整个文艺界处于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除了一些歌颂领袖内容的歌曲作品之外，不少数量的歌曲只是以配合各行各业的中心任务为宗旨，已进行政治宣传为己任，而那些个性化鲜明的抒情歌曲实际上便被排斥在外了，歌曲从多彩性与丰富性滑向了单一化。1966至1976十年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又一次迅速蔓延，在音乐界，当以往所有歌曲由于产生于“文艺黑线”下而被统统埋葬，其他题材又被一律予以排斥时，对领袖的“神化”与对文化大革命的赞美，成了唯一的歌唱内容。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当正常的社会生活内容被一种狂热的革命热潮取代之后，歌曲除了被动地、机械地去配合不是变化着的政治运动，鼓励人们去造反之外，便难有作为了。于是，“语录歌”与“红太阳”颂歌的出现成了必然，正是这种从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到语言模式都千篇一律的创作方式，使得歌曲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竟至无歌可唱。

八十年代初，港台之风开始盛行，流行音乐正式复苏。在这个年代，改革开放让内地经济迅速腾飞，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满足，但是国内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给国人们带来洗礼，正是这个时候，港台地区较为成熟的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大陆人们的视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爱情歌曲开始在内地竞相传播，这些在当时一直被当作“糜烂之音”而严格禁止的都市流行曲，通过歌星们的演绎，以录音带为媒介，在内地拥有了广泛的听众，同时，无论是歌词创作、音乐创作还是配器延长等等方面，都对我们当时还处于半睡半醒的歌坛，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甚至是强烈的刺激。人们开始对于流行音乐痴迷，被它们变化多端的风格所吸引。于是，音乐开始步入了来之不易的自由，音乐创作和演唱水平以及录音水平都达到了巅峰，中国的音乐开始走上自由的、蓬勃的发展之路。而这一切又未尝不是有政治因素呢？香港、澳门回归在望，但是与内陆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是时代差异感都未能消除，这之间差了多少，从歌曲中便可以看出，这样意义下的回归不是真正的回归。于是，以歌曲为代表的艺术与文化开始融合，为港澳台与大陆的回归做铺垫，这样的形势造就了无数划时代的歌星，并且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重要地位，王菲、beyond、四大天王、每一个名字都是传奇。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文化快餐的兴起。当今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全新景观已经生成，所谓网络歌曲随之出现。物质需求的满足达到了高峰，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多元化、多品种的期待之情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心理下，歌曲传播的多方式、多途径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网络自在其中。网络歌曲反应的是一种“亚文化”，它所体现出的作者自身的情感往往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起普通听众的共鸣，也正是这种原创性使得它容易在淡化歌曲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甚至是审美功能上区别于主流歌曲，因此也会引发一些非议。自然不可否认，网络歌曲问世的时间比较短促，其创作队伍也比较年轻，作品会存在一些反叛情绪，有意趋向于另类，易走入低俗与怪异。对于这些，我们需要关注其创作走向、艺术倾向，并认真进行研究与分析，警惕金钱在其中的异化，让网络歌曲成功的成为我国歌曲艺术的一方园林。

歌曲艺术天地里的春夏秋冬，深深镶嵌着我国社会的风雨阴晴。歌曲是对社会有使命的，有责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全社会的变革，都应该而且已经在歌曲上留下烙印。只有我们认真去研究了，认真去感悟了新中国六十年余载的歌曲发展变化，才能听到共和国前进途中的脚步声和人民群众的心灵颤动。

篇8：从20世纪走来的“中国美术观”

“中国美术观”作为一种“观念模式”与“文化秩序”,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中国文化变革历史中看,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动因;既是变革的目标,也是永恒的因素。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与其说中国美术观存在于自我保存的历史文化之中,不如说它存在于同世界交流下的中国美术创作形态的演变条件中。

一、观念:从“书画”到“美术”

“美术”一词产生于外来文化与中国书画传统的现代变革融合,有学者作了概念史、艺术史的梳理(参见王琢《从“美术”到“艺术”》,《文艺研究》2008第7期;邢莉《中西“美术“概念及术语比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看,“美术”取代“书画”作为中国美术文化现代变革的现象,在人文观念上突出表现为:将书画修身的儒道传统生活方式,变为以美术介入社会变革的审美创造途径;将标示文人身份、性情的准道德书画载体,变为以美术的技艺、形式创造表征时代精神风尚的公共领域。这两点,构成了“中国美术观”在20世纪初发生的基本人文内涵与历史价值。其实践形态,是五四之后的中国新美术:“中国画”+20世纪初西方美术的分类模式。

二、形态:“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从形态的历史品格看,中国美术创作、理论与批评在20世纪中国审美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两大范式,表征了“中国美术观”在20世纪历史中的基本内涵。

1、革命范式: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程新阶段的开始。对美术创作来说,功能上“为工农兵服务”、形式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定位了新美术文化鲜明的时代性。即围绕为新的社会主人和新社会建设服务的目标,创造既不同于过去的封建文化,也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新美术文化。在新/旧、未来/过去的历史断裂语境中,一个重要的却被忽略的命题是:超越五四美术,是新中国美术彰显自身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和“现代”品质的重要内容。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西方美术不再如世纪初那样,被作为中国美术现代变革的观念、语言样板被学习、摹仿,而是首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被参照、批判,而在实践中替补空缺的革命美术样板,则由苏联现代美术及其语言传统——俄国巡回画派——所替代;二是五四美术对元明清文人书法入画意笔的批判及变革探索,只涉及了语言形式的表面,在新美术中,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塑造工农兵形象的民族形式与时代内容相结合的新美术创作原则去全面深化。如此,新美术创作在“新美术/旧传统”(反封建文化)、“革命文艺/旧文艺”(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二元结构中建立了“中国美术观”的话语机制:写实、写生、群众喜闻乐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描绘工农兵的形象与生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美术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全新美学面貌的作品,罗工柳《地道战》,董希文《开国大典》及“革命历史画创作”;中国画领域将西画的写实、写生训练方法引入专业教学;李可染、张仃等人的山水写生和新山水画创作;以傅抱石、钱松喦为代表的江苏山水画创作;走出文人画趣味藩篱的齐白石、潘天寿……尤其是以中青年画家为主力的国画人物画新创作的突出成就。这些美术成果,形象展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美术观”的文化品格与实践特点。

2、现代化范式:

80年代与50年代一样,也是一个新/旧、未来/过去的历史性断裂。“新时期”对8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携带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其自身的合法性来自对“文革”的否定。这在1980年初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那些引起轰动、引发争论的作品形象中标示了出来,随后在“伤痕美术”中进一步扩大到对落后、封闭、愚昧的反思。因此,80年代的文化意识形态又与这样一些对偶结构关联:文革/新时期、封建思想/民主科学、闭关自守/改革开放……而“现代化的西方”,则成为支撑这种对偶结构生效的知识来源。如此,关于“新时期”文化转移的知识谱系,很自然地与“五四”启蒙思想产生了关联,在话语机制中越来越鲜明地被定义为“五四”在世纪百年另一端的再现。

这里有特殊意味的是,五四前后以“美术”取代“书画”所建构的中国美术观,经过50-60年代新美术创造的实践过程,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碰面中又被质疑,其出发点是以“传统/现代”二项对立为框架的“现代化范式”。这一范式的最大特点,是把已然“现代”了的“西方”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呈现,因而“传统/现代”又常常被表述为“中国/西方”。如此,“中国画穷途末路说”和“85美术运动”,就是用“现代化范式”解读、冲击中国美术的观念模式与文化秩序的极端案例。

8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在“传统/现代”的二项对立中,实现了从“社/资”对立为主的“革命范式”的突围,建构了以“文化讨论”为特点的“现代化范式”。“文革/新时期”则是两个范式之间的过渡期。在从五四起步的中国美术现代建设的历史景观中观察,两个范式的最大差异,是后者的“去意识形态化”文化理想主义色彩。

三、思考:从中国出发的实践

从两个范式所建构的中国美术观的历史形态看,“西方方法”一直是中国美术观变化的重要参照系和动力。自90年代后期始,对中国美术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解读和文化反思语境发生了变化,那些曾支撑它的不言自明的知识谱系和话语框架,那些约定俗成的命名与论述,被“暴露”在新的观察视角下。概括来说,是“中国方法”更多被引入对中国美术的思考之中。其与“革命范式”集中关注变革、关注现实政治的对立意识不同,它力求在中华文明的纵深中解读“现代中国”的实践;其与“现代化范式”对“现代”的全球、线性逻辑的固执不同,它立足本土实践,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把握现代审美的丰富性与多维互动。

这里不对“中国方法”展开论述,仅指出其所启示的两个重要维度:

1、中国美术文化的“修身”范畴。

作为儒道文化的本体,通过审美而内向澄怀修身,以鲜明的人文价值关怀塑造了中国艺术的文化品性。西方文化中同样具有鲜明人文色彩的是外向型的“形式”范畴。经过现代性“审美独立”,“形式”在西方艺术中被最后推向惟变、惟新是路的后现代艺术消亡之崖。中国美术观在引进西方“形式创造”观念的同时,是否在艺术修身的中国审美文化本体论上,迷失了自己的根?20世纪“中国美术观”的实践范式,是否遮蔽了这一人文维度?

2、求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想。

在“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中,对这一传统精神理想的批判与遮蔽是历史性的。今天,当全球性人与自然、生存与环境、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与交流矛盾达到空前广泛与多元的境况下,求“中和之美”、尚“和而不同”的中国审美文化精神,是否对现代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具有开拓新思维、新空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