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相关因子

关键词： 炎症 抵抗 胰岛素 机制

炎症相关因子（精选九篇）

炎症相关因子 篇1

1 TNF-α

TNF-α是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因子, 由多种细胞分泌, 主要由脂肪细胞分泌产生[3]。研究发现, TNF-α可导致IRS-1酪氨酸激酶活性下降, 引起IRS-1表达下降。此外, TNF-α还能阻碍IRS-1与胰岛素受体结合, 从而减少葡萄糖转运蛋白-4 (GLUT-4) 含量, 进一步抑制脂肪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而导致IR发生[4]。此外, 其还可以促进脂解作用, 使外周FFA增加, 从而抑制肌细胞糖代谢, 促进肝内糖原合成, 间接诱导IR[5]。研究发现, TNF-α能够促进升血糖激素, 如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而导致IR[6];也可调控脂肪细胞基因表达, 引起血浆游离脂肪酸水平上升以及甘油三酯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增加, 从而引起IR[7];TNF-α还可作用于其他细胞因子, 如刺激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 产生, 抑制脂肪因子瘦素和脂联素产生, 导致IR[8];TNF-α还能激活核转录因子-κB (NF-κB) 的抑制因子激酶 (IKK) , IKK通过激活NF-κB促进TNF-α转录从而形成低度炎症, 导致IR。由此可见, TNF-α是胰岛素抵抗炎症机制的主要因子, 抑制或干预TNF-α大量表达将成为预防胰岛素抵抗的主要途径之一。

2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

MCP-1源于趋化因子家族, 是巨噬细胞激活和趋化的一种小分子蛋白质或多肽物质[9]。其主要作用于单核细胞和T淋巴细胞, 促进内皮细胞与单核细胞大量分泌黏附分子, 使单核细胞等多种炎症细胞向病变组织聚集, 并对多种炎症因子如IL-1、TNF-α等的刺激作出应答, 导致炎症信号通路激活, 从而阻碍胰岛素信号转导, 导致IR[10]。MCP-1参与IR比较直接, 它抑制了胰岛素受体酪氨酸磷酸化的过程和机体对葡萄糖的摄取, 这种对葡萄糖摄取的直接抑制对IR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3 IL-6

IL-6是一种前炎性因子, 主要来源于脂肪细胞和胰岛β细胞。研究表明, IL-6是急性相反应 (APR) 的中心调节因子, 与IR及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高血糖能够促进胰岛β细胞IL-6的分泌[11]。早期炎症反应中, 少量IL-6能够促进胰岛素产生, 引起高胰岛素血症, 晚期则抑制胰岛素分泌。IL-6引起IR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方面:IL-6可通过诱导IRS-1丝氨酸磷酸化抑制其酪氨酸磷酸化, 导致胰岛素信号转导受阻, 引发IR;还可以抑制脂联素的表达降低胰岛素敏感性。此外, 可以抑制GLUT-4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的活性, 进而抑制胰岛素信号转导, 导致IR。研究发现, 用IL-6处理过的3T3脂肪细胞的胰岛素受体和IRS表达均下降, 使GLUT-4的表达减少[12,13]。IL-6还可通过蛋白酪氨酸激酶 (JAK) /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子 (STAT) 信号途径诱导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 (SOCS) 的表达。IL-6通过上调SOCS3影响胰岛素的信号转导[14]。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IL-6与胰岛素信号转导关系密切, 下调其表达可以促进胰岛素信号转导, 从而抑制IR的发生。

4 脂联素

脂联素是一种脂肪细胞补体相关蛋白, 由244个氨基酸分子构成, 由3个区域组成:氨基酸信号序列、胶原样结构域和羧基末端球形结构域, 因此, 从构成上来说, 脂联素的结构比较复杂。研究报道, 脂联素具有抗炎与促炎的双重生物学作用。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发现, 脂联素能够减轻炎症反应, 患者的血清脂联素含量与血糖水平有关。脂联素能够刺激机体释放抗炎细胞因子, 抑制前炎性因子产生, 发挥抗炎作用。研究发现, 当机体发生胰岛素抵抗时, 脂联素作用于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脂肪细胞等炎性细胞抑制炎症因子分泌, 从而使机体处于自我平衡状态。但是, 当机体长期处于胰岛素抵抗状态, 炎症反应逐渐扩大, 形成慢性炎症, 脂联素的生物合成受到炎症因子的反向抑制, 造成低脂联素血症, 加重了炎症因子的释放和炎症反应持续化[15], 形成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过程。因此, 调节脂联素与炎症因子的平衡是抑制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新思路。

5 抵抗素

抵抗素 (resistin) 是机体的一种多肽类激素, 由脂肪细胞分泌, 是2001年Steppan等[16]在研究肥胖与胰岛素抵抗关系时发现的, 由于与胰岛素抵抗相关, 因此命名为抵抗素。一般情况下, 机体血糖水平由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进行调节, 当血糖升高时, 胰岛素的作用主要使血糖以糖原形式存储在体内。研究发现, 抵抗素具有显著的促炎作用, 抵抗素与炎症反应之间息息相关, 许多炎症反应都伴随抵抗素的升高[17,18]。用浓度较高的抵抗素刺激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发现, 单核细胞中的炎症因子TNF-α、IL-1和IL-6等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另外, 抵抗素本身也受炎症因子负调控, 炎症因子反过来可刺激单核细胞抵抗素表达上升, 但是关于两者之间的调控机制尚不清楚[19]。抵抗素与胰岛素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 抵抗素通过干预胰岛素信号转导、调节糖代谢过程中的关键活化酶及磷酸化途径引起胰岛素抵抗;另一方面, 抵抗素通过刺激炎症信号通路引起胰岛素信号转导异常。总之, 抵抗素通过介导炎症反应和胰岛素抵抗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是连接这些病理生理反应的重要信号因子[20,21]。因此, 有关抵抗素功能与机制的研究将成为炎症、肥胖、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之间的一个突破口。

6 瘦素

瘦素是一种由白色脂肪细胞分泌的肽类激素, 对体重和能量代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由肥胖基因 (ob基因) 编码。研究表明, 血清瘦素水平与体重指数有关, 当体脂含量较高时, 脂肪细胞瘦素基因水平升高。胰岛素能够促进瘦素的合成与分泌, 可能的机制是:胰岛素对脂肪组织中的脂蛋白酯酶具有活化作用, 促进脂肪细胞的糖代谢进程, 进而瘦素水平逐渐升高[22], 同时刺激脂肪细胞的瘦素基因高表达, 加速瘦素大量合成。近年来的研究认为, 瘦素与IR关系密切, 在脂肪细胞与胰岛素信号传递间起负反馈作用。当体重超重时, 瘦素受体对瘦素的敏感性下降, 瘦素对胰岛β细胞分泌的胰岛素的抑制作用受到阻碍, 导致IR。此外, 瘦素使脂肪组织分解增强,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同时肝脏对胰岛素的灭活减弱, 引起血糖升高, 致使肌肉和肝脏出现IR[23]。由此可见, 瘦素也是连接胰岛素与肌肉组织、肝脏组织干预胰岛素利用的能量代谢因子, 促进瘦素分泌, 增强瘦素受体敏感性, 有利于改善IR。

7 C反应蛋白 (CRP)

CRP是一种由肝脏细胞分泌的防御分子, 介导全身炎症反应, 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其表达受炎症因子调控, 如IL-6、TNF-α, 这些作用比较强的促炎症因子, 都可刺激CRP在肝脏合成。CRP与IR之间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CRP能够引起IL-1、IL-6等炎症因子产生, 从而阻碍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 进而引起胰岛素抵抗。由于胰岛素可阻断CRP的肝脏合成, 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导致胰岛素生物活性降低, 引起CRP合成增加[24,25,26]。IR时, 增多的炎症因子作用于肝脏, 引起CRP大量合成抑制了胰岛素受体相关酶的活性而促使IR, 进而又激发前炎症因子大量产生。此外, CRP与肥胖、高血脂关系密切, 而这些都是胰岛素抵抗的主要影响因素。

8 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 (SOCS)

SOCS的通路分子主要包括SOCS1、SOCS3、SOCS6, 对细胞因子激活途径起着负调节作用[27]。研究发现, SOCS可竞争性抑制IRS-1酪氨酸磷酸化, 阻断胰岛素信号通路, 也可通过泛素 (ubiquitin) 加速RS-1降解而引发胰岛素抵抗[28]。SOCS引发胰岛素抵抗与炎症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一般情况下, 组织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如TNF-α、IL-6等, 对SOCS都具有活化作用, 炎症因子活化与胰岛素抵抗关系密切[29,30]。由此可见, SOCS也是胰岛素抵抗炎症相关机制的调节因子之一。

综上所述, 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常伴随炎症反应, 炎症细胞活化导致炎症因子大量释放, 炎症因子通过多种途径抑制胰岛素信号转导, 使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导致糖脂代谢紊乱, 血糖血脂升高, 从而产生胰岛素抵抗。因此, 研究胰岛素抵抗, 预防和干预胰岛素抵抗, 炎症因子的调控是核心环节, 阐明胰岛素抵抗的炎症机制对于了解胰岛素抵抗的病理生理机制至关重要, 并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为新药的研发提供多种干预靶点。

摘要：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共同发病基础, 近年来很多研究表明, 炎症因子与胰岛素抵抗关系密切, 如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白细胞介素-1 (IL-1) 、白细胞介素-6 (IL-6) 、干扰素-γ (INF-γ) 等。这些因子均可引发细胞内炎症反应, 启动炎症细胞因子信号转导, 最终导致胰岛素敏感细胞内胰岛素信号转导受阻, 引发胰岛素抵抗。

炎症相关因子 篇2

[摘要] 目的 探讨瑞舒伐他汀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选择8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均予常规对症治疗（降颅压、控制血压血糖、抗血小板、改善脑循环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瑞舒伐他汀10 mg，每天1次，连用8周。 结果 治疗8周后，观察组TC、TG和LDL-C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HDL-C水平明显上升（P ＜ 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血脂无明显变化（P ＞ 0.05）。两组患者血浆hs-CRP、IL-6和TNF-α水平均较治療前明显降低（P ＜ 0.05或P ＜ 0.01），且观察组降低的幅度较对照组更明显（P ＜ 0.05）。且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2=5.54，P ＜ 0.05）。 结论 瑞舒伐他汀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肯定，能明显改善脑梗死部位缺血缺氧和缺损神经功能，作用机制与降低血脂、改善血管内斑块的炎症反应有关。

[关键词] 瑞舒伐他汀；急性脑梗死；炎症因子

[中图分类号] R743.3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09-0065-02

炎症相关因子 篇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该院收治重症肺炎ICU患者65例,男35例,女30例,平均年龄(62.23±11.06)岁。病程第1天65例采集测试样品,病程第4天,57例采集测试样品,病程第7天,51例采集测试样品。在病程的第12天对患者进行预后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分为好转组和无效组。临床研究在使用患者的各种资料时,需有患者的同意,签订患者知情书,并通过了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病例选择

诊断为重症肺炎患者:1需要有创的机械通气或脓毒症休克;2呼吸频率≥30次/min;3氧合指数≤250 mm Hg;4多肺叶浸润或低血压需要体液复苏。

排除标准:1HIV感染等严重免疫系统疾病患者;2凝血功能障碍患者;3重大手术一周内;4难以控制的呼吸衰竭及氧合指数≤60 mm Hg。

1.3检测方法

1.3.1样本采集在重症肺炎患者治疗的第1、4、7天采集患者的肺泡灌洗液,并且采集患者清晨空腹经肘静脉血,约为2 m L,处理后检测。

1.3.2指标测定IL-6和IL-10均购于美国R&D公司生产的ELISA试剂盒测定。

1.4统计方法

2结果

2.1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6水平对比

两组患者在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6的水平均有所降低,但随着病程的延长,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患者预后恢复过程中与IL-6水平无明显相关。见表1。

2.2两组患者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对比

随着病程的延长,无效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有所升高,好转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有所降低,第4天和第7天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说明,患者的IL-10水平变化与预后有一定相关性。详见表2。

3讨论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IL-6主要由巨噬细胞、T细胞、B细胞等多种细胞产生,它可调节多种细胞的生长与分化,具有调节免疫应答、急性期反应及造血功能,并在机体的抗感染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白细胞介素-10(IL-10)是近年发现的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抑制炎症因子,它能抑制炎症反应,属于一种具有抗炎作用的因子,能够有效抑制免疫应答。陈玮[9]等研究表明MPP急性期患儿血清和BALF中IL-6和IL-10含量比对照组明显增高,IL-6含量不存在差异性,而IL-10差异明显。由此可见,IL-10在MPP病情发展和恢复的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文研究重症肺炎患者随着病程的延长肺泡灌洗液和血液的IL-6和IL-10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病程的延长,两组患者在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的IL-6均有所降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IL-6与患者预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随着病程的延长,无效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有所升高,好转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有所降低,第4天(10.11±2.64)pg/m L比(3.10±2.49)pg/m L和第7天(18.42±6.22)pg/m L比(2.02±1.02)pg/m L,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叶新明等[10]研究中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经治疗后其BALF中IL-10水平均显著下降的结论基本一致,由此说明,患者的IL-10水平对预后情况产生显著的影响,IL-10水平较高者,其预后差。

综上所述,检查炎症细胞因子与重症肺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对患者预后方面具有诊断价值,从而进一步了解细胞因子在重症肺炎中的临床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重症肺炎肺泡灌洗液炎症因子水平和患者预后情况之间的联系的相关性。方法 从该院2015年2月—2016年3月住院患者中整群选择重症肺炎ICU患者进行对照试验,一共65例,对重症肺炎患者肺泡灌洗液和外周静脉血的细胞因子进行检测。结果 1随着病程的延长,两组患者在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的IL-6有所降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液第7天,可见IL-6与患者预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2随着病程的延长,无效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有所升高,好转组血液和肺泡灌洗液中IL-10水平有所降低,第4天(10.11±2.64)pg/m L比(3.10±2.49)pg/m L和第7天(18.42±6.22)pg/m L比(2.02±1.02)pg/m L,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说明,患者的IL-10水平变化与预后有一定相关性。结论 了解炎症细胞因子与重症肺炎病情的之间的关系,对患者预后方面具有诊断价值,从而进一步了解细胞因子在重症肺炎中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重症肺炎,肺泡灌洗液,炎症因子,预后,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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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延秋,张华,刘敏,等.重症肺炎患者外周血IL-6和IL-18水平的检测[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50(4):55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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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化,马春林.临床研究血清前清蛋白、C反应蛋白及载脂蛋白A1对重症肺炎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J].重庆医学,2014,43(5):529.

[8]王红梅,黄丽蓉.重症肺炎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研究[J].新乡医学院学报,2011,28(6):749.

[9]陈玮,邓中华.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血清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IL-6、IL-10表达情况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5,22(3):303-304.

炎症相关因子 篇4

【关键词】麻杏石甘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呼吸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Maxingshigan Tang on acute exacerb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100 cases of acute exacerb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dicin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Maxingshigan decoction for treatment， th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EV1%， FEV1 / FVC% Respiratory function paramete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serum TNF-α， IL -6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Ma Xing Shi Gan Tang on acute exacerb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has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respiratory function， reduce the level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

Key words Maxingshigan tang； acute exacerb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spiratory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01（2016）02-0017-0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部分COPD患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病情持续性恶化，期间气促症状加重，痰量有所上升且多为浓痰，会转变为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病（AECOPD）[1]。若AECOPD病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引发肺心病或呼吸衰竭等症。以往，临床治疗AECOPD主要以支气管扩张剂为主，但其效果有限。本文由此出发，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麻杏石甘汤治疗与常规西药治疗的效果差异，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所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患者均为2014年1月-2015年12月在我院治疗的患者，入选的研究对象共76例，采用数字随机分配法将其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8例。观察组患者38例，年龄22-77岁，平均年龄（52.8±4.7）岁，发病时长（7.3±2.1）小时；对照组患者38例，年龄23-79岁，平均年龄（52.7±4.9）岁，发病时长（7.1±1.9）小时。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药治疗，主要包括常规氧疗、消炎、解痉、利尿、平喘、祛痰以及抗感染等治疗，根据患者的胸部X片、血气和症状等准确评估患者的病情，对患者进行控制性氧疗，应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联合治疗，进行机械通气，维持患者电解质平衡、补充营养。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麻杏石甘汤药方：桔梗15g、杏仁15g、麻黄15g、炙甘草10g、大黄50g、石膏30g，用水煎服250ml，每天1剂，分早晚2次服用，两组均治疗两周后比较治疗效果。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FEV1%、FEV1/FVC%呼吸功能指标和血清TNF-α、IL-6含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 表示 ， 采用t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呼吸功能情况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FEV1%水平为（52.3±4.9），FEV1/FVC%水平为（54.1±5.3），对照组患者FEV1%水平为（52.2±5.1），FEV1/FVC%水平为（54.8±5.9），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FEV1%水平为（67.7±6.4），FEV1/FVC%水平为（68.3±6.7），对照组患者FEV1%水平为（62.8±5.9），FEV1/FVC%水平为（62.3±6.2），两组患者的这两个指标均明显升高，并且观察组患者的FEV1%、FEV1/FVC%呼吸功能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血清TNF-α、IL-6含量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TNF-α水平为（11.82±2.31）ng/L，IL-6水平为（12.14±2.51）ng/L，对照组患者TNF-α水平为（11.92±2.23）ng/L，IL-6水平为（11.94±2.26）ng/L，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TNF-α水平为（6.57±2.14）ng/L，IL-6水平为（7.02±2.13）ng/L，对照组患者TNF-α水平为（8.12±2.17）ng/L，IL-6水平为（8.59±2.43）ng/L。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这两个指标均明显降低，并且观察组患者的TNF-α、IL-6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在中医范畴属于“肺胀”“喘证”病，发病以本虚为主，急性加重时以热、痰、淤、毒等病理改变为主，因此治疗应该以解毒祛瘀、清热化痰为主。麻杏石甘汤中的石膏具有解肌透热、泻热生津的作用，麻黄就有清肺平喘、辛温解表的功效，两者联合使用，理肺除邪，温、寒相制，保留了石膏的清热功效和麻黄的平喘功效，而石膏的量比麻黄多，因此清肺辛凉的作用更加显著[2]；大黄和杏仁为臣药，宣降相因以通达肺气，清肃肺热以泻壅逐邪。与常规治疗联用，可以增强麻杏石甘汤清热化瘀的功效，从而有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FEV1%、FEV1/FVC%呼吸功能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TNF-α、IL-6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结果与许庆等[3]结果基本吻合，说明麻杏石甘汤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降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的水平，改善患者的症状。

综上，麻杏石甘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具有解毒化瘀、清热的功效，可以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肺功能。

参考文献：

[1]胡洁，史素丽，杨家丽，等.麻杏石甘汤加减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炎性细胞TLRs表达变化的影响[J]. 四川中医， 2015，33（3）：58-60.

[2]孙雪松，许国磊.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临床观察[J]. 世界中医药， 2015，10（2）：199-201.

炎症相关因子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2010年12月—2014年12月在该院接收的患有冠心病的患者一共有92例, 92例患者全部符合冠心病的临床诊断标准[2]。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每组46例。当中, 研究组男性35例, 女性11例。年龄在48~74岁, 平均年龄为 (58.1±1.9) 岁。病程在1~8年, 平均病程为 (4.3±1.5) 年;对照组男性32例, 女性14例。年龄在45~71岁, 平均年龄为 (55.7±1.4) 岁。病程在2~9年, 平均病程为 (5.2±1.8) 年。研究组与对照组患儿之间的相关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可以给予对比。

1.2 临床疗法

对照组对患者采取西医治疗, 其中包括有强心剂、利尿剂、调节血脂、硝酸甘油以及抗凝治疗等[3]。研究组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之上采取中医治疗, 采取该科室自主研制的拟安心汤治疗, 其成分主要包括有丹参、黄芪、当归、红花、麦冬、人参、益母草、桃仁、炙甘草, 它们依次为15 g、15 g、15 g、10 g、10 g、10 g、15 g、10g、5 g。同时根据相关症状采取加减治疗, 如果病人阴虚阳亢, 加入五味子10 g, 如果病人心脾两虚, 则加入酸枣仁15 g, 柏子仁15 g。采取沸水煎服, 每天一副药剂, 分别在早上和晚上服用一次, 一个临床疗程为7 d。

1.3 临床观察指标

对研究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给予对比分析。同时, 采取ELISA (酶联免疫吸附法) 对CRP、IL-6 (白细胞介素6) 以及TNF- (肿瘤坏死因子) 给予检测和对比分析[4]。

1.4 临床治疗效果判定标准

显效:治疗三个临床疗程以后, 其相关症状、体征全部消失, 心电图以及心肌酶检查大致恢复正常;有效:治疗三个临床疗程以后, 其相关症状、体征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心电图ST-T以及T波全部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无效:临床治疗以后, 其相关症状、体征没有任何改善[5]。

1.5 统计方法

采取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组间比较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情况对比

研究组的临床总体治疗有效率明显要比对照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临床治疗之前和以后炎症因子水平情况对比

临床治疗之前, 两组的IL-6 (白细胞介素6) 以及TNF- (肿瘤坏死因子)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临床治疗以后, 研究组的IL-6 (白细胞介素6) 以及TNF- (肿瘤坏死因子)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3 讨论

冠心病指的是冠脉狭窄、血稠程度明显增高, 血液流动缓慢以及血功不足, 进而造成心脏器质性病理变化。现如今, 这种疾病的发病诱因尚没有完全明确, 在临床治疗当中主要采取对症治疗, 其中包括有抗凝、扩张冠脉以及降低血脂等, 使心脏负荷明显减轻, 使血脂明显降低, 使冠脉血液流动量明显增加, 使心肌供血得到明显改善, 进而使心肌损伤明显减少[6]。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在中医辩证理论当中, 冠心病属于“真心痛”以及“胸痹”等相关范畴, 其发病机制主要为本虚标实, 因此, 应该从虚和淤入手进行治疗。该科室自主研制的拟安心汤当中的黄芪具有益气固本的作用, 丹参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人参具有补益心气的作用, 根据当代药理学证实[7], 黄芪可以使心脏收缩能力明显增强。麦冬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使心肌缺血得到明显改善, 使心肌收缩能力明显增强, 进而使冠心病的相关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以上诸药联合应用, 可以调节病人阴阳虚损, 使治疗效果明显提高, 可以在临床当中广泛应用。该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95.65%,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6.09%, 研究组的临床总体治疗有效率明显要比对照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临床治疗以后, 研究组的IL-6 (白细胞介素6) 以及TNF- (肿瘤坏死因子)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和上述相关报道结果基本相同[8]。

总之, 对冠心病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 可以取得显著的治疗效果, 使患者血脂紊乱状态得到明显改善, 使炎症反应明显降低, 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参考文献

[1]张勤海, 黄锦风.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40例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 2012, 7 (2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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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春义, 刁谦平.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79例临床疗效观察[J].吉林医学, 2012, 32 (9) :178.

[7]廖翔, 邢之华, 彭伟军.益气活血法对冠心病炎症因子CRP、FIB的影响[J].中国中医急症, 2012, 21 (1) :4-5.

炎症相关因子 篇6

关键词：危重,高血糖反应,炎症细胞因子,预后

现阶段,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 危重患者极易出现高血糖反应, 进而导致其出现心、脑、肾等器官功能损伤[1]。高血糖反应会严重影响危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是导致其死亡的关键因素[2]。危重患者出现高血糖反应的机制较为复杂, 有研究认为其发病与高炎症细胞因子血症有密切的相关性[3]。基于此, 本研究以64 例危重患者为研究对象, 探讨高血糖反应与炎症细胞因子及预后的相关性,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以2012 年1 月~2015 年1 月本院收治的64 例危重患者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无糖尿病史, 其中男41 例, 女23 例;年龄22~68 岁, 平均年龄 (52.5±4.6) 岁;其中20 例感染性疾病, 15 例心脑血管疾病, 13 例中毒, 9 例创伤, 4 例心肺复苏, 3 例过敏。按照患者入院时的危重症评分[4]将其分为G1 (<10 分) 组24 例、G2 (11~20 分) 组20 例、G3组 (>20 分) 20 例;将高血糖反应的危重患者随机分为胰岛素治疗组 (28 例) 和常规治疗组 (36 例) ;并以同期到本院体检的20 例正常人为健康对照组, 其中男14 例, 女6 例;年龄25~67 岁, 平均年龄 (50.5±4.8) 岁。各组受检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标本采集在患者入院后第2 天, 分别抽取患者4 ml空腹静脉血, 将其中2 ml置入含EDTA-Na2 的试管中, 进行30 min离心, 分离血浆后, 置于-20℃冰箱冷藏, 准备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将剩余的2 ml进行分离血清, 以检测血糖。

1. 2. 2 测定方法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患者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进行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 ( 美国Biosource公司提供) 规定步骤进行操作, 检测则是在酶标仪上进行, 并根据结果进行标准曲线绘制, 观察并记录各细胞因子浓度。血糖值则是通过血清葡萄糖氧化酶法进行检测。根据预后分组标准将患者预后分为良好、差、死亡。

1. 3 统计学方法利用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s) 表示, 采用t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危重患者的血糖、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胰岛素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预后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血糖与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呈正相关 (P<0.05)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aP<0.05

注:治疗组与常规组预后情况比较, P>0.05

3 讨论

当前, 大量临床研究认为, 导致危重患者出现糖代谢紊乱的因素包括应激反应、胰岛素抵抗等。胰岛素抵抗机理较为复杂, 主要是因患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与胰岛素作用的靶组织细胞表面相应受体结合, 而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能对脂肪细胞的葡萄糖转运因子-4 的表达产生抑制作用, 从而对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转运造成抑制[5]。此外, 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还能提升糖激素, 对脂肪细胞游离脂肪酸等激素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调节作用,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产生影响[6]。本研究对64 例危重患者高血糖反应实施常规治疗和胰岛素治疗, 并以20例健康人为对照, 分析其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及预后的关联性。结果显示, 危重患者的血糖、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证实危重患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异常升高, 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不仅造成了强烈的炎性反应, 还进一步介导到胰岛素抵抗中。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危重患者的血糖与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呈正相关 (P<0.05) , 且血糖含量与预后密切相关, 随着血糖的升高, 患者预后逐渐变差;胰岛素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预后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综上所述, 炎症细胞因子能提升胰岛素敏感性, 危重患者高血糖反应需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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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昕, 王秋雁, 张勇.ICU危重症患者血糖浓度与血清炎性因子CRP、TNF-α、IL-6相关性分析.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11, 32 (10) :1173-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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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静思.ICU危重患者的血糖波动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及病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第三军医大学, 2011.

炎症相关因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为该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症患者, 共101例 (男60例, 女41例) , 年龄≥18岁, 排除标准:既往有糖尿病史患者、入院前使用过激素等导致血糖升高药物患者及研究过程中死亡患者。按是否并发应激性高血糖分危重并高血糖及危重非高血糖2组, 危重并高血糖组51例, 男31例, 女20例, 平均年龄 (41.98±9.82) 岁, 危重非高血糖组50例, 男29例, 女21例, 平均年龄 (40.68±10.68) 岁, 健康对照组来自同期该院健康体检人群, 共52例, 男28例, 女24例, 平均年龄 (38.92±11.48) 岁, 亦经知情同意后入组, 各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患者或患者授权委托人知情同意。

注:与健康组比较*P<0.05, **P<0.01;与危重非高血糖组比较, △P<0.05, △△P<0.0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1999应激性高血糖诊断标准, 应激性高血糖诊断标准如下:应激状态下FPG≥7.0 mmol/L和 (或) 2次随机血糖≥11.1mmol/L。

1.2 研究方法

1.2.1 HOMA-β测定

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静脉血测定空腹血糖 (FBG) 、空腹胰岛素 (Fins) , 采用公式计算 (HOMA-β) =Fins×20/ (FPG-3.5) , 血糖测定采用己糖激酶法, 胰岛素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 由该院医学检验中心及核医学实验室由专人使用美国贝克曼COULTER LX20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及ACCESS2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测定, 均使用配套试剂。

1.2.2 炎症因子指标测定

IL-6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 CRP测定采用免疫荧光法, 均有该院医学检验中心专人完成测定。

1.3 统计方法

所有统计学分析均用SPSS17.0软件完成。计量数据用 (±s) 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组间差异采用χ2检验, 指标间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一般情况及炎症指标比较

危重非高血糖患者与危重并高血糖患者SBP及DB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均高于健康人 (P<0.05) ;健康人、危重非高血糖患者、危重并高血糖患者FBG、IL-6、CRP依次升高 (F=124.402、184.523、695.431, P<0.01) , Fins、HOMA-β依次下降 (F=12.795、239.241, P<0.05或P<0.01) 。见表1。

2.2 ISI与IL-6、hs-CRP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 HOMA-β与IL-6、CRP呈负相关 (r=-0.729, -0.773, P<0.01) 。

3 讨论

合并高血糖是危重病人临床上常见的现象, 其病因复杂, 目前尚未完全明确。高血糖能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导致免疫能力下降, 包括中性粒细胞功能和细胞杀菌功能, 合并高血糖可以使机体免疫球蛋白活性降低, 糖基化作用降低, 导致危重病患者感染风险增加, 目前研究认为高血糖可能对重症患者感染风险的增加起着重要作用[3,4]。临床研究还表明, 高血糖可密切影响着危重症患者的预后, 是危重症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子之一, 因此, 为降低危重症患者的不良预后, 需适当控制危重症患者的血糖水平[6]。众所周知, 胰岛素是目前发现在人体内唯一能降低血糖的激素, 其由胰岛β细胞所分泌, 并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生理过程后与人体内胰岛素相应受体结合, 降低血糖。多种原因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 胰岛素分泌水平水平降低是引起机体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7,8]。

目前普遍认为, 危重患者出现高血糖的主要机理在于机体的应激性, 在应激状态下, 各种升糖激素如糖皮质激素、生长激素、儿茶酚胺类激素分泌增多, 导致机体出现的暂时性血糖升高[9,10], 但该研究发现, 健康人、危重非高血糖患者、危重并高血糖三者Fins分别为 (36.22±5.13) 、 (34.01±3.94) 、 (31.57±4.65) , HOMA-β分别为 (504.35±102.64) 、 (298.16±62.91) 、 (149.64±73.39) , 三者间比较依次下降 (P<0.05或P<0.01) , FBG分别为 (4.97±0.26) 、 (5.84±0.33) 、 (8.56±2.01) , 三者间比较依次升高 (P<0.01) , 三者Fins及HOMA-β依次下降表明健康人、危重非高血糖患者、危重并高血糖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依次降低, 随着病情加重, 胰岛素分泌能力逐渐降低, 而同时FBG水平逐渐升高, 高血糖现象发生, 由此提示胰岛β细胞功能下降可能是危重症患者发生应激性高血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胰岛β细胞功能下降, 胰岛素分泌水平减低, 机体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 不能抵消应激状态下出现的高血糖, 危重患者血糖因此升高。

炎症相关因子 篇8

关键词：二甲双胍,人单核细胞,苷酸活化蛋白激酶,炎症因子

2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1,2], 低度炎症与肥胖、2型糖尿病有一定的相关性[3]。促炎症因子白介素1β (IL-1β) 、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等与胰岛素抵抗及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4], 是糖尿病及其部分慢性并发症的发病基础, 故控制相关炎症因子的产生对疾病的治疗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二甲双胍 (Met-formin, Met) 作为临床上治疗2型糖尿病的一线用药, 不仅可以降低血糖、血脂, 减轻体重, 增强胰岛素敏感性, 还具有一定的抗炎[5]、抗氧化作用。

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LPS) 为革兰氏阴性细菌外璧层中一种特有的化学成分, 可以刺激单核细胞产生IL-1β、TNF-α等细胞炎症因子, 诱导炎症与氧化应激。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主要参与调节蛋白质、糖、脂肪等多种代谢过程。有研究显示AMPK激活后可显著减轻炎症介质的表达及组织的炎症损伤, 而复合物C作为AMPK的阻断剂可阻断其抗炎效应。本研究拟通过体外培养人单核细胞 (THP-1) , 利用LPS刺激THP-1细胞建立炎症模型, 并行Met、复合物C干预, 观察单核细胞相关炎症因子IL-1β、TNF-α的基因表达变化, 探讨Met可否通过调控基因表达来达到抗炎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人单核细胞系THP-1 (上海细胞库) ;RPMI1640培养基 (赛默飞世尔生物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无支原体胎牛血清 (浙江天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 (Sigma公司) ;复合物C (Biovision公司) ;IL-1β、TNF-α、β-actin引物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RT-PCR试剂盒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1.2 THP-1细胞系的培养

THP-1细胞系常规培养在含10%的胎牛血清及1%青链霉素双抗的RPMI1640培养基中, 并置于温度为37℃, CO2浓度为5%的湿润孵育箱中培养。每3d~4d换液一次。

1.3 台盼蓝染色观察细胞存活率

取对数期THP-1细胞悬液10μL, 加入90μL培养基及100μL台盼蓝染料, 混匀后显微镜下观察计数, 存活率>90%时, 方可进行下一步实验。

1.4 RT-PCR检测炎症因子IL-1β、TNF-α的基因表达

取对数期细胞, 以1×106的浓度接种于24孔板, 设置对照组, LPS组 (1μg/mL) , Met组 (Met 5mmol/L+LPS 1μg/mL) , 复合物C组 (Met 5mmol/L+LPS 1μg/mL+复合物C 10μmol/L) 分别培养6h, 并收集相应组的细胞。用RT-PCR技术进行检测。每组重复实验3次。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满足方差齐性时用LSD-t法进行两两比较, 不满足则采用Nemenyi法进行两两比较,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THP-1单核细胞的存活率

台盼蓝染色后, 镜下观察细胞, 活细胞呈无色透明状, 而死亡的细胞被染为蓝色。通过计数, 镜下THP-1细胞的活细胞比例>90%, 提示细胞生长状态良好, 可行下一步实验。

2.2 二甲双胍及复合物C干预下, LPS诱导的THP-1细胞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

未经LPS诱导的THP-1细胞仅能分泌较低水平的IL-1β和TNF-α。LPS组IL-1β和TNF-α表达在6h后较对照组显著增加 (P<0.01) , Met干预组6h后IL-1β和TNF-α表达较LPS组明显下降 (P<0.0 1) , 复合物C组IL-1β和TNF-α表达较Met干预组明显增加 (P<0.01) 。详见表1。

ng/mL

3 讨论

目前,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流行形势十分严峻, 中国糖尿病患病人口超过一亿人, 防治并发症成为当前重要任务。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与慢性炎症密切相关[6], 因此降糖同时积极地防治机体的慢性炎症反应, 对2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将有重大意义。

人单核细胞在炎症以及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炎症刺激可影响单核细胞趋化、黏附, 促进细胞凋亡。有实验证实, THP-1细胞在LPS诱导刺激下, 可与Toll样受体 (Toll like receptor, TLR) 结合, 进而激活氨基末端激酶 (c-Jun N-term-inal kinase, c-Jun) 、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p38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MAPK) 和核因子-κB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等相关细胞内信号通路, 诱导宿主细胞炎症因子[IL-1β、白介素6 (IL-6) 、白介素8 (IL-8) 和TNF-α]的产生[7], 目前以该方法建立炎症模型的研究已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Met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临床一线用药, 受用群体广泛, 有大量临床体内试验证明了Met可显著改善机体的慢性炎症状态。但这些临床实验同时需控制血糖、体重、血脂等, 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对Met作用效果的干扰, 故本实验采取了体外培养THP-1细胞, 观察Met的抗炎作用, 减少了干扰因素。通过体外培养THP-1细胞, 应用LPS对其刺激建立炎症模型, 并行Met干预。采用RT-PCR的方法, 检测细胞内炎症因子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 Met组的细胞内炎症因子表达明显低于LPS干预组。提示Met可降低LPS诱导的细胞炎症因子IL-1β、TNF-α在细胞内的表达, 具有直接抗炎作用。

IL-1β、TNF-α皆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是主要促炎性反应因子。TNF-α还可促进细胞凋亡, 不仅可刺激免疫活性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等炎性反应因子, 而且与细胞坏死及凋亡亦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 TNF-α可协同IL-1β诱导趋化因子、内皮黏附分子和细胞内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OS) 等相关促炎基因的早期表达[8]。iNOS的激活与糖尿病心肌病变密切相关, 而内皮黏附分子可促进单核细胞的分化、增殖, 表达更多的细胞炎症因子与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有关[9]。控制糖尿病炎症因子IL-1β、TNF-α的产生, 不仅有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 还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

Hattori等[10]在血管内皮细胞研究证实, 二甲双胍可剂量依赖地激活蛋白激酶, 进而抑制IKK (Inhibi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B kinase, IκB激酶) 的活性, 降低IκB的磷酸化和降解, 降低促炎症因子IL-1β和TNF-α以及依赖二者的NF-κB的激活, 进而抑制血管细胞黏附分子、E-选择素、细胞间黏附分子等引发的炎症反应和细胞聚集。有研究显示AMPK激活后可显著减轻炎症介质的表达及组织的炎症损伤。在大鼠腹腔巨噬细胞以及小胶质细胞上, AMPK激活剂 (5-Aminoimidazole-4-carboxamide 1-β-D-ribofuranoside, AICAR) 可显著降低LPS诱导的TNF-α、IL-1β、IL-6的表达, 这些效应伴有NF-κB的活性降低, 而转染AMPK反义寡核苷酸或失活突变的AMPK则可增强LPS诱导的炎症基因表达, 并消除AICAR的抗炎效应[11]。AMPK激活剂也可降低TNF-α或IL-1β激活的血管内皮细胞中NF-κB的活性及多种黏附分子的表达, 这一效应可被针对AMPK的siRNA消除[10]。在巨噬细胞上, 转染失活突变的AMPK或其siRNA可明显增强LPS诱导的TNF-α及IL-6表达, 而转染激活型AMPK则可显著抑制LPS诱导的TNF-α及IL-6表达[15]。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二甲双胍可通过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Ⅰ (respiratory chain complex I) 而减少ATP的产生, 从而增加AMP/ATP比值[14]、抑制AMP脱氨酶而减少AMP的清除等途径激活AMPK[10], 是AMPK的激活剂。近期研究表明, 二甲双胍激活AMPK后对炎症反应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如, Met可剂量依赖性地抑制LPS刺激的小鼠巨噬细胞中细胞因子的表达[16];Met也可抑制TNF-α激活的内皮细胞上黏附分子的表达及NF-κB的激活, 这一效应可被针对AMPK的siRNA逆转, 说明二甲双胍的抗炎效应依赖于AMPK[17]。复合物C是AMPK的阻断剂, 可阻断AMPK的作用。本实验结果显示, 10μmol/L复合物C组较Met干预组细胞的炎症因子 (IL-1β和TNF-α) 表达显著增加。初步证实了AMPK的阻断剂复合物C可一定程度上阻断Met的抗炎作用, Met的抗炎作用与激活AMPK有关。Met抗炎机制有可能与AMPK-NF-κB途径有关, 激活AMPK从而抑制NF-κB及其下游炎症因子, 从而发挥抗炎作用。

炎症相关因子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脓毒症组

我院ICU病房2009年7月~2010年6月收治符合1991年美国胸病医师学会和美国危重病学会(简称ACCP/SCCM)提出的脓毒症诊断标准患者64例,男36例,女28例;平均年龄43岁。其中肺部感染21例,胰腺炎12例,多发伤26例,烧伤6例。并排除恶性肿瘤、风湿、结核、糖尿病,1个月内有特殊治疗史(放疗、化疗、手术及生物制剂等)。

1.1.2 正常对照组

本组28例为同期在我院体检健康人群,两组性别、年龄、危险因子数(高血压、高脂血症和吸烟等)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1.2 方法

1.2.1 标本收集

清晨采集静脉血液,肝素抗凝,静置30 min后,4 000×g离心10 min,分离血浆,-20℃冰箱冻存备检。

1.2.2 血浆脂联素、TN F-α、CR P水平测定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浆脂联素和TNF-α水平,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CRP的水平。

1.3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分析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包完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注差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χ2分析(one way ANO-VA)和两两比较LSD检验。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法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脓毒症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各组一般资料见表1。组间年龄、性别、血压(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TG)和甘油三酯(TC)水平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2.2 各组血浆脂联素、TNF-α、CRP水平的对比

各组脂联素、TNF-α和CRP的检测结果见表2。可见脓毒症组患者脂联素的水平(4.87±1.83)mg/L较对照组(7.97±3.42)mg/L明显降低,而TNF-α(68.02±10.64)ng/L和CRP(48.23±9.94)ng/L水平相对于对照组的TNF-α(20.14±5.23)ng/L和CRP(8.34±1.21)ng/L明显增高,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注:覮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脓毒症患者血浆脂联素水平与TNF-α、CRP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脓毒症患者血浆脂联素与TNF-α水平的相关性分析见图1,研究对象血浆脂联素与TNF-α水平呈负相关(r为-0.2151,P<0.01);脓毒症患者血浆脂联素与CRP水平的相关性分析见图2,研究对象血浆脂联素与CRP水平呈负相关(r为-0.34,P<0.01)。

3 讨论

脓毒症是感染因素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严重时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和循环衰竭,是ICU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5]。脓毒症相关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与细菌毒素、炎症因子等引起的细胞毒性,以及微循环障碍所引起的组织缺血缺氧有关,其中炎症细胞浸润及其炎症因子的分泌起着关键作用[7]。脂联素在代谢综合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2],多项研究显示脂联素能够显著抑制多种促炎因子的作用,因此对于慢性炎性状态的调节具有重要意义[3]。ENGELI等[8]发现肥胖妇女脂联素的水平与体内多种炎症因子,如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IL-6的表达呈负相关。KANTARTZIS等[9]也发现,代谢综合征患者脂联素的水平与E-选择素、IL-6和CRP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文发现脓毒症患者脂联素的水平明显降低,而炎症因子TNF-α和脓毒症标志物CRP的表达明显增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脓毒症患者脂联素水平与TNF-α和CRP的表达呈负相关,提示脂联素在急性炎症中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脓毒症患者脂联素水平降低,其机制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脂联素属于一个具有胶原结构域的蛋白家族,与补体因子C1q,表面活性蛋白A,表面活性蛋白-D等高度同源[10]。TSUCHIHASHI等[11]的动物试验结果显示,血浆脂联素的下降与体内LPS的水平密切相关,脂联素与LPS共孵育后形成分子质量更大的蛋白复合物,从而导致脂联素的水平降低。(2)VENKATESH等[12]研究了ICU患者血浆脂联素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ICU患者脂联素水平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其表达水平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呈正相关,而与CRP的水平呈负相关,提示脓毒症患者脂联素水平的降低可能与皮质醇存在关联,但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还发现脓毒症患者脂联素的水平与TNF-α和CRP的表达呈负相关,提示脂联素具有降低脓毒症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的效应。OHASHI等[13]报道脂联素可以促进单核/巨噬细胞从促炎表型向抗炎表型变化,从而下调TNF-α、IL-6和单核细胞趋化因子(MCP-1)的表达。OUCHI等[14]发现,脂联素通过抑制c AMP/PKA介导NF-KB的信号传导,阻止单核巨噬细胞黏附于血管内皮细胞,从而抑制血管炎症反应;另外,脂联素还被发现可直接抑制TNF-α诱发单核细胞吸附及血管黏附分子等的表达[15]。最近本课题组发现,脓毒症大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s activated receptorsγ,PPARγ)活性与脂联素表达水平呈正相关,而PPARγ已证实具有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并抑制脓毒症发生发展的潜在效应[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