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

关键词: 约束 调节 伦理 经济

经济伦理学(精选十篇)

经济伦理学 篇1

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能够调节和约束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总和, 它包括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道德认识、道德判断和评价等。政府经济伦理是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能够调节和约束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总和, 它包括政府价值取向、政府行为准则、政府道德认识、政府道德判断和评价等。近年来, 我国经济伦理研究成果显著,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传统理论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 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力度得到加强;其次, 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经济伦理体系建设方面;再次, 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热点问题, 即通过深入挖掘经济伦理的内在价值及当代意义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最后, 近年来更多地进行多学科交叉性研究, 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数学建模法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引入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因此, 从研究范畴来看, 经济伦理学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的概念。狭义经济伦理学主要研究中观层次上的伦理问题, 包括各种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 故也可称为“企业伦理学”或“公司伦理学”;而广义经济伦理学则主要研究宏观及微观层次上的伦理问题, 即通常所说的“经济伦理学”。本文从政府经济伦理学出发, 深入剖析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的问题、形成原因及解决路径, 应归属广义经济伦理学范畴, 目的就在于为相关决策机关提供全新角度的理论思考。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 它的基本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基本原则是资源利用的减量化、物质资料的再利用、废弃物的再循环;基本模式是资源的高效及可持续利用;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这样,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就能彻底变革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并有效减少经济行为中的废弃物,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可以说, 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生态经济, 是一种主张将经济发展与环境友好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经济交易与生产要素的中介载体, 金融活动的有效支持对发展循环经济及优化资源配置有着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 我国部分学者对此问题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孙恒有指出:“循环经济的产业化、产业特性及投资特征决定了其发展金融支持的迫切性, 但目前在观念、政策、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尚影响着金融支持的力度。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 加大商业银行信贷投放, 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建设, 完善资本市场对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功能以及改善金融生态环境。”[1]曲格平认为, “发展循环经济, 从政府来讲, 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规划、政策;从产业界来讲, 需要把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纳入企业总体的创新、开发和经营战略中, 自觉地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从公众来讲, 需要树立同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自愿地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推动市场向循环经济方向转变。”[2]张扬认为, “充分发挥金融业的杠杆作用, 是发展循环经济所必不可少的。金融对循环经济支持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业的总体支持;二是基金尤其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三是健全高效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支持。”[3]以上这些学者的理论说明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

二、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的危害

当前, 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现状既有积极的现状, 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一方面, 在我国提出循环经济战略后, 金融业迅速制订了相关的支持政策,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投资、建立专项基金以及发放节能减排贷款等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另一方面, 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仍存在诸多问题。总体来说, 资金不足以及现行信贷政策的缺陷是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政府缺乏系统的金融政策。作为公共产品的循环经济, 它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外部性问题, 即在外部激励缺乏情况下, 市场经济主体没有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作为服务市场经济主体的政府也会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没有出台系统的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 缺乏明确信贷范围和优惠信贷措施, 并对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缺乏相应补偿政策, 现有的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仍然集中于传统优势产业, 对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则鲜有涉足, 短期经济效益仍然是政府实施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标准,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 “我国尚未建立起独立的农业金融运作体系, 农业金融只是农村金融框架下的组成部分, 因此农业中的金融支持往往未能落到实处。虽然目前我国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的农村金融制度的框架已经基本清晰, 但农业金融制度的框架却尚未成型, 农业金融的分工合作关系还未建立, 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都有农业金融的业务, 但这些业务的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成份至今没有划分清楚。”[4]

其次, 单一化的投资主体导致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投资主体的角色, 大量的资金被投向固定资产及传统经济领域, 而以大量资金为发展基础的循环经济则仅被少量投入。虽然近年来融资渠道有所扩大, 但是能够实际运用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投资渠道仍然狭窄, 远远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所以说, 政府难以独自承担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 这对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例如, “从中国的整体情况来看, 目前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由于自身积累不足、地方财政收入及投入有限, 均难以对循环经济发展给予有力的资金支持, 从而制约了循环农业的发展进程。”[5]

最后, 企业对发展循环经济缺少足够的积极性。作为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 企业对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在于其可以带来经济利润, 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前期投入成本小于各种费用, 而当前却存在循环经济利润有限前提下的各种政府费用过多的现象, 这直接导致了企业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 对现有的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政策持负面态度。例如, “目前, 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税费压力严重, 仅增值税一项就占营业额的10% 左右, 还有其他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职工水利基金、职工教育基金、残疾人保障金等, 合计要占到企业收入的近40%。”[6]

总之,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对企业自身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尽管这与金融体制有着直接的关联, 但是, 政府经济伦理意识的缺位才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的政府经济伦理分析

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既要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分析, 也要从政府义利观的视角进行深入阐述。义利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领域研究的基本问题, 它贯穿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始终, 集中体现了经济领域内的诸多矛盾。由于利益处于经济活动的中心, 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义利关系问题就成为其重要内容。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这就是说, 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的必要条件。然而, 效率与公平条件下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符合经济伦理要求的“利”, 在这其中, 道德与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道德的基础是利益, 而不当得利、一已私利、损人之利是“义”所约束与反对的利益, “义”与“不义之利”的冲突与不断协调促进了正当利益的发展。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义与利的冲突通常表现为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互利既有相交的方面也有背离的一方面, 而后者则会导致二者对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义在于结果, 而动机则不具道德意义。这就是说, 利已的动机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是利他的, 损人利已仍然可能存在;而道德行为中的价值意义则在于将结果与动机统一了起来。道德行为是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的有效融合, 二者共同符合当前以及长远利益。具体来讲:

首先, 政府义利观冲突是导致循环经济缺乏系统金融支持政策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 由于循环经济具有公共性质, 所以, 市场经济主体在缺乏外部激励的条件下必然缺乏支持其发展的动力。由此可以得出, 政府之“义”就是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创造充足的外部激励条件, 系统的金融支持政策则是重中之重。而其“利”则在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各类主体通过完善且系统的金融支持循环经济政策享受到真正的优惠, 为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然而, 一些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更多地是从本地区、本部门的短期利益出发, 甚至置社会公众的长期利益于不顾。在某种程度上说, 政府相关部门对其应有之“义”的不作为使得系统的金融循环经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 实质是政府短期经济利益对民众长期利益的侵害。

其次, 政府义利观冲突是循环经济单一化投资主体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是说, 长期以来, 循环经济的公共性造成了政府代替市场选择而成为投资主体局面, 因此, 循环经济在单一投资主体的情况下必然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由此可以得出, 政府之“义”就是在循环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对社会资本投资循环经济领域起引领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金融政策安排。其“利”则在循环经济领域多元化投资格局的形成所带给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预期。然而, 某些政府部门却着眼于地区短期经济之“利”, 对发展循环经济所需多元化投资主体局面置之不理, 在某种程度上人为地设定较高门槛, 力图在该领域维持其长期收益, 而这种杯水车薪式的资源投入根本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导致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可以说, 政府对其应有之“义”的忽视使得多元化投资主体格局迟迟不能形成, 其实质是政府之“利”对民众之“利”的损害。

最后, 政府义利观冲突是企业对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积极性的重要外部原因。这就是说,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 所以,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动力就来源于投入相对较小化的可预期的长期利润。由此可以得出, 政府之“义”就是在金融税收方面给予循环型企业以强大的支持, 使其可以拥有足够能力与动力来从事循环经济发展。其“利”则是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发展循环型经济而在未来得到可预期的政治和经济收益, 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然而, 当前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却将短期利益最大化, 在金融层面上对循环型企业设置种种不合的税收及费用以满足其财政安排的需要, 这会使我国原来脆弱的循环型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窘境。可以说, 政府无视其应有之“义”而大大增加了循环型企业的生存难度, 其实质是社会长远之“利”受到政府短期利益的绑架。

可以说, 造成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所持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 它将自身短期经济利益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对立起来, 出现了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不一致的情况, 加之现有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制度环境不成熟, 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利益受损及国民经济的非健康平稳发展。

四、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解决方案的政府经济伦理价值

符合道德规范的经济行为通常能够将个体道德与制度文化进行有机地结合, 这实现了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在组织规范条件下的统一。库柏指出:“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维持的。”[8]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不仅是经济运行状况的反映, 更体出经济伦理建设缺位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所以, 以政府经济伦理建设加强为标志的各方经济伦理建设是提高循环经济金融支持力度的根本之道。从代理理论来看, 政府的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应当承担依法合理使用公共权力, 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 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从委托代理理论而言,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机构, 承担的是如何按照公共意志要求, 行使好公共权力的责任。这种责任表现在政府行为之中就是以体现普遍化要求的伦理规则限制政治权力, 防止与杜绝一切权力滥用的行为,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价值多元化。在这种现代性条件下, 政府是公共权力行使者, 也是公共意志的执行者与代理人, 其特殊的地位要求政府按照公正的原则自觉地承担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 促进公民社会、国家与政党的和谐发展。由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主体利益的多样化, 不同的利益要求只要是合理的, 都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 政府应该坚持从公共利益需要出发, 按照公共利益要求使用政治权力, 协调不同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 促使利益的整体平衡, 而不是从政府的特殊利益出发, 对社会进行任意的宰制。因此, 公共利益与公共伦理规范构成了政府的伦理责任。

首先, 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的政府经济伦理解读。健全的政府治理机制是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 要从根本上转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方式。这就是说, 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方式忽视了生态利益诉求, 造成人与自然间的矛盾。而政府经济伦理要求其将环境利益纳入到政府考核方式之中充分体现了代表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构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 要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性竞争的环境。这就是说, 循环经济制度不健全条件下的市场环境也是不公正的, 这极大地损害了市场经济主体投资循环经济的动力, 不利于公众的长远利益。政府通过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则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 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也最终会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持续增长。

其次, 加强现有循环经济金融支持力度的政府经济伦理解读。政府经济伦理意识的清晰化是加强循环经济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工作。第一, 各级各类金融部门联合出台高度关联的金融政策支持循环经济发展, 为其可预期的未来提供明确且强烈的金融政策信号。这就是说, 金融各部门通常各自出台循环经济金融政策, 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相互间的矛盾, 这不利于企业对未来循环经济产业的可预期收益, 影响了其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而政府统一规划下的各金融部门联动机制将有利于相关企业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 不仅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也符合政府在循环经济支持力度方面的经济伦理价值取向。第二, 各类循环经济发展基金的建立为长期投资主体提供了覆盖面更为宽广的融资途径, 有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说, 长期以来, 我国各类投资主体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单一途径来发展循环经济, 其严重地受制于自身企业发展状况及资金供应充足程度, 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循环经济发展力度。而政府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立各类循环经济基金则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资金选择余地, 从长远看不仅有利于循环经济能够真正作用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也反映了政府经济伦理的实质所在。第三,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监管体系的健全将有效保证其迅速成长。这就是说, 长期以来,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监管体系存在着不健全的现象, 资金肆意占用、挪作他用现象严重, 这难以保证有限的资金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而政府不断完善循环经济资金监管体系则有利于实现其最大效用, 为循环型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经济伦理取向。

最后,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投融资体制改革措施的政府经济伦理解读。加快循环经济投融资体制改革也需要政府不断提高自身经济伦理意识, 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第一, 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为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这就是说, 长期以来, 我国循环经济投资主体仅限于政府相关部门, 这一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循环经济迫切的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则使循环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社会其它力量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发展。而政府通过转变其经济伦理价值取向认识到了社会各方利益平衡的重要性, 从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加快了循环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吸引了个人、集体、外资等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之中, 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机制, 这不仅满足了循环经济发展不同层次的资金需要, 而且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护多样化利益诉求、协调利益矛盾, 促进整体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第二, 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了我国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说,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多设于国家及地方政府有关部委且发展十分不健全, 缺乏相应的资金保障。循环经济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需要更加开放的投资机制, 而政府引导型的发展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循环经济发展有了多元化的力量支撑。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 政府经济伦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由过去“唱戏人”转换到“搭台者”的角色一方面说明我国正在建立健全政府引导下的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风险资本供给体系, 循环经济建设因此可以得到切实推进;另一方面则体现出我国向服务型政府理念渐进性地演变的态势, 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愈加明显。

总之, 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惯性”经济伦理意识, 即通过体现各方利益诉求的经济伦理制度建设来破解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支持乏力的困局, 实现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循环经济的强弱及其对经济社会辐射作用的大小已经成为我国能否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年来, 虽然我国给予循环经济以巨大的金融支持, 但是, 金融支持不足以及一系列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体制难题仍然困扰着决策者, 并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 随着政府自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认识的的不断增强, 循环经济金融支持问题的解决必将突破传统价值观及体制的束缚, 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这最终会对包括循环型企业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恒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对策[J].学术论坛, 2006 (8) :109-113.

[2]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J].中国环保产业, 2001 (2) :15-18.

[3]张扬.循环经济概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205-225.

[4]胡志才, 黄蕤.中美农村金融体制比较及其借鉴[J].东南亚纵横, 2006, (10) :67-721.

[5]沈刚, 郑宇.我国农业投融资窘迫局面的现实分析[J].河北学刊, 2002, (5) :57-601.

[6]李丽青.“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执行偏差的博弈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23) :222-22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820.

经济伦理学何以兴盛 篇2

经济伦理学运动的起因在实践上是丑闻、群体力量和法律三方面因素,导致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在理论上,经济伦理学一方面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发展的逻辑,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股东利益,另一方面是伦理学深入生活的结果,把契约论、美德伦理、诚信伦理等进行实际应用.经济伦理学面临着学科与实践难题,同时也显现了再发展的前景.

作 者:孙君恒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81刊 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1(1)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经济学 伦理学 理论 实践 经济伦理学

浅析物价上涨的经济伦理学视角 篇3

关键词:物价上涨 经济伦理

一、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自然成本升高

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投资推动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加快的同时,导致了对能源、原材料及相关物质的需求的增加,但从供给的方面来看,能源、原材料及相关的物质受地理等自然因素影响较深,生产周期较长,弹性较小,故该类物质需求的增加会造成相应产品价格的上涨。

(二)货币供应量过多

截止2012年1月27日,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0447亿美元,相当于投入到市场大量的人民币。在过去几年货币超发很明显,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我国投入巨资“救市”。2009年除投入4万亿财政资金外,还增加了9.6万亿信贷资金,其数额之大几乎超过了上年新增贷款额5万亿元的1倍;2010年又继续新增贷款7.95万亿元,虽比上年少增1.65万亿元,但仍超过2008年新增5万亿的59%。如此巨额资金投入市场,对缓解金融危机,刺激经济迅速复苏和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也造成了较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三)国际因素影响

国际市场中,石油与黄金以美元为标准计价,美元不断地贬值,使得石油与黄金的价格不断升高,从而导致了其他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今天是地球村的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市场的波动必然影响着我国国内市场的安定。

二、物价上涨关于经济伦理问题的体现

物价上涨影响十分广泛,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影响。物价上涨,对于一些行业和群体来说是好事,他们从中有利可图,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不是好事,他们会因此有所损失。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物价上涨产生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仅涉及普通老百姓,同样也涉及个企业和政府机关。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体现了多种经济伦理问题。

(一)生产伦理

物价上涨,不论哪个行业哪个产品物价上涨,都会刺激该产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其生产效率的发展。但生产伦理要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一味的追求高利润,会盲目地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所以,从物价上涨中可以看出当前效率与公平还是一对不容忽视的矛盾,急待我们解决。这就是物价上涨过程中出现的生产伦理的主要体现。

(二)交换伦理

市场经济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则是等价交换,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关系。物价上涨与否都应该遵守等价交换这个规则。一分价钱一分货与公平交换是交换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要求,粮食、石油等商品由于供应原因,价格提高以获得原有收入,而其他未出现供应不足等问题的产品,或所受影响很小的产业与产品也相继抬高物价,为了趁火打劫以求更高的利润,如此的交换已失去了公平性。这就是物价上涨过程中出现的交换伦理的主要体现。

应反对此类不公平行为,禁止并打击这种不公平行为,要鼓励公平的企业和产品,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鼓励,相关部门还可进行一些实际上的鼓励,如給予补贴。

(三)分配伦理

由于每个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体力、特长等方面的素质各不相同,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给予完全相同的分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部分人被鼓励着先富起来,然后让他们带动其他人后富,可长期发展下来,先富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上涨对富人的影响不大,甚至对一些本身是生产者的富人来说正是好的机遇,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则是负担日益加重,生活日益拮据。这就是物价上涨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伦理的主要表现。

要解决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不仅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控,更要通过市场进行引导。国家对处于弱势的行业要进行政策上的保护,对弱势的群体要给予切实的关注。

(四)消费伦理

目前,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从表面来看似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刺激了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是,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他行业的产品也跟着涨价,甚至上涨幅度超过了农产品的幅度。上游的产品价格带动下游的产品价格上涨更加猛烈,城镇中低层收入人群以及农民的消费反而增加了更加多的压力,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雪上加霜。这就是物价上涨过程中出现的消费伦理的主要体现。

解决该消费伦理问题的关键是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宏观调控。人的物质需求是必须的,我们要满足,但要张弛有度,尤其是对于富有的消费者来说,要合理健康的消费,不能仅仅追求物质需求,还应注重精神需求,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

(五)企业伦理

近期,不乏某个行业联合涨价,虽然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将其抑制下去了,但这种类似的现象在各地区各行业反复出现。这些企业趁火打劫、哄抬物价,从中牟取暴力,不仅是违法的行为,更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从眼前来看,收到影响的是消费者,但从长远来看,收到严重损失的是企业自身,他们失去了多年以来所树立的良好的信誉,将自己积累已久的品牌价值一扫而空。这就是物价上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伦理的主要体现。

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一重要地位不允许其违背伦理道德,遵循企业的直接道德与规范,不仅仅可以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还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总结

总之,物价上涨不仅仅体现的是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还体现着大量的经济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影响既是眼前的也是潜移默化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依靠法律、依靠市场是无法得到完善解决的,它还需要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支撑。

参考文献:

[1]乔法容.经济伦理学[R].人民出版社,2004

[2]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R].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论生态经济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 篇4

当今生态危机已成为威胁人类未来的最严重问题。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引起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是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失调。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环境政策也不一样, 因此各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从历史上看, 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都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 这正是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们为了早日脱贫致富, 曾违背自然规律无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排放污染物, 致使我国也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

面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的严峻形势以及地球“母亲”不堪忍受人类的掠夺和摧残发出的一次次的严厉惩罚, 迫使陶醉于征服自然喜悦中的人们在地球的呐喊中猛醒, 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所走过的历程。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的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些共识:必须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只能自然界承受能力的范围内生存与发展, 决不能对自然界任意摧残和索取, 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人类应该用新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对待自然、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建立起符合地球道德的新的伦理方式。

二、生态经济伦理学的诞生条件

自从联合国倡导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 生态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发展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生态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深入进行, 诞生了生态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伦理学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深沉呼唤, 是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1、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与选择, 为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创造了价值前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选择, 从本质上看, 是人类在享受近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又付出沉重代价的基础上, 批判地审视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严重缺陷所提出来的。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各种疑难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况, 一些卓有远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开始反省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 纷纷著文、著书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及数量而置生态环境的保护于不顾的经济发展思考观,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

2、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定, 为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着经济和观念的双重支持。知识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生态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相异, 知识经济以信息产业为基础, 以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群为核心, 以具有运用高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高素质人才为关键, 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掀起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革命。知识经济时代, 以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重要手段, 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传统的资源消耗向信息消耗型过渡, 为抑制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恶化开辟了新的通途。因此, 知识经济的兴起不仅从观念和精神上支持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 而且也从物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催促着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孕育与问世。

3、目前在全世界各地盛行的环保产业、绿色消费观念及其运动, 为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环保产业和绿色技术是高科技工业发展的产物, 同时也是在高科技工业时代人们对自己的生产观和消费观的自觉性的伦理要求。其中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在这些运动中最为醒目, 也最受人欢迎。绿色产业、绿色消费观念和绿色革命运动, 蕴涵着生态伦理学的内容, 为生态经济伦理学的成型注入催化剂或催生素, 使其健康安全地问世。

三、生态经济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尖锐矛盾、整个人类社会陷入“生态困境”、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形势下, 世界上一切不同制度、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考虑社会发展的模式, 即如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问题。1992年6月, 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的大会, 通过了《里约宣言》, 与会者一致承诺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作为国际社会迈向21世纪的战略。在人类发展道路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含义是指在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前提下, 追求一种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生产、生活需要的模式。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主体, 其生存和繁衍, 只能依赖于自然环境这个客体。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 既可以满足当代人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又可能给生态系统和地球带来威胁, 给后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害。因此, 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 要加强环境建设, 处理好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 使自然界能够持续地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1996年7月, 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上就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了透辟的分析, 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 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经济的发展, 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 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 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 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更不能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发展生态经济或无害于环境的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既为经济所制约又为经济所吁求的伦理就得重视对生态经济的思考和研究。

生态经济效益要求社会在考虑经济效益时应考虑生态效益;在考虑生态效益时应考虑经济效益,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稳定的增长。生态效益体现了伦理学中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有机统一。生态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 它强调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应保持与自然或生态资源的和谐关系, 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当今发展与消费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的机会平等。

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既符合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大方向, 又符合新的历史时期经济与伦理相互支持、相互需要。生态与经济相互制约、生态与伦理相互印证、相互帮助的文明机理和文化意蕴。研究生态经济伦理学, 能在深层次上大力加强环境保护, 强化公众的生态经济伦理意识, 提升生态意识和转化为生态道德情感, 保持自然规律的稳定性, 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和深化人们的生态经济伦理观念,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与环境和谐的观念;有助于国家制订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理论、制度, 确保经济建设的有序、健康发展。

生态经济伦理学是生态危机的必然产物。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道德准则, 反映了人类道德的进步, 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加强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宣传和运用, 让生态伦理学学科从理论向实践方面深入发展, 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甚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当代人的幸福, 更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我们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肩负起保护人类家园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黄国宝.生态经济伦理学与资源节约型社会[J].引进与咨询, 2006, (06) .

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建构 篇5

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建构

近几年来,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学科建设方面已形成了雏型.经济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强大推动力源于经济事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迫切需要经济伦理学为其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迫切需要经济伦理学为其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自我完善,迫切需要经济伦理学为其“导航”.要实现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必须对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例如,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建构和学科性质问题.……

作 者:周中之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34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分类号:B82关键词:

经济学的伦理反思 篇6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者几乎用了两个世纪来证明亚当·斯密论断的核心真理”。实证经济学是立足于这一原理,对经济运行进行“是”的研究的学问, 它依据纯粹工程学的方法,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人”,分析和陈述实际存在的经济运行方式, 并试图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所谓“有理性的人”,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有理性的,他们总是企图用付出自己最小的代价来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当经济学者们用尽心思论断亚当·斯密的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时,他们忽略了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中鼓励人类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德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密斯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关于人的“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的历史道德伦理人性规定,也是社会进步与幸福的最基本要素。这让很多密斯的追随者困惑:非“自利”而导致的,竟然是可能的美好结果(包括经济结果)?

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他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论证。首先,森指出,现代的经济学,有两个不寻常之处。第一个是它所关注的人类的行为是单一的,自利的。但是,事实上它所应该关注的是真实的人。第二,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脱离与现代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个是伦理学,另一个是工程学。首先,经济学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追求财富本身,而是利用财富的追求来满足我们的目的。正如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 “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所以,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其次,“对于工程学,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工程学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合的手段。”

其次,森认为,对于经济学,还有两个根本的中心问题,一个“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另一个是“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与“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要按照维护传统道德的方式做事,这只是表明伦理研究不能完全违背实际的伦理行为。“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这是一个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道“就个人而言,某种目标的实现只是有所值的,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说,这一目标的实现可能有更为卓越、神圣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把社会成就与取得“对个人有益的东西”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而注意到的社会判断中的特殊性。森认为,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所提到的深层问题,应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再次,他认为,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伦理学忽视了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并不否认现代经济学对于“自利”假设之下人类行为特性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经济生活的解释、描述和预测;但他明确反对将经济结果之上的人的行为动机的唯一“自利”化,反对将人的历史道德伦理性排除在经济学的视线之外,因为那太不真实,经济学也就太无用处。

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阿玛蒂亚·森以福利经济学为例,“福利经济学是对经济运行进行‘应该’研究的学问, 它依据‘好’、‘坏’的价值标准, 对经济运行体系( 经济学) 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当福利经济学通过‘好’、‘坏’的价值标准对经济运行体系( 经济学)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时, 它用来确立‘好’、‘坏’的价值标准的伦理学原则仅仅是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原则。”所谓“功利主义” 就是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是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分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而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建立于这样两个规定之上,一是人类行为的自利假设,二是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评价准则。换言之,福利经济学在简单的自利人性或人类行为动机的假设之下,设定了评价人类行为效率或效益的唯一标准是效用,它以如此简单的联系来评价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确认人们必定以自利的行为来达到一种效用或是福利的最大。由于离开了伦理学,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当且仅当这种“效用”或“福利”极至到不可再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经济学的解释也以此而进入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况,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

但正是这种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由于没有伦理学的处理,它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最优。阿马蒂亚·森指出,“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这种“从地狱到天堂”的极度分化状态可以称为“最优”,称为最大的社会成就,无法让人接受。

阿玛蒂亚·森对福利主义把效用当作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进行两种不同的批判,第一种,效用至多是个人福利的反映,一个人的成就并不能仅仅根据个人的福利来判断。对于特定目标的促进或者特定事件的发生来说,一个人可能是重要的,虽然其重要性并不能用他的福利成就来反映,即使能够反映,也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目标。第二种批判是,关于福利主义把个人福利仅仅看成效用,而无视其他意义上的个人福利这一做法是有争议的。

首先,对于第一种批判,森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是具有“二元性”的,即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对自己福利的考虑。所以,一旦自利动机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主观能动不是由他个人的福利考虑来启动的。

其次,对于福利主义的第二种批判,来自于效用所提供的关于福利的特殊解释。唯一的根据对幸福程度或欲望满足程度的度量来判断一个的福利明显是有局限的,在个人之间的福利比较中,这些局限性尤为有害。这是因为,幸福程度所反映的是一个人能够期望得到的是什么,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如何。而这些都是与其他人相比较而言的。森认为,(1)福利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2)效用并不能充分代表福利。在伦理判断中,只要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人的成就,效用方面的成就就可能是十分片面的,不充分的和具有误导性的。

再次,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来代表他的利益。”也就是说,得到的东西是福利也好,是主观能动的能力也好,它们并不能代表人所完全彻底得到的“利益”,唯有“自由的拥有”最具有充分代表性,他将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道德伦理核心内容,展现在经济学的面前。

阿玛蒂亚·森这种以人的“二元性”规定,将“主观能动”类的内容,纳入到了评价目标与价值判断之中,为伦理学在经济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提供了具体方式。这样一来,经济学需要加入伦理学的内容就在阿马蒂亚·森的调理下完整地展现了我们面前。自由和权利一类东西,作为工具类服务于福利等目标,它们是工具内容的,具有工具的价值,本就应当进入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里也能够找到这些工具相当多的痕迹;自由和权利一类的东西,作为伦理学存在,具有内在自身价值,也应当进入经济学,而且从经济学的源头上看,它们本就属于经济学。从现实的情况看,现代经济学不是不讲自由和权利,而是只讲自由和权利的工具性,只讲自由和权利产生的结果,不讲自由和权利本身的内在价值,“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阿玛蒂亚·森的这种把自由和权利一类的东西,不再当做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本身具有追求的价值目标。伦理学为此而研究,经济学也应当为此而研究,在这里我们获得的已经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狭隘所指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驱动和利益唯一的人性规定,而是一个完整的原来就已经非常丰富的经济学世界。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经济伦理学 篇7

一、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诞生

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顶尖级的博弈论专家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寄予了厚望。当宾默尔论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义博弈》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问世时, 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 宾默尔对一个庞大的问题做了全景疏理, 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方法, 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读者有一部分就是专门研究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宾默尔试图“告诉人们博弈论是研究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宾默尔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在于, 他“相信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论学者萨金对宾默尔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思想提出了异议, 由此导致了“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道德伦理学争论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 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 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 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在这一领域,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绍过的宾默尔、萨金、高德、萨利、阿克斯罗德、Christina Bicchier、帕菲特、黄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等人, 也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伦理思想解释的著作和论文, 其中《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协定道德》、《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以及《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趋势有增无减, 国外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 其中, 宾默尔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 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这本书中, 宾默尔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阐述了其自然主义的正义观。同时, 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家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伦理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恢复结合的趋势, 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时, 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 出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全的趋势, 其中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经济学与脑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从事跨学科研究,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 关于经济伦理的数理解释的研究文献不仅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 (JEL) 、《美国经济评论》 (AER)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GEB) 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 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科学》 (Journal of N euroscience) 和《神经成像》 (N euro Image) 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自然》 (Nature) 和《科学》 (Science) 这种国际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三、国内对于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运用, 对中国也逐渐产生了影响。目前, 我国许多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中也较多应用博弈理论, 但是国内对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参考的国内学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献, 主要还停留在介绍、评价和借鉴的阶段。到目前为止, 国内尚没有学者能够利用数理工具系统阐述其经济伦理思想。

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思想, 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 要坚持多学科的紧密结合。

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进行归纳整理, 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在研究经济伦理议题时, 以下几个学科是紧密相联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 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其中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 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 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 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第四是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结合, 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 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 Bicchier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 而实验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斯罗德;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 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 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 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鲁慈齐 (Rustichini) 和葛礼谦 (Glimcher) 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 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 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 或者说, 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 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 MRI) 等技术手段来进行, 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然而在我国, 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 伦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一方面, 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 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 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 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 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 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 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 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2、西方在进行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数理解释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数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西方学者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数理解释的过程中, 大量采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 包括大量的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 如果说简单的数理逻辑推导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尚有部分学者采用的话, 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的方法的采用, 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这当然和我国目前大量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 其根源在于中国教育中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 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教育中, 改变课程结构, 适当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课程, 不仅有利于将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开拓视眼, 更有利于方法论上的创新。

当然, 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数理方法, 仍然需要避免机械套用, 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 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 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 一般化抽象化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 虽然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 但仍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正是因为这样, 才导致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但是数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 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诚如方钦和韦森所描述的那样, 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 几乎所有人都必然地无法再驾驭这匹理性的野马。因此, 我们在借鉴其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方法在内的数理方法时, 切不可机械模仿其数学建模, 而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伦理含义。

3、我国的伦理学的研究, 应更多地加强理性思维。

从字面上理解, “伦理”中的“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 “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 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 赵南元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 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 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 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 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 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 更重视人与上帝 (或某种抽象理念) 的关系, 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 所以是有“理”无“伦”。作为实践指导的科学之一———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 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 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 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 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 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因此, 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 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而且是可验证的。虽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显示出了种种缺陷, 但这往往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缺乏的思维。因此, 在后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 理性思维应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梁捷: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N].中国证券网 (上海证券报) , 2007-05-21.

[3]方钦、韦森: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J].学术月刊, 2006 (8) .

佛教经济伦理思想 篇8

( 一) 佛教的善恶观

1. 佛教关于善恶的定义

善与恶是宗教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关于善恶的定义, 佛教从宗教信仰的立场出发, 自有其一套理论体系。

总的说来, 佛教认为善就是“顺益”。[1]顺是指一切的思想言行要符合佛教的宗教教义。“益”就是一切的思想言行要有利于佛教的修行和实践。佛经明确指出: “顺理为善, 违理为恶。” ( 《大乘义章》卷十二)

2. 佛教关于善恶观的内容

( 1) 善的内容。唯识学派将善分为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等四类。其中自性善十一种, 详细地从心理上对善作了分析。它们是: 信、惭、愧、无贪 ( 不贪求) 、无嗔 ( 不仇恨) 、无痴 ( 不愚昧) 、精进 ( 努力修行) 、轻安 ( 心情舒适) 、不放逸 ( 不断努力) 、行舍 ( 心情放松) 、不害 ( 不杀、非暴力) 等等。[2]

( 2) 恶的内容。佛教认为, 违背常理的, 与佛教教义学说不相符合的, 都是属于恶的。[1]恶的根源就在于贪、嗔、痴“三毒”。除此之外, 慢、疑、恶见三种也被归于“根本烦恼”之中。

概括的说, “慢”是指傲慢, 对有德行之人的不尊重和怠慢。“疑”是对佛教所讲的道理持有一种怀疑态度。至于“恶见”, 是从根本上颠倒佛教的理论基础, 阻碍了人们对“真谛”的正确认识。

( 二) 佛教的人生观

1. 佛教关于人生的本质

佛教在对人生现象的形态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 也逐渐对人生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涉及此问题的概念主要有四个, 即苦、无常、无我和不净。[3]苦是佛教产生时提出的基本概念之一, 《中阿含经》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八苦”: 苦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盛阴苦。之后佛教又进一步衍伸出了无常和无我的观念。无常即非永恒, 无我说是指在一切事物中不存在一个主体, 因为不存在永恒之物没有至上的主宰者, 因此世间万物也不是由主宰者创造和生成的, 要放弃对“我”的执着, 才是符合佛家真谛的行为。

2. 佛教关于人生的目的

佛教的最高目的是追求涅槃。在这里,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于涅槃的追求也略有不同。小乘佛教注重个人的解脱, 而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终极目标。另一方面, 小乘佛教始终将遵守佛教教义放在首位, 对教义戒律持绝对的肯定, 但大乘佛教强调“不执著”。

二、佛教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

( 一) 佛教的“自利利他”思想与商业交换行为

“自利利他”是佛教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自利”是指有利于自身, 为了使自己得到解脱, 消除自身的痛苦和烦恼而进行修为实践。“利他”是指对他人有利, 为了普度众生, 消解众生的痛苦。在佛教看来, 自利与利他是相辅相成, 辨证统一, 相互渗透的关系

佛教的“自利利他”思想体现在商业交换活动中, 就是有利于实现“共赢”的局面, 是一种合作精神, 这有利于解决现代商业活动中的恶性竞争等不公正现象。

( 二) 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与社会财富分配

“平等”的观念渗透于佛教伦理思想的各个方面, 强调“佛性本有”的众生平等观。“慈悲”是佛教反复强调的观念, “慈”指使众生收获幸福和快乐, “悲”指接触众生的烦恼和苦痛。

佛教中的“平等”、“慈悲”观念也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着积极的影响。为了践行平等和慈悲的观念, 佛教倡导人们主动拿出部分财产去行善事, 普度众生, 使得社会财富得以均衡分配。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均衡并不等于平均, 而是按照需要适度合理的分配。

( 三) 佛教的“清心寡欲”与物质消费观

佛教讲求清心寡欲, 认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并摈弃贪求物质财富的念头, 时刻保持一颗纯净的本心, 只要满足保证基本生活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就足够了。

佛教的清心寡欲的思想对防止当今社会的过度消费有着积极的意义, 提倡勤俭节约, 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 有利于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 四) 佛教的“业因果报”和经济增长方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又一重要思想。概括的说,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在经济伦理层面, 是告诫世人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守德行。业因果报的思想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方式上。佛教提倡经济的增长要取之有道, 否则人类最终会吞下自己亲手种植的恶果。

三、结语

佛教的善恶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和方向; “自利利他”思想为营造和谐良好的商业交换关系提供了精神动力; “平等”、“慈善”的思想又进一步推广了慈善事业; 佛家提倡“清心寡欲”, 对人们形成正确的物质消费观产生了积极意义; 因果报应的理念更是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袁震.佛教善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 2012.

低碳经济的伦理意蕴 篇9

低碳经济的提出, 不但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 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全面审视, 而且涉及到资源、环境、行政等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 包涵了深层次的伦理诉求。在此前提下, 我们认为, 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以下四层伦理意蕴:

1 低碳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

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经济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全体人民物质、精神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 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和谐发展。

低碳经济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起点, 也是最后要达到的终点, 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贯穿于其中。人是社会的产物, 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社会的发展依赖人类思想的进步, 科技的创新而不能背离人类发展这一根本出发点。强调发展以人为本, 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是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 都是以人的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

2 低碳经济是人对自然道德关怀的理性回归

人类发展的历史, 也是人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 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资源的同时也承担了为人类消解生产生活过程中所排放的废物、废气, 是否我们就能够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人们在试图征服自然的同时, 往往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被自然征服的对象。例如, 水土流失, 土壤沙漠化, 资源浪费、城市缺水, 这一系列问题都向人们发出警示:人类的行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 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伦理精神的精髓是“善”, 长期以来在对待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 主要有两种伦理观点。近代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它以近代机械世界观及二元论为基础, 认为自然与人是对立的。在对待人与自然的问题上, 浅层环境伦理观坚持二元论和机械论的观点, 坚持“人类主宰自然”, 而深层环境伦理观坚持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 浅层环境伦理观认为大自然、生物只有工具价值, 不具有内在价值, 而深层伦理观认为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有内在价值, 生物物种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浅层环境伦理观主张在不触动人类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单纯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 而深层环境伦理观则认为人类只有确立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理念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低碳经济的提出是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 这种恶化是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不善”所累积而成, 只有人类正确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 去理解自然, 关心自然, 才能真正回归人类发展的本质。

3 低碳经济是环境正义、代际正义的直接体现

追求公平正义一直以来是全人类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而环境正义是指人类不分国籍、性别、政治状况、教育状况、经济状况, 都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生存环境的权利。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延伸, 它所处理的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 而是在自然这个业已存在前提的基础上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 弱势群体更容易成为生态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面对各种困境, 他们无力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在地区的差异上, 最为明显的是城市发展的所需大量物质要求都来自于对农村生态资源的剥夺, 所造成的环境后果也多由生活在农村的人来承担。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观长期以来一直没得到充分的重视。众所周知, 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早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 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中, 发达国家因为发展经济而向自然排放的废物、废气占据最大的份额, 但是占全球多数的不发达国家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环境威胁。对于代际正义真正得到重视, 是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里约宣言》又对其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以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 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环境代际正义最大的理论品质是强调了实性与实践性, 它强调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 当代与后代人之间在利益上的分化与对立, 使我们正视这种分化, 努力寻求到一种能够更好实现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低碳经济的提出无疑也符合这种公平的诉求, 在当今技术的局限下, 尚无法做到无碳式经济的发展, 但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满足人类的需求, 为后代留下生存的基本空间, 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要求, 也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

4 低碳经济是对消费观念的更高要求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 是保护自然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重要内容,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道德所主张的责任、公平、和谐原则, 与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遵守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一脉相承、义理相通。只有加强生态道德教育, 在全社会树立以“责任、公平、和谐”为主要原则的生态道德观念, 为其注入内在的精神动力, “低碳”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持久行动。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无不体现这种变化。以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为例, 随着私家车的快速进入家庭, 轿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在温室气体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 而且大排量的汽车也占了相当比例。这与相当一部分车主的生态道德观念薄弱、缺失不无关系。试想, 一个从内心深处珍爱自然、尊重生命的人, 会因为“爱面子”而开着大排量车招摇过市、污染环境吗?在大城市中, 交通堵塞、空气质量差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通病。当人的消费欲望与环境公平相抵触时, 我们能否在义利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

用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正义, 也预示着人类将用更具智慧的方式发展自身, 关怀自然。

参考文献

[1]许鸥泳.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

[2][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金瑶梅, 孔欢.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J].社会科学家, 2009 (2) .

[4]乔法容, 杨建国.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消费伦理[J].郑州大学学报.2009 (5) .

物理学与经济发展 篇10

物理学作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哪里有人类活动, 哪里就有物理学文化气息。百年来物理学的发展一次次的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经典物理学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带给人类第一次经济飞跃。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发表, 标志着经典物理学的诞生, 经典物理学一诞生便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使人类进入机械化时代, 带给人类第一次经济的飞跃。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刚取得统治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进行的一次生产方式的革命, 17世纪, 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三大难题:采矿、武器的研制、航海, 但这三大问题都归结为了一个动力机问题。当时的物理学家都踊跃的参与了相关的发明创造, 有效的解决了上述难题, 其中著名的有:牛顿、哈雷、惠更斯、胡克、雷恩、波义尔、马略特等。

以机器取代手工工具, 以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动力机械取代人力、兽力、水力和风力, 克服了人力兽力的局限性和自然力的不可遇见性及难以控制性, 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使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与过去时代的技术变革相比, 工业革命中生产技术的变革具有全面、深刻、规模大等特点。它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从纺织工业到动力工业, 从采矿业到冶金业, 从金属加工到工作母机的制造, 从农业到交通运输业, 没有一个部门不被卷入技术革命的洪流。在许多工业部门, 机械化涉及生产的全过程。

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组织管理的科学化, 使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 工业生产量和贸易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都明显改善。在1820年~1980年的160年间, 16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量增至60倍, 人口增至4倍, 人均产值增至13倍, 而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年工时却从3000小时减至不到1700小时, 劳动生产率提高约20倍, 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至70岁。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全世界, 经济增长的幅度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1860年至1913年期间, 世界工业生产量增长7倍, 世界贸易额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增至1913年的78.4亿英镑, 增长11.2倍。工业发达国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增长中占了很大份额。

工业革命使欧美国家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英国为例, 英国 (联合王国) 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770年的45%降到1841年的22%, 1901年再降至6%, 工业相应地从24%上升至34%和40%。大不列颠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从1801年的35%下降至1901年的9%, 工业劳动力则从29%上升到54%。

二、电磁理论的建立为人来带来了第二次经济飞跃

第二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电气革命, 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点。19世纪早期, 人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对电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进一步完善电学理论的同时, 科学家们开始研制发电机。1866年, 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一部发电机, 后来几经改进, 逐渐完善, 到19世纪70年代, 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电动机的发明, 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 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 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 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 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 电讯事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 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 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 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三、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来带来了第三次经济飞跃

第三次工业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 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 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如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 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 (即所谓的“三A”革命) 有了实现的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的时代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远为辽阔的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 标志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 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

四、物理学的发展必将再次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诞生

能源和环境危机导致新能源时代, 寻找环保的可替代能源, 生物质能源是实现循环能源经济的最优方案, 可以作为人类的主要能源, 太阳能和风能作为辅助和补充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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