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论文

关键词： 预期 形势 市场 经济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当前经济形势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编者按】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GDP增长率一路下行，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重。欧美经济持续低迷，使得外部需求乏力，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面临引擎熄火的危险。国内由于多年来的政府投资居高不下，造成产能过剩，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同时，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内需迟迟不能启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明显缺乏后劲。

第一篇：当前经济形势论文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理性思考

摘 要：2014年2季度经济数据出现下滑，多项经济指标不及预期值，市场由此产生悲观预期情绪，出现了所谓的“市场悲观论”、“市场崩溃论”。本文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运用IS-LM模型，对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以及“悲观论、崩溃论”做具体分析和理性思考。

关键词：凯恩斯理论 信贷循环 利率 稳健 资本边际效率

2014年，我国7月和8月的经济数据出炉后引起了各方关注，由于各项经济指标均有下滑，出现了认为中国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预测年终经济增长目标不达标等，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市场悲观论”、“市场崩溃论”等各种论调，并期望政府采取降息等强刺激政策措施。

本人认为，导致中国目前出现的市场悲观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从国内来说，中国经济数据持续的下降，各项经济指标不及预期是导致市场悲观的主要原因。

工业投资增速继续呈下降趋势，2014年1-5月同比增速仅为14.0%，增速较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出口方面，1-5月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长4.9%，增速较一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与去年年底基本持平，表明我国工业品出口略有好转。消费保持平稳增长，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1%，与一季度相比有所回升，今年以来消费增速呈持续微幅上升态势。

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与一季度持平。从当月看，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8%，比4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份比上月增长0.71%。分产品看，与一季度相比主要产品产量整体上呈回暖态势。钢材、水泥、原油加工量增速较一季度分别回升0.8个、0.1个和1.6个百分点，汽车产量与一季度持平，发电量和乙烯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均为0.1个百分点。

1-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持续负增长，分别下降1.9%和2.1%，其中PPI较一季度收窄0.1个点，PPIRM与一季度持平。5月份， PPI和PPIRM同比分别下降1.4%和1.8%，降幅分别较上月收窄0.6个和0.5个百分点。至今PPI已是连续27个月下降，这说明工业领域通缩十分明显，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

1-5月，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0%，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期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轻、重工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4.6%和5.1%，增速较今年一季度分别回落0.4个和0.2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轻工业用电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重工业提高0.6个百分点。从历史走势看，工业用电量增速已连续三年处于个位数增长区间，整体持续低位运行。

上述经济数据反映出中国现今经济存在放缓趋势，经济增速从数据看来在下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经济悲观甚至崩溃。

二、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受到国外唱衰中国论的影响，对市场持悲观态度。国内房产大亨相继发言预测国内房价仍会持续下跌，并且和由于实际中国的经济放缓导致的房价下降相符合导致了市场悲观论的加剧。

三、国内相继发生“超日债”违约等一系列金融风险更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

四、从国外看，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市场和生产链的地位提升，中国经济的下滑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大量关注世界经济危机传递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知名学者都纷纷加入“中国危机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大讨论之中。以鲁比尼、克鲁格曼、席勒以及艾钦格林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学者先后抛出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使本轮中国经济悲观主义思潮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并使很多市场人士坚信，中国必然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落脚点。

综上所述，国内国外共同引发了中国悲观论甚至崩溃论，紧接着引发了市场关于“央行全面降息，调整利率”等的强刺激政策的猜想。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真的走向衰落了吗?本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并未走向衰退，而是逐步走向稳健。本人以08年后的中国经济数据通过凯恩斯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我国经济目前的现状。

在过去，政府一直以促投资，稳增长为目标，以提高GDP为核心，大力引进刺激投资，从而使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过去，以三架马车为核心拉动中国经济发展，而其中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刺激政策拉促投资从而拉动GDP的增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本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市场存货量激增，而需求量增长速度小于投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市场存货量的大量增加，进而促使资本的重置成本增加，企业缩减规模，最后导致物价下降，国民收入降低。

首先，从通胀波动来看。上图为中国近年来CPI和PPI数据走势图，我们以08年以后数据进行比较，金融危机后，我国大力发展经济，促进投资增长来复苏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由图可看出，09年后我国CPI和PPI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11年下半年，CPI和PPI才开始出现缓步下降的趋势，2012年2季度后趋于稳定并且平缓上下波动。CPI和PPI能部分的说明通胀水平，09年后，我国出台政策促投资，以此来振兴经济，物价会相应的做出波动。

根据凯恩斯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由方程式可知

其中Ⅱ表示整个产出的物价水平，I表示新投资商品增长额的价值，S是储蓄总额，O表示用该商品量单位衡量的在一单位时间内的总产出，W1表示每单位的产出的收益率(即效率收益率)，由于还需考虑外部环境的均衡，即L=B+G，(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外部均衡，这里笔者意在说明投资增长对于物价变动的影响)。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均衡状态即为I=S，所以，当I>S时，对整个物价而言就表现出上涨的趋势。[1]

国家通过货币供应量增大也会导致物价的上涨，上图为我国货币供应量环比数据走势图，从图中可以发现自08年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率呈上下波动趋势，但是供应量高位居多，根据LM方程式：

其中M为名义货币量，P为物价水平， 为实际货币量，Y为总产出，r为利率。等式右边为流动性偏好(即货币需求量)，当 时，即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时，会导致物价相应上涨。

因此，从物价波动状况来看，08年后前期物价上涨表明了政府促投资复兴经济的决心，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投资率来促进企业利润上涨从而扩大规模、促进就业、提高GDP。但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政策促投资刺激生产导致了物价相应上涨，于是促使资本的重置成本的上升，由于有效需求的增长不及投资增长速度，于是大力促进投资复苏经济的后果便是成本攀升，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存货量激增，这时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开始下降，企业便开始缩减规模，裁减人员，一些热门产业更是如此。

房地产行业最为典型。纵观楼市发展，从2000年开始急速发展，2006年后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不断推高的房价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甚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楼市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2014年1-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3607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8%，降幅比1-4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9.2%，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5.8%，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0.6%。商品房销售额23674亿元，下降8.5%，降幅比1-4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0.2%，办公楼销售额下降14.0%，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2.5%。

1-5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71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4%，降幅比1-4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销售额14054亿元，下降14.7%，降幅扩大0.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9530万平方米，增长0.3%，增速回落2.5个百分点;销售额4765亿元，增长3.2%，增速回落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9367万平方米，下降2.1%，降幅收窄0.3个百分点;销售额4855亿元，增长1.8%，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3402万平方米，比4月末增加75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加405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增加28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增加195万平方米。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2014年一季度总体而言商品房销售面积是趋于下降的，销售额也是趋于下降的。对比统计表发现，13年1-5月到14年1-5月整体而言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都成逐月下降趋势。但是就14年而言，下降趋势不再明显而趋于稳定。

由此看来，楼市总体的波动情况不明显。但是从数据看来，整个房地产行业销售额和销售面积不容乐观。总体形势趋于销售额降低，销售面积减小。

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高利润行业，根据资本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在其他行业比较而言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其他行业资本会涌入房地产这个高利润行业，于是便会出现供给过剩，即房地产的产能过剩，降价也是必然的。

其次，根据凯恩斯理论，国民收入和两大因素有关，投资和消费，因为决定消费因素主要是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边际消费倾向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所以，这里我们只考虑投资因素，投资又由两大因素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等于或大于利率时才会促进投资增加。因此，政府为了促使投资增加最有效最强力的方法便是使利率下降以低于资本边际效率。[2]

上图为02年至12年我国利率调整走势图，我们以08年后的数据为例，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央行开始降准，以促进投资来复苏经济。08年后开始上调利率一直到12年，下调利率在此促进投资增长来增加GDP。

利率工具是拉动经济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由此会伴随着负面效应，由于利率的调低增加了投资量，间接性的提高了货币供给量，通胀导致购买力的下降，由百姓的财富转为企业家的利润，实际上促使了财富的转移。本人认为，以利率政策来促进投资只是暂时的促进，并非长久之计，因为低利率会导致大量垃圾债券等一系列的风险产品的出现，加剧金融风险，并且，长期的低利率同时会导致长期的通胀压力，进而促使成本增加，进一步促使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形成恶心循环，最后经济崩溃。本人认为，复苏经济最重要的是复苏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来增加投资。由于利率政策非长久之计，所以央行不会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所以才有了08年至12年起起伏伏的走势。

由于过度刺激投资，导致存货量的激增，最后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利润下降，缩减规模，物价下降，投资减少，最后使得GDP增速放缓。上图为我国06年至14年的GDP增速走势图。我们以08年后的数据为例，08年至14年GDP由下降至增长最后逐渐下降趋势。

这里我引用一项报道来阐述新增信贷规模的降低。北京时间2014年8月13日，彭博社报道，中国最广泛的新增信贷衡量指标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创下24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央行2014年8月13日在北京表示，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2731亿元人民币(443亿美元)，表明有所收紧。此前彭博汇编的一项指标显示上个季度中国放松货币状况的步伐创下近两年来最快。新增人民币贷款为3852亿元，是预估值的一半;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5%，低于预期。

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固投同比增幅自09年后逐渐下降。而GDP的增速趋势也和CPI增幅、PPI增幅、中国信贷规模增速趋势和固投同比增幅趋势基本符合。说明我国过去注重投资刺激经济导致的投资过热带来的问题已经日渐凸显。

因此，从物价波动，利率波动，新增贷款规模，GDP增速，固投同比增速等数据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遵循着凯恩斯信贷循环的发展规律，首先，进入信贷循环的原始阶段。即当我国刺激投资以拉动经济时，投资率大于储蓄率，商品膨胀和收入膨胀二者叠加，物价开始上涨，国民收入增加，贷款规模增加。接着，进入信贷循环的次级阶段。在一个差不多等于一个消费商品生产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内，资本膨胀和商品膨胀不断增加;再次，在该阶段结束时，商品和资本膨胀程度发生反作用。最后进入信贷循环衰退阶段，资本膨胀倒塌，最终投资减少到其正常值甚至低于其正常值，从而引起商品紧缩。投资率和储蓄率最终会回归均衡，所以物价也会由此上下波动。所以，由上述分析，我国目前并未是衰退甚至崩溃，而是正常信贷循环的后期阶段，我国经济在逐渐趋于稳定。[3]

所以，纵观整个中国经济现状，根据郎咸平教授的“二元理论”，本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既存在投资过热，又存在投资过冷。由于一些产业高利润的特点，资本大量涌入这些行业，投资的增加存在大量存货，导致出现了高利润行业投资过热。然而，由于资本大量涌入高利润行业，导致其他产业投资匮乏，出现经济过冷的现象。

那么，上述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经济目前确实处于一个增速放缓的阶段，但是不存在崩溃现象。中国目前经济的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过去长期促投资，刺激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过去的长期刺激投资使得物价高涨，增加了重置成本，由于过热的投资导致市场乐观预期，加剧投资增加，又会促使重置成本的进一步上升，进而在形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恶性循环。当存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需求增速比不上存货增速时，于是，价格便会下降，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于是开始缩减规模，裁减人员，这时，物价下降，流动性偏好增加，投资减少，最后国民收入缩小。

因此，中国目前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由于过去投资过热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我国现在应做的是解决由于过去投资过热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本人认为，解决经济增速放缓关键在于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通过全面降息来拉动投资只是暂时的，且此方法虽然强力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后续问题。所以，中国不会大规模使用利率武器，李克强总理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对于中国经济做出了一个指示。他强调，下一步，中国政府仍将在保持定力的同时有所作为，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一方面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促进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我们依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保持定力，同时要继续有所作为，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指标是能够完成的。”

对于业界广泛提及的“微刺激”，李克强也首次公开作出回应，“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他说，中国政府会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量的同时，一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控、定向调控，把已有的存量货币和增量货币向农业、小微企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倾斜;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结构调整，在运用货币政策的同时进行金融改革，努力控制和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本人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信贷衰退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正在逐渐稳定，投资恢复到其正常水平或者略低于正常水平，所以目前国内投资不足也只是暂时的。解决目前投资不足，需求不振的办法是仍是提高投资率，通过提高市场预期信心，降低重置成本的方式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通过增加工业流通的货币供应来支持投资和市场信心。本人认为，全面降息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不宜轻易使用，我国政府可采取定向降息，定向放款信贷条件，公开市场操作等形式间接加大货币供应量，尤其应加大工业流通领域的货币供应量，以此鼓励投资实业。通过定向降息政策鼓励投资过冷产业，同时通过定向放宽信贷条件鼓励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抑制过热产业的膨胀，缩减投机套利空间，并且同时鼓励市场“多头”，加强“多头”位置，从而实现振兴市场信心的目标。

长期来看，仍需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拉动有效需求增长，促进消费，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投资出口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需求拉动投资来促进GDP的增长。所以我认为从长期来看，提高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必要的，通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来提高投资乘数，进而实现就业乘数的提高最后实现就业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过热到稳健的发展阶段，因此，本人坚信，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在我国政府的正确经济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必能稳步向前，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M].刘传军，刘志军，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7：139-140.

[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9-252.

[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M].刘传军，刘志军，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7：259-260.

作者简介：

周俣勋 男，籍贯：四川，出生年月：1994年2月18日，学历：本科，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东珠海市 519087)

作者：周俣勋

第二篇：当前经济形势及对策研判

【编者按】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GDP增长率一路下行，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重。欧美经济持续低迷，使得外部需求乏力，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面临引擎熄火的危险。国内由于多年来的政府投资居高不下，造成产能过剩，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同时，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内需迟迟不能启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明显缺乏后劲。

面对经济全面减速的态势，我们应当何去何从？为了看清形势以及找到应对之策，《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于2012年7月1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及对策研判”的学术研讨会。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精彩发言，以期引起各界的思考和争鸣。会议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李晓宁先生担任嘉宾主持。

一、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李晓宁：

近来经济下行问题比较严重，三十年改革开放都是上行，甭管是怎么曲折，怎么折腾，都是越折腾钱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反正是往上走，这样就平息了很多事。现在是往下走，什么怪话都有了。经济下行到了什么程度？郎咸平刚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国经济是不是这样呢，能不能挺下去呢？我们今天要对整个经济形势做一个判断。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我谈点看法。第一，我是觉得经济上行下行都是正常的，因为宏观经济是有周期的，想持续上行是不可能的。一个经济体好，应该上行周期长一点，下行周期短一点，能够做到这样，说明宏观调控就很好了。对现在的下行趋势，我认为应该三个月到半年以前，就采取一些给经济加温的措施。现在的“降准”、“减息”的动作可以提前三个月，甚至更早作这些决策。宏观调控就难在这个地方。三个月到半年前，准备金率降低一点，利率降低一点，结构性减税力度大一点，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大的压力，至少说压力会减轻。因为措施晚了，下滑的时间要长一点，现在的政策还不足以完全扭转。因此，下半年还需要再加大点力度。

为什么进入下行周期？这是很多国际国内的因素所致。国际因素是世界经济在恢复再平衡。那么怎么叫不平衡呢？为什么要再平衡？我曾讲过，实际上不平衡的最主要表现是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不平衡：在创造财富环节，是实体经济创造财富多，虚拟经济创造少；在分配环节，是虚拟经济分配财富多，而实体经济分配少。

这里面表现最典型的是美国，虚拟经济当中的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是50-60倍，它创造的实际财富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可以卖50-60倍的价格到市场交换实际财富，美国这种虚拟经济创造财富少而分配财富多的失衡已经持续不下去了，杠杆率50-60倍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卖不掉了，只能降到20倍甚至更低一点。特别是美国印钞票换取实际财富，这是美国最基本的分配世界财富的手段。但它也有限制，美国国内在讨论发国债的上限等等。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恢复再平衡的形势。美国的虚拟经济要恢复再平衡，它的实体经济也要调整，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要翻一番，出口什么翻一番？出口实体经济产品翻一番。它的虚拟经济早就出口了，不必说翻一番的问题，金融衍生产品、国债早就卖到全世界了。所以美国也是在原来自身的两个不平衡当中恢复平衡。

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实体经济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承担的很多成本都没有得到回报。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工资，工资是市场决定的，但是社保制度我们很不健全，也就是我们对于劳动成本的补偿，是不充分的；资源价格偏低，表现在资源税等；环保的力度不足，污染物随意排放，降低了企业的个别污染治理成本，增加了社会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这些实际上是中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多而分配财富少的表现。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大科技含量；强化社保制度，建立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煤炭、油等资源税；强化环保监管，要求企业承担污染治理成本，不要让社会承担。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中国实体经济再平衡的措施，我们现在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就是要调整实体经济。

中国虚拟经济也失衡。如何实现再平衡？我们的虚拟经济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如果只强调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我看也不对。虚拟经济本身也是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手段，我们为什么不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呢？我认为中国的虚拟经济还是要发展。当然我们做不到，也不应该那么去做，搞杠杆率50-60倍。杠杆率不是你想做多少倍就做多少倍的，没有市场的高杠杆率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泡沫。

美国、中国现在都在调整以恢复再平衡，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也是恢复再平衡的过程。总之，地区性失衡从本质上说就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失衡，再加上地区经济结构不同，不同经济体失衡表现不同，所以现在出现了全世界都在恢复再平衡的局面。

而国际上，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它们的再平衡过程，也会影响到它们跟中国的经济关系。现在美国要求一些投资留在美国，不要到境外投资了，美国要增强自己的实体经济，减少进口，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经济。所以，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的趋势是很正常的。政府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政府做得多一些，政策又符合实际，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就小一点，或者说恢复速度能快一点。在国内，货币、财政政策还要继续实施。财政政策的问题，比较重要的还是结构性减税。虽然今年财政增速减慢了，但是一定要坚持结构性减税。上海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是全面减税的政策，这个任务方向已经明确了，怎么加快速度？我知道北京已经有准备，我估计不会拖得太长，就会启动这个改革。原来深圳准备明年再考虑，现在第四季度也要开始搞试点。这个政策如果推进速度快一些，我相信会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就业。上海做过测算，一个季度减20亿，全年大概能有80-100亿，这还不算连带减税。我估计如果全国推行，大概在1000亿以上的减税规模，对经济发展会起作用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可以考虑。现在的企业税收，10%的企业交了90%的企业税收。反过来说，90%的企业，交了10%的企业税收。这些企业都是小企业，因为企业交税是从大到小排的，越小的户越多。如果我们拿出企业税收的1-3%，把税减下来，那么受益的企业户数要大大超过减税的比重。比如减3%的企业税收，可能受益的是60%的企业，甚至可能更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减税1-3%，就会有大量小微企业受益。这些企业受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增加就业，因为小微企业就业人数总量是很大的；第二，增加就业以后，这些小微企业能够生存经营，职工能有工资，实际上是给大企业带来市场，能够提高消费，否则这些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不好，职工失业，我们整体消费水平就会下降，消费需求就会萎缩。我觉得这个措施也属于我们财税政策可以考虑的选择。所以，一方面营业税改增值税，一方面对小微企业减税，这两个政策如果能够协调好，及时推出去，对于遏制经济下滑，增加消费，一定会有很强的作用。对于经济形势，我并不悲观，问题确实存在，但还不至于到了什么措施都无效的地步。

我还有一些政策建议。关于住房问题，我认为现在说的房价口径不准确，房价应该分成三类：第一类，保障房房价，就是政府给低收入家庭的房子，可以买、租，都很便宜。第二类，普通房房价，这样的房子是社会上一般职工应该有的房子，属于基本生活需要，价格虽然不像保障房一样由政府来决定，但政府应将房价控制在一定水平上，比如居民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左右。政府对此类住房也要投入一定资源，比如在地价、税收减免上采取一些措施，使房价控制在目标水平上。第三类，高档房房价，我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控制。这种高档房价格应该放开，不要限购，政府可以多收税。把这些税用于公共开支，用于补贴保障房，用于控制普通房房价。现在老是把房价作为整体来说，保障房、普通房和高档房，放在一起太笼统，还是分成三类，实行不同价格政策比较好。至于限购令，我认为保障房和普通房可以限购，没有必要把高档房也列入限购的范围，政府可以通过城市规划来控制高档房的供给。所以，住房政策应该分成三类，这样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有些政策还可以下放到地方，比如高档房销售的时候收多少税，完全可以由地方去决定。

对于国际市场来说，中国还有一个资金出口的问题。中国有很多来自美国、欧洲的需求，这个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做。但不可避免的，一些生产普通消费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转移出去。现在越南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鞋大国了，中国再怎么改政策，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制鞋大国了。因为工资等各方面成本，中国比越南等东盟国家高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只能向低成本的经济体转移，不可逆转。现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优势，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完全可以用来做资金出口并带动产能出口。

如果这几个措施都实施得当的话，我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今天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经济增速掉得比较明显。我在2010年就说中国经济进入下滑期，连续三年，基本走势是“987”。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直到去年四季度增速掉到9%以下，大家才开始承认中国经济进入下滑期了。经济还在继续下滑，什么时候才是底呢？我觉得说不清楚。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是三年下行，有可能是“987”，甚至是“975”。

有人认为三季度就能触底反弹了，但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收缩的趋势。经过9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深入到了产权层面，它使中国的增长和以前的增长状态不一样了。2003年以后的增长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或者说市场化基础上的增长。这一轮增长的特点是，它释放出体制改革的效能，产生了更大的产出，但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一定会造成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十五大的时候已经确定，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就是资本也可以参与分配的意思。所以，这一轮的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效率和分配不均的基础上的，我们要警惕的是生产过剩的前景。2005年底发改委文件说“十三个产能部门过剩了”，现在你看看多少个部门产能过剩？有人粗略算了下，有二十七个，什么光能、风能、硅，一大堆新的东西都来了，造船当时没有，现在也过剩了。

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没有长期的视角，就季度问季度，就月度问月度，是说不清楚的。这个长期的视角就是整个体制的变化，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我们2007年就开始进入下行的周期。美国次贷危机虽是2007年7月份爆发的，但它对全球乃至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是在2008年下半年才看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是2007年第二季度，当时增长率是14.9%，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接着2008年因为受到次贷危机影响，外需紧缩，我们出台了4万亿投资方案，以此刺激经济。因为这个救市措施，有了2009、2010年的增长，但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两年就没了。而这两年当中，85%以上的需求是来自于投资。

投资能刺激需求，但我们不要忘了，从长期影响来看，投资是增加供给的。2009-2011年三年投资加起来多少呢？81万亿。而2003-2008年六年的投资额，加起来才57万亿。这三年我们比过去六年还多出30%，必然形成一个新的产能释放高峰。建成那么多厂房，投入那么多新设备，产品市场在哪呢？

中国经济必然继续下滑，因为那81万亿带来的产能到了一个新的释放高峰，但是需求在哪儿？现在全球经济还没走出低谷，美国、欧洲、日本都有问题。各国央行放了天量货币出来，但是对全球经济刺激不大。欧盟是自揭疮疤，它的问题都在表面上。美国经济问题更大，但藏在底下，你看不到。

美国的问题是天大的问题，因为它藏着掖着，所以更大的风暴肯定在后面。美国在2008年救雷曼的时候，广义货币（M2）增加了7500亿，但是去年增加了8700亿，其中70%是去年7月份以后增加的，你说它在干什么？现在又一场危机在逼近美国，征兆是什么呢？是美国股市到昨天为止的“五连跌”，同时美元指数在涨，2008年雷曼倒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外部需求低迷走不出来，内部产能释放开始进入新高峰，我们又没有做那些该做的事情，比如推动真实的城市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把内需释放出来。中国经济今年到不了底，明年底以前下行趋势也不会改变。因为现在没有进行大调整的条件，领导们忙着换届，难有大的动作。所以，外需受挫，内需乏力，国内供给不断增加，这决定了中国经济肯定会继续下行。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趋势。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是有空间的。我们只要推动城市化和调整分配关系，我们就有一个大的增长空间。我们城市化严重滞后，通过结构调整，可以释放出需求。中国只要进行调整，未来还会有二十年高增长。我觉得前景是光明的，但一定要有人站出来，领导这场改革和调整。

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否能变成增长的现实？19世纪，中国农村人口占的比重大概是90%，那个时候城镇化的潜力更大，现实呢？非洲国家也是这样，虽然说它的城镇化潜力大，但是每天坐在那儿等着，城镇化率就能自己上升并带来GDP增长吗？我们搞研究的都知道，没有这回事。

回到今天的主题，现在的经济现状很不好。比如，从石油行业的销售数据看，5、6月份的柴油销售跟去年同期比大概下降了10%，这很说明问题，因为谁用柴油？重型机械、从事运输的卡车烧柴油，如果用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0%，说明经济衰退很严重。

接下来，政策怎么办？采取一些措施，像货币政策、“铁公基”政策，是不是还可以像2008年那样再干一次？实际上，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政策干预往往导致结构性问题恶化，产生更为严重的扭曲。08年金融危机后采取的政策举措，造成中国产业结构性不平衡的进一步恶化。

就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产出亦即劳动生产率为例，看看农民的人均产值跟工人的人均产值差别多大。像美国从1980年到现在，三大产业中，每个产业占GDP的比重，跟它占美国就业的比重基本上是1：1的关系，比如工业产值占GDP的22%，美国工业就业也占22%。美国服务业占GDP的78%，占整个美国就业也在78%左右，而农业不到1%。也就是说，三个产业中，人均年产值基本相等，农民的人均产值跟工业、服务业的人均产值没什么差别！为什么各行业的就业跟其产值占GDP比重基本是1：1呢？关键在于美国的政府干预很少，没有户口制度，人口可以跨地区流动，也能自由地跨行业流动，看到哪个地区的人均收入高、哪个行业的收入高，就可到哪个行业去找工作。就业没有任何政府限制，也没有什么特殊政策，金融资源也可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各行业的人均产值没什么差别。

但是在中国，每次政府干预之后，就造成三个产业占GDP的比重，跟就业比重越来越背离这样的现象。比如，西部大开发开始后，西部省份的工业人均产值马上就上升了，而农业的人均产值没怎么增加。2002年左右，振兴东北运动一开始，黑、吉、辽的工业人均产值猛升，04、05年中部崛起，中部省份的工业人均产值相对农业人均产值的倍数也猛升！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哪个省什么时候的省长、书记由中央空降，其经济就往工业化方向、“铁公基”方面做更多大动作，GDP增长马上就有效果，其工业人均产值相对农业人均产值的倍数就猛升！就是说，每次政府主导发展经济，不管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还是中部崛起，还有08、09年刺激经济的做法，最后都导致经济结构性扭曲。像天津，在03、04年时，工业人均产值是农业人均产值的4倍左右，但最近是10-11倍，为什么更趋恶化呢？

我不希望看到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经济遇到挑战了，又采取经济刺激政策，通过“铁公基”、货币政策大规模干预经济，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造成更多的收入机会不平等，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因为过去四五年干预太多，留下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使得现在经济政策的空间很小。

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不管从哪个角度衡量，都无法再增加太多。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已超过70%。如果按照另外一个指标来算，从1980年到现在，把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980年时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当年2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去年，大概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还有增加投资的必要吗？

今年也好，明年也好，更应该做的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举措，不一定是货币方面，也不是“铁公基”方面，而是给中小企业减税、免税。这应该是稳住经济最主要的做法。

最后，我特别关注南海争议带来的经济风险，这非常值得注意。整个经济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如果中国经济像三十年前，不是外向型的，不怎么依赖外国市场，那么中国的外交利益主要是政治的，没有那么多经济利益，外交挑战对中国经济能构成的伤害会有限。但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那么高，外交利益也以经济利益为主了，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月份的时候，有记者要我谈一下经济走势，我讲了两个观点：一是经济可能硬着陆，二是到年底或明年初的时候，中国有可能出现通缩。这三年的经济模式使中国的制度性成本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了造车和造房子，固定资产投资大概六七成转到这个方向。现在这块大约占了我们银行静态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

跟2009、2010年相比，当下整个中国的资金周转速度，大概掉了一半，也就是说全社会可用资金量减少了一半。官方从来不公布这个数字。这也是近年来高利贷几近疯狂的原因。

所以我的感觉，第一，总体上中国经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气滞血瘀”。你看上市公司的报表，观察企业的流动性、应收款、库存、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变化，大致上可以判断出来。“气滞血瘀”在西医上叫做心脑血管病。美国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冠心病，心脏动手术了，把几个毒瘤似的投行摘了，变成商业银行；然后装上支架，这个支架就是美联储的救市计划，通过这个支架输血，把它救回来了。我们讲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就是怕出现大面积心梗。

第二，在决策上，目前因无法作为，近乎于“脑梗”状态。大的调整出不来，“微调”只是毛毛雨，不起作用。有人说经济明年触底，还留了一线光明。我认为光明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往后走，是五年能看见亮，还是十年能看见亮？不知道。美国出了危机之后，小布什脑子不清楚，换了奥巴马，在战略设计和政策设计上都往前跨了一步。中国是什么样的前景，现在看不清楚。人们的忧虑是在这方面。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

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我下面讲一下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和对策。

第一个风险，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失灵和腐败的问题。政府失灵就是说，政府活动缺乏效率，决策是无效的，或者是事与愿违的。我们的宏观调控，为什么出现紧紧松松、反复无常的问题？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政府失灵。政府要有效率，它的信息必须要大于市场提供的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宏观调控的风向标是GDP，但中国的GDP到底是多大？我认为这个数据误差太大。正常估计，中国现在的GDP应该在100-120万亿左右，我想证明这个观点。

（一）从M2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是200%，现在M2是96万亿左右，但GDP只有47万亿，还不到M2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很多专家认为是货币流通速度太慢的问题。中国M2占GDP的比例高于全球三倍，不大可能。

（二）中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我们搞市场经济到现在不到30年时间。市场是交换商品的，但在我们日常活动当中，大量活动还不是商品。举一个例子，本来人民网不创造GDP，但是文化产业改革以后，人民网市值就达到了150亿。市场化的程度和商品化的程度是相关的。中国GDP和美国GDP是不可比的，很多人拿这个数据来得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结论值得商榷。

（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国外不一样。中国是家庭、集体、国有单位为主体的经济，存在大量内部交易，内部交易是不创造GDP的。从这方面来讲，仍然有大量GDP没有被反映出来。另外，中国一年税收收入10多万亿，加上央企和事业单位的收入，财政收入达GDP一半是不现实的，支撑这个收入的GDP应该在100万亿左右。

（四）我们国家的单位GDP能耗是全球的三倍，这个数据也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呢？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我们大量的劳务没有经过统计系统，这部分GDP被忽略掉了。

（五）我们进出口总额几乎占到GDP一半多，但中国经济没有那么大的开放度。

中国的统计系统是从计划经济过渡来的，不可能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统计GDP。所以，如果GDP数据有误，我们对流动性过剩的判断，对储蓄率的判断，对房价过高的判断，全部要重新进行考虑。

现在政府机构普遍臃肿，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中国大量优秀人才向政府集中，很多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人，变成了政府官员，使得政府越来越庞大，不光是消耗大量社会资源，也在损失生产力。很多的消费都是从政府通道出去的，容易形成需求拉上型的通胀。还有，我们国家转移支付跟西方不一样，极可能变成直接的政府干预经济，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财政供养人群，容易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在房地产改革当中，地方政府大量干“集资房”的事情。我刚去新疆建设兵团，看见处级干部分了第三套房子，政府给地，兵团给2000，个人出1000，而房子市场价是10000。这实际上破坏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回到了以前的福利分房政策。这是市场经济的倒退，也是集团腐败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国际上的风险步步逼近。这次危机跟1929年的大萧条非常相似，我认为经济危机还将持续十年以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危机已经演变成全球的债务危机，特别是政府债务危机；政府债务危机以后，还有一个货币体系问题。大萧条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作为终结点，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才意味着走出危机。现在货币体系的问题，我认为5年内解决不了，连全球债务危机的解决，也起码需要5-8年。本轮危机结束的重要标志是新的货币体系的形成，没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就不可能有稳定发展的世界经济。我认为15年或更长时间，才可能形成新的货币秩序。

目前，中国经济生态全面恶化，实体经济出现了零利润状态。大量资金撤出实体经济，同时大量资源流出中国，如果不改变经济生态，将来可能出现经济空巢。现在政府干预太多，各种腐败现象严重，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很多企业家都有两本护照，随时准备跑路。

第三个风险，就是市场失灵。这个风险也是改革出现倒退所致。现在看来，发改委对价格的过多干涉，已经导致市场信息混乱，资源配置错乱。在金融市场方面，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大量资金无法呆在实体经济领域。有的调控措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支持实体经济，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大量资金撤出了实体经济。为什么呢？资金是向高利润领域流动的，你不解决企业的盈利问题，谁去？所以，经济变成往下掉的状态，增长的内在动力消失，要想“保八”，必须释放大量货币出来。我觉得下半年就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通胀。

第四个风险，我认为是紧缩性陷阱。我研究了紧缩性陷阱的五大模型，中国全都掉进去了。通货膨胀不能仅仅依靠紧缩去治理，如果在货币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时候，特别是需求弹性呈刚性的时候，紧缩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通胀。紧缩性陷阱的五个模型中，有一个是社会冲击型陷阱，就是指国家在救济方面、在福利方面、在公务员方面的支出，刚性需求比较大的时候，紧缩会使物价进一步上涨。

中国要走出危机，需要五个红利：

（一）制度红利。中国改革开放释放了大量生产力，市场化改革是最大的民生改善。如果为房地产业等破坏市场，违背市场规律，必然伤害民生。中国未来制度红利的空间很大，比如金融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这次文化产业改革，我觉得也是很大的突破。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推进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改革，推进城市化进程和西部大开发、沿海沿边开发，还可以为中国提供20年以上的增长空间。

（二）劳动力红利。劳动力红利看似已经消失，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和科技红利的增长，会进一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红利。只要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城市化水平，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潜力可以挖掘。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同时政府部门进行精兵简政，中国的劳动力红利还可以持续20年以上。其中的关键，是要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比重，为个人创业提供良好的经济生态，这需要政府加大改革力度。

（三）高新技术红利。中国这个红利才刚刚开始，完全能够抵消劳动力红利的衰减。中国的高新技术红利可以提升劳动力红利，促进自主创新，能支持中国20年以上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空间非常巨大，也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四）资源红利，其中也包括土地红利。这些红利持续时间越长，中国的发展越有保障。中央为什么要进行房地产调控？实际上不是要打压房地产业，而是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能够更长期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支撑作用。如果在政策上把握得好，中国的资源红利还可以持续20年以上，其中包括新能源的开发、海外并购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等。

（五）国际化红利，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红利。美国利用国际化吃了70年的红利，中国要向全球配置资源，正确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这五大红利，只要我们能够利用得当，中国未来数十年都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解决目前困难的当务之急是：一，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入，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包括减税、提供信贷支持等。二，严惩腐败，精兵简政，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挥其并购重组功能，使生产要素短期内迅速向中小企业流动，解实体经济之困。四，对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要重新定位，正确处理好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五，正确把握稳增长与控通胀的关系，通过优化结构和科技创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平稳增长化解货币泡沫。

四、关于经济下行和转型方向问题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经济下行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或自主收缩。中国未来5-10年间，增长速度一定会下来。我同意王建的看法，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以往的平均10%下滑到平均8%，甚至7%的水平，这应是经济在转型的一个基本特征。我担心政府对经济下滑过度敏感，然后过度反应。2009年的过度反应已经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恶化。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出现方向性错误。政策导向和未来经济发展方向是相符还是背道而驰，这恐怕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探索的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哪里？我们的调整为什么要向那个方向推进？存在哪些制度瓶颈需要去突破？

我个人认为，从经济发展大方向看，我国经济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风险。

加入WTO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并且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似乎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我们正面临战略风险，首先是以往高增长的成果能否保住是有风险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可流动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可流动的劳动和工作场所的结合，已经导致了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在不同国家间布局的结构性失衡。由于美元本位制的原因，我们亚洲国家正在将制造出来的可贸易的、实用的产品，卖给生产能力不断下降的美国。

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实质就是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在全球布局的结构性失衡。2010年奥巴马通过了《制造业振兴法案》，这反映了美国的再平衡努力。最近市场也在探索，如何提高不可贸易服务的可贸易性问题。这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两种趋势，特别是后一种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中国作为一个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大量产品都给了美国消费，只得到一个借款合约（美国国债），而这个合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会违约的。我们研究发现，未来五年内美元还不会出大的问题，政府财政赤字会有回落；但是五年之后的十年，美国财政负担会持续上升，这时美元崩溃的概率并不能完全排除。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增长成果，以美元储备资产形式持有的国家财富面临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

我们今天比较重视GDP。但GDP的两个组成部分中有一个被我们忽视了。这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GDP的定义是既定时期内一国领土上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包括最终产品和最终服务两个部分。我发现最终服务与最终产品的本质区别是最终服务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同一个过程，而最终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先后继起的三个阶段。因此最终服务具有与制成品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不可贸易和不可储存。中国十分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积累，严重忽视最终服务的生产。

有数据表明，2001年美国居民消费中服务的消费占66%。其实人均收入提高以后，物质产品消费比例下降，服务消费比较上升，应是一个一般规律。中国今天13亿人口，我们对服务的消费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可以说，在相当多的消费服务领域，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据说在上海三甲医院，凌晨2-3点就有人排队挂专家门诊。美国医疗开支占GDP的17%，中国目前是5%，医疗服务对象的结构不对称也更为严重。美国存在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但中国显然是医疗发展滞后的问题。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服务消费达到居民消费的50%是完全可能的。服务消费不能靠进口，也无法储存，只能通过相般配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来保证。目前我们是否已经具备这种生产能力？有专家批露，目前医学院5个毕业生中有4个去卖药、卖仪器，只有1人留下来当医生。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方向是最终服务业的发展。

就拿沿海来说，需要调整的是什么？怎么把低端制造业的就业人员，经过培训以后转入到服务领域去，这是目前政府需要花功夫做的。假如结构不调，光靠信贷膨胀，显然不行，这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最终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加快推进更大规模人口集中居住的城市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最终服务市场的规模效应。因此，逐步放宽户籍制度，接纳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将是必要的举措。第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要有突破，只有劳动者的收入得到快速增长，才能保证最终服务的消费购买力。第三，最终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资源、环境方面没有新增压力，但是具有很高的人性化和个性化要求。影响最终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就是人力资本，需要增加这方面的积累和供给。第四，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瓶颈。市场准入限制、税收负担、政府部门设租盘剥等问题，都必须尽快予以解决。

最近联合国发布了《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其包容性财富指数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固定资产和自然资源三个部分。运用这种财富指数衡量，不仅可看出一国财富构成，而且可看出一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美国的总资本是118万亿美元，中国是20万亿美元，日本接近美国的一半，是中国的2.8倍。这种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的意见，也是国人的一贴清醒剂。

另外，我想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现在需要以政治改革为中心，推动经济转型。我们改革之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权力的市场化。追求私利又掌握公权的官员可以凭借权力无偿占有稀缺资源，再通过稀缺资源的市场化套现利益。土地、矿产和创业板股权等领域是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重要场所。权力越来越多地向经济领域扩张，窒息了市场，阻碍了发展，并导致经济结构恶化和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成熟的领域是财政的民主化，提高财政透明度，增加财政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只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转型才有可能成功。

五、如何应对经济减速态势

施建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对策，我想谈一些看法。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发展战略。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在早期阶段是非常成功的。通过保持极高的投资率，资本积累迅速，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所以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是生产能力迅速膨胀后，需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在经济发展初期内需不足，可以通过外部市场消化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中国经济达到这样大规模的时候，再完全靠外部市场消化生产能力就不现实了。

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始终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与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美欧经济出现问题关系很大。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欧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一些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现在出问题的几个国家，包括希腊等，实际上并没有建立偿债能力。现有解决欧债危机的方案都是在解决流动性问题，所以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看来时间不会很短。上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花了10年的时间。所以，中国经济下一步趋势和欧美经济状况是有关系的。如果外部市场没有恢复的话，中国经济下半年继续下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喊了许多年，但都没有落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每一届政府都希望下一届来做，因为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每届政府都希望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这是与就业和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话，接下来的经济转型非常困难，但又必须转型，因为当经济规模这么大的时候，很难依靠外需来消化，必须启动内需。

要想止住经济下行趋势，需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但是由于家庭部门具有跨时期平滑消费的偏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于企业投资需求比较稳定，短期内要大幅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是不大现实的。扩大投资仍是短期内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但对于扩大投资争议很大，2009年“4万亿”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做法不仅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现象，而且在各地留下无数低效率投资，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因此本次扩大投资的着力点应该是“国退民进”，促进投资主体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变。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产权明晰，它们是否投资、投资什么项目是建立在未来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不会投资于产能过剩的项目。民营企业投资在短期会创造需求，在长期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为了刺激民间投资，政府首先要切实放松行业准入，真正打破国企垄断，增强司法独立性以有效保护产权。在政策操作上，可采取大幅减税而不是扩大支出的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在过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财政状况良好，目前有能力实施大幅减税计划。

至于货币政策，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都是有作用的，但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增长的作用比较有限，我国投资的利率弹性是比较低的（特别是民间投资）。现在资金市场很宽松，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已经下降到2%以下，市场不是没有钱，而是贷款需求不足，特别是企业和家庭的中长期贷款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过宽的货币政策在没能有效促进民间投资的同时，反而会为未来埋下通胀隐患。

黄金老（华夏银行副行长）：

我国经济减速已成为必然，主要原因在于成本显著提高，并且是刚性的。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税费、物流（运输）、环保成本持续上升，这两年资金成本也显著上升。原材料（铁矿石等）、能源（石油等）成本由国际市场决定，劳动力成本由生活费用决定，税费成本由政府支出决定，这些成本都降不下来。低成本、低价格是我国出口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成本迅速提高即刻消弱了出口的竞争力。外部需求疲软加贸易保护主义，加重了我国出口的困难。比如，光伏电池对美国就业并没有什么冲击，但美国突然征收240%的惩罚性关税，国内投资了数千亿元的光伏产业立即陷入灭顶之灾。过去出口增长率的目标是10%，实际上是20%以上，10%只是为了避免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找借口。今年提出口增长率10%，则是要求死保。

出口降了，就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也影响到消费。出口少了，物流需求减少，“铁公基”投资更加没有效益。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出口是源动力。

现在经济界是“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城市化”，但城市化并不可靠。有收入的人口城市化才有意义，否则城市人口的增加只是造就大量的贫民窟，带来不了什么需求。有收入的人口城市化，则取决于经济结构优化。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由9-10%区间，下降到8-9%，再到7-8%，几乎是必然的。2012年1季度GDP增长率为8.1%，2季度为7.6%。

在经济史上，银行和财政，往往是经济周期调整中最后一个受损的部门，企业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拖欠利息（影响新资金借入）和不纳税（触犯刑法）。 2012年1-6月，财政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4.8%大幅减速到12.2%。银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从二季度开始也较快地滑落。

当GDP增长率由10.2%（2010年）降到9.2%（2011年），再降到8%、7%，其影响是颠覆性的。现在，企业、银行、政府、个人都是按9-10%做规划的，已形成固定的预期。1993-1998年，GDP增长率由11%回落到7.8%，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政府裁员和银行不良资产。现在企业和银行管理水平提高了，同时资本外流不明显，这是今天的优势。但2002年时，内有房地产及国企改制，外有WTO，成为内外两大经济引擎，现在则不明显了。这是今天的不利之处。很多企业家在媒体上说，现在是他搞企业几十年来最差的时期，这并不是说当前经济就是最差的，而是以往经济下行，大家预期调控一下经济就会再上来，今天则看不到经济还会上来（达到9-10%）。

面对不可逆的经济减速态势，短期对策有四条：

一是降息至投资意愿水平。降息的目的是保投资，从而保增长。拉动投资的边界是贷款利率大约低于投资回报率1个百分点。这几年，企业债务投资回报率在6%左右。两次降息之后，1-3年中期贷款利率为6.15%，高于6%，企业不会有投资意愿。降息至5.65%，九折后为5.09%，债务投资净回报率为1%，勉强达到企业投资意愿。再降息至5.15%，九折后为4.64%，低于企业债务投资回报率1.36个百分点，才能充分调动企业投资意愿。目前的降息，只能起到降低企业财务负担的作用。

二是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境内外资本就会留在中国。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在努力地维持人民币升值趋势，汇率维持在1美元兑6.3元人民币左右，这很好。

三是维持抵押物价值的平稳。抵押物价值不下降，全社会的融资链就可以持续。2012年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63.33万亿元，还有数十万亿元的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其价值靠山都是抵押物。土地、房产等抵押物价值的稳定，会使债权人比较安心，继续提供融资。否则，债权人没有信心，债务紧缩就发生了。

四是挤牙膏式地释放政府投资。经济减速是长期趋势，政府也就不需要急着加大投资。铁路、公路、港口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每年做一些，降低每年的经济减速程度。一下子投了，以后就没有拉动经济的硬手段了。

中期对策，只能是降低我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和矢志不渝地推进民营化。这几年大家对国进民退多有议论，其实不用担心，经济下行几年后，自然就国退了。1998-2002年就是如此。

技术层面上，经济政策的配套和执行层面的迅速转向非常重要。中央提出要保投资、稳增长，但在下边的执行层，可能还在沿用去年反通胀时期制定的政策。修改这些具体的政策，没有一两年是不行的，政策时滞时间太长了。例如，国家一方面千方百计保10%的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又限制企业低成本境外融资。

去年以来，境内人民币利率高于境内美元利率，境内美元利率又高于境外美元利率，促使部分企业进行海外代付、内保外贷等多种形式的境外融资。笼统地看，境外融资绕开了国内的货币紧缩政策，推高了国家外汇储备，引致不公平竞争，应该严管。但境外融资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我国之所以实行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由此带来外储高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保持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去年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对食用油等国计民生产品限制涨价，但这些企业进口的原料成本仍在上涨，境外融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部分原料成本的影响，维持了这些企业在限价令之下的持续经营。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应对通货膨胀，将利率提高到创纪录的8%。其时，日本企业境外融资无限制，日本一流的大企业正是通过境外发债和借款避免了国内高利率的冲击，维持了日本核心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因此，对海外代付、内保外贷等境外融资手段，应继续采取宽容政策。

我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使得很多政策都实施“一刀切”，但“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必然会伤及无辜。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近年，金融监管当局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的夹带融资行为、信托理财中的融资倾向等均采取了宽容态度，大概就是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三性”要求的体现吧。

李晓宁：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连乐

第三篇：当前南非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一、本世纪初以来南非经济进入较快增长周期，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一)21世纪以来南非经济快速增长

自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994—2000年经济平稳增长，2002—2007年则进入较快增长周期，GDP年均增速为4.78%。其中，制造业和采矿业是南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2—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1%和8.31%;金融、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南非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南非矿产资源丰富，在非洲地区范围内制造业水平较为发达，因此，南非的主要出口以煤炭、金矿、铁矿、钻石珠宝以及机械和车辆类产品(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地区)为主，此外，南非大量进口石油和石化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类产品，与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高失业率、不平等和贫困是南非长期面临的问题。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失业率有所下降，但2007年仍高达23%;黑人的失业率高达28%;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另外，随着2002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南非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高于7%。

(二)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实现复苏，但2012年以来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短暂衰退后实现复苏。2008年第四季度南非经济增速下降，2009年南非经济下滑1.5%，2010和2011年经济开始复苏，增速分别为3.1%和3.6%。2012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受欧债危机和国内工人罢工事件的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降为2.5%。

2013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一是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仅增长0.7%，为危机后经济复苏以来最低值，全年经济增长仅1.9%。二是通胀压力较大。全年CPI变动率为5.7%，仅略低于央行6%的警戒线。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矛盾激化，罢工事件频发，2013年南非失业率为24%。其中，15—24岁和25—35岁上的青年人失业率分别高达48.9%和28.3%。四是兰特急剧贬值。与年初相比，贬值幅度高达18%。五是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扩大。2013年贸易逆差较2012年增长98%。南非由于危机后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扩张政策，2009年年开始由盈余转为赤字，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六是资本市场大幅波动，2011和2012年外国对南非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净购买额分别为248和852亿兰特，2013年降为13.29亿兰特。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和脆弱性凸显，南非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成为公认的“脆弱五国”(“Fragile Five”)。

二、对当前南非经济面临风险的主要原因分析

南非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美国宣布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后國际资本流向逆转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负增长，为促进经济复苏，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受到短暂冲击后，经济呈现出复苏迹象，金融市场也相比较发达国家较为稳定。国际资本在此情况下大量流入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前文已讲到，2009年以来国际资本对南非股票和债券的净购入额持续增加，导致南非对外债务急剧上升。

(二)信贷繁荣和经济较快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持续

在外需减少造成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南非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内银行机构对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贷款大幅增加。

一是经济增长的同时风险资本价值上升过快。国内外充裕的资本进入市场，不同程度带来投资、消费和进口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出口减缓，矿业、制造业等部门的投资受到影响，容易造成风险资本价值的上升过快。2010年和2011年南非经济增长3%以上，同时股票市场价格涨幅较大，明显高于美国和除土耳其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二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局部领域矛盾激化。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不足造成的劳动力技能不能适应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收入在不同群体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

三是出口结构单一和进口需求刚性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急剧扩大。南非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出口结构以铂族类金属和钻石为主，而进口以石油、石化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机械类为主，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带来经常账户赤字的不断扩大，导致本币的贬值压力，本币的贬值在出口需求增加有限而石油和机械电子产品进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又加剧了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

(三)国际资本流动环境的变化和资本流出迹象的出现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美联储2013年12月宣布保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减少证券的购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收紧的启动，以及美元升值的预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情绪，造成了投资者对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的投资兴趣降低，从而引发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国家。2013年第四季度南非已出现了资本流动逆转的迹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证券资本的净流入显著减缓，2014年以来出现净资本流出。

(四)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凸显背景下，经济面临负反馈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投资信心、产能利用率，还包括国内结构性问题，如家庭负债、政府负债、经常账户赤字。

第一，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南非的国内私人消费需求是GDP的主要构成，由于经济增长信心的变化，国内对家庭的信贷增速下降，加之，南非储蓄率较低，国内储蓄总值/GDP不足15%，家庭债务/可支配收入高达70%以上，另外，劳资矛盾激化情况下，生产性投资受到影响。这些都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二，通胀压力上升。资本流出使得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南非兰特本币急剧贬值，通胀压力加大。为控制通胀，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但这无疑加大了资金成本。

第三，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收益率趋于上升。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013年11月份以来呈现出上升态势。

第四，经济低速增长背景下收入差距扩大和高失业率导致矛盾激化。2014年金属制造协会工人号召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资本家实际上从法案中受益更多，而就业市场没有好转。基于罢工形势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生产损失，部分外国资本计划撤出其在南非的矿产业投资，将会导致就业人数的减少，失业问题趋于严重。

总体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信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国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没有显现出矛盾，而是在发达国家资本流行性大幅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信贷繁荣的同时，延迟了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使得发达国家资金收紧时，由于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和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使得国内经济面临较大风险。

三、南非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进入2014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较好，1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比上涨2.5%，其中，石油和化工业、钢铁、非有色金属产品和机械业增长较快，由于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1—2月份贸易逆差同比略有下降，尤其是2月份由于对非洲地区的顺差增加，而对其他地区的逆差减少，出现小额的顺差。但是，南非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首先，本币贬值，通胀压力再度加大。2月份1美元兑换的兰特达到2003年以来最高值，1月和2月CPI变动率分别为5.8%和5.9%，2月份环比上涨1.1%，从物价上涨的因素看，主要是食品、原油和健康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南非中央储蓄银行(简称南非央行)已于1月份改变从2012年以来基准利率5%的水平，提高0.5个百分点至5.5%。

其次，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南非矿业与建筑工人协会于1月23日發起对全球三大铂族金属生产商的罢工，持续至4月份，而3月份金属制造工会又发起全国联合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第三，资本市场面临的风险，由于南非的汇率灵活，资本账户的开放，因此，资本市场的变动，会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在2013年出现非居民的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大幅下降的背景下，2014年1月份出现306亿兰特的资本净流出。

目前看，南非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不排除局部领域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可能，但总体上将保持低速增长。具体来看：一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带来资本的流出，保持原先的资本融资规模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南非金融行业采纳了《巴塞尔协议3》，基于全球流动性在短期内迅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南非金融市场短期内出现崩溃的可能性较小。二是面临通胀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长减速的压力将持续。南非的进出口结构将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货币贬值、进口成本增加必然带来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带来通胀压力。在出口需求疲软、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动力较弱的情况下，经济预计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低速增长。但需求端形成的物价上涨压力较小，CPI预计将基本保持在南非央行警戒线以下。三是不排除局部领域的矛盾激化导致经济恶性循环的出现。由劳资矛盾激化或其他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外流和货币贬值，并通过投资信心不足、信贷收紧和政府融资成本提高等，使得上述问题趋于恶化，形成“资金流出—汇率贬值—经济下滑—局部矛盾激化”的负反馈，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形势严重恶化。四是南非长期存在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普及率低、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问题，成为南非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政策重点，另外，加强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增强南非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地位，将构成未来支撑南非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据南非央行估计，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速为2.3%和2.7%，略高于2013年0.9%的增速。

(杜琼，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傅晓冬，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作者：杜琼　傅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