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

关键词： 涵义 话语 语言 行为

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精选4篇）

篇1：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

关于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说，语言使我们成为人。人作为复杂的主体，不可避免地是内在活跃或充满活力的，而人的话语行为又是这种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既要满足人们进行公共交流时所需要的社会约定性和某种语法规律，又要有语言表达式在形式上的灵活性，即人们所说的一句话，百样说，因为这就是语言的基本特征。自然语言逻辑，也称语言逻辑，它既是逻辑回归于自然语言的结果，也是一门现代逻辑分支。尽管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能够证明自然语言是有缺陷的，而只能证明，人们对于自然语言的分析还不够充分，或者说，人们对于逻辑的形式化方法的理解还不够充分，换句话说，这是人们对于语言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也正因这样，从语言逻辑的视角来探究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人的语言机能与心智活动以及人们的话语行为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语言机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机能包括感觉运动系统、概念意向系统和递归运算机制;狭义的语言机能就只包括递归运算机制。尽管有人断言语言狭义机能来源于人类早期关于数字、导航、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但对语言狭义机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语言狭义机能究竟如何产生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有两种：一种观点是，把语言狭义机能看成独立的机能，开始只在某种选择的压力之下进化，然后，才成为语言机能的一个核心成分;另一种观点则是，把语言的狭义机能看成是由语言广义机能中，其他普通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出的新的特征。应该说，不管我们是赞同第一种观点还是赞同第二种观点，语言说的功能主要是在于思想的现实。维特根斯坦认为：理解一个命题可以意味着知道这个命题所说的东西，也即：能够回答这个命题说出了什么这个问题。这是由于，语言是不断变化的，社会也是如此，语言和社会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从而引起更深层次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语言决定了人的存在。可以这么说，因为知识的真实条件就是在一定的语言共同体内得到主流意见的认可，所以说，只有对同一个词有着共同的理解，社会成员之间的言语交流，才可能顺利地进行。研究表明，在组成民族的诸多要素之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相对于宗教，语言又是更为外露、历史更为悠久的民族属性。这是因为，语言的意义是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交际和言语磨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种磨合又是要以相互理解为前提的，它是不经公开商榷并且自然而然潜移默化进行着的。

应当指出的是，人们是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达发生在身上的某种特殊感受，而且其中的表达也只有在能够为他人所理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传递人们所要表达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过滤器主要有三种因素：一是语言、二是理性逻辑、三是社会禁忌。所以说，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核心就是言语交流中的意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行为的心智主义解释是把能动者的心智状态和欲念以及信念或意图，作为引起其行为的原因的。而那些有目的的行为或事件，也一定是由能动者的某种信念和欲念所引起的，因而，也只有当主体的行为能够被相信和欲想时，这个行为才是有目的的。在这种意义上，借助心智状态如欲念、信念和意图等来解释行为理论，在心智哲学领域已被人们广泛接受。普遍认为，心智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取向不完全一样。不仅如此，尽管语言学与语言哲学都把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旨在为思想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基于这种指导思想，索绪尔与许多语言学家都非常重视对语词学和音位学的研究。语言哲学则与此不同，它的核心议题是意义理论，它不仅把语言分解为意义硬壳和外壳，而且认为语言之所以能够描画世界，是因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描画形式。除此之外，为了解释意义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实践的作用，语言哲学家们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如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语用理论、奎因的行为主义、名字的直接指称论，等等。

进一步讲，虽然在理论旨趣以及构造上以上理论各不相同，但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框架，那就是语言和世界存在着一种表达关系语言表达世界。而且，语言事实既可以通过采集的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内省的方式获得。这是因为，内省主体是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交际个体。像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样的学科都需要脚踏实地博采语料，而像生成语法这样的学科则更倾向于理论建构。虽然这两种研究思路都来自于对语言结构及其功能的不同认知，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但如果人们深入研究语言类型学，那么就更需要这两个方面充分互动。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这种差别就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是预先给定的，然后再采用不同的观点加以研究。而语言学这门科学的对象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先有观点，然后才有研究对象，即所采用的观点创造了研究对象。可以这么说，它就是通过思想实验借助假说来构造语言学事实，并通过对语言学事实和语言学事实化作为语言事实过程分析来探讨语言能力问题的。这样，人们既要大胆地提出假说，又要小心加以求证。因此，有人认为语言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原初敞开。谈论那种绝对隐藏着的，不可公开的私人语言，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语言研究需要一种观念转换，需要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因为语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多少有着相互联系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或者说，是对各种不同语境下的语言游戏进行描述，语法研究也只是对各种语言游戏提供具体的语境说明，而不是要为语言的日常使用提供一种先验规则。

二、人的意向性目的与语言信息以及人们的行动理由

意向性是人们的内心与世界之间联结的桥梁。在这之间，人的行动又是建立行动者与事件之间联系的唯一桥梁。由于人们的话语行为必然地是某一或某些行为者的行为，所以，不涉及话语行动者而能够独立存在的，不可能是行为本身，那只会是对象或者事件。从词本身来讲，它是言语意义的最基本单位，而词的语言意义主要是指言语意义的集中与综合。在一般情况下，词的意义被记录在词典之后，它含有编者的主观理解。进一步讲，虽然言语的词的指向是单一的，但语言的词则不尽然，因为语言是多平面的，有语法的、语义的、语用的，而言语的词则一般都是语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话语行为是在语言中表达自己，而语言又是从行动所触及到的周围世界说起的。当然，语言有广义性，这是由于语言中的词会把全社会所有具有现实性的言语意义综合在了一起。因而可以说，词的这种广义性就是社会的词，在它所适应的全部语境之中具有指向的广泛性。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个词只要还在流行，那么它的广义度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它就会是开放的。因此，人们在研究话语行动时，不可能不涉及行动者本身以及行动者和事件之间的关系。

无疑，自然语言联系人们的话语行为，它不仅存储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智慧，而且这些智慧还包含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言行关乎它的理由和原因，原因在引发言行的同时，也对言行的理解有着独特的意义。从言行者自身看，言行的理由与自我身份认同相互关联，人们在言语情境中的行为选择，也往往是基于某种身份认同。因为行动者对行动的推动，一开始就是通过理由与言行的关系得到体现。换句话说，人们的欲望和信念是人们言行的理由，这不仅是对言行合理性的论证，而且还具有解释言行的意义，因为它注意到了理由与意欲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理由与原因还关乎言行的解释与言行的规范与依据等。但理由作为言行的现实根据，并不以单一的形态呈现，而是展开为一个结构，这里面既包含有对事实的认知，也包含有人的意向目的。人的言语与行动之有理由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行动之合乎理性;有理由与理性化之间的这种张力，往往形成于信念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进一步讲，言行理论以言行为其对象，并在刻画与界定言行的过程中，体现着言行者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在言行基于外在规则与事实的情况下，事实便构成了理由的要素。

勿庸置疑，涵义理解可以看成是语言信息的掌握。虽然语义信息是语句本身的编码信息，但语用信息则是人们使用语言时所传达的信息。从理由对行动的作用看，这其中所蕴涵的是可能形态与现实形态之间的`关系。所以，一切成功的自我表现中，话语行为传递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相匹配的过程。若诚实地对待对方，就要感觉像对方对待自己一样，则语言和非语言信息往往是一致的。如传递友好的印象必须和身体前倾、人际距离较短、微笑和目光接触伴随在一起;若不想与他人成为伙伴，则应以较少目光接触，与他人距离较远、有疏远的姿态倾向。若传递错误的印象，则非语言渠道会泄露谈话者的真实感情。有时，非语言信息的无意泄露被目标对象所注意，则制造积极印象的努力会遭到破坏。因为个体言行在其展开过程中，其本身也可以为行动的理由提供前提。进一步讲，理由的可能形态既涉及到实际的根据，也关乎形式层面的推论，它在显现行动方向的同时，也为行动的多样性展开提供了空间。所以，在人与人之间，当个体向他人做出某种承诺之后，这一承诺便构成了下一步行动的理由。或者说，由于行动的具体情境与主体的意欲、意向都处在动态之中，这样人们与之相关行动的理由就有了可变性与生成性。而且，从理由的可能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换，还关乎理性审察、情感认同、意愿接受之间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是实现可能形态到现实形态转换的内在条件。

三、人的经验世界与构成语言要素的文字以及句子的涵义理解

值得指出，自然语言维系着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民族认同是对自己出生地和方言深深地眷恋和认同;国家认同则是对国家和国家语言有意识的理性依赖。由于同一民族共同的生活经验是命名的来源，所以词义的民族性与经验性不可分割。但民族认同与无意识的个人认同紧密相连，不可讨价还价，国家认同则是后天形成的，表现为有意识的道德责任。从自然语言的基础要素文字看，一种符号是否属于文字，主要看它能否符合文字的性质。因为文字既是人类的生产经验、社会经验乃至精神生活表达的物质载体，又是话语涵义理解的基础。如云南纳西族文字，书写时字形会随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古老的文字有许多容易理解的文字画，如九字，就写作九个点，当说到九个蛋时，就把九个点改写成九个蛋形，这既可以是九的意思，也可以有蛋的意思。可以说，纳西族类似九这样的字，就有一点汉字指事与象形结合的特点。因此，虽然在言语行为中，交际主体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没有交际主体的参与就无所谓语言及言语行为，也无所谓语言的指称。但这种经验不是个人经验，它属于民族、社会，它是语言使用群体通过交流凝聚在词义中的智慧。这是由于事物的命名基于对事物的比较，而比较的参照物总是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者说，选择近距离参照物是造词的基本规律，一旦造词成功，民族历史文化内涵便固化在词义里，就成为话语涵义的文化背景信息。

然而，就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本身而言，它始于人们进行交流的动机和意向，并粘附着丰富的心理表象，它大致经历着四种形态的互动思维：一是经过对一连串动作的感受，以身体活动图式迅速地形成动作思维;二是动作思维的活动在大脑中形成一连串的意象，即可以脱离动作本身而以意象再现为特征的意象思维;三是意象思维经过定向简化，把繁杂重叠而零乱的意象整理定向为类似于元结构形成的主、谓意义内容，形成内容思维;四是内容思维向语言思维转化并成为语言思维的过程。因而可以说，有了语言思维，人们才有了交流。因为人类所具有生命意义的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人脑为主体的意识，一种是以人身体为主体的行为。我们人类就是通过自己的意识与行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人们会发现，在现实中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及行为是不同的，即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意识及行为都有差异。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会发现，有许多出色读心能力的人，他们善于捕捉交往情景中反馈出来的细节，有因阅人无数而累积的丰富经验。如一个人进入到一种异族文化中，就不得不做大量的推断来解释和预测周围人的行为，就会产生所谓的文化休克现象。但这些个人能够通过持续地调整，最终学会并开始试图解释和预测，从而了解异域文化现象及日常规则。黑尔德认为，在生成性现象中包括吃与喝、醒与睡、情爱、繁殖与生育、维持生命斗争、青春与衰老等，因为在所有文化人类那里都可以找到这些现象。换言之，它们为这些文化人类之间作为文化人类的相互认同提供了一个第一性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人们建构的理论也好，还是生成性现象的模拟也罢，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你高我下的零和游戏，两者之间无论谁主谁辅，只有它们有效地结合，才能够更好地读心，或者说，更好地理解。

的确，人们的话语行为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可以被观察的行为，而且还应该是一个可以为观察者所能够见解的行为，所以只有那些可以用清晰语言表达，并能够得到科学验证的经验，才能成为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知识。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涉及对象，而事态是由对象组成的，是诸对象的结合。事态的结构就是对象在事态中的联系方式，即对象的本身的配置。所以说，对象之间的连接并不需要黏合剂，对象之间是相互衔接和咬合的，这样对象的配置本身就决定了事态的结构。应该说，只要一个对象在事态空间中的位置确定了，所有其他的对象与对象的配置关系也就确定了。因此，知道一个对象就等于知道对象的一切内在特性，也就等于知道它在事态中出现的一切可能性。语言是对现实的表征，是完全依赖于大脑而对现实的表征。在人们的思考分析过程中，一般都会假设一个简单对象存在，因为为了对语言和命题进行详尽地分析，这种分析必须是有终极结果的，即我们的命题分析必须是有尽头的，由此我们有必要设定简单对象的存在。可以这么说，对象是简单的，这是人们逻辑分析和命题分析的必然结果，而那些不能再分析的简单成分，在命题中就是名称，与之对应的就是对象。应当指出，语言学中人们所谈论的表征，只不过是更为基本的诸如信念、愿望和意向等一些心智表征的延伸。因为感受是私人的，个人对自己的感觉有直接体验，这就像人单独玩单人牌游戏一样，是一个自明的道理。也可以这么理解，由于心智和认知能力对人们认知世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所以，许多语言问题的理解，都依赖于对最基本心智过程的理解，人们对语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依赖于人们对心智能力的深入研究。

四、人的感受质与人们的语言交流以及句子的意义值

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涉及到人的体认与感受，而感受质的问题与人们关于外部对象的知识有关，它是知识的构成和表达所直接联系的。美国哲学家克来伦斯欧文刘易斯是最早在哲学中将感受质作为哲学术语来表述的。后来，人们为了解决意识现象是否独立于身体存在的问题时，就将感受质的认知归为三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将感受质理解为我们感受经验中的对象或构成要素，如皮尔士;另一种则是把感受质看作是我们对对象的一种特殊的纯粹的主观感受，如刘易斯。如果说，皮尔士和刘易斯对感受质的讨论还只是在追问形而上学意义上所有物的话，那么第三种类型就是费格尔的解释。他首次把感受质与语言表达联系了起来，并通过区分亲知的知识与亲知，把感受质放到知识的表达层面上。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可感受就意味着可表达。刘易斯在《心智与世界秩序》中指出，某一已知事物有一些可分辩的特质，并在不同的经验中是可重复的，因而是普遍的，但它必须同事物本身的性质区别开。因为主事性就是意向性，并且行动者的意向性因素，还能够导致这种关联性的出现。进一步讲，表达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当哲学家们将外在客体的原子论转变为主体的理念论时，其实，心灵、语言世界、对象世界就交互出现在了人们的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之中。也可以这么说，主事性体现的就是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因果性。虽然意向性蕴涵着主事性，但是反过来，则主事性并不蕴涵意向性。这是因为，人们的经验内容是由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外在的手段加以验证的有关物理特性，而且包括了我们无法表达的，但的确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某些纯粹主观的内容。更进一步，语言的理解根植于语言交流，因为语言的含义是理解出来的。而且，这里所说的理解，就意味着连接语言文字的含义，就意味着去理解人们的思想。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既然理解意味着连接语言文字的含义，意味着理解人们的思想，那么也就意味着文字是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基础。因为文字是句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汉字的起源大致有三个阶段：开始是汉字正式产生前的酝酿、孕育时期的文字画和汉字性符号阶段;后来是汉字字符正式诞生的阶段;最后才是早期文字被广泛使用并逐步成熟阶段。汉字各种字迹的文明，尤其是汉语书法文明，后来成为中华文化精神家园之一。这其中的识字书法就是以汉字自身的结构作为基础，它是对形的物质享受。所以，早期汉字产生和其他物质文明的创造及技术创新一样，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汉字字符看，它的象形与指示作用是连在一起的，其表意功能离不开用图形讲故事。但汉字正式形成的判定标准及其表现形式应该是连字成句，这是用线性的排列组合来表现的，哪怕只有二、三个字，它就能记录最简单的语言，表示主谓、主谓宾或偏正关系。应该说，正因为文字的产生，肯定具有通常清楚地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统一且固定的符号系统，才能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出现了。而与汉语等表意文字相比，当今世界上的那些表音文字，与这些表意文字并不存在着截然二分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此，索绪尔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谈到表音文字时说，表音文字系统很容易演变成各种混合性文字系统：一些表意文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值，最终变成了表示孤立声音的符号。

五、结论

话语理解是大脑的作用，因为人类的镜像系统确实能够使我们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而且，人们的行为目的还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别，它涉及到价值层面的合理性。如果可理解在意义上首先涉及思维之域，那么语言和逻辑更多地与交流相联系，因为人们行为目的的可理解关乎意义上的合乎理性。或者说，由于人们是以理由为根据，在赋予行动价值意义的正当性同时，行动也从根本上体现了理性的自觉。如人们对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感兴趣，就是把自己置于别人所处的最初状态之中，从别人的角度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再看看产生什么样的决定，这就好像人们想要知道一个人服用了某种药物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可以自己吃一粒一样。这种方法使得人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得以理解他人。当然，语言还是族群意识的主要建材之一，因为语言思维只有在寻找已经存在于大脑的，并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概念外壳时，内部思维才会成为向外部形式延伸的基础，而且当这些概念被嵌入在这个族群里，它也就已经约定地构成，思维也就成为能够为这个族群的其他人所能够理解的语言表征。但这不是唯一要素，其他还有同一血统和相同文化传统等。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过程存在着同类之间的移情、共感，存在情绪扭结、情感关系、语言的文化信息互动，等等。这与面对非生命的物体时的理解方式相去甚远，所以，通常从内部语言外化成为比较正式的、合乎句法和词法的语言表达式的过程就是一个保留了意义与语言的格式，并使之逐渐形成、加强、固化的过程。这其中的区别恰如人们考察私人语言与单人牌游戏的区别，它的关键在于单人牌存在外在监督的可能性，有旁观者的观点可供参考。

总而言之，人们对语词的描述、定义，实际上是对语言认知经验的描述和定义，这是因为，人是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因为人们的现实感、存在的意义都依赖于世界，并且，人们进入世界最重要的方式也就是言语和行为。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作为言行现实的依据理由也并不是以单一的形态呈现，而往往是展开为一个结构，这其中既包含有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认知，也涵摄有人的意向、目的等各种因素。进一步讲，人们是以理由为根据，并在赋予行动价值意义的正当性同时，也从根本上体现着人们的理性自觉。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在任何有效的言语行为之中，其话语行为一定是一个能被观察者所能够理解的行为。这样，理解就意味着连接语言文字的含义，就意味着理解行为者的思想和意图。因而，毫不夸张地说，人们从语言逻辑的视角来探究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这既对语言逻辑的发展不可或缺，而且又能够帮助人们对心智与认知、行为与意向等诸多心智哲学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更为有效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篇2：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

2010年4月23日对工会转型的基本涵义理解与思考

奉天物业职业工会主席祁伟鹏

当前，我市工会为全面推进工会转型，构筑工会工作新体系、新蓝图，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组织和动员各级工会干部参与研讨和献计献策。作为一名职业工会干部，深

感这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工会人必须在工会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回答的历史新课题。现就自己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工会工实践的思考，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诠释工会转型的基本涵义提出自己浅见。

深刻地把握工会转型涵义其精神实质，对提高我们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工会转型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能力，在工作实践中寻求工会转型的新途径，实现科学、有序、有效、全面推进工会转型，有着重要统领意义。

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从这一概念引深理解和诠释工会转型的涵义，我个人的理解为：工会转型就是按照党的要求和工作重心，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大局，服务与大局。按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需要和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需要，按照我国工会所具有的性质、职能及特色、所决定的工会组织内在的工作任务特点需要，根据工会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的实际需要，工会的决策层按照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工会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和发展战略大范围地进行动态调整和创新，将旧的或已不适合原有的工会工作模式转变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工会工作新模式。将工会工作思想观念有一个全新的转变和提升，全面展示和凸显我国工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国工会运行模式与精神风貌。

按照这个涵义工会转型应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讲政治的高度,通过转型一进一步强化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体现在服务与党的工作目标和中心工作大局上。

当越来越多地方的党政将“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之后，工会能否有更大的作为？这是一个考验。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是工会在转型中需牢牢把握和坚持的原则和方向。

工会是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工会是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它不是执政组织，只有围绕党的工作大局和工作中心，在参政议政方面真正有所作为,才能真正发挥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和国家政权社会支柱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强化工会组织的政治意识,主动参政议政。要发扬我各级工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通过参政议政,通过建言献策,通过一系列为党分忧,为国分忧,为市分忧，为职工分忧举措。切实体现市工会组织服务于党和政府工作大局能力与作为。市总工会转型就此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新举措。

1我市应该出台一个具有适合我市工会参政议政特点和内容的《市工会参政议政工作纲要》或类似的工作指导意见。工会转型应从市工会这个龙头做起。在参政议政范围、途径，重点内容上加以明确，使党的民主更多的体现在工会能及时准确的代表广大职工意愿和要求上。

2市总工会也应在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出台一个《市总工会服务于党和政府工作大局实施意见或办法》，作为指导本市下级工会开展此项工作参照。

3市总工会应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与之为专题会议或研讨会，增强工会服务与大局的紧密度、深度与广度及力度。从某种意义讲，工会县、区以上工会决策层，通过各种形式及途径，不断加大参政议政的力度和广度，彻底改变原只限于和只强调于企事业以基层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民主管理的参政议政境况。有利于工会在了解大局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效地开展服务于大局工会工作。

二是从全面推进工会转型实效性选择切入点

1加快工会转型，通过学习和深入研讨解决人的思想认识是首要前提。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针对影响转型的突出问题，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工会干部培训班，增强工会各级干部特别是工会领导干部对转型的理性认同和实践认同。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工作整体思路，制定推进转型的具体实施意见，组织开展工会转型创优达标活动，同时建立一整套有利于推动工会转型的绩效考评体系，努力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工会转型工作中来。进一步凝聚和开掘工会干部的智慧和创造力，提高工会工作的理性思维和科学运作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上，深刻认识工会转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把思想观念、组织体系、活动方式等切实转到全面为党和政府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大格局上来，促进工会工作跨入新的阶段，创造新的水平。

2从更新角度进一步认识工会转型的原则

篇3：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

一、课程涵义的多维理解[2]

(一) 课程的范式与课程定义。

范式是课程研究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领域。代表人物默顿和库恩分别从课程探究形式和课程发展信念的角度研究课程范式:默顿认为, 范式是对一个领域已发展的理论和研究按其成果加以整理, 以归纳出该研究领域中基本的研究命题和理论观点, 它是一个系统的整合, 是一种成果, 是一个后设性社会学的建构;[3]库恩认为, 范式是从事某一学科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守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包括共同的理论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三个方面, 具有单一性和不可共量性, 它是一种生成性的社会构建, [4]课程范式的研究就是一种建构性和生成性过程。有学者将课程范式分为技术性课程范式、实用性课程范式和批判性课程范式, 并据此将课程定义为是一种实体性静态文本或教学计划, 即把课程视为一种“产物”;课程是一种通过社会—政治的互动而构建出来的“意义系统”, 即把课程视为在流动中生成的有价值的体系;课程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实践活动, 即把课程视为一种建构和活动过程。

(二) 课程的立场与课程定义。

立场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纵观课程发展历程, 课程立场常表现为两种思路:一是从“目的—手段”或“存在性—个人性”出发定义课程, 一种是从“知识、儿童、社会”三种不同立场定义课程。从“目的”看, 课程分别被看作是预期的目标;从“手段”看, 课程是实现目标的工具, 课程即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从“存在性”看, 课程是客观知识, 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可视产品;从“个人性”看, 课程即学习者所获得的经验, 是一种主观性的体验。循着“知识、儿童、社会”三个不同立场, 课程分别这样定义:课程即学科知识, 课程即儿童所获得的经验, 课程是政治、文化文本。

(三) 课程的隐喻与课程涵义。

课程的隐喻是课程立场更为形象的理解性话语, 它赋予课程含义以比喻意义, 在课程含义的理解上担任重要角色。例如, 最原始的“跑道式”课程隐喻、中外具有相似性的“学科式”课程隐喻、阐释并演绎杜威课程思想的“经验式”课程隐喻。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教育科学领域的“范式转换”使课程也出现了新的课程隐喻———“文本”课程隐喻和“通道”课程隐喻, 代表人物分别是美国课程理论家威廉F·派纳和小威廉姆·E·多尔。派纳把课程理解为政治文本、制度文本、种族文本、性别文本、传记文本、美学文本等多种文本;多尔认为, 课程是“一种形成性的而不是预先界定的, 不确定的但却有界限的”, [5]“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 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6]此外, “乐谱”课程隐喻认为, 课程似乐谱, 教学似演奏作品, 同样的乐谱, 每一个演奏家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从而有不同的演奏和演奏效果, 主要是由于对乐谱的理解和演奏的技巧。[7]这些新的课程隐喻体现了人们超越于原有课程涵义的狭隘视域, 开始运用不同的话语来解读课程的无尽意义。

(四) 课程的层次与课程定义。

课程是一种由多种主体参与的进程, 根据课程主体的不同, 课程层次分为决策层次和运行层次。课程的决策层次属课程管理体制范畴, 是处于不同权力层面的主体进行决策而确定的课程所形成的层次结构, 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美国学者古德莱德 (J·I·Goodlad) 将其分为理想课程、正式课程、领悟课程、运作课程和经验课程五个层次。理想课程指由一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课程专家提出的应该开设的课程;正式课程也是就列入学校课程表中的课程;领悟课程即任课教师所领悟的课程;运作课程即在课堂上实际实施的课程;经验课程是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实实在在体验到的东西。课程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 存在不同的层次, 课程的层次不同, 其定义也不同。

二、课程涵义的多维理解对研究学前课程之启示

课程定义的多样性、课程涵义理解的多维性反映了人们对课程本质的理解。人们对课程的涵义理解集中于两个倾向:一是把课程窄化地描述成一项系统或一门学科领域或所学的知识, 认为课程是孩子在校所学的知识, 即“课程即知识”;二是把课程泛化成学校中的广泛的、无所不包的与“教育”等同的概念来理解, 认为课程是指孩子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件, 即“课程即生活/经验”。这两种典型的对课程定义缘于课程本身的复杂性, 直接原因则在于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研究角度各异。课程范式对我们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的架构和思路;课程立场和隐喻暗示了进行研究的价值取向的选择, 指向了从不同方面看待问题的视域;课程的不同层次使我们明白不能顾此失彼地只注意某一层次而完全课程的全貌, 否则便有扭曲课程的危险。这种课程的涵义的多维解读、多元话语的相互角逐使课程的意义无尽, 研究者也可以相互对话, 从中受到启迪。这些启示也将会对学前课程的研究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向。

(一) 学前课程研究者研究的思维方式不能拘泥于“本质主义”, 走向意义生成。

思维方式的转换对学前课程改革具有决定意义, 它不仅影响人们对课程的认识、态度与行动, 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是否接受、认同、执行某种新课程范式。回顾我国的学前课程研究, 在承认其进步、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它缺少了反思与批判精神。传统的课程研究思维方式是:在课程品质上坚持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的逻辑以及精确的标准和毋庸置疑的结论, 使课程呈现出“确定性”、“权威性”品质;在课程目标上坚持以承传基础知识、技能为全部的内容, 要求学前儿童牢记“现成”知识, 因而承传定论性知识成为学前课程理所当然的旨趣;在课程实施上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 遵循“输入—产出”的运行程式, 只关注接受、掌握、认同、服从等指标。这样的课程思维方式无视学校课程的发展性、创新性、建构性的特点与机制, 造成了权威主义的教育逻辑与塑造、加工、驯化式的教育途径及方法。多年来, 学前教育过程中严重的异化现象无不受到本质主义课程思维方式影响, 因此, 学前课程的改革势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本质主义的课程思维方式, 消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克服课程研究中的简单化现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 由于“理论”取向几乎成为所有学科的典范, 课程涵义和价值取向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教育学意义, 学前教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在“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的两大学前教育研究取向中, “理论品性”成为学前教育学的当然选择。[8]但是, 理论品性的学前教育研究急需的不是理论的来源, 而是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 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观点、看法或意见, 尽管它必须依靠细致的研究逻辑和科学的技术。学前课程是基础课程之基础, 处于课程层次的最底端, 在课程品性上是不确定性、非权威性、非永恒性的;课程目标上具有启蒙性、全面性, 而不是只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在课程实施上凸显活动性和经验性。因此, 走出本质主义的研究思维方式的泥沼是学前课程研究者学术品质的关键所在。

(二) 学前课程研究者的话语体系不应一味去“适应”。

课程的定义既是课程的起点又是其终点, 课程的话语及其功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人们对课程定义的怀旧式情感中总是将其中一个定义作为自己追随或崇拜的定义并加以运用之, 但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 课程的含义不能丰富, 课程话语之间的对话就走向枯竭, 教育学科处于一种迷失自我与学术缺位的状态之中。[9]因此, 我们需要课程定义去承载建设性话语, 让多元话语促进“概念的进步”, 使其成为一幅更为复杂的课程画面。[10]习以为常地去参照自己的情境, 形成自己对所见东西的反应, 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学术方式, 一种批判性思维, 一种带有自己见解的观点而进入的学术习惯。

学前课程是一个具有多层面、多重定义的复杂概念:学前课程是幼儿园所设科目;学前课程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计划或方案;学前课程是幼儿在幼儿园所获得的一切经验;学前课程是幼儿在幼儿园环境中进行的、旨在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的历程;学前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 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以促进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11]

尽管每一种有关学前课程的定义都有其局限性, 但也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哪种定义, 而是了解每种定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及伴随的新问题, 以便对学前课程的认识更全面、辨证。学前课程虽是课程的下位概念, 但其特殊性不言而喻。从已有幼儿园课程的涵义中可以看出, 它是在课程框架之下的另类话语表述, 没有超越于原有课程概念的框架。由此, 笔者困惑的是, 学前课程理论是保持原状还是不断革新?是适应大课程还是建立自己的课程体系?是一味“适应”已有的课程理解, 还是批判性地建构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学前课程的自主问题, 要走向自主, 探讨其内在概念并抓住其内在动态过程就成为学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2]

(三) 研究学前课程的最好方式是研究自己。

课程是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复杂体, 课程涵义理解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正是来自这种复杂性。虽然课程的多维理解可能在短时期内引起实践中的混乱或无所适从抑或出现教学式微, 但在“多语言的话语”样态下对课程的不同层次和角度的研究可揭示课程的特征, 反映课程的规律, 对我们了解和把握课程这一复杂对象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彰显出课程领域充满活力。在这种共时态的课程多样性定义下, 作为课程的研究者, 不应该只是被动地去适应已有的课程定义和理解, 而应该生成出自己的课程含义, 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有更大的空间去发表自己关于学前课程的理解和看法, 架构起自己的课程观, 而非盲目追随课程的“权威”定义而迷失了自我。

对课程的定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它的处理方法。“如果能从对课程的学习和理解中去品味做事的态度和方法, 以此从生活内涵、生活情趣上不断地自我发展, 则内心总较他人充实, 智慧总较他人圆通, 容颜总较他人愉悦, 欲念总较他人远淡清逸。这样, 浸润在一种乐趣滋生、意义萌芽的心境中, 艰难可能被消除, 焦灼可能被减弱, 惶恐可能被化解。”[13]作为学前课程研究者, 我们是盲目追随大课程论的思想轨迹还是应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课程体系?定义学前课程是否是要求一统化还是多元理解?学前课程领域尽管没有发育出成熟的课程模式和成熟的课程体系, 但并不意味着要像大课程论那样经历从“课程开发”到“课程理解”的范式转换过程, 学前课程的研究是基于大课程并与大课程、国外课程和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展开深入而广泛的对话, 在继承已有课程研究之成果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 在与多方对话中形成对学前课程定义的多元理解。

参考文献

[1]H.P.里克曼.狄尔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209.

[2]“课程含义的多维理解”这一部分是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靳玉乐先生为博士生授课“当代课程论的进展”专题讲座的思想精华, 笔者于2008年9-11月期间在聆听其授课内容后经过归纳并整理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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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美]威廉F.派纳等.理解课程 (上)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27, 25, 506.

[11]冯晓霞主编.幼儿园课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4.

篇4：话语行为与涵义理解的研究

语言哲学家奥斯汀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 经过发展和完善, 言语行为三分说成为语用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 然而较之言外行为, 言后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生了语言转向, 此后学界开始逐步在语言学维度下对政治话语进行研究。政治与语言具有不可分割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 人类是通过习得和使用语言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Woods, 2006) 。语言的行事功能决定其是政治的重要成份, 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解释分析政治话语是可行且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然而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模糊语、预设、会话含义和礼貌原则, 应用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政治话语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 运用言后行为的概念,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中发表的重要政治讲话为语料, 探讨政治话语的言后行为模式, 旨在揭示政治话语的言后行为与国家身份建构的关系, 以期拓展言后行为的理论应用范围, 为政治话语的语用学分析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

孙吉胜 (2009) 认为国家身份的研究属于国际关系领域, 但政治和意义的关系决定了语言和政治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完全忽略语言。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行为, 能够建构意义、话语, 建构社会语言结构, 影响行为体的行动。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 有关身份和话语体系建构已有一些研究。方芳 (2014) 通过对恐怖主义媒体话语的讨论, 对中美国家身份进行探析, 从国家身份建构的视角阐释了媒体安全话语呈现的缘由, 并提出了国家身份与安全建构的框架。而袁莎 (2015) 提出语言权力的概念, 认为国家不仅能用物质权力达到战略目标, 也可以通过发挥语言权力“以言取效”。关于政治话语中言后行为的针对性研究较少, 其中何丽萍 (2011) 对英语政治演讲的言后行为进行了讨论, 但并未得出政治演讲的言后行为模式, 分析不够深入。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 言后行为

言后行为是言语行为三分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汀对言后行为的定义是“在通常情况下, 话语说出后, 在听话人、说话人和其他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上产生特定的后果影响” (Austin, 1962) 。言后行为并不是仅由说话人完成的行为, 听话人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产生效果”意味着说者和听者的配合或合作 (顾曰国, 1989) 。言后行为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参与的具有互动性的过程。同一言外行为, 针对不同的受众, 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言后之果。

(二) 国家身份建构

“身份”最初是哲学概念, 后被引入社会学领域, 用以阐释行为主体的政治和社会行为。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集体。而国家身份作为集体身份的一种, 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 (秦亚青, 2003) , 本研究选取其作为政治行为体的概念。“身份”不是给定的, 而是经过动态变化生成的。身份的生成, 是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交互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是通过本国社会文化和国际间的交互建构而成。

(三) 研究框架

基于Goffman与Thomas的话语角色理, 论本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以上模型框架, 旨在阐释政治讲话的交互模式。实际发话者为讲话人, 隐含发话者为讲话人所代表的并未出席的政府或机构。实际受话者是政治讲话的直接对象、实际受话者是讲话发出者的话语意图和信息所指向的受众、观众为其他不在场的参与者, 不属于言语行为的正式参与者, 为政治讲话的间接言语对象。各类参与者的角色并不是绝对单一的, 其间互有重叠。对于政治讲话本身来说, 一旦发出, 在其包含的话语完成微观言语行为的同时, 自身也作为一个整体, 完成了宏观言语行为。

在解释政治话语言后行为模式的基础上, 本研究加入了国家身份建构的基本流程分析。美国学者Wendt (1999) 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身份建构主义, 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身份决定利益, 利益决定行为, 行为塑造身份。而此处的行为除了客观实在的国家行为外, 也包括言语行为。综上, 本模型框架符合建构主义的理论, 国家身份不是既定的, 而是通过交互, 不断变化生成的。

四、政治话语中言后行为与国家身份建构阐析

本研究运用上文提出的政治话语言后行为模式框架进行语料分析, 以期更加深入地解释政治话语的言后行为与国家身份建构的关系。

(一) 宏观言语行为视角下言后行为的实现

在2016年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在讲话发出后, 各界对此篇讲话提供了反馈, 本研究在相关报道中提取出如下三条反馈。

——中国作为: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人民网)

——对于习主席在讲话中……,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防止核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特里曼表示, 习主席的讲话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注入了信心……与会核能领域人士表示, 期待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 (央视新闻)

——The just-concluded fourth and final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saw some serious progress…China joined in the strengthening nuclear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initiative…And accept peer review of its nuclear security arrangements. (哈佛贝尔弗研究中心)

首先, 第一条为人民网的报道, 通过习主席的讲话, 中国展现了作为大国的担当。此时宏观言后行为发生在观众层面上。其次, 第二条为央视新闻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项目负责助理对习主席在核安全峰会上发表的讲话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此时言后行为发生在直接受话人层面上, 是与会人员对该讲话的反馈。最后, 第三条为哈佛大学贝尔弗研究中心于峰会后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 报告称中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对中国的合作行为表示了赞许。此时, 言后行为则发生在目标受话人层面上。虽然言语行为作用于不同的听话人层面上, 但其产生的言后行为都指向该政治讲话。

以上均为各方针对讲话全文进行的反馈, 是讲话整体作为一个言语行为发出后, 在宏观层面上产生的言之后果。习主席于核峰会上发表的中国致力于关于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并推动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表明了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重视合作和寻求发展的态度。从各方的反馈来看, 中国通过此次讲话传达出了积极的信号, 进一步构建了态度积极、有合作精神、有行动力的大国身份, 这对中国今后在核安全问题乃至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等领域顺利展开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帮助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而有助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实现。

(二) 微观言语行为视角下言后行为的实现

Searle (2001) 对言语行为做出了如下的分类, 即阐述类、指令类、表达类、宣告类和承诺类。在本篇政治讲话中, 微观言语行为层面上完成较多的行为分别是承诺类中的承诺行为和指令类中的建议行为。在此, 本研究以承诺行为为例, 进行言后行为与国家身份建构分析。

例:中国将启动应对核恐怖危机技术支持倡议。我们将同有意愿的国家和组织一道, 开展民用核材料分析、溯源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积极组织模拟演练, 共同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在这里, 习主席用“将启动”和“将同国家组织一道”做出了中国对核安全未来工作的许诺, 完成了承诺行为。

——相信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将继续为构建全球核安全体系贡献智慧、做出表率。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针对中国在峰会上提出的此项保证给出了反馈, “相信中国将继续贡献智慧、做出表率”表明了其对中国所作承诺的信任。通过承诺塑造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助于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取得并维持一定的话语权, 对国家周边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 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有助于中国得到良好的发展环境, 并在和平共赢的环境下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通过承诺构建大国身份, 实现国家义务, 能够使世界各国相信并支持我国, 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利的最终实现。

回顾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发话人通过政治讲话作用于受话人, 使受话人理解其想表达的意图, 辨析出言外之力, 从而达到构建国家身份的作用。从本次核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讲话的言后行为来看, 中国致力于构建负责任、积极、有能力、具有合作精神、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国身份,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政治讲话构建出一个良好的国家身份, 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同时有助于别国认可其合作精神, 从而加强与别国各领域间的合作、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并增强国家话语权。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发现, 政治讲话在发出后, 同时完成了宏观言后行为和微观言后行为。国家身份是不断变化生成的, 因此借由政治话语言后行为的实现, 政治讲话可以逐步建构出有助于落实国家外交目的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身份。研究发现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崛起, 致力于构建负责任、积极、谋求合作共赢的大国身份。

本研究提出的政治话语言后行为模型框架存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其系统性和逻辑性。此外, 本研究的实例分析尚不够充足, 还需要大量的政治讲话进行语料分析, 用以验证模型和结论的普适性。政治话语与语用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未来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今后的政治话语研究不仅要注重理论价值的实现, 更要重视研究的现实意义, 通过在语言学领域对国家身份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外交与国家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摘要：本研究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 运用言后行为的概念,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中发表的重要政治讲话为语料, 探讨政治话语的言后行为模式, 揭示政治话语的言后行为与国家身份建构的关系。研究表明, 言后行为在政治话语分析中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 政治话语的言后行为模式有其特有的语用特征, 在政治讲话中通过言后行为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利于国家外交目的与国家利益的实现。

关键词：言后行为,政治话语,国家身份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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