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与逻辑（精选四篇）
实质与逻辑 篇1
回顾近百年的历史, 我国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我国农村政治制度从皇权下乡村自治制度到现代国家制度, 经济体制经历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转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也随之变迁。具体地说, 在不同时期,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路径主要体现为:社区宗族组织供给为主
一、研究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的范式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运用制度分析变迁时, 大多数情况下, 仅仅是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 而不是指整个社会结构中制度变迁。之所以这样, 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是社会分工、产权形成在先, 国家权力作用在后。当西方学者在研究制度变迁时, 很少考虑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1]。
但在中国, 如果只注重制度安排而忽视制度环境, 分析就会产生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国家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从19世纪中期开始, 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危机, 也开始了现代国家构建历程[2]。
可以这样说, 以诺思为代表的西方制度变迁理论总体上属于“诱致性变迁”理论。然而在中国, 由于先有政治权力, 后有经济结构, 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政治制度在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又决定着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创新, 或者说是“强制性变迁”。
据此, 借鉴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 研究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范式应为:
制度环境 制度安排 制度绩效
这一范式的逻辑结构为: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而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绩效。可以说,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而言, 基本上遵循: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
二、国家发展战略转变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传统社会的中华帝国分布着庞大而又分散的小农经济。本着“本固邦宁”和增进税赋, 历代皇权政府进行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及救灾恤民, 但“轻徭薄赋、予民休养生息”是历代帝国实施“仁政”的理想, 也可以说是农业帝国的发展战略。帝国的财源是农业税, 但农业决定了可提供经济剩余有限, 财力不足决定了历代政府难有更大的整合社会资源和提供必需公共产品的能力, 财政更多服务于王朝的稳定和安全。这种性质决定了乡村社会大部分公共产品只能由乡村居民自我供给, 并发展出以社区宗族组织供给及私人供给为主、以皇权政府供给和其它民间组织自愿供给为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集合。
近代以来, 现代化、工业化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主题[3], 以集权为主要特征。
几千年的传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 主要是通过征收税费的方式进行, 即“以农养政”。国家对乡村的统治和整合在于获得对农民合法的征税权, 在于参与对农业经济剩余的剥夺和分割, 以维持上层统治和文官政府的运转, “皇权”在形式上是一般“止于县”, 这是客观条件的制约。今天我们从现代经济学角度来看, 传统社会的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充分节约成本的汲取式整合的国家治理方式。即便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所谓的“乡村自治”状态, 也是统治集团基于“法酬”最大化, 节约统治成本考量的一个“副产品”[4]。
在皇权制度下,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政府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成为“皇家私事”, 是皇恩浩荡的体现, 因而具有不稳定性。通常王朝早期会感受“船能载舟也能覆舟”、“打江山易保江山难”, 水利建设、社会抚恤的供给水平较高;而到后期多数统治者荒淫骄奢, 供给水平也大幅度下降。
进入近代以后, 这种汲取式国家治理, 仍然是推动中国农村体制变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整个20世纪, 就是国家政权不断下沉, 向乡村渗透, 并将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的过程。”这个“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 实质上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力图对整个国家进行制度和文化的整合, 从而建立一个能对社会与全体民众实行有效动员与监控, 并借此也能为现代化成功汲取资源的国家政权体系[5]。
新中国建立,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进行了重建和再造,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与国家治理相对接的社会组织形态, 也成为国家对乡村进行汲取型整合的载体。它瓦解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和家族权威, 也取代了传统的负责村庄公共产品的自发组织, 并且能够更有效的动员村民的集体行动。这一“国家治理”模式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如加强农业生产基础建设, 建立低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加集权的“全能”政府体系和忽视农民需求、决策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 也形成了“超级政府与弱小农业财政”并存的格局[6]。
1978年以来的农村经济改革, 不仅使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变革, 同时也带来农村政治社会体系的重大变动, “乡政村治”模式取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治理模式, 国家开始有意识的权力收缩, 致力于民主-国家构建。但是, 无论是人民公社, 还是“撤社建乡”, 高度集权的政府体系、“超级政府与弱小农业财政”并存的格局依然存在, 这必然导致村民自治始终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 民主-国家构建不足导致汲取型治理的权力运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决策程序自上而下, 忽视农民需求, 政府间随意向下转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因此, 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随经营方式等客观经济基础的变化, 在供给主体、供给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它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延续——即“汲取型治理”一脉相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导型”制度也未根本转变。
1990年代日益沉重的农民负担、超级政府的人员膨胀, 加上部分干部的腐败等因素, 导致了干群关系的紧张, 农村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汲取型治理”难以为继。
从2006年起, 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 步入了“后税费时代”。农业税的免除, 标志着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它标志着我国几千年来的“汲取型整合”和“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现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 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进行, 这是一种“服务型整合”。从汲取型整合转向服务型整合, 是国家治理从集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 是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环节。为此, 中央提出了农村综合改革, 要求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预示着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序幕拉开。在“服务型整合”治理机制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由“供给主导型”向彰显“以农民为本”的“需求主导型”转型是其变迁的必然趋势。
四、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经济结构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种特征: (1) 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 (2) 具有突出的离散性; (3) 具有典型的同构性。乡村社会实质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 (哪怕是家长式的乡绅家庭) 组成。一般而言, 在乡村内, 公共责任“利他”的, 主要由乡绅承担。之所以这样, 因为个体乡绅的“利他主义”行为会在当前或将来获得各种收益回报而与其个人内心的利己追求相吻合。根据“智猪博弈”, 即使有限的针对外部的治安, 经济富裕的大户、乡绅等政治经济精英也愿意积极供给或组织, 避免了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组织困境或是因搭便车导致的供给不足, 使乡村社会公共产品能维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供给水平。
近代以来,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解体, 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建构。经过近百多年的努力,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国现代国家建构取得了重大进展, 将离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体系, 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经济计划化, 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供给型的机制。国家或集体基本上垄断了经济资源, 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一般消费品, 都是通过一种政治的范式来提供。人民公社时期, 政社合一, 高度集权,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 (集体) 主体包办一切、“工分制”的制度外筹资方式、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和运动式生产管理;它体现为计划方式供给, 忽视农民需求, 供给总量不能反映需求状况。
当时, 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 农民的需求首先是吃饱穿暖的私人产品, 其次是农田水利设施等生产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医疗卫生等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由于高度集权下的民主缺乏和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特别是农民的无需求差异, 人民公社依照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和计划方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充分利用了国家和集体的政治权威优势。但是, 它过于强调以政治方式解决经济问题, 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生产管理, 容易违背经济规律, 导致供给的经济效率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需要对国家、集体、农民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进行界定, 促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不再是单一政府, 而呈现政府、市场、社区、第三部门多元化趋势;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管理手段多样化, 如政府直接投资并管理、特许经营、合同承包、BOT投资等方式等, 更加重视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制度——筹资制度不得不艰难地发生变化, 由农民继承人民公社体制而上交“三提五统” 到农村税费改革, 再到由公共财政和“一事一议”, 体现国家、集体、农民相应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然而, 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 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决策制度上:决策程序自上而下, 依旧忽视农民需求, 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 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性过剩并存;它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管理制度上: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责职划分不明确,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各层级政府在供给责任上的具体划分, 导致了中央政府为释放本政府的财政压力把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过分下放, 使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 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下移, 也导致相互推委;同时, 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腐败现象严重, “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 反映出生产、管理、监督效率十分低下。当前, 效率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五、不同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比较
比较不同制度环境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笔者认为:
1.供给主体比较:呈现多元
2.筹资制度比较:体现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区别。传统社会皇权高高在上, 国家没有明确的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的义务, 也没有能力。这在乡里自治制度下不得不产生“家族集体主义”, 宗族组织提供了乡村公共产品建设的经济资源。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权在民, 政府向全体国民负责, 并提供公共产品。所以, 在我国现代国家构建中, 政府一直承担公共产品建设的责任。只是由于为了实现工业化, 实行了“重工轻农”、“重城抑乡”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只能来自与农村内部, 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人民公社制度和家庭承包制度虽然在农村公共产品成本分摊形式上的不同, 但实质是一样的。而统筹城乡发展就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可以看成是在全体国民基础上的筹资制度。这体现现代政府向全体国民负责的理念与实践。
3.决策制度比较:要求由集权的“自上而下”向民主的“自下而上”决策转变。在传统社会, 家国同构⑥, 乡绅是乡村实际统治者, 乡民与乡绅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因而决策自然“自上而下”。虽然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权在民, 但由于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更关注民族独立和实现工业化, 由此而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人民公社制度里, 所有的决策权都被集中于社队或社队以上的各级政府, 并通过计划实施。在家庭承包制下, 尽管在农村确立了市场经济, 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前我国的筹城乡发展是在政府而不是在市场推动下进行的, 体现为财政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公共财政性质。这导致出现不反映需求的带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因此, 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公共决策机制就成为了今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议题。
4.生产管理制度比较:反映由“自我生产管理”向“公共生产管理”发展。传统村落小社会里, 公共产品生产管理在于乡绅对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与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致, 具有“自我承担”、“自我生产”、“自我管理”的特点。在人民公社时期, 由于当时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 农民难以流动, 社队具有传统村落小社会的特征, 所以使得当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承担”、“自我生产”、“自我管理”的特点。在家庭承包制时期, 市场经济发展导致大量的有能力进行公共产品建设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个人、公司和企业出现, 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和管理也开始日益分离, 并以多种灵活的方式出现。当前, 国家、农民、市场在公共产品生产上责任逐步明确界定, 体现“公共生产管理”理念。但政治改革滞后, 在“压力型“体制下, 导致生产责任下移、监督制约乏力, 效率十分低下。
当前,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尚处于探索之中, 但体现公共财政、反映农民需求、提高供给效率是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制度的核心。
参考文献
[1] 戴维斯, 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J·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 199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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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理财.从税费征收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J].中州学刊, 2005 (6) :34.
[5] 龙太江.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个未完的历史话题[J].天津社会科学, 2001 (3) :101-102.
文化自信的实质与意义 篇2
文化自信的实质与意义
摘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属于政治范畴,而文化自信则属于精神范畴。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附体的灵魂,既是它的精神显示,又是它的价值表现。文化不仅凝结着过往历史的思想结晶,而且透现着预期未来的取向范本。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文化具有的精神统领地位决定了文化自信的“最根本”意义。
关键词;文化论文
一、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
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念、信心，体现的是民族精神状态和凝聚力。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若星河的人类文明，留下了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蕴含着顽强的奋斗精神，包涵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诸多智慧。这是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特有贡献，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所在。中华文化必定要走向世界，优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快速发展是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我们党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出发，制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方针，出台了许多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措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全面推进，文化产业加速发展。这些表明我国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文化竞争力逐步提升，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三)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是文化自信的最大本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不仅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坚定了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虽然与快速提升的硬实力相比，与历史上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曾经达到的高度、产生的影响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还有所不足，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升，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能量，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最大本源。
二、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总书记的话强调了文化自信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远和现实意义。
(一)坚定文化自信，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创造了灿烂的辉煌，包含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息、勤于奋斗的民族精神，体现着和谐宽厚、追求进步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当前，我国社会格局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更加多元，群众思想和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在推进“四个全面”伟大实践中，碰到的矛盾和问题会比以往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找到最大 “公约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形成最大限度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从而凝聚力量，提供精神动力。
(二)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在一个文化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寻找到它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它就是文化自信。正如总书记所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前进路上的严峻考验和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
文化是影响道路、理论和制度最深层次的东西，它广泛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没有文化自信，谈不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此外，文化自信也更深厚，一旦树立起来，其影响将是深厚且长远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能够快速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当前，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
(四)坚定文化自信，是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保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我们对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开放交流中，相互吸收和借鉴，同时又展现自己的文化特色与精髓。另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也会借助这个平台进行宣扬与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中，文化交流，也是文化的交锋与激烈碰撞。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重视运用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中国的主张和智慧。为此，我们必须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坚持坚守的从容，借助文化的翅膀，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展示中国人的精气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三、培育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途径与方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血脉和传统。加快培育和铸就真正的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一)坚守自身文化认同，阐释传统文化内涵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我国有着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有自己从未中断的文化传统，留下了无数的文化宝藏。坚定文化自信，首先是坚守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我们要珍视中华优秀文化，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致以礼敬，并以之为自豪，并对中华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发展前景有坚定执着的信念。坚定文化自信，还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和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鲜明特色，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价值理念，让人民群众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成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
(二)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培育和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符合改革开放的社会特征，具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新媒体环境下的现代表达形式。做好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完善和拓展，为其增添新的内容，确保文化传承的时代性、发展性和前瞻性。总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中找到那些能够体现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和主张，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三)摒弃弱势自卑心理，树立正确文化心态
当今，全球经济文化深度融合，坚定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世界性的视野，树立正确文化心态，应大力消除文化自卑心理、文化弱势心理和文化防御心理。首先必须抛弃文化自卑心理。自卑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而崛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是靠虚无主义托起的。其次还必须摒弃文化弱势心理。有的人不能正确领会中国文化的价值，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如别人，固守着文化弱势和文化防御的心态，同样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这些思想和文化心理极其有害，因此，我们既不能封闭保守，墨守成规，奉行文化保守主义;也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和文化。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文化合作交流
封闭的文化不仅是无声的，也是无力的。培育与坚定文化自信，不能自我封闭，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文化的交流合作。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时，也将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才能显示出我们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敢于和善于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特别是要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出来，把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风貌展示出来，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只有走出去，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互鉴、创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
(五)推进文化改革，增强文化创新创造能力
噱头与实质 篇3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它反映出非常重要的一点：营销所用的话术、宣传的重点，有时候未必就是这个企业自身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不虚构的事情是，很多饭店都会用“本店啤酒畅饮”的宣传语，但没有一个饭店老板会脑子进了水，以为只靠供应免费啤酒就能财源广进的。
故事听着很简单，很多人以为没人会犯那种低级错误吧？但事实是真的有。没有搞清楚营销噱头不过只是噱头，最终丢了自己的本质。这里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是陌陌。
这款社交工具有“约炮神器”的称谓，姑且可以看成一个营销噱头。虽然陌陌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是有意这么做推销的，但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最终的事实是：“约炮神器”这个噱头对于它初期用户的增长确有帮助。然而，这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如果陌陌的实质就是“约炮神器”，那么，这个社交工具商业上就基本废掉了。可以想见的是，大概也只有杜蕾斯这样的品牌会考虑在这个免费工具投放广告，其它广告主便要躲之不及了。“约炮神器”四个字有时候甚至会引发用户的选择不安装：万一被老婆看到我手机上装了这个，我可就说不清了。
对于一个初创应用而言，有无噱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这项服务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用户。但噱头到底是噱头，而不是核心竞争力，仅仅依靠噱头而起来的用户群，会在其它噱头的刺激下迅速离去。甲饭店会搞啤酒免费畅饮，乙饭店也会搞，丙饭店也会跟进，核心的要义：菜品是不是够物廉价美，服务是不是值回票价，才是一个饭店的本质生存之道。网络服务的道理是同样的。
初创应用的开发者应该很明白这一点，在使用者的认知上，噱头不要成为他们以为的实质。时间点的把握是很重要的，推出新的功能来强化自己产品的实质性竞争力是一个方面，淡化公众对自家产品的噱头性认知也是一方面。事实上，早期的QQ也会被人传为“找小姐的工具”，但QQ始终把握得很好，大范围意义上的这种认知并不存在。
其实微信也有所谓的“约炮工具”的说法，但微信运营方在功能拓展上尽力地控制住这种感觉。不得不承认的是，一部分人的确如是认为，但并没有广泛到这个程度：我装一个微信会有装一个陌陌般的担心。陌陌的一个教训是：放任它的噱头以至于到了被误以为是这个产品的本质的时候，都没有主动做些什么来纠偏。如此下去，最终被微信所淹没，因为它在大众面前，已经迷失了它的本质。
实质与逻辑 篇4
为什么“三农”问题成了问题?“三农”问题究竟包含哪些问题、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呢?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从问题提出到理性辨析
1.“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由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2000年初,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 “三农”问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 正式成为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2003年中共中央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至此, “三农”问题进入国家最高层决策的视野。
2.“三农”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高度关联、不可分割的。然而, 本世纪初之前, 无论是科学研究, 还是政策指向, 其对象基本上要么是农业, 要么是农民, 没有人把这三个概念合并成“三农”来认识。那么, 为什么现在必需把“三农”合并在一起来认识和制定对策呢?
长期以来, 农村的主要产业是农业, 农民依附于土地并以农业为生, 农村的兴衰、农民的贫富均与农业状况密切相连, 困扰国家、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能力低下, 供给能力不足。所以,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增加农产品产量。
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 借着1982~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的五个“一号文件”的力量, 农村和农业创造了空前的奇迹:农业产值由1979年1270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2564亿元, 实现了翻番;农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由1979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 翻了1.5番; (1)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首次于1981年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82年得以继续超过, 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两年。我国历史上首次整体上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 “保证人民吃饱”不再是困扰政府的头等大事。农村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民一副欢欣鼓舞的神情, 农业进入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 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现, 既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 也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 还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所以, 1984年国家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继而对外开放之后, 农民就开始了由内地到沿海、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二、三产业的大规模地流动, 农民成了城市中的“农民工”。
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力是城市和二、三产业为其提供了高于土地回报的工资。农民工的出现, 一方面, 对农村和农民有其明显的积极价值: (1) 外出务工为农民提供了第二收入来源, 也为农村提供了第二经济来源, 对农民富裕和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外出务工开阔了农民的视野, 更新了农民的观念, 提升了农民的能力, 刺激了农民的创业欲望, 也为农民向更高层次发展准备了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财富积累和关系积累; (3) 外出务工还带来了城乡的互动,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舆论准备、人才准备、信息准备、资金准备、心理准备和样板教育。另一方面, 农民工的出现,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1) 农民工大量进城, 让农村失去了绝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力, 农村教育职能和管理组织瘫痪;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不仅关乎家庭幸福, 而且累积成了社会问题;农村因此失去了活力, 农业稳定和农村进步目标地实现失去了人力资本的支撑; (2) 农民了解了远远优越于农村的外部世界, 从而对外部世界产生向往, 心理上已经不再归属于农村老家, 诸如在城市安居乐业、与市民享受平等待遇等等诉求自然而然地产生, 但往往多半落空;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 在心理上、行为习惯上、审美观及价值观上其实就是“城里人”, 但统计上和政府管理中仍将其视为“农民”, 这既让他们愿望落空, 也加重了他们的困惑、恼怒和逆反, 这一群体已经成为城市不稳定的力量并在进一步蓄积着; (3) 农民工支持了城市和二、三产业的发展, 城市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却不断侵害着农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资源, 污染着农村的环境。
与上述情况同步, 1985年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降低:1979~1984年,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超30%;1985年之后,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逐步缩小, 且呈现明显的不可逆的下降趋势 (1990年除外) , 由近28.44%逐步下降到1993年代的20%以下, 2010年更是下降到10.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见图1)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可见, 当前, 农业已经解决不了农民和农村问题, 农村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农业就业和收入已经不是农民的唯一选择, “三农”问题已经超出了农业和农村的范畴, 演变成了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一致的社会问题。评估“三农”问题需要跳出“三农”, 从农民、国家、城市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样, “三农”问题就表现为三个方面: (1) 农业、农村、农民交织出来的问题, 而不单单是三个方面割裂开来的三个独立的问题; (2) 农业、农村、农民与外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问题, 而不是局限于“三农”内部的问题; (3) 前两个问题映射出来的制度问题, 而不仅仅是内外部交织出来的利益矛盾。
3.“三农”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2003年之前, 我们认识和解决与“三农”有关的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 其次是农民问题, 既没有把“三农”合并在一起作为问题, 也没有把“三农”跟外部环境、国家战略放在一起作为问题。现在, “三农”问题成了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原因何在呢?
(1) 如上所述, 历史上单纯的农业问题已经演化成了农业、农村、农民交织出来的问题和农业、农村、农民与外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制度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 不仅关乎“三农”, 而且关乎其他方面。
(2)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就必须首先在战略上挖掘新的可保证我国以不低于8%的年均增长速度持续增长20年的经济增长极, 其次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而协调地发展。城市经济和沿海经济经过一轮快速发展已经进入了调整期, 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在重新挖掘和孕育中, 实现国家战略的着力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新农村建设上。加之农业和农村严重落后于二、三产业和城市, 如果不能通过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的均衡发展, 就势必阻碍这一战略目标地实现。
(3) 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社会和谐需要保证社会各阶层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当前, 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农业与二、三产业这三组比较对象中, 无论是参与现代化进程, 还是分享现代化成果, 甚至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交换和各自应该享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权力, 前者都处于无可争议的劣势地位。如果这些不平等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有效解决, 就不仅不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而且必将破坏和谐稳定的大局, 阻碍社会的进步, 妨碍国家战略地实现。
二、“三农”问题的内部逻辑:从内部关系到均衡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本来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是, 现在农民显然与农村和农业发生了背离, “三农”内部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其内部逻辑的内容。
1.“三农”的内部关系
认识“三农”的内部关系, 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分析:
(1) 从它们的依存关系分析。现在, 伴随着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流动, 农民已经游离于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 他们已经不再依赖农村和农业。但是, 农村和农业仍然需要农民, 农业与农村则互为生存条件。由此可以将“三农”问题简单地分为: (1) 农民问题; (2) 农业和农村问题。如果仍然围绕着农业和农村来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 恐怕难达目的。
(2) 从农村特有的生产要素分析。农村特有的生产要素, 一是土地, 二是农村劳动力 (农民) 。土地是农村存在的物质基础, 也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离开土地就无从谈论农业和农村。所以, 农村和农业问题可以根本地归结为土地问题, 包括 (1) 土地权利的确认和实现途径; (2) 土地配置的方向和数量限制; (3) 土地保护, 尤其是耕地保护。农民是农村和农业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力量, 也是农村中最有创造力的力量。作为劳动力主体的青壮年农民能否留在农村, 受过教育的农民能否回流农村, 不仅决定了农业的发展能力, 而且决定了农村的进步能力。所以, 农民是“三农”中最宝贵的生产要素, 也是农业和农村越来越难留住的人群。
可见, 尽管“三农”问题的表现五花八门, 但根本上讲, 不过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土地问题需要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农民的天然权利、保护农村进步的物质基础三方面综合考虑;农民问题则需要从公民权利、城乡一体化发展、国家重要的生产要素三方面统筹考虑。
2.“三农”内部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
从表面看, “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和。农业问题的突出表现为: (1) 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 农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 (2) 环境污染与违法乱纪交织在一起, 动摇了食品安全的基础; (3) 农业的战略定位与产业定位割裂, 导致稳产高产优产的长效机制难以建立, 农业随政策导向而波动。农村问题的突出表现为: (1) 产业基础薄弱; (2) 管理废弛, 组织瘫痪; (3) 环境恶化; (4) 人员流失, 人才缺失; (5) 农村定位不清, 发展方向不明。农民问题的突出表现是: (1) 权利边界不清楚, 天然权利和合法权利屡屡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随意侵犯; (2) 身份认同感错乱, 迷失于城乡之间; (3) 就业不稳定, 收入增长不稳定, 生产生活不稳定; (4) 农民的权利意识在增强, 义务意识在减弱。
从根本上分析, “三农”问题绝不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简单汇总, 而是它们相互胶着中产生的综合问题。当前, “三农”内部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没有厘清“三农”的内在逻辑, 导致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缺乏战略观念和系统观点。
如上所述, 农民大规模流动前, “三农”问题是唯一的问题——农业问题, 农业发展问题解决了, 农民和农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 现在的“三农”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农村, 而是牵涉到了国家战略、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公民权利等诸多方面。
五个“一号文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利改革为突破口, 创造了农业和农村的繁荣,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86~2003年长达18年的放任发展, 带来了耕地撂荒、农民增收难、农民工就业难、农村管理涣散等问题。2004~2012年中央连续下发了九个“一号文件”, 带来了粮食产量九连增, 却没有解决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 (如生猪、食用油、禽蛋) 的安全问题, 也没有解决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问题, 还没有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 “三农”问题反而越积越多, 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 耐人寻味。
看来, 要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 而必须厘清“三农”的内部逻辑, 将深层的思考、长远的谋划、具体的措施结合起来, 系统地、整体地、审慎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就“三农”的内部逻辑来分析, (1) 农业仍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目的就是必须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其次才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民增加收入和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解决农业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 其次必须有效防范和切实严惩食品违法行为, 再次必须承认农业的产业属性, 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其他投资主体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2) 农民问题是难点。现在, 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附于土地的农业劳动者, 而是公民权利觉醒了的现代人。他们要求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 要求自由且平等地交换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 要求平等地分享公共资源, 要求得到人的尊严, 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等等。我们的法律、政府、媒体和其他社会阶层却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3) 农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支撑点。跳出“三农”来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需的。
(2) 没能把握社会变迁趋势, 导致对农村定位和存在价值认识模糊。改革开放让各行各业从中受益, 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但这当中也蕴含着一个历史规律:农业文明一旦与工商业文明发生碰撞, 后者就必然显示出文化的强势、竞争的优势, 结果就是农业和农村天然拥有的生产要素 (如土地、劳动力、水资源) 被工商业和城市所吸纳甚至被廉价地侵占, 农业不得不依附于工商业 (现在还不得不依附于现代金融业, 如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 农村不能不被城市辐射, 农民不能不因此转型。农民在转型中面对着机会与风险、发展与落后等多重因素, 农业生产日渐工业化和商业化, 农村日益边缘化和空心化。在此趋势下, 农村以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定位就大致确定了农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方向。然而, 我们现在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规划都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相对于城市, 农村被边缘化;相对于工商业, 农业被边缘化;相对于市民, 农民被边缘化。如果“农村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解答不清楚, 那么, 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就根本不可能。
对农村的存在价值和重新定位可以从五个维度认识: (1) 相对于城市, 农村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一极; (2) 从国家整体认识, 农村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关键一极; (3) 从国家战略来认识, 农村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增长点; (4) 以历史的观点看, 农村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具有符号价值的村落、墓葬、寺庙、牌坊、古代农业工程等是不可替代的鲜活的文化载体; (5) 从人类的自我发展来展望, 农村是人类最终的心灵归宿, 只有在农村才可以自由自在, 天人合一。
(3) 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复杂性, 导致不能够全面而恰当地评估和解决农民问题。现在, 认识农民问题有三个局限: (1) 局限于农业和农村来认识农民问题; (2) 局限于收入增长来认识农民的权利; (3) 局限于身份来认识农民。
然而, 农民真正需要的是: (1) 自由:身份的自由, 迁徙的自由, 处置财产的自由, 就业的自由, 安居的自由, 等等; (2) 平等: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法律地位平等, 分享各类机会的平等, 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平等, 等等; (3) 尊严:自由和平等是最大的尊严, 参与政治活动、不受城市和市民的歧视、生活习惯被尊重等也是尊严的内容。国家需要的是: (1) 农民充分就业, 农民的劳动力资源潜力得到充分挖掘, 促进农民的自我发展; (2) 农民得到应得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 (3) 农民不因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彻底离开农村而面临无法克服的风险 (如失业) , 从而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三农”问题的外部逻辑:从国家战略到协调发展
在交通和通讯技术高度发达、工商业文明强势扩张、农民工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 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 基于血缘的宗族关系和基于地缘的同乡关系已经被基于交易的工商关系所取代。“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三农”本身的问题, 也是其他行业的问题, 是社会问题, 是政治问题, 它的产生与外部因素有关, 它的解决也有赖于跟外部环境的互动。
1.“三农”的外部关系
认识“三农”的外部关系, 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分析:
(1) 国家与“三农”的关系。 (1) 国家与农业的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 其基本任务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国家政策必须能够确保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不被削弱; (2) 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农村跟城市一样是国家的重要一极, 国家需要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安定团结, 因此,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农村生产要素, 保证农村所需基本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加强和提升农村社会管理能力; (3)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是国家的宝贵生产力, 也是人口的主体, 还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农民都给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家应该, 切实正视农民面临的难题, 去解决这些问题, 巩固社会安定、政权稳定的基础。
(2)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1) 城市对农村有辐射和带动作用; (2) 城市吸纳甚至廉价侵占了本属于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 (3) 城乡在互动中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尽管二者往往不同步。
(3) 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这对关系恰如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2.“三农”与外部互动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
外部因素对“三农”的影响, 一方面是妨碍“三农”发展、加重“三农”问题的有害因素, 另一方面是促进“三农”发展、有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有利因素。我们这里只分析外部因素的有害影响。
(1) 城市及二、三产业凭借其天然的竞争优势, 廉价掠夺农村的要素资源, 导致农业和农村被动衰退。不同产业的竞争主要就是生产要素的竞争。生产要素总是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流动。农业本身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其生产效率正常情况下会低于工商业与服务业, 对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弱于工商业与服务业。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农业不仅不能吸纳其他行业的资源, 而且其本身的资源常常被其他行业所吸纳。第二、三产业越是发展, 生产要素越是脱离农业而外流到其他行业。农业和农村缺乏人才、资本、技术和管理,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却倾向于服务工商业、服务业和城市。
这就是经济规律。然而, 政府却不能以客观规律为借口而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相反, 政府应该坚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扶持。
(2) 政策偏向城市和二、三产业, 加重了农业和农村的衰退。工业革命之后, 国家的竞争力由农业生产能力转向工业制造能力。交通、通讯技术和现代金融的巨大进步, 让国家竞争力依赖于其第三产业竞争力和工业竞争力。所以, 法律和政策倾向于支持第二、三产业发展实属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需要和必然。
同理, 城市既是工商业文明的需要、结果和成就, 也是国家管理的平台和展示国家管理能力的平台。管理好、发展好城市既是国家发展和强大的需要, 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重要保证。
这种政策倾斜的必然性却加重了农业和农村的衰退。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调整政策的力度, 平衡城乡和工农的利益, 却不能因此调整优先发展城市和二、三产业的政策取向。
(3) 城市对政府的游说能力明显强于农村, 让农业、农村、农民公平获得公共资源变得愈发困难。城市与政府的特殊地缘关系使政府能够对城市问题感同身受, 从而政府会非常容易地理解城市问题, 愿意与市民和当地管理当局交流和沟通城市问题, 并会想方设法解决城市问题。相反, 农村问题与政府距离 (包括空间和心理距离) 较远, 农民跟政府的交流与沟通又存在语言、习惯、利益、地位等障碍, 这就使农业、农村、农民获得政府切实关注和公共资源支持变得困难起来。
四、“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
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 更需要基于实践的制度设计。不管是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 还是进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 都必须遵循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道。
1. 尊重实践, 尊重人民, 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内在规律性
1982~1986年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之所以能够带来我国农业的空前繁荣, 就是因为其制度精神从根本上真正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而不是单个政策措施的组合。五个“一号文件”的成功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20个字:尊重人民, 尊重实践, 视野开阔, 态度开放, 实事求是。贯彻经验始终的是实事求是。
我国地大人多, 各地区的自然状况千差万别, 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差距极大, 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同一部门的不同个体也有显著的差别, 所以, 国家层面制定的具体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 即使是在一些地方试验成功的做法, 也不一定适合一阵风似地在全国推广。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先试点-再试验-扩大面积试验-成功后推广”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从管理理论上讲也是科学的。所以, 政府应该鼓励人民群众结合当地和自己的实际去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不以位高而鄙视群众, 不以权威而压制群众, 不以善良动机去强迫群众, 不以信息优势去武断决策。政府还要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经验教训, 从中提炼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 适时地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 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形式予以规范, 进行推广。
2. 制度设计应注重长远性和适用性, 避免短期性和随意性, 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整体中的关键性
“三农”问题是个纷繁复杂的问题包, 包含着前述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和制度约束。所以, 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世界范围、科学发展的范畴内来认识, 并据此制定政策措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不运用系统论的观点统筹协调、平衡解决, 否则, 解决的问题越多引起的问题越多,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更多, 最后竟把单纯的“三农”问题解决成了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政权问题。
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费了很多的力量、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三农”问题, 却总是效果不佳。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克服制约问题解决的瓶颈:就事论事的政策措施较多, 全面长远的制度设计欠缺;缺乏历史观念、全球视野、系统认识、整体规划。
在进行制度设计时, 还必须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整体需要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制度设计与物质条件的关系。
3. 优先处理当前问题, 有条不紊地规划解决长远问题, 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系统中的突破性
有效地解决当前问题是防范和解决长远问题的前提, 系统地把握整体问题是防范和解决局部问题的关键。
当前, “三农”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规划出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做到新农村建设跟城乡一体化建设相协调的前提下, 妥善解决农业稳定发展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农民权利保障与农民稳步增收、农村重新定位与农村管理创新等三个关键问题。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