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理性 篇1
历史课堂教学的“理性美”首先表现为对课程资源创造性地挖掘, 厘清所学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并在教学中和学生一起对感性的细节作理性的思考。
作为一门基础课程, 历史现象是多样的和复杂的, 它可以是无数的人物、数不清的事件, 还可以是烦琐的典章制度、记不准的年代。不过在多样和复杂之中, 又处处都显露着规律性, 这让历史既充满了璀璨的人文之美, 又蕴涵着浓郁的科学之美。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依据《课程标准》, 结合所使用的教材, 对要求掌握的历史知识作适当的拓展与整合, 剥茧抽丝, 挖掘出内在的联系。同时, 教师要用规律性的红线, 把显示历史多样性复杂性的资料贯穿起来, 使抽象化、概念化了的历史生成具体的、生动的和丰富的历史, 让学生对历史的因果有所感、有所悟、有所得, 从而更能体现历史教学的终极意义。如学习《井田制的瓦解》这个知识点时, 就可以按“铁器、牛耕的使用→私田的出现→初税亩的实行→新的剥削方式的产生→井田制的瓦解”这样一条线索去组织教学, 使学生对井田制的瓦解过程一目了然, 并能理性地得出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再如学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时, 可以用“开始沦为→进一步加深→大大加深→完全沦为”这一主线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揭示知识的前后联系, 并通过比较, 使学生深刻地感悟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逐步加深”的含义。如此等等, 历史就不再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偶然堆积, 而是有因有果的必然。通过对课程资源的挖掘, 教师充满着严密逻辑的叙事说理, 犹如涓涓清泉在碎石上轻轻流淌, 必然会激起学生思维的浪花, 有着“润物细无声”的美感。
其次表现为教师的“诱导美”。新课程所追求的课堂是点燃学生智慧的火把。叶圣陶曾经说过:“教师之为教, 不在全盘授予, 而在相机诱导。”理性的课堂教学, 教师不再单纯地去传授知识, 而是以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加深问题的深度、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特别是形成自己对解决问题的独立见解为本分。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可根据学生不同年龄、不同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处境, 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或疏通诱导、或直言理论、或感性启迪、或理性辩证、或坦率相陈。一张图片、一段资料、一句话、一个问题, 也或是一种情境的创设。但不论何种方式, 教师送给学生的都不应当是“金子”, 而应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如在学习山顶洞人的生活状况时, 可以通过一张《骨针》的图片, 引导学生对山顶洞人的生活展开丰富的想象, 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山顶洞人“掌握了磨制与钻孔技术, 能够钻木取火, 会用兽皮缝制衣服, 有了爱美意识”这样的结论。一根针将许多知识串在一起, 它的效果比将结论直接告知学生要好得多。再如学习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时, 可以进行一个情境假设: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样的社会环境, 假如你是生活在当时的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一个小手工业者、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 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可以说, “诱导”所创设的情境、氛围、假设, 能激活学生的形象思维, 使之走进历史, “闻其声、见其形、临其境”, 形成历史表象, 从而能真正意义上地掌握历史。
第三表现为学生的“探究美”。人类与生俱来具有探究的本能, “在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如果忽视了这种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萎谢, 而对知识的兴趣也就随之熄灭”。学生发现问题并自行解决问题的过程, 即质疑和释疑的过程, 也是有效学习的过程。因此, 教学中我们应该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使他们体验到自己亲自参与掌握知识的成功喜悦, 并逐渐生成和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学习某一个具体的历史知识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先预习教材上的相关内容, 然后再提供给学生必要的资料, 并鼓励学生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全方位、多角度地认识所学的知识。针对学生的心愤愤不能通, 口悱悱不能达, 教师可以由浅入深、层层设疑, 不断激活学生的思维, 直至最后豁然开朗, 得出结论。为了激发学生探究的积极性、主动性, 教师还要为学生营造出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开放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敢于表达、勇于表达。只有通过师生间、生生间“平等”地交换意见, 才能通过商谈修正各自成见而达成新的共识, 才能拓展视界, 纠正自己的成见, 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需要注意的是, 让学生主动探究, 不是让学生仅仅了解一些零散的具体的历史知识, 而是要通过“探究”使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得以提高, 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这正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智育是从有理论思维的地方开始的。”
历史课堂教学的理性美, 就像细细的春雨, 在不知不觉中洒向学生的内心深处, 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的火。唯其如此, 历史学科才能具有永恒的魅力。
历史的理性 篇2
中学历史教学必须创新,这已成为所有从事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大多数历史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已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并有不少心得体会见诸报刊、杂志,供史学界同仁们互相学习,相得益彰,无疑有助于推动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笔者有幸作为湖北省中学历史“情景.实践.创新”教育课题的参与者,就历史创新教育的试验已进行了将近两年,那么,中学历史为什么要进行创新教学?创新教育有何显著特征?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如何进行创新教育?如何评价创新历史教学?下面我结合教学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旨在抛砖引玉,望同仁专家斧正。
一、中学历史为什么要进行创新教学?
第一、传统的历史教学存在严重弊端。
创新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教学而言的。而传统的历史教学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其弊端表现在:教学观点落后,教材内容滞后,教学手段陈旧,老师难教,学生厌学,重知识轻能力,大搞题海战术,学生不堪重负,忽视历史教育的资政功能,育人功能,不利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二、时代的要求,呼唤历史教育必须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不期而至,而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注重创新和升级换代的经济。21世纪的科技是以探索和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探索是发现新知识领域的过程,创新是扩大知识利用,把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知识是人创造的,离开了人,任何高科技术也都失去了意义;反过来,知识经济又是一切为了人的经济。如果说农业经济是为了吃饱穿暖的经济,工业经济是保证衣食住行,提高基本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经济,那么知识经济则是建立在人的自主选择基础上的,是满足更多层次的精神需要的,它需要更加透彻地了解人、人性和人的需求。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注重统一性,知识经济则是强调个性化和多样化。可见历史教育必须创新才能培养出符出时代需要的人才。
第三、素质教育的需要。
所谓“素质”,有两各理解,一种是个人先天具有的解剖生理的特点,包括神经系统、感觉运动器官、大脑的特点,通过遗传获得,所以也叫做遗传素质,或叫禀赋。这种遗传素质不?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另一种解释,素质是公民或某种专门人才的基本素质,是个人在后天环境或教育原影响下形成,那是指人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素质②等(柳斌语)。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
用心爱心专心 1
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可见,要真正推行、落实素质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圈子,中学历史教学必行创新,那么中学历史创新教育有何显著特点呢?
二、中学历史创新教育有何显著特点
所谓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出新的③,创新教育就是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可见,创新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最终形成创新人格。因此,历史创新就有不同于传统教育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历史创新教育应具有参与性特征。
传统历史教学是老师讲、学生听,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居于主体地位,学生处于服从地位,而创新教育它需要学生的广泛参与、自主参与、教学过程中老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才是学生的主体,老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帮助者、协作者。第二、历史创新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这里的开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学生学习环境的开放,二是指学生学习内容(教材观点)的开放,传统历史教学完全依赖于课堂教学,完全是一种封闭式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完全以教材为准,不得突破教材的观点,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见解,作业就是重抄教材相关段落的内容。而历史创新教育虽也离不开课堂,因为现实中课堂仍是教学活动的主阵地,但不再唯一的阵地,学生可以深入社会实践,参观历史博物馆,查阅相关资料,自己解决一些历史问题,鼓励学生对教材观点持不同意见,比如对闭关锁国政策的评价,传统观点认为它造成了中国落后,这一点置疑是对的,但我们也认为它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再如对重农抑商政策、科学制度、洋务运动等的评价问题均鼓励学生突破教材观点,大胆创新。
第三、历史创新教育应具有实践性的特征。
传统教学是高考考什么,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考在书上,教在书上,学在书上,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努力划杠杠,“背多分”,上大学,成为教学模式。而历史创新教育要求学生学会学习,既会动脑,又会动手,既有理论,又能实践,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因而历史创新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由于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决定了这里的实践不是要求学生重造历史,而是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或是通过自己的历史知识去解释、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三、中学历史教学如何进行创新教育?
怎样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进行创新教育?至目前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教学模式,大多于探索、尝试阶段,笔者结合两年的实践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教师必须更新陈旧的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是进行历史创新教育的关键。时至今日,当创新教育大旗招展于祖国的白山黑水之间,仍有不少教师认为创新教育是搞花架子,走过场,认为创新教育就是看几场电影,组织几次活动,这其实是对历史创新教育的曲解,历史教师必须加强地历史创新教育理论的学习,尽快摆脱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束缚,实现教学观念上的根本转变。由、“知史应试”转变为“励志发展”,由“高分升学”转变为“学会学习”,由“老师灌输”转变为“学生体验”由“师道尊严”转变为“师生平等”,由“分数至上”转变为“全面衡量”,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自主活动为基础,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新型教学观念。
其次,结合历史学科特点,充分挖掘历史教材内容,是进行历史创新教育的载体。历史学科要进行创新教育,必须尊重历史学科的自身特点,历史具有既往性、情景性、多样性、发展性、因果性,结合历史学科特点,本课题组探讨了四种创新教育模式。
启发创新:是在肯定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贯彻以学生为主体,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给学生提供思索和探究的机会,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力,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并发展智力。范例创新:以知识迁移理论为主要依据,用系统方法整体地研究历史教学,以个案为起点,拓展到对同类历史知识进行类比,举一反三地学习,从而形成对同严历史知识的认知结构和思维能力。
模拟创新:是指在老师指导下,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进入历史情境,生动参与,体验与感受历史过程,认识历史问题,使过去的历史“现实化”,抽象的历史“具体化”,从而增进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认识情感得以发展。
开放创新:就是根据教学目标要求和需要,重视学生学习探索发现的兴趣和好奇心,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欲望,使学习成为自主的事情。
由以上四种基本模式可以深化出多种历史创新教学的方法。
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1、史论故事法。由于历史具有情景性,在教学过程中抓这一特征,利用形象生动的历史语言,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成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培养学生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
[例]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恰当引用雨果的描述导入新刘要,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圆明园,一个抱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胜利者把箱子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嬉嬉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学生的思维由远及近,学生的情感由表及里。
2、启发讨论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和方法为主线,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能力应用知识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全面性以及培养学生之间的协作精神,这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用较广泛,因为它具有问题式教学,形式式教学方法等诸多优点,一般步骤是:引导-辨疑解唯-释疑巩固。
[例]冯玉祥“北京政变”是属于军阀内部争权压利还是革命行为?表面上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是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法制化的结果,无革命性而言,但从影响和实质上看,他的这一行为具有革命性。
3、发散、思维法,又称求异思维法,是指对一个问题从多视角探寻求解的一种思维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考察问题的能力。
[例]中共诞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学生通过整理可以从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三个方面得到答案,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教思维可得出: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历史条件有: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组织基础:各地资产阶级团体广泛建立。
当然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所为创新教学方法亦如此,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横向联系法、情景迁移法、图表法等,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其三,改变教学方法和手段是进行历史创新教育的重要途径。
就教学方法而言,传统的历史教学主要是以课堂为主阵地,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依据,创新教育应该课堂与课外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允许学生对教材合理置疑。
就教学手段而言,传统的历史教学往往是老师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为了更好地、高效地进行历史创新教育,可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地运用现代化多媒体软件进行教学。
四、创新型评价机制是推行历史创新教育的重要保障。
要使历史创新教育得以顺利推行,必须建构创新型历史评价系,着眼点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型的评价体系应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者可以是教师,或是学生或是家长,或是学生本人。
第二、评价内容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对学生的评价不应以分数高低论成败,而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进行评估,它包括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态度,在学习的活动中所获得的情况,学习和研究方法、技能掌握情况,学生者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等。
第三、评价手段、方法的多样性。
对学生的评价应采取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评、互评相结合,书面材料的评价与对学生口头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渴望理性激情的历史课堂 篇3
在讲授人教必修3《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一课时,笔者在最后设计了这样一个讨论题:你认为当代中国教育存在哪些问题?你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此问一出,学生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其中有位学生说:“中学教育没有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这是当代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现在实施的依然是应试教育,我们的负担重呀!”顿时,教室里沸腾起来,讨论的焦点很快集中到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一话题上,有的同学甚至说:“如果中国教育的这个弊端不解决,中国未来暗淡、前途渺茫,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下风!”还有的同学说:“如果不能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继续干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中国教育将一无是处!”学生的情绪开始进入亢奋状态,大有否定当代中国教育的势头。
此情此景,真是让我欢喜又让我担忧。喜的是学生具有忧国忧民的意识,课堂上投入了真情实感!我的课堂有了鲜活生命的参与!这正是新课程所要求的,也是我热切向往的!忧的是学生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宣泄情绪的成分多,理性的分析思考少!
于是我决定通过共同研究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帮助学生养成理性的激情。我设计了以下活动:
1.查找资料:利用网络和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解决“什么是素质教育?”“什么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有什么区别?”等问题。(帮助学生了解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基本特征,明确二者的区别)
2.调查访问:通过走访周围人群(包括同学、老师、家长、学校领导等),了解他们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看法。
3.比较判断:对照学生现在的学习状况和老师的教学情况,你认为学生现在接受的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
4.深度探究:为什么实施素质教育这么难呢?(提示学生从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民众心理等各种角度查找资料、思考探究素质教育在实践中面临困难的原因)
5.分组讨论:交流学生各自的研究成果,帮助学生形成合作学习、借鉴他人观点的意识。
6.组织演讲:以“素质教育,想说爱你不容易”为题组织演讲活动,引导学生为落实素质教育献计献策,激发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的热情。
第二天上课时笔者和同学们按上述步骤进行了讨论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位同学演讲时在谈到素质教育迟迟得不到完全实施原因的时候,引用了原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一段话:一些制约素质教育推进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和现实差别不断扩大,使得人们通过高学历改变命运的愿望十分强烈,导致学生分流不畅,使中考和高考竞争不断升温,甚至导致升学竞争不断前移。二是一些校长、教师准备不足,对剧烈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及给学生带来的影响,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在方方面面的压力和现有考试评价的导向下,学校和教师处于两难的境地。更有甚者,有些学校和教师为了追求升学率,把学生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反复练习、死记硬背上,提高考试做题的熟练程度和精细程度。三是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用升学率评价当地教育工作和学校办学水平,实际上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奖惩机制,极大加重了学校和校长、教师的负担。四是社会舆论热衷于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现“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的现象。五是目前还缺乏明确的实施素质教育的责任体系和规范要求,对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校长和教师而言,也缺乏必要的考核机制和表彰激励机制……
真是说得太好了!尽管不是学生自己的观点,但学生有这样的认识,足矣!
历史的理性 篇4
命题一说“一个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康德认为自然秉赋之合目的性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于使用人的理性, 即大自然将人的理性和意志作为其特殊的潜能或秉赋内化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由此构成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动力。这里, 康德不只着眼于单个的个人, 而是针对人类这个物种。
在这里, 大自然精妙到委于人类理性全部的自尊——虽然理性作为一种禀赋, 是自然赋予的, 但是人类还被同时赋予了“充分展现禀赋”的特性, 于是, 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人类亲手创造, 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观察思考总结创造出的结果, 虽然不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却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大自然似乎在这里不做任何引导, 人类也并非被先验的“本能”而趋使, 而是由自己本身来创造这一切的。在这里, 自然赋予了人类自食其力的尊严, 肯定了人类创造文明的一切成果, 鼓励人类继续发挥自己的理性创造未来, 同时, 也给了人类团结的合理原因——这是人类禀赋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
而人类全部禀赋得以充分发展所持有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 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在这里需要注重的是自然预期着一种平衡——我们用了人性中的恶去斗争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极大满足, 大自然巧妙地将人性的恶转化为结果的善, 用人类自己的力量为整个群体以及后代造福。自然掌握了一种平衡, 迫使人类去解决问题, 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人类自由共享共处。但同时, 合法秩序的建立也需要一系列的要求和条件——我们需要选出领导人以抑制群体的动物性, 我们要看到领导不可避免具有人固有的缺陷却仍然需要其具有各种品质和能力。对外, 我们需要先有合法的对外关系, 联合可以使我们获得安全和权利, 缔结共同约定是我们的目标;对内, 我们需要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 使人类摆脱野性的自由, 这种法律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在康德的历史观念中, 自然是一个游戏程序的最初设计者, 一部舞台剧的最初规划者。自然, 类似上帝一样的存在, 在人类诞生初期就为人类日后的发展做好了预见工作, 赋予人类理性, 并且予以其能力使之能够充分发挥理性来创造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 人类在遇到困难时需要斗争, 但是自然早就为人类设定好了一个斗争的终结点——秩序的建立, 作为永久的平衡点, 是人类不断奋斗的目标所在。
这就像一场戏, 人类只是不知道剧本和自己身份的演员, 幕后导演——自然, 在用心规划和体察着这部戏。
如果康德的历史叙述在上一段终止, 无疑这是一部悲剧, 充满了命定论的色彩, 人类丧失了探索未知的兴趣, 放弃了努力奋斗的动力, 世界将陷入一片毁灭前的混乱、无序, 或者是死寂。可笑的是, 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自然赋予, 自然要求我们充分应用理性, 我们反抗这样的安排和命运捉弄, 却不可避免的在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和怀疑: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在哪里?
命题四说“大自然使我们有一种不合群性, 猜忌、虚荣、贪婪、占有, 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比如战争, 毫无疑问它能最大程度的破坏社会生产力, 使社会的经济瞬间陷入僵死甚至崩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战争所能推动的进步确实非同一般:拿破仑的铁蹄踏过欧洲和地中海, 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虽然鼓吹着法国式的文明浩浩荡荡进行着扫略, 但在文化和制度建设的客观效果上, 确实带动了周边国家走向近代化。战争之乱, 破坏的是秩序和文明, 造就的同样也是秩序和文明, 且一般情况下新带来的文明更加高级先进, 促使人类文明迈上一个新高度。在康德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 更是有许多例子来证明人类理性的力量抗争自然时所发挥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人类对自然的第二不满便是生命的短促。” (1) 正是如此, 人们才更加珍惜亲友之间的关系, 重视感情, 虽然身陷困苦角逐的游戏却仍然愿意不懈努力奋斗出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生命虽然短暂, 却也避免了因延长而带来的罪行累积与不珍惜。
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在历史过程中, 以及在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上, 秩序产生于冲突, 和平产生于战争, 公益产生于私利。” (2)
因此, 人类理性的创造物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其完全出自人类自己的智慧, 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说明, 并非自然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 人类在自然安排的这场戏中也并非完全木偶般的角色扮演, 人类运用理性在做主动性的创造。
通过上面两个主题的论证, 我们知道了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体系里, 自然的规律必然性和人类的理性主动性并行不悖, 康德并非在鼓吹命定论, 而是以一种先验的视角审视人类整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这些现象找到解释的出路。自然是先于人类的, 才能赋予人类理性, 并且要求人充分完善地发挥出这些理性, 就像自然赋予我们生命, 并且要求了我们的大致寿命让我们按期归还生命使用权一样, 不至于让人类充满悲观绝望和被命运捉弄的无奈感。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用了简单的九条命题就说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走向, 层层递进, 逻辑严密, 从自然来源说到未来目标, 其中也具体说明了历史前进的动力和人类需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和文明, 似乎无从反驳, 但是, 问题在于其起端和结束:如果康德的命题一不能成立, 其后的八条命题是否就此失去意义?
当然, 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反驳就是命题一的存在源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方法, 很多先验性的言行是无法得到证明和所有人的认可的, 命题一也不例外, 那么, 其逻辑的稳定性是否必须要依靠先验的第一条命题来支撑?这是康德主义者或者其他一切先验哲学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于结束, 我们不禁需要拷问历史的目的在哪里?历史虽有规律, 但其可有走向?康德认为人类的努力在于探索所有自然赋予我们的力量, 在自然设定规律的同时, 也要强调“人为自然立法”。那么, “人”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康德历史哲学的目的所在。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自然赋予人理性并使其充分应用, 还设定了历史发展的大致规律和趋势, 虽然人在其中能够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 但如果将自然人格化, 会不会产生“人是工具”的悖论?
在我看来, 一旦自然或上帝人格化成立, 那么“人是工具”从某种意义上也能讲得通。除非一味强调自然和上帝的独立性, 不能将其人格化。但在我看来, 康德并没有在这一点上作出明确说明, 在康德的历史学说中, 必然性和偶然性交杂而行, 不能说人类意志的主动性和人类活动的偶然性在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之下, 但同时, 也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必然和偶然并行不悖, 很明显二者相伴而生, 时而必然似乎高于偶然, 时而偶然似乎僭越了必然。而康德所主张的“人非工具”也仅指在人类社会之中, 人不能将他人视为工具, 也不能把自己当做他人的工具。人, 因为尊严, 不能是工具而应是目的, 而这种尊严源于人有理性, 可以创造, 但戏剧性的是:理性是自然给的, 创造是自然要求的, 就连“人是目的”似乎也是自然设定的。那么, 人本身到底是工具还是目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 在人类社会之中, 人是目的。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 就会牵扯更多的问题。现在假设, 自然可以人格化, 那么根据上文所推断的, 人就成为了自然实现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 那么, 自然的更高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 自然除了“实现人自身”以外, 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哪里?
下面摘录两则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
“在康德那里, 人又是有理性的存在者, 理性是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因素;人作为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 是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 能对自然作出价值判断的存在, 因而他是自然的最高目的。” (1)
“对于上帝的无限来说, 目的论原则是不必要的…………假如把目的论原则作为‘构成性原则’而应用于知识领域, 就是理性的迷乱。” (2)
或许自然赋予人的理性还不足以支撑人类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而合理的回答,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单纯自然规律的角度看, 人是目的, 追求永久和平以及人的幸福发展是历史的目的, 而这一目的实现的诸多因素和可能预期的结果, 则需要诉诸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去寻找终极答案。
注释
1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历史的理性 篇5
理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同样出身哈佛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无对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已走向完成.但是,历史是否有一终极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探讨,自由民主社会亦不是历史的终结点.尤其是支撑福山的观点的、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史理论,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冲突和经验上的不相容,更是福山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在.
作 者:黄海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刊 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年,卷(期):2000 24(1) 分类号:B712.5 关键词:理性主义 自由主义 历史终结 普遍史理性对待历史进程 篇6
最近,人们对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幸福感缺失等问题都高度关切。这当然是新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的标志。这也是我们的综合实力全面增长,并有了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实力的结果。这种新的趋势对于社会的进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也就有一些论者由此发表不少议论,认为三十年来由于我们的发展理念过于简单化,不注意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重复了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这些分析当然也有其自身的理由和依据,但却也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状况。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历史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事实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复杂。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当时关于环境和全面发展的著作的译介其实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像环境保护方面的代表作如《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都有译本和充分的介绍。对于像“罗马俱乐部”等情况的介绍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曾激起过相当热烈的探讨。“环境保护”和“不能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见解就是人们的共识,而并非只是个别先知的议论。当时的人们就曾经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不能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避免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传统路径等。许多这样的见解曾经引起过各方面的广泛而深入的关注。这些都证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时刻开始,公众和媒体其实是一直关注环境问题的,也一直都对于西方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所谓“现代病”、“城市病”有相当的警惕性。到了90年代,这方面的介绍就更多了,人们对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价值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当时已经有所警惕,但问题还是难以避免,这也是现实的状况。
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理解这些问题,还要看到历史的发展有其难以避免的必然性。当时人们确实认识到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意义,但面临着普遍的贫困和匮乏,面临着不发展所造成的同样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有时人们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人们都会期望两全其美:既发展经济,又避免发展带来的问题;既创造繁荣,又使得人们的幸福感增强和生活压力减轻。但遗憾的是,具体的条件并不会符合我们的理想,明明知道可能有些后患和问题,但也不得不选择的情况在历史中间是常见的。发展确实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发展,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和走向未来的可能。承认历史的必然性,承认历史阶段的难以简单超越,其实会让我们明智地看到今天的自己其实也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的。我们当然都期望做到最理想和最完美的结果,但现实和历史其实也有具体的限制。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和浪漫地通过自己的认识来做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历史的理性 篇7
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是在希腊化时期。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斐洛赞成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观点, 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话语“逻各斯”引入犹太教, 有意识的将希腊哲学融入希伯来传统, 进而将犹太教神秘主义成分理论化和系统化。在中世纪, 犹太文化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化。犹太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世纪犹太哲学的活动中心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中世纪犹太哲学, 不仅在犹太哲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而且作为希腊哲学从伊斯兰世界转入基督教欧洲的桥梁, 在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9—12世纪, 赛法迪学者中涌现一股理性主义思潮, 这股思潮从萨迪阿、所罗门·加布里埃尔、达乌德、犹大·哈列维, 最后到迈蒙尼德最终完成。赛迪阿在其书《信仰与意见之书》中, 提出信仰三来源———外部现实、理性和真理的传统。首次将理性引入对上帝的信仰, 试图调和犹太信仰和理性的矛盾。他被称为“中世纪犹太哲学之父”。所罗门·加布里埃尔在其书《生命之源》中, 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知识才能接近上帝, 上帝的创造是具有理性色彩的行为。达乌德在其著作《高尚的信仰》中, 系统的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犹太哲学。从而成为迈蒙尼德的先驱。最终, 迈蒙尼德聚焦前人的成果, 为犹太教引入“逻辑 (logic theory) ”。迈蒙尼德是中世纪犹太教哲学理性化的最高峰。以理性照亮中世纪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光辉所掩盖的犹太信仰。
迈蒙尼德纵向上是对中世纪拉比犹太教的发扬, 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犹太哲学家萨迪阿、所罗门·加布里埃尔、达乌德、犹大·哈列维的理性思潮, 犹太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 使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科学成为犹太人文化的一部分, 提高了犹太教的竞争力, 升华了犹太教。在其时代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发展的背景下, 无疑加强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横向上迈蒙尼德吸收同时期伊斯兰百年翻译运动和伊斯兰宗教哲学的菁华, 又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传播到基督教欧洲。
2 迈蒙尼德理性和信仰调和
迈蒙尼德是否完全做到了调和理性与信仰?目前尚有争论。国外学界关于迈蒙尼德研究在对于迈蒙尼德理性和信仰调和这个问题上具体有5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一些学者如卡敏卡 (Kaminka) 认为尽管迈蒙尼德把哲学吸入犹太传统, 但是从为在其思想和学说中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迈蒙尼德是正统的。
第二种观点, 如那曼尼德 (Nahmanides) 认为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中的观点与《圣经》中教义截然相反。因此, 该禁止人们听从和相信它们。
第三种观点, 美国犹太学者马文·福克斯 (marvin fox) 认为, 多年以来对迈蒙尼德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做法, 要么认为他是虔诚的正统派, 要么是异端分子, 要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实际上“迈蒙尼德在遇到或多或少的矛盾处境时, 规避非此即彼的做法 (either/or) , 采用亦此亦彼的方法 (and/both) ……对迈蒙尼德而言根本不存在以哲学和科学为一方, 以《托拉》和犹太教为另一方的选择……;而是用最可能合理的因素解释双方, 做出亦此亦彼的断定。使必要的双方在平衡的抵牾 (balanced tension) 中保存下来。”
第4种观点, 如约瑟夫·不劳 (Joseph L.Blau) 在其作品《犹太哲学故事》中 (The 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 认为纵观迈蒙尼德的一生, 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的中心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完美的犹太教加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综合体。他努力成就这一目标, 在不改变任何一方原意的情况下。迈蒙尼德不愿如前人那样, 用理性来解释部分犹太教原则, 然后声称自己仍然坚信犹太信仰。他也不愿意如他的后继者那样消除或改变部分不能用理性解释的犹太教原则。他认为犹太教整体可以以一个理性的系统呈现, 彻底的依据理性———亚里士多德哲学。
第5种观点是, 兹维·朗阁曼 (Tzvi Langermann) 认为对犹太人思想的影响, 没有人能超越迈蒙尼德。迈蒙尼德不仅在法律和哲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迈蒙尼德还精通其时代的科学。科学充分融入了他对犹太教的观点中。他的眼界很大一部分被其时代的科学观点所指导。他的哲学是所有真理的统一, 以阿拉伯学者所用的方式呈现。实际上答案是, 宗教的上帝等同于哲学的终极真理。
傅有德老师翻译了《迷途指津》, 发表有《迈蒙尼德及其〈迷途指津〉》、《迈蒙尼德的先知论及其基本特征》等论文, 并在其《犹太哲学史》、《犹太名人传·思想家卷》等著作涉及迈蒙尼德及其思想。傅有德作为哲学家和《迷途指津》译者, 其为中国引入西方学者的观点, 不论褒贬, 抑或是折中的。并说明在迈蒙尼德著作《迷途指津》中, 信仰和理性并没有被天衣无缝地调和起来。这是因为, 在传统犹太教中, 上帝具有和人相似的形象、情感和意志, 因而人与神可以沟通、感应。经过迈蒙尼德哲学论证和理性阐释的上帝已经丧失了传统犹太教中的人格性, 已经很难作为普通人所信仰的对象了。难怪后世学者对迈蒙尼德两面夹攻:正统派批评他把把信仰理性化, 放弃了正统的人格神概念;理性主义者又责备他为信仰张目, 没有把理性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郭鹏老师观点是迈蒙尼德用理性解读了几乎所有犹太教词汇、教条、律法、寓言与比喻等等。但是当一些犹太教根本问题如创世论不能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调和时, 迈蒙尼德就会站在犹太信仰这一边。他认为迈蒙尼德的根始终扎在犹太信仰之中, 当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威胁到犹太教的根本时, 迈蒙尼德放弃了亚里士多德。因为毕竟迈蒙尼德首先是一个犹太人、一个虔诚的拉比;而后才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深谙并热爱希腊科学和哲学的人。
3 迈蒙尼德调和理性和信仰问题争论焦点
迈蒙尼德调和理性和信仰问题争论焦点集中在“神佑观”、“创世观”上。研究迈蒙尼德的国内外学者, 都专注于迈蒙尼德哲学思想的研究。没从其时代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考虑。也没有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去把握。究其原因, 大抵是研究迈蒙尼德和其思想的都是哲学家或从事哲学、宗教研究的学者。这是由于现代学科分科的局限性才至如此。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把中世纪拉比犹太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就可以得出新的观点。迈蒙尼德就是一位犹太文化的改革者。整合9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并推陈出新。迈蒙尼德在犹太人可承受范围内, 尽可能的用理性来解释犹太文化, 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犹太文化中。他完全把握当时犹太人的每一根神经。知道哪个问题上可以调和理性和信仰;在哪些问题上引入“理性”在当时犹太人可以接受内, 更知道那些问题是雷区, 一点都不能触碰。在“神佑观”和“创世观”问题上, 不存在迈蒙尼德调和的空间。迈蒙尼德对犹太人可接受尺度分寸的把握恰到好处。迈蒙尼德不是埋在故纸堆里的学究, 他对犹太人、犹太社团和犹太文化的把握, 观察入微、洞若观火。不仅世事洞明, 而且人情练达。在中世纪对于犹太信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 从萨迪阿、所罗门·加布里埃尔、达乌德、犹大·哈列维, 最后到迈蒙尼德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和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下, 已经不存进一步调和的可能。所以说迈蒙尼德是中世纪犹太哲学的最高峰。
参考文献
[1]Julius Guttmann.Philosophies of Judaism:The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From Biblical Times To Franz Rosenzweig[M].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64.
[2]Joseph L.lau, The 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M].New York:Random?House, 1966.
[3]胡浩.论犹太教与世俗文化的兼容[J].西亚非洲, 2012, (5) :111.
[4]Marvin Fox.Interpreting Maimonides:Studies In Methodology, Metaphysics, And Moral Philosophy[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8-9.
[5]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M].傅有德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0:16.
历史的理性 篇8
没有人可以重返历史的现场, 也没有技术可以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真相, 但历史学依然具有意义, 其原因在于能够穿越历史人性的存在, 一切的选择其实都是人性的选择。当历史碰上纪录片, 我们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便是, 历史如何再现?
“情景再现”在中国纪录片中的出现, 是对纪实手法的一种补充, 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成为纪录片创作手法的主流。“情景再现”是“真实再现”与“场景重建”的结合, “真实再现”是通过主观镜头、模拟声音、虚拟扮演等方式复活历史情境的一种纪录片创作手法。在现实拍摄过程中, 我们往往会受时间、空间、材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 就好比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扛着摄影机捕捉需要的画面, 更何况纪录片的制作也不可能在事发现场拍到所有需要的镜头, 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 对一段历史全面性的描述更需要通过展现相关画面来对其补充, “真实再现”就成为弥补叙事断点的主要方式。“场景重建”是借助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重建现今社会肉眼无法观到的场景, 它包括用电脑合成的方式复活已经消失的文物古迹、通过技术展现人类无法直接用肉眼看到的宇宙星空、借助电脑特技动画复活已经消失的人物等。所以, 在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中, 手法的运用逐渐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 人类学纪录片一定要避免在拍摄过程中一些“再构成”手段的任意运用。[1]
《故宫》中, 情景再现的手法比比皆是, 我们不能否认创作者加入了自己的主观创作, 但是他虚构的只是场景, 而不是历史。他的运用是建立在有史可依的基础之上, 并不是对一段无史料记载的历史空白进行主观的肆意填补, 由此可见, 情景再现并没有冲淡历史真实, 它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已经巧妙地找到了平衡点, 创作可创作的, 忠于必忠于的。
二、情景再现运用的向度
《故宫》已是众所周知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代表之一, 《故宫》中情景再现手法的运用随处可见, 它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大众对纪录片传统意义的理解。仅在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 情景再现的运用就已多达三十余处, 本文接下来把片中的情景再现运用分为五类。
(一) 与历史文献相吻合的向度
一切文献都是各种知识的记录, 时间就好似一个链条, 它以“现在”为线索, 前于此时谓之“过去”, 后乎此时谓之“将来”, 时间即历史, 过去时间中产生的文献则叫历史文献。《故宫》的拍摄基于了大量的文献考察, 编导将这些文献融入自己的纪录片中, 按时按代将其串联成一个具有故事性的解说词。
与历史文献相吻合, 那必须要做到有史可依, 文献包括档案、报刊、图书等文字记录的史料, 档案、报刊、图书都是书写媒介和印刷媒介, 此外, 中国古代还将甲骨、竹筒、绢帛等当作书写媒介。历史之首要在于真实, 纪录片首要也在于真实, 这使得两者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故宫》影片中的一大特点, 就是大量文物的展现, 第六集《故宫藏瓷》、第七集《故宫书画》和第八集《故宫藏玉》基本都是文物展现。《故宫》在宣传中, 就将众多文物的第一次亮相作为一大“卖点”, 这么多文物的拍摄, 除了展现文物本身的精美之外, 还要牵涉出背后深藏的历史, 文物作为史料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 使得影片所说的历史确有出处。
(二) 与口述历史相吻合的向度
口述历史抛弃了过去全知叙述的手法, 通过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重新叙述历史, 并且观众也感觉到了和他们更为贴近的历史, 纪录片中主人公所叙述的历史, 仿佛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历史, 而过去宏大叙述中, 历史似乎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总是相隔遥远。口述历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再现手法, 它把肖像式的证言与相关的视觉材料、现场拍回的素材、旧的新闻影片、照片、有关的档案材料和图表组接在一起, 相互印证, 在对语言不详的视觉材料进行重塑的同时, 也从另一面挖掘历史潜在的多种可能性。
另一种口述历史所基于的口碑材料, 是古代史学家就曾深入调查、采访, 运用“口耳相传”的史料, 这些依靠文字记录保存下来, 到了现代利用声音存储技术, 影像手段将其表现出来。
(三) 与历史影像资料相印证的向度
在涉及历史题材的专题片、纪录片以及影视作品中都会选用大量的历史影像资料, 力求体现作品的真实性、新鲜性、时代性, 因此, 历史影像资料的运用就成为决定成片质量的关键。如今, 面对观众挑剔的眼光, 越来越多的历史题材作品更加重视历史影像资料在片中恰如其分地运用, 以准确表达编导对影片的预期设想。历史影像资料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年代距今愈是久远、影像来源愈是不易、画面人物愈是重要, 其价值愈是不可估量。
虽然现在的人文历史纪录片已不再主要依托历史影像资料, 但是适当选择那些看似平常但却能为纪录片增添亮点的画面是十分重要的, 开拓新的视角和新的话题, 整个作品的质量会大大提升。
(四) 特技运用与历史细节依存的向度
以上三种向度均是对历史细节不同层面的反映, 但是当我们没有历史文献、历史影像、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时, 如何再现历史真实细节?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联系史实进而再现, 电脑特技便是创作者运用最多的技术手法。
《故宫》中的情景再现不仅基于现实, 更融入了创作者的思考和理性认识, 他通过一系列的视听元素将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全面地展现出来, 这其中最显著的体现便是电脑特技的使用。电脑特技顾名思义就是借计算机这一工具实现特殊效果, 这种特殊效果是现实不能实现或者无存的事物, 经过人脑的想象, 给它的存在进而赋予它的视觉符号。从感官上满足受众的欲望, 从心理上满足受众的理想。
但是如何将电脑特技与历史细节紧紧相扣, 这便又回归到了历史真实。下文中将会有特技运用与历史细节依存的个案例举。
(五) 多观点融合的向度
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运用体现当然不仅止于以上四点, 它还有其他的表现方式。比如声音造景, 所谓声音造景, 实指通过声音产生联想营造历史情境。声音的空间要素包括画面内人物的对话、自然声音等同期声, 也包括画外解说与人工音响、字幕等。对于大多数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有可能面临历史资料空缺, 无法实现人物同期声的制作, 由此可以通过声音创造联想, 弥补叙事断点。还有通过主观镜头与画外解说再现历史情节, 主观镜头的一种极具干扰性的画面语言, 移动性的主观镜头可以模拟人物的步态, 以折射的方式呈现一段特定的故事情节。
三、个案分析
(一) 历史文献与“情景再现”
《故宫》的第二集《盛世的屋脊》里的文献引用可见一斑,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燮平在镜头前, 讲述李自成是否放火烧紫禁城时, 引用了乾隆时期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原书原文一段“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 这一行字在片中出现时用技术手段特别加亮, 以显示出处, 可以作为影片文献引用形式的一个代表。这一文献的引用, 不仅加大了李燮平口述的真实, 更是对历史真实的极好印证。
同样是在第二集里, 讲到重建太和殿时, 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 但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太和殿上次重建的确切建筑比例与数据。此时, 出现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梁九, 他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对明朝重建太和殿可谓有一定了解, 之后便有了《梁九传》, 这也是影片中引用到的文献, 它就是记录太和殿重建的部分过程。关于太和殿的重建, 影片还引用到了《太和殿纪事》这本书, 它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惟一一份详细记录。有了以上历史文献的再现, 影片的真实感便大大加强。
(二) 口述历史与“情景再现”
在《故宫》第十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 有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馆开放的情景, 就让93岁的北京居民刘曾复先生、91岁的吴珊等民众讲述了当时自己的见闻。这段影片还有较具特点的一面, 在采访93岁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时候, 画面穿插进文物画作, 启功老师讲, 他们在去参观的时候是有意来学习, 这些画作都是天上飞来的宝贝。影片在讲述的同时还穿插历史图片和文物, 使人物口述和历史得到相互印证。
另一种口述历史在《故宫》中也有体现, 肇建紫禁城时, 运输楠木中有一段解说词提到, “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 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这句解说词便是口述历史的影像化运用, 画面开始模拟当年运木的情景, 由此可见, 这一镜头的画面构成并不是制作者的主观臆造, 它也是有史可据的, 这也为情景再现的合理性助了一臂之力。不光此一个镜头, 后面有大量的情景再现使用时, 我们都会听到, “历史记载……”亦或是出自哪位历史人物之言, 所以基于口述历史的情景再现是十分合理的, 不管它以何种方式体现, 都还原了历史真实。
(三) 历史影像与“情景再现”
历史遗迹、绘画、照片等视觉材料在影片中的运用也很多, 如在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9分12秒, 画面中出现了南京明故宫遗址、在23分21秒时出现了由王绂创作的《燕京八景图》, 还有第十集中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的紫禁城老照片, 另外便是《家国之间》里呈现了珍妃的照片。《故宫》中历史影像的出现数不胜数, 因为这也是力证历史真实的有效办法之一, 在出现了历史影像时, 纪录片的可观性也得到很大提升, 因为这些影像资料是一般观众平日里没有见过的, 他们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部分受众的兴趣。
(四) 特技与历史细节依存与“情景再现”
当可发掘的历史记录材料有限或缺失时, 运用电脑特技进行场景重建, 这一手法不仅可以提升画面观感, 加大美学在纪录片中的运用比量, 同时还可以对历史细节进行一个较为细致的补充。《故宫》编导用数字技术虚拟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皇宫, 是一种多视角全方位最形象的历史再现, 它不仅满足了观众的认知需求, 而且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 它让纪录片最终走出象牙塔, 真正地实现了大众传播。[2]
如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的历史战争“靖难之役”, 还有第四集《指点江山》中, 清军入关, 李自成指挥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等都是用动画的形式再现当时的场景。这不仅可以相对的减少拍摄成本, 还可以再现由于现实困难无法拍摄的场景, 通过三维动画特技的制作把现实中的观众和历史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观众可以通过解说词与动画的配合演示, 获得一种全方位的“故宫印象”。
(五) 多观点融合与“情景再现”
首先我们讲通过声音产生联想营造历史情境的方法。《故宫》中第一集《肇建紫禁城》里有一段讲述运输楠木的片段是通过情景再现的, 但是再现的只是由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所描述的其中一个特殊例子, 更多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的场景并没有一一再现, 也并没有十全的资料, 所以解说词在讲述其他地区的木材运送时, 镜头还持续在刚刚的大全景。同时影片中提到, 为建宫殿的采木工作就持续了整整13年, 因为不可能获取这13年的详尽资料, 更不可能一一展示, 因此解说词“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 而进行的采木工作, 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出现时采用了一个空镜头, 画面云低压山、光藏影遮, 倍感压抑, 给观者一个独立联想木材运输的艰辛场景空间。这既不违背历史, 又没有历史空缺, 通过声音与画面的巧妙搭配关系, 实现了叙事完整性。
其次是通过主观镜头和画外解说再现历史情节的方法。在《故宫》第五集《家国之间》里有一个用主观镜头表现人物内心的典型片段。1900年8月14日, 光绪皇帝逃离了紫禁城, 而在这一天他最爱的妃子———珍妃却被慈禧命人推入井里, 在倒映着宫殿的波动井水这一镜头之后, 紧接两个头上涌水的铁狮子面部特写镜头, 继而返回波动的井水, 井水波动幅度大大增加, 倒影出的画面已完全模糊变型, 与此同时, 珍妃的相片映入眼帘, 最后是从水里仰视宫殿的镜头, 模拟珍妃的主观视点, 体现出珍妃含恨而逝、死不瞑目的悲情。这一长镜头的运用, 就是一种真实再现手法的体现, 采用移动性的主观镜头, 再现人物内心世界也成为一种再现性的画面语言参与情节的构建, 这一手法的合理性体现在人物事件的史料记载、背景结合与人物性格分析综合考量。
纵观以上个案分析, 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使用其实是多线条支撑的方式, 有口述历史与历史影像的结合, 有电脑特技与人物扮演的结合, 所以历史文献、口述历史、历史影像、电脑特技、主观镜头、声音联想都是情景再现手法下的不同元素, 将这些尺度准确把握, 并且能够将其中的两者或着多者结合起来, 才能达到更好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的视听效果。
四、“情景再现”的运用缺陷
真实再现一直是令历史学家头疼的事情, 但是近年来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甚是热衷于“情景再现”的方法再现历史, 但是这种手法在历史纪录片中不能单独使用, 它需要同人物访谈、故事内容和文献图片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有时甚至要采用蒙太奇的镜头, 将历史与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
如果说历史是粗糙的、自在的, 那么经由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者通过“情景再现”而重新整合构建的历史则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纪录片以记录为起点, 通过记录与虚构的结合最后回归记录, 这与故事片是完全相反的。《故宫》中, 情景再现的手法比比皆是, 我们不能否认创作者加入了自己的主观创作, 但是他虚构的只是场景, 而不是历史。他的运用是建立在有史可依的基础之上, 并不是对一段无史料记载的历史空白进行主观的肆意填补, 由此可见, 情景再现并没有冲淡历史真实, 它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已经巧妙地找到了平衡点, 创作可创作的, 忠于必忠于的这便是新历史主义带给我们的全新思考向度。同样通过“情景再现”手法的运用观众也仿佛置身于这一段历史之中, 所以, 能够对历史本身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目前, “情景再现”的创作手法已逐渐被我国的纪录片人士接受, 当然这一新道路的开辟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受众群体也在不断增加, 观众觉得纪录片更好看, 更接近历史, 这都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发展。
但是在我们沉浸于“情景再现”手法带给我们的益处时, 也不能忘记, 任何事物会风生水起便会销声匿迹, 我们应该更全面地把握这一手法的发展空间, 以及在现阶段出现的不利于人文历史纪录片发展的苗头,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延长“情景再现”的生命力。就目前大多数学者反对“情景再现”问题, 现将其归纳分为三类来为“情景再现”手法今后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的运用敲上警钟。
首先, 从深化历史内涵这一角度来论, 现在很多历史纪录片创作者通过运用“情景再现”来达到一个历史叙事完整的效果。细节展示和模拟历史往往都是通过当代影像技术来实现, 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甚至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文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为了使影片呈现完整化, 创作者又不得不加以少许虚构来使二者产生联系。《故宫》中皇帝登基大典是否符合历史原貌, 并没有细致化的文献记载或者其他方式的历史记载, 因此, 当用“情景再现”对历史过多的细节化时, 也不由让观众产生疑惑,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历史真的是真实历史么?
其次, 从升华审美理想的角度来论, “情景再现”的运用确实使《故宫》等纪录片更具可观性, 观众也更容易“触摸历史”, 但是也不得不排除, 大量运用此手法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历史真实”, 也是为了追求电视纪录片的收视效果, 满足观众消费和娱乐的心理需求, 虽说纪录片也要有市场, 但是如果不断的为了观众的审美需求而到最后挑战纪录片的底线, 那必定是一条得不偿失的道路。
最后, 从放大怀旧情怀的角度来论, 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基本上都带有怀旧的目的, 怀旧只不过是将过去的一些东西, 按照创作者的某种情绪或者商业逻辑进行重新拼贴。过度怀旧的结果, 就是“美学”取代“历史”, 历史本身是否真实变得不再有以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历史”有没有一种吸引观众的视觉美感。《故宫》、《新丝绸之路》等人文历史纪录片虽然强调“情景再现”, 但另一方面, 也都具有了一种美学化倾向, 而这种美学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于历史本身产生了一种对抗, 使得观众被其宏大的美学风格所吸引, 反而忽视了对历史本身的思考。简言之, 就是历史本身的内容反而没有引起重视, 观众们惊叹的是皇帝登基的宏大场面, 工匠雕玉的精湛技术, 而对于历史本身的真实可能就忽略了。
五、结语
“情景再现”的手法已不足为奇, 它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催生, 同时, 它的出现也是综合受众、创作者、市场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此拍摄手法, 将其能达到的有利效果最大化。虽说“真实”与“再现”有区别, “纪实”与“纪录”有区别, 但是通过《故宫》中情景再现的运用分析可看出它并没有削减历史真实性, 它带给我们的纪录性意义是值得被推崇、被进一步发掘的。这一手法的应运而生, 对我国历史性纪录片的发展前景打上了光明之灯。
本文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虽然大胆地对“情景再现”缺陷做了设想, 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十全的解决方案, 尽管人文历史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合理性得到了论证, 但是对于情景再现的运用量应该怎样衡量, 如果一味顺应市场需求而发展, 那我们传统的纪录片, 被大众视为的精英文化是不是会逐渐消失, 这对纪录片界来说会不会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同时, 在现代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中, 更是一个注重感官刺激的消费社会, 受众更愿意把影像作为一种视觉和身体上的享受, 他们认为只要形式新颖, 就会吸引眼球, 而不会在意形式背后的深刻含义, 纪录片如何在深刻与媚俗的困境中找到自己的支点?这都是需要不断研究证述的。
注释
1[1]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历史的理性 篇9
1 19世纪金融危机与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在亲历了频繁发生并且不断加深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和严谨的理论研究。在1857到1858年的危机中, 马克思所写的论文达15篇之多, 其中既包括了对各主要国家危机状况的分析, 也包括了对资本主义世界总体危机情况的总结。与此同时, 马克思不仅开始着手全面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资本主义一般经济规律和经济危机进行系统的研究,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性的写作构想和框架, 而且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和雇佣劳动关系以及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资本运动规律的分析, 从而为后来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的重要时期。在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及铁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继英国之后开始了工业化建设和资本的输出。到19世纪中后期,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 并通过贸易、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等方式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注入资本主义元素, 初步建立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爆发愈发频繁, 仅19世纪上半期, 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多达五次;且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特别857年到185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 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开始的危机。
1.2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及其形成条件的阐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 在马克思看来, 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所谓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 是相对于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言的, 不是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收缩到极限、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形成, 本质上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论》认为, 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 特别是货币的出现, 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就产生了对立, 资本运动过程中才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 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 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 使货币与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因为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 不一定立刻购买, 这意味着该部分货币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待售商品却在市场上无法得到价值实现。因此, 生产过程之前和之后的交换就产生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 一旦这种分离导致商品卖出受阻, 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的危机就会发生。
其次, 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 金融系统的发展超越和背离了经济生产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随着金融信用体系的发展, 出现了包括货币在内的股权融资凭证、债权融资凭证等可以将作为价值符号的非现实资本, 即虚拟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里集中对信用和虚拟资本进行了分析并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 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
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 其运行表现为分配和交换的关系。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入生产领域, 也不直接被用来消费, 它处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 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 其价格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 虚拟资本积累在现实中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信用经济越发达, 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就越容易不一致, 虚拟资本的量就可能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 交易主体的收益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 虚拟资本量就会相应的急剧减小, 由此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最后, 对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而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其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
综上所述, 马克思认为:第一,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虽然它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 但对货币的追求是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第二, 生产过剩和虚拟资本过剩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两个条件。因此, 金融危机既可以因生产过剩而在经济危机中爆发, 也可以在虚拟资本超量过大的金融系统的运行中爆发。
2 21世纪金融风暴与经济全球化
2008年以来, 历史再次重演。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金融风暴, 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个过程发展之快, 程度之重, 影响之巨,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印证了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进入21世纪以来,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令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 而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正是次贷危机。
2.1 次贷危机的产生机理
在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升温的带动下, 美国的购房者越来越多, 于是房屋款业务竟争激烈, 中介机构和银行也因此衍生出很多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低利率可调整按揭, 无凭证和低凭证贷款等非传统的按揭方式。这些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原本不符合信货资格的贷款人也能够涉足房产市场, 即次级按揭货款人。由于之前的房价不断攀高高, 所以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按揭货款人, 如果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 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 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 贷款人无力偿还时, 银行即使把房屋出售, 所得到的资金也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加利息, 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 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 加上这些次级按揭货款人本身信贷等级低, 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次级按揭货款人的出现, 使得银行大面积亏损, 引发了次贷危机。
2.2 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发展
次贷危机的爆发使社会大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开始崩溃, 对于金融体系而言, 维系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心。社会大众不再相信银行的信贷能力, 于是大规模提款;这就导致银行无法吸收资金, 也就无法为生产部门提供其运行所需的流动资金;生产部门在缺少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不得不减产、裁员, 使得失业率增加, 社会大众购买力下降, 失去消费信心;而消费者信心的丧失又使得商品滞销, 进一步促使生产部门减产、裁员……从而产生恶性循环,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经济萧条。
由于因为投资银行和两房向全世界发行美国的次级债券。仅以两房债券为例, 其债券共计约5万亿美元, 其中2万亿被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经济机构所持有, 我国拥有约3700亿美元。这些次级债券也通过资本链条进入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体系之中。在次贷危机爆发后, 美国的现象将在拥有次级债的国家重演。这样, 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的金融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最终演变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3 金融危机环境下我国研究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形成的。它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现象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分析后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 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为我们研究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发展。当代经济全球化主体上是资本的全球化, 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因此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3.2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金融危机采取正确决策, 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党和政府以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导, 积极、果断的实施劳资分配政策、区域发展政策、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外资政策、外汇政策、金融政策等措施, 减少国民经济损失, 并以此为契机,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完善健全金融体系,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力度。
3.3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金融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 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 与此同时, 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小幅提高。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 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和发展。
从9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高科技股泡沫破灭到今天的次贷危机, 历史的轮回不断的向我们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预言。在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之后, 智慧在聚集, 力量在凝聚, 世界的理性呼唤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以及他的求实精神、广阔胸襟和开拓勇气, 创造性运用《资本论》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在风暴过后重建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参考文献
[1] 王德祥.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及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0, (03) .
[2] 肖德, 陈同和.西方国际金融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 2000, (10) .
[3] 刘明兴, 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 2000, (04) .
历史的理性 篇10
一、历史原因
柏拉图生活的年代, 正是雅典民主制崩溃的时代。民主制之所以崩溃, 一方面是因为雅典在持续近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 整个城邦混乱无序;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当时的雅典民主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柏拉图认为“这种国家自由到了极点”, 各种各样的人都是自由的, 男女也是平等的, 甚至“连人们畜养的动物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 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了。”①在这种城邦当中, 由于人人都有这种似乎无序野蛮的自由, 因此人人都变得随意, 但同时自身的自由也受到了其他人自由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 人人无法自保, 便会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出面来维护这些人的自由, 这时候, 僭主就产生了。正如柏拉图所说:“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 只能变为极端的奴役。”②这时, 民主制完全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成为了一种专制。
但是在僭主制的城邦当中, 个人的自由更是得不到保障。僭主不仅施行政治上的专制, 而且还在思想上严加控制, “如果他怀疑有人思想自由, 不愿服从他的统治, 他便会寻找借口, 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 借刀杀人”③。柏拉图认为主宰僭主心灵的是欲望, 并且这种欲望往往走向极端, 内心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自己的好处用尽之后, 必定会去夺取。小则偷摸扒窃, 大则窃国篡权。这种人的生活便是“铺张浪费, 纵情酒色, 放荡不羁”, 是一种与“醉汉、色鬼和疯子”④相类似的人物, 这种人当然不能胜任君主。柏拉图甚至认为其是一种最恶的人, 在这种人的统治下, 城邦的“整体及其最优秀部分则处于屈辱和不幸的地位”。
纵观以上两种制度, 对于柏拉图来说都不是好的, 而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 生在乱世的柏拉图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这两种已经腐朽掉的制度, 从而建立一种崭新的城邦, 这种理论观点就是“哲学王”。因此可以说, 哲学王的制度是柏拉图对那个时代现实的一种合理回应。
二、理论原因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当中明确地提出了他著名的“哲学王”理论, 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 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 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 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是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 永无宁日。”⑤在这里, 柏拉图走了一条中间道路, 哲学王的制度没有放弃王制, 也就不会是完全自由无度的民主制;另一方面, 在坚持王制的同时, 这位王必须对哲学有相当深厚的理解与掌握, 才能赋予他相应的政治权力。这种制度实际上也并不是完全需要哲学家成为王, 它泛指哲学与王制相结合成为统一体的制度。柏拉图为何提出这样一种制度, 这在其知识论当中可以看出端倪。
(一) 知识与意见的区分
柏拉图区分了知识与意见。柏拉图以认识美为例, 来解释知识和意见之间的不同。其中一种人认识美的事物, 诸如美的声音、颜色等等, 而另一种人认识美本身并且不将其与美的事物相混淆, 他认为后者的“心智具有‘知识’, 而前一种人……我们说他们的心智有的只是意见而已”⑥。柏拉图继续论述:知识与意见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 而不同的认识能力有着不同的认识对象, 那么也就是说知识与意见有着两种不同的对象。柏拉图认为“知识与‘有’相关, 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有’的状况”⑦, 即知识是认识存在的状态和性质。与知识相对的是另一种能力, 柏拉图称之为“意见”。意见与知识不同, 它既不是“无”, 也不是确切的“有”, 介于“有”和“无”之间, 因为它有着它的不清晰的对象, 因此不能完全地称之为“无”, 所以柏拉图称之为“既非无知, 亦非知识”⑧。那么, 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认识事物存在的本身呢?柏拉图的回答是“爱智者”, 也即只有哲学家才能触及事物存在的本质, 这种人与“爱意见者”不同, 前者就是哲学家, 而后者只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二) “四线段”的比喻
柏拉图将以上的理论具体化, 用四线段的比喻区分了感官世界与理智世界的不同。柏拉图将一条线段分为了四个部分, 每个部分代表着人的认知的不同环节。其中最低级的部分是影像, 这对应人的各种想象和感觉中产生的印象。这种感觉有着自身的相对性,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想象、幻想或印象。相对高一级的是关于一般事物的知觉, 柏拉图认为对一般事物的共同知觉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还是将这种认识排除在真实知识之外。但是这种认识有一个问题, 即它是处于不断流变之中的, 它并不确切, 而只能被归之为一种信念。事实上, 对于外物或外在世界是否现实存在的问题本来就是值得商榷的,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哲学当中。胡塞尔就说:“现时被知觉的东西, 多多少少清晰地共在的和确定的东西, 被不确定现实的被模糊意识到的边缘域部分地穿越和部分地环绕着。”⑨也就是说, 现实清晰地向“我”显现出来的东西, 在下一刻就可能成为一种模糊的对象了, 并且这种不确定的模糊性永远包围着“我”的清晰意识。更高级的部分是与数学相关的知识, 柏拉图认为这部分知识处在意见和知识之间。柏拉图认为数学虽然是研究永恒普遍事物的学科,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必须要用假设, 灵魂不能突破这些假设”⑩, 所以人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为最普遍的原理。另外, 数学研究也脱离不开具体的事物来确定数学中的各种规定性。例如, 人们在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时候, 总是要参考实际画出的或存在的现实事物, 只有借助这种现实性才能达到普遍性, 因此也是受到现实的限制的。最后一个部分, 也是最高级的部分, 就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这部分知识涉及世界的本源。对于这部分知识, 柏拉图认为其“是逻各斯本身凭借着辩证法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11。这种知识不像数学知识那样把一些假设的信条当作原理来使用, 而只是把假设作为假设, 通过一个个的假设逐步地上升, 最终达到最高的绝对原理, 在这种过程当中不涉及任何现实的感性事物, 而只是理念一步步上升的结果。柏拉图最后总结到这线段的四个组成部分, “相应于这是个部分有四种灵魂状态: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性, 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 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 相当于最后一个部分的是想象”12。显然, 能够熟练地运用理性的辩证法的人不会是其他人, 而只有哲学家, 他们才能通过理性一步步上升, 最后到达理念的最高世界。
(三) 日喻
太阳在感性世界当中是最为光明的、最为辉煌的、最为崇高的事物, 柏拉图用太阳来比喻善的理念。他说:“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 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 但是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13从柏拉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善对于认识的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善的理念决定了人的认识对象的存在。就像在一般的感性世界当中, 没有太阳的光芒照射, 也就不会有各种生命的存在与繁衍;在理念世界当中, 没有善的理念作为基础, 那么也就不存在生命认识的对象, 也不会有关于事物的各种真理。也即是说, 善的理念是认识的最基本的逻辑前提, 它的存在统摄着整个认识世界。另一方面, 如果感性世界当中没有太阳, 也就没有光明可言。肉眼在黑暗的地方不可能看到其他的任何事物, 当然也无法认识事物。如同太阳使得眼睛看到可感对象一样, 善在人的理性活动当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 并提供了认识理性对象的能力, 否则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理论对象的, 没有它, 人的灵魂将是无理智的。
那么善的理念对于哲学家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柏拉图对哲学家的训练的论述中, 柏拉图要求哲学家在劳苦、恐怖、快乐等等情景当中经受考验, 还要进行各方面的训练和学习, 其目的是要有能力去接受“最大的学习”。所谓“最大的学习”, 柏拉图直接说道:“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 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14也就是说, 在柏拉图的“哲学王”设想当中, 哲学家应该是那些能够胜任这种“最大的学习”的人, 也即能够把握善的理念的人。根据在“日喻”当中的论述可以得知, 善的理念具有最大的统摄性, 也即无论是知识还是意见, 是幻象还是理念, 如果没有善的理念的基础作用就是不可能的。哲学家是把握了善的理念的人, 因此他不仅可以认识知识、存在与理念, 也可以区别出意见、虚无与感性存在。这样一来, 哲学家便能够把握世界当中的各种纷繁变化, 判别真假善恶。因此, 柏拉图所提出的“哲学王”在他的知识论当中是具有合理性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柏拉图的“哲学王”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其知识论体系之下是具有合理性的。另外, 哲学家想在“洞外”生活, 这是他永远的理想, 但是现实不总是与理想相符合。哲学家无论其境界有多高, 理论有多深刻, 他也只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感性世界当中存在着的个体, 他不是超人, 更不可能是神。因此, 他作为一个看见真理的人, 必须重新回到“洞穴”当中, 也就是回到现实的感性世界当中宣扬他所见到的真理与理念, 进行一种启蒙。因此, 柏拉图要实现“哲学王”, 自己也三下西西里去实践他的理论, 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 这种使命感也是其合理性的根源之一。
注释
11234567810 11 12 13 14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 郭斌和、张竹明 (译) .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 1986:340、341、347 、340、215、219、222、223、270、270、271、26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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