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关键词： 资本 哲学 逻辑 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精选十篇）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1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逻辑,拜物教,金融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界要人都在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各个角度解读危机发生的原因,总结和反思此次“经济劫难”的诱发根源,探寻人类未来避免重蹈覆辙的对策良方。但是,这些解释由于缺乏经济哲学的视角,没能揭示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对于分析经济危机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经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工业发展的上升时期,资本世界的金融危机问题并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突出问题。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反思,马克思运用经济哲学的眼光,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遭遇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因为在以资本为动力和逻辑的资本世界中,资本拜物教催生财富幻象化,引发资本的自反性,金融危机是虚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一、资本拜物教:资本崇拜的本质表达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逻辑起点和本质特征的社会。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原则,运用其强大的统治力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依附关系,像魔法师一样用法术呼唤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由于开拓了全球资本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质。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相比,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在全新而又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具有瓦解一切民族国家的统治能力,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一番冷酷而又严谨地剖析,“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资本以普照之光的姿态统治着资本世界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甚至神圣的宗教都以资本为中心而舞动。资本以普照之光构筑社会底色,并掩盖其他一切色彩,也成了衡量其他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标准。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资本在它所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史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其统治的最终结果让资本世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4]“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最终构筑了一个以资本逻辑为基质的“无形之网”和“无底黑洞”,开始发挥其“同一化”魔力,并兴妖作怪,颠倒世界、控制一切。

资本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世界,彻底扭转了传统社会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纳入到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中。“人与人”的传统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虚幻取代,马克思借鉴宗教世界中的神灵崇拜现象,形象将其比喻为“资本拜物教”。(1)“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5]在资本为逻辑运行规则的社会中,资本拜物教以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扩张的精神力量。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世界“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形式”,冲破了血缘、地域、民族、国家、语言和宗教文化等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入木三分地刻画:“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6]利润成为资本生产的直接目的,增值再增值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就变成一种起绝对支配作用的观念力量。资本崇拜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性质直接合而为一的现象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荒唐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7]

在一般商品交换中,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旦拥有“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资本就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告诉我们:“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8]货币的基本性质是特殊的一般等价物,但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作为平均主义的激进分子,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都被消解得烟消云散。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拜,资本崇拜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也就由此产生,“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9]作为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货币可以把高尚变成庸俗,把庸俗变成高尚,把善良变成邪恶,把邪恶变成善良。资本拜物教的基本逻辑是:只要能够用货币购买,那么它就具有价值,只要我支付了货币,一切都属于我所有。“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0]以货币为基础和尺度构建的市场法则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强大统治力量,一切社会关系在其主宰下都被压倒并且被夷平。

二、资本崇拜的无限性与狂热化

作为“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形式”,资本拜物教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生息资本中,因为资本流通的基本公式是G—W—G’。但是在资本崇拜者眼里,本来完备的交换形式被颠倒成没有实际意义的一般公式G—G’。正是在这个G—G’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最深刻特征和宗教性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在生息资本运行过程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资本竟然能够自行增殖,较少的货币经过一番变换会生出更多货币,并且越变越多,所以让人感到分外神秘。“钱能生钱”的假象掩盖了剩余价值产生的任何痕迹,使司空见惯的货币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社会存在物,资本拜物教最具保护色的神秘面纱终于露出了其真实面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揭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1]如果资本家欲实现资本增殖,那么生产过程就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媒介。但是,几乎所有的资本持有者都患有一种增殖狂想病,做梦都想着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是这种对资本无限度地增殖的贪婪追求,使资本家大大超出所拥有的流动资金许可的范围来过度生产,并疯狂扩张驱动虚拟资本降临到世间。

在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交换体系中,资本家挖空心思地转道货币流通领域,伺机在生产过程之外寻找发财的新门路。但是,避开生产过程绕过商品资本并且能够疯狂赚钱的最佳渠道就是实现资本虚拟化。虚拟资本是随着借贷资本的出现而产生,在借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马克思在谈到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12]虚拟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增殖,这一点决定了它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对于虚拟资本的增殖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详细的计算结果:“假如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13]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必须进行疯狂扩张,甚至不惜超出流动资金必要的限度,增值再增殖、扩张再扩张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核心要义及其神圣使命。马克思说,“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14]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较小的资本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这才是资本拜物教最引入注目的宗教本质。

虚拟资本主要以股票、证券等有价形式存在,是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一种资本存在形式。通常情况下,虚拟资本的价格总额并不等于所代表的真实资本的账面价格。由于资本家企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取更多的钱,虚拟资本在流通、转移和交易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带有赌博的性质,于是社会上大量出现利用资本的虚拟化过程赌博交易和投机交易,投机分子甚至不惜代价以各种方式进行投资冒险,从而造成金融市场虚假繁荣。“因为同一货币可以连续进行许多次的贷款,正像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这样,一切资本好像可以增加一倍和两倍”。[15]事实上,资本投机的结果会导致资本家根本没有准备资本,或者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甚至还会导致虽然股票、期货和有价证券等属于社会公共财产,但是资本家把社会公共资金看作是私有财产,当做个人资本进行投资冒险。“因而,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6]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深刻揭露、体现资本生产关系本质的“钱袋骑士”和“信用骑士”。其实,资本崇拜的价值理想是一种虚假幻象和无根承诺,因为资本泡沫的“普照之光”实质上是一种充满投机性、赌博性和垄断性的虚假繁荣。虚拟资本本身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强大的投机心理和赌博游戏更加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风险性。

三、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与资本崇拜的幻象化

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就成了资本家首要的选择。在一般条件下,完成资本积累主要依靠扩大再生产,靠实体经济投扩大投资形成规模经济。现代规模化生产需要众多个别资本投资于共同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完善而发达的信用制度,就要求资本家通过发放投资证券来分割未来收益,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商业信用通过发行期票、汇票、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实体资产由此转换成银行券、股票、债券等证券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积聚资本,在“资本信用化”基础上,这些证券化资产不断的“再证券化”,于是创造出了长短不一、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解决了资本家依靠自身力量增殖乏力的问题。个体资本虽然通过资本信用化获得额外收益,但是也发生了深刻的自我异化,更加深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内在矛盾。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信用化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性,通过资本再虚拟化,在实现资本增值的同时,也延伸和加剧了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风险系数。因为资本的趋利效应风靡整个市场,一旦作为金融杠杆发生变动,社会上大量游资就会迅速买进或者退出,创造了金融流动的“羊群效应”。

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在宗教般狂热推动下,资本及其创造物必然扩张和增殖,资本家为了使自己的虚拟资本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完全成了一个投机者,企图通过资本投机一夜暴富。社会一旦全面陷入这种投机状态,一切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投机盛行的社会。在金融业疯狂投机的影响下,实体经济也不得不过分地关注短期收益,正是这种谋取短期效益的经营理念,构成了实体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虚拟资本的高流动、高风险、高收益吸引着大批资金滞留于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者。当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脱离生产过程伺机资本投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畸形发展,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越来越像投机和赌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描述的那样,“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17]金融业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华尔街对金融管制开始放松,以逃避管制、规避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为初衷的金融制度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结果是期货、股票、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交易大大超过现金交易。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派生出众多金融工具,创造出一种形式各异的资本市场,造成一种经济领域全面资本化的假象。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价值应该由实体经济的生产劳动创造,并且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但是,在缺乏金融监管的条件下,为了高额利润,大批金融机构将各种贷款和次贷“证券化”,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融资产品。虚拟资本在本质上只是价值符号,不具有价值也不能创造财富,但是资本“证券化”的结果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通过金融创新产生衍生工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这种“钱能生钱”的证券交易的虚幻假象给人造成财富分配的误解,似乎虚拟资本交易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在虚拟资本的疯狂操纵下,实体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投机现象愈演愈烈,也日益成为部分投资基金盈利的重要来源。虚拟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造成与实体资本出现严重的不对称。[18]面对金融机构的疯狂扩张,非金融机构在资本的回报率驱使下,愈益偏重于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和投机,由此引致其实体资产比重不断下降。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惊呼:“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才造成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在文化传播界,对投机贪婪现象的大肆渲染和纵容美化,更为金融资本拼命逐利的恶行大开绿灯。”[19]所以,资本崇拜的荒谬性暴露了资本逻辑的自由运行,必然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带入完全失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且让资本运行的牢固基石彻底归于虚无和破灭。

四、资本崇拜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瓦解

在正常资本交易中,投资与收益具有正相关性,投资的风险越大获得的利润越高。但是在资本崇拜演绎的悖论之下,资本风险始终只是被转移,而不能被彻底消除,只能使资本逻辑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爆发出来。实体经济借助“证券化”制度,衍生出一个凌驾其上的社会虚拟金融关系,支配实体经济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当虚拟资本渗透于资本生产各个角落,就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控制力量。在虚拟金融过度泛滥的情况下,资本虚拟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在不断扩大资本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不断积累危机爆发的能量与风险。以资本扩张悖论为主线的资本崇拜,通过资本虚拟化过程,获得瞬息万变的表现形态,通过扩大资本流动性而开拓更加广阔的资本扩张空间,但同时也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虚拟资本被商品化后,所滋生的经济泡沫就越堆越大,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在整个资本市场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连锁反应,并且最终被成倍地放大而表现出来。随着金融资本的纵深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虚拟化过程也变得越来越隐蔽,一旦资本信用关系被破坏,“倒金字塔式”的整个金融产品市场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当虚拟资本膨胀超出必要限度,资本链条断裂的风险和几率也迅速加大,从而会引发整个资本市场的全面危机。

虚拟资本本来只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蓄水池”,通过发行股票、期货、债券、土地所有证等形式,吸纳过剩资本以调节货币流量,从而开拓实体经济的资本发展空间。但是,当全部资本被虚拟化之后,实体资本的市场价值就变化不定,使得资本市场上的虚拟资本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货币资本也具有很大的预期性和投机性。因为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实体经济如果需要进行资本扩张,便会吸收社会闲散资本进行融资。但是,实体经济受制于产业发展或者市场投资受阻时,大量货币又通过资本市场滋生出一整套靠虚拟投机的交换活动。可见,资本崇拜的宗教性具有无限膨胀、骚动不安的本性,使资本创造与资本破坏不断地陷于二律背反的困境。资本创造与资本破坏的悖谬逻辑充分体现了资本崇拜中所蕴含的毁灭性因素,同时也暴露出其反价值和反文明的真实本质。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产阶级的终结》一书中,形象地将资本的毁灭力量比作病毒的侵蚀力:“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20]资本无孔不入地进入社会关系内部,并且破坏这些社会关系,资本创新带来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又推动了资本创新,如此充满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逻辑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中,许多金融创新为谋取更大的利润,避开了总是相对滞后的政府金融监管,大众资本成为投资风险的吸纳器。在虚拟资本的加速扩张中,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增殖业绩、制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债券、股票、期权等有价证券。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华尔街的许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不断放大增值的目标,追求高回报率,不断涉足金融工具创新。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华尔街整个资本市场中不合理的高薪激励、财务报表的弄虚作假、哄抬股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当金融泡沫过度膨胀发展,甚至出现虚拟价格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价值时,银根必然发生紧缩,虚拟资金链变得异常脆弱,资本扩张悖论引致的金融风险就日益显现,不可避免地直接引爆金融危机。当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现资金链条断裂,许多投资银行缺乏必要的的资本注入,大量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或者申请破产保护,金融风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发挥威力,危机席卷全球资本市场,巨大的投资风险被转嫁到全社会,许多家庭财富一夜间灰飞烟灭。美国金融机构制造了控制全社会命运的金融网络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都不同程度陷入冒险投资泥淖。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讲,资本世界正用破坏生产力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亲手创造出社会巨额财富而又亲手将其付之一炬。可见,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了自己被超越的条件,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

五、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当代价值

面对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各国政要和经济学家们把根本原因归结于美国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监管缺位、政策低估和信用缺失等问题,显然还只是停留于金融危机的外在表象。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21]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呈现出的金融危机问题,不仅是资本崇拜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资本崇拜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以“资本逻辑”为理论基础和构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增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遗传基因,其中蕴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全班奥秘,只有通过对资本崇拜的本质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2]“资本证券化”使资本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等经济杠杆创造虚拟财富取得飞速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体经济融资不足问题,成为现代世界经济腾飞鹊起的重要一翼。但是,在“资本证券化”与“金融危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永远也剔除不掉的天然联系。所以,从资本拜物教的角度透视资本运行逻辑,从资本崇拜的宗教化出发来探讨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剖析当前金融危机最有效最恰当的认知工具。

金融危机下反思的教训 篇2

得税的标准问题做调整，比如对于有些行业、企业能不能在刺激有效供给方面降点税，最后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最后还是有利于财政收入。这方面还可以做。刚才说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全球不平衡，中国这边是出口主导，高储蓄低消费，美国是低储蓄高消费，所以不平衡。美国已经次贷危机了，我们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是从根本上扭转出口主导的正常模式，也是从根本上来协助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坚持说中国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一定坚持下去的，不能动摇的，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实际上是媒体误读了，我讲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是讲人民币增值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始终很清醒，美国教训、日本教训都告诉你必须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但是我第二句话讲的，媒体不愿意做具体的报道。当前我们从紧的力度合适不合适，是过紧还是正好，我认为按照贷款的增长额减去国家增长率以后的实际增长来看，7月份的贷款实际增长6点几，8月份是5点几。我的观点是过紧了，应该放松，这个媒体没报道。如果把它变成对央行制订财政的机构，对银行是什么建议？ 我说这个话是在降息之前说的，当然银行不一定是按照我的思路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应该从华尔街的教训中学习些什么？ 我觉得这次是加强了人们对国家领导能力的信心，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都很好地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几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也抵御住了外界的冲击。现在新的参与者也加入进了世界经济舞台，中东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中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美国也许将不再是一枝独秀。

扩大内须

老百姓已经开始不消费了，开始减少消费了。这一点我们得要特别地引起警惕，因为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为非常重要的推动GDP增长的国家来说，美国经济放缓，(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我们冲击非常大。像2001年，美国经济当时衰退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就从30%几一下滑到6%左右。所以我们不能低估当美国的需求下降的时候，对我们出口的这种需求的下降这种影响。当外部需求明显减少的时候，我们是否选择已经不是很多了，唯一的选择就是拉动内部的需求？中国我们没有太多选择，整个的全球经济现在看来都成了问题，那么这时候以出口为主的，或者说出口拉动的我们的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得赶紧采取一些措施，使我们内需要增加，来补偿一部分这种外需减少的这种影响。我们刚才看到美国的民众的确开始减少消费了，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中国的应对策略，那么首先我们想应该再提一下温总理那句名言，在天津达沃斯峰会上说的，他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的人民投资者来说，但是这种信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从哪里来？首先得要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应对政策方面来，因为从情况看来，这个我们的外需会下降，这已经是，应该来说是很清楚的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出口企业现在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靠我们内需来启动起来。您赞成我们中国现在动用外汇储备或者说我们的主权基金，开始投资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机构，或者是美国这种优秀的上市公司，现在股价被严重低估的上市公司吗？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市场上一直在讨论的抄底问题，我们现在一共有三部分钱，一部分钱是外汇储备，这部分应该来说是对国家来说减低风险的非常重要的一笔资产，这笔资产药非常谨慎，非常保守地投资。第二笔钱是我们中国投资公司，因为它毕竟是国家的钱，那么也得要相对比较谨慎。第三个是我们企业对外的投资，对于这部分我觉得倒可以更开放一些，因为从企业来说，它更了解它的对手。那我们再回到您刚才提到的内需得这个话题上来，拉动内需谈何容易？日本当时进入萧条期的时候，说了十几年要拉动内需，也没有拉起来，我们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拉动内需的政策很多，但是效率好像也并不是很高。这个启动内需，可能我们要有更宽的思路，或者说更多的方式。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比如我们的中小企业，目前我们中小企业是比较困难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在中小企业融资这个领域如果我们能够闯出一条新路来，很可能它就会能够制造大量的内需。我觉得另外一个内需的领域就是民生领域。这个从很长时间来说，我们对民生的投入是不够的，这里头很多的领域，你比如说卫生、医疗领域，比如说教育领域，比如说养老保险，比如说低保，因为就是所谓后顾之忧的问题，如果看病难、读书难、养老难等等这些问题得到一些缓解的话，那么可能对每个人都不用存那么多钱，现在中国的这个储蓄率是太高了。看来是全球同此凉热，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中国应对的策略，提到了拉动内需，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另外一个热议的话题，甚至是辩论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连洗澡带过河，接着应对这

世界金融危机的文化层面反思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中庸之道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2-0048-02

2008年9A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看似经济问题，其深层次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人们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反映，核心是人们思维方式的表现。我们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反思，得到启示，以便今后更好地进行工作与生活。

一、扩大内需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

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的文化问题，首先是美式文明崇尚过度消费的模式。中国当前也有此倾向。比如，中国当前买小汽车的人有相当部分不是为了工作生活的需要，而是因为邻居或同事有汽车，自家如果没有觉得很没面子。实际上开一辆汽车对环境的污染远远大于一次随地吐痰造成的污染，可是许多人对随地吐痰的人鄙视，对开汽车的人却仰视。这不是文化问题吗?这次金融危机是一场劫难，但是只有大家都不崇尚过度消费，才可能避免更大的劫难。

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人很大教育。时下，美国流行“清贫”的生活。许多人的穿着都很随意，衣料大多是棉布或化纤的，很少有羊毛和羊绒制品；家用车喜欢用排量小的；宾馆里的电视机大多比中国国内落后10年；上世纪70年代的木制缆车仍在旧金山运营；砖头般的“大哥大”仍有人在使用；很多人吃得很简单，但讲究营养搭配，不讲排场……然而美国人享受的公共设施比我们好很多：建筑的门可以自动关闭；公园大多免费开放，供游人烧烤的炉架、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摆在那里……美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一位美国商人说：“如果我们都穿羊毛服装，必然导致羊群啃食草地，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能源如此紧张，开豪华车不仅不爱国，也不爱人类；减少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就能减少电子产品污染……我们现在也许‘破了些，但我们的后代会很‘阔。”

美国人走过的弯路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当前，中央强调的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并不是随便挥霍。中央再三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

什么是进步?进步应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为此，必须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通常而言，相互帮助比勾心斗角让人感觉更好。进步并不意味着就是追求财富，尽管人类创造财富是必要的，但绝非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该是苦难减少、幸福增加，即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们应该摒弃拜金主义，停止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牺牲了太多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质量。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60％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现在这一比例只占30％。今天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家庭生活中离婚--增多，娱乐场合可信任的朋友减少，工作场所同事间竞争加剧……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我们牺性了太多的幸福感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观点——对立统一是宇宙根本规律，误以为世界事物只有经过对立统一才能前进。所以演绎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不仅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差异合作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人类在大部分空间和时间中，是靠差异合作来推动事物发展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不能只有斗争哲学，还应该更多地讲调和哲学。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减少“零和游戏”，尽量增多“正和游戏”。这也正是党中央提倡的，要化解矛盾，要协力合作，要提倡双赢、共赢。当然，必要的对立统一也决不可放弃。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绝不可能与其讲和谐!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文化中，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考虑(拼命借贷，由子孙后代还债)，只顾自身享受、损害他国利益(拼命印发美元，廉价花掉他国创造的财富)等缺陷。这就是只追求财富而忽视人际关系的不正确进步观念。这也就是“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游戏”。

我国古代就有“和而不同”的说法。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前500年)曾对齐景公论述“和”与“同”之别。“和”是相异的事物合而相济，“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同”是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孔子(前551-前479年)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能达到“正和游戏”的目的。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必须宣传“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和谐思想。当然，西方文化中也早有和谐理念，例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年)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可以说，中华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世界和谐思想丰富多彩。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这一优良传统。

三、应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处理问题

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解析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执两用中”，就是把握系统差异各部分的平衡点。二是“无过之不及”，就是为了保持稳定性，把握系统差异各部分的平衡点，既不是达不到，又不是超过。

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现代科学理论都证明，中庸中的系统往往呈现最佳状态。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就印证了中庸之道。该曲线说明，当税收为零时，企业虽因免税可能获得最大利润，但政府不可能存在，经济将处于无政府状态，企业的效益大受影响。但是，当企业将收入全部上缴政府，税率为100％时，企业生产将因无利可图而被迫停止，或者为逃税而转向物物交换，由于货币经济中断，税率虽然高达100％，政府的收益却等于零。上述说明税率太低或太高都不利于政府收益，这就体现了“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从概率论角度分析，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由大量的元素组成，元素的演变包含着随栅性，因此对一个巨系统的描述或预测，基本上或只能是统计性的。统计学证明，随机变量分布，如二项分布、正态分布等等，其峰值一般都不在其分布密度曲线的此端或彼端，而大多位于其中部左右。这也说明了中庸之道的合理性。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通过贷款销售房产来刺激消费市场，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个策略未必错误，但是必须把握好“度”，既不可过之，又不可不及，也就是要把握好中庸之道。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把握好这个“度”，贷款过于膨胀了，导致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

当然，把握好中庸之道绝非易事。去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我国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一“十个结合”：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些阐述是把握好中庸之道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宋清华银行危机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韦伟，等金融危机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反思 篇4

创新是发展的基础性动力, 任何形式的创新, 都能够归入发展的系统动力之中, 成为经济社会前进的基础性推动主体。因此, 如果说金融创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那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可取的。因此,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们不能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创新, 更不能把金融危机当成抑制金融创新的借口。金融创新仍然是发展我国金融业、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反思的内核

金融创新指的是能够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的金融工具、新的服务方式、新的市场概念以及新的金融体制。作为金融创新成果的物质表现形式, 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是实体经济内在需求的硬件载体和客观表现。如果脱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等条件, 金融工具的发展和金融创新将失去形成和立足的基础, 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全球视野而言, 金融创新至今已半个世纪之久, 创新产品名目繁多, 从宏观走势上看, 金融创新仍然动力强劲。从早期仅为规避各种浅层次金融风险而由商业银行发行的CDs, 成长为为了恒温利率与汇率之间的频繁波动风险而产生的各种期货、金融期权交易以及各种货币掉换, 再发展为如今的招致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的次级贷款证券, 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此消彼长的浪潮。

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其内在含义是, 不加节制的金融创新, 会在金融体制内每一个环节增加泡沫的可能性, 并激发了减少消费信心和信托责任的种种风险, 从而增加金融风险。金融创新本身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但是, 它也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具有复杂性、集中性、突发性, 一旦形成风险, 由于杠杆作用迅速呈几何级数放大, 除造成银行的巨额损失外, 同时会引起连锁反应, 在很短时间内就波及其他企业和行业, 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和动荡。因此, 最恰当的处理二者关系的态度, 是用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合理机制和有序化环境来防范和化解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而防范相比化解更为重要, 要在风险酝酿成危机之前就将它遏制于初始状态中。由此, 我们不能把金融危机当成抑制金融创新的借口。金融工具的创新只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但不能全部由金融创新来承担。

三、金融危机要靠金融创新解决——反思的结果

对金融创新的反思, 需要避免一个错误的比较视野。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而对这一危机的反思最终要落实到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指导上。首先, 要承认中国和美国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具有最先进的经济体制和最成熟的市场机制, 而中国是实际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程度相距甚远。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但经济增长模式仍以出口为主, 而美国大量资金都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其次, 要明确中国与美国在金融体制创新上的程度明显不同。美国的金融市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 其运作和监管体制一直被视为全球的典范。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则是处于刚起步阶段。但从总体上看, 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 还须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 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简单地说, 美国能够出现金融危机, 根本在于创新过度, 而中国尚处于创新不足的程度。迄今为止的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 数量的猛增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尽管在某些量化指标上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但在同一数量级或规模水平上用效率的尺度来衡量, 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上, 也就是内涵创新严重不足。

推动金融创新并有序发展, 是遏制金融危机的最佳途径。回顾金融业的历史, 可以看出, 金融创新的每一步都是在克服风险。如原始社会时期的以货易货,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产生了货币。如果仅仅是货币在运行, 也是有风险的, 于是有了金融, 货币就让步, 金融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风险, 于是出现各种类型的金融衍生品。因此, 针对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 首先要创新观念, 提高认识, 解放思想, 拓宽金融创新理念。其次是三个市场的创新和完善, 即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这三个市场是金融产业的主战场, 成熟的市场环境是金融创新的保证。最后, 要大力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金融监管作用和预警作用。在推进金融建设过程中, 政府部门要不断加强金融监管, 进一步发挥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规避金融创新对金融安全的冲击。

参考文献

[1]苏春燕, 金融危机不能成为抑制金融创新的借口[J].经济师, 2009 (2)

[2]杨星, 金融创新[M].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0

从金融危机到分红盛宴的反思 篇5

与人们最初的预计相比，本次危机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小于大多数人的预期。在全面爆发仅一年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走出了衰退，经济复苏迹象较为明显，资产、商品价格也重拾升势，少数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些许经济过热迹象。作为危机爆发的发源地，金融业在危机之初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但仅在一年后，这些机构似乎又重获新生，卷土重来。

新年伊始，美国主要的金融机构先后发布了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盈利远超市场预期。其中，摩根大通利润为32.8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盈利6.17亿美元，富国银行盈利3.94亿美元，高盛集团盈利47.9亿美元。而且，即使是继续亏损的花旗和美国银行，其亏损额较2008同期也有了大幅降低，美国银行业已重新走上复苏轨迹。此外，华尔街的高收入模式也没有改变的迹象。

为确保不受政策干预，经营状况较好的JP摩根以及高盛等机构，早早就已偿还了政府资金，为一年一度的分红盛宴做好了准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估计，美国38家顶级金融机构2008年的薪酬会较2008年增长18％，总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450亿美元。一年前金融危机的阴影，在这样的盛宴背景下，似乎已消散的无影无踪。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又会对未来全球金融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根本上讲，金融机构的重生并非得自其自身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府的多方补贴所致。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连同“数量宽松政策”，几乎等于是无成本地向银行无限制地提供资金，银行只需将这些钱贷出，即可获得丰厚的利差收入：政府收购有毒资产的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并加速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宽松的货币政策拉抬了资产价格，这极大地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估值状况。由此来看，金融业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与政府政策支持密不可分。

政府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必要之举。但是，这样的举措，虽然取得了短期的效果，但也造成了相当多的长期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业“大而不倒”的规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业在此次危机中并未得到相应的惩罚，反而从随同构救助中获取了一场更大的盛宴。这一结果，极大地破坏了市场基本原则以及金融监管约束的公信力。

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进入2010年，奥巴马政府连续推出了针对银行业的政策建议，试图重塑在危机救助中被破坏的价值体系。其一是要求华尔街金融机构缴纳一项总额最高达1170亿美元的税收，来偿还纳税人在政府拯救金融业计划中所蒙受的损失。据此计划，凡是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公司，都必须根据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缴纳0.15％的税收。

从道理上讲，奥巴马政府的建议并无错误。该计划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稳定性中受益，收取相应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也算是符合情理。相比之下，第二项建议则意义深远。由于大银行所具有的系统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其不对称的风险收益特权，也助长了其过度承担风险，攫取高额利润的动机。在此次危机中，这一银行体系的痼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又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和强化。奥巴马的第二项建议针对的就是“大而不倒”这一核心问题，是想通过对银行规模和业务的限制，来降低大银行的系统性影响程度，进而重塑银行监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目前，奥巴马政府还未公布两个建议的细节，事态的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其建议的方向，已经反映出了美国政府对于此次危机发展变化的一些反思，并大体勾勒出了美国未来金融监管的大致取向。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反思，也是权衡长短期经济利益之后必然要进行的选择。为遏制危机蔓延所实施的许多短期政策，在长期内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必须及时加以调整。

浅谈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反思 篇6

首先, 金融危机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 已逐渐显露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征兆。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 全球经济的放缓以及由此带来的外需减弱必然会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 从而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尽管这次危机起因于美国, 但全球股票市场的下跌幅度最大的却并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不仅如此, 中国拥有约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其中约60%是美国国债、“两房”相关债券及其他美元资产。虽然美政府接管“两房”对中国是具有正面影响的, 但美元未来的走势对我国外汇储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美元大幅贬值, 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将会不可避免的显著缩水。再者,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冲击。由于中国已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在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欧盟等国的经济陷入衰退, 将会降低本国进口需求, 从而导致我国出口减缓。

二、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扩大投资出手要快, 出拳要重, 措施要准, 工作要实”。这四个“要”字, 既反映出扩大内需的紧迫性, 又体现出我国夺取抗争经济危机胜利的坚强决心。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两个方面。扩大投资需求, 即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激活国内投资的市场;扩大消费需求, 即通过增收、扩大信贷等经济措施, 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结合目前我国的经济现状, 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的政策, 对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和解决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 具有以下三点主要意义:

一是合理引导外向型经济转型, 优化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三架马车”的拉动。在这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我国经济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GDP结构发展相当不均衡, 外贸依存度过高, 这造成了我国经济呈外向型增长结构。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的萎缩, 所以, 依赖于外贸拉动的外向型经济一定会受到冲击。从短期看来, 最直接的影响是世界经济的衰退减少了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从长期看来,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主要影响将包括各国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危害、中国企业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难度增加;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减少等。面对这严峻的形势, 政府提出了在落实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合理引导外向型经济的转型, 优化经济增长的结构。此项举措的功能有二:既可以帮助外销受阻碍的商品转变为内销, 缓解市场需求不足对于企业的压力;又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货币的供给, 优化总体经济结构。

二是引导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 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固定资产投资, 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 它是社会增加固定资产, 扩大生产规模, 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高国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近期来看,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快速转移, 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和冲击。为防止由于投资萎缩造成的经济下滑, 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举措, 同时还推出了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等方向性的措施。这是合理引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明智之举。我国发展经济要利用好国内国际这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但更要把经济的长期发展点放在国内的需求上。只要我们采取了有效的政策举措, 坚持扩大内需,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长期保持强劲。

三是进行民生工程, 刺激消费, 缩小贫富差距, 扩大内需。当前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我国国民消费的水平, 如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的区域贫富差距过大, 消费能力不足;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储蓄率不断增高;以及消费市场混乱, 监管不严等顽疾。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冲击下, 提高国民消费水平, 刺激消费, 缩小贫富差距已是离弦之箭。《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扩大内需的主战场在农村, 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生力军是农民, 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取消城乡二元体制。《十大措施》则强调, 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良影响, 一定要在加快民生工程建设方面, 重拳出击。这些措施的出台能较好的缓解市场投机的倾向, 将投资的方向转向相对滞后的农村建设和西部建设中, 实现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将投资的方向转向公共保障, 公共设施建设的领域, 使百姓在医疗、就业和养老等方面得到保障, 从根本上推动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实现了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综上, 在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 解决深层次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增加政府投资, 改善消费环境, 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了我国短期经济发展调控的方向。我们可以相信, 在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后, 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将会更加健康和稳定, 我们将会迎来中国新纪元!

摘要：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普遍受到国际市场变化带来的伤害, 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经受这次危机的过程中都暴露出了很多相似或是不同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及国家采取的举措, 总结和推测未来中国金融体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外汇

参考文献

[1]李鹏.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美国金融危机根源探究[J].南方金融, 2009, (01) .

[2]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政策选择的反思 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需求,货币供给

一、前言

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源于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全的广泛联系, 引发了危机向各个领域、向全球各国逐步扩散, 而且持续时间长, 经济复苏缓慢。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 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了近似的共同行动, 即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扩张型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 2008年10月3日, 布什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2008年10月8日, 英国政策提出了总额为5000亿英镑的第一轮金融救助方案;2009年1月7日, 德国政府推出总额为1000亿欧元的企业援助计划;2008年10月30日, 日本政府提出了总额为269000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与国际形势相对应, 中国2008年1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 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 部署了投资总额为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

货币政策方面, 2008年10月8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 以及瑞士、瑞典、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央行宣布降低0.5个百分点。在同一天, 国务院下属的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存贷款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下调, 并且国务院对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从2008年9月起, 美联储开始向经济中大量注入基础货币, 2008年9月增加基础货币620多亿基础货币, 到2009年1月, 5个月内美国的基础货币就增加了1倍。同样类似的是, 中国从2008年10月到年底, 中国人民银行分3次共计下调基准利率1.63个百分点;从12月25日开始, 调低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09年7月份, 人民银行再次强调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仍是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上述历史背景资料可见,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 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基本协调一致的意见, 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首先, 人们普遍认为, 在今天全球经济相互联系的情况下,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这次危机中置身其外。其次, 各经济主体都认为, 既然所有的国家同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世界各国的应对措施也应该保持一致, 采取统一行动。但是, 这种当时一致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合理的?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国和欧美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差别;是不是应该和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 完全一致的政策呢?时至2012年, 正如我们所见, 这种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言论, 本文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注重与美国危机产生的差异, 对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采取政策进行评析, 从而说明在此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二、中国经济危机的特点

本次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是从金融体系开始, 所以实质上是金融危机。从经济理论上来分析, 本次危机首先起因于金融系统中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 然后银行体系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从而大量持有超额准备金, 导致了货币紧缩, 必然相应减少放贷数量。放贷数量的减少, 使得总需求中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 因此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导致了经济的衰退, 金融危机就转化为经济危机。表1为美国2007年以来的各项主要经济数据,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 投资额的下降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影响。针对以上情况, 美国想要稳定经济, 首先必须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所以, 我们看到美国在金融危机刚一开始时, 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要都是针对银行体系, 目的是想把危机限制在银行体系之内, 防止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产生重大的冲击, 避免出现1929年“大萧条”期间股市崩盘, 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

而中国的经济结构中, 出口占了重要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所公布的数据, 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00年为23.3%, 而到了2006年上升到了39.9%。金融危机爆发后, 欧美国家的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 进口急剧减少, 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出口, 大量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 失业问题也也日趋严重。所以,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从出口下降开始的, 从而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从2009年10月起, 我国的出口逐月下降, 在2009年2月降到了649亿美元。例如, 出口大省广东省2008年仅10月份关闭停产的中小企业远多于2008年前三季度总和。从表2中可见, 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 我国的出口下降十分明显, 相应的经济增长率也显著下滑。

资料来源:美联储网站, 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和美国劳工部网站。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企业销售收入下降, 库存增加, 势必投资额会随之而下降, 居民收入水平或者其增长率也会跟着下降, 总需求下降, 从而引发经济衰退。从货币需求方面来分析, 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但是, 另一方面, 从货币供给方面来看 (表3) , 我国的历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持续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 从上述分析可见, 中国在货币供给增速不变的的情况下, 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 就意味着经济中会存在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商品和货币的需求不足, 于是多余的货币就会过剩的现象。商品和货币的需求不足, 于是多余的货币就会流向资产市场, 这就出现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背离局面。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三、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评析

在经济理论中, 面对经济衰退, 政府可以采取两种政策, 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 指的是政府用调节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的方式来影响经济的政策措施。而货币政策则指一国金融主管当局采取的, 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措施。财政政策直接在商品市场上起作用, 而货币政策则首先作用于资产市场, 在通过资产市场作用于商品市场。这些政策的短期目的都是为了调节总需求, 因此也称为需求管理政策。从宏观经济理论上讲, 当经济的发生衰退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总需求的增加, 从而促进经济恢复。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一般而言, 应该优先采取效果相对较大的政策。如果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中, 货币政策无效, 那么最好的选择是财政政策。相反, 如果投资对利率非常敏感, 此时货币政策效果很大, 显然就该选择货币政策分量较重的政策组合。

如前所述, 中国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国际经济形势恶化而导致经济结构中出口的大幅下滑, 是直接从实体经济引发的。结果使中国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 然而在货币供给仍维持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 中国实际上出现了流动性相对过剩的现象。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不会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 以增加总需求, 因为它本身就是缘于对购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导致的。然而, 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必然要有个去处, 在现实的经济情况下, 就只能流向资产市场, 因而导致资产价格膨胀, 形成资产泡沫。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火爆异常的原因。2009年, 上证指数从年初1849点上扬到年末3277点, 上涨幅度达到77%左右, 居于世界前列。与股票市场走势相一致的还有房地产市场, 2009年全国各个城市房价大幅上扬, 以至于后来政府不得不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快上涨。

可见,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货币不足, 而是货币过多, 这跟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然而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采取了和欧美国家基本一致的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当然, 这样的政策组合有力地刺激了总需求, 但其问题在于同时也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此后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的投资稳定增长, 消费增长率在2009到2010年中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经济增长率相对稳定, 2009年和2010年GDP增长率分别为9.1%和10.4%。相比较而言, 2008年底和2009年初, 中国的形势严峻, 沿海企业普遍困难, 东南沿海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 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仅有6.1%。所以中国扩张型的政策从客观上抑制了经济危机的加剧, 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但是, 在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下, 这种双扩张型的货币政策非但不能刺激投资, 扩大总需求, 反而会加重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 资产价格波动剧烈的现象。所以, 中国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选择是利弊共存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 在应对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 中国采取了世界各国基本协调一致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而刺激投资, 扩大总需求, 防止经济陷入进一步衰退。从经济增长的结果上来看, 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但是, 其负面效果也很明显, 即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在实体经济基本上稳定的同时,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走势大幅上扬, 使得中国其后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关注2008至2012年中国的货币政策, 可以看到不断在宽松和紧缩中进行转换,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率频繁调整, 对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 在于没有关注到我国经济形势与美国等国家经济形势的差异。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从金融体系开始, 所以其货币政策针对性很强, 不仅稳定了实体经济, 也稳定了资本市场。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虽然在2008年10月有一个很剧烈的跌幅, 但之后的走势由于货币政策的调整而逐渐趋于平稳。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从出口下降开始, 直接造成实体经济不景气。面临的问题不是货币不足, 而是货币过多, 和美国正好相反。因此, 从宏观经济理论上来看, 中国应该采取财政扩张而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 用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 增加总需求, 用货币政策减少过多的流动性, 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加剧, 预防金融危机的产生。但在实际中, 我国采取了财政和货币扩张双扩张的政策组合, 尽管抑制了经济危机的冲击, 却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导致了资产泡沫更大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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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志和.宏观经济学[M].第1版.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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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剑.宏观经济学[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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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鹏.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反思[J].经济研究参考, 2010 (71) :7-12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8

一、对世界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

2008年初以来暴发的金融危机, 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对“次贷”监管的缺失是金融危机的诱因

根据客户信用质量, 美国的房屋按揭贷款通常被分为三类:优级按揭贷款, 次优级按揭贷款, 次级按揭贷款。优级按揭贷款面向信用等级高、债务负担合理、风险小的优良客户, 信用评分在660分之上;次贷面向信用分数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 信用评分在620分以下, 如低收入阶层和新移民:而次优级按揭贷款面对的客户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泛指信用评分在620-660分之间, 或者是满足优质贷款申请者的所有条件, 但是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收入证明文件者。

“次贷危机”的发生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2000年, 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 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25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短时间内使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从6.5%降到2003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 并且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长时间的低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从2001年到2005年的繁荣及房价泡沫。

低利率、金融自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行业的过度竞争使得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基本满足了优质客户的贷款需求后, 逐渐把眼光投向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 即次贷市场。这增加了房贷需求, 带来了房价的上涨。而房价持续上涨导致的风险低估又进一步刺激了房贷需求。美国对次贷的监管很少, 使得次贷发放条件和审核程序非常宽松, 成为投机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最佳通道。这些原因最终引起了房价的螺旋式上升和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次贷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飞速发展。新增贷款额从2001年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000亿美元, 年均增速38%。截至2007年上半年, 美国次贷余额为1.5亿美元, 在按揭贷款市场所占份额从2001年的2.6%增加到15%。

美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发放贷款条件监管的缺失为整个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从2004年6月开始, 为抑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先后进行了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最终达到5.25%。但是, 由于金融过度顺周期特征, 次贷产品在降息过程中还在继续发展。利率的升高、房价的下跌, 使资信状况欠佳的次贷借款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房贷的负担。2007年美国有40.5万家庭失去了自己的房屋, 同比上升51%。次贷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因此而显著上升, 2007年4月, 美国次贷行业的第二大公司新世纪金融破产, 拉开了整个金融危机的序幕。

由于美国高资产证券化程度, 金融危机走出银行体系内部, 逐步扩散到资本市场, 导致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破产, 进而产生了信心危机和市场流动性危机。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看到, 由于证券化过程中金融监管的缺失, 引起了风险-收益的背离, 进而在道德风险的驱使下, 风险被指数化放大, 导致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二) 评级机构监管缺失是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

对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是次贷危机蔓延的关键因素。在危机发生前, 贷款供应商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 同时分散风险, 将贷款出售给贷款抵押公司, 抵押公司设立特殊目的机构 (SPV) , 购买证券化资产, 以自身名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ABS) 进行融资, 再将所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偿还购买发起人基础资产的价款。信用评级机构将不同风险程度组成的房产抵押贷款进行风险级别评级, 这些不同风险的等级因为满足了不同风险投资者的需求, 很快就出售了。接着, 投资银行又将低等级ABS进行重组, 形成各种类型的抵押债务证券 (CDO) , 信用评级机构又对这些证券产品评级, 提高了它们的出售能力。

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和预警机制的落后深化了这场危机。由于金融创新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其中, 对ABS、CDO及其衍生产品的评级使得次贷风险被层层掩盖, 最终导致大量的投资者只看到高评级的证券化产品。而不能发现其基础资产的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品风险的低估。造成了风险收益的背离, 金融机构大量买入风险资产, 这形成了以后危机扩散的基础。

信用评级机构内在的道德风险监管的缺失导致评级机构出现这些问题。尽管评级机构代表了投资者的利益,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证券发行人, 这就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由此导致的道德风险会使得信用评级机构在证券发行人的压力下给证券以不公正的评级。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导致了风险收益的背离, 金融机构由此产生了买入的动力;而对金融机构监管过松、对杠杆利率的要求太低, 为金融机构大规模买入风险资产提供了可能。在金融机构内部, 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合理, 薪酬结构不完善, 使得金融机构内部出现风险控制和道德风险弊端。在市场景气时期, 高管和执行人员注重短期利益, 为追逐高额奖金, 不断扩大次贷证券业务, 这最终使得大量购入风险资产成为现实。由于这一系列金融监管的缺失, 在繁荣时期。金融机构大量持有风险资产, 整个资本市场面临很大的系统性风险。而当宏观经济出现拐点的时候, 评级机构预警机制落后。这一风险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被无限放大。投资者恐慌性抛售, 相关证券价格大幅缩水, 为以后的市场流动性危机和信心危机埋下祸根。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情况

1. 统一监管时期 (1978—1992) 。

这一时期, 在恢复和重建一大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 逐步建立了金融监管体制。1983年至1992年间, 国务院明确人民银行职能变为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 研究和制定金融方针政策, 加强信贷管理, 保持货币稳定。这几年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管理, 单纯依靠调节银根, 很难达到监管目的。在这个时期,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监管还没有真正形成。

2. 分业监管框架建立时期 (1992—2002) 。

1992年, 由于宏观金融秩序的混乱, 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逐渐提高。1992年10月26日,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 证券市场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1993年12月25日,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要转换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 强化金融监管, 并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管理, 确立了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形成的政策基础;1998年l1月18日, 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 进一步把对保险市场的监管从人民银行的职能中剥离出来;2000年9月, 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体制。新的监管体制对突出监管重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分业监管时期 (2003一) 。

2003年4月28日, 银监会成立, 专门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 人民银行主要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开展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责。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的时代宣告结束, 人民银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2003年9月18日,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2004年6月, 这三家监管机构依据“分业监管、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指导原则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 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 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体制、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

由此可看出, 在金融监管方面, 中国经历了由综合经营走向严格的分业经营;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 中国经历了由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 走向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业监管的历程。

(二) 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真空。

目前,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 最突出的问题是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 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大金融监管机构虽各有分工、各有侧重, 但相互之间仍存在权责不清与相互冲突的问题, 存在监管中的“真空”, 相互配合不力, 从而降低了整体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内部各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协调, 负责审批的不负责监管和检查, 负责现场检查的不负责审批和日常监管, 各职能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 难以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多头监管的做法, 必然使得监管力量分散, 不利于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管。

2. 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一是对金融监管在风险管理中的地位认识不清。金融监管是促进金融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金融监管并不是万能的。而且,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具有稳健和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市场约束、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网等先决条件。

二是对市场规范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认识不足。市场根据价格信号的变化与传播, 灵活地发挥着对社会资金的配置功能和对金融机构的选择功能。有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提高市场对金融机构运行的约束, 对市场缺陷发挥积极的补充作用。而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利率管制等人为地替代或扭曲市场的现象还相当严重。

三是对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认识不清。金融监管是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共同任务和职责, 监管机构是外因, 金融机构是内因。对单个金融机构而言, 该机构应对其自身负最主要的监管责任;而监管机构更多考虑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 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 督促各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3. 监管者垄断性风险大。

金融监管由于其所处的垄断性地位, 在监管实施过程中缺乏市场机制中自我纠错的约束性和竞争性,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政府失灵”现象, 最终降低或者破坏监管的效率。监管者往往拥有强大的法律权限, 往往会站在垄断者的立场上对被监管者行使其监管的法律职能, 使监管者很难发现其监管中的负面影响并主动予以纠正, 因此不具备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机制。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启示和路径选择

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创新的漏洞, 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缺失的问题, 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对于研究探索中国的金融创新与加强金融监管的有效对策, 逐步建立适应我国现代金融发展的统一综合性的金融监管体系, 对于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完善, 监管方式有待改进, 金融活力不足与风险隐患并存。我们应该建立以外部监管为基础, 以内部风险控制为支撑和以风险宏观监控为保障的多元化金融监管体系。

(一) 健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提高监管效率的根本保证。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体系, 但是与金融混业经营配套的系列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 要进一步细化相关办法和实施细则, 建立以条例实施细则为主的制度体系, 对不同法律之间的模糊、真空地带进行严格的把握并做出相应的措施以规范市场, 保证既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又对各类金融控股公司能够实行有效的监管, 控制金融风险的发生和蔓延, 建立一个适合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的法律环境, 防范各种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制度风险。

(二) 完善金融外部监管体制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集团化的发展, 分业经营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 在混业经营趋势下, “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 对于交叉业务领域的监管, 各监管部门之间不但缺少有效协调, 反而存在利益博弈现象, 各监管机构争权力、推责任的情况严重存在.容易出现监管盲区和监管漏洞。同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在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系统风险越来越明显、金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 为了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监管机构之间应加强合作, 联合建立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监管当局应要求市场参与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并对衍生产品收益和风险的形成做出适时的解释, 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措施。加强监管机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同时还要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 构建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 促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

(三) 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管, 提高风险自我控制能力

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基础性制度, 外部监管手段只是作为金融机构内控不足的补充, 控制风险的根本措施还要靠内控制度。德国的银行体系内部完善的控制制度, 明确的自我监控的意识和能力, 是德国金融监管的突出特点。我国现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金融机构在内部风险控制方面还无法满足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 因此, 各金融机构为有效控制新一轮的金融风险, 应强化健全内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内控制度。一是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流程, 将全面风险管理覆盖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二是建立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 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三是加强对自身各分支机构、各职能部门以及经营决策者约束, 从制度上控制风险发生的概率。

(四) 进一步健全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风险管理不善, 商业银行降低房贷标准, 给没有足够收入证明的人发放贷款, 甚至不要求首付, 以此吸引大批高风险客户。商业银行在发放次级贷款之后, 以次级债券方式转嫁风险, 由于多次包装难以进行合理信用评级, 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 正在探索建立信用体系, 但并不完善。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形成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 可以说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五) 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

本次金融危机肇始于房地产市场, 如果监管当局能够一直保持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监控, 并且建立一些相应的指标, 就能提高风险预警能力, 从而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有效地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对银行体系的安全、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因此, 建立房地产金融风险宏观监控指标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选择。而要切实做好对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风险预警, 仅有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商业银行从多方面加强风险管控的同时, 在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的外部经营形势下, 对住房按揭贷款业务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适当提高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加大对贷款人资格的审核, 进一步降低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 使潜在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埃德加.E.彼得斯.复杂性风险与金融市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周英金融监管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白钦先20世纪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和展望[J]金融与保险2000

[4]高冬民赵爽金融业监管当局的治理对两套标准的介绍和对中国银行业治理的初步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5

[5]周建松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和机制的思考[J]南方金融2007

金融危机下反思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 篇9

成立一家公司, 好比是取得了一场参与市场竞争的入场券, 门票是买了, 至于能不能上场和笑到最后, 那就在于各自的造化了。

起家成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毫无例外, 中小民营企业的成立都是很迅速的, 因为, 机遇来了, 这个时候不添把柴, 火苗就要熄了, 起家的前提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项目和技术, 机遇在时代发展中燎得人的心狂热不已, 一个烧饼好吃, 街上会一窝蜂地出现众多烧饼加盟连锁店, 在市场的热捧下, 不想红都难, 因为, 现阶段市场发展处于粗线条, 细分一个类别, 都能带动一个阶层, 找到市场缝隙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在改革之初, 就有很多的成功企业就是这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企业成立之初是生存所迫, 时事造英雄, 现在创业型企业成为英雄的较多, 成长为企业家的并不多, 即使有成功的, 也是偶然的, 在对外讲述其传奇经历时, 都是传奇故事。金融危机之下, 这些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还能经历一次传奇吗?

以前有一个笑话, 说一个电视主持人采访一个英勇救人者, 问救人者当初救人时, 脑海里是否想到了很多的英雄形象或英雄名字, 救人者说, 当时什么都没想, 只是一个意识反应。结局虽然没有期待描写的那样精彩, 但也实在。这说明了一个真实的现象, 在市场大潮中成功勇立潮头的成功者们, 当初选择从商这条路, 并没有很多的理想, 能生存就行。

不少企业活到今天, 不管是中小企业, 还是大型企业, 他们的领导人都说, 没想到会发展到今天。当初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或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就业, 或是为了自己的温饱等等, 公司没有理想, 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太感性化, 可喜的是企业的第一步走出来了。然而, 现实是多变和复杂的, 面对行业性和环境型的危机, 企业靠什么立足?古人云: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在压力面前, 不是看谁能挺得住, 而是要看谁会化解困境, 这一点, 中小企业尤为重要。

家天下与国天下

有一个调查, 说国内有很多企业的领导者 (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老板) 都不愿意上市, 因为公司上市以后, 一则在公司的控股方面会有很多人参与, 二则是公司的财务年报必须要公开。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更是如此, 根本就没有上市和让别人参股的想法。中国千年的传统, 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家族利益要高得多。

从市场的观点上看, 企业老板拥有股份导致无法容纳人才的长期发展。知识创造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包括企业产权的规定, 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 奖惩制度, 员工持股制度, 福利制度等等, 它其实解决不了财富的分配规则。当初王安电脑在美国也是赫赫有名的, 王安在美国打拼了一辈子, 按道理说, 思维已经很开放了, 可他临死前还是执意要将公司交给他的儿子, 他还是无法突破家天下的束缚。

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 网上有一个调查, 是关于经理人的忠诚度的, 结果发现, 普遍的经理人对东家不满, 更有一些经理人另起炉灶, 随时准备着倒戈走人。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磨合, 为什么经理人与老板还是融不到一起去?这种心态可以说是老板们的悲哀, 更是经理人的凄凉。老板与经理人之间是权与利的合作?是契约之盟, 还是梁山兄弟的豪情?还是主仆之情, 或是君臣之义?都说中国没有职业经理人,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相信在危机面前, 企业是永远无法共渡难关的。

老板要学会长大和帮助员工成长

每个老板都有一个通病, 只盯着眼前一块, 非要看到眼前的利益得手, 才肯扩张。其实, 不要说眼前这一块不能马上见效, 就是对于能见效的项目, 也是希望不断增加利润价值率。作为决策者, 整个全局没有顾到, 只盯着眼前的这一小块地, 会有用吗?

我们的很多老板是不喜爱学习的, 在危机面前, 他们常常会一掷千金, 寻求外脑, 只要能解决问题, 价格好说。这样的老板能长大吗?自己依靠别人去创造价值, 好比是一群狮子依靠一只羚羊去打架一样。老板要善动脑, 引导员工一起努力, 老板不爱学习, 不要指望员工肯发奋图强。只有在了解自身的不足时, 弥补不足, 激励他人, 企业才有可能成功, 所谓外脑, 只不过是多了一双发现的眼睛, 帮助老板找出问题的症结罢了, 事情其实还是要靠老板自己做的。

起家的家族制与发展的职业制的矛盾

起家时唯有家族性能把创业时的同心协办者联系在一起, 这是必然性的。到了发展阶段, 整个公司发展呈现架构, 管理与职能是各尽其责, 在需要专业人做专业事时, 公司要引进专业化人才和管理机制。这时, 原先企业家族的管理者就会感觉家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了伤害, 或是不安全, 感觉别人到这是不劳而获, 抢摘胜利果实的?同时, 作为空降队伍, 处处以一种现代管理者而居的眼光, 看到处处不规范, 不科学不合理的企业, 企业作为一个待改造的对象, 恨不能脱胎换骨重新分配。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10

关键词:消费模式;金融危机;反思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15-06

一、 美国消费模式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分析

(一)次级债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点

美国金融危机是一起典型的由住房消费引起的信贷危机。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根据借款人信用高低, 放贷机构对其进行区别对待, 从而形成“优惠级”(Prime)抵押贷款和“次级”(Sub-prime)抵押贷款两个层次的市场。 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级抵押贷款,只能在次级市场上寻求贷款。两个层次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的贷款利率高出2%～3%。因而次级抵押贷款对放贷机构来说是一项高回报业务, 所以该业务受到放贷机构的有力推动。另外,美联储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和美国住宅价格的持续上升, 也引起美国居民购房热情不断升温 [1] 。

在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推出的最初10年里, 该业务取得了显著效果。1994～2006年,美国的住房自有率从64%上升到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一期间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这很大部分归功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 在利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购买住房的居民中,大部分是低收入者,这些居民由于信用记录较差或付不起首付而无法取得优惠级抵押贷款。

办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时, 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可以出售所购住房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住房卖出,即使能够卖出,住房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于是,出现逾期还款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事件。此类事件一旦大幅增加,必然引起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必然会发生动荡, 并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同时, 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住房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这双重因素的叠加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严重程度, 这便是美国次级债危机。在危机的初始阶段,危机仅仅存在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但是,随着次级债危机的逐步加剧,市场预期更加悲观,住房价格进一步下跌,优惠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也受到冲击。美国次级债危机波及到整个抵押贷款市场。 不仅如此, 银行的信贷危机很快波及到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发行基础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市场, 进而影响到整个证券市场, 最终酿成了一场深刻影响美国经济的金融危机。

(二)滋生出大量金融衍生工具

在次级债危机中充斥着数不胜数的金融产品和相关衍生品, 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概念,即次级贷款、资产证券化(MBS)、可抵押债券(CDO)与掉期违约担保证券(CDS)。

次贷危机源于次级按揭贷款。过去十余年间,美国三四百万个低收入家庭拥有了住宅, 总计贷款额约为1.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额,但只是美国目前金融资产坏账的一小部分, 不断派生的金融衍生品将高风险的次级贷款放大为数十倍高风险金融资产。派生的第一步是资产证券化(MBS),通过售出MBS,商业银行回收了贷款,投资银行获得创设费、发行费和管理费等中介收入。金融创新若到此为止, 次级贷款的坏账就仍然以1.5万亿美元为限。但问题是, 派生远未结束, 投资银行为规避风险, 在MBS基础上再开发可抵押债券(CDO),通过分类定价方式, 将不同风险的住宅按揭贷款以不同收益的CDO产品推向市场。此外,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开发了违约担保的新产品——可掉期违约担保证券(CDS)。CDS的创造与发展对于将美国房地产业贷款风险与金融业风险捆绑在一起具有关键意义, 规避商业银行次级贷款的坏账风险的金融创新, 经过多个环节用多个链条捆绑了几乎全部的美国金融业务。

随着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快速发展, 出现了大量交易向少数几个大的交易商集中的趋势, 因为市场参与者都希望与信用评级高的对手进行交易。 虽然场外市场的高集中度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等好处,但也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本次危机中,CDS产品过于集中于少数大机构,如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等,导致风险过于集中。一旦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等违约, 由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缺乏交易对手, 将导致众多市场参与者面临风险, 进而引发系统性危机。 一旦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时候, 危机就来得很快。

金融衍生品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 是把双刃剑。 华尔街投行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加大了金融风险和波动。过去十年,金融业是美国盈利最高的行业。次级债危机前,金融业盈利已经占全美各部门利润总合近三成。 如此巨大的利润增长,当然离不开金融创新,但只要轻轻剖开次级债衍生品创设发行过程,就可以明白美国金融业利润增长的泡沫。不仅利润增长有泡沫,在房地产形势有利的情况下, 投资银行还可以通过杠杆贷款的方式放大资本量。2007年的平均杠杆比例为30倍, 也就是说,100美元资本金经过杠杆融资后可以使用的资本量为3000美元。如果100美元原来能赚3美元,杠杆融资使得投资银行能用100美元赚到90美元。高收益诱导投资银行铤而走险放大并保持着高杠杆比例, 其他金融机构也纷纷创造出更多的金融衍生品, 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美国国际集团发明并大力推广的CDS构成了金融创新时代创造利润的经典; 雷曼兄弟创造CDO和CDO的平方与立方更是花样翻新; 原本主要承担非次级贷款担保职责的两房也不落后, 房地美在2008年2季度公布的财务报告中,杠杆融资的比例超过了70倍 [2] 。

过高的杠杆比率, 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由于杠杆率较高,一旦投资出现问题会使其亏损程度远远超出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得这些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货币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 而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 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 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便是因此遭挤兑而倒下。同样,评级公司降低雷曼兄弟的评级, 也是其彻底崩盘的重要因素。

(三)透支性消费模式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经济增长就开始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 到20世纪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1929年上升到7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低于房价上涨, 大量购房者住房抵押贷款债务收入比例和贷款价值比例不符合优惠贷款要求而变为次级贷款。由于担心回到通货紧缩,美联储在2003年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l%,为1958年以来最低水平。 极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和对联邦基金利率只会缓慢地逐步上升的预期, 导致长期利率下降并持续走低。 传统新型家庭抵押贷款利率在2001年高于7%,而到2005年下半年在它和其他利率一起开始上升之前,已经下降到了5.75%。低利率促使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但也使房贷市场鱼龙混杂。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导致史无前例的抵押贷款融资量巨增。 用新抵押贷款代替旧抵押贷款不仅能支付更低月息, 而且能在他们进行再融资时提出资金。 由于前期住宅价格上升,使得可供提取资金数量常常很大。资金一小部分用于减少其他负债或投资到其他金融资产, 大部分被用于消费支出。因而,这种再融资过程使得消费者现金支出增加快于收入增长, 即导致储蓄率下降。2005年下半年,美国总体家户储蓄率下降到-1.1%, 个人储蓄下降额大约相当于GDP的2.5%,足够在支付能源上涨增加成本的同时提高国内产品和服务消费。因此,抵押贷款再融资的繁荣导致2005年消费支出得以持续和经济总体增长势头强劲。 [3]

但是自2004年6月30日以来, 美联储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在两年内连续17次加息。此前,联邦基金利率(即隔夜拆借利率)仅为1%,到2006年6月29日第17次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已升至5.25%。直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7年9月18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由原来5.25%降为4.75%, 以应对愈演愈烈的信贷危机以及可能的经济衰退后果, 这是美联储自2003年6月后4年以来首次降息。 高利率使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并进而冲击到房贷和金融市场,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可见, 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诱因是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发生困难,导致了信用紧缩、投资衰减,从而出现金融恐慌、金融(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进而加剧了经济衰退。 为什么会出现次级抵押贷款的还贷困难呢?其中的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低收入阶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房价等物价上涨→住房市场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利率上调→房价下跌、 房地产行业下滑→信用紧缩、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

由此分析可见,利率是一个关键和枢纽。但是追溯到最后,转动这个枢纽的根本力量是过度消费模式。所以,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的模式,利率持续上调,住房市场泡沫破裂,房价下跌。次级抵押贷款及其产生的金融风险是次要原因。 利率提高只是导火索, 根本原因是美国消费增长超过经济所允许的限度。

二、消费模式的基本概念

本文中的消费指的是居民消费, 又称家庭消费或生活消费,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通过吃饭穿衣、文化娱乐等活动,对消费资料和服务的消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界定,居民消费支出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除了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外, 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即所谓的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包括如下几种类型: 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 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 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根据人们的消费观念不同, 可以将消费模式分为过度消费、适度消费和消费不足三个类别。

(一)过度消费

过度消费是指脱离现实经济条件与合理需求的消费 [4] 。过度消费既可表现为宏观上的,即政府在消费政策选择上的失误,也可表现为微观上的,即个人或家庭在日常生活消费中的病态行为。

从消费者角度看, 过度消费在经济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超前性消费,消费者在缺乏足够消费能力的条件下盲目追求高档消费, 把未来才能满足的需求不切实际地提前兑现, 从而无力储蓄以备突发性消费,也无法进行投资使资本增值,有的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造成精神压力。二是挥霍性消费,即消费者虽具备支付能力,但其消费远远超过自身合理需求。

过度消费是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消费水平的消费。它会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入不敷出,使整个社会生产得不到发展,因为消费过多,从而储蓄过少,生产就没有后劲,并且会滞后,所以要反对过度消费。

过度消费的必然结果是储蓄率过低。“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消费决策同时也就是储蓄决策,二者是等价的”。由于消费倾向(APC)与储蓄倾向(APS)之和等于1,二者此消彼长,消费率上升意味、导致实际储蓄率下降。

(二)适度消费

适度消费就是要量入为出, 又称合理消费。“适度” 从根本上说是与由国情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只有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并通过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适度消费不反对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只是反对过量消费中的挥霍和浪费。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 因此, 在消费中大力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就成为必须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高人们的认识,更新生活观念,阐明过度消费的严重后果,促使人们以适度消费代替过度消费,消除贫困,从而保证人们能永远健康体面地生活。

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最终消费率超过60%时, 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消费模式是否处于适度消费的水平。

(三)消费不足

消费不足指的是消费低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消费水平。消费不足,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慢,人们收入减少,更加抑制了消费,使得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对经济拉动不足,因此应反对消费不足。

与过度消费模式相反, 消费不足的必然结果是储蓄率过高。 由于消费倾向(APC) 与储蓄倾向(APS)之和等于1,二者此消彼长,当消费率处于低水平的时候,就必然会导致实际储蓄率过高。

三、 美国由过度消费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与思考

(一)我国的消费现状与消费模式

1.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测算,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其中内需的贡献率高达92.6%,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是最近几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 [5] 但是,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部分,因而不能笼统讲内需的高与低,要做具体分析。内需占比高,并不等于消费需求占比高, 要考察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占比。这里的消费占比,就是最终消费率。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1%。 从1978到1992年,这14年中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都在60%以上,投资和出口合起来不到40%, 情况相当不错。其中1981年的最终消费率曾达67.1%, 是改革开放30年中最高的1年。成为历史制高点。从1993到1998年这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降到了60%以下, 但仍然相对平稳,在58%～59%之间。

但2000年以后, 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其中,2003年是投资猛增的一年,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5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424亿元, 只比上年增长9.1%。到2006年,在宏观调控持续多年、固定资产投资压缩多年的条件下,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仍然达到109870亿元,比上年增长24.0%。这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消费的贡献率则快速下滑,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最终消费率由2004年的54.3%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48.8%,而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一直居于37%～39%的低位,并且是呈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际经验,最终消费率超过60%时,属于适度消费水平。世界银行统计结果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在70%～80%之间,其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低于70%。 以2002年为例,当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 其中高收入国家为81.0%, 中等收入国家为74.3%, 低收入国家为80.7%。我国2002年的最终消费率为58.2%,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国家), 如菲律宾为81.2%、 印度尼西亚为78.8%、泰国为68.9%。我国的最终消费率2006年跌到38.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世界正常经济体中是最低的。而且根据表1的统计数据,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7年最终消费率为48.8%,低出2002年最终消费率9.4个百分点,这使得我国的消费水平更加偏离了支撑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标准。

2. 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不平衡

消费倾向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意愿,是消费者收入预期、支出预期和自主偏好的一种集中体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称之为平均消费倾向,用APC表示,即APC=C/Y。式中C代表消费,Y代表收入。

由于全部收入总是分为消费与储蓄, 消费与储蓄便成为一种反方向运动关系。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平均储蓄倾向来说明,即APS=S/Y。式中S代表储蓄。

上述关系告诉我们,APC+APS=1,所以APC=1-APS,APS=1-APC。 这就是说, 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倾向越高,储蓄倾向就越低;反之,则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从总体趋势来看,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呈下降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年的分析, 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下降到2003年的0.77,下降了15%;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5下降到2003年的0.74,下降了13% [6] 。最近几年继续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确实快速增加。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64300亿元,到2007年已经达到172534.2亿元(见表2),比2000年增加108234.2亿元。

根据图1,比较我国居民储蓄年增长率与GDP年增长率可知, 大多数年份居民储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可见,我国老百姓并不是没有购买能力,而是有很多顾虑,不敢即期消费,更不用说过度消费或提前消费,而是存入银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二)鼓励适度消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改变消费不足的现状,扩大内需,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国消费不足表现为最终消费率偏低、平均消费倾向低而储蓄倾向高,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同步提高。 造成国内市场规模不能相应扩大,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结果迫使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越来越多的出口。 出口猛增又带来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 从而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 反过来助长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失衡局面加深。因此,我国现在要实现从投资驱动型模式向消费驱动型模式转型,否则,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和出口市场来发展经济。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我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具备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一方针。

反思美国次级债危机我们可以发现, 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恰恰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而消费是拉动经济的首驾马车,因此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从城乡角度来考察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根据表3可以看出, 最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26%左右, 而城镇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达到73%左右,前者仅为后者的1/3左右,城乡消费支出不平衡问题严重。而根据表4的统计数据,从城乡角度划分我国人口数构成, 农村人口数所占比重虽然逐年下降,但是其绝对数一直大于城镇人口数。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却只占到总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可见,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2.既要积极推进金融创新, 又要保证金融体系安全

(1)积极推进中国金融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生危机、不断进行修正的过程。美国虽然是因盲目推出新的金融衍生品而发生问题, 但我国与美国的问题不同,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和资产证券化过低, 比较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利率期货和股指期货中国目前还没有, 中国的金融创新还远远不足。因此不能因噎废食,即不能因为美国出现了问题而拒绝创新。 由次级贷款延伸的资产证券化在美国出了问题, 但是其核心首先是贷款有问题,其次是证券化过程的风险揭示不透明,我们不能因此就拒绝证券化,中国必须要坚定地推行资产证券化, 这对银行和消费者双方都是有益的。 中国能吸取的教训就是尽量不要随便降低贷款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我国资本市场要屹立于世界之林, 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为此, 我们还要继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 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技术的发展步伐, 今后应该更积极推进人民币基础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如人民币远期、期权、掉期、股指期货等基础衍生产品, 形成国内金融机构对本币衍生产品的自主报价能力。 [2] (2)

(2)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

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 美国监管层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缺失难逃其责。 美国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之一就是要加强对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

首先, 监管方面应加强所有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各金融机构的财务报告要完全透明。任何信息都不应该被遗漏, 要杜绝那些突然出现在表内并造成严重破坏的表外金融衍生产品。 所有金融工具的全部信息都要向监管机构披露。 如果金融市场有很大一部分对监管机构是“隐形”的,那么任何监管机构都无法对市场风险和整体健康水平进行评估。 监管机构必须能监督所有的衍生品。

其次, 监管机构应该对参与市场的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无论它们的章程、所在地和法律地位如何。 比如不能将对冲基金等主要借款人排除在监管之外。

第三,监管当局应转向基于原则的监管体系,而不是基于具体规则的体系。 一个由具体规则和规定构成的系统绝对无法应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

在强化对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同时, 监管部门还要注意监管的“度”。在这场危机之前,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一直是世界所羡慕的。我们不应该创造一个用不断复杂的条款来扼杀创新的监管体系。 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用对复杂条款的恪守取代了良好的判断力,这并没有令美国企业更加稳定或是盈利能力更强,反而损害了其竞争力,削弱了美国的国内金融市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也有监管过度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害还比较初级的金融创新能力。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 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应防止很可能出现的矫枉过正。

3.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内储蓄率应高于美国储蓄率

根据美国商务部宣布,2005年7月美国消费者开支超出其个人所得:个人所得增长0.3%,而消费开支上升1%。结果,个人储蓄率跌至-0.6%,是自1959年开始有月度报告以来的最低水平。2006年美国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1.3%, 突破宏观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美国经济实际状况是,全社会经济在一个过低储蓄率上运行, 最终导致次贷危机。“造成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 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且仍在不断下降的低储蓄率。” [8]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我国当前面临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问题。但是,我国的居民也承受不起美国人的消费模式, 因为我们缺乏美国那样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百姓的家庭或个人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需要花费, 就必须靠平时的银行储蓄来支付和购买。所以, 我国现有的高储蓄率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我国的储蓄率应该高于美国的储蓄率, 至于其高出的程度则取决于消费模式中“适度消费”的度。

参考文献:

[1]周建成,包双叶. 住房消费、住房投资与金融危机[J]. 财经科学,2008(3).

[2]王雪, 宋李健. 现代金融技术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与反思[J]. 银行家,2008(12).

[3]卢宇峰. 收入差距: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与本质[J]. 统计与决策,2008(16).

[4]王丰年. 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过度消费[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4):66-67.

[5]马凯.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 人民出版社,2007:131.

[6]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 七大因素左右居民消费增长[N]. 上海证券报,2004-10-15.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8] 李石凯. 是什么引起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J]. 经济导刊,2007(11).

[9] 吴晨映.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的转变[J].商场现代化,2008(7)

[10] 郭海峰,扩大内需与我国内外经济均衡问题研究[J]. 国民经济管理,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