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认识

关键词： 隐性 校企 教育 课程

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认识（精选6篇）

篇1：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认识

谈谈你对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认识和期望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华文化灿烂而辉煌。中国古代文学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同时有兼容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学，构成蔚为大观的中国古代文学，它与中国大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戏曲、小说都有着明显的可以追寻的历史，并且在创作和理论上不断发展、丰富和日臻完善，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内涵上极大的丰富和巨大的张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丰富全面的基础知识，帮助学习者掌握一定的古代文学常识，例如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古籍名著、文学体裁与史学体例，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活动等等。另一方面，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提高语言文字的表现能力和运用技巧，增强我们的交流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中领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先人的无限智慧，传承古老文明的中华文化和思想道德。

受从事教师职业的妈妈的影响，我对中国的灿烂历史有着极大的兴趣，正所谓文史不分家，通过拜读古人留下的文学典籍，能使我对历史有一个更好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对学习这门课程充满期待和热情。此外，我也希望这门课程对我最喜欢的《红楼梦》的讲解会让我了解与未上该课程时相比更加新颖的看法和观点。

篇2：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认识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

篇3：中国古代对传染病预防的认识

1 预防传染病的原则

因为古代医家认识到传染病的发生是外界的温邪在一定的条件下感染人体所致, 所以对传染病的预防提出了增强人体正气和防止外邪侵袭两个重要原则。也就是《素问·刺法论》中所说的:“不相染者,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避其毒气”。这是说要防止温疫病的传染, 一方面要增强人体抗御外邪入侵的能力, 这样可以使外邪不能侵入人体而发病, 或即使侵入人体, 致病也较轻微;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避免病邪对人体的侵袭, 切断病邪接触人体的途径。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 形成了一系列预防传染病发生、传染和流行的措施。

2 古代预防传染病的措施

2.1 重视环境、个人卫生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 很早就重视环境的清洁卫生。在商代的青铜器上已有洒扫人的象形铭文, 在周代《礼记·内则》中说:“凡内外, 鸡初鸣……, 洒扫室堂及庭”.说明当时已有清晨打扫室内外环境卫生的习惯.从《诗经·唐风·山有枢》中晋国人讽刺晋昭公的诗句“子有廷内, 弗洒弗扫”来看, 当时以不注意打扫卫生为耻。再从发掘到的汉代文物“箕帚俑”来看, 至少在汉代, 城市中已就有了专门从事清洁卫生的职业人员。又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 在后汉时代有毕岚“作 (番飛) 车渴乌施于桥西, 用洒南北郊路”。 (番飛) 车渴乌即是一种抽水, 洒水的器具, 可以减少路面的尘土飞扬, 保持道路的清洁。在卫生设施方面, 在殷墟甲骨文字中就有“圂”字, 即为厕所, 说明当时已有厕所的设立。又据后汉邯郸淳《笑林》记载, 当时城市中.设有公共厕所—“都厕”, 这对于保持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粪便, 减少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城市公共卫生设施方面, 历代都很重视疏通沟渠, 建立排水系统, 如在河北易县挖掘到的战国时代燕国下都的陶质阴沟管道, 即为中国早期的地下排水设备, 在宋代温革著的《琐碎录》中提出:“沟渠通浚, 屋宇洁净无秽气, 不生瘟疫病”, 明确地指出了环境卫生对于预防瘟疫病发生的意艾。关于城市的公共卫生, 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载, 南宋都城临安 (今杭州) 等地人民习用马桶, 并已有专门以倒马桶为职业的人, 时人称之为“倾脚头”, 还记载当时已普遍设立浴室;除此以外, 为了保持环境卫生, 早在唐代《千金要方》中就有“常习不唾地”之说, 即要求人们不可随地吐痰。另据文献记载, 中国很早就使用“唾盂” (即痰盂) 。

在个人卫生方面, 中国古代人民有许多优良的卫生习惯, 如沐浴、勤换衣眼等。从屈原的《楚辞·渔父》中“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之句, 可见当时人们注意个人整洁的良好习惯。在元代郭金玉的《静思集》中有“南州牙刷寄来日, 去腻涤烦一金直”之句, 说明当时已有使用植毛牙刷清洁牙齿的习惯.在十三世纪初,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把牙刷带到欧洲, 其后才在欧洲推广使用。又据《马可·波罗行记》载:元制规定, 向大汗献食者, 皆用绢巾蒙口鼻, 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这是使用口罩的较早记载。这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对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2.2 强调保持饮食洁净

中国古代人民早就知道了“病从口入”的道理, 因而很强调应保持饮食的洁净。在饮水方面, 至少在商代, 中国已广泛使用水井, 甲骨文里便有了“井”字。在周代, 已用砖块垒井壁, 并在井口周围设井栏, 上有井盖以避免污染井水。如《庄子》中说:“跳梁乎井千之上”, 其所谓井千即指井上的木栏。《易经》中有井收勿幕, 有孚元吉”之说, 意思是说汲完了水而忘了把井口盖好, 应给予处罚。在《易经·井卦》中还说:“井泥不食”、“井渫不食”。说明当时已强调井底淤积了许多污泥垢浊之物, 或因泄漏而被污染, 其井水皆不可饮用。为了保持井水的清洁, 还要进行定期的“浚井改水”, 在春秋战国时代一般在冬末春初进行淘井, 汉代则在每年夏至日进行, 同时还有一些用药物消毒井水的方法。

中国人民历来就有不喝生水的习惯, 如《吕氏春秋·本味篇》提出:饮水必须“九沸九度”。宋代庄绰在《鸡肋篇》中说:“纵细民在道路上, 亦必饮煎水”。不饮用生水对于防止许多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食品卫生方面.古人很重视保持食物的清洁、新鲜。如《沦语·乡党》中说:“鱼馁而肉败不食, 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祭肉不三日, 出三日, 不食之矣”。即指出了不可食用腐败变质的食品。汉代王充的《论衡》也提出:“饮食不洁净, 天之大恶也”。该书还说:“虫堕一器, 酒弃不饮:鼠涉一筐, 饭捐 (弃) 不食”。在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提出了许多不可食用的食物, 如“猪肉落水浮者”、“六畜自死”, 皆疫死则有毒”等皆不可食。在《诸病源候论》中也提出了“勿食鼠残食”。《千金要方》中说“勿食生肉”等。这些都表明了古代人们已认识到饮食不洁净是产生许多疾病的原因, 因而十分强调注意饮食卫生以防疾病,

2.3 注意防害除害

由于古代人们认识到自然界中一些小动物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而且可以传播疾病, 因而十分重视开展防害除害, 创造了许多具体的方法。

早在周代, 已设有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如《周礼·秋官》中记载有:“壶涿 (浊) 氏掌除水虫, 以炮土鼓区攴 (驱) 之, 以焚石投之”。“庶氏掌除毒蛊, 以攻说 (祈祷) 礻会之, 以嘉草攻之, 凡区攴蛊, 则令人比之”。“翦氏掌除蠹物, 以攻禜攻之, 以莽草熏之, 凡庶蛊之事……”。“赤龙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 (即蛤壳烧成的灰) 攻之, 以灰酒毒之。凡隙屋, 除其狸虫”。“蛔氏掌去灶黽焚牡鞠 (菊) , 以灰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 则凡水蛊无声”。从中可看出当时有专人掌管除害卫生之事, 业有一些具体的办法, 如以药物驱杀等。在《周礼·夏官》中也记载了用火烧等方法来杀灭虫害的方法。如说:“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四时变国火, 以救时疫”。在敦煌石窟中还保存着一幅“殷人爟火防疫图”, 即是描绘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的方法来杀虫防疫。又据《周礼·夏官》记载, 每到年终或岁首, 要举行“大傩”来消除疫病, 在此仪式上要撒一些药物来驱虫和杀虫。这一风俗习惯自唐代以后传入了日本, 至今在日本仍列为一年中的重要祭日。

中国古代早已应用药物来驱虫、杀虫。如上面所述的嘉草, 莽草等均属驱虫、杀虫的草药。又如《千金要方》中的“辟温气太乙流金散”中有雄黄、雌黄, 矾石、鬼箭羽等杀虫药物, 平时可佩带于身上或挂在门户上以驱虫、辟秽“若逢大疫之年, 以月旦青布裹一刀圭, 中庭烧之, 温病人亦烧薰之。”有的采用石灰等消毒剂撒布以杀虫, 如《千金·月令》中记载:“惊蛰日, 取石灰糁门限外, 可绝虫蚁”。

除了一般的驱虫, 杀虫方法外, 针对不同的害虫有各种驱、杀或防备的办法。在明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 将“蝇、蚊, 虱, 蚤、臭虫“列为夏日五大害”, 下面分别介绍古代人们对付它们的措施。

对于苍蝇, 人们为防止其污染食物, 很早以前就普遍地采用了食罩。如南宋陈元靓著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中载:“都人端午作罩子, 以木为骨, 用色纱糊之以罩食”。并且很早就使用蝇拂。竹帘等防蝇, 驱蝇用具.在《物类相感志》中介绍用藁汤洗杯, 或用藁本汤布拭酒器或酒桌, 可以辟蝇。在历代本草书中记载了用百部、藜芦、苦楝子、矾水、藁本等药物杀灭苍蝇, 用萆菜, 草乌、芥子、皂荚等药物杀灭蛆的方法。

对于蚊子的防范, 中国至迟在后汉时期为了防止蚊子的叮咬, 就使用了蚊帐。如《后汉书·黄昌传》中说:“黄昌因夏多蚊, 而贫无帱, 佣债为作帱”。帱即是指蚊帐。又据《梁书·孙谦传》说:“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 人多异之”。这说明在公元六世纪以前, 夏月使用蚊帐是很普遍的事情。此外, 在周代以前, 人们已知道采用药草烟薰驱蚊, 如《月令辑要》中引《千金·月令》所载:“浮萍阴干和雄黄些少, 烧烟去蚊”。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中载有:“泰州西溪多蚊, 使者行按左右, 以艾蔫之”。在《琐碎录》中载有驱蚊诗:“木别芳香分两停, 雄黄少许也须称, 每到黄昏烧一炷, 安床高枕到天明”。以上都是记述用药物薰烧驱蚊的方法。又据宋代洪迈《夷坚志》载, 在南宋时期南昌已有专门从事:“货蚊药以自给”的店家, 说明当时蚊药的使用相当普遍.采取药物烟薰驱蚊的方法, 可以就地取材, 简便有效, 直到现在仍在广大农村中普遍毫使用。在历代本草书中记载着有驱蚊作用的药物有浮萍, 荆叶、麻叶, 艾、苦楝子、菖蒲, 苍术.臭樗皮。芫花, 雄黄等。

对于虱子, 古人早就知道经常洗浴, 更衣, 可有效地消灭虱子及其卵一虮子。如早在《淮南子》中就说:“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在历代本草中载有用雌黄。草蒿、藜芦、牛扁、百部、白矾、轻粉等杀灭虱子及虮子, 其中尤其是百部至今仍作为杀灭头虱的有效药物而经常使用。此外, 还有采用药物烟薰或药液浸泡等方法来灭虱。如《琐碎录》中说:“百部, 秦艽两者合捣为末, 以焚香样著薰笼盖放衣服向上薰之, 虱自落尽”。又说:“煎汤用洗衣服, 妙”对于药物灭蚤的方法, 在《淮南子》中有用菖羊 (菖蒲) 去蚤虱的记载。在《琐碎录》中则载道:“以菖蒲末撤席下, 其蚤自皆死”, 又说:“三月三采苦楝花, 无花即叶, 于卧席下, 可避蚤虱”。据张廷玉《澄怀录》载, 以芸草置于席下, 也可去蚤虱。这些都是以药物来驱杀跳蚤的办法.至于对臭虫, 在历代本草中载有用菖蒲, 蒴藿, 楝花米, 辣蓼, 葱, 浮萍, 樟脑、雄黄等置于卧席下驱杀臭虫的方法, 也可用百部、雄黄, 牛角屑、黄柏, 木瓜, 荞麦秸等烟熏驱杀。

除此以外, 古人有许多捕杀老鼠的方法, 如《诗经·邠风·七月》中载有“穹窒熏鼠, 塞向瑾户”, 即对居室内的鼠洞以涂泥堵塞。在《山海经》中记载了白與石“可以毒鼠”。历代多以砒制成食饵来毒杀老鼠.如《本草纲目》等书中载砒霜可以“和饭毒鼠”。此外, 还采用挖洞, 灌洞, 养猫和各种捕鼠工具来捕杀老鼠。

2.4 严格隔离措施

基于对传染病传染性的认识, 古代医家提出防止相互染易的重要环节是“避其毒气”。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是避免与患者的接触, 即采取各种严格的隔离措施。早在晋代, 就建立了这种隔离方法。据《晋书·王彪之传》载:“永和末 (公元356年) 多疾疫, 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 身虽无疾, 百日不得入宫”, 说明在疫病流行期间, 不仅注意与有病之人的隔离, 而且还注意已与病人有接触而尚未发病者的隔离。在十二世纪朱翌《猗觉察杂记》中说:“江南病疫之家, 往往至亲皆绝迹, 不敢问候, 恐相染也”, 又据明代肖大享《夷俗记》载, 在内蒙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凡患痘疮, 无论父母, 兄弟、妻子, 俱一切避匿不相见”的习惯。中国古代政府为了防止疫病的流行, 有时也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 如把疫病患者集中起来隔离治疗。如《汉书·平帝记》中载:“元始二年 (公元二年) , 民疾疫者, 舍空邸第, 为置医药”, 实际上可看作是中国较早的临时传染病医院。又据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载, 为了防止天花的传播危及皇室, 清初设有“查痘章京”一职, 查得天花病人即令其迁出四, 五十里以外, 同时又记载“其出洋贸易回国家, 官阅其人有痘发, 则俟平复而后使之入”。又据清嘉庆年间谢清高《海录》载, 对外来的海船实行海关检疫, 以防止痘疮等病传入国内, 这些都是中国的早期检疫制度。

在古代文献中, 还有关于与病人接触时应注意一些问题的记载。如熊立品在《瘟疫传症全书》中说:“当合境延门, 时气大发, 瘟疫盛行, 递相传染之际, 毋近病人床榻, 染具秽污;毋凭死者尸棺, 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莱, 毋拾死人衣物……”。这些都是一些较为具体的隔离措施。

2.5 采用药物以防病

中国古代一直在寻求能够预防传染病的药物、方剂。早在《山海经》中就载有防病用的药物达数十种, 其中有一些是用以防疫病的。例如“箴鱼食之无疫疾”。到《诸病源候论》中更明确提出了“服药”可以预防伤寒、时气、温病。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天地有斯瘴疠, 还以天地所生之物防备之”, 这些都说明了古代医家十分重视以药物来预防传染病的。至于具体的方法, 早在《素问·刺法论》中就用小金丹预防疫病, 并列有药方和制法。认为服药后“无疫干也”.在晋代葛洪《肘后方》及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均列有辟温方, 主要是用药物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如《千金要方》中有雄黄丸、赤散、太乙流金散、雄黄散、粉身散、杀鬼烧药、虎头杀鬼丸、金牙散等分别采用把药置于囊中或随身佩带, 或内服, 或薰烧, 或用于体表等方法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元代滑寿主张在麻疹流行期间用消毒保婴丹, 代天宣化丸等来预防被感染.

2.6 保护和增强人体正气

在“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的思想指导下, 古人在预防传染病方面强调要保护和增强人体的正气。其具体方法很多。例如要重视顺应外界的自然气候变化, 注意居室内的温度, 湿度保持适宜, 衣着被褥要根据四时气候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 避免外界的寒凉、炎暑, 雨露等因素影响身体, 减弱体内的正气。《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失四时之从, 逆寒暑之宜, 贼风数至, 虚邪朝夕, 内至五脏骨髓, 外伤空窍肌肤, 所以小病必甚, 大病必死”。正是说明了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又如要注意生活有规律, 防止劳欲过度, 保持精神愉快等, 也是保护人体正气的重要方面.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说:“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 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俱”, “恬ā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2.7 接种免疫

接种免疫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也是增强人体正气的重要方法, 在光绪年间《杭州府志》中载有紫硖樵臾辑《李氏免疫类方》, 即使用了免疫一词, 在此以前, 历代医家早就发现人体在患了某一种传染性疾病后, 以后就不再患此病, 即已认识到身体对该病具有了一定的抗御力量。如十五世纪朱木肃等编的《普济方》中, 在谈到山岚瘴气疟疾时说, 在瘴疟盛行的广南地区, 其土著居民对疟疾有一定的免疫能力, 所谓“其土人宜无所受”, 而新进入该地区的人则难以幸免此病。明代万全《痘疹世医心得》也谈到麻疹与天花如已患过者则不会再病, 即“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 彼此传染, 但发过不再作耳。”在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同时, 古人开始尝试用人工免疫的方法使人体增强抗御外邪的能力, 从而能预防某种疾病的发生, 如《肘后方》中载:“疗猘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 取脑傅 (敷) 之, 后不复发”。在《诸病源候论》中也记载预防射工病发作的方法:“若得此病毒, 仍以为屑, 渐服之”。当然, 用以上的方法来预防某些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其效果尚难以肯定, 但这是人工免疫法的积极尝试。

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人工免疫法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人痘接种术是世界上把人工免疫法应用于大规模预防传染病的先导, 被认为是近代免疫学的开端, 是中医学对世界医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关于人痘接种术究竟起于何时, 在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清代董玉山《牛痘新书》说:“自唐开元间, 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 但是, 关于种痘术起于唐代之说尚无可靠旁证。也有人认为种人痘术始于宋真宗时代, 即公元十世纪。在明代《治瘴十全》及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中载有宋仁宗 (公元1023-1056年) 期间, 有峨嵋山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的事情。又据明代周晖《琐事剩余》载:“陈评事生一子, 未几, 种痘, 夭”, 而明代程从周《程氏医案》中也有种痘的记载。清代俞茂鲲《痘疹金镜赋集解》中说:“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 (1567-1572年) , 宁国府太平县, 姓氏失考, 得之异人丹传之家, 由此蔓延天下”。综合以上记载, 至少在十六世纪以前, 中国人痘接种术已较为广泛地流传, 但由于记载甚略, 其具体的操作方法己无从查考。至清初张石顽《张氏医通》中, 对种痘法有较详的记述, 当时使用痘浆, 旱苗, 痘衣等法。至清代《医宗金鉴》则又补充了水苗法。方法各不相同, 但目的都是通过人为的感染, 使体内产生抗御该病的能力。痘衣法是穿上天花患者的内衣, 痘浆法是在鼻孔内用棉花蘸塞天花患者的泡浆, 旱苗法是在鼻孔内吹入天花患者的痘痂细末, 水苗法是在鼻孔内用棉花蘸塞天花患者用水调湿后的痘痂。在人痘接种的实践中, 古代医家发现, 采用天花患者当时的泡浆或痘痂作接种, 使被接种者感染, 其危险性较大, 当时称之为“生苗”。为了减少“生苗”的毒力, 在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郑望颐《种痘方》中都提出应用减低了毒力的“熟苗’。其办法是通过连续地接种和选炼。“若时苗连种七次, 精加选炼, 即为熟苗”, “其苗传种愈久, 则药力之提拔愈精”。在使用时比较安全, 可靠, 被感染者仅出数颗痘疮, 全身反应较少, 而体内照样可以获得不再感染天花的能力。这种提制熟苗的方法完全符合现代疫苗制备的科学原理, 并为以后的疫苗发明和使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早在十七世纪就传入邻国。据《癸巳存稿》记载:“康熙时, 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 其后即在俄国上层贵族中施行人痘接种。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入土耳其, 并改用针刺法代替了原有的接种方法。1721年由当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Montagu氏将人痘接种术传入英国, 并在英国得到了一定的推行, 这无疑为英国医生琴纳 (Jeilner) 在1798年发明牛痘接种法提供了经验。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在传染病预防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我们要认真继承、总结和发扬中国古代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成就, 并结合现代卫生防疫的要求和具体做法, 发展中医传染病预防学, 为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篇4：古代中国对力、时空和运动的认识

墨家还对悬吊重物作了受力分析。《墨经·经下》与其《经说下》在讨论建筑砖石后，特别例举了以线绳悬吊石块的受力实验。它写道：“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未变而名易，反也。”其意思是，如果将砖石系上绳子，搬去其周围石块，要保持该石原位置，就

要用力提挈它。如果绳子断了，那是因为有一种向下的力牵引它。同一块石头和绳子，而“挈”与“引”两种力的方向正好相反。

墨家不仅指出了这两种力的方向，而且在讨论滑轮起重时还指出了力的性质；“挈，有力也；引，无力也。”在这里，“无力”的“引”自然是指不需人力，而非“引”这种力本身无力。虽然不能将墨家认识的“引”这种力等同于今日的万有引力，但他们已知道自由下落的物体受到一种不需人力的“引”的作用。在力的认识史上，这是很有意义的。

合力的概念也是很早被人们认识的。汉代人称它为“积力”，《淮南子·主术训》：“积力所举，则无不胜也。”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写道：“合力者积众弱以成强也。”然而，合力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墨经·经下》写道：“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经说下》又以举重为例，说明“积众弱以成强”的道理。在生产实践中，诸如汉代耦耕、抬木头等生产劳动中都利用了合力原理，即使在19世纪，也使欧洲人感到惊讶。

至于力的作用点的重要性，在杠杆和其他工具的使用中也必定早为人所知。《淮南子·主术训》以屋柱和门闩所处的位置说明它：“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巨小足哉，所居要也。”

令人惊讶的是，古代人提出了关于一个系统的内力对该系统无作用效果的有趣的说法。《韩非子·观行》写道：“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

“乌获”，据说是秦武王宠爱的大力士，能举干钧之重。但是，无他人帮助，他自己却不能将自己举离地面。《论衡·效力》篇也写道：“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

“不能自举”、“不能离地”，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用力效果等于零。这一说法，与18世纪分析力学中形成的关于质点组（或由相互关联的各个单体组成的力学系统）内诸内力的总和等于零的原理是一致的。其间的区别，前者为生活经验的总结；后者是来自对机器

生产的数学分析。

《墨经》还以多条文字记述了时间、空间、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墨经》中时间称为“久”，空间称为“宇”。《墨经·经上》写道：“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以“古今旦暮”为例说明“异时”，以“东西家南北”为例说明“异所”。一个“弥”字，既说明时间的悠久无极，又说明空间的广漠无限。例举空间概念中的“家”字，还把空间方位的参考坐标指出来了。

对于具体的时间而言，《墨经》将有时间间隔和无时间间隔分别定义为“有久”和“无久”，并将即时的概念定义为“始”。

墨家讨论了许多运动问题。在他们看来，空间区域内物体的运动（“宇域徙”）要有广延的空间（“长宇”）和连续的时间（“长久”）两个条件，这才能使运动物体“徙而有处”。至于时空与运动的关联问题，《墨经》中作了这样的分析：在空间运动的物体需要有时间（“行修以久”），这是时间本身有先有后（“说在先后”）的缘故；该物体的运动必先近而后远（“行者必先近而后远”），因为“远近”就是路程或空间（“修也”），“先后”就是时间（“久也”），所以物体在空间运动必定需要时间（“民行修必以久也”）。

高明的墨家还以时间过程定义静止。《墨经·经上》：“止，以久也”。这就是说，所谓静止是在可观察到的时间段内物体不运动。在以上各种概念基础上，墨家讨论了箭矢的飞速运动和人步行过桥的缓慢运动之区别。

对于箭矢运动，《墨经》记它为“无久之不止”。这是说，当箭矢飞过如木柱所标识的空间段时，它从木柱一侧移向另一侧，空间区域显然改变了，但人们感觉不到箭矢飞越木柱的时间过程。墨家将这类运动比喻为“当牛非马”。对于人过桥，《墨经》记它为“有久之不止”。这是说，人在过桥的每一步中都可以感知其在一个时间段内停留在某一处上，但他又确实处在“不止”即运动之中。墨家将这类运动比喻为“当马非马”。

类似墨家的运动辩证观在战国时期不乏其例。惠施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公孙龙说：“镟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关于运动与静止的这些看法，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科学思想。直到明代，王夫之更透彻地说：

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含静。善体天体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

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古代中国关于时空与运动的观点远在欧洲古代同类观点之上，甚而超过了经典物理学时期的某些看法。在后者看来，或则运动，或则静止，其间泾渭分明。

篇5：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认识

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史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古代书院发展史的.回顾,可以了解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规模及其兴衰的原因.同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如下启示: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搞好大学功能定位,明确特色立校的办学理念;三是强化大学的核心功能-知识发现.

篇6：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在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王朝是否一直奉行修筑城垣的政策?如果王朝奉行这一政策的话，那么，它是否在各地均得到普遍执行，即事实上地方城市是否普遍修筑起城墙?对此，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并得出了一些初步认识，认为“至少在中国王朝后期的宋、元两朝以及明代的前中期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甚至无城墙的状态”【7】。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研究以及对其它地区城市的认识，我们认为，可以将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城墙的修筑、存废情形，大致区分为四个时期：

（1）汉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普遍奉行筑城政策，事实上各地城市也普遍兴筑起城垣。

《汉书·高帝纪下》记高祖六年(公元前2)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云：“县之与邑，皆令筑城。”论者多据此认为汉代奉行筑城政策。从今见史料看，这一政策也确实得到较普遍的执行，大多数郡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沿用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所筑之旧城)，而且经常得到维护、修缮【8】。在汉水流域，南阳郡治宛(在今河南南阳)、汉中郡治西城(西汉，在今陕西安康)与南郑(东汉)、江夏郡治西陵(在今湖北云梦县城关镇)及宜城、冠军、博望、育阳、西鄂、棘阳、比阳、堵阳、湖阳、郦、安众、新都、邓、襄乡、舂陵、朝阳、临沮等县均筑有城郭，且已得到考古勘查或发掘之证明【9】，从而进一步说明汉代郡县治所较普遍地筑有城垣，没有城垣的县治当不会太多【10】。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中国古代史上的“城居时代”：一方面，自汉末三国以迄于隋唐之际，中原板荡，变乱频仍，“百姓流亡，所在屯聚”【11】——“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12】；西迁、北徙、南来的移民，亦大多据城壁以自保，从而形成以城邑、坞堡、戍垒为中心的聚居状态。另一方面，各政权对于地方的统治，或藉豪族所筑之坞堡，因其地而立州郡县，遂使坞堡成为州郡县治所；或由地方长吏“敛民保城郭”，选择险要处另立城郭，以为据守之资。于是，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兴筑了很多城郭。据刘淑芬统计，这一时期魏晋北朝所筑城郭见于记载者共有137座【13】；而章生道的统计则表明，自西晋以迄于隋统一(265—289年)，南北方新筑的城郭共有169座，其中位于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者有121座。显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新筑的城郭要比北方地区多得多【14】。因此，虽然很难估计此一时期所筑城郭的总数，但认为此一时期各地均普遍兴筑各种类型的城壁坞堡、著籍户口多居于其中或附城而居，当无大误。

(2)隋唐五代时期，王朝虽然提倡筑城，但各地往往因地制宜，或沿用旧城垣，或新筑、增筑城垣，或根本没有城垣。

《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一年(6)二月庚午诏称：“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于是，“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15】则隋炀帝时尝奉行筑城政策。然其时大乱之势已成，欲“令人悉城居”以强化其统治，实无可能，故虽天下郡县悉皆筑城，而成者则甚鲜。

唐初，至少在北方诸边，曾颇提倡筑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16】武德九年春正月《修缘边障塞诏》称：“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为成功。”【17】诏命“所司具有条式”，则筑城或已成为制度。《唐律疏议》卷8《卫禁》“越州镇戍城垣”条云：“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原注：皆谓有门禁者。)[疏]议曰：诸州及镇、戍之所，各自有城。若越城及武库垣者，各合徒一年。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18】。则按照制度规定，诸州镇戍县皆当“各自有城”，“纵无城垣，篱栅亦是。”

然而，这些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唐代州(府)县治所即皆普遍筑有城郭。在爱宕元所列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表中，共有164个州县城郭注明了筑城年代，其中有90个是唐天宝以后(不含天宝年间)所筑，占全部已知筑城年代之州县城的55％【19】。注明筑城年代在唐天宝以前(含天宝年间)的74座州县城中，注明其筑城年代在先秦时期者实颇为可疑，不足凭信【20】；几个注为后汉或三国孙吴所筑的城郭，也须详加考定【21】。那么，唐天宝以后所筑城郭在全部已知筑城年代的州县城郭中所占的比例，只能更大；更遑论未注明筑城年代的那些州县城郭，也有相当部分为天宝以后所筑。换言之，这些天宝以后方修筑城郭的州县治所，在天宝以前，也就是唐前中期100多年里，并未修筑城垣；而在唐前中期，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县治所，并未修筑城垣。

当然，文献中未见有关筑城的记载，并不说明州县治所本身即无城垣，而很可能沿用汉魏以来旧有城郭，只是在唐前中期未加维修而已。研究表明，在唐前中期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治所城市中，隋及唐初新筑或重修的城郭只有2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3．4％：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旧城垣有40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69％；其余l6座州县治所在唐前期很可能并无城垣，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7．6％。显然，沿用旧城与基本可断定没有城郭的州县城，占据了全部治所城市的绝大多数。唐代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城，虽然仅占唐帝国1500余座州(府)县城的4％弱，其城郭之有无、沿用与修筑情形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然结合爱宕元对331座唐代州县城郭的细致考察，基本可以断定：在隋以至唐前中期，绝大部分州县治所均沿用前代遗留下来的城垣，或者根本没有城郭，只有极少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

因此，只是到“安史之乱”后，各地才普遍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特别是很多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了罗城，这就是爱宕元曾充分论证过的“唐末五代州县城郭规模的扩大化”【22】。后世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的唐代城郭，大部分都是晚唐五代兴筑、扩修或重修的。换言之，只是在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才渐次筑起城郭。

(3)宋元时期，王朝基本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亦普遍不筑城，只在边地城市和部分重要城市，才兴筑或注意维护城垣。

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23】。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晋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电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24】；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25】。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26】。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27】。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28】。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4)明清时期，王朝比较提倡筑城，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别；实际上，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叶以后，才普遍修筑起城郭；清代主要是维修明代旧城，只是在清后期兴筑了少数新城。

一般说来，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维护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责任【29】。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因时因地各有不同。概言之，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乐朝(1368—1424年)，不仅在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30】，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31】；二是明中后期，特别是景泰至万历初(1450—1573年)的100余年间，不仅重修了大多数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砖、石)，而且兴筑、改筑了多数县城，到明后期，估计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32】。显然，明代府州县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行政地位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

在明清之际的**中，大部分府(州)县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土、瓷砖、加高以及修理楼堞，特别注意城门、城楼的维修，但较少有新的创制，也很少兴筑新城。直到嘉庆以后，为因应社会**加剧而引发的治安、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才又兴起了一场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马面，添设炮台，疏浚濠池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一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罕，绝大部分府(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各地今存城郭残迹，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