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可能性

危机可能性（精选十篇）

危机可能性篇1

从2007年开始, 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 人民币兑美元的收益差不断扩大。中国股市楼市宽幅震荡, 越来越多的国际游资投机中国, 外汇储备加速增长惊人, 通货膨胀也因此进入了加速通道。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 中国是否会卷入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这是学者和专家争论和担忧的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热钱影响中短期金融, 三年内可能爆发危机, 也有专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 少量异常资本流动不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 可以使用利率来进一步控制通胀, 避免危机的爆发。本文对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对策。

二、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

1. 直接触发因素。

近年来, 国际游资源源不断进入我国, 楼市、股市双双暴涨, 就短期而言, 楼市、股市价格上涨吸引了外资的流入;长期来说, 外资的流入推动了我国楼市、股市价格上涨。国际游资的进入, 导致了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的形成。以投机为目的国际游资, 相对于国内投资资金, 具有灵活和高超的投资技巧, 其对市场走势的分析也相对敏感, 因此, 它们进出楼市、股市的速度相对比国内资金要快。一旦它们认为楼市、股市已经到顶, 便会择机出逃, 并引发大批资金跟风退出市, 引起连锁反应。

国际游资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外汇、股票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等, 发动金融袭击的工具就是金融衍生工具——做多黄金市场和炒外汇期货。一方面, 通过做多黄金市场进一步扩大通货膨胀, 迫使国家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 从而形成股市、楼市与人民币外汇同时做空而黄金市场做多的格局, 国家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然后, 在极低位同时做多股市、楼市与人民币外汇。如此反复几次, 我国经济近几十年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将被国际游资席卷一空。另一方面, 利用银行加息大量卖出股票, 引发股指暴跌, 造成股市震荡, 继而在外汇期货中大量抛出人民币, 以此引发外国投资者抛出中国资产, 换回美元, 形成人民币迅速贬值和大量外国投资撤离的危险局面, 继而酿成金融危机。

2. 内在基础性因素。

国际游资并不是关键, 最终决定危机是否发生的还是内在基础性因素。内在基础性因素主要指自身金融体系。包括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和不良资产的膨胀。当年巴菲特在美国股市新经济泡沫时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一直在游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目前的金融市场。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 市场体制不完善, 金融体系缺乏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和正确及时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表面上看, 现在中国银行体制比以前大为改善。但坏账比率减少的部分原因是整体放款的速度激增, 且统计数字不包含濒临坏账边缘的所谓“关注类贷款”。如果计入这类贷款和已注销的坏账, 实际的问题贷款可能远大于这个数字。

在我国, 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相对容易, 如果企业状况不佳, 不良资产就会立即膨胀。一旦泡沫破灭, 银行和金融机构会存在支付危机和挤兑危机。同时, 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与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不对称的趋势, 使我国金融系统对内支付链条随时可能断裂。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则不能排除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

3. 世界经济因素。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 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我国加入W T O后, 昔日封闭的经济格局已经瓦解, 与世界接轨使我国在危机来临时不能置身事外, 1997年成功躲避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状况很难再次上演。近期越南发生了热钱危机, 我国央行在越南经济危机发生后猛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可见越南危机已让我国提高警惕。有迹象表明, 近期将有或已有大量热钱从越南、泰国、印度流出, 流向之一就是中国, 近期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长可能与此有关。虽然从经济实力、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看, 越南无法同中国相比, 但是中国开发程度较高, 周边国家的金融风暴很可能波及到中国。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提高警惕。

三、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对策

1. 加强宏观调控, 抑制泡沫经济。

首先, 通过政策性手段与货币手段相结合, 稳定汇市、楼市与股市。中国现状与当年的日本有相似之处, 如果当年日本不拼命维持低利率水平, 日本的银行业不拼命放款, 日本或许还能够承受利率提高带来的冲击, 中国应从日本的教训中得到借鉴。其次, 鼓励长期投资和居民消费, 尽量化短为长, 把资金引入实体经济中, 并积极引导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改变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拉动经济的情况。

2. 完善金融体系, 杜绝金融危机。

通过改革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 使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与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相协调, 同时, 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 提高贷款质量。

3. 加强国际合作, 打击国际游资。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国际游资数量约达数十万亿美元, 具有相当大的破坏力。这些国际游资时刻都在注视着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越南的热钱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互相交换有关国际游资活动的情报信息, 同时建立完善的国际游资监测预警机制, 加强分析研究, 防患未然。

参考文献

[1]刘兵权彭亚菲:国际游资与资产泡沫[J].宁波经济, 2007, (12) :18～19

[2]黎友焕:论境外热钱流入我国的三大热点问题[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 2007, (12) :15～17

[3]郑义彬:国际游资酝酿中国金融危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 2007, (5) :115～118

[4]张巍柏:危机不在国际游资而在自身金融体系[J].党政干部文摘, 2007, (8) :35

[5]赵珍华:汇率风险与管理手册[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危机可能性篇2

最近讨论35岁中年危机的话题特别火，仔细想想，恩，90年的也要27岁了，92年都是中年人了。中年的梗，真的要来了。

我31岁，周围的人30-40岁不等。大家见面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房子孩子保险股票外汇财务管理和投资。年龄精力体力都不再是优势项目，体内的鸡血也消失一半了，但人生压力比年轻时候翻了五六倍。

我一直觉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是最豁得出去的年纪，一旦步入中年，就像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上下不能。

我还没有到35岁，因此还能在青春的尾巴上站着N瑟几年，但周围听到的和看到的故事，让自己感到惊慌和害怕。

1、小鲜肉铺天盖地涌上来，人老心也老了

华为清退34岁以上员工的故事还没过去，陆大哥就迎来了自己的危机时代。先是公司以实体不好做经济危机为理由，暂停了自己的升职加薪计划，接着招了一堆鸡血满满每天待在公司不回家的小鲜肉们并肩作战。陆大哥与小鲜肉融入不进去，又觉得自己应该是老前辈了，但开会的时候，惊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好的idea，倒是小鲜肉们的新主意一个又一个，虽然都挺不靠谱的，但贵在推陈出新啊。

前几天有个男性朋友让我帮忙发个征婚稿，93年的，自己开两家公司，年入300W以上，热爱生活爱好广泛，勤于健身游历四方。朋友圈里好多大叔表示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300W年收入了，不可能。但遗憾的是，这是真的。

作为包括我在内的老人，都觉得这个时代应该是以加薪的方式往前运作，但殊不知，小鲜肉们已经用各种姿态扑向了这个社会，并且用各种我们觉得不专业不正规，但却是是市场空白的方式赚的盆满钵满。

我们不仅人老了，心也老了，明知道有很多地方能赚钱，但都嗤之以鼻的嫌麻烦。而嫌麻烦，就是衰老的开始。

2、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挣钱赶不上烧钱的速度

王总是我的好朋友，前段房价大涨的时候，天天唉声叹气的。孩子现在上小学了，各种教育都要钱，父母年纪大了想要在一起住。虽然两口子都赚的不少，但是三代同堂还是要换个大房子。

王总跟我说，30岁出头的那些年挣了不少钱，也想过先把房子换了，那时候也不贵，但想到房子会影响生活质量，还是把钱花在了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地方。带着老婆孩子周末Brunch，放假全世界玩，各种重大开销花钱如流水，爽在当下嘛。

全面爆发新兴市场危机可能性小篇3

不过，随之而来，全球发展也步入了新的不确定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期、由经济增长从刺激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中低增长期，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异常复杂。

耶伦接手美联储以来，其量宽退出提速，世界经济进入“后QE时代”。从时间看，美联储量宽退出或许只需一年半载，但其复杂性是国际金融史上罕见的货币逆向操作，尤其是量宽货币政策的全面退出，即由超低利率回归常态利率，应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操作上看，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都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经济金融混乱和不确定性。期间，难免引发尾部风险，全球市场波动，触动经济结构、金融格局、地缘经济和各国货币的大调整，势必将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将经历新一轮洗牌。

世界经济金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美联储量宽货币政策退出极具“过河拆桥”和损人利己之图，甚至暗藏转嫁危机之谋。美欧日等急于摆脱危机，忙于“各扫门前雪”，甚至产生“你比我糟，即是我好”的扭曲心态。

随着美国非常规量宽政策逐渐撤出，全球金融利率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由于欧洲和日本需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会出现主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政策的不同步，这将加大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

由此，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冲击大增。新兴市场在经历过去的强劲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不断放慢增速，正面临艰巨的结构调整，却又面临美国量宽货币政策退出。事实上，量化宽松无论进还是退，对新兴经济体都是无法避免的重大冲击。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经济和金融脆弱性高的国家将首当其冲，三类国家冲击大：一是杠杆率高的国家。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新兴经济体大量举债，致使负债率不断上升。二是“双赤字”国家，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国家经济减速最为严重，且同时拥有规模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三是资源型出口国家。美联储QE3退出后，美元进入周期性上升通道，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南非、巴西、印尼等资源生产国的经济将面临一次大调整。

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不过，全面爆发新兴市场危机可能性小，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冲击或可控。一是自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宽以来，全球市场经已做调整，新兴市场较好抵御了第一波资本外流冲击；二是美经济复苏势头虽趋强，但结构问题仍严重，如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问题，尤其国内政治激化，往往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将打乱美联储量宽退出时间表；三是以小幅收窄量宽，且由鸽派耶伦执撑，美联储退出政策可预见性增强，降低市场恐慌。当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高度关联，极易放大退出引发的风险，未来世界经济或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

关键是，为2015年后美联储转变货币政策即利率上升做好准备，避免重蹈上世纪80年代覆辙。这需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强南南合作，降低可能造成的外部冲击。

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分析篇4

中国金融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有很大区别。从狭义来说, 金融体系是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交易关系。但是在中国, 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 中国的央行对各商业银行有金融组织上的调控关系, 还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关系。又比如, 在西方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独立的, 在中国财政政策却常常要求银行的“配套措施”, 实质上也有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点是中国几乎不存在由市场来自主定价的利率。当然,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过在中国, 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跃, 可以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国的金融体系, 从广义来说, 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机构, 而必须看到政府的作用。

二、中国金融体系可采取的措施分析

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太大冲击。原因正是中国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 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 人为地挡住金融海啸。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例如, 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过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银行体系注资, 剥离不良资产。如果没有上述注资, 这次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银行绝不会那么轻松脱身。又例如, 为了控制跨境资金流动, 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严格的售结汇制度, 使得外汇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 累积高达两万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GDP45%的巨额外汇储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 这些钱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 基本没有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炒作, 是中国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但是, 从消极方面来说, 如此巨量的资金掌握在一个决策中心即政府手中, 投向渠道极为单一 (其中7000多亿美元是持有美国国债) , 由于闲置、浪费、汇率波动和投资失败而已经造成的损失, 绝不是个小数字。比较中国和美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 可以看出, 两国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 也各有弊端。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 市场化运作, 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 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 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如上所述, 中国政府一直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锚, 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 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 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 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 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

三、中国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的关联度

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紧密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稳定下去, 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 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 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 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 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据银监会的统计, 截至2010年6月末,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另外, 据债券市场的统计, 截至6月末, 城投债 (含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余额为4882.5亿元, 再加上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2670亿元, 截至2010年6月末, 地方政府公开的可计算的总债务已超8.42万亿元。根据审计署前期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 其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债务率超过100%, 最高的达364.77%。

四、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及其债务分析

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城投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员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官员兼任, 造成了“政企不分”的局面。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城投公司都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货币资金、土地使用权、国有股权以及国有资产等方式出资设立的, 为促使城投公司更好地为地方政府服务, 地方政府往往委派相关政府官员到城投公司担任要职。虽然这导致了城投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但却也密切了与地方政府关系, 有利于获取政策支持和优势资源。

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营性质不明确, 经营性资产缺乏, 经营收入少。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数既承担了融资功能又承担投资、经营功能, 而又以融资和投资功能为主, 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 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 由于这些资产无法产生收入, 因此往往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 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 利润完全来源于财政补贴。

当前, 监管部门正着手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分类管理, 这有利于规范现有债务, 能够起到缓解债务风险的压力。另外, 这种加强监管的举措还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无度举债的行为。首先, 根据规定, 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地方融资平台将不得再从事融资业务, 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将受到限制;其次, 规定不得将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地方融资平台, 地方融资平台资产规模将受到较大的限制, 融资能力将下降;第三, 不允许地方财政担保融资, 也将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总体来看, 这些规范性要求的出台既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现有债务, 又有利于控制未来债务的无度扩张, 能够较好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合理把握调控力度, 防止短期内冲击力度过大而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化解渠道, 可能导致部分地方在建工程后续投资的“断链”, 出现半拉子工程。

虽然近两年地方债务增长迅猛, 导致目前中国有少量市、县本级债务率偏高, 但从全国水平来看, 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约为130%, 仍处于较合理水平, 地方政府债务整体风险不大, 全面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正在进行的地方债务规范监管, 更有利于防范这种全面的地方债务风险。

此外, 从全国债务情况来看, 截至2009年末, 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 约占2009年GDP的48%, 日本2010年2月该比例达到229%, 2009年末欧元区16国平均水平也达到78.7%, 由此可知, 根据国际标准比较, 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较小。

也有不少金融机构担心, 一旦个别地区出现地方债务危机, 以中国现有财政制度, 会如何处理?从统计数据比较分析, 当前虽然中国少数地方政府在经过快速的债务扩张之后可能财政较为困难, 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 2009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3.59万亿元, 是全国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1倍。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 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支援。

五、中国主权资产负债分析

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近期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与地方债务上, 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企业债务与社保资金欠账上, 这些风险大都是或有负债风险, 且与过去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2010年, 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逾100%, 在银行主导、信贷资产构成我国金融资产主体的金融背景下, 这种状况蕴含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国际发达经济体的危机将呈长期化趋势,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将长期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 要化解我国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 包括应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 降低或有负债风险;重塑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创新城市化融资机制;切实发展资本市场, 推动融资结构从债务性融资为主向股权性融资为主转变, 以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 缓解企业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应对社保基金缺口的风险。

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多年前已有发布。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 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功能是用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一系列定义清晰的概念和一整套处理数据的方法, 表列整个国家的“家底”, 揭示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 提示未来改革的方向。

六、结论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首次推出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数据分析报告中可以看出, 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接近70万亿元, 2000~2010年, 中国各年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 因此,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

摘要：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城投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员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官员兼任, 造成了“政企不分”。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 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 利润完全来源于财政补贴。要化解我国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

任若恩　紧缩可能造成经济危机篇5

作为教授和经济学家的任若恩，20年来一直与数字打交道，在他看来数字的“客观”在不同人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

经济学家要有独立性

“有人说我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严格说来，任若恩研究宏观经济算是半路出家，因为最初他的专业是统计学，在山西财政学院当老师。1987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做了宏观经济模型，开始正式接触宏观经济学，也就是因为这篇论文让任若恩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1991年任若恩去了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师从奠定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的斯坦利•费希尔。之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两年，他与英国经济学家Angus.Maddison有很深的交往。在1997年，他又结识了哈佛的生产力的经济学家Jorgenson。与这些经济学家的交往，让任若恩对宏观经济的了解和认识逐步提高。这也成就了1992年他在世行期间提出的购买力平价方法和计算结果，从而在国际上名声鹊起。

基于国际组织的历练和多年对海内外宏观经济的分析，任若恩在看待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上都有独到和犀利的看法。

“有人说我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总体上讲我认为我还是一个能适应变化的人，不是太固执己见。我只是经常用批评性的观点去看自己。”这是任若恩对自己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是为中国经济服务的，要有独立性，不能人云亦云。

用自己的研究数字说话

“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是对的。”

“所有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不一定全是对的。要看他是为谁服务的。”

任若恩认为：对于活跃在各种组织中的经济学家，即使名气和声望很高，他们在学术上的观点都不一定完全正确，因此我们政府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受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

“我以前也对经济学的一些模型有着过分的信仰，但在我搞过很多自己设计的模型之后，我觉得以前的信仰反而是种遗憾，我现在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推断。”

说到遗憾，任若恩觉得宏观总是让人很抽象，有时候可能不切合实际。他认为中国要想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是要有准确的经济统计数据，比如我们现在就没有关于就业率的统计数据。“现在有的只是统计失业率，但这是不能正确反映就业情况的。”任若恩说，希望政府能重视这个问题。

从1997年任若恩开始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做宏观数据，至今已经11年。“这11年我积累了宏观经济的东西，每年要给他们写一篇宏观经济的报告。这个经历给我压力很大，积累的东西也非常多。”任若恩认为宏观经济研究是一个非常窄的行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研究并不需要太多人，但是研究一定要根据实际出发。

现在任若恩的研究方向是做预测的项目，建立宏观经济的模型，主要做能源、金融、股市方面的预测。任若恩说：“我更喜欢用自己的研究数字说话。”

热点问题一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走到今天靠的是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机会就全完了。”

《英才》：你认为产生宏观经济挑战的原因是什么？

任若恩：实际上，今年有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由于次级贷的产生，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位置在下降，而中国在上升，所以现在发达国家看不惯。这是一个完全的国际博弈关系，我不说所有治理通货膨胀的都不对，但是不见得完全是为了中国好。

《英才》：在保增长和保物价的问题上你的观点是重点发展经济，为什么？

任若恩：中国走到今天靠的是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机会就全完了。

《英才》：你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还有哪些方面的建议？

任若恩：我觉得我们税上和财政政策上有调整的空间。包括税收，这些年我们的财政收入过快，不太好，能把企业和个人的税减下来一点儿最好。还有就是汇率，我觉得不让它动最好。

热点问题二经济结构不平衡

“宏观经济如果紧缩其实大家都会感受到紧，但是民营企业的压力大一些。”

《英才》：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二元论”，你怎么看？

任若恩：“二元经济”原来在经济学里面指的是城乡的二元经济，说的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他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和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现在是说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发展不平衡。

《英才》：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太多，各种成本增加很快，很多民营企业家都不想去再投资实业了，而转向金融了，你怎么看？

任若恩：宏观如果紧缩其实大家都会感受到紧，但是在紧的过程中还是有选择的，民营企业的压力大一些。

《英才》：为什么民营企业的压力大一些？

任若恩：我认为，国家的投资有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的，比如基础设施是财政的钱可以不考虑盈利的肯定不受紧缩的约束，压力并不大。企业的投资压力主要是企业的工业投资压缩的比较厉害。

《英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任若恩:这几年，国有经济也在不断收缩，把那些不赚钱的全抛弃了，留下的都是垄断的，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

热点问题三大量热钱的存在

热钱是快钱，不应该用累计的计算方法，并且我现在怀疑大量热钱在中国存在。

《英才》：你怎么看待“热钱”的问题？

任若恩：我认为现在讨论热钱是把热钱的概念扩大了，热钱是快钱，没有累计的计算方法。

“热钱”原意是指资本流入，就是国外进来的钱，国际间的资本流入按道理是两种形态，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二是“热钱”。所谓热钱特点就是快进快出，它从来不投实业甚至都不怎么投资房地产。

根据我的了解，它完全是做金融的，可以承受比较高的风险，采用的投资策略是比较强悍的，追求很高的短期收益。

《英才》：有人说中国现在有大量的“热钱”，这种说法你认同吗？

任若恩：我很怀疑现在“热钱”大量进入的说法。毕竟现在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封闭的，热钱进来出去本身是非法的，热钱进出两边的成本都会很高。

根据我的估计它进来一次收益没有20%不会做。原因是跨国的投资要面对两个风险，一个风险是汇率风险，现在中国是单边升值，这也不是说永远都这样。另外一个它要考虑本国投资收益和投资国外的差距。

《英才》：有人说“热钱”就爬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你认为呢？

任若恩：我认为不会，因为要是爬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等于就吃升值的这块儿，银行的年利只有3%。

热点问题四就业问题凸显

“我们现在很多人分析宏观经济的时候不分析就业，我觉得这是个大的偏差。”

《英才》：你在《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挑战》中提到一个重点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任若恩：国家的未来发展最基本的东西是城镇化，这个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宏观经济中把就业问题忽略掉是非常不应该，而且我觉得有些经济学家是故意的。

《英才》：但是治理通胀和保证就业之间是矛盾的。这个怎么解决？

任若恩：咱们政府有个提法叫平衡，我认为还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去权衡。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要对就业看的重一些。政府可以通过补助的方式，保证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热点问题五停止人民币升值

“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停止升值，三年前我就反对升值，现在还是反对。”

《英才》：国外资源价格上涨会不会造成国内的物价上涨？

任若恩：根据我的看法，这都是属于输入型的，这就牵涉到传导的问题，它本身直接进的是PPI，然后到CPI。

所谓传导是两个层次的概念：一个是出厂价格到零售价格，这个传导的中间有税的问题还有商业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生产过程的传导，这个传导不见得是一对一的传导可能是带有一个折价的。生产能力过剩能迫使在生产过程中把一部分价格消化掉。

《英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物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若恩：物价方面的问题还在，但是不像人们说的那么严重，特别是现在有人讲的明年就会到两位数，包括高盛人说2、3月份CPI的指数就会到11这明显是错。这种说法是不负责的，这里面有商业秘密。

根据我的分析今年6月以后CPI的增长速度会趋缓，全年应该是在6、7。

《英才》：你怎么看待国际收支平衡的说法？

任若恩：这个有短期的和长期的，从长期来说不能总指望咱们的低成本，低成本本身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我觉得国际收支平衡是对的，但是顺差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应该是逆差国家难受。

《英才》：你认为稳定物价的方法是什么？

任若恩：就是让人民币停止升值，三年前我就反对升值，现在还是反对。

热点问题六紧缩的货币政策

“现在所有的货币政策都是紧缩需求，我认为这个做法的本身就不太妥当。”

《英才》：你认为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危机可能性篇6

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萨伊和瓦尔拉斯等人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否认资本主义市场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和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金融、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生产的基本区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的增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货币或财富的增加。经济运动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以往是由物到到货币再到物的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起点到终点都发生了变化,它的起点是货币资本,中经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的循环过程,其循环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W…P…W’是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 W’-G’是第三阶段,即销售阶段。产业资本要实现周而复始的顺利循环,必须要三大职能资本在时间上连续进行转换,在空间上同时按比例分配在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相互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资本主义银行的出现,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相关联的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生成的现实性

当然,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提到:“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是以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则可获得超额利润,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各个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单个资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加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另一方面也包括资本的联合与兼并。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改变资本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比例或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二是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借助于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信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开始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4]。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5]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综合上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根据这个内涵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危机理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以马克思的视野来看,“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明危机的根源,掩盖了危机的真正原因[7]。

三、理论逻辑的现实检验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然而,在资本雪球不断滚大的同时,社会中两个阶层的分化也愈来愈大:一边是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积累;一边是贫困在多数雇佣劳动者手中积聚。这种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社会生产运动中就是:一边生产规模在无限扩大,一边购买能力在相对缩小。正是这种生产规模与购买能力的非均衡发展最终导致社会资本运动的中断,即危机爆发。但近年来,资本主义在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为了刺激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让不具有购买能力的群众以透支未来的形式提前消费。表面上看,这种零抵押、零首付、低利息的金融创新方式将美国的房产及其他商品市场推向了繁荣。然而,“透支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短短的几年间,美国房产市场泡沫就开始膨胀。在房产市场泡沫高强度膨胀的情况下,美联储只好收缩货币政策,调高利息率。利息率的连续上调最终使得次级贷款债务人彻底失去了偿还能力,违约率伴随利息率不断增加,多家次级市场放款机构深陷坏账危机,美国股市应声大跌,并波及亚洲股市,美国金融机构被动收缩,金融危机爆发。如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次贷危机的病症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四、结论及对中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点思考

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提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也正是这本著作的产生使资本主义从垂危中得以“康复”,遗憾的是,虽然凯恩斯提出的 “有效需求不足”几乎接近了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但他在最关键的一步却仍然没有超越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危机以新的症状再次向资本主义发难时,凯恩斯经济学在新危机面前已是力不从心[8]。古典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然而正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酝酿了新世纪的次贷危机。面对危机,西方社会试图再次把求助的手伸向了凯恩斯主义。然而,刺激需求对于缓解危机的深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彻底消除危机,而且会给经济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这种“透支消费”的方法会导致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可能不仅刺激需求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是“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引起的次贷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就始终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走出经济动荡的怪圈。

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不断深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必须树立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各种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层面不断创新,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一,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危机。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与资本证券化的产物,是源于实体经济又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现代经济活动需要借助货币及多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交换结算及资产转换。金融中介工具的发展,使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虚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因为虚拟资本具有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形式,就以为它可以远离现实资本无限制的运转,而无视他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纸质副本)。金融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归根到底是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资产泡沫早晚要破灭。

第二,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构建系统的信用体系。

金融危机告诫我们,虚拟经济的产生和积极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是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关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的关键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系统的构建,使虚拟经济的市场具有自动调节虚拟经济规模的功能。这种市场的调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次变为产业资本家”[9]。

第三,强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和监管。

监管者应当及时地评估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审慎地对待金融创新,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虽然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风险流动起来,进行分散和转移,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的金融创新,使延伸了的金融链条变得脆弱,酝酿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吸取美国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建立金融创新的监督控制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创新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防止盲目过度创新。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也要不断创新,将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风险置于可监控范围之内[10]。

摘要：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经济的强制平衡,对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是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及其趋势不可或缺的方面。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和著述中对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等问题多有涉及,特别是对金融危机生成的制度性特征,金融危机生成与爆发的理论逻辑等问题作过深入探索,他指出金融危机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不仅是经济过程内在矛盾深化发展的结果,而且还是一定环境条件的产物。

关键词：金融危机,可能性,现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8.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9.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5.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8.

[7]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经济学动态,2008(11).

[8]邱晖.重新认识凯恩斯革命:基于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研究,2011(11):180-18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24.

危机可能性篇7

一、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缺陷和弊端

尽管政府具有优势, 但现实中缺少其他主体的参与, 使得近年来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暴露的弊端与缺陷日益明显。首先, 与常规管理相比, 公共危机管理在一定时期内需要组织的集权与政府的强权, 因此政治动员与行政动员往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运用的主要方式。 (1) 但这种方式在获得正常秩序的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正常的秩序, 因而只能应用于有限的事件内, 否则将会打破社会整体结构。其次, 随着官僚制内管理层级的增加、命令线条的拉长, 组织内的信息流动以及整合会出现滞缓、不充分的现象, 会直接影响到应对危机的速度与处置能力。第三, 公共危机对公民的生命及正常生活带来的潜在破坏性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和系统性, 政府机械化设计的官僚体制、依靠强制力运行的动员方式与干预方式都无法适应危机事件处理中弹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优势

非政府组织产生于社会, 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其能够更及时地发现问题, 并通过社会机制加以解决, 具有减压阀的预防功能。它所提供的更为个性和多元化的公共服务, 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恢复与重建阶段,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信息搜集能力以及沟通能力, 对财政、资源运用及公平性问题发挥监督作用, 同时还可凭借专业优势长期持续地为受灾地区及灾区群众提供专业性、针对性的服务。 (2) 这些特性是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功能优势的基础, 主要体现为成本、贴合、信任和弹性优势。

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志愿服务基础以及慈善动员能力是其独特的资源运行基础, 相对于政府基于公共财政之上的物质保障资源供给, 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表现出一定的成本优势。除了有形资源的提供外, 非政府组织还在建设社会信任、提高民众道德与危机意识、强化社会心理条件等非物质性的社会支撑系统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贴合优势、信任优势和弹性优势源于其所具有的民间性、公益性、独立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社会是非政府组织的生长基础和服务目标, 数量众多、目标各异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使其能够在信息的收集以及处理方面, 在社会需求的满足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和社会的变动与需求保持一致, 贴合社会的多样化、变动性的个性需求。其灵活性的组织形式也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建立弹性化的战略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更具回应性和弹性。同时, 非政府组织的独立社会空间领域假设以及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特征, 在当今对“政府”及“市场”的质疑中更易于获得社会支持与信任, 也为公民参与以及利益表达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 是公民自治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政府的考虑:合作的可能性分析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前提

政府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基本前提是目标一致与功能互补。但现实中在目标一致方面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却存在两种可能的冲突:由于价值目标冲突而引起的“破坏性冲突”和由于认知差异而引起的“建设性冲突”。 (3)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特性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后者的政治“异端”倾向越明显, 二者潜在的冲突性就越大, 而且是一种“破坏性冲突”。认知差异主要是由于两类组织在使命、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方式方面的不同而出现的矛盾冲突, 这种冲突属可以调整的“建设性冲突”。功能互补是我国政府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实际需求, 即当政府由于财政、资源等方面的问题而无法或是难以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处于化解风险的需求就会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种合作能否达成一要看目标的一致性, 二要看非政府组织在功能与资源上能否满足政府的需求。由此可见,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否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让渡和授权的空间以及进行制度变革的意愿和能力, 而这又取决于政府的控制能力。因为政府既需要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功能上的补充, 又必须将非政府组织的扩张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2. 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对于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可能性分析同样适用于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合作关系分析, 但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危机事件类型的不同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的目标和功能要求也各有不同, 因此对这一领域的分析必须结合危机事件的类型以及危机管理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具体条件。

通过对上图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和资源需求都很高

这种情况下, 政府往往会有两种选择来管理危机, 一是进行政治动员, 完全依靠政府力量来应对危机。二是政府利用体制内的官办非政府组织来动员社会并提供资源, 表面上看是政府吸纳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但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具有官民二重性, 所以本质上仍然是政府依靠体制内资源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

(2)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较低、资源需求较高

由于这种情况并不需要过多的控制, 因而政府往往能够放松管制和控制, 让渡很大空间给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 采取广泛合作的策略, 这也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可能性最大的情况。

(3)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高、资源需求低

这种情况下, 应对公共危机的资源需求较低, 政府凭借自身力量就可以应对, 同时为了实现较高的控制目标, 政府也不太可能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4)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和资源需求都较低

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最大的可能是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承担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应职能, 而政府并不参与。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因为按照定义, 只有突发事件的破坏规模与程度涉及大多数公众且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才被称为公共危机, 而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因而并不存在不需要政府参与管理的公共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体现出控制需求较低而资源需求程度较高时, 政府往往会采取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策略。即当政府应对危机的资源与功能有限, 同时这一危机类型与管理过程又不具有破坏性的冲突特征, 且控制目标易于达成一致或目标本身冲突性很低时, 政府最有可能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策略。

四、小结

综上所述, 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否展开合作?怎样合作?能否持续?这一系列的问题的答案实质上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的合作意愿以及让渡的空间直接决定了非政府组织能否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 如果说政府所让渡的空间设定了二者合作的范围与框架, 那么政府的合作意愿就成为持续合作的动力因素。因此, 如果要使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政府一方面就必须转变职能、加强有限政府的建设, 另一方面则要深化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程度以及科学认识的程度, 以此来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意愿, 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冬芳.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M].北京:社会出版社, 2009.

[2]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美]莱斯特·M.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4]郭巍青.NGO的三重功能—以地震救援经验为基础的分析[J].探索与争鸣, 2008, (7) .

[5]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6]刘祖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博弈、冲突及治理[J].江海学刊, 2008, (1) .

[7]贾西津.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J].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危机可能性篇8

1998年克莱斯勒与戴姆勒奔驰合并, 当时奔驰出资360亿美元, 此后因业绩疲软, 两家于2007年5月14日正式分手, 克莱斯勒80.1%的股份被奔驰公司作价74亿美元, 卖给了私人股权资产管理公司瑟伯勒斯 (CERBERUS) , 9年内资产大幅缩水。

作为美国本土的第一大和第三大的汽车制造商, 通用与克莱斯勒如合并成功, 将诞生一个史无前例的巨无霸, 双方在北美市场份额将重新回到35%, 并在销量上超越此前的“宿敌”丰田公司。

“这是一次‘弱弱’联合,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实施合并, 这是面对信贷危机众多企业寻找生存之道时放手一搏的策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原会长田宝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目前不论是通用还是克莱斯勒都没有做好在成本、市场、技术、品牌等方面进行合并的准备。

与克莱斯勒的合并, 从理论上来说, 将在生产成本上大幅降低, 对于财务状况不理想的两家公司来说无疑是好消息。

但两家公司的合并前景并不被看好, 田宝文认为, 两家公司的产品线过于重合, 在轿车、皮卡、运动型多功能轿车等方面, 几乎都在同一市场拼杀, 因此如果合并成功能否短时间降低成本将是个问号。

在与克莱斯勒谈判的同时, 通用还在与福特接洽合作, 外电评论, 这样的接洽是“初步”而且“松散”的。

欧债危机或有可能深化中欧关系篇9

针对欧盟有没有可能在这两个问题, 特别是对华武器出口问题上做出改变, 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 由于欧洲和美国在很多科技, 特别是武器技术上, 有很多合作发展的案例, 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 欧洲和美国的军火工业很多部分具有很深的技术关系。在这种状况下, 要欧洲把美国撇开, 把武器科技自由输出到中国, 在执行上是有很多困难的。也因此, 如果美国这边不点头、或者不放松的话, 要欧洲这方面把武器技术输出到中国大陆, 这种改变的可能性不是太高。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部再次向中国企业发起反补贴调查一事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官员说,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关系, 双方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思想, 对双方都有利。对此, 郑继文认为, 在此欧洲经济深陷危机的时刻, 可能是中欧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最好时机。

考得好,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学习危机篇10

孩子考得好，父母一定很高兴，常常忽略了孩子的问题。其实考得好比考得差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的危机。

这不是危言耸听，尤其是一个孩子平时从来不努力，却在考试时取得了好成绩，就应该小心看待。撞大运得来的好成绩总是靠不住的。

有一个小学生自己从来不写作业，只抄同学的，每天早晨一早到校，奋笔疾书，一副很努力的样子，练就了一身“抄功”，考试也抄，成绩还真不错。老师告诉了家长，家长是只看成绩不问过程的，很不以为然，老师想他父母都不管，也就没去管他。等到高年级碰上个负责任的老师，看他总抄作业，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抄作业不是一个好习惯。”他却不承认自己抄过作业。后来，老师给他的家长发短信、打电话，父母也不回。

次家长会后，老师把这位同学的父母叫住：“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抽出点时间多关注孩子的各种行为习惯，孩子的坏习惯一旦形成，还真是不好改。这个班里有抄作业的习惯，请家长配合老师。”

家长立即把这孩子叫到眼前，气急败坏地问：“你是不是抄作业了，是不是?”

这个同学立即声泪俱下，“妈妈，我才不会抄作业呢，我从来没有抄过同学的作业，怎么你还怀疑我?连你都不相信我的人品，我还不如死了呢。你要再不相信我，我会死给你看的。”家长让孩子的毒誓给吓坏了。最后这个小小的“文抄公”啥学也考不上，啥也学不好。其实他本来是有机会的，让家长给耽误了。

孩子考试成绩好的时候，包括百分之百都答对了的时候，也可能是根本不会。

有一个小女孩平时成绩一直不好，做题速度也很慢，可是有次较难的试卷得了一百分。老师不解，问：“你这次如何能考到这么好的成绩?”她说：“我爸爸数学相当好，他这段时间辅导了我几次，我爸爸说我开窍了，学习进步神速。”

老师半信半疑，有这么好的方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速成，她的爸爸真是天才啊。

事后才得知，她爸爸给她买了套试题，与这次老师发的试卷一样，孩子把答案抄上了，但是，她并不是真懂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一直表现不好，就找理由说自己不爱学习了，其实是在掩盖学习能力的不足。

父母本以为给她找到了学习的捷径，其实只是讨了一次巧，而且因为这个巧，让老师也忽略了她的能力，便失去了个机会。

坊间流传的“速成学习方法”有很多，那都是很扯淡的办法，因为好成绩都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如果孩子不努力，或者努力不够，却考出好成绩来，父母则应该多加小心弄明白真正的原因才是。

这样的情况越早发现越好，发现得越早，解决得越好。

有一个小女孩，平时不怎么努力，小学时总能抄到别人的答案，每次都考到班里前五名，父母谈起她就有一种自豪感。可是到了初中，考试也有了难度，由于基础没打好，即使要抄，也抄不出好分数来了。孩子为了掩饰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足，干脆不学了。父母这才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