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形象与危机（精选五篇）
学科形象与危机 篇1
当今经济全球化与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时代, 全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事件。从经济、政治、军事等人为灾难到自然灾害, 频繁多发。而网络新媒体传播环境, 更会加速危机传播的速度、扩大危机传播的范围。因此, 危机应对主体采取何种策略将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积极有效的危机传播策略不仅能够化解危机, 还可能帮助矫正危机主体在危机事件中受到损害的形象。本文以江苏形象危机传播中政府主体为对象, 探讨在江苏形象传播中, 危机事件传播所面临的情态与问题, 以及面对危机事件该采取哪些积极的措施与策略进行从容应对, 从而尽可能地化解危机, 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一、江苏形象危机传播的现状分析
在许多情况下, 区域 (或省) 形象的危机传播是由危机事件引发的。危机事件种类繁多, 有政治性的、民生性的、经济性的、文化性的以及灾害性的, 等等。但不管是对哪种危机信息的传播及危机事件的处理, 都有可能给当事区域 (或省) 的形象带来一定的影响。客观地说, 近几年来, 江苏形象危机传播的主体 (特别是政府部门) 在注重危机传播方面, 较之前还是有很多的进步。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危机传播意识逐步加强。危机传播意识, 就是面对危机事件时如何传播危机事件信息、正确处理危机事件的意识。通常危机事件信息传播与处置的时间越长, 其影响力越大。在现实生活中, 每天都可能有令公众关注的危机事件出现。所以政府部门等主体应有较强的危机传播意识与处置意识。近几年来, 江苏省大多数政府及有关部门危机传播意识不断加强, 他们在面对危机事件时, 大多能及时、坦诚地公开危机信息, 积极应对, 妥善地处置危机事件。如在2011年, 江苏省丰县发生了校车事故, 丰县政府的做法是及时与媒体沟通, 在第一时间把握媒体的正规发布渠道, 减少了“杂音”。三场发布会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态度也传递出了当地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诚恳态度。由此可见, 丰县政府在危机来临之际, 第一时间表现出了对危机事件的重视和关心, 给予了受难者及其家属巨大的精神安慰。诚恳的态度和积极的责任担当意识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减少了危机事件中公众对政府的抵触情绪, 为下一步处理危机事件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有力地促进了危机事件的化解, 表现出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较强能力。
危机传播预警应急机制基本建立。危机是客观存在难以控制的, 而预防危机却是主观能动的, 也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为了更好地应对危机事件与突发事件,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在2006年1月和2007年7月相继颁布。江苏省的各个县市也相继建立起了危机预警应急机制, 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如早在2007年2月, 南京市政府就出台了《南京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对食品安全事故的监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应急保障、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7月, 部分南京市民因食用小龙虾生病住院, 并被查出患上肌溶解症。市政府在事发后立即成立了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迅速展开应对工作。食品安全办公室立即成立专家组, 由市政府分管秘书长牵头, 成员包括临床医学、疾控、卫生监督、水产养殖等多方面专家, 负责实时发布研究结果;卫生局与各级医院取得联系, 制定了“发现一例, 报告一例”的疾病报告机制, 并将治疗效果比较好的方案推荐给综合性医院;工商部门在全市开展小龙虾养殖、运输、销售、餐饮加工等各个环节的专项整治;农委则主要对小龙虾的生产和产地进行管理, 确保南京本地小龙虾的食用安全性。“南京市政府按照此前制订的相关应急预案及时有序地开展工作, 不仅避免了慌乱、冲动、盲目的决策, 反而表现出四个令人赞叹的亮点———反应迅速、有条不紊、首部制、多管齐下。”[2]由此可见, 提前建立起危机事件预警应急机制, 是南京市政府能够妥善处理危机的关键之举。
危机传播网络信息沟通平台得以构建。经过近些年的努力, 江苏省各级政府部门已初步构建了危机传播网络信息沟通平台。政府部门及危机事件责任单位不仅可以通过新闻发言人、主流媒体对外发布信息, 还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电子信箱、手机短信、论坛、贴吧等网络信息沟通平台对外发布信息。网络信息沟通平台以丰富的多媒体传播形式, 将图片、音频、视频等手段加入其中, 增强了信息传播的迅捷性与吸引力, 提高了危机传播与危机处置的效率。例如, 全省许多市县的工商局、城管局等开通了政风行风手机短信平台, 用短信互动平台及时向市民和监管服务对象发布工商法规、消费常识、年检通知和专项执法动态情况;第一时间发布打假新闻、维权信息, 及时回复企业、民众的需求。政府部门通过网络信息沟通 (监管) 平台, 可以及时了解潜藏的非常态化隐患, 预防危机事件的发生。此外, 江苏省政务微博的开通也为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如江苏省南京市在2011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 意见要求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在灾害性、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布相关信息, 并要通过微博及时向民众通报危机事件的动态信息、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方案以及民众如何面对危机等知识。政务微博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搭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
网络舆情开始受到重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与此同时, 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 年增长率达18.1%, 远超网民整体增幅。此外,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继续提升, 由69.3%上升至74.5%……”[3]网络受众广泛、影响巨大。网络上危机事件的信息, 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过去的一些突发危机事件传播中, 网上的舆论发展往往会演化为线下的行动, 进一步激化事件造成的矛盾。因此, 如今江苏的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普遍开始重视网络舆情, 想方设法了解与掌握网络舆情。对网络舆论的监控也被各级组织纳入预警、预防机制中, 许多单位都有网络舆情员, 甚至配备有网络舆情分析师, 及时观察、了解网络舆情, 为信息处置与危机事件应对提出建议。
二、江苏形象危机传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总的来说, 江苏形象传播在危机传播与危机应对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以较高标准衡量, 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传播信息后续不畅, 危机处置不给力。近年来在危机事件发生后, 江苏政府部门大多会在较短时间内作出反应, 表明对事件的关切以及将事件的原委彻底查清的决心。这是在无数次危机事件之后, 政府总结积累的经验, 即先稳住全局, 以免引发其他危害性事件。但是, 在“第一声音”结束以后, 关于事件的跟踪信息往往缺乏连续性。这其中的原因之一, 是缺乏专业的信息收集人员、信息舆论分析人员以及相关的理论、技术人员;信息发布渠道虽较多, 但是收集准确、真实信息的渠道少, 难以使信息在到达决策部门时仍然保持原有的真实性, 甚至可能出现信息的歪曲和变形。如果在危机应对中获得的信息不充分, 就不可能做出有效的危机反应决策, 从而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
观念较滞后, 舆情引导不够积极、有力。江苏形象传播在危机传播观念方面还存在滞后现象, 在应对危机策略、手法运用以及舆情引导方面不够积极、得力。舆情引导的被动与不给力, 往往会导致危机态势的扩大化。如在南京“拆报亭”事件中, 政府就表现出了一定的被动性。从2010年10月23日到10月31日, 《扬子晚报》连续报道南京“拆报亭”事件, 但南京市政府部门没有将它作为危机事件对待, 没有及时发现“正常”批评之下的“不正常”。直到央视关注此事并进行报道, 南京“拆报亭”事件一时成为网络热点话题, 政府部门才感到这一事件的危机性。之后南京市城管局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 但是由于危机应对主体没有及时应对, 失去了引导舆论的最佳时机, 此时的沟通已不足以解决已经扩大化了的危机。在此事件中, 还暴露出危机应对主体在利用网络引导舆情方面存在的不足。如, 危机应对主体对网民通过微博、论坛、贴吧等网络平台发表的观点和情绪, 没有认真对待, 也没有深层洞悉社情民意;对于一些恶意的流言或谣言任其扩散, 造成不良的影响;对于公众正确、客观的批评和建议也没有及时分析、采纳, 而是采取“捂”“堵”“推”“躲”等消极措施应对。这势必造成消极的影响, 有损政府部门及其区域的良好形象。
危机传播与处置主体不明, 责职不清晰。在江苏形象危机传播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 在区域危机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会把政府当作应对危机事件的主角。人们误认为应对区域危机事件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当出现危机事件时, 人们习惯于把责任的焦点聚集在政府身上, 而事件直接责任单位与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反而容易被忽视。其实, 这样的观点存在片面性。在传播与处置过程中, 这种模糊化的思维和方式, 不利于真实客观地进行危机信息传播与恰当地处置危机事件。在危机传播与处置这根链条上, 存在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众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小到个人, 大到政府,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整个事态的发展, 都代表着地区的形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或深化。因此,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的应对都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 而是必须调动每一环节的积极性, 分清危机传播与处置的各方面职责, 促使其协调合作。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危机传播与处置链条。
三、江苏形象危机传播中的策略运用
那么, 在江苏形象危机传播中, 应该采用哪些危机传播策略, 有效地应对危机事件, 从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呢?
加强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协调。媒体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 也是江苏形象危机传播的重要途径。随着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 在传播过程中媒体与公众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作为危机传播的主要参与者, 政府要想在与媒介以及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占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 就必须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在危机事件中媒体由于相关原则会更注重报道的新闻价值, 而忽视报道中负面信息可能带来的有损区域形象的不利之处, 这就需要政府和媒体加强沟通和协调。著名危机管理学家罗伯特·希斯指出:“在危机管理中, 沟通是最重要的工具。”[4]危机传播意识和能力集中体现在“沟通”上。“沟通”是处理危机事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危机事件发生时, 政府应该及时召集记者, 主动向媒体发布事件的相关信息, 掌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同时, 还应讲明关乎传播区域形象的良好意图, 获得媒体的理解与认同。此外, 政府要加强与公众沟通, 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 尽量在第一时间通报危机事件信息, 让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 防止胡乱猜测和谣言的兴起, 以信息公开、透明、处置得当, 来建立并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充分发挥多种媒体化解危机的功能。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的普及, 信息传播的方式已发展到多种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时代。在危机事件传播中, 我们既要注重新媒体的作用, 也要注意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政府与危机事件的相关责任单位, 可以通过互联网、微博、社区网站、手机微信等新媒体扩大信息的覆盖面, 让人们了解相关责任单位的歉意、应对危机的诚意以及危机事件产生的原委。具体而言, 就是利用网络新媒体, 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 图文并茂地及时传递信息, 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进展, 缓解危机事件中人们的不安情绪。当然, 单靠新媒体的传播是不够的。目前, 许多政府、企业在面对危机时, 首先会考虑到媒体的强大传播力, 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在利用新媒体处理危机上。片面强调新媒体的作用而忽视传统媒体在处理危机中的作用是不科学、不全面的。由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具有信息自由、互动、海量与共享性等特性, 缺少必要的“把关”, 在信息传播时可能会夹杂一些不真实信息 (如流言、谣言) , 造成人们的恐慌和不安, 加重了危机事件的不良影响。而传统媒体通常有“把关人”严格的把关, 有深入调查能力、鉴别真假信息的能力以及专业的媒介素养, 且信息源多来自于党政机关或者危机事件的直接关联机构、单位等权威部门, 他们发出的信息更具有真实性、可信性、权威性, 对于化解危机有着新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综观在危机事件传播与处置中,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两者的作用相辅相成。所以必须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使其各尽其职, 共同发挥化解危机的作用。
关注意见领袖, 充分发挥其舆论影响力。意见领袖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异军突起, 是网络媒体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改变了过去由主流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网络意见领袖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左右网络舆论的风向标。因此, 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 要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首先, 要善于倾听意见领袖的声音。政府应积极面对网络意见领袖, 对于他们正确、真实、合理的建议和批评要采纳接受, 运用到应对危机的策略中去。其次, 要善于引导意见领袖的声音。有时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并非代表全体网民的心声, 也并非完全正确且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面对偏颇的言论, 政府要善于引导, 让信息公开畅通, 保持与网民的沟通交流, 避免网民受意见领袖不恰当的引导。此外, 要善于监督网络意见领袖。督促意见领袖用好“话语权”, 不失语, 也不妄语, 以法律、公序良俗和专业精神为边界, 积极而妥当地为社会民众代言, 发挥其舆论影响力。
利用政务微博与微信等平台,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微博与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导致社会舆论引导格局呈现新变化, 特别是在危机事件传播中, 给政府的信息发布方式提供了新平台。根据《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统计, “截至2012年底, 我国政务微博认证账号总量已近8万个, 仅在新浪网注册的政务微博就已超过2万个……全国共有22个省级政府开通了新浪官方微博。各省政务微博数量也达到了新的规模。截至2012年10月底, 江苏省政务微博总数达到6222个, 占全国政务微博总数的十分之一, 成为我国政务微博数量最多的省份,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政务微博总数超过6000的省份。”[5]江苏省各级政府部门与大型企事业单位也相继建立了政务微博。政务微博平台就像桥梁, 既将网民“问政”和政府“施政”连接起来, 又便于政府更好地引导网络热点。当危机事件发生时, 政务微博使得政府和公众达到“直通式”传播, 将信息有效、及时地传播到公众那里, 真正实现“零”时间直播危机事件, 对于阻止谣言的蔓延与扩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微信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于微博, “从2011年1月21日腾讯推出微信应用到2013年1月, 腾讯微信的用户量已达到3亿, 从零到3亿多, 微信仅仅用了两年时间。”[6]可以预见, 不久微信将可能超越微博成为拥有最多用户的社交通信渠道。由于微信是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链接等多媒体于一身的传播工具, 因此在危机传播中更有利于政府与公众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在危机传播中, 微信也将成为政府修复被损形象与塑造良好形象的工具与手段。所以, 江苏政府部门与有关单位应抢占先机, 在3G网络的普及以及4G网络大发展的环境下, 更好地运用政务微信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掌握有效危机传播的策略与技巧。应对危机事件是需要高度策略性与技巧性的, 采用的策略、手段、技巧不同, 获得的效果也会不同。“1988年4月27日, 美国的一架波音737客机从檀香山起飞, 飞行不久机内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值得庆幸的是, 飞机最终安全降落。事后, 波音公司立即调查事故原因, 了解到事故是由于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20年之久, 起落已达9万余次, 大大超过保险系数, 金属疲劳而发生爆炸。对此, 波音公司通过媒体大加宣传解释, 旨在说明如此陈旧的飞机, 居然能安全降落, 恰恰说明了波音飞机的质量可靠, 并强调波音公司现已解决了金属疲劳的技术难题。波音公司及时而有效的信息通报与宣传, 使得公司信誉有增无减。”[7]事后, 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量不仅没减少, 反而较前一季度增加近一倍。这是因为在这起危机事件中, 波音公司采取了“快速反应”“寻求反证”等策略与技巧, 及时遏制危机事件对公众的影响, 改变逆意公众对策, 取得了积极效果。在江苏形象危机传播中, 也应该重视借鉴以往成功的危机传播与处置经验, 积极引导传播, 寻找有利的事实报道数据、资料进行正面报道, 从而达到化危机为良机、为新契机的效果。
以上我们简要地论述了江苏形象传播中危机传播的策略运用, 这只是举其要者而言, 此外还有许多策略可以有针对性地援用。我们认为, 只要观念正确、态度端正、采取危机传播的措施和策略得当, 即使遇到危机事件也能从容应对、妥善地处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危机传播[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fKnzVK4BlKWEygZt03JIPlL1ZGtco1uhTrArZvlYDZP1z6GcL_YxfRArHIskUM.
[2]黄河.政府新媒体传播——直面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244.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tech.hexun.com/2013/cnnic31/.
[4]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5]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EB/OL].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2/1203/c210118-19770124.html.
[6]肖华.腾讯微信用户量突破3亿耗时不到两年[EB/OL].腾讯科技, http://tech.qq.com/a/20130115/000179.htm, 2013年1月15日23:20.
学科形象与危机 篇2
关键词：全媒体 政府形象 舆情危机
“全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实践活动，它拥有跨媒介的报道体系，集合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电信等各种传播工具，使信息超迅捷传输，涵盖了人们接受信息所需要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全部感官，不同阶层和喜好的受众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介，来接受信息并随时进行反馈，从而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我国政府在这样一个“人人即媒体”的时代环境下，在媒介高度融合的全媒体语境中，如何更好地展示自我形象，同时正确处理舆情危机，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全新命题。
一、政府形象塑造
政府形象塑造应是一种常态下的沟通与传播管理。通过这种沟通与传播，使政府的执政理念得以流通，让百姓在知情的前提下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也使公共管理部门的决策以一种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推行开去，更好地树立政府开放、务实的执政形象。
1.坚持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新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知情权被放在了首位。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高法、高检等近90个部门和机构，以及31个省（区、市）人民政府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在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方面，13个党中央部门（单位）、31个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党委都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确定了新闻发言人。通过信息公开以及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就可以寓宣传于新闻之中，让媒体“为我所用”，通过提供信息来“掌控”信息，通过提供服务来树立自身形象。
2.跟踪分析舆情，建立预警机制。政府不仅要发布信息，还必须随时关注各种社会热点事件、敏感话题，全面追踪、把握公众舆论的脉搏，为科学制定和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供可靠依据，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具有快速、精准的舆情收集和研判能力。同时要求舆情监测人员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培养全媒体思维方式，能够根据不同媒介特点，迅速筛选、评估出可能造成危害的信息，并制定传播策略加以预警防范。
3.主动设置议程，有效引导舆论。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其决策和行为都将对公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是传媒最大和最离不开的权威信息来源。全媒体时代的来临，更加剧了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它们对政府这一定期信息资源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所以，政府要充分发挥这一资源优势，主动设置议程，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进行舆论引导，把公众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吸引到特定的方向。
4.正确认识媒体，接受公众监督。政府部门要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执政理念需要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另一方面，媒体代表公众监督并促进政府工作，是通达社情民意、通融不同需求的重要信息渠道。因此，政府部门正确认识媒体的地位、职能和作用，保持良好的媒体关系，是成功塑造政府形象的关键。
二、危机应对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开始施行，要求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在启动紧急处置机制的同时，要迅速启动新闻发布工作，在负责处置事件的指挥部下设立专门的新闻发布机构，确定专人负责新闻发布工作。
1.摒弃封口思维，直面舆情危机。2011年8月某市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因为存在各种安全隐患被迫关闭，影响打工子弟学生近万人，在媒体前去采访相关区县的教委时，却未能及时得到明确答复，一时间舆论哗然。事实上，该市教委在这些学校关闭之初，就要求相关区县全力做好分流安置工作，仅笔者所在的海淀区就为此多次召开区长专题会，研究落实此项工作。虽然教育部门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面对舆情危机时“只做不说”，主动放弃话语权，信息真空导致舆论一边倒，公众纷纷指责政府漠视打工子弟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给政府形象造成了不小损害。
2.第一时间反应，把握最佳时机。2009年9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一家新疆餐厅发生爆炸，导致三名员工和部分路人不同程度受伤。由于此事恰恰发生在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后不久，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北京市公安局在组织救援的同时立刻展开调查，并在第一时间向媒体通报了结果：事故是由于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而引发的液化气罐爆燃。此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迅速平息了公众的猜测和议论。所以，对舆情危机事件的处置，一定要反应迅捷，先声夺人。如果反应迟缓，一旦某种舆情大势成为主流，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再想改变舆论风向就很难了。
3.勇于担当责任，及时弥补过失。2011年6月16日四川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张县领导检查新修公路的新闻照片，三位领导“飘浮”在公路上面，合成痕迹明显。此事26日被网友曝出并戏称“悬浮视察照”，立刻引发了网上热议。6月27日晚，会理县政府迅速在新浪开设认证微博，公开承认由于工作人员过错发表了一张经过拼接的照片，当事人也发表致歉信并贴出两张领导考察现场原图，称县领导确实到了现场视察，只是由于原图效果不佳才进行了处理。他们的反应速度和诚恳态度立刻得到了公众的理解，会理县政府的形象不但没有因此受损，相反倒“因祸得福”增加了社会知晓度。
在危机事件面前，一些政府部门反应迟钝、言语失当，不敢面对真相大白后所要承担的责任，导致危机愈演愈烈。而会理县的做法是政府部门在全媒体语境下，成功化解舆情危机的一个典型例证。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有“有错就改”的担当，不但要改，而且要改得诚恳、改得发自内心、改得让百姓满意，不仅在改过中完善，更在改过中提高。只有勇敢地承认错误，诚恳地弥补过失，才有可能获得公众的谅解，避免日后更加被动。
4.坚持独立思考，避免舆论绑架。例如2011年8月13日出台的新婚姻法解释引发了夫妻婚前房产加名潮，南京、武汉等地的税务部门称婚前房产属个人财产，如果加名就意味着房屋权属发生了改变，属于财产转移就应该征收契税。在遭受公众质疑之后，税务部门又回应说“加名税”收与不收待定。一时之间，围绕“加名税”公众争论不休、地方税务机关又各执一词，直到9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政策规定免征“加名税”，这一风波方才尘埃落定。
当舆情危机来临时，政府应在“众声喧哗”中保持独立思考，从更广大群众的共同利益出发，不能一时迫于媒体压力，仓促做出一些非理性决定，导致公共政策前后矛盾、出尔反尔，最终反而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只有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关心民间疾苦，认真倾听公众意见，同时做到独立思考、科学决策，才能够真正破解危机，最终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总之，政府形象塑造与舆情危机应对，无论是长期战略规划还是短期公关行为，如果只是依赖各种技巧性策略来把政府工作向好的方面推进，其结果都是表面功夫，治标不治本。政府要想真正树立起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就有赖于各级官员主动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勇敢担当社会责任，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周洋.打造全媒体时代的核心竞争力[J].新闻前哨，2009（11）.
[2]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2）．
[3]郭庆光.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4.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新闻中心副主任
文学批评学科的当下危机与建构转型 篇3
当然, 文学批评这一新学科的成型和学科地位的日趋稳固, 既有大学文学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与其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特殊的社会语境有关。首先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繁盛的时期, 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些创作上的丰硕成果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上的多样化, 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大量可供批评阐释的对象, 也带动了文学批评的繁荣。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方法论”的理论探讨, 激起了人们尝试用新理论去分析阐释文学作品的热情。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渴求与需要, 引发了译介西方现代文论的热潮, 就此引入了西方20世纪所有批评学派的理论和批评方法, 这不仅极大地开阔了批评家的理论视界, 丰富了批评的方法和手段, 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而且也促进了当代文学批评由传统的经验型向学科型的转化, 为文学批评课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理论依据。如今, 20多年过去了, 在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中, 文学批评课程已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或是指定选修课, 20世纪西方的各种批评学派的理论和批评方法不仅为学生们所熟悉, 并且也在批评实践的过程中被广泛地加以运用, 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在日常批评文章的写作, 以及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显现出来, 并且这种影响也会延续到文学硕士和博士的继续教育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文学批评课程在发展过程中的成长性逐渐减弱或停止。尤其在近些年来, 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 随着文学批评学科的程序化和定型化, 使得文学批评这一学科发展的深层危机也开始逐一显现, 课型基本定型, 有的讲授内容显得有些过时, 缺少创新与突破, 沉潜于其下的问题也渐次浮现出来。有些问题其实在学科建设的开始就存在着, 但在学科建设的初始, 受制于认识和其它方面的各种局限, 对此还不可能有更清醒的审视洞见, 而只能通过时间的检验, 才可能清楚地看到其所凸显出的种种症结, 如做具体的归纳, 大致有以下几点。
症结之一:中国目前整个大学中的文学批评课程的基本讲授框架, 尤其是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部分, 主要是以西方20世纪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作为基本支撑的, 这从多个学校编撰和出版的一批文学批评教程的教材中就可以一目了然, 这些由重点或部属院校编撰的教材成为各级大学文学批评课程的主干教材, 普及面很广, 影响也比较大。这个主要由西方批评理论支撑的课程框架, 涵括了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个建构过程, 和各个批评流派的主张和特征, 比如从语言学的走向而产生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与此发展过程相关的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等。比如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的解构批评;从人本走向上讲述的心理学批评, 其主体是由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构成的。比如在德国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和英美读者反映批评的实践中生长起来的读者批评;在西方的女权运动背景下产生的女权主义批评;以及对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进行反叛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还有后殖民主义批评等, 而文化学批评的核心部分则是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还有像社会历史批评、印象批评这些在中国也有着悠久传统的批评方法, 其理论资源与概念的框定, 仍然是以西方为历史渊源来做梳理。可以说, 20多年来, 我们对20世纪西方所有的批评资源几乎是无一遗漏地进行了译介、引用阐释和归纳评价的梳理, 由此获得了系统性的全面认识。但对中国这20多年引进接受西方批评文论的返视观照中, 我们却会面临一个本质性的难题, 那就是文学批评学科身份定位的困惑, 这种以西方批评资源为根基的课程建构, 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迫近的危机和困境, 它是否能继续适用于文学批评课程的教学实践, 今后需要做怎样的改进等等, 这许多的疑虑都需要去做认真的思考。
文学批评课程主要的理论阐述框架和内容, 基本是由西方批评理论作为支撑的。这种课程框架, 显然会引发一些人的疑虑, 使人不得不质疑文学批评课程的定位问题。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在文学批评的教学过程中, 除了介绍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外, 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讲授20世纪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尽管我们一再强调文学批评课程的实践性, 但多数情况下, 讲授的课时和内容重点仍是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上, 就像前面提到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批评、读者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 都会作为文学批评课程学习的要点, 从其生成发展过程、基本理论概念和方法、批评的基本特征、研究范畴等去逐一讲授, 虽然也会加入对作品的个案分析, 但这种分析也只是为了去印证和阐释某种理论。
需要我们去进行反思的是, 文学批评课程主要的课程框架在当下的情形下是否仍然适用, 文学批评课程的重点是否应该去承担传授西方批评资源的任务。其实答案早就很明了, 一些批评理论与方法, 其自身在西方的衰微, 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它的历史局限。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像王一川2009年出版的《文学批评教程》, 就着意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中去归纳一些批评类型, 如意境论批评、节奏论批评、人格论批评、象征论批评、印象论批评、语言论批评、阶级论批评等。但这并未成为这本教材的重心, 在这前面有13章在讲述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批评、阐释———接受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及其具体运用, 尽管如此, 这种有意识地去挖掘中国自身的批评传统的做法, 是体现了一种建构意义的。不过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尝试并未成为主流, 这些类型归纳存在明显的界定上的问题, 它本身也表现出感性突出、理性不足的缺点, 同时也因为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存在运用推广上的困难, 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思路。
文学批评课程想要改变目前的理论阐述框架和内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想回归传统也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它必须要适应现实创作和批评的发展变化, 去进行富有建构性的变革。
症结之二:中国的文学批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得了失语症。我们最初引进西方20世纪批评学派的理论和批评方法, 是为了开阔我们的理论视界, 丰富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手段, 也希望在对西方批评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中, 建立起适用于自己的批评话语, 用以解析和研究文学的创作规律和文本特点。
但综合梳理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 会让人清楚地看到, 我们在对西方批评资源的利用和再度阐释中, 一直遵循着西方的话语秩序, 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批评的理论话语和批评体系。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术语大多是外来的词语, 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文学批评的主要的理论阐述框架和内容, 都是由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作为支撑的,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者, 也包括受到基本训练的学生, 都比较熟悉20世纪西方的批评学派的理论和批评方法, 并且会具体地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 要么完全按照西方的批评理论、批评模式来研究、分析中国文学;要么是有所借鉴地进行一些改造来进行中国文学研究。在许多人娴熟地操作西方的这一套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 去阐释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与作品时, 总给人一种硬贴上去的感觉, 比如运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 用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的“语义方阵” (符号矩形) 理论去观照《创业史》, 分析主人公与周围人物的互动关系。将苏童、叶兆言、刘震云等人的作品都纳入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范畴中。还比如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小说与诗歌。虽然新批评本身是针对诗歌的批评, 但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的诗歌是否适宜, 值得探讨, 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构成语言, 之间是有差异的。而新批评理论中的反讽, 更多地被我们用来分析小说, 对小说进行反讽批评的文章比较多见, 但有些对作品反讽的解析实际上超出了新批评中反讽的涵义。还有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去批评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等等。的确, 在当代文学批评中, 生硬地套用西方的批评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去分析阐释作品, 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一些批评文章中, 西方理论的术语化、修辞化也成为突出的问题, 但内容上却显得空洞化, 并未提供新鲜思路和理论洞见。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就已有人提出我国现当代文论存在严重的“失语症”的现象, 这虽然与我们大量引进、译介西方现代文论有关, 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认识和接受上的问题。这些被引入的20世纪西方的批评学派的理论和批评方法, 在西方本土的衰微已经证明了它的局限, 而我们却拿来重新武装自己。更主要的是我们对自身的理论建构做得不好, 在西方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引进潮流中丢掉了自我, 找不到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坐标, 也找不到自己在批评理论中的位置。让人感到有些隐忧的是, 西方批评的这套评价体系, 对学生, 或说是对未来的文学研究者批评价值观的潜在影响, 可能会使我们习惯于用西方批评的评价体系, 或说是文学价值观去看待中国文学, 这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的判断。
在批评理论的更新上, 我们自身缺少创新发展的动力, 缺少有创见的新的理论话语, 为寻求新变, 往往都是从西方去寻找新的理论建构元素。在上一轮引进、译介西方现代文论的潮流平息之后, 一些当年曾积极引进、译介西方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并且在中国文学的文本批评中尝试运用的学者, 也对此逐渐失去了热情和兴趣, 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其他, 有的越界到文化或是其他领域去开拓批评的疆界, 这也是一段时间里文化批评盛行的原因, 由此, 也可以证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应用的有限性和前景的黯淡。
当然, 在文学批评课程的教学中, 对西方批评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还是需要的, 不论是学生, 还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在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行分析阐释、对其好坏得失进行评价时, 其自身应有必需的理论储积, 并且能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依据。这种理论积储, 既体现出批评者的学养背景, 可以增强批评的学理性和科学性, 但更主要的是这种理论积储应该是来源多样化的, 需要辨析和选择的。还有就是要努力去发掘我们自身的理论资源, 更好地使中国传统的文论参与文学批评的建构, 做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真正地实现批评理论上的建构性的创新。
症结之三:感性经验的不足与缺失, 成为文学批评课程的软肋。文学批评学科的体制化和程序化, 形成了学院派批评的一套批评模式, 其学理化的追求, 使批评成为学科性理论话语的阐述, 而多少有些忽略现实的文学状况, 忽略文本细读和感性经验的重要性。
文学批评课程本来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但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构成部分来看, 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批评的操作练习成为其薄弱部分, 课程主要还是偏重于对西方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讲述。而且我们在文学批评课程的讲授中, 首先不是在感性经验的维度上建立文学与理论的关联, 而多数情况下是把作品作为对理论的一种再度阐释和印证, 常常是先选定了一种理论和批评方法, 然后再去找相应的作品去进行论证分析, 这样做的结果出现的明显谬误是, 第一, 这不符合文学批评的性质, 文学批评是以艺术感受为基础的, 这是批评的入门, 艺术感受是进行阐释的基础。然后才是在一定的理论的指导下去进行分析评价, 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 达到批评的目的。第二, 正因为有些人不读作品或是读得很少, 所以更愿意去阐释比较固型的理论, 用一种技术的思维, 和技术的分析演绎手段去解构作品, 把文学批评的过程变成了模仿西方批评方法去进行的技术性的解构。这也造成了在理论的运用上, 显得有些生搬硬套, 不加选择地采用拿来主义, 忽略理论产生的具体语境, 以及适用的范畴。有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并不一定适合于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比如采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术语“能指”、“所指”来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 比如用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的女性意识, 似乎语境不大对称。这种依据西方的批评理论所做的中国文本的演绎, 以及为阐释和印证西方理论所做的作品的取样分析, 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有一种做作的明显痕迹, 却未能抵达作品的纵深。不细读文学作品, 或是转述他人对作品的阐释, 纠结在对西方的理论话语的再度阐释中, 这在当下的学院派批评中并不少见, 但不是掌握了西方的批评的理论, 或者说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经过吸收和改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讲求自身的理论化和规范化, 使学院派批评愈来愈不适应于现实中文学的发展变化, 对当代新鲜的文学现象和创作现象常常失语和缺位。所以文学批评课程要强调文本细读和感性经验的重要, 要教育学生通过阅读先从感性经验上充实自己, 再去寻找适当的理论。文学批评课程要加强文本阅读和文本分析的比重。
强调感性经验的重要, 并不只限于文本的细读, 感性经验的积累和提升, 与多读多看多听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思想意识、传播方式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文学观念、文学形式和文学的表达方式都与以往不同, 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新的变化保持一种敏感, 对新的变化不断能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
症结之四:文学批评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却很忽视对具体的操作细节的规范和训练。课堂讲述批评理论多, 动手写明显不足。尽管强调了实践性, 也大多是布置学生去做课程作业, 并不具体指导学生如何去写。课上完了, 学生还是不知道批评文章的写法。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学实践活动联系紧密, 应鼓励学生面向社会实践, 提升学生的科研意识, 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教师要通过论文辅导, 从研究层面和技术层面上多做具体指导, 诸如确认论题、学习查找资料的方式、撰写论文的方法, 还要加强技术层面的指导性, 比如具体的格式要求, 论文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和功能, 像注释的顺序编码对作者译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月、包括版次的要求, 还有参考文献类型的标识, 以及掌握符合规范的学术话语等等, 这既有益于学生熟悉和掌握必要的学术规范, 同时也使学生能更早更积极地参与科研活动。在对学生进行具体的学术辅导时, 要告知学术规则, 强调学生遵守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在当下,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 上网查资料更为便捷, 剪切粘贴更方便容易, 因此随意侵占他人学术成果和社会资源的行为, 在一些青年学生那里已经变得惯性化、常态化了, 这需要及时加以教育指导和订正, 严加警示, 告戒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学科形象与危机 篇4
(一) 背景
当代社会,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媒介环境 (新媒体的兴起、发展和融合等) 、公民观念、政府理念、法制进程等一系列社会元素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因此, 社会传播环境的日益复杂不仅造成危机频数的增加, 也导致了危机控制的难度不断增大。对政府而言, 从美国“棱镜门”事件到滋扰我国首都的“全城雾霾”, 从延安“城管打人”事件到东莞“扫黄”事件, 政府对每一次危机的处理都直接影响到政府形象的塑造, 政策的实施, 乃至社会的安定发展。良好的危机处理有助于政府化解危机和减少伤害, 甚至能帮助政府提升公信力和满意度。本文以广东东莞“扫黄”事件为案例, 分析政府如何对“涉黄”这一危机事件做出反应, 并检视政府策略的现实效果, 从而为今后政府危机处理提供借鉴。
(二) 研究动机与问题
在分析政府如何对“涉黄”这一危机事件做出反应, 并检视政府策略的现实效果, 从而为今后政府危机处理提供借鉴。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1) 从央视曝光东莞“涉黄”事件起, 东莞政府对这一危机事件做出了哪些回应, 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从“危机阶段——形象修复”理论审视, 分别归属于何种策略?
(2) 在东莞政府做出每一次行动后, 公众做出了怎样的反馈和评价, 偏向于正面、负面还是无任何效果?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 理论回顾
(1) 危机传播 (Crisis Communication) 。对应英文名称为“crisis communication”, 在国内亦译为“危机沟通”。“传播”一词即为“散布开去”, 指人与人或群体之间借助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 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信息的过程。危机传播指危机发生后, 为了挽回组织形象与外界进行的一切信息交换过程均为传播沟通, 具有双向、平等、互动、交流的涵义。[1]危机传播可分为三个时期, 包括爆发期 (outbreak period) 、蔓延期 (extensive period) 和消退期 (subside period) 。[2]当危机发生, 组织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时, 势必以形象修复理论为指导, 采取相应策略。
(2) 危机传播阶段理论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Coombs (2002) 指出, 危机传播阶段理论 (SCCT,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清楚说明了为了保护组织声誉资产, 在选择危机反应策略时所必须考虑的变量、假设与关系。
(3) 形象修复理论 (Image Repair Theory) 。Benoit的形象修复理论是建立在修辞学上的一项研究, 他提出了五大主策略和十四种子策略。
第一, 否认:表明恶性与其无关, 也就是“我没做过”。1) 单纯否认 (simple denial) :直接表明没做过某事。既可以向公众否认组织没有做过任何被指责的行为, 也可以直接否认危机事件的发生。2) 推给他方 (shift the blame) :除了表明自己没做, 还指出是谁做的。
第二, 逃避责任:试图降低对恶行应负的责任, 也就是“我有做过”, 但“不能怪我”。1) 合理反应 (provocative) :说明恶行是对他方先前做法的合理反应。2) 无力控制 (defeasibility) :说明恶行是因资讯不足或某种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造成。3) 纯属意外 (accident) :说明恶行并非有意造成, 而是意外发生。组织将危机事件或是组织曾经做出的失当行为归结为一次意外。4) 动机良善 (good intention) :说明虽然造成恶行, 但组织原意却是良善。组织向公众解释组织虽然做了某些不当的行为, 但其本来的意图是良好的, 即所谓的好心办了坏事。
第三, 降低外界攻击:在降低恶行中“恶”的程度, 所以“没那么糟”。1) 道己之长 (bolstering) :强调组织的长处或善行, 来抵消恶行的伤害。2) 淡化伤害 (minimization) :轻描淡写恶行造成的伤害结果。组织可以尽量降低公众心中危机的严重性, 当公众认为危机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严重。3) 划分区域 (differentiation) :将恶行与伤害性更大的行为类别作区别, 在对比之下使公众认为该危机并不十分严重。4) 提高层次 (transcendence) :从更有利的大方向或转换角度看问题。5) 反击对手 (attack accuser) :通过攻击指控者来降低恶行的恶感。组织可以攻击那些指责群体或个体, 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降低那些责备群体或个体的可信度。6) 给予补偿 (compensation) :组织对危机事件的受害者进行物质或精神上的补偿。
第四, 修正行为:在亡羊补牢, 使恶行不再持续或不再发生。1) 复原 (restoration) :承诺将事情回复原状。2) 预防 (forestall) :承诺会做某事避免恶行再度发生。
第五, 直接道歉:“归罪于己”, 即通过承认恶行与自己对恶行的责任来寻求他人谅解, 所以是“都是我的错”。
(二) 分析框架
本文根据上述理论文献, 将上述“危机传播的阶段性”和“形象修复理论”整合为“危机传播阶段-形象修复”理论, 并根据吴宜蓁的《危机传播阶段与策略的理论规范与实践:台湾本土研究得后设分析》 (2013) , 加入关心、表示感谢两条子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通过对危机各时期的媒体报道内容做文本分析, 将危机各时期对应的媒体报道分为两大类:危机爆发期与蔓延期、危机消退期。通过对新浪、搜狐、腾讯三大新闻网站新闻的网友评论做内容分析, 搜查东莞“扫黄”事件各个时段的新闻, 并对每一类主题新闻下的网友评论做统计, 取前100条作为统计对象, 筛除与主题无关的评论。归为正面态度、中立态度、负面态度。
(二) 语料来源
(1) 政府信息渠道 (东莞市政府、东莞日报、东莞政府新浪微博“莞香花开”等) 。东莞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动态基本上以传统媒体为主, 新媒体为辅的形式发布。笔者根据官方信息确定政府的行动。
(2) 媒体报道 (人民日报新华网环球网南方网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法制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凤凰网光明网等) 。除政府官方信息外, 笔者从国内各大新闻网站摘取报道, 并根据危机各个时期分类并汇总各媒体的新闻, 从中全面展现当时当地的事件全貌。
(3) 网民评论 (新浪搜狐腾讯) 。根据《2010年4月中国新闻网站市场份额统计报告》, 腾讯新闻、新浪新闻、新华网、搜狐新闻、人民网、中新网、新浪新闻、中国网、百度新闻、国际在线分别名列前十。由于商业型新闻门户网站开放性、实效性和互动性更强, 笔者选取了“腾讯新闻、新浪新闻和搜狐新闻”作为文本分析载体, 并统计和分析各个危机时期的网民评论。
四、危机个案分析
(一) 危机各时期的危机传播情境与形象修复策略
第一, 危机爆发与蔓延期的危机传播情境与形象修复策略:
(1) 直接道歉策略。东莞四名镇党委书记在党报《东莞日报》上刊发公开道歉信, 对自身职能缺失表示自责, 对东莞市内公众表示道歉, 同时对影响东莞城市形象表示抱歉。
(2) 修正行为策略。2014年2月9日下午开始至10日下午, 东莞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 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东莞市政府对危机做出迅速的反应, 雷霆式的行动扫除“涉黄”据点, 尤其是第一时间查封央视报道的“涉黄”场所, 针对性地清查媒体曝光的对象, 高调地向外界显示其决心和力度。东莞纪委强调:“凡是查处不力, 再被举报仍有涉黄活动并查实的, 属地镇 (街道) 党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派出所所长、村 (社区) 书记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从严处理。”“广东省委对扫黄不力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 免去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向社会公布涉黄举报电话”“凤岗:与娱乐服务场所签订保证书, 承诺绝不从事‘黄赌毒’违法犯罪活动。”“设立百万‘扫黄’专项资金”从干部问责、制度建立等方面, 东莞政府集中性地显示对“涉黄”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以期修复政府和城市形象, 尽力撕开公众对于“东莞”的污名化标签。
(3) 降低外界攻击策略。子策略1——道己之长: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伟琪在回应东莞“涉黄”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时表示:“我们每年都在抓, 抓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打掉的场所也一年比一年多……”强调东莞市政府多年始终坚持打击“涉黄”, 并非不作为, 以恢复政府形象, 减轻公众的不满。子策略2——无力控制:东莞公安部门表示, “东莞市专门负责打击‘黄赌’违法犯罪的行动大队编制仅有15人, 无法经常性地直接实施查处行动, 只能督导各分局开展日常打击和定期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强调曝光之前扫黄不力的关键在于编制警员过少, 无法定期有效地遏制“色情行业”抬头, 暗含超出能力范围。试图改变“政府不作为”的印象, 获取公众同情心和理解。
(4) 关心策略。东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新浪微博“莞香花开”提示:“爸, 我在东莞晚上玩被抓, 速汇5000元到X警官工行卡XX……, 别打电话, 出来再说, 快!”收到类似短信千万别汇款, 这是诈骗短信。在东莞政府严打行动进行的同时, 有不法分子冒充熟人, 以“在东莞玩被抓”等为借口实施诈骗。针对这一衍生现象, 东莞政府通过公安部门在官方微博等媒体上发布告诫防骗的信息。给予公众关怀, 提高政府亲和力, 从而提升政府形象。从这一阶段的危机策略看, 东莞市政府主要采用直接道歉、修正行为和降低外界攻击策略。
第二, 消退期的危机传播情境与形象修复策略:
(1) 修正行为策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开放团组会议上就东莞扫黄一事表示, “广东绝不允许黄赌毒泛滥而坐视不管。”“从2月9日到2月28日, 广东‘扫黄’项打击行动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截止到2月28日, 广东共查处违法违规场所3184家, 其中东莞2147家。”“广东启动了问责机制, 省里免去了副市长和公安局长严小康的职务, 市里问责了29名干部, 总共加起来是30名干部。从副市长到一般的工作人员 (都有) ”。通过展示打击成效、政府内部问责和严打理念, 广东省委政府和东莞市政府消除内部和外部“涉黄”诱因, 以预防“涉黄”产业再次兴起。从而继续扭转“政府不作为”的公众印象, 提升政府形象。
(2) 降低外界攻击策略 (“提高层次”子策略) 。广东和东莞政府陆续发布东莞形象宣传片和微博“因为勤奋, 这里制造着全世界1/5的数码产品;因为包容, 这里吸引着千万人生活……”。在同一天, 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莞香花开”也发布了多条展示东莞城市形象的宣传片, 力求展现“真正的东莞”。将“性都”和“制造业之都”两个概念分离, 通过形象宣传片重塑东莞形象, 引导公众转换角度观察东莞, 以减弱公众对此危机本身的注意力, 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 获取公众好感。
(3) 表示感谢策略。“我想说明一下, 那天我对记者们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谢谢你’大家关注关心东莞, 无论是批评还是监督, 哪怕是骂两句, 实际上是出于爱护东莞, 所以我要谢谢记者。”东莞市长袁宝成一露面就被记者追问“扫黄”和“经济转型”问题, 连答三次“嘿嘿”, 被媒体戏称为“嘿嘿市长”。袁宝成在之后回应记者时多次感谢媒体的负面评论, 对他和东莞市政府均是批评和监督。高包容度的感谢言辞, 减弱公众的负面情绪, 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好感。
(二) 危机传播情境与形象修复策略效果评析
第一, 事件分类和数据搜集。步骤一:笔者从人民日报、新华网、环球网、南方网、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法制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凤凰网、光明网各摘取15篇关于“东莞扫黄”的新闻, 将危机事件分为七个子事件, 分别为“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东莞开展扫黄行动 (严打涉黄犯罪、剑指黑恶势力和‘保护伞’) 、东莞4名镇委书记因扫黄工作不力向全市公开道歉、东莞书记:用3个月集中‘扫黄’持高压态势、东莞扫黄:东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严小康被免、东莞官微发布形象宣传片、胡春华回应东莞扫黄问题:广东不会坐视不管”。步骤二:笔者根据步骤一中的分类, 针对各个事件, 从“新浪、搜狐和腾讯”三大新闻门户网站选取新闻下的网友评论各100条。由于评论均在千条的数量层级, 笔者采用间隔十条评论取一条的抽样统计方法, 如若选取的评论态度与事件无关, 则取该评论下一则为统计对象。
第二, 数据统计结果。
第三, 结果分析。
(1) 公众对东莞政府的态度逐渐正面化, 危机策略总体成功。网民对东莞“扫黄”事件的态度总体趋势呈正面态度上升、中立态度下降、负面态度下降。
(2) 危机爆发期与蔓延期中, 修正行为策略的解决、预防类行为对修复政府形象有效。从“东莞开展扫黄行动”到“央视曝光色情业”, 正面态度上升, 负面态度下降。东莞市政府的迅速反应, 雷霆式的扫黄运动, 对改善外界印象的成效非常显著, 提升了公众对东莞“扫黄”事件中政府行动的认可。从“四名镇委书记公开道歉”到“东莞副市长、公安局长严小康被免”, 正面态度大幅上升, 负面态度下降。表明“三个月集中‘扫黄’”的严打行动和免职渎职干部均获得了公众的认可。
(3) 可预防情境下的道歉策略不一定起到正面效果, 不合理、不到位的使用将不利组织形象修复。从“央视曝光色情业”到“四名镇委书记公开道歉”, 正面态度处于整个进程中的谷点, 负面态度处于整个进程中的峰值。东莞四名镇党委书记在党报《东莞日报》上刊发公开道歉信, 对自身职能缺失表示自责, 对东莞市内公众表示道歉, 同时对影响东莞城市形象表示抱歉。行为本身应带来正面效应, 结果却导致公众舆论背离初衷。经笔者分析, 结合网友和媒体评论, 四名镇委书记的公开道歉内容重复且泛泛而谈, 停留于致歉, 对整改措施没有具体化, 官话痕迹明显, 因而遭到网友抵制和不满, 重新加深政府“不作为”的印象。
(4) 在危机消退期间, 修正行为策略和降低外界攻击策略尤以提高层次策略有利于强化形象修复效果, 甚至超越原先公众的形象认知。从“东莞副市长、公安局长严小康被免”到“胡春华回应东莞扫黄问题:广东不会坐视不管”, 正面态度始终保持较高的比例, 负面态度保持较低的比例。说明东莞官微发布的形象宣传片与胡春华为代表的省委政府的坚定态度对恢复公众态度起到了正面效果。
五、总结与讨论
(一) 总结
(1) 从央视曝光东莞“涉黄”事件起, 东莞政府对这一危机事件做出的回应包括:东莞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扫黄行动 (严打涉黄犯罪、剑指黑恶势力和“保护伞”) 、东莞4名镇委书记因扫黄工作不力向全市公开道歉、东莞书记:用3个月集中‘扫黄’持高压态势、东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被免、东莞官方微博发布形象宣传片、胡春华回应东莞扫黄问题并声明广东不会坐视不管等。
(2) 东莞政府的各项行动基于“危机传播阶段——形象修复”理论, 分别归属的策略:共采取了直接道歉策略、修正行为策略、降低外界攻击策略、关心策略、表示感谢策略。无一不是为了设法求得公众的谅解, 减轻外界的责难。主流媒体的曝光, 证据确凿毫无疑义, 将东莞政府置于“可预防型”的危机传播阶段。采用否认策略必然引发公众意见的反弹, 故政府对责任没有任何的否认行为。
(3) 在东莞政府做出每一次行动后, 公众做出的反馈和评价:作为修辞学的形象修复策略的策略使用, 针对危机传播阶段适用, 不意味着必然有期望的收效。在危机蔓延中, 公众关注点和组织的行动契合才能挽回组织形象, 而组织空做道歉, 对预防性措施轻描淡写, 难以满足公众预期, 将削弱或抵消道歉效果, 甚至起反效果。广东和东莞政府所用策略类型是适切的, 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爆发期与蔓延期, 公众正面态度整体呈上升态势, 负面态度下降) ;而另一方面, 却在蔓延期间出现公众态度的波动, 直接道歉策略不仅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 反而遭到了公众几近一致的质疑。
符号的重建和修正行为并用, 对消解危机和提升组织形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危机消退期中, 东莞政府借助新媒体发布形象宣传片, “提高层次”策略将公众视线转移至更高的价值框架, 东莞政府适时的策略收到了良好效果, 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东莞的城市形象。
(二) 讨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对新闻网民评论态度的分析和统计, 造成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模糊和评论可信度不高。笔者尝试对国内各个媒体的报道作为另一研究对象, 分析和统计相应的报道基调。不过东莞“扫黄”事件相比于企业危机事件, 政府作为主体的危机特征造成媒体报道趋于同质化, 基调差异不明显, 故而无法做媒体态度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危机传播阶段-形象修复”为理论框架, 分析东莞“扫黄”行动和公众对行动的反应形成的危机。通过分析危机各时期的危机传播阶段与对应的形象修复策略, 并评析对应策略的效果, 评估危机处理的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在危机爆发期和蔓延期, 以修正行为策略为主的处理方式有助于修复组织形象;在危机消退期间, 以修正行为策略和降低外界攻击策略并行的处理方式有助于修复组织形象。
关键词：东莞“扫黄”,危机传播情境,形象修复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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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形象与危机 篇5
2008年全球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金融危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重新洗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中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将直接影响经济危机的后果。
国家经济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继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是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两个话题。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具有深远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机遇也意味着世界的机遇。而西方媒体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收益和国际舆论环境。考察西方媒体的涉华财经报道,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有实力、负责任、守信用”的经济强国形象的首要任务。
本文选择《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经济学和传播学的双重视野关注经济危机中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1843年9月由詹姆士·威尔逊创办的《经济学人》由伦敦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主办和出版,是世界三大著名财经纸媒之一,全球发行量逾70万份,在政要学者中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经济学人》涉华财经报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是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主要塑造者。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人》杂志“商业”和“财经”栏目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并据此审视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国际形象。
二、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人》杂志在经济危机中涉华报道进行了分类描述,包括新闻来源、报道热点、数据来源等,描述存在的显性和隐性的问题,然后进一步引申得出结论。
研究对象。2008年《经济学人》(伦敦印刷版)涉华报道共计161篇,分布在“亚洲”、“财经”、“商业”、“摘要”、“读书和艺术”等10个栏目。其中,“亚洲”栏目的报道量最大,但其视角偏重于政治而非经济,故本次研究选择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商业”和“财经”栏目作为研究对象。
“商业”和“财经”栏目均对中国经济发展予以了极大关注,二者报道总量占2008年《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的1/3,报道重点涵盖了中国经济金融行业发展较快或较为重要的领域和地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样本的产生。研究以2008年全年共51期《经济学人》杂志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人》官方网站提供的站内搜索引擎进行资料搜集。所有文本(标题或摘要)含有“China”(中国)或“Chinese”的报道计57篇。经人工检验剔除3个无效样本,有效样本为54篇。
三、内容分析
新闻来源。本研究54篇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其中来自香港24.5篇,上海6篇,北京3篇,深圳1.5篇,珠海、东莞、广州、威海、保定、台北、巴黎和纽约各1篇。另有11篇未注明来源。其中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成为该关注热点,呈现在杂志上的中国经济形象是“发展中的”(Developing)、“具有前景”的(Promising)。
与2008年以前相比,两个栏目的新闻来源发生了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来源逐渐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成为稿源地,而发自国外的综合报道逐渐减少;二是稿件来源呈现出聚合的趋势,地域上以香港、上海为报道中心,领域上以金融行业、证券市场为关注热点。
数据来源。对于财经报道而言,数据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决定着它的品质。54个研究样本中,近两成的数据来自全球知名的金融数据统计数据库Thomson Datastream;另有超过三成的数据源自西方政府机构;仅有3篇来自个人研究报告,1篇来自网络。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习惯采用的统计模型不同。《经济学人》自然是沿袭西方的统计习惯。二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不信任已成为西方对华刻板成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西方媒体一直质疑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往往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工具”。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数据多是根据层层上报的材料所得,环节越多,误差的可能性越大。而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测算,往往是根据二手数据进行推理,一方面不是实地调查所得,说服性不强;另一方面,其抽样误差依然存在。由于中西方统计模型并不在同一坐标系内,因此大多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报道热点。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以来,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得到大幅提升,国际贸易影响力和营造外部贸易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54个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经济贸易和金融证券的各个领域,分别涉及证券市场、经济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贸易、劳动力、工业制造业、法规和制度、突发事件、企业案例等十余个方面。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金融市场2008年承受着较大的外部压力:房市萎靡不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南方小企业大面积破产,而直接折射上述波动的A股行情,成为《经济学人》“财经”栏目的报道热点。7篇证券市场报道,占到该栏目全部涉华报道的三成。南方雪灾、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造成A股股市的动荡,而印花税改革、创业板推出、国外企业在华申请上市等政策变化直接影响着A股行情。《经济学人》在这些重要时段反应迅速,分析政策趋势,预测股市走向,并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证券市场的开放模式进行深度分析。
“商业”栏目2008年涉华报道31篇,涵盖了中国工业制造、国际贸易、金融市场、法规制度等领域。中国的国际贸易是该刊关注的常规热点。2007年“中国制造”硝烟未尽,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卷土重来。工业制造方面,《经济学人》对“大飞机”计划兴趣浓厚,对中国汽车业和新兴产业给予关注:中国向进口车零配件征收高额赋税引起国际贸易争端,“绿色税”政策出台,以及长城汽车、三角集团、中兴通讯、国美电器等都是《经济学人》的报道热点。在能源资源问题上,该刊对中国矿业的变动尤为敏感。
四、结论和讨论
结论一:经济危机并未影响《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纵观2001年至2008年《经济学人》“商业”和“财经”栏目的涉华报道,其规模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仅在2006年略有波动,这与该年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两个栏目对于中国的报道比例持续增加,其中“商业”栏目涉华报道的常态高于“财经”栏目,符合我国处于“重商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情,也与我国的金融行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发展现状相吻合。
结论二:《经济学人》对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产业分工的大潮中,中国经济的形象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对外贸易的收益。总体来讲,《经济学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态度乐观,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十足。
一方面,该刊一直以赞许态度描述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在认为金融风暴之中“中国能较好地阻止全球经济衰退”(China is pretty well placed to cushion a global downturn),并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止一篇的报道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仍有脉搏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该刊亦积极利用这些结论,对其他媒体和舆论制造的“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这是与很多反华媒体不同的特点,在涉华报道上相对表现出温和而友好的倾向。“中国是个容易找到的替罪羊,但是将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的真正原因归罪于货币政策则会触及其痛处。”之所以有这样的形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潜力和自身实力都较为雄厚的新兴经济实体,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2008年西方国家由于次级信贷体系的崩溃遭受重创,而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发育的中国反而损失不大,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期望。
但是该刊在赞赏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势头的同时,也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的措施颇有微词,同时也明确表达出其对中国经济管理现状的担忧,这种担忧体现在包括金融监管、政府寻租等诸多方面。前文提到的数据来源“非中国化”便是这种担忧最直接的表现。
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美国经济的大崩盘和西方八国经济的停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恰好是一个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而对于中国媒体而言,也恰好是塑造一个有实力、负责任、守信用的崭新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大好时机。
结论三:《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的固有偏见并未明显改观。从整体上说,《经济学人》杂志的涉华报道较为客观。《经济学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财团和政治利益团体的背景,其编辑理念崇尚公正客观,报道的选择和偏向上较少向任何组织或个人倾斜。杂志的发行人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是经济学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一半由私人股东控股,另一半则由《金融时报》持有。
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由“没落腐朽的龙帝国”、“语录本与红卫兵”等构成。2008年《经济学人》的涉华报道亦是如此,体现了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有限的客观和公平”。《经济学人》的财经报道对“MAO时代”、“文化大革命”等名词表现出过度的敏感。遣词造句中的隐性偏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表现。
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已排名世界第二(世界银行,2006年)。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遭遇国际形象问题。西方人倾向于把“中国龙(Dragon)”妖魔化,塑造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实力的发展不等同于中国威胁的增强,研究表明,西方传媒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主流是健康积极的,尤其在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被寄予厚望。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选择了明哲保身的鸵鸟政策,而中国却采取积极稳健的金融政策,援助、刺激东南亚经济复苏,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形象。现在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中国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成年礼”,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强国形象的最佳时机。
摘要：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2008年全球经济动荡,并波及了中国金融市场。本文以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财经”和“商业”两个栏目的内容分析,描述了该杂志在经济危机中对中国问题报道的概况。《经济学人》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形象刻画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并把中国视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拯救者;但由于固有的历史、意识形态成见的影响,其报道措辞和数据来源都值得玩味。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形象,经济学人,涉华报道
参考文献
[1].http://www.economist.com/
[2].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论文《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质疑中国地方统计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明显不符。部分西方媒体开始利用罗斯基的观点炒作“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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