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警示录观后感(通用6篇)
篇1:颜色革命警示录观后感
居安思危,谨防“颜色革命”在我国发生
纵观近年来的美国对我国限制贸易出口货币政策,奥巴马战略东移,背后强烈支持日本争夺钓鱼岛,俄罗斯限制进口中国大米,这一系列事件都警示着我们,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党和国家要防微杜渐,以免“颜色革命”在我国领土上发生。因此我们要深入了解颜色革命,其爆发的原因,背后的幕后操手,从革命发生的原因入手进行预防。
一、什么是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参与者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他们所认为的独裁政府,拥护民主、自由以及国家的独立。颜色革命的运作模式,无一例外都在各国扶植反对势力,而后在选举时指控对手作弊,进而组织群众运动并取得政权。这种群众运动式的干预,乃是所有干涉主义里相对成本最小的一种
二、颜色革命的历史背景
1、颜色革命已有六七年的历史,它是苏联解体后,美国趁俄罗斯国家失败、国内虚弱的时刻,继肢解南斯拉夫联邦后,意图以民主为名的群众运动方式,进一步瓦解前苏联旧势力范围。
2、颜色革命又以俄罗斯的软下腹地区包括黑海、里海、内外高加索及中亚地区为主,一般认为,这是希望借此对俄罗斯进一步围堵。
三、爆发颜色革命的原因:
1、国内因素
(1)政治方面:执政党腐败,选民对他们缺乏信心;同时也存在着民族经济秩序混乱和部族矛盾
(2)经济方面:经济秩序混乱,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贫困者众多,失业和贫困者成为“街头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3)外交方面:原当政者多倾向与俄发展密切关系,而反对派多倾向与西方发展密切关系。
2、国际原因
(1)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美国的霸权主义。
(2)独联体国家嘴硬手软,在关键时刻节节后退。
(3)西方国家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却表现得惊人一致,而俄罗斯一方却势单力薄。
四、怎样预防颜色革命在我国发生:
首先,在政治上,党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核心是受人民的委托、按人民的意愿执好政、掌好权,当好“三个代表”。在这里,必须十分明确,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任何关系。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防止党在人民利益之外形成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是防止党变质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才始终是先进的执政党、充满活力的执政党;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才始终是人民的政府、受人民拥护的政府;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和政府,才不会变质、不会被人民所打倒和抛弃。否则,执政能力建设必然是盲目的、不清醒的,甚至有可能迷失方向,走向反面,不是“立党为公”而是“立党为私”,不是“执政为民”而是“执政为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不能仅仅为执政而执政,为提高能力而提高能力;执政是手段不是目的,一切能力也仅仅是手段而已,只有为民才是唯一的目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因此,党群关系的密切程度,始终都是党的执政能力强弱的根本指标。一个执政党,不管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和管理面有多广、力度有多大,如果执政的结果不是密切了党群关系,而是疏远了群众,那就不能说这个党有多么强的执政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执政”一词,表面看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本质上却是和党群关系密切相连的。执政党在善于掌握权力、运用权力的同时,始终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恰恰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最直接的检验。
其次,经济上,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面对稍纵即逝的机遇和层出不穷的挑战,我们既要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又要认识到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前进中曲折发展。
最后,在思想上,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竖立深远的战略眼光,“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才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新世纪新阶段续写新的辉煌。
居安要常思危,道理看起来简单,但是在实际工作、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践行却并不容易。它不仅是人们应当具有的一种思想意识、一种精神状态,而且还是人们需要锤炼和提高的一种智慧、一种能力。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怎样才能提高居安思危的能力呢?
一是要树立远大的理想。理想是人们行为的动力,理想越远大,动力越强劲。远大的理想就像在大海中航行,远处的灯塔便是较好的比喻了。没有灯塔,轮船便无方向。一个人只有志存高远,才不会安于现状、小胜即满,才会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从而居安常思危。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人生理想,自然会居安思危,把今天取得的成就仅仅看作是万里长征中的一两步。
二是要具有全局的观念。“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一个人观察形势、思考问题,没有全局的视野和整体的观念,就不能够联系地看待事物,就不理解唇亡齿寒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因而也就难以居安思危。推而言之,居安时应当思危,思危才能有备,有备才能克服危险,消除隐患,从而长期居安。三是要培养发展的眼光。眼光是金。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拥有一县的眼光,那你可以做一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省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天下的生意”。潮起潮落,福兮祸兮。共产党员只有具有历史的意识和发展的眼光,才能搞清楚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明
白各种事物的来龙去脉,理解当前工作的发展进程,才能心中有数、是非分明,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在成绩中看到不足,在发展中看到问题,在和谐中发现矛盾。
四是要积累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知识和经验是夜行人的火把,不吸取知识之光,眼睛就会被黑暗笼罩。“失马”的“塞翁”,因为阅历多,经验丰富,才有高于众人的见识,才有“焉知非福”的准确判断,得不喜,失不悲。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在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时,能够做到反应灵敏、应对科学、理解准确、操作精细、适应环境、运用自如,才能在各种复杂的局面下都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个人只有积累起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才能敏锐地预测将来,治中见乱,安中见危。
篇2:颜色革命警示录观后感
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反对派的目的不纯,要真是希望百姓和平安乐的话就不会趁机发动游行、示威什么的,把被人赶下台之后重新选举让自己上台,其实这很明显就是政治权利斗争。
颜色革命实际上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政变。
其实要仔细说的话,我和视频里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有细微的不同,我认为之所以会发生颜色革命,是因为国家的经济政治不够稳定,人民的心愿没有达成,这样才会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机可乘(这和视频里的观点是差不多的)。像是中国这样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强国是不会有这样的政变的。
再说说那些反对派,通俗点说,这是一种达不成目的就打群架的行为。虽说背后有大国支持他们重新选举,人民的思想也容易被他们控制,但这种政变没有多少意义,就和中国古代的各种篡位差不多。
不过那些被赶下台的人我觉得还是挺罪有应得的„„
他们怕自己的腐败和丑闻被曝光,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害怕就说明自己真的导致了腐败,是腐败盛行,这样下台也的确是应该的。
其实说白了,这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的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体现,他们看不惯什么人上台就想方设法支持反对派,就说选票有作假,用一些相对合法的手段把他们拉下来。他们的每一种方式都是一种民间展开,这很简单,因为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都是一些发展不怎么稳定,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所以人民渴望改变这种现状,当这种洗脑式的报纸、电视、宣传册多了,再加上反对派得到了他们的资助,“革命”也就自然而然会诞生。
同时这也印证了弱肉强食的道理,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会被别人所操控。虽然颜色革命到最后也没能改变这些国家的现状,但其他大国的目的达到了——让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下台。
篇3:颜色革命警示录观后感
一、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历史背景
1988—1990年东欧剧变,对苏联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影响[3]。针对苏联内部复杂的矛盾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的国家政治观。但由于国内缺乏广泛的民主基础,在相关的民主政治法律和文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若实行西化的民主政策,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苏东剧变之前国内党派之争、区域矛盾的不可协调性等成为苏联解体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了刚成立的独联体组织内部混乱,成为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4]。
苏联解体后,回顾历史,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展开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导致了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苏联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在国家成立初期取得了较快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二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5]。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之下,由于世界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苏联的经济环境更加恶劣。20世纪80年代,苏联为了缓解经济困难,开始向西方国家借贷外债,由于长期背负着外债的压力,债务危机在80年代愈演愈烈,外贸环境恶化,高额的债务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出现负增长。另外,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高增长效率,这种缺乏有效经济转型的状态,使经济开始出现快速下滑,甚至出现零增长的停滞状态。实践证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失衡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人们整体生活水平下降,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所谓民主扩张成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战略手段,布什总统一直把“反恐”、“民主”、“自由”作为外交的战略话题,2005年在自由宣言中就强调:“要把自由和民主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种说法无形中给美国政府加上了“世界警察”的华丽外衣[6]。奥巴马政权也一直推崇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以美国的标准,凡是违反民主自由思想和理念的都要去制止和反对,这也为其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借口,为反对派开展“颜色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后备支撑。另外,美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以后,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而这段时期美国经济表现为停滞不前的状态,也为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埋下了导火索。这种影响将会严重动摇美国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如果不能实现危机的转移,势必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动摇。而美国又不能对所有的国家采取类似科索沃、伊拉克战争的手段,否则就会加重国家经济负担,甚至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干涉的手段需要选择非暴力的方式,即用当前的最佳捷径———“颜色革命”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图谋,最终希望通过对中亚的控制来实现北压俄罗斯,东牵中国,南遏伊朗,控制全球能源运输链,实现对战略空间的全面掌控,以完成自己下一步对亚欧大陆战略控制的合围之势,来达到掌握世界霸权的目的。
二、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社会背景
独联体作为一个多边合作的组织联盟,处于冷战结束后的转型或过渡阶段[7]。独联体“颜色革命”以苏东剧变为政治背景,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在俄罗斯等地区的影响和广泛渗透。苏联解体导致原各加盟共和国政治体制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巨变,这也是美国政治战略图谋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的建立体现在宪法层面上形成的“三权分立”的民主选举制度[8]。但由于独联体国家在能源、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俄的强烈依赖,其包括国家选举在内等多个方面依然长期处于俄罗斯的影响下。另外,独联体国家大量非民主政治现象普遍存在,激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反对派情绪高涨,“亲美疏俄”势力不断扩张,也为“颜色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9]。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独联体处于特殊的区域位置,是亚欧大陆的缓冲带,同时拥有巨大的能源开发潜力市场,因此西方国家的东进战略实施计划必须把独联体国家作为政治过渡的关键地带。欧洲国家也通过对独联体的争夺来达到牵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目的。同时,美国还通过对独联体的政治战略博弈来达到牵制俄罗斯的目的,以防止俄罗斯重新复兴,并削弱俄罗斯作为地缘大国的政治力量。拥有该区域的领导权就可以形成对俄罗斯的牵制,甚至对中国发展战略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独联体作为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是过去、当前乃至未来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
三、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文化背景
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中,文化冲突是引发族群对立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民主文化的认同方面,即反对派所崇尚的西方民主文化在潜意识里形成对当权派民主价值观文化的抵抗情结。独联体国家在民主与反民主方面体现出宗教和文化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反对派与当权派之间两大对立阵营、乌克兰的东西部两大阵营,及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势力的对立冲突。
腐败是导致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原本政权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遇上转型期政局的不稳定,产生了个人集权、权力寻租等问题,造成了官商勾结、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形成了以腐败为政治价值观的权位文化,偷税漏税、私吞国有资产的现象也加剧了民众对当权派的不满情绪[10]。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腐败成风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如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大肆贪污受贿,腐败官员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另外,一方面,中亚出现大量富翁,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失业大军,这些人员就成为了推动“颜色革命”的主要力量。据2003年对独联体国家廉洁文化建设情况调查显示,独联体国家廉洁文化建设排名比较靠后,廉洁指数在前100名的仅有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特别是“颜色革命”爆发的国家廉洁指数更低,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廉洁指数仅为1.8,排名为124名[11]。当权者的极度腐败对“颜色革命”的爆发产生了极大的催化作用,进一步激化了地区矛盾和族群冲突。
宗教冲突也是诱发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另一个原因。在苏联时期,对宗教活动实施强制性压制措施,为巩固政权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2]。美国也在利用极端宗教组织对独联体国家进行反政府活动,疏离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削弱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力量,以达成自己的政治侵略图谋。
四、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经济背景
苏联解体、独联体组织建立以及“颜色革命”爆发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更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颜色革命”可以看出,“颜色革命”本身并不具备革命的性质,只是西方民主意识在独联体国家的渗透,其本质不是靠武装夺取政权,也没有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只是推翻了现有的执政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并没有获得根本性变革,只是让西方的民主意识借助“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得到认可。“颜色革命”是对独联体实施西方民主文化软侵略的一种有效方式,并没有引发具有变革性质的社会效应[13]。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观点来看,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进一步协调生产关系、组建新的经济基础、重新构建上层建筑,用新的社会制度推翻和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方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但是从变化的结果来看,西方民主化的嵌入机制既不是一种社会变革,也不具备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004年公示的经济增长率为12.1%,而2005年为2.8%[14]。吉尔吉斯斯坦在“黄色革命”以后,国家一直处于长期的动乱之中,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恢复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有效模式。政界更换频繁,不断通过修订宪法来解决危机,结果导致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物价的快速上涨,加上高额的外债积累,使国内经济和社会危机形势严峻[15]。通过格、乌、吉三国的“颜色革命”也可以看出,西方通过民主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进行干预,其社会制度、国家秩序、经济环境、人民生活、社会矛盾、社会腐败等问题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也没有表现出新的社会风貌,经济、文化面临着发展的危机。
五、“颜色革命”危机的实质
独联体成立以后,俄罗斯为改变国内经济状况而获得西方的援助,在制度上也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实现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独联体各国也按照俄罗斯政治制度模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变革,试图通过建立不同的政党和社会组织来推动和实现国内民主制度的改革进程。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建立西化民主思想和法制理念的设想,构建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采取强总统、弱议会法院的政权模式与实际要建立的“民主制度”却背道而驰。独联体部分国家在实施西方民主政体以后,并没有改变国家的落后命运,实现国家的迅速崛起。通过西方民主的实质可以看出,一切以人民的意愿为借口的蛊惑,都为西方的民主化在他国的渗透提供广泛融入的可能。由于部分国家政府在执政方面存在重大的失误,导致民众对现政府丧失信心,无疑加剧政府职能削弱和话语权威,造成民众的愿望与执政党执政理念之间矛盾的不可协调。
篇4:颜色革命的启示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无敌手。自那以后,出于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颜色革命”十分起劲,希望将整个世界都改造成美国治下的世界。
哪个国家如果不顺眼或者“改造”不顺利,美国和西方就会直接或间接在某个国家发动“革命”。很多情况下会利用西方或本国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培植亲美亲西方反对派势力,利用“民主”、民生等问题煽动百姓的不满情绪,鼓动街头政治,并利用美国强大的舆论主导权宣传该国政府压制“民主自由”、“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等等。他们一方面在政治、财政上支持反对派,将反对活动引向“政权更替”。同时动员世界舆论抹黑该国政府,尽量把水搅浑,对当局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则贴上“镇压”的标签,或渲染当局的暴力行为。面对美国和西方铺天盖地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话语权,“被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毫无回手之力,被一步一步逼到悬崖的边缘。如有必要,美国还会动员西方国家采取制裁、禁运等措施,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直至完成政权更迭。这差不多已变成“颜色革命”的标准模式。
那么迄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颜色革命”呢?真正可以得此“桂冠”的是2003至2005年期间独联体地区三起重大政治事变:
一、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持“玫瑰花”逼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之序幕。
二、2004年秋,乌克兰总统选举过程中政治斗争激烈,尤先科以橙色为旗帜攻击对手而获胜,被称为“橙色革命”。
三、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政治震荡和骚乱,阿卡耶夫总统因此流亡国外,巴基耶夫总统上台,于是就有了“郁金香革命”。
其实这些都不是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国内争权夺利、外部大国博弈的政治事变。“颜色革命”并未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国家经济的改观和政治稳定,只是使三国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下滑。苏联解体给原苏联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长期动荡,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激烈,加上西方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频频发生。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就是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被“颜色革命”推动者所充分利用,“茶杯里的风暴”也能掀起狂风巨浪。举几个例子便可一目了然。
一、2001年1月17日。菲律宾有人用手机短信号召民众上街抗议,一条短短16个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短信被疯狂转发,吸引、动员了100多万民众聚集。集会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人们把这位总统下台归因于“短信一代”的牺牲品。
二、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未遂“颜色革命”,参与者大量使用新兴媒体推特,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
三、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落选一方利用手机短信、脸谱、推特,传播不满情绪并煽动反对大选结果,导致了长达两周的“伊朗推特革命”。
四、最为世人瞩目的是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西亚北非国家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和骚乱,引发战争和内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权先后被推翻,其他许多国家现在仍处于剧烈的政治、社会动荡之中。参与者绝大多数为社交媒体用户,他们用互联网新技术相互号召、联络,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如今,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给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总的看,如果说“颜色革命”的初衷是其表面所说的,要建立民主、有效的政治制度,反对专制和腐败,并推动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那么“颜色革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变得政治更加混乱、民主更加无序、国家治理更加破碎、腐败更加严重、经济更加糟糕。几乎无一例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撰写专题报告,质疑“民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讲的是西方民主为何问题成堆,失去了活力和吸引力,也谈到通过“颜色革命”而获得所谓民主的国家问题重重。作者将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列为主要原因。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不是民主出了问题,而是贴有西方标签的“民主”和“颜色革命”出了问题。因为它本来就动机不纯!当然,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不会放弃“颜色革命”和其他维护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民主”手段。
如果美国和西方推动“颜色革命”是另有目的,那么他们通过政权更迭,的确收获了地缘政治、战略安全和地缘经济的“胜利果实”,如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亲西方政权、在西亚北非推翻了西方不喜欢的利比亚政权等。
冷战结束后,美欧在战略上继续挤压俄罗斯,北约和欧盟东扩就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具体体现。经过反复博弈,绝大多数原有东欧国家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波罗的海三国突破俄罗斯设定的“红线”,随后也加入北约和欧盟。美欧还对前南斯拉夫进行深度干预,造成米洛舍维奇政权倒台。这就是前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的大背景。
“颜色革命”在多年的实践中对“被革命”国家的破坏性得以充分暴露,也已遭遇反弹和挫折。但乌克兰危机中美欧的攻势遭到俄罗斯强力反制,而美欧却没有“接招”的能力尚属首次。这次危机至少说明一点,即冷战后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攻城略地”的利器效用大打折扣。
普京深知美在独联体搞“颜色革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清君侧”之后最终是想在俄罗斯实现“颜色革命”。从2011、201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情况看,美国确实下大力气支持普京的反对派。所以普京再次担任总统后就决定停止美国际开发署在俄活动,并加强对俄境内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接着普京倡议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拓展俄战略空间。美俄在独联体的争夺不会停息,只会因乌克兰危机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
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发展中大国走自己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模式”,理论是被总结为“北京共识”,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失败形成强烈反差。世界为之惊叹,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仅举一例。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据联合国统计,全球80%左右的贫困是中国近三十年消除的,巴西、印度、南非、埃及等发展中大国加起来消除贫困的成绩也没有中国大。
中国的成功说到底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成功。只要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一点不难看到。我们自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用充分的自信。
其实,凭着中国的体量、实力和制度优势,西方不敢直接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渗透和间接影响却无处不在。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注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就有3100个,还有许多以各种名义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下教会”组织。不少以关心基层弱势群体和扶贫为由,已经把触角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和乡村。
中国还是新媒体发展最快的国家。截至2014年初,中国有移动电话用户12.2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8.45亿。这些数字逐日、逐月在更新,增长速度惊人。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真正进入了“移动网民时代”。而且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境外媒体聚焦中国。每年有5000--6000名境外记者来华采访,但他们大多对中国了解不多。
在一个各国相互开放程度益增、西方国家抓住意识形态不放、新媒体已经打破传统疆界的世界里,如何利用、管理好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使之成为社会的正能量,防止“颜色革命”的渗透和发生是不少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俄罗斯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篇5:颜色革命警示录观后感
二 : 在工作中筑牢反腐防线, 以案为鉴,警钟常鸣 勤奋做事廉洁做人;吸取他人地教训,防患于未然,坚持防微杜渐,时刻为自己敲醒警钟,要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然而真正品尝了其中的滋味,那后悔可就晚亦,所以,强化自律意识,构筑廉洁从政地警示防线,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考验。由于各方 1
面因素地影响,使少数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注目的一个焦点,在与时俱进的今天,我们有能力,有办法来铲除腐败的根源,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已经把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加大,并达到了标本兼治的目的。我们党支部也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通过网络课堂,报纸,宣传栏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警示教育,使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党纪法规明显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明显提高,使廉政工作贯穿于整个工作中。
三: 要深刻认识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工作实践,时刻跟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做谦虚朴实,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表率,在生活中我的人生格言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快快乐乐生活。而顺应形式的发展,强化保廉意识也是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人生航标,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勤奋做事,廉洁做人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让廉政之风盛行,唯有这样,才能利人、利国、利己、利家、利社会!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黄色革命”。局势变化翻天覆地,为此众说纷纭,为揭露真相,统一认识,党委以“颜色革命形势教育”为抓手,不断深化教育。以“颜色革命的背后”为专题,引导党员认清这些政权的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执政党放松了政治纪律的界线,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以“从颜色革命”为专题,引导党员认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从未放弃以扶植反对派、培养代理人、制造**等多种手段颠覆别国政权、实现和平演变的阴谋;颜色革命引导党员认清必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严守政治纪律,打牢热爱党、信任党、忠于党的思想基础,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
与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分支,共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
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有着现实的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
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篇6:管窥颜色革命
泰国“正黄色革命”
面对近三个月的群众街头抗争,今年4月5日,泰国总理他信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宣布不再出任下届总理,希望此举能够平息近几个月来动荡不安的政局。这在黄色僧袍之国泰国,称为“正黄色革命”。
他信这几年一直是东南亚的政治神话。他出身商人家庭,1987年创办Shin电子通信集团。1994年,商场得意的他信投身政界,先后出任泰国副总理、泰爱泰党主席等职位,更于2001年领导泰爱泰党赢得国会大选,成为泰国第23任总理。2005年,他以过半的票数成为泰国首位连任的总理。但他信家族经营事业相当广泛,时有运用权势从中牟利的负面传闻。
自今年一月以来,他信即处于政治风暴中。反对党联合起来攻击他信,因他的家人以19亿美元将他建立的电信集团出售给新加坡一控股集团,这项交易居然不需负担任何税金,此举立即引发各界抨击,反对党认为他信家族钻法律漏洞,不当牟利,要求他信必须下台。
起初,他信不向反对党妥协,还提前进行下议院改选。但他太过轻视人民的坚持,4月2日的国会改选,泰爱泰党虽赢得选举,但选举结果得票数低于弃权的废票数,选举被判无效,显示泰国反对力量发起的“废票抵制”运动获得全盘胜利。
为了解决混乱的政局,他信虽一度宣布暂时退出政坛,不过由于4月的选举被判决无效,因此他信得以继续担任总理;在泰国下一轮的选举中,他信目前已确定参选而且还是党提名名单的第一名,对于这种发展,人民力量虎视眈眈地盯着。
黎巴嫩“香柏木革命”
2005年2月28日,在议会不信任案中胜券在握的黎巴嫩总理奥马尔•卡拉米,不得不向日益增长的人民力量低头,未经辩论程序即宣布辞职下台。
卡拉米可说是被黎巴嫩的街头风暴所击退,他的辞职对在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制度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此次的政治风暴名为“香柏木革命”。香柏木是黎巴嫩的国树,在腓尼基人时代,这种树木用来造船,其后是该国重要的输出品。
“香柏木革命”起源于国内外因素:内有前总理哈里里被暗杀事件;外则是叙利亚驻军问题。该国曾经是巴解和以色列对抗的战场,叙利亚在1976年出兵介入,至今仍未全面撤军,这也对黎巴嫩的国内政局造成一定的影响。
总理卡拉米被迫下台后,反对派及民众并不因此感到满足,仍持续进行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查清哈里里暗杀事件的真相,要求现任亲叙利亚政府的总统拉胡德也必须辞去职务,并呼吁叙利亚撤回部队。
卡拉米的辞职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彰显出民众意志的胜利;也为黎巴嫩举行新选举敞开了机会大门,黎巴嫩将有机会可以摆脱一切外国势力的干预,成为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乌克兰“橙色革命”
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原因是因为民众对乌克兰的总统选举结果不满意。大多数民众都认为尤先科必定会胜选,结果却仍是由时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获得了胜利。如此结果,引发了乌克兰民众的不满,开始从各地涌上街头,他们用游行示威对选举结果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进行选举。
在民众强烈的要求之下,乌克兰举行第二次总统选举。第二次的结果,便与之前的预测相符合,尤先科顺利当选,尽管亚努科维奇也同样对结果不甚满意,认为尤先科的胜利是“无效的”,但是民意站在尤先科的这一边,最后以尤先科的胜利宣告了乌克兰“橙色革命”的结束。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又称“栗子花革命”,此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花是橙色的栗子花。
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
吉尔吉斯在2005年3月发生了“黄色革命”或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首都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故称“黄色革命”;“郁金香革命”的名称则是因为在这次政局变动中,反对派来自不同城市,却使用一个共同手势——握拳表达诉求,握拳形似郁金香花,因而有“郁金香革命”之名。
自吉尔吉斯脱离前苏联宣布独立迄今,政权一直由前吉共第一书记阿卡耶夫掌控。2005年3月,示威民众因不满总统阿卡耶夫在大选中舞弊,冲进总统府,逼迫现任总统阿卡耶夫逃亡,由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出掌新政权。这次政权的更迭彰显出人民力量对左右政局的影响力。
议会选举不公只是吉尔吉斯政局发生动荡的导火线,其它还包括贫富差距大的问题。目前吉国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生活水准低落,一般人民所能支配的财富相当有限。另外,腐败盛行、官员贪污严重、贿选、与来自官方的种种限制都引起群众不满。
编辑:王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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