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对的SWF战略(精选六篇)
危机应对的SWF战略 篇1
温家宝指出,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做好今年政府工作, 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扩内需、保增长;二是调结构、上水平;三是抓改革、增活力;四是重民生、促和谐。
温家宝表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 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要着力抓好七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三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四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五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六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
3 月13日, 温家宝在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时表示,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 我们做了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 预留了政策空间。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准备了应对更大困难的方案, 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 随时可以提出新的经济刺激政策。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不仅受到国人的高度评价, 亦受到众多海外媒体的赞扬。路透社报道说, 在全球陷入八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际, 中国表示将通过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和支持出口等手段, 力求今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左右的目标。此外, 包括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俄新社等众多海外媒体, 都对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出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财政部等三部门负责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3 月6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答记者问。
谢旭人:从五个方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 中央明确决定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内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 着力加强重点建设;二是推进税费改革, 实行结构性减税;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大力促进消费需求;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节能减排, 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谢旭人表示,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 必将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从而也为以后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平:解读“4万亿”投资安排
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到2010年底, 中央共安排4万亿的投资规模。到目前为止, 这4万亿的构成是:民生工程 (主要是保障性住房) ——4000亿左右;农村民生工程——3700亿左右;基础设施建设——15000亿左右;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1500亿左右;节能减排、生态工程——2100亿左右;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3700亿左右;汶川大地震重点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10000亿。
张平特别强调, 为了把这些钱花好, 要做到“两个明确” (明确方向、明确责任) 、“两个严格” (严格审查、严格监管) 。
周小川:货币政策“宁可出手快一点, 出拳重一点”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 特别是2008年9月中旬以后, 金融危机深化非常的迅猛, 冲击也非常大。因此, 货币政策就逐渐地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目前,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各项措施, 加上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要防止的是, 如果出手慢了, 如果出拳不够重, 很有可能在信心下滑了以后, 出手晚了就遏制不住。所以, 我们宁可出手快一点, 出拳重一点。
危机应对的SWF战略 篇2
2012年6月1日,我国正式启动通过财政补贴推广节能家电的活动。这是近年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立足于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结合起来成为我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抉择,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外贸增速曾单月下降29%,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出手快,出拳重”——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调控措施:
2008年11月9日,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包括投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等。
“保民生”和结构调整是4万亿投资的重头戏。中央财政新增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投资占44%,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占16.5%。
2009年1月14日至2月25日间,我国先后出台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等10个重要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成为应对危 机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规划实施后,受益最明显的是汽车行业。短短一月后,中国车市就止跌回稳,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寒冬中的一枝奇葩。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超过1300万辆,同比增长40%,并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新车消费市场。
除此之外,拉动消费尤其居民消费是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的战略重点。2008年四季度以来,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汽车购置税减半等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达到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2月底,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3亿台,实现销售额5378.5亿元。
一揽子扩大内需措施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显示,2008年四季度我国GDP增速降至6.8%,2009年一季度降至6.1%。一揽子计划实施半年后,中国经济迅速走出低谷,二季度增长率恢复到7.9%,三季度增长率回升至8.9%,成功实现V形反转,在全球经济体中率先企稳回升。
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7.7%的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评价道:“中国推出的扩大内需措施有效阻止了经济下滑,保证了增长速度,也为世界经济复苏 提供了动力。”
在扩大内需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也注意加强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尽管面临重重压力,仍然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等多项措施,按期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在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清洁能源、第三代移动通信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过去,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外需减弱再度考验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是要在稳定外需的同时,积极扩大内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出台的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已陆续到期,最近又推出了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的一系列措施,同时正在抓紧确定继续支持家电下乡的政策,以及降低流通成本的措施。
同时按“十二五”规划尽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近日,国资委发布14条意见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国企改制重组;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等部门也密集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的细则。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应对战略 篇3
一、金融创新异化与实体经济衰败周期
近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把金融创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推向极端,用金融创新去创造财富,使金融创新走上用钱生钱的异化道路。金融创新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金融危机,并通过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异化是西方国家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行业与产业之间畸形发展的罪魁祸首,其形势有多种多样,次级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使没有次级贷款,金融创新异化也必将使经济在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出现破坏性的对接调整。金融创新异化的理论基础是流行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超前消费思想。由于抓住了第二次电气化科技革命和以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加上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发展和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的两翼支撑,美国实现了自1890—1929年、1934—2007年累计长达112年的长期增长。截至2007年年底,按支出法计算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8 413.5亿美元,人均GDP 46 280美元。正是由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美国人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很多美国人以为,贷款买房买车是一种超前的消费理念,他们还把这种消费行为和理念升华为价值观和经济学说思想向世界推销。金融创新异化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自2007年开始显现,于2008年下半年呈逐步加大之势并开始向世界蔓延,截至目前美英等主要国家的经济形式仍然不明朗。请看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1)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年率下降了0.3%,从工资和就业来看,9月每周工资下降了2.5%,2009年初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较2008年12月收窄9.7%;2009年初非农业就业人数下降651 000人,失业率达到8.1%,为五年来的最高。(2)从物价水平看,2008年9月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0.1%,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仅上涨了0.1%。石油价格比6月高位价下跌了一半强。(3)从消费者支出看,2008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按年率下降了3.1%,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商品)按年率下降了14%。(4)从供给角度看:1)2008年8月份美国工厂订单下降了4.3%,制造业9月份工业产值下降了2.8%;2)服务行业订单指数从2008年9月的50.2跌到了10月的44.4;3)从住房市场来看,据美国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NAHB)称,建筑商信心指数10月下跌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除金融创新异化导致房地产与汽车业畸形发展外,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其他产业难以同步跟进高档耐用消费品行业,进而持续维持高收入、高消费繁荣局面的另一重要原因。依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周期增长约为六十五年左右,第三次科技革命是20世纪50年代,这就是说:以电子计算机开发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已经进入全面衰退期。
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较短,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现在满打满算刚刚十七年,所以中国经济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康德拉季耶夫增长周期和特点:(1)中国并未发生金融机构大量倒闭,只是沿海对外经济依存度较高的省份经济增速下滑,失业增加。(2)失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竞争性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后,民营企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生产能力低下,产品技术含量低,没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吸纳能力,致使目前失业率较高(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3)中国经济近三十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资金、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诸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即来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驱动。(4)目前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中国面对以环保、新型能源、生物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创新不足;原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与农业结构升级缓慢,市场对原有产业结构下的产品供给已经接近饱和。
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实证预期
在不考虑社会公平判断标准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条件下,经济危机长度的实证预期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分别选择正常年份的GDP、物价水平和失业率指标值的均值作为基准值,然后再计算危机爆发后上述各项指标值,第三步是估计后者追赶前者所需要的时间。二是把前述各变量作为福利函数的自变量,然后估计福利函数危机前后的追赶周期。本文将重点研究后一种方法。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使人们的福利丧失,生活限于困境。按照庇古的观点经济福利等同于国民收入,但是在衡量经济复苏的问题上如果用国民收入直接去代替福利函数是不妥当的,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变为福利中间要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物价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数量既定的条件下,其分配方式也影响国民福利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以社会总体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分配方式会增加社会福利。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经济变动过程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过程,动态过程容易测量和监控,静态过程的测量和监控则比较困难。动态变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速度的变化或规模增减,而静态变化则以经济组织、产品结构、行业结构的分化组合与优化升级为主,因此在观测和控制上更加困难。为了对经济复苏进行正确的监控,我们需要把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结合起来。一是影响福利函数的自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与各个自变量自身的动态变化,二是自变量与福利函数之间的动态变化与福利函数的自身变化。在以往的中外文献中,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式如:资本扩张→增长率→就业。研究单一指标传递机制的缺点就是具有不稳定性和相互约束性,自变量之间的变动可能出现畸形,因此需要在静态意义上给定福利函数水平,然后反向控制自变量的变动幅度。
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做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的简单加总,任何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被平等对待,即w=u1+u2+...+ui,其中,代表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ui”是可以用具体数字1,2,3等等来度量的基数效用,这种福利函数使用基数效用,只关心效用总量,因而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
现代社会福利函数是由伯格森(A.Bergson)和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分别在1938年提出的。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一种实值的福利函数(real-valued welfare function),即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w(z1,z2,......)。
长期以来,对福利的度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多数研究是以与价格变化相联系的消费者剩余为中心的。福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主观状态(黄有光,2004),但要度量福利大小及其变化,我们必须借助于客观度量工具。马歇尔、Hicks等主张用货币尺度直接计量消费者剩余来度量福利的大小。Harberger(1971,p.788)推导出了在消费变化情况下对福利变化的近似度量模型:
在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式(1)变为:
模型(1)中的g为商品种类,x为商品消费数量,P为商品价格,∠为增量符号。模型(2)中的字母含义与公式(1)同。
我们将模型(1)、(2)变形为模型(3)、(4):
公式(3)中的W为福利。P、X则为影响福利的自变量。从公式(3)中看出,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随着价格与消费量的增加,福利W是边际递减的。如果限定收入不变,则福利W将随着价格与消费量的增加而绝对下降,见公式(4)。从福利的本质来看,它是人们从消费实体物质当中所获得的满足,所以对福利的计算可以在公式(3)消费性支出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为居民个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的对比。表1是1995—2007年居民个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的对比:
单位:千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我们以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的总和代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福利水平,以2007年的数字代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的福利水平。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为431.03千克,2007年为398.83千克,两者相差32.2千克。2000年为263.6千克,与2005年相差167.43千克,平均每年增长33.49千克。即使不考虑收入变化,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要从危机爆发后恢复到危机前2005年的水平,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两者虽然相差仅有32.2千克的福利,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居民福利的增长要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下面通过构建非平稳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有关因素对中国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
式中,W为福利,M为收入,T为个人所得税,P为物价水平,I为银行利率,μ为随机扰动项。只要分别求出M、T、P、I对福利的边际影响,就可以估计居民福利水平恢复到危机之前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式(5)中M、T、P、I各项数据(见表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百度网《1992年银行利率统计数据》。
通过对模型(5)进行ADF检验,发现时间序列W、M、T、P、I都是I(1)的,具体过程略。由于系统含有5个变量,我们采用Johanson系统分析方法,利用Eviews5.0软件得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协整关系为:
对模型(6)进行整理,得到福利的长期模型为:
以变量Wt的差分△Wt作为被解释变量,以△Mt、△Tt、△Pt、△It和误差修正项ECMt-1为解释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
通过上述模型(7)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福利的长期模型中,福利与物价正相关,与税收、收入、银行3年期利率均负相关,其中收入的系数为-0.000176,即收入每增加1,福利减少-0.000176;税收的系数为-0.001753,即税收每增加1,福利减少0.001753。收入与税收的参数估计系数表明,它们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较小。物价与银行利率的系数分别为1.859184和-3.750242,说明它们对福利的影响相对较大。从整体结构上看,由于上述福利函数构成中没有包括耐用消费品,物价指数与福利函数成正比,收入、税收和银行利率与福利函数成反比,恰恰说明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居民与政府收入,提高投资回报率对于推动温饱社会向耐用消费品社会过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短期模型(8)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收入与税收对福利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而物价和银行利率的影响则非常大。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1.768493,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人们消费心理的影响,进而对福利函数产生影响。金融危机因素的存在使得实际福利水平要以较快的速度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
三、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选择
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是目前困扰人们的最大难题,对处于就业高峰的人口大国中国而言,尽快寻找一项正确的经济发展的系统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汉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美国失业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战后军队复员可能造成大量失业的严重形势,告诫政府要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提出好的就业机会依赖于有效社会总需求,为此,在宏观政策上必须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汉森的理论对我们有一定借鉴作用,但是中国市场制度发展较晚,在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是强于政府支出手段,而弱于私人的、自发的支出。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个技能保护以市场或价格制度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制度,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作用的新的经济制度(汉森,1957)。
汉森上述理论对我们深层次的启示意义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在城镇应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在农村则应以扶植、创建小型企业为主,农村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城镇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城镇经济结构调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该重的不重,该轻的不轻,思路不清,实践混乱。现在工作的重点一是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依据科学方法确定中国城镇主导产业,二是构建主导产业的发展机制。关于主导部门的确定原则,日本经济学家莜原三代平曾提出过三条基准:即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关联效果基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再加上三条:宽阔的创新空间、环保、高技术扩散与拉动效应。王岳平(2001)依据上述若干原则对有关产业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率、关联度、技术扩散等方面进行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得出中国主导产业部门的排序结果为: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及机械、电气机械、化纤、医药、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笔者认为,上述排序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它漏掉了产业创新空间这一重要因素。日本是世界上用主导产业部门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新兴主导部门的发展,建立了复杂的产业政策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1984)、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9)等一系列著作中更是明确提出主导产业的培育要优先考虑技术创新性与扩散带动性。表3为各收入阶段上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城镇居民200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785元,按2007年美元的人民币汇率7.3649折算后等于1 872美元,位于上页表3倒数第二的位置,全要素生产率已明显高于资本和劳动。库兹涅茨(1958)也曾指出:人均收入超过860美元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第三个时期。由此看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结构快速变动时期是确信无疑了,这种变动将影响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城镇实际主导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错误的轨道,即自觉不自觉地大力发展建筑业。其缺点是:建筑业属于不动产,不能走向传统国际市场;大量人财物流向建筑业市场,严重挤压制造业技术革新和教育科研投资,全国上下都沉浸在疯狂的购房风潮当中,筋疲力尽不能自拔;建筑业不符合遴选主导产业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国情。按创新、扩散、拉动等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中国主导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顺序应该是:(1)光电子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对光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计算机软件、科学仪器仪表和生态农业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推进其产业化。(2)重点革新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增长潜力大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绿色环保为核心,加快机床、航空、汽车、造船、发电设备、石化成套设备、冶金成套设备、煤炭机械设备、输变电成套设备等制造业的创新性改造。(3)提高基础产品和关键设备的制造精度。要尽快提高高性能数控机床产品的信息化、制造精度和性能,加强环保智能监测,加快研发传感器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提升中场产品的科技水平。(4)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为其他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要靠城镇工业的辐射和拉动,但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来自农村经济本身,要寻找农村经济结构自身变动与升级的规律性。
日本的经验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政策、税收政策;有计划、分阶段地淘汰低附加值企业,按照高起点、高技术、高效率原则建立、扶植和发展农村企业。
中国农村企业目前以农产品加工和重化工企业居多,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且在结构上与城镇工业没有明确分工。为此,第一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发展战略:(1)发展绿色环保能源企业。辽宁阜新通过发展风能产业走上了绿色环保的持续发展道路。(2)按照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培育绿色生态产品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土特产品深加工基地。(3)发展农村观光旅游农业,加快建设大型农村观光生态园区。(4)发展制药业与保健品行业。
上述第一阶段(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三个:(1)提高农村就业率,减缓城镇就业压力;(2)提高农民收入水平;(3)为下一轮企业升级换代进行资本积累。
摘要:在世界金融危机形势仍然不明朗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走势进行预期,进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确保经济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并争取尽早进入下一个经济繁荣期,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关键词:金融创新异化,金融危机,预期,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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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应对的SWF战略 篇4
图1资料来源:中国牧业信息网,中国养殖网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迅速反应,除宏观政策调整、传媒舆论公关、启动应急预警外,还采取绿色通道、免屠宰税、检疫费、减免摊位费、超市零利润、投放储备肉、提供保险补偿补贴、加强防疫、市场监管监测、建立价调基金、进口或外调生猪产品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平抑过快上涨的物价。措施出台,立竿见影,猪肉价格在8月上中旬明显回落,不同类别的猪肉价格迅速下降2-4元/kg,其他生猪产品和相关副食品价格上涨势头,也随之被遏制或开始逐步走低。但时隔不久,超市防线率先崩溃,肉价再现高价,几近平抑前水平,综合市场肉价也旋即上涨[1]。
1 肉价飙升原因解析
1.1 市场供求表现
市场供求原因:(1)短期市场供给能力远不能满足短期消费需求,供求严重失衡导致价格暴涨;(2)持续的市场供给能力不能满足长期的消费需求,导致长期价格一路走高;(3)供求失衡时,市场操控行为和流通环节阻塞现象表现活跃,更加剧或制造了供求紧张局面,人为抬高生猪产品市场价格。(4)价格替代效应和市场搭车现象,影响相关消费品价格。
(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猪肉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D1→D2)。2006年分配政策和公务员工资改革,增资部分超过1500亿元;2007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8.5%;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3.3%;2007年1—4月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同比增长15.1%[2]。
(2)供给能力(Q3)严重低于需求增长(Q2)。今年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2.3亿头,比去年同期增长2.5%,猪肉产量1773.4万t增长3%,存栏4.67亿头下降0.3%[3];存栏生猪质量下降结构不合理,较多生猪70、80kg时便出栏[4],相应降低了供应质量数量和未来供应能力(S1→S2)。
(3)供求失衡加剧自由市场投机行为,养殖户待价而沽、贩子囤积仔猪生猪、投资者囤积猪肉、食品公司控制批发、超市化业态控制终端价格等;渠道不畅更加恶化交易环境,检疫权力滥用、生猪收购控制、定点屠宰抑制、贩运渠道阻滞、储备调节低效、农市分块垄断、超市掌控话语等。在自由市场逐渐严重的供求失衡中,酝酿、催生、形成价格风暴(P1→P3)(图2)。
1.2 肉价暴涨影响因素
(1)国际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生猪产品价格,必然首先依据生产成本,生产成本主要体现为饲料成本(占60-70%)。近年来,国内饲料价格或饲粮价格一直看涨。以重庆市场玉米零售价格为例,在2003年上半年,大致为1.03元/kg,而2005、2006年之际也才1.2、1.3元/kg,在2007年7、8月几近2.00元/kg(图3)[5];国际粮食涨价因素,影响我国粮食或饲料价格。今年7月下旬,进口美国玉米、大豆、小麦到岸价已经达到1866元/t、3538元/t、2710元/t,已经超过国内价格300元/t、470元/t、1200元/t[6]。
国内大宗粮食总量、结构供需矛盾突出。近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约4.5%,2003年4.307亿t、2004年4.694亿t、2005年4.84亿t,2006年4.93亿t,接近历史最高水平[7],但国内需求大量增加,供给总量仍然不足。随着耕地面积、种植面积逐渐减少(粮食作物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例从1991年的63%下降到2003年的50%),总产量基本将出现下降。
我国玉米2006年产量1.47亿t(大致70%饲用,5-7%食用),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人口增加、肉类产品需求(饲用年增4.7%)和粮食能源、生化深加工快速增长(15%以上),玉米将迅速由基本自给自足时代进入严重短缺时代。2006年底,我国玉米深加工产能4465万t/年,实际消耗3189万t,2007年深加工产能将至5475万t/年,消耗3832万t[8,9]。即便现在叫停所有深加工新项目,推算估计2-5年后每年玉米进口需求在2000-5000万t以上;我国大豆2007/2008年度预计产量1500万t,同比下降6.06%,进口量3300-3400万t,占世界出口总量1/3强,总产量、总消费需求分别较2002/2003年度的1700万t、3295-3400万t,约减少11.7.5%,增长45%[10,11];我国近几年小麦产量只有0.8-0.9亿t,较之历史最高年份1996/1997年度的1.233亿t、1999/2000年度1.14亿t减少20%-30%,进口量也迅速逼近千万t[12];我国水稻总产量2006年1.8亿t,较2004、2005年略减少0.33%,市场供需和进出口基本平衡且略有盈余[13]。
我国粮食总量已经严重不足,对外过度依赖,粮食结构性不足,存在重大隐患。供需矛盾凸显,国内市场粮食价格走高趋势明显,国际市场粮价无论高低都会对我国不同领域造成严重冲击。
国际大宗粮食能源化制造粮能矛盾尖锐。美国玉米现总产量近3亿t/年,算上休耕地完全复耕玉米,则产量估计达3.5亿t/年,占国际产量40%一50%,国际交易份额的60%-70%[14];美国生物能源2017计划,前5年内将其一半玉米能源化,每年则约净增加消耗3000万t。如计划切实执行(除非原油价格大跌),将耗尽其玉米产能。全球小麦产量2006/2007年为5.868亿t,消费量为6.15亿t,已存在近3000万t供给缺口[15]。
国际粮食短缺匮乏时代即将来临。原油价格剧升,大幅增加粮食成本,更加快生物能源化步伐。保守估计,国际玉米、大豆与豆粕、小麦价格近一两年将分别达30%-50%、20%-30%、20%-30%涨幅,十年内到100%-400%、200%-400%、150%-300%涨幅。
(2)流通环节分利。粮价上涨的增加成本,长期无法转移到猪价上,市场流通环节领域的阻塞抑制作用,加剧暴涨暴跌市场混乱。2004年贵州畜牧局对省内八市生猪经营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出售一头肥猪获利147.6元,贩运商每贩运一头肥猪获利27.6元;屠宰商屠宰一头肥猪获利20元;猪肉零售商经营一头肥猪获利96.75元。农民和中间经营商盈利比值为1.02∶1。在生猪产品产业价值链条上,对单位时间劳动效率进行分析比较,农户、贩运商、屠宰商、零售商的收益比值为1∶32∶14∶68[16];
(3)疫情后遗症。2005年6、7月份,四川爆发猪链球菌;其后猪瘟、口蹄疫在国内大面积蔓延;2006年夏秋,“变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或“高热病”(俗称“猪非典”)全国流行延续到今夏。尽管疫病导致毛猪大量死亡,对每年6-7亿生猪总量来说,毕竟是少量的,直接后果较少;但其后遗症,对整个生猪产业大局来说,有极其重大的间接影响。
2005年疫情蔓延,社会“非价格替代”鸡鸭鱼牛羊蛋等,压低肉价和猪价;定点屠宰“片面化”规范管理,造成屠宰场垄断高利,散户生猪出售出现困难,成流通阻塞环节、增加流通成本;为规避风险大量存栏生猪提前入市,全国“猪市”在200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熊市”,并延续到2006年夏秋;“猪非典”更导致种群繁衍性疫病抑制和市场“深渊”,大量能繁母猪、公猪淘汰,埋下暴涨大祸;血本无归的深度心理恐惧,致使今年上半年市场回暖高涨之季,养殖户不敢轻易饲养母猪,后续猪源严重不足;仔猪稀缺,猪源成本暴增,占据大半江山的养殖散户(约80%),遭受冲击最大[17]。
资料来源:重庆牧业网,重庆农业信息网:http://ww.jxsti.gov.cn
(4)生猪产业的蛛网震荡。本轮肉价暴涨,可从猪粮比(猪粮比价规律或生猪与玉米价格之比)这衡量生猪经营状况的实践标准认识。猪粮比达到5.5!1,养殖户达到盈亏平衡点(图3)。从重庆2003年上半年至2007年下半年猪粮比大幅震荡[18],代表性反映生猪生产起落和肉价涨跌随养殖盈亏变化的轨迹。猪粮比代表或体现着农产品(猪肉)市场的发散型蛛网模型。
2 未来肉价基本判断和趋势估计
2.1 一年内肉价还有上涨时段和空间
在一年内,因粮食和相关产品价格走高的棘轮效应,种群良性循环难度,流通环节暂难通畅,肉价有再度上涨的时段和空间,应达7月高位,方能暂歇;如忽视上涨主因、各环节利益平衡和制约或打破分块垄断,极力平抑肉价迫其走低,虽暂能压制上涨冲动,最终适得其反,还会重现5月肉价走低后的强力反弹暴涨,或去年自谷底螺旋式上升。
2.2 疫情状况影响上涨时段幅度
外来猪种疫情不断,疫苗预防效果不大,甚至有些适得其反,严重打击养殖信心。如疫病不能有效控制,肉价保持“不太合理”的“平抑”水平,大部养殖户不敢冒险,也难拥资金大力投入,恢复周期延长,再次暴涨可能较大;如疫病较好控制,也需1-1.5年才能解决种群良性循环问题,供应吃紧仍“长期”存在,难止价格上扬冲动。
2.3 国内国际环境决定肉价长期走高
在未来5-10年,世界粮食、能源价格连创新高,国际通胀强力输入,我国粮油食品和饲料价格将可能倍增。如人民币不大幅升值、能源需求增势不减、粮食总量不大幅增加、农副产业竞争力不迅速增强、不遏止粮食深加工、不能通过高关税抑制粮食出口、不能免税进口与补贴粮食进口,棘轮效应推动商品成本连环增长,必然迎来猪肉和副食品价格翻几番的高价食品时代。
3 肉价暴涨折射国家战略安全问题
3.1 肉价暴涨凸显粮油食品安全、经济安全根本问题
在未来的一年内,国内粮食可能增产和国际剩余产能启动,国内粮价上升幅度暂会减缓。能源化耗粮每年新增量将达3千多万t,国际粮食将会出现非常紧张局面,国内粮价必然会持续上升。未来十年,推算估计,我国人均粮食需达440-480kg,总量缺口在1.0-1.5亿t之间,临近或超过25%的战略安全高危线[19]。国内大豆、油菜产业和民族油脂工业已彻底衰败,外国垄断资本已然控制了食用油源和油路[20]。
3.2 肉价暴涨间接显现能源和战略安全软肋
我国原油消费依存度较高。能源与民争粮,走上玉米乙醇化道路。2006年乙醇产量达到132万t,消耗玉米436万t;尚未投产和在建项目乙醇产能估计1-2千万t,玉米消耗将达4000-6000万t[21,22]。我国能源备和自给能力缺乏,能源和粮油软肋完全暴露,国际势力必然要我国付出经济、社会、政治、战略昂贵代价。
3.3 肉价暴涨反映商贸流通渠道安全问题严重
发散型蛛网震荡,是完全市场化的结果,是商贸流通分块式垄断一味压榨的恶果。供销系统被摧毁,私营化单位(包括改制或承包的老国营单位)掌控着农资和农产渠道,阻碍流通市场统一,农民作为绝对弱势群体,遭受假冒伪劣坑害和剪刀差盘剥,生产成本增加,销售收益压低,粮食生猪等农产品供给相对减少;在商贸流通零售或终端环节,国控市场能力已近强弩之末,业态超市化生存下的肉价控制难题,只暴露了问题一个方面。
3.4 肉价暴涨折射国家金融货币安全堪忧
人民币升值近10%,出口企业压力大增,热钱投机活跃,流动性过剩。2007年6月末,M2余额37.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06%;M1余额13.58万亿元,同比增长20.92%。此因推动需求激增、引致物价普涨[23];国内长期忽视或压抑战略产业发展和科技研发能力提高,企业或行业极其欠缺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严重制约金融货币调控能力发挥,出现货币外部大幅升值、内部严重贬值和储备暴增、出口暴涨的金融怪象,折射出严重的金融潜在危机。
3.5 肉价暴涨暴露国家生物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
疫情总与国外种猪输入一并带来,即便排开人为因素,外来猪种水土不服、免疫力低、病症复杂问题日益严重。注重引进改良、忽视研发培育,难以了解物种基因与变异问题、携带病种和潜在病变因子,难以针对开发、持续研究疫苗、药物。养殖者更难预防和应对,即便专业大户也如此;产业化依赖肉瘦、快长的问题猪种和药物刺激,带来潜在产业、生化、社会安全威胁。在其他物种和畜种上,研发、产业存在同样问题。
4 应对肉价暴涨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策略
肉价涉及和折射的问题过于宏大,远超过经济学层面的供给需求问题。面对高肉价急迫问题,必然兼谈国家战略安全,多层面探讨共同对策。
4.1 高度重视粮油生产,保障国家食油安全
高度重视粮油或食品生产的战略根本地位。大力增加科研投入,加强粮种改良推广、种植技术开发、农资技术研究,大幅提高粮食单产;大幅提高黄箱、绿箱补贴,刺激粮农积极性,支持产业化规模经营,建立粮农协会和合作化粮产组织;疏通购销渠道,改革购销体制,健全粮食批发和期货市场,完善粮食战略储备;大力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现代牧业发展,提高食品供给能力和优化食品供给结构;巨资投入本土油料良种研发、主导性油料种植和油脂研发生产,借全球涨价良机,强力调整粮油作物结构、油脂产品结构和油脂企业性质结构,彻底扭转受控局面;甚至加快大规模调水北方旱区的战略研究开发步伐,从更长远的战略谋局来稳定社会人心和稳住战略阵脚。
4.2 叫停粮食能源转化,关税遏制粮食出口
叫停能源化新项目,叫停在建或将投产项目,甚至转向大部深加工运行项目,势在必行。这也只能勉强填平未来5年粮食总量缺口。抑制能源消耗,减少原油等化石能源需求,完备战略储备资源,寻找适宜再生能源,创造新能源战略产业,尽量替代化石能源,更是迫在眉睫。
高关税强抑粮油食品出口,增加国内供给,部分转移国内供给矛盾,拒绝部分国际矛盾。
4.3 加强研发竞争能力,稳步推进货币升值
坚持人民币渐进适度升值(每年3-4%),以合理投资回报心态抵御游资投机心理,减少原料、产品进口通胀输入,抑制低值产品、粮油食品出口带来通胀内生;抑制地产、股市等非生产疯狂投机,抵制外资并购性投资、投机性持股,减少流动性压力。
与此对应,需战略配套,调整升级低端产业、为其开创新出路。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修正产业发展战略,大力投资科技研发,强力培养战略产业,刺激民族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使人民币升值而竞争能力不降反增。
4.4 重塑国控组织渠道,打破分块垄断经营
修正自由经济发展思想,摒弃完全市场化主张,认识国控商贸核心企业价值,重视流通商贸产业的经济命脉作用和战略性地位。
重塑国控农资供销系统、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流通渠道。建立竞争性国营农资供销集团,保证供销渠道畅通,稳定粮食生产、提高产业竞争力;建立政府控制、市场运作、强竞争力的零售新业态商业集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协助政府定期发布生产消费、市场供求信息,引导影响产业发展;迅速取消不公平竞争、严厉打击跨国企业恶意倾销战略、刺激鼓励民族工商企业作为、打破商业实质垄断;支持社会或协助民间力量,组织生产性或生产流通性的合作化组织、协会性组织、联盟化组织;建全竞争性的统一市场,打破(生猪等)产业收购、运输、屠宰、储备、批发、销售、市场管理等的分块式垄断,惩治向消费终端和生产领域转移不合理流通成本的市场恶疾。
4.5 研发优质本土物种,重塑公共防疫体系
大力增加研发投入,培养适应性强、免疫力高、生长旺盛的本土良种,或口感肉质好、生态自然化、特色品牌化的本土种猪;特别强调针对本土优良畜种的防疫疫苗、药物的研究开发;重塑公共防疫体系,研究合理养殖方法和正确防范措施,免费定期向养殖户介绍、培训、指导防疫知识方法。
政府在考虑“量”的供应时,应有眼光考虑产品“质”的提高。建立特别基金,全力支持本土化良种、特色化猪种养殖和差异化特色品牌经营,通过政府扶持、标准建立、品牌宣传,逐步扭转外种当家局面,以本土产业化策略根本遏制外来疫情,创造特色生猪产业新模式、差异化猪肉消费特色方式。
政府当有同样的战略眼光和经略智慧,刺激本土其他优良动植物种研究开发和其主导性、战略性、产业化经营,抵御反击生物安全危机和提防应对生化疫病攻击,创新产业主导局面。
4.6 培养大户规模经营,组织直补激励散户
大力扶持畜牧公司和规模经营大户,给予政策、财税、信贷支持,力推标准化、规范化生产,保证供给相对稳定;依据一定地域,积极建立一定的养殖散户协会和合作组织,获得一定购销、管理、政策、信贷优势,同时以较高标准直补散户弥补经营弱势。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公司、大户或合作组织,给予自主收购、运输、检疫、屠宰、存储、统一市场销售、公司化门市销售的一定特别权利。这利于打破流通垄断,促使产业化经营组织创立猪肉特色化、差异化、自然生态化品牌管理,获得产业链条延伸的流通价值增殖利益和特殊利益。保证供给稳定、优质安全,兼顾特色差异化与大众普适化,整体化降低生猪生产成本、终端肉价。
4.7 平抑物价权宜之策,保障养殖利润空间
根据猪粮比实践规律,挤出流通环节不合理利润,适度平抑肉价,维持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之间利益平衡;不到非常状态,不得将大规模外部调入手段作为平抑肉价的举措;对实质垄断的强势流通环节,采取政策和经济导向,关注流通利润削减、取消不合理收费和减免费用税收;政府当追溯成本认识问题,针对性解决消费者困难,对不同民众群体采取收入调节、转移支付和补偿救济措施。
4.8 提高“三补一保”标准,保障猪源存栏质量
在供给正常、疫病控制、肉价合理条件下,政府现有补助、补偿、补贴和保险标准,是比较合理的;但非常状态下,政府应当把握风险利益平衡点和地域差别情况,拿出强刺激措施,适度提高“三补一保”标准,分化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稳定社会心态和信心,保证猪源、补栏和存栏数量、质量。
4.9 建立供求预警机制,克服“蛛网”市场局限
危机应对的SWF战略 篇5
当前,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 给我国肉鸡业带来的影响也越发显现。从我们江苏京海集团目前面临的情况分析,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鸡肉消费锐减, 导致肉鸡市场普遍疲软
2008年我国肉鸡业本是一个不错的年景。上半年受市场利好因素的刺激和迎奥运的拉动, 肉鸡价格一路走高, 也使种鸡企业迎来了一片“艳阳天”。然而, 进入10月份以后,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加大, 不少企业减产, 有的甚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致使集团消费鸡肉的数量锐减。加上“三鹿奶粉”事件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阴影, 使养殖业整体受到打压, 直接导致肉鸡价格下跌, 养鸡农户利益受损, 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据对南通地区当地养鸡户的初步了解, 去年四季度以来, 全市大部分规模养鸡户缩小了养殖规模, 并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养鸡户清棚歇业, 处于等待观望状态。
1.2 种雏严重滞销, 合同违约率不断增加
由于农民养鸡积极性受挫, 父母代种鸡场生产不景气, 导致我公司父母代种雏和商品代苗鸡销售受阻, 去年那种苗鸡供不应求的旺销状况已风光不再, 各地与我们原先签订的购销合同, 有的提出要取消合约, 有的要求推迟执行或削减要货数量, 使我公司的种鸡生产和供应计划被全盘打乱。据统计, 自去年11月20日至今, 已有13个大型客户提出注销和推迟执行合同, 造成32.5万套种雏压库, 被迫作商品雏削价卖掉, 直接经济损失390万元。
1.3 苗鸡价格暴跌, 造成公司经营严重亏损
去年10月份以来, 由于种雏与商品雏的滞销和过剩, 迫使种鸡企业将苗鸡销价一降再降。我公司父母代种雏的销价已由去年最高时的25元/套跌至目前的8元/套, 下降68%, 大大跌破了每套12元的成本价;商品雏由去年旺销时的4.30元/只跌至0.3元/只, 最贱时只卖0.2元/只, 远远低于每只2.03元的成本价。按照我公司目前祖代和父母代种鸡的栏存数量, 每月可生产30万套父母代种雏和160万只商品雏, 其损失金额达到400万元之多。从去年10月份起公司已连续出现亏损, 亏损额达到1500多万元。
1.4 资金周转困难, 抗风险能力显著削弱
前几年, 我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和开发新的产品, 以项目为载体, 加大了投入力度, 新办了3个鸡场, 拓展了20万套种鸡饲养规模。在利好的形势下, 虽然取得了较好效益, 但由于铺开了摊子, 扩大了生产费用与成本开支, 现在突然遭遇“寒流”, 给企业的生产运转和资金运行带来了较大困难。
2 战略决策的调整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强大冲击, 公司的领导并没有气馁, 我们深信,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通过企业的积极努力, 就一定能众志成城, 度过难关。为了未雨绸缪, 应对挑战, 经公司领导班子研究, 决定实行如下战略转移, 力争在被动中争得主动, 在逆势下坚毅前行。
2.1 调整规模, 保存实力
根据目前全行业产业态势和企业自身状况, 我们决定适当压减种鸡饲养规模, 提前淘汰已过产蛋高峰的2万套祖代种鸡和7万套父母代种鸡, 使祖代和父母代种鸡饲养规模较原先压缩20%和28%。这样既可减少饲料和人工工资等费用开支, 又可缓解资金紧缺的矛盾。与此同时, 根据以往掌握的市场变化规律和对复苏时间的推测, 及时落实了向美国安伟捷育种公司订购祖代种雏和自繁自养父母代种雏的计划, 以求保存种鸡的后续生产实力, 为企业东山再起作好准备。
2.2 开发新品, 拓展市场
为了战胜严寒, 寻求生机, 我公司在前几年黄鸡育种工作的基础上, 加紧部署了国家级新品种的审定工作。一方面积极搞好京海黄鸡新品种的中试推广, 充分展示这一地方优质鸡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性状;另一方面缜密细致地做好书面申报材料和档案资料的准备, 从而使该品种于2008年12月顺利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现场审定, 正在等待国家“畜资委”的审核批准。待正式批准后, 我们将大力度地搞好这一新产品的开发, 并将其培育成一个大的产业, 为企业夹缝求生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2.3 量力而行, 蓄积后劲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而言,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利用前几年行情利好所积聚的资金实力, 紧紧抓住当前国家对中小企业, 尤其是中央一号文件对涉农企业的政策支持, 以及建材价格普遍回落的机遇, 2009年计划基建固定投入3200万元, 加大对公司所属种鸡场、孵化厂、饲料厂的投入力度, 并利用公司购买的原三厂饲料厂的地块, 兴办饲料厂和孵化中心;利用公司已购的原海门化肥厂的地块, 兴办相关产业;还正在同临江、德胜等有关镇村新建待建5个种鸡场, 使种鸡饲养规模由现有30万套拓展到50万套, 使公司的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 为日后企业抢先复苏蓄积力量。
2.4 伸展“链条”, 激发活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危机挑战, 改变当前被动局面, 我们加强了与前阶段已达成合作的美国泰森公司的沟通, 双方就迎战危机形成了新的共识, 决定加快江苏泰森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厂的建设步伐, 力保食品厂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竣工投产, 实现生鲜鸡肉和熟制品的全面应市, 使我公司真正实现从种鸡繁育、肉鸡饲养到鸡肉产品深度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为企业的长盛不衰激发活力。
2.5 不忘联农, 共度难关
我们京海人深知, 在国际金融风暴袭击下, 企业固然困难重重, 但养鸡农户则更加艰难。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企业去关心, 与之携手, 共度难关。为此, 我们加强了对养鸡农户的专访工作, 及时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具体要求, 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有养鸡要求的农户, 还以低于市价10%-20%的优惠价格向他们供应苗鸡, 并加强技术指导, 确保他们顺利度过难关。
危机应对的SWF战略 篇6
有鉴于此, 本文特地选取我国航运企业的重要代表中国远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期待能给我国航运企业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提供相关建议。
一、国内外关于财务战略研究研究综述
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Ansoff教授在1976年第一次提出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概念, 在此后Tom Copeland等学者经过20多年时间发展, 公司财务和战略这二者的思维和行为已经逐渐融合到一起, 逐渐对公司财务战略进行研究, 对公司管理和发展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E.F.Harrison与C.H.John等两位学者在1985年在《组织战略管理》一书中的“战略实施”一章中提出了“财务战略”, 定义财务战略是“企业为配合其发展与竞争战略的实施而须提供的资本结构与资金的计划”。R.B.Robinson和J.A.Pearce在其《战略管理学》 (1988) 一书中提出了“财务策略”的概念, 他们认为企业的财务策略可以分为筹集资金、分配资金和资金运营管理三个部分。
综上所述, 西方国家的研究学者们对财务战略进行研究, 主要的角度是职能层战略, 战略主体主要是单一企业的财务战略;主要包括:资金筹资、资金投资、资金分配及资金营运管理四个部分;从财务战略管理过程研究战略计划、施行、监控和反馈的方法。
2.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借鉴了西方的研究成果。根据企业财务战略的研究主体的不同, 可以分为三种思路:国家财务战略的研究、企业集团财务战略研究和单个企业财务战略的研究。
国家财务战略的研究:郭复初在2001年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等财务战略问题。王锋在2006年结合了经济发展理论与国家财务理论, 推演出两个国家财务基本战略, 一个是优化价值结构战略, 另一个是构建资本平台战略。
企业集团财务战略的研究:张延波在2002年对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预算控制体系、财务战略、财务管理体制、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投资政策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王斌在2002年对预算控制体系、财务战略、财务管理体制、业绩评价研究、财务委派制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会计管理目标与政策研究、内部信息披露研究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单个企业财务战略研究:主要有罗福凯 (2000) 论述了成本减除、选择最优资产组合、资金结构理论等企业通用的财务战略。魏明海 (2001) 以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制度基础, 研究了周期性因素对财务战略的影响和财务战略生成的理论框架。
二、周期性危机与财务战略相关理论分析
1. 周期性危机。
周期性危机是指一个循环周期中所累积的矛盾爆发出来, 通过对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的破坏, 来结束一个循环, 而成为新的第二个循环的起点的危机。
(1) 周期性危机的表现。周期性危机有以下基本表现:商品卖不出去, 市场饱和, 商品大量积压, 支付手段严重缺乏, 信贷关系遭到破坏, 现金奇缺, 信用丧失, 生产遭到限制或停产, 失业大量增加, 饥馑严重, 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一方面严重缺乏, 另一方面又卖不出去和被毁坏, 生产力和产品大量浪费和破坏, 政治统治制度动摇, 阶级斗争尖锐。
(2) 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中, 危机是再生产周期的决定性阶段, 是整个周期循环的基础。每一次危机之后, 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 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 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 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 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 走向经济复苏和高涨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 固定资本的更新, 为新的经济危机到来创造了物质条件。
2. 财务战略。
财务战略 (financial strategy) , 是指为谋求企业资金均衡有效的流动和实现企业整体战略, 为增强企业财务竞争优势, 在分析企业内外环境因素对资金流动影响的基础上, 对企业资金流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与创造性的谋划, 并对其执行过程进行监控。
(1) 财务战略的内容。财务战略主要考虑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的战略问题。财务战略分为筹资战略和资金管理战略两个部分。筹资战略包括资本结构决策、筹资来源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等。资金管理则是通过建议、评价、计划和控制等手段, 促使经营活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2) 财务战略分类。财务战略有两种分类方法:将财务战略分为投资战略、筹资战略、营运战略和股利战略是按照职能分类的结果;将财务战略分为扩张型、稳增型、防御型和收缩型则是按照综合类型来分类的结果。
(3) 财务战略的意义。财务战略是在对企业环境与整体形势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它对于企业的财务能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还能够提高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进而增加企业整体的协调性, 这样, 协调效应也会增加, 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绩效。
三、中国远洋“A股亏损王”案例分析
2013年3月27日, 中国远洋发布2012年年报称, 中国远洋实现营业收入720.56亿元, 同比增长4.6%, 净亏损95.59亿元人民币, 上年净亏损104.5亿元。两年连亏也令中国远洋创出了多个第一:央企公司首尝披星戴帽、两市最大ST股、亏损王。中国远洋在年报中对于亏损给出的解释是:受市场供需失衡、运价水平偏低、成本高企、船队结构不均衡等因素影响。
1. 中国远洋面临经济周期分析。
航运行业一直被看作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晴雨表, 伴随着经济周期而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走势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量的变化, 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贸易量。根据“蝴蝶效应”理论, 国际航运企业不可避免市场疲软, 需求不足。中国远洋不可避免受到了这一影响。
2. 中国远洋巨亏原因分析。
(1) 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 运力严重过剩、货量减少。中国远洋巨亏外部原因为航运市场大环境不好。全球经济继续疲软, 国际贸易需求低迷, 航运市场运力过剩, 供需失衡的矛盾没有改善。这跟目前全球的经济下行周期是一致的, 运力严重过剩、货量减少, 特别是铁矿石和煤炭的国内需求减少, 传导到航运方面, 货量严重下滑。
(2) 中国远洋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估计不足, 风险的防控能力不足。中国远洋的发展战略, 主导操作思路是“拥有和控制并举”, 不仅要造船, 还要大量租船, 以扩大公司船队规模, 形成中国远洋全球物流经营竞争优势。金融危机一来, 本身运力就过剩, 货量满足不了这么大运力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到, 中国远洋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上, 对市场的风险预估是不足的, 缺少风险对冲的意识和手段。
3. 中国远洋应对全球周期性危机策略分析。
由于航运业自身的特点, 国际航运企业无法彻底摆脱周期性的影响。只有顺应其内在的特点寻找相应的应对措施, 才能降低航运业的风险, 打造百年企业。本文总结的财务战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投资管理方面。第一, 注重平衡投资的时间和结构, 保证投资效率。
中国远洋产业投资需综合考虑揽货能力、管理宽度、负债水平等多项因素。首先, 规划资产投入的时间策略。航运企业周期性强的特点要求航运业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其次, 平衡不同类型资产的结构比例。再次, 当开展多元化投资, 分散风险。一方面, 航运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并不算高。另一方面, 航运业在航运周期的顶端一般都会有大量现金收入, 如果适当的分散投资, 有助于航运业平抑市场波动。
第二, 利用市场周期性把握行业收购机会, 壮大企业。
对于周期性强的行业来说, 企业价值最大化来自于明智的资产买卖和财务杠杆的使用。航运业的周期性恰恰提供了收购兼并的最好机会:第一, 航运低谷时收购的成本可能很低。第二, 减少竞争对手。第三, 弥补母公司业务上的不足, 整合上下游产业链, 增加收入、降低成本。
(2) 融资管理方面。第一, 采取受托资产管理模式, 降低财务风险。
航运业的辅业租箱行业大多都采用基金运作模式减少风险。受托资产管理模式可以有两种:第一, 如果中国远洋仅作为资产受托管理人, 可在不增加资产负债情况下保持增长, 降低风险。第二, 如果中国远洋直接成为基金管理人, 可优化航运公司的盈利模式和资产负债结构。
第二, 完善资金的集中管理,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资金的集中管理对中国远洋至关重要。首先, 航运业资金的大进大出需要资金的集中管理。其次, 众多以航运公司子公司形式存在的代理公司和物流公司资产小但数目多, 沉淀的资金很多, 如不集中管理, 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大大降低。最后, 航运集团上下游企业多, 内部平衡和结算的需求大。
(3) 盈利管理方面。第一, 强化市场高位时的成本约束, 降低成本水平。
面对周期性波动, 踏准周期是航运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远洋的成本控制必须在市场高位进行。首先, 融资需要在市场高位进行, 以获得长期低成本的资金。其次, 在市场高位控制营销成本的效果更好。最后, 在市场高位适当控制管理成本效果更好。
第二, 实现船舶买卖获得资本收益, 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航运业是周期性强的行业, 资产价格和收益高低波动巨大, 因此, 中国远洋适合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的模式。通过资产经营, 获得传统的产业利润;而通过资本经营, 实现资产的低买高卖, 可获得高额资本收益。
四、研究小结
全球航运业的寒冬将一直延续至2013甚至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对国际海运业发展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和冲击, 国际海运业出现了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为低迷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国际航运企业更应该做好应对措施, 迎接漫长的寒冬。
我们知道应对周期性危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独的某项措施都不可能化解风险, 笔者只希望对该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现在航运业发展面临低谷, 希望我国的国际航运企业能够在危机中涅槃重生, 化危为机, 随着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化, 不断追求卓越, 成为国际航运业的一流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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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燕.基于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财务战略管理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 2012.
[3]孙静芹《.集团公司资金集中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4]容琛.天奥集团资金管理体制的构建[J].西南财经大学, 2005.
[5]范国明.中国集装箱船队全球现金统一管理模式的探讨[J].交通财会, 200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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