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

关键词： 税收制度 经历 背景 研究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精选十篇）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 篇1

然而,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处于转型期,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同时显现, 其进一步改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也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一、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及组织现状主要特点

(一) 公立医院仍是医疗机构的绝对主体

尽管公立医院营业收入额占比逐年小幅下降, 但2010年公立医院营业收入仍占全国所有医疗机构的87.6%, 床位和卫生人员占比仍保持不变;其中卫生部所属医院的市场占有率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0%以上的水平;与之对应, 民营医院总体呈现规模小、人才不足、收入偏低、发展不顺利的特点。

(二) 药物收入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拨款与补贴占比相对较小

药品开支约占卫生总费用的40%, 药物收入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自2003年到2010年医疗收支结余率一直为负, 2010年为-9%;药品收支结余率则为正, 2010年为7%。政府拨款和补贴在公立医院收入比例占比10%左右, 近年来比例变化不大。

(三) 价格管制强化了再行政化式的干预

在价格管制方面, 政府对于公立医院施行价格管制, 维持零售价格最高限价, 且在整个环节设置其他各类的价格管制, 并鼓励地方尝试建立新的谈判机制。这种行为相当于强化了再行政化。几乎所有试点城市都提出取消药品加成, 但均没有执行。

二、我国医改的几个方向

(一) 药品价格改革

1997年到现在, 发改委降药价近30次, 平均降幅显著, 但最近十年, 门诊均次药费、临床均次药费一直在增长。即便是开展各级招标, 也并无实质成效。以安徽为例, 2010年招标尽管也出了一些药价虚低的药品, 基础医疗机构政府采购在最初的几个月确实下降了, 后来又开始慢慢的回升, 最终的结果是药品费用仍然没有降下来。

1. 药品价格改革存在的问题

(1) 药费占比依然过高。中国药费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的40%, 相比1992年49.7%的水平已有大幅下降, 但对比20%的世界平均水平以及25%-27%的韩日水平仍然过高。通过追踪药费的流向, 药店终端仅占约24%, 医院产生了绝大部分药物消费。药物价格“实高”和“虚高”现象较为普遍。药费占比过高是政府推行限价政策的主要原因,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 药事服务价格管制严格, 常规性服务、护理服务、药事服务收不抵支, 客观上造成了“以药补医”的现状,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药费比重的下调。

(2) 政策倾向推广低价药物引发行业变化。政策倾向推广低价药物, 以及在招标中标等环节的执行, 一方面使得企业更少的生产大幅降价的药物, 造成某些药物供给短缺, 另一方面导致在公立医院中普遍存在药物“高价标上量, 低价标流标或无量”的现象。

(3) 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引发的问题被社会放大化与泛滥化。媒体较少质疑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却较多的进行道德责难, 往往采取转移或模糊焦点的方式, 如大规模报道公立医院逐利、医生黑心、利益集团钻空子等, 将问题放大与泛滥。

2. 药品价格改革的方法

(1) 药品招标, 上下联动 (基药招标价格适用于非基药, 社区用药适用二三级医院) 与左右联动 (其他省份药品招标价格适用于该招标省份) 是个好办法, 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来自于各方面的阻力太大, 很难得以真正推行。

(2) 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现在浙江、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在试点有限放开医疗服务价格, 通常服务价格提升, 药品费用一般都会下降。浙江一些基层医院医疗服务有70-80%的上调, 对药费的降低有一定作用。

(3) 放开“二次议价”, 即政府维持最高零售价管控, 但医院和企业享有“二次议价”的权利, 让“二次议价”公开化、合法化。

(二) 医保经办机制和医保付费机制改革

医保经办机制是新医改的重点, 商保经办社保也是医改方案既定政策, 但近期可能很难有很大进展。一是由于各部门对推进商保经办的积极性存在差异;二是与财险、寿险相比, 医疗保险在精算方面虽有一定难度, 但更大的问题是在控制医患双方过度医疗倾向方面还过于稚嫩, 导致操作难度很大。

医保付费机制改革值得关注。人社部、卫生部、财政部、医改办在这一点上存在一定共识, 预计医保付费机制改革会成为下一步医改的重点:积极探索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等新型医保付费模式, 逐步形成以打包付费为主体的医保付费机制。这将有利于缓解目前医保控费压力较大的紧张局面。

未来新型医保付费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将有赖于医疗市场形成民营为主体、竞争充分的服务供给格局, 但目前来看短期内还做不到这一点。公立机构垄断医疗服务供给条件下, “医—保”双方在“保障服务数量和质量”及“控制医疗费用”问题上, 尚不具备平等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行为特点。

总之, 我国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包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并举, 配套推进。最终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来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努力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要”的总体目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 医疗保障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近三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投入, 加快了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 快速扩大了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 传统的城乡二元医疗保障体系发展成为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三元并存的制度体系, 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公平、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仍在探索之中。本文就近几年的医疗改革的方向做些分析。

关键词：医疗改革,药品价格改革,医药服务市场,医疗保险

参考文献

[1]李玲.让医疗回归公益本质[J].长三角, 2009 (5) .

[2]张鹏.推进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对策[J].经济纵横, 2009 (4) .

[3]刘晓莺.发展中国家医疗体制述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6 (2) .

[4]韩东辉, 石晓宇.对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现代商业, 2010 (20) .

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篇2

税负概念，眼下存在诸多混淆之处，这妨碍了国人对于税收和税制的深入认识。

实际上，谈税负问题，起码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含义。宏观税负，指一国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微观税负，则是单个纳税人的实际税负，由于存在税负转嫁，这里是指最终实际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名义纳税人。

不同国家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本来不该有太多争议。但由于我国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有不少“以费代税”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因此真实的、广义的宏观税负，要远高于狭义统计口径的宏观税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宏观税负时经常发生理解的偏差。

如果就狭义宏观税负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按照税收收入/GDP的口径，目前我国在20%左右，在全球来看并不高。但政府的全口径收入，还应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还有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这些都加起来，广义宏观税负就相对比较高了。据2010年的数据计算，全口径广义税负略高于30%。由于数据统计难以准确反映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性收入，也有人估计这一比重已达40%左右，这在国际上应算是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了。

无论如何，谈论宏观税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税负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几方面因素：一是能否真正规范预算之外的各类收费，尤其是乱收费；二是在财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于民，如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往往也是高福利国家，包括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在内的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大多在50%以上，因此纳税人的怨言相对较少，我国目前这几项支出加起来大约只有30%左右；三是有没有真正减少不合理的支出与财政资金浪费，这里不仅是消费性支出，而且也有投资性支出的效率问题。

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是不同角度的概念，纳税人更多直接感受的是微观税负。如果一个纳税人在狭义的宏观税负不高的情况下，却感受到较大痛苦和不满，无非有几方面原因。或者是过去税收征管的弹性较大，有时可以人为地调节税收进度、实际执行税率等，正是近年来征管力度有所加强，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或者是纳税人被征收了非税收入，这些政府性收入相对不透明，但又切实地从纳税人手里被政府部门收走，因此也容易产生不满；或者是财政支出的后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微观层面上的有效关联，纳税人没有感受到太多税收收入被最终用到个人身上；或者存在部分主体的偷税漏税，征税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现象，从而即使宏观税负不变，也可能使纳税人的平均税负上升。

另外，还有可能是预算不够透明，或者政府财务报告不完善，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多数人还是未能看明白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流向；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体系中存在更多税负转嫁，而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在很多领域还不完善，因此税负往往会被转嫁给市场弱势群体，这又增强了这部分人群的税负痛感；不得不承认，我国部分税种的负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购车承担的税费。如果让更多纳税人参与到政府预算过程中，直接影响和决定税收征收和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则纳税人的痛苦感将会大大减少。

上述所列问题，笔者以为，凸显出的正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

税收是决定政府与企业、个人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为市场经济法治的出发点。

为此，税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础首先是税收法治，而税收法治则始于税收立法。

因此，推动税收立法权的统一，实现税法制度的统一，减少行政性因素干扰，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选择。其次，反思基本税收原则。长期以来，在税收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之前，我们遵循的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问题是效率又分为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前者是少花钱、多收税，后者是通过税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前者曾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而后者则是转型的目标，这一点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其三，调整税制改革思路。如果说1994年税改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那么迫切需要的第二轮税改则应解决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应该说，坚持“初次分配放权让利，二次分配重视人本”的思路，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其四，事权决定财权的思路值得商榷，也就是政府是否该承担过多的经济建设事务值得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向任何一方偏离都会带来过犹不及的负面影响。

中国改革锁定大方向 篇3

“一个主题六条主线”锁定改革大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一方面是为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会提出了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着6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

虽然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但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这也是《决定》起草过程中非常注意把握的重要原则。《决定》确定的15个方面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

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是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最突出最根本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也在变化，只有加快经济领域改革才能释放更多发展动力。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

对于改革举措，社会上总有人担心难以落实到位。此次全会通过一些有力举措向外界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改革的决心，狠抓落实确保改革“不放空炮”。

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监督落实。当前改革已到调整利益格局的攻坚期，仅靠一个部门推动全方位改革是很难的，需要一个高层次机构来把握大局做决策，统筹协调各方面，凝聚改革共识，落实监督检查，防止改革“放空炮”。

二是鲜明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这意味着剩下的7年时间必须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一时间表为各部门和地方设定了改革最后的边界和底线，表明这些改革任务是可检查、可评估、可落实的。

历经半年多时间起草，千锤百炼后的《决定》可谓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大约2万字篇幅、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每一句话都是改革，或者是一个改革方向、或者一个改革目标、或者一个改革举措，落实下去都会对该领域发展和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记忆深刻的是两点重要原则：一是起草时只写改革，特别是写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但凡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的，除非有特别充足理由，一般不修改。增加的改革任务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没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改革决心和勇气。

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

从“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为什么要改？一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但都不能最大限度提高市场效率。此次两字之变，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只能是市场。

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当下大家都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未来所有经济领域改革都要以是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标尺。今年推动的一些改革，包括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外界都期待政府出手，但并没有动，就体现了要依靠市场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

三是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虽然30多年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很不完善，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干预太多。产能过剩、城市病严重、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多有关。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

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

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可概括为5项职能、20个字：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此外，相对于党的十六大，此次全会没有提经济调节，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调节什么，怎么调节，并不明确，给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留下的空间较大，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矛盾。《决定》还强化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针对性。

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

全会公报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和提法。过去我们说建设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新目标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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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报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体现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的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这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公报提出的“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

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必须依靠法律。公报在不同领域列举了需要完善的制度，表明未来国家治理方式将是法治的，不再是简单命令式或单纯靠行政手段进行。

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

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根子在于我们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决定》有很多新的突破和创新，我的学习体会是，主要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我们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作为补充，后来承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前提。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这次放在一起讲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鲜明，表明二者没有老大、老二之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等各方面，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此外，《决定》在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方面有许多新思路、新任务。

首次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

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过去的处罚很多是象征性的，无法弥补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的长期损害。今后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地方领导要终身追究责任，对企业要严厉惩罚，让地方大员付出丢“乌纱帽”的代价，让企业付出真金白银，使之今后不敢再破坏生态环境。

全面深化改革最终要让全体人民受益

全会明确提出，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指导思想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必须让全体人民受益。

目前《决定》关于深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改革举措并没有全文公布，很多人都在期盼。我国现行体制中确实有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如自然垄断行业，需要调整利益关系，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其他领域的资本进入。对于如何分好发展的蛋糕，公报已经明确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进军号角。当前形势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引领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克服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国税制改革方向研究 篇4

本部分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的研究背景出发, 探讨税收制度研究的时代背景, 阐述税收制度的研究方法, 进而论述研究税收制度的重大意义以及本文的难点和创新。

1.1 税收制度的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财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 经历了从由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再到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税收制度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保障, 也是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支柱, 历年来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与此同时, 税收制度还影响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 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目前, 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 省际、省内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不均, 高地价推升高房价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隐患等问题, 已经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国际经济危机及欧盟债务危机也对我国经济运行提出了挑战, 因此, 有必要进行税制改革。

本文分析研究了瑞典、德国等财政、税收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的税制。并提出了我国实行税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1.2 税收制度、宏观经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三者之间的关系

税收制度和宏观经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三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税收与经济的紧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决定税收和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经济决定税收, 这是前提。经济是税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税收分配的范围和程度, 并从根本上决定新税种的产生、发展和更替。不同税种的构成、不同税种模式的选择, 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 税收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完善的税制会平衡纳税人之间的税负,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引导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针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调整税收会起到熨平波动, 促进经济均衡增长的作用[1]。

财政税收政策决定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条件。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 又决定着人口教育、健康水平, 进而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前景。由于中国各省份之间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状况、人口分布差异较大, 这就对各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提出了挑战。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 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是政府应加以权衡和解决的问题。

2 有关各国税务制度研究

2.1 美国税收制度

美国联邦税务总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 简称IRS。1998年机构改革之前, 联邦税务局的宗旨是, 以最低的成本征收恰当的税收收入;通过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服务公众;保证公众对税收执法的统一、效率和公正的最大程度的信心。1998年之后, 联邦税务局的宗旨修改为, 通过帮助纳税人理解和履行税法义务, 统一公平地适用税法, 为纳税人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不难看出, 宗旨修改后最大的变化在于, 更加强调为纳税人服务, 而不是强调税款的征收。这种思想成为联邦税务局改革的指导, 同时也成为联邦税务人员工作的指南。正是这种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 使联邦税务局不断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征收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目前, IRS拥有10万名左右的员工, 每年100亿美元的支出预算。但是, 它每年征收的税收超过2万亿美元, 处理的纳税申报单超过2亿份, 退还纳税人的款项将近3000亿美元[2]。

2.2 瑞典税制概述

瑞典税制既没有对富人课以高度累进的税收, 也没有对资本收入课以重税, 课以说, 它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缺乏累进性的税收制度。对瑞典税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 这种税收制度重视对普通人的征收, 却尽量避免对资本家的高额收益征收, 因为这部分收益将可能成为新的投资。正因为如此, 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都试图提高具有隐蔽性的间接税收入, 即增加对工薪阶层的课征;同时却对大公司和资本家的巨额收入减税, 以帮助他们积累资本。

一方面, 大公司在任何标准下都是被优待的。尽管瑞典的公司税率与英美等相差无几, 但由于各种针对投资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存在, 对规模大、盈利丰厚的瑞典公司、特别是对于有着大量存货或者是贬值资产的公司来说, 实际税率非常低。根据瑞典工业部统计, 1981年瑞典工业公司的评价税收负担仅为利润的3%—13%之间。另一方面, 瑞典人所负担的广义消费税是世界上最为沉重、最具有累进性质、税基最为宽广的消费税。以高税率、少减免为特征的瑞典税收制度之所以还能使人容忍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税式支出, 因为瑞典政府认为直接补助比税收减免的效率更高。瑞典的财产税以鼓励投资、抑制消费而著称。总而言之, 瑞典税制鼓励生产能力的集中和扩大, 而不是财富的陈列。实际上, 进行再分配的是消费而不是产品, 这种税收负担的再分配是政治对经济作用的结果, 用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高投资, 并承担最慷慨的福利国家的筹资重任[3]。

2.3 德国税制概述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干预、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 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税收政策的制定有四个目标:一是保证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二是保证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三是保证充分就业;四是保证币值和物价的平稳。为了实现上述税收政策目标, 德国税收的经济调控着力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控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 确保经济健康发展;二是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其具体措施有: (1) 鼓励储蓄。对参加储蓄的那部分收入, 只要一年内不超过一定限额, 只按照工资税的8%纳税。 (2) 刺激投资。如广泛采用“加速折旧”及其他减免税办法, 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增加公司流动资金及再投资资本。 (3) 保护竞争。如1960年的税收修正法废除了国企减免税收的特权, 规定无论国营、私营, 不利企业大小, 在纳税方面享有同等条件等。 (4) 支持薄弱生产部门。如1955年原联邦德国参议院通过《农业法案》, 在对农业部门实行补贴的同时, 实行了税收的减免办法。在对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造船工业等部门应用税收优待办法给予扶持。 (5) 奖励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战后初期, 为了奖励商品出口, 联邦政府广泛采用出口补贴、税收减免、出口保险等传统的刺激出口办法, 同时对进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联邦德国工业竞争力的提高, 逐步减少乃至取消了一些税收刺激办法。联邦德国还鼓励资本输出,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免税额可达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资产的1/3。 (6) 促进中心企业发展。国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与大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税收环境。年所得在200万德国马克以下的中小型企业所得税负担比大型企业减轻约一半[4]。

3 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建议

3.1 逐步试行税收征管的税区制改革

美国和加拿大同我国地理面积相差不多。美国虽然有50个州, 但只设置7大税区;加拿大联邦税务部下设6大税区, 某一税区可能要包括几个州的疆域。而长期以来, 我国的税务机构设置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按照行政区域设置, 不论经济发达地区, 还是经济落后地区, 都以行政级别为标准, 有一级政府就要设置一级税务机构, 造成征管机构数量庞大。不同地区的税源分布及经济状况不同, 但税务机构设置完全一样, 这就使税源少、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征管力量闲置, 机构人员、经费开支过多, 税收成本居高不下。相反, 经济发达地区、税源充裕的地区税收征管力量不足, 征管工作难以全部到位, 税务机构布局不合理,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效率[5]。目前,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都实行了大区制的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收效。税收的征收也应进行税区制度改革的尝试。

3.2 税制设置应鼓励人的发展

人是一个国家最可珍贵的财富, 也是所有一切其它财富的创造者, 财富也因为人而有了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系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人民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 而且教育是一个有着巨大正外部效应的活动。因此税收政策的设置, 应当是鼓励教育、鼓励培训、鼓励研发的。因此, 个人及其监护人的教育、培训支出部分, 应当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对于员工的培训所花费支出, 应当加大税前扣除标准。加大对于研发尤其是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

3.3 税制设置应鼓励投资, 保护私有财产

投资是一种成长性和发展性行为, 是资源的预配置, 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而进行的经济活动, 没有投资就没有未来, 社会在进步, 意味着一定要有成长, 改变消费结构、消费模式、供应结构, 都需要投资, 投资是预配置资源的扩张性行为, 投资使原有资源保值增值。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和发展, 一定要鼓励投资。还要保护私有财产, 只要是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 就一定要受到保护, 社会只有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 才是有前途、有发展的社会, 这个人民包括依靠自己能力致富的富人。只有有了足够活跃、健康的投资活动, 国家也才有能力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近年来, 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家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所增加。而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当前投资环境的不尽理想。鼓励投资, 指的是鼓励使用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以及自筹资金进行投资, 而不是预算内资金投资,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4 税制设置应鼓提倡节约、适度消费

与投资行为相比, 奢侈浪费、不加控制的消费是一种不利于家庭、不利于社会, 也不利于国家的行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积累和发展的任务艰巨而道远, 远没有到可以奢侈浪费的时候, “成皆由俭败由奢”是应该牢记的古训。因此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 应该是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念, 鼓励发展、鼓励积累的。制定有关提倡节俭或抑制奢侈品消费的税收政策, 其出发点也在于此, 而不是所谓的“有利于社会和谐”或“合乎民意”。社会和谐, 不仅要与低收入群体和谐, 也要与高收入群体和谐。运用各种政策, 将富人的消费引导至投资领域,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国家才有能力为贫困者提供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 使其不仅吃饱穿暖, 更能获得较好的教育水平, 为其今后走上逐步富裕的道路创造平等的机会。

摘要：伴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 人类社会就有了税收活动, 税收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目前, 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也面临着调整的必要。在这种背景下, 税收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 有必要进行改革和调整。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税收制度的相关理论与历史经验, 并与世界各国税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提出进行税收体制改革的建议, 主要是以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鼓励人的发展、鼓励投资、提倡节约、适度消费等。

关键词：税收,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1]张伦俊著:《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

[2]项怀诚、高强主编: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瑞典税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版

[3]项怀诚、高强主编: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德国税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年版

[4]杨杨著:《我国税收征管成本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5]王乔、席为群主编:《比较税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6]陈永良编著:《外国税制》[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7]贾康、赵全厚编著:《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8]贾康等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财税政策与体制变革》[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9]梁朋著:《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与途径》[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 篇5

摘要：总结30年中国农村改革成果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精神，提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五大取向。

三十年时光荏苒,三十载气象万千。

三十年风霜雪雨,三十载阔步向前。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从农村税费改革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中国的农业经济已经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9亿中国农民的定心丸，是中国广大农村改革发展的引路标，准确地把握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实践走向：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市场化

中国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等冲破计划经济藩篱，走出了一条市场化改革之路。

1978年,从安徽小岗村发起“大包干”开始,确立了“包产到户”家庭经营形式，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后,形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户，变以往单一的生产模式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决定》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发展方向：“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此外，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集体林地经营权承包给农民，承包期为70年；农村水面、草场、果园、滩涂等也都实行农民长期承包经营，这些都为完善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粮食流通体制方面，《决定》提出：“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30年的改革中先是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其次是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提高销价，并加强对购销渠道的管理；然后实行种粮直补，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农民有了更充分的农产品营销权和农业经营权；价值规律在粮食等农产品流通领域作用加强，国家将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农民增产又增收。

二、农业生产力发展取向——现代化

在30年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中央一直注重农业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道路。十七届三中全会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农业基础薄弱的矛盾，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各产业的基础设施、农村村屯、村镇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等整体纳入，统筹加强建设；并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倡导“科教兴农”，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推广科学栽培及饲养，加强对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农村产业结构和布局30年中逐步调整，农、林、牧、渔产业比重从1978年的80:3.4:15:1.6变为2007年的52.3:4.0:34.2:9.5,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209亿元,跃升至2007年的0.96万亿元，我国农村经济从单一的农业生产为主,变为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为农村经济腾飞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农业现代化的落脚点在农业产品的现代化，30年改革中，全国已初步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加工带,内蒙古的乳品、肉类和羊绒加工,河南、河北的小麦和肉类加工,吉林的玉米和肉牛加工,黑龙江、湖南的水稻加工,江苏、浙江、福建的茶叶加工,新疆的葡萄和番茄加工,山东、山西的果品加工,沿海各省的水产品加工,京津沪等大城市郊区的畜禽、果蔬、乳品的精深加工等，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产业化……随着生产经营方式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完善,通过农业科技在农村的普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农户+公司+基地模式的创造,我国农业逐渐改变了过去极贫积弱的落后面貌,走上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

三、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取向——民主化

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自主营销权，使亿万农民实现了经济民主，从而为农民的政治民主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取消人民公社，建立了乡镇基层政府，突破“政社合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后，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确保了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主体地位，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政治权益。另外，通过不断理顺农产品的价格体系，实行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建立各种补贴制度和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措施以及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各项权益。《决定》在提出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的同时指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进一步表明保障农民各项权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

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取向——一体化

30年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为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

会结构及治理方式创造条件的积累过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拉大了城乡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使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这种局面已经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十六大以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措施，有利于继续推进合乡并镇、村屯整合、建立大村庄制等相关改革；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理念，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各项统筹之首；《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并进一步指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总的改革取向是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还提出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等八项措施。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向——科学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5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突出发展这个主题，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不懈地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30年的农村改革历程充满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归根到底是推动广大农村走上科学发展之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并通过积极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决定》从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诸多方面做了阐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

中国银行监管改革和发展方向 篇6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银行监管的权威监管主体；我国银行监管体系已经形成； 我国银行监管机构顺应国际银行监管的趋势，积极推行我国银行监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建设，从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到监管技术和监管方式，都在努力与国际规则接轨。

关键词：银行监管；国有银行；改革；发展方向

正文1我国银行监管现状与问题在近2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监管法律、机构设置等各方面都不断完善，银行监管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司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能，开启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篇章。随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也相继出台，为保证银行监管独立性、提高监管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努力，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治理已基本具备了良好监管治理的形式，但仍需完善。

问题，社会诚信基础薄弱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社会的诚信基础薄弱，财务信息真实的前提条件远未充分具备，使银行监管机制效力在实践上很有限。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杜绝严重的会计作假和信息失真，实际上监管当局也是默然的被动的接受这一前提条件。

2银行监管的目标实现作为企业，银行监管的最主要目标，当然是客户利益的安全。然而，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顺利实施的中介，严格监管其对中央银行调节手段的及时准确传导和执行，是更为要紧的目标。具体目标分述如下。

2.1 保护金融秩序的安全 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而且一家银行或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银行和金融机构经营困难，所以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维护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2.2 保护存款人和公众利益 银行是一种信用中介，它集中了借者，也集合了贷者。集中了社会各阶层、各部门暂时闲置的货币和资本，贷给企业和公司，与社会各方面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 。银行在经营中如果出现问题 ，会直接涉及千千万万存款人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中央银行要把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

2.3 维护银行业公平有效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保护先进、淘汰落后的一种有效机制。适度的竞争环境既可以经常保持银行经营活力，从而使企业公众获取廉价货币和优质服务，同时又不至于致于引起银行业经常失败破产倒闭，导致经济震动，为此，中央银行必要通过监管，创造一个公平、高效、有序竞争的环境。使银行与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运行。

2.4 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是当今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而中央银行是利用货币政策实施调控的主体。因此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必须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执行，使银行业及时准地确传导和执行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顺利达到调控目的。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3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的发展方向

3.1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步伐，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改革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权制度为改革突破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根本上说，只有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只有改革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才能真正实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活动。

3.2以法人监管为基础，改革银行监管运作模式，提高监管效率金融监管的重心和准则就是对存款人负责，预防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这里的基本准则就是法人监管，其他的监管均为法人监管服务，所有信息都是为法人监管而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也有利于节省人、物、财力。

3.3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目前体制下，唯有组建存款保险公司，实施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平等的条件和大型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5.4监管手段的改进与完善：存款利率控制和强化市场纪律一是将存款利率控制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辅助监管手段。二是强化市场约束，解决信息不对称性，保证信息的可靠性、透明度。

参考文献：

[1]徐湘明.完善我国银行监管若干建议.财经论坛，2004，7

[2]刘晓勇.有效性银行监管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05

中国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辨析 篇7

地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都对地租做出了分析，认为地租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是土地的收益。马克思依据剩余价值理论，同时借鉴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观点，在《资本论》中对土地理论做出了一些新的阐释。我国的土地制度在建国以后虽几经变化，但也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土地产权和地租理论制定的。

（一）土地所有权的由来和特点

土地所有权是个历史社会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了地主在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权，使他们只能够依靠土地所有权来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马克思论述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消灭土地所有制后地租自然消失。

（二）地租的概念和来源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农业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转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所以，资本主义地租来源于农业工人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者以获取地租的方式参加剩余价值的分配。

（三）地租的形态

资本主义地租主要有两种形态，即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资本主义级差地租是租佃较好土地的农业资本家向大土地所有者缴纳的超额利润。绝对地租是优、中、劣各类土地绝对必须缴纳的地租。

（四）级差地租的本质和分类

它是由优等地和中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按劣等地个别生产价格决定的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决定的。级差地租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和边际产出的不同有两种形态，即级差地租Ⅰ与级差地租Ⅱ。

（五）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由于农业属于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大于平均利润。这使得租种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把农产品按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售，为在平均利润以上有一个余额用来缴纳绝对地租提供了前提条件。土地私有权垄断的存在使得农产品按价值不是按生产价格出售，并把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以上的余额截留下来转化为绝对地租。

此外，根据具体产业表现形式，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对垄断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地段地租做出了论述。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土地和地租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做出的分析，但是仍然有对市场经济共性规律的总结。而且我国实行的土地制度也是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论述制定，例如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土地无偿划拨，白白地放弃了地租这块收益和调节经济的杠杆，所以我们要一方面继续继承，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

二、我国城乡土地制度的现状和缺陷

（一）现行的土地制度

我国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城乡不同的制度。城市的建设用地属于国有，在城市实行征收土地使用费。理论上说，地租是土地使用费的一部分，土地使用费的价值构成等于地租加上投入资本折旧和利息。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体制，农民对土地有承包权。

根据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的权利归属制度。

《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

2．土地所有权禁止转让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3．国家实行土地登记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所管辖的土地进行登记造册，属于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

4．国家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

除国家核准的划拨土地外，凡新增土地和原使用的土地改变用途或使用条件、进行市场交易等，均实行有偿有限期的使用。

5．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6．国家实行保护耕地的制度。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还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7．国家建立土地调查制度和土地统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进行土地调查。

（二）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

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对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全球农产品价格高企和城市房屋价格趋高的情况，要求我们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现行的土地制度是明显的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分化模式，对农村和城市实行的是不同的制度，这一制度加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存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管理体制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自由配置，加大了城乡差距。

由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性质，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了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不完全占有以及户籍等其他因素影响，不能集约经营。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农民务农所得赶不上进城务工所得，农业生产缺乏效率。另外，农村住宅不能出租出卖赠与，城市户口不可以购买农村住宅，这也是明显的表面保护实际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削弱了农村金融市场，减少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征用农村土地对农民的补偿太低，而且经常被集体组织以各种借口挪用，经常引起社会群体事件。

2．城乡建设用地粗放，激励和惩罚机制不健全和缺位。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些土地，但近年来乱占滥用耕地、严重浪费土地的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耕地资源短缺矛盾突出，国家粮食安全受到挑战。近几年，我国的耕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建设用地成倍增长，占地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有的地方甚至在今后几年内，将用完除基本农田的全部耕地，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乡建设用地约24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达133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一方面土地资源稀缺，另一方面土地浪费严重。如果按这样持续下去，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难以为继。

3．征地监管工作薄弱，监督流于形式，尤其是征后跟踪检查滞后。

在我国征地制度中，对征地的监管是一个薄弱环节，虽然自2003年以来中央加强了对土地问题的监管，明确我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是，地方国土管理机构同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它的人事、财政关系都隶属于地方，对地方领导批条子往往无能为力。同时，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有的城市甚至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致我国土地案件频发、查处阻力重重。除了上述在征地范围、征地程序、补偿、安置等方面监管工作存在问题外，有的地方政府遵守土地法律法规的意识淡薄，或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或违规下放土地审批权，或非法压低地价招商，对土地违法行为也执法不严、打击不力，尤其是对征地过程缺乏实时监管，征地后的后续监管更是薄弱环节。有的地方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尚未建立或形同虚设，致使的土地违法的责任官员不承担责任。在农村，土地违法行为甚至会影响和削弱党的领导地位。

4．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不一致，土地闸门控制不紧，影响经济宏观调控效果（周天勇，2006）。

中央强调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以及避免房地产过热，而地方强调的是招商引资以及税收增加，两者之间目标存在差异。又由于土地的属地化（不动产）、土地利用转化的不可逆特性，监控、审批权在中央，具体使用权在地方等特性，待中央发现土地违规时，土地已经转变用途了。这种时滞的存在，常常使土地违法事件“因公违法违纪”下不为例而难以纠正。

三、城乡土地制度发展方向的分析和评论

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这是13年住房体制改革以来第三次国务院直发文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强调加大对廉租住房的建设投入（土地出让金收入用于廉租房建设的比例要提高到10%）。这对于完善城市土地制度有重要意义。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为了尽快建立市场配置土地资源，高效能集约用地的新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土地制度。

（一）逐步转变现行二元管理体制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各级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征地范围不能滥用，更不能损害原有权属人合法的土地利益。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转归国有，但是怎么管理农村土地还需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还要在法律上重新梳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根本目标就是在保证一些公益性和全局性的目标下（例如国防建设、粮食安全、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劳动力和土地都能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地方。

（二）健全征地补偿标准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经营使用土地，一方面要向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上交提留或承包费用；另一方面还要向国家低价交售农产品和缴纳农业税（2006年已经全面废止）。这实际上是国家通过隐形方式从农村土地中抽取巨额地租，所以现在农民增收困难存在根本上的体制原因。对农民的利益最大忽视就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建议像城市一样提供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两种方式供农民选择。解决安置保障问题总的思路应该是，将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纳入城市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灵活采取各种安置方式，在保证农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下，使农民成为社会建设的劳动力量。这就需要将被征地农民与市民同等视之，将其安置问题与城市化统一考虑。城市建设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建筑地段地租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其次，加大对中低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不是像现在建筑地段地租都属于地方政府和原有计划经济时期占有大片土地的单位。

（三）重视土地产权和管理权的完善和建立

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够明确，同时各种权能界定不清，这直接造成土地权属关系不清，土地征收征用大量发生且不规范，耕地大量流失。农村土地制度也表述混乱，照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宪法）、“农民集体”（土地管理法）、“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法）。这些都不能准确表述现状，例如合作社名存实亡。我们要建立的土地制度一定不能是西方的土地私有制度，但是也不能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自由流通配置资源的性质。成熟的发达国家一般也实行土地国有，例如美国国有土地占40%左右，澳大利亚占80%左右。印度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而我国的土地制度保证了交通以及工业用地的快速供应。未来实行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和市场，农村要形成一种互相制衡的体制来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顾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

（四）改革目前土地转让费中地方政府收入比例过大的局面

城市土地属于国有，中央政府应该享有土地地租。《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缴中央财政, 70%留给有关地方政府, 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但这样的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形同虚设。应该研究新型的合约制度，加大中央政府的分成比例，同时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改变房价过高的情况，这样才能使人民敢于消费，而不是目前一辈子攒钱就为了买一套房子。地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转让费，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健全的增长方式，最终必会财政赤字，甚至造成房地产泡沫以及随之的经济危机。

(五) 完善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及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拍卖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乃至行政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作用和影响愈来愈大。实践中土地拍卖恶意串通现象层出不穷，主要是监督体制不完善和惩罚力度偏小。所以，政府在土地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积极建立、健全参与机制，并不断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加大惩罚力度，改变经济主体机会行为预期。遵循公开的原则，实行公示制度，将有关政策草案公布于众，举行专家咨询会和公众咨询听证会，增加信息公开透明，减少暗箱操作。

参考文献

[1]周天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较和方案选择[N].中国经济时报, 2004-2-26.

[2]唐礼彬.统筹城乡发展土地制度该改革的思考[J].特区经济, 2008 (4) .

[3]郝凤英.改革城乡土地二元管理制度[J].中国房地产金融, 2008 (3) .

浅析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改革方向 篇8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总数为92148万人，与10年前相比增加近1亿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市场，大幅度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凭借自身的低成本优势快速发展出口贸易，2011年中国总出口额达18986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发展生产，中国政府实行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中国生产厂商在借助发达国家巨额资本的同时进行技术学习和模仿，对国内生产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自身生产水平，中国制造业开始迅猛发展。同时，引进外资所产生的裙带效应使中国厂商逐渐扩大在价值链上的生产范围。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471563.7亿元，相比之下，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模式，凭借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规模经济。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

二、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一）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地理分布不均衡

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市场，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将大量制造工序外包至中国沿海地区，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另一方面，外商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相比之下，内地只能依靠物质资源优势吸引部分外资投入。近年来，我国沿海劳动力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发达国家的外包对象越来越涉及包括先进技术在内的核心生产工序，而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两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外商投资区域开始向印度、老挝转移。

因此，我国必须促进整体产业技术升级，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再单纯依靠制造业生产优势。适当进行产品产地转移，由沿海加工为主向内陆加工转型，合理利用西部地区地理资源优势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大范围、多产业快速开展。

（二）中国贸易产业从技术引进向技术创新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厂商采用模仿西方生产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发展形式。但是，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仅限于模仿和吸收，却没有更深一步结合自身特征加以消化和改进。2010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5802.1亿元，居世界第四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提高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增加产品研发幅度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合理利用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通过“干中学”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差距，创立自主品牌，增强创新并实现一定程度的赶超。

（三）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中国出口贸易战略仍是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量上，而不是结构上。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使得我国生产模式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转移成为必然。合理利用要素禀赋，扩大资本回报率，提升资本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份额。

（四）粗放型增长的贸易模式严重破坏中国的资源禀赋

中国近年来主要从事产品组装和加工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制造业对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瓶颈”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向“质量”转换，中国能源的对外依赖度在逐年升高，预计在2030年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82%。同时，内地大量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使得劳动力分布严重不均，导致发展模式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我国加工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移动，增大贸易产品附加值。转化生产方式，由物耗型加工模式向清洁化生产转型，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安排劳动生产力，形成资源禀赋的良性循环模式，扩大规模经济效应。

（五）贸易发展过程中的贸易摩擦问题

除了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外，低价倾销成为引起频繁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截至2008年，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对我国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面对贸易摩擦高发期，我国必须转变贸易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贸易领域主要是产业间贸易，产品互补性强于竞争性，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为主。自产商品种类的减少能够使厂商在更大规模上从事生产，利用规模经济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三、结论

近年来快速的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卓越的贡献，为了在国际市场保持领先优势，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势在必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我国必须及时调整贸易发展战略，不再单纯依靠低价竞争策略，合理解决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顺应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增强自身产业的竞争优势，有引导、有计划地开展加工贸易，大规模培养技术熟练劳动力，提高贸易产品质量，走信息化工业发展道路，开创我国贸易发展新局面。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优势条件, 凭借中国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出口贸易, 同时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合作经济, 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 在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 传统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弱化、产品自主创新性较低和频繁的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阻碍中国贸易继续快速向前发展的障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形势, 中国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技术创新扩大自身比较优势, 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贸易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马相东.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问题:问题、原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10 (12) :43-49.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 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

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三大问题

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体制是国家组织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制度的总称。它在宏观层面是指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三个方面在总体上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体系, 从其内涵和外延来讲, 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又有各自独立存在的属性。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既有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也有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领域的问题。

(一) 管理体制问题

1.体制上的统一性和计划性严重束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建国以后, 中国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的统一和集中。这种管理体制上的统一性和计划性, 严重束缚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中央教育部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分头举办、分级管理的运行机制, 教育结构体系封闭, 各种教育机构的功能过于分割和重复, 各类教育缺乏有机衔接与沟通, 各种教育力量和资源不能充分整合, 发挥整体效益。

2.学校缺乏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多, 统得过死, 影响了学校自主权的充分发挥。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以来, 高校办学自主权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在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乃至课程安排上等, 仍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学校的限制, 束缚了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充分发挥, 挫伤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 政府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的双重身份, 学校计划难以准确及时地反映人才市场对某一类人才的供求状况, 不利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 导致学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3.以政府管理模式管理学校, 忽视教育规律

长期以来, 高等学校管理机构的设立基本上是参照政府的行政模式设置的, 并实行与政府相同或相似的运行机制。在这种体制下, 学校管理势必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方面, 在管理决策中行政意志、部门意志过分突出, 忽视了学术特点, 没有充分发挥专家和各专门委员会在管理学校中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管理重心上, 行政地位和部门作用过分彰显, 教学、科研的中心地位不够突出, 造成学校各行政部门及工作人员为师生、为教学服务的主客体关系倒置。

4.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囿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 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中, 仍然存在着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待权利与义务、投入与产出的思维模式, 存在着遵循这种思维模式的运作方式。比如:在干部任用上, 依然实行终身制, 除非犯了什么大错, 否则就只能上不能下, 许多岗位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教职工队伍建设上, “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现象没有完全根除, 造成冗员过多, 人浮于事;在人事分配政策上, 缺乏竞争机制, 严重影响了教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财务管理上, 经费来源单一, 重视过程管理, 忽视资金的使用效率。

(1) 办学体制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主体, 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既是主办者又是管理者。近年来, 社会力量办学虽有一定的发展, 也仍只是星星之火难以燎原, 且存在规模小、基础弱、地位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民办高校因为受制于一系列歧视政策, 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可以说, 政府办学的单一格局几乎没有打破。

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的办学体制存在一些先天缺陷。首先, 举办主体之间力量比例失衡, 教育的发展难以适应社会各方面地要求。其次, 由于办学主体单一, 教育的发展难免显得僵化和缺乏活力。更为严重地是, 由于学校的活动都要由政府来调控, 政府的局部政策偏差极易造成高等教育的整体偏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单一的办学体制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 极大地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2) 投资体制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投资单一化向政府、社会、个人投资的多渠道发展的过程, 但目前仍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这种以国家投资为主的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经济明显不协调, 难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经费短缺的尖锐矛盾。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瓶颈”。单一的投资体制不利于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不利于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的迅速发展, 不利于形成融资渠道, 阻碍了大量闲置的民间资金投入到高等教育中来。

二、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的相关性

(一) 任何完善的管理体制都必须建立在办学主体的有效行为之上才能实现

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它不是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唯一主体。政府主要是起一种宏观调控和评价的作用, 目的是把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通过政府的调控反馈给大学。然而, 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具有某些先天的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必须通过办学主体参与管理才能克服。

(二) 办学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制约着投资体制

毋庸置疑, 国家和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和举办主体之一, 有责任对高等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 但如果国家和政府作为唯一的举办主体和投资主体, 高等教育投资将成为国家难以承担的重负,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规律。因此, 可以说, 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化是高等教育举办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完善和促进高等教育举办主体多元化是实现投资体制多元化的根本保障。

(三) 办学主体的多元化致使管理和投资两者呈分离趋势

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过程中, 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和投资不再属于同一体系, 两者越来越呈分离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权的丧失, 恰恰说明了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分离是一种趋势, 而导致这一分离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力

(一) 冲破集中计划体制束缚, 调整各级政府的管理责任和管理权限

结合国家机构改革, 对高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确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责任和权限划分, 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和“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五种途径, 对已有的高校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二) 简政放权, 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政府要处理好宏观管理和执行的权利界限, 尽量减少行政审批手段, 把精力更多地放到战略规划、依法行政、政策指导、信息服务以及各种间接调控手段上, 遵循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 对高校进行宏观、间接的管理。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简政放权, 在学校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教学评价、教师聘任、学生管理等方面给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 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三) 改变单一的政府财政投资体制, 进一步实现办学体制多元化

在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 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合作与参与, 以动员更多的教育资源, 形成多元化的资源支撑体系。此外, 要让原有的国家单一办学的体制逐步向着以国家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多种形式办学的体制转化。实践证明, 教育投资渠道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适当缓解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 满足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打破高校办学模式僵化的局面, 改变由国家通过考试用分数选拔少数人享有高等教育的状况, 使教育更直接面向社会的实际需求。

参考文献

[1]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邬大光.试论高等教育管理、办学与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性.[J].高等教育研究, 1999, (2) .

[3]杨雅文.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广西高教研究, 2002, (3) .

浅析中国现阶段人口政策及改革方向 篇10

(一) 人口总量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止2011年年底, 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 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0.53%。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减少, 年均增加人口由2002年的826万人降至2011年的644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2002年为6.45‰, 2011年降至4.79‰, 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同时, 我国继续保持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水平。201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 全年新生人口为1604万人, 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0.93个千分点。

(二) 分群体人口数量分析

2010年, 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2年33.59%降至16.60%, 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上升至1.78亿, 所占比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同时, 我国家庭户的规模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02年, 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39人, 而2011年下降至3.02人。

(三) 城镇人口数量分析

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 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近2100万人, 城镇化率为年均1.35%。截止2011年,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

二、人口政策调整的现实依据

(一) 是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问题的出路

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11年降到0.38, 之后将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如果生育率水平不能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 今后的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上升。在本世纪中叶, 将会出现平均4个劳动力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预示着老龄化在今后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 是中国经济应对“未富先老”问题的途径

中国人口结构中“未富先老”的现象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 丧失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力;第二, 对于一些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 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第三, 科技创新能力仍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因此, 无论是面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都在逐渐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 这都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

(三) 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和小家庭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经济领域之外, 还体现在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上。许多子女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面临照顾“1+4+8”家庭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 考虑到独生子女在成长经历、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因素, 调整生育政策, 让孩子有陪伴自己成长的兄弟姐妹, 在成年后也有亲人来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 在遇到困难时也有人可以分忧解难。以上这些, 无论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还是心灵的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 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人口老龄化将带给中国的挑战

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的国家, 严重的老龄化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滑。日本尚且如此, 那么在收入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欠佳、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我国, 老龄化加速也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1990年, 日本的老龄化程度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11.9%, 之后人口抚养比就明显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放缓。2011年, 中国老龄化水平为9.1%, 基本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速放缓时的老龄化水平, 面临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的困境。

(一) 制度安排不健全

目前,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离退休制度、收入分配制度, 以及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 都尚未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社会发展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未备先老”, 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二) 财力保障不足

首先, 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养老保险占中国公共支出的比例不高, 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在全社会得到覆盖, 与其他群体相比, 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相对较低。其次, 若不改变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许多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 而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水平低, 年均收益率不超过2%, 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 养老金面临缩水的问题。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膨胀, 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也将增长, 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 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城市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老年人的需求的考虑不足。在公共服务体系中, 老年人的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老年人服务设施的空缺, 将会给老龄人口的生活带来更大挑战。

四、人口政策调整的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 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

2012年年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指出, 我国应逐步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包含的改革主要有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继续加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关注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发展、统筹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潜力等方面。该报告还特别指出, 近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分阶段分区域放开二孩政策, 可以有效避免同时放开二孩给人口数量带来的剧烈变动, 也可防止放开“单独” (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 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二) 关于放开二胎是否会带来人口爆炸式增长及社会资源巨大消耗的讨论

1、根据“理性人”假设, 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理性考虑是否生育二胎。

国内外的经验可以看出, 放开生育政策乃至鼓励生育后, 人口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一般而言, 社会发达程度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呈反向增长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即使实施放开二胎政策, 也并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加。只有那些原本有生育二胎意愿而积极执行计划生育的夫妻, 才可能生育二胎。

2、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威胁的是资源浪费而非人口稳步增长

2.1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浪费令人触目惊心, 若能厉行勤俭节约, 就能节约大量资源。我国城市餐厨垃圾的年最低产生量为6000万吨, 全国年浪费粮食总量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约为500亿公斤, 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粮食能养活2亿人。

2.2科技的迅速发展与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各种挑战。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指出, 人口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但生活资料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按照其理论, 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此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验证。2005年12月, 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我国结束了历时26年的受捐赠国的历史, 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人口总数20%的人口, 其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说明现代科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的稀缺带给我们的困扰。

五、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

(一) 人口政策的调整需以“小步走”方式推进, 以避免政策波动过大给经济及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人口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流动, 调整城乡人口结构, 逐步转变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积极推进地区间、国与国之间人口以多方式流动, 虽然这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总量上作用甚微, 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全球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二) 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 改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基本保障制度, 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取消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 将所有公民, 不论户籍所在地是在城市, 还是农村, 都将其同等的纳入到社会和医疗保障这两大体系中。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 实现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三) 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要提高人口素质, 就必须扩大受教育的人口范围, 使每个公民都能平等的享受受教育权。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 实施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鼓励职业培训, 老年大学等教育方式, 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学习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人口素质逐步提升, 实现中国人口由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长久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俞海山.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4 (3) .

[2]郭庆松, 陶向龙.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研究[J].人口研究, 2007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