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

关键词： 阜新 磨合 地区 文化

佛教文化（精选十篇）

佛教文化 篇1

一、山西太原佛教文化

1. 建筑文化遗产。

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留下了很多佛教文化遗产, 在建筑上的影响尤其深远。佛教衍生出的文化, 体现在建筑上的表现最为明显, 受佛教影响的建筑在宫廷风格上, 防御系统上, 祭祀习惯上, 特别是在民居风格上, 有重要的影响。宗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中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影响的方面很多, 留存到现在的建筑物也很多。建筑的整体风格上, 造型优美, 规模宏大。在山西太原佛教建筑具有多数的佛教建筑遗存。有始建于唐代, 现存大悲殿最完整、最标准的崇善寺;有始建于710年, 重建于1391年山西太原晋阳古城的太山寺;有始建于北魏的中国佛教净土宗根本道场交城玄中寺, 有始建于汉代, 现存建筑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的明秀寺。佛教文化的影响如果体现在我国的建筑反映上, 山西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山西佛教建筑反映了佛教的历史沿革, 同时与我国本土的文化结合紧密, 表现在建筑上, 就是佛教与中土风格的搭配, 具有文化与美学的统一, 形成了具有中国风和历史风格的佛教建筑美感。

2. 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在文化发展方面, 文学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文学作品主要是描写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感触为主, 而佛教文学作品, 能够反映出最低层人民的感触, 这是佛教给予贫苦大众为伟大的精神财富。佛教有属于自己的系统性语言, 体现在文字上, 能够表现出更加深刻的含义。与佛教有关的文化作品, 都会展示精神领域的宽广, 让人们能够感受到, 精神的力量。佛教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是宽泛的, 在语言应用上, 在文字表达上, 在内容架构上, 给予了文学作品更加广阔的发展。佛教对文化的发展是佛教具有社会意义的体现, 佛教给予文化发展更加具有内在动力的物质。山西太原佛教主要收集《大德文集》般若文海, 佛经、古大德著作、佛教文集、精华集、法师开示、念佛感应、因果报应等, 一部适合现代人阅读的佛教文集。以及对山西佛教文化的诗词对联、佛教故事以及佛教人物。文学是文化最直接的表现, 文学给予了文化发展更加浅显的动力。佛教文化的经典语录很多, 能够让人们朗朗上口的词语也广泛流传, 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 文化就会形成一种溪流, 渗透到所有的经历之处, 给予人类社会发展更加有价值的发展。文化是传承, 文化是进步, 文化在佛教的影响上, 具有深远的意义。我国佛教文化能够衍生出的东西很多, 佛教文化对于普通民众的教化意义也是可以进行长久流传的。

3. 对艺术领域的重要贡献。

佛教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 佛教文化对艺术领域的影响是深刻的, 例如对美术和音乐的影响。佛教中对人性的贡献是非常准确的, 美术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 美术作品能够从细微处表达出情感诉求。美术作品能够从视觉角度丰富艺术的感觉。佛教文化对绘画的影响, 是深入而长久的, 佛教文化把绘画的重点放在艺术感觉上, 佛教文化能够推动绘画细致的进步。佛教涉及的内容很多, 在绘画上艺术家受到的影响就是能够从微小的地方发现美好的东西, 给予到笔端上, 就能够形成良好的印象。佛教对音乐的影响就更加深入了, 在现代音乐中, 还能够发现很多佛教音律的影子。在传统历史音乐中, 佛教因素的音乐就更加广泛了。佛教赋予人悠扬的感觉, 在音乐的表现能够产生更加深入人心的东西。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 音乐的发展更加具有深刻的含义。

4. 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的发展漫长而细致, 传统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给予传统文化发展更加广泛的推动力, 佛教文化能够给予传统文化更深厚的内涵。佛教具有哲学思想, 而哲学思想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内部的影响, 是外部的发展。佛教灿烂的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 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影响, 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我国佛教文化与发展对艺术的影响是可以有多数作品鉴证的。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拔头》, 据考证, 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过来的。

5. 对语言的影响。

佛教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具有广泛性, 佛教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可以进行历史性的评估, 因为佛教文化具有自行体系, 在语言上具有传播的优势, 在现实文化中佛教性的语言已经被很多人应用, 这对于语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佛教的语言传承, 使汉语更加丰富, 具有重要的文化发展贡献。中文中的语言有许多都来自佛教语汇, 这些词汇使汉语更具表现力, 佛教语言丰富了中国语言, 对中国语言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6. 对文字的影响。

佛教文化对我国文字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曾统计《佛教大辞典》, 在统计中可以发现, 佛教将文字进行了组合, 而且在文字的结构上, 给予了启示。佛教词汇丰富, 把文化的精华进行了组合整合, 将文字与词汇搭配成符合语言发展的类型。

二、山西太原石窟文化

1. 山西太原石窟文化。

山西太原石窟主要有天龙山石窟、西山大佛、龙山石窟、太原市硫磺沟石窟、古交市木路塔石窟等。天龙山石窟位于太原市西南约40公里的天龙山, 始建于东魏, 有两座东魏窟和三座北齐窟都是方形窟室, 三壁三龛的形制, 东魏尊像组合都是三尊像, 正面为释迦、左壁为弥勒、右壁阿弥陀的三世佛。天龙山石窟唐代开凿最多, 达十五座, 造像丰腴、优雅、守法细腻, 对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的贡献。山西太原西山大佛坐落于蒙山北峰, 依山开凿。史书记载, 这尊大佛是公元551年北齐年间始凿, 经过了20余年后凿成, 西山大佛经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历代都有重建、扩建、瞻仰、记事等碑刻。如今, 除将前寺遗有五代后的晋、元和明的几通碑刻移植双塔寺保存外, 其余各代碑刻均还在大华严寺, 寺中仍埋有大量埋葬物。

2. 石窟文化的影响。

一是石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有许多石窟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 目的, 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石窟上的魏碑体, 还称赞魏碑体有十美, 比如笔法跳跃、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等, 时至今日, 魏碑体还作为标语、装潢用字广泛使用。二是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通过石窟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 石窟中保留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方面的事物资料, 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的博物馆。

结语

山西太原佛教文化和石窟文化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长足发展, 还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文学、歌剧的发展, 对创作、绘画和音乐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艺术的成长、文学的影响等都具有重要的贡献, 无论是考古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在佛教文化和石窟文化中都能寻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 它是一部中华文明的活词典,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摘要：佛教文化传承已久, 佛教文化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石窟文化联系紧密, 具有内在的若干联系, 具有文化上与内涵上的统一。佛教文化深入社会各个阶层, 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织融汇在一起, 形成了中华文化主流之一, 文化内容极其广泛, 项目极其繁多。山西太原具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佛教圣地, 不但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拉动山西经济, 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内涵的文化价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本文详细阐述了山西太原佛教文化及石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分析了佛教文化在建筑、文学、创作、语言、歌剧等方面的影响, 介绍了山西太原石窟文化以及影响意义。

关键词：山西太原,佛教文化,石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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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甜颖.我国南北佛教石窟的差异.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1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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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鸿武.云冈石窟建筑与佛教雕塑研究.设计艺术学, 2012.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篇2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广西大学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

广西大学

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我国人民在烹饪中使用竹子特别是竹笋的历史悠久，《尚书•禹贡》篇的“厥包桔抽”，《齐民要术》引用《东观汉记》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苞，包通苞，亦是冬笋。随着历史的发展，竹笋已被誉为“蔬食

广西大学

。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竹文化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原则和精神方面。中国佛教积极吸取、融合竹文化。大乘佛教教义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

雅文化 俗文化 根文化 篇3

从观念文化或精神因素的角度看，影响和决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和社会生活面貌的，以及影响当今、今后中国文化走向的，主要不是儒、道、法等家典籍中的雅文化，而是从古至今深植于广大民众头脑中的传统俗文化。不研究、了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了几千年的俗文化，只纠缠于经典文本中章句的解释和讨论，是够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最多只能算作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

中国诸子及其承继者、诠释者的文本雅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显文化，以叙事、论事、论人、说理、讲道的形式明确地写在典籍、文本中。中国民间俗文化更主要的是一种潜文化，中国人生存、生活、发展的精神要素、基本价值理念、行为指导原则并没有以理论学说形式明示于典籍，而是以观念、意识、信念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支配人们的行为。俗文化有些体现在文学艺术文本中，如小说、诗词、戏曲(剧本)等，有些体现在非文艺文本中，如史书、笔记、杂记等，还有些不出现在任何文本，只能从流传至今的习俗、习惯、口头话语和历史遗存的物质文化中看出来、听出来、体味出来。它主要通过言传身教、习俗习惯和民间艺术的方式传播、承继。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并用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了的游民文化、流民文化、流氓文化、帮会文化，就是很重要的一类民间文化，它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而雅文化和诸子百家中就不包含这种文化。

中国传统大众文化或俗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文化。由于历史上中国人生活环境严酷，自然灾害、社会灾难频仍，民间生活文化又往往简化收缩为其核心——生存文化。生活或生存文化不是诸子雅文化的那种统治文化(如法家、部分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某些部分、纵横家学说等)、教化文化(儒家)或学理文化，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包括历代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心中，支配中国人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观念、价值、道理和准则。比如民间宗法文化中对祖先、家族的敬拜，强调血缘纽带和据此生出的上下尊卑、领导服从顺序的等级准则；民间婚俗文化中敬天地、血亲，崇尚生殖的价值取向；民间权谋文化、暴力文化中对权力和智谋的崇拜等。

中国主流雅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一般只对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中的士影响较大，对帝王亲贵和官员也有些影响，对农、工、商及五行八作其他人(还有流氓、娼妓、乞丐)等几乎没什么影响。(不被视为主流的阴阳家学说，倒是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而民间俗文化对社会各种人都有重大影响，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中国主流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影响，完全不能使雅文化包容、等同、替代俗文化。比如，可能有人认为，法家学说就可以等同民间权谋文化，法术势嘛。其实完全不然。法家主要提供的是统治者驭民和控制臣子的办法、制度和理论，而俗文化中的权谋文化主要指在中国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如何生存、生活、发展，除包括法家的一些精神要旨外，还包括如何谋取权力、应对权力、化解权力、摆脱权力等，即一般人如何在权力人际中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些是法家不会提供的。因为法家的角度是帝王师，而不是一般人。中国传统主流雅文化，如儒、道、法等诸子诸家及其历史上的承继者、诠释者的文本，其立足点大都是帝王师，而不是一般人。实际上，俗文化对雅文化的影响更大，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雅文化的理解、解释和传播。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潜规则盛行。如果没有大众潜文化的支撑，没有人们心照不宣的认可，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决定中国社会面貌、决定大小历史事件进程和结局的，主要不是很多人误认为的雅文化，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忽视了的俗文化。

与西方文化对照，中国传统主流典籍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民众俗文化的疏离，二者之间在很多价值理念上无法贯通。

中国传统文化除雅文化、俗文化外，还有一个二者共同建诸其上的源文化或根文化。中国根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中单独的一个部分，又是中国雅、俗文化的基础。要想了解中国传统雅、俗文化为什么具有它们如是的内容、特点和关系，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根文化。

性格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根本，因为它是人的心理要素与自然界和社会交互作用的最初结果，先于有具体内涵的雅、俗文化；同时，性格决定态度，即对人对事的基本心态和取向，如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承担还是推卸、主导还是依赖等。性格文化虽然也可以随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受雅俗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但从群体上看，如果面对的自然、社会没有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群体的性格亦是相对稳定的。中国人的群体性格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根文化。所谓国民性，就是根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那些国民习性。

由于历史上中国人的自然繁衍力强且无法有效控制，而自然资源和适生空间有限，导致整体生存条件日趋严酷，造成了国人看似复杂的性格(面对外界经常有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和举措)。如果能从根文化的角度研究、理解，这些看法和举措其实并不矛盾，国人性格也不很复杂，它们都是中国人性格文化中弱势性和群体性的体现……

阜新佛教文化的探究 篇4

一、阜新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概述

1.阜新不同历史时期佛教文化的兴衰

据相关考古史料证明, 阜新地区的佛教始于辽代。当时, 辽代社会思想文化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佛学盛行, 唐代贵族化的经院佛学被契丹王朝继承, 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佛教到辽中后期已发展成为辽的“国教”, 僧尼过百万。这一时期, 懿州 (阜新) 地区僧尼已遍布各州县。到兴宗和道宗时期已建佛塔17座, 按有塔必有寺的传统, 阜新当时至少有大型寺庙17处, 如宝严寺、萧寺、崇先寺、白山院、建福寺、返照庵等。除塔、寺外, 在契丹贵族的坟茔地还立有经幢 (刻有佛经的石柱) , 如彰武县四堡子小南洼石经幢、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大羊圈子石经幢等。众多的塔、寺、幢成为了阜新地区佛教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金代佛教政策与宋类似, 国家完全从统治集团的自身利益出发, 充分利用佛教的教化之功, 并严密控制佛教教团。金代对寺院的发展和僧人的剃度有严格的限制。路、府、州都设僧政司, 对寺庙的宗教活动实施行政管理。金代阜新所建庙宇很少, 多为继承辽时的寺院, 如懿州的宝严寺。

在元代, 阜新地区道教盛行, 但元朝统治者并不排斥佛教, 阜新地区佛教依然得到了传承。辽金时期阜新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汉传佛教, 修行方法既有显宗, 也有密宗。

明永乐年间, 明朝为防范蒙古和女真, 建立了辽西长城, 阜新地区被隔于长城之外, 从此成为蒙古兀良哈等部的驻牧地, 汉传佛教也就在阜新地区消失了。明神宗万历六年 (1578年) , 驻牧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蒙古贞部落就开始信奉藏传佛教, 当时有108人在青海出家当喇嘛, 其中就有蒙古贞人。明末, 随着蒙古贞部落东迁至阜新地区, 藏传佛教在阜新地区得到大规模的传播。蒙古贞部落信仰格鲁派 (黄教) , 后来归服后金皇太极。

顺治八年 (1651年) , 清廷拨国币, 由土默特左翼旗 (蒙古贞) 第一任扎萨克达尔汗镇国公善巴, 在扎萨克府衙南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寺庙, 寺院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康熙皇帝亲赐匾额“瑞昌寺”, 俗称黑帝庙。此庙盛时曾有喇嘛三百余人, 到解放前仍有喇嘛八九十名。瑞昌寺建成后, 呼和浩特的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世来到该庙修炼, 大力宣传藏传佛教。清朝统治者认为“兴黄教以安定蒙古, 所系非小”。当时有“建筑一座庙, 胜养十万兵”之说, 所以朝廷在蒙古族居住的地区施行保护和鼓励佛教的政策, 不惜金钱广建喇嘛庙宇, 选择大批优秀青年出家当喇嘛。土默特左旗喇嘛教极盛时有国庙、旗庙、家庙360处, 喇嘛两万余人。

民国初期阜新地区应有喇嘛寺庙203座, 喇嘛15 418人, 占当时全地区蒙古族人口的22%。1919年的五四运动, 使蒙古族人民反对迷信、提倡科学的思想得到提高。蒙古族人民逐渐对藏传佛教淡漠起来, 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在新旧军阀混战的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 内外反动统治阶级出于对蒙古族统治的需要, 对藏传佛教采取了限制利用政策, 政治上绥抚、拉拢上层喇嘛, 经济上对寺庙苛收捐税, 使寺庙的收入渐为困难, 下层喇嘛与贫苦蒙古人民一样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解放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感召下, 阜新地区的喇嘛们纷纷参军参战。辅国寺 (八大王庙) 活佛噶拉藏离庙携经投身革命, 被誉为“红色活佛”。1947年, 瑞应寺组织了喇嘛武装队, 有260名喇嘛集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俗称“喇嘛营”, 为阜新乃至东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僧侣也获得了解放, 他们同公民一样享有各种权利, 参加社会活动。僧侣享有宗教自由权利, 正当的宗教活动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20世纪50年代初期, 各级政府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动员僧侣参加劳动生产, 允许青壮年僧侣还俗, 并分给土地。允许年老的僧侣在寺庙里从事正当的宗教活动, 并由政府妥善安排其生活。阜新市政府贯彻执行“以庙养庙, 政府补贴”的政策, 对全地区僧侣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使僧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青壮年僧侣纷纷要求还俗, 参加生产劳动, 寺庙负责僧侣也表示愿意自力更生, 以庙养庙, 努力减轻国家的负担。

二、阜新地区佛教文化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基础上与新经济形态的背景下, 阜新佛教开始全面恢复, 并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性转变。1986年8月1日, 阜新市佛教协会成立;1996年2月, 国务院宗教局和辽宁省委批准了瑞应寺寻访六世活佛转世灵童;1997年4月15日上午, 瑞应寺六世活佛转世灵童“银盆选丸”认定仪式在拉卜楞寺曼巴扎仓正式举行;同年10月9日, 瑞应寺七世活佛洛桑义希·成来坚措举行坐床盛典。近年来, 阜新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佛教得到健康发展。除瑞应寺外, 普安寺、积庆寺、海州庙等寺庙也相继恢复重建或部分恢复重建。到2013年, 阜新市已有依法登记的佛教活动场所38处, 其中藏传佛教场所10处, 汉传佛教场所28处, 甲类寺观8处, 固定处所30处。有市佛教协会1个, 宗教教职人员150人, 信教群众约八万人。

在各级党委、政府, 各级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正确领导与帮助支持下, 瑞应寺洛桑义希活佛带领全市佛教界和瑞应寺广大僧众,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爱国爱教,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服从政府管理, 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 与其他教派和睦相处, 在抑恶扬善、慈俭济人、怜贫悯疾、奉献社会、倡导和谐风尚等诸多方面, 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体现了“利乐有情、普度众生、劝人向善, 报效祖国, 促进人类文明”的佛教根本宗旨。宗教活动场所成为深受信教群众拥护的文明场所。

三、促进阜新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 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做好阜新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充分利用媒体及相关宣传阵地, 建立或依托经常性的阵地, 推进学习宣传的深度和广度, 切实提高各界群众对佛教文化的认识, 提高社会各界对佛教文化的关注度、支持度, 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强化学习培训, 提高信教人员的综合素质

结合佛教领域重大的专项活动, 集中组织各寺庙活动场所负责人、信教群众、宗教工作干部就活动开展的背景、意义、要求、措施等进行学习, 通过学习促进活动的有效开展, 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要大力“请进来”, 邀请高僧大德、名流佳才来弘扬教义。

3.从实际出发, 统筹规划, 发展特色旅游

发展特色旅游要注意保护佛教文物, 保持佛教文化特色, 人造景观过多将会冲淡优势特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主题;要尊重民族风俗, 不要片面追求商业化;发展特色旅游应尊重民族自治。

4.加强领导, 巩固长效管理

进一步完善佛教文化工作责任制, 加强检查考核力度, 确保责任到位, 措施落实。加强协调配合, 整合社会资源, 调动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

5.挖掘和整理阜新佛教文化的优秀遗产

挖掘查玛舞、经箱乐、壁画、雕塑、建筑艺术等, 促进阜新佛教文化繁荣。同时, 加强与文化部门、社会团体及企业单位的合作配合, 充分挖掘阜新佛教文化资源, 做好寺庙的修复重建工作, 为推进阜新的生态文明建设, 为打造美丽阜新而不懈努力。

6.强化开发保护, 确保文化传承

佛教文化旅游以朝拜、求法为目的, 是一种专门层次的旅游活动, 有落地时间长、重游率高等特点。要在保护、修复现有合法寺庙等宗教设施基础上, 对旅游资源进行较为科学合理的开发, 在促进宗教旅游事业发展的同时, 带动观光等其他旅游形式的发展, 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赢, 确保文化传承, 为丰富阜新佛教特色文化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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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篇5

摘要：

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浩如烟海，简单的一篇论文无法说尽。因此，本篇论文从泰国的国教——佛教入手，试论述泰国的佛教文化，以及佛教为泰国的文化做了哪些奠定性工作和重大影响。希望通过本篇论能使您对泰国的佛教文化有一些了解。

关键词：泰国；佛教；文化；影响

绪论

说到泰国，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泰国民众也绝大多数信奉佛教，因此泰国也有“黄袍佛国”的美赞。所以，说到泰国，一定要提到佛教。佛教不仅是民众信仰，更是对泰国整体的引领。上到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下到影响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到佛教在泰国的重要地位。

一、泰国佛教文化的特点

（一）、信奉者多，奉为国教

在没了解泰国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概念是“人妖”。但是看过资料后，我对这个国家多了几分喜爱。泰国算是全民信教的国家，绝大多数信奉佛教。这也是我对他偏爱几分的原因。

佛教奉为国教，已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不仅是平民百姓家，就连同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泰国皇室也是极其尊敬宗教（佛教）的。在国家的重要庆典也会请僧侣前来念经祝福。这是在其他宗教国家很难出现的情景。也是因为这样，国家对佛教团体，寺院提供大量的物力、财力支持，使佛教能更长远地发展。

（二）、佛教在泰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泰国的教育部还专门设立了宗教厅，主要是为了国家和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政府同样每年会支付一大笔费用给宗教厅，用于佛教文化的推广。而更重要的是政府会把佛教教义中有利于政府管理的内容援引进政治活动当中，让它们为政策的合法性和延续性提供强有力地支持。在泰国，执政者的政治生命不仅仅主要取决于政绩，还必须要从传统的宗教势力中获得支持，从而保证其政治上的稳定。

二、佛教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文化对泰国的影响之深，之广是很难论述完全的。因此，这里我只提到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文化对泰国民众道德教育的影响；二是，佛教文化对泰国旅游文化的推动作用。

（一）、佛教在泰国的旅游文化中起到推动作用 1.佛寺众多，为观光旅游增加人文资源。泰国的泰拳，人妖确实是一大特色，但是观光佛寺也是去泰国旅游的重中之重。当你来到泰国，不管信不信仰佛教，都一定会被他的宗教氛围所感染。想必那不仅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首诗给你带来的押韵之感，而是真真切切的心灵震撼。这也要除去那些只为获取世俗利益而求签拜佛的人。

2.朝拜圣地，朝圣者络绎不绝。就像是西亚阿拉伯世界的麦加圣地那一样，泰国也是作为世界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因此，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佛教徒前来朝拜，参加学术活动。朝圣者在推动泰国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旅游业又将佛教的哲学理念推向了世界各地，推动了泰国的佛教文化向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3.佛教节日，为游客带来异地风情的氛围。泰国的民俗节日也是旅游的一大看点。而在这些传统节日里必然会看到佛教的影子。多数节日的目的还是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拜佛精神，保佑生活美好。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娱乐行为。也是为泰国的人文旅游增添了不少看点。

（二）佛教文化对泰国民众道德教育的影响

佛教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的政治地位，统治者希望通过麻痹百姓以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但是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我的认知里，佛教并不是麻痹人类心灵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德行准则，是推动时代发展的一种哲学思想。就如同冯德麦登曾在他的著作中写过：“一些学者认为，佛教根本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世界某个最伟大的精神领袖的教导。”

泰国的宗教教育是深入到学校内部，开设课程，使学生了解佛教，了解宗教仪式和节日。这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佛学思想，在一种崇尚安宁，礼让平和，乐于助人的宗教教义中成长。佛教中的种种教义都在教育着泰国人要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宽以待人等等良好的品德。这种宗教力量带动着泰国的基础教育模式，使泰国国民整体上具有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的国民特质，形成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这里，我想提到一个观点，记不清是从哪里看到的了，大概意思是：“中国目前出现太多的通过欺骗公众来获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没有信仰，心里没有准则。”很值得深思的一句话。我们无法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信仰宗教，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加强自己国家的道德教育。一个有公民道德责任的民族一定会让全体国民有一种源自心灵的力量。一个有公民道德的民族一定会是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安稳的国家。

结论

泰国的佛教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形成具有特色的泰国教育方式，影响着每一代泰国国民。望有机会，我们也能深切体会泰国的佛教文化带来的心灵感受。

泰国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本片论文的论述只是冰山一角。望通过本片论文的论述使您对泰国的佛教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以及兴趣。

参考文献

雅文化俗文化根文化(三) 篇6

潜组织、潜规则的长期存在和通行能得到国人默许和认可，没有遭到太多的抵制和反对，是由于有潜文化形式的俗文化支撑，如宗法文化中的血缘姻亲文化，乡土文化中的熟人文化等。(见《雅文化俗文化根文化》)

潜文化是暗中通行的真文化，显文化则常常成了明面上给人看却行不通的“假”文化。表面上一套，暗中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这是中国文化的又一根本特色。为什么不少人，特别是五四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主流雅文化中儒家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是“虚伪的”，称其为“伪道学”，概源于此。尽管他们搞错了：把民俗误为经典，把伪儒误作孔孟了。孔孟之学不是伪道学，是真道学，而以真俗文化行事又打着孔孟招牌的，才是伪道学、假道学。(见《雅文化俗文化根文化(二)》)

潜文化支撑的潜组织、潜规则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明里是人，暗里是鬼”现象，还有更深的文化原因。它与说谎、欺骗、“乡愿”等一脉相承，是个人或集体在不同层次、不同场合说假作假、遮盖阴蔽、耍两面派的一种“做假”文化，这种“做假”文化贯穿古代中国并一直延续至今。

说谎、欺骗在中国从来就不算什么事，往往还被国人认为是聪明、机智。古时中国，民风尚且质朴。到春秋时，巧言令色、虚伪欺诈、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人和事越来越多，这些心理、行为都属于“乡愿”。乡愿就是那些言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不分善恶是非、一味迎合本乡本土本国的善恶是非，以及貌似忠厚，实与恶俗同流合污的心理、行为(或者人)。孔子对乡愿极其厌恶，称其为“德之贼”。到战国前后，有些人又将各种说谎、欺骗歸纳提炼，发展成“谋略学”，分为兵家、纵横家等，被统治者用于军事、外交，如“合纵连横”、“围魏救赵”、“鸡鸣狗盗”什么的。秦灭六国行独裁专制大一统后，说谎、欺骗、乡愿、“谋略”等则在上层和民间广为发展，并由中原地区推及全国，逐渐定型为一种可称为“机伪性”的国民性，一直延续至今。要不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不诚实的民族。

文革时有“阶级斗争无诚实可言”说，还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给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不做假账”!近年有人作打油诗《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盘中餐，常赖嘴定夺。”另一首是《理直气壮说假话》：“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为语开脑花。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

其他民族也有说假话作表面文章的，但这在他们的文化中不仅是个别的、少量的，而且被认为是可耻的，甚至是有罪的(罪恶的)。世界几大宗教在其“圣训”或戒律中，都明确禁戒说谎、作假。对犯戒有的会给予严厉惩罚。世俗间亦然。水门事件总统搞窃听，并说谎、作假(掩盖)，这在美国是大罪，尼克松为此下了台，还要受刑罚。中国人很不理解，认为这事太平常了。中国历朝历代别说国家元首了，就是下边人，说谎、偷听算什么?中国人娶媳妇还听房呢!

中国社会各阶层均崇拜权谋，崇拜权谋的化身诸葛亮，津津乐道于什么“三十六计”。人际交往中常有坑蒙拐骗、设套作局，古称“构陷”。《红楼梦》中就有“王熙风毒设相思局”。独裁者还会使人“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甚至“群谈者遭显诛，腹议者蒙隐戮”。诚实正直的人很难立足，古时就有不少人喟叹：“直如鞭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有人认为，中国人爱说假话是因为“专制”。实不尽然。不是专制没责任，而是还有其他原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专制也要有文化支撑。专制为什么能建立起来?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为什么专制下受压迫的人推翻专制后又建立起专制?

中国人不说真话有一个过程，就是从不利、不愿到不敢、不会。在这一过程中，是中国人的根文化——性格文化，一直在起作用。它使大多数国人在面对既有的自然社会环境时，根本价值取向从“好活着”、“生活”逐步变为“好死不如赖活着”，简称“赖活着”或“活着”。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的“不幸”又“不争”，就是赖活着状态。

历史上，中国人繁衍能力强，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使人们处于群体生活状态并对群体产生依赖；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农耕最为有利，导致中国人素食为主，肉食少，多数人体质及精神懦弱；较多的天灾使人面对强大的自然常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挫折感，这些造就了中国大多数人性格的基本特点——群体性和懦弱性。群体性和懦弱性又导致多数人的消极性和依赖性，如等、靠、要等。

群体性和懦弱性是专制的性格文化基础。商鞅变法后，秦实行了独裁专制。秦灭六国后，行大一统，并将独裁专制推向全国，使中国的社会环境严重恶化，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国人生存益发艰难(荀子曾对秦国的专制有精辟的描述和议论)。大一统的独裁专制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性格的群体性和懦弱性，使中国人的这种群体性格在秦以后趋于定型。在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目标和内容简缩为生活的前提——生存，即活着。为了活着，即使是赖活着，一切均可成为手段，也不能不成为手段，当然话语、学说、理论和日常行为表现也不例外。在两千多年中几次短期的“治世”里，情况稍好，但性格一旦成型，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延续性，生活的基本宗旨也是如此。

中国人中通行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而不是说真话。中国很多人向来有忽视、并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混淆真假的倾向：“假作真时真亦假”，“亦真亦幻难取舍”。很多人甚至不认为有什么真假。主流雅文化中的学理很多也不从真假出发，只从有利于不利于统治，有利于不利于“国家”出发，说假造假只要是有利便行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戴着假面具，像演戏，在不同的场合，还能随时变脸。因此也没有什么是非，只有利害。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又一巨大差异。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生存环境随人口增加日趋恶劣，天灾人祸频繁，死亡率高，人均寿命短。治乱轮转、王朝更迭大起大落，使人常感到天道无常。世事多变，“人生苦短”。于是就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又造成了多数人的短视性，产生及时行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今儿没明儿”的心态行为。

懦弱性和机伪性。还使国人的心理偏好和行为倾向为“阴蔽性”或“阴密性”：一种阴暗的怕见阳光的心态。说话做事遮遮掩掩，不敢公开，喜欢暗箱操作、幕后行为、桌下交易。从古至今，人们在很多本应公开的公共事务中故弄玄虚，秘密、机密不胜其多。与《三字经》同样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增广贤文》，早就看透国情并告诫国人：“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民众中广有厂卫情结，对“隐蔽活动”、“隐蔽斗争”、“隐蔽战线”情有独钟，津津乐道，认可、甚至喜好潜组织、潜规则和此类带有阴密性的东西。

佛教文化 篇7

关键词：中国佛教,日本,政治文化

1. 中日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1) 佛教传入始于汉代。中日是隔海相望的邻邦, 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后期, 中日就已开始交往。在今日本北九州福冈县须玖遗迹中, 在一个弥生式中期的公墓里发现的随葬品就有汉代铜镜和勾玉等。公元107年, 倭奴国王帅升遣使于中国洛阳, 将中国农业、养蚕业传到日本。公元239年, 邢马台国王派大使到洛阳, 向魏帝献贡了“生口”和“班布” (奴隶和带斑纹麻布) 并得到了“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 领赏到各种绵绸、珠宝、黄金、大刀及百枚铜镜, 回国后将之作为一种荣耀赏赠给贵族。[1]此时正值1~2世纪, 中国的青铜镜、剑的铸造方法以及冶炼技术等金属文化传入日本, 促进了日本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佛教的传入, 对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佛教是作为日本贵族的统治工具而引用、提倡的。公元5世纪, 日本的姓氏制度为中心的奴隶社会面临灭亡, 统治者为了巩固、强化贵族统治, 从精神上麻痹人民, 防止人民反抗, 决定传入佛教, 将之作为“超民”的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 使中央和地方的贵族及群众服从中央政权。

6世纪, 佛教作为政治、思想和统治工具, 以维护贵族的利益而被扶植和提倡。推古朝, 皇太子身份出家的圣德太子摄政, 他景仰中国文化, 也想利用佛教来镇护国家, 提高皇权。他倡导佛法、建佛寺、造佛像, 派学问僧入隋, 皇廷正式接受并扶植佛教。702年颁布法令, 规定佛神两教使用土地标准可以相同。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与原始的宗教平分秋色了。

2. 佛教是作为文明的象征被推崇

在奈良时期的元明皇后以后, 法相、三论、华严等六宗的传播得到了朝廷的倡导和崇敬。中央设“理部”等专管宗教, 下设僧纲、僧正等僧官, 将寺院置于国家控制下。尤其在741年, 圣武天皇曾下令:每地建造国分寺和国分尼庵, 京都建造总寺——东大寺, 并以佛寺形式控制地方, 推行王法和佛法, 将佛教提高到国教地位。佛教非常得势, 并受到朝廷保护和重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强盛的国家, 他们也将从中国引入的佛教当作东方文明高贵的象征, “信佛”在当时也成为一种时尚。在平安时代天皇家族出家的众多, 皇后、皇子等出家更不计其数, 致使君权渐弱, 佛教势力层层渗透, 已达飞扬跋扈的地步, 最后成为威胁、左右中央政权的几个强大的集团势力之一。

3. 以佛教为媒介推进了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日本仿效中国治国用的典章制度来改造日本原有的制度, 并沿袭了中国的模式。

(1) 自古以来, 中国人的文明就以“政治团结统一”为中心, 日本接受了这个把统一的政治制度看作高于一切的观点。所以为了统一贵族的思想, 免得各贵族因为各自信奉自家的图腾而纷争不已, 国家就专门引入外来的, 特别是来自东方文明国度中国的佛教信仰, 供所有的贵族信奉, 形成了政治团结的上层集团。

(2) 日本接受了中国关于君权至上的政体观点, 把他们半神化的领袖 (天皇) 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 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的君主。7世纪天皇已成为权威的象征, 至今仍被作为国家和人民的象征。

(3) 日本仿效中国政体设置了中央集权的机构, 中国的法典也几乎照搬过去。圣德太子执政期间曾派大量使节入隋, 学习文化典制, 并开始模仿中国政治制度起草“宪法”, 其中包括十七条的“笃信三宝”“承认佛教”之说。[2]

(4) 设立了“大度”的选官制度。尤其在7世纪后, 政权机构中高级职务也大多由那些在复杂和高度学术性的国家考试中表现出自己才能的官员来担任。

(5) 日本甚至还采取了中国极繁琐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政府按相等份额分地于农民, 大体按人头担负统一的赋税, 包括田租、力庸、户调, 即租庸调制, 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 且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可见唐风影响之深和广。

参考文献

[1] (美) 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从鉴真探三亚佛教文化源头 篇8

三亚的南山佛教文化旅游区内, 建有南山寺。建立南山寺的最初缘由, 是为了纪念鉴真和尚在三亚的弘扬佛法活动。公元748年, 当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 因为遭遇了台风, 偶然间被风浪吹到了古振州 (今三亚) 。于是, 有了鉴真与三亚的因缘际会。

鉴真和尚在三亚休整的一年多时间里, 重修寺庙, 讲经说法, 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贡献。很多史料对这段历史有记载, 特别是鉴真东渡日本后, 日本真人开元撰写了《唐大和尚东征传》, 书中详细记载了鉴真在三亚时的弘法经历。也许因为存有这些史料的缘故, 人们对鉴真在三亚的传播佛法经历, 耳熟能详, 往往把三亚佛教文化, 甚至是三亚佛教文化的源头, 与鉴真联系在一起。

比如, 陈喆烨认为, “鉴真和尚是三亚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 正是“鉴真的到来架起了海南文化与中原佛教文化的桥梁”, 可以说, “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化在海南的传播, 是从鉴真开始的”。

当我们试图探寻三亚佛教文化的源头时, 不禁要问:鉴真是三亚佛教文化的源头吗?或者说, 三亚佛教文化是从鉴真开始的吗?

二、鉴真之前三亚已有佛寺

之所以对“鉴真是三亚佛教文化源头”提出质疑, 首先因为:鉴真来到振州 (三亚) 前, 三亚已经有了佛寺。

三亚大云寺的修建, 与唐朝时期统治者崇敬佛教的政策有关。武则天天授二年 (公元691年) 时, 朝廷“敕两京、诸州各设大云寺”, 以藏大云经。振州 (三亚) 尽管远在天涯海角, 也不敢违抗圣旨, 修建了大云寺。到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 , 唐朝廷又命天下诸州建开元寺。海南的地方政府也奉旨建造了开元寺。鉴真和尚在三亚时, 组织重修了大云寺。离开海南岛前, 在琼山地区, 又应当地官员的请求, 重修了开元寺。

虽然没有详尽史料证明鉴真来到三亚前, 已经有僧人来过, 并伴随地方政府修建寺院, 而开展弘法活动。但是, 理论上的推测是:既然有了寺院, 而唐朝又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兴盛时期, 僧侣队伍十分庞大, 佛教的渗透能力很强。这些都有理由相信, 三亚兴建大云寺, 有僧人随之弘法的可能性。

唐朝廷颁旨修建佛寺的行为, 包括鉴真因为台风的偶然因素漂流到三亚, 都属于从大陆内地向海南三亚的一种佛教文化传播。假如说鉴真之前, 存在着的从内陆到三亚的佛教传播,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那么另一种从印度和东南亚而来的佛教文化的海上传播, 就不仅仅是一种推测了。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

中国的陆路“丝绸之路”, 举世闻名。而“海上丝绸之路”, 也许会被人忽略。中国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陈炎认为, 海上丝绸之路比路上丝绸之路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约在秦王朝和汉代时期。徐福率童男童女百工等庞大的船队, 在东海上替秦始皇求仙, 曾到达过日本, 开辟了东海航路。汉武帝时期, 有船队从雷州半岛出发, 驶达了印度, 开辟了南海航路。

海南岛位于南海航道上, 处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要冲。唐代沈耽的《广州通海夷道》, 这样记载海南的“要冲”位置:“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 至屯门山, 西行二日, 至九州石, 又南二日, 至象石, 又西南三日行, 至占不劳山。”屯门即香港之屯门, 九州石在海南文昌, 象石在海南万宁, 占不劳山在越南中部东海岸。史料中还如此描述三亚的港口:崖州榆林港“为印度洋所必由之路”;崖州番人塘因“相传番人覆舟于此, 故名”;崖州毕潭港在“三亚村南海口, 占城贡船泊此”;崖州大蛋港“客商泊船于此”。从这些史料得知, 海南岛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而三亚的几个港口, 处于中国最南端, 有更多的机会与南海诸国交流往来。

其实,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 也是传播和交流佛教文化的国际航线。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 西汉时中印海上交通已经开通。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 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先是使者、商人纷至沓来。然后, 僧人跟随使者、商人也踏上这条海上航线。特别是三国和东晋以后, 一直到唐代, 印度佛教高僧纷纷来华, 海上丝绸之路上, 僧人成群, 梵音不断。

海上佛教弘传, 中国最先成为重镇的是交趾。交趾 (今越南河内) , 在三国时期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直到唐代, 广州才取代交趾, 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研究史料认为, 佛教传入交趾的具体时间不详, 但汉末时期天下大乱, 而交趾的社会却很安定, 人民生活幸福, 百姓喜欢佛教。比如, 此时期在中国内地出现的高僧叫康僧会, 他其实是印度人, 跟随做生意的父亲, 移居到交趾。十多岁时, 父母双亡, 于是康僧会出家, 在交趾学习佛法, 并成为大师, 然后才去中国内地弘法的。康僧会在交趾修习佛法的事情证明:如果当时交趾没有高水平的佛教文化, 就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佛教大师。关于广州的佛教弘传, 有着更多的史料记载。第一个由海路来中国的印度僧人, 是坛莫耶舍 (公元401年) 。公元527年, 中国禅宗的创始人菩提达摩, 乘船抵达广州, 他在广州登岸的地方, 被后人称为“西来初地”。中国僧人义净于公元671年, 也沿着这条海上航线, 从广州出发, 飘洋过海, 去印度取经。这些历史资料都让我们认为,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国际海上航线。

从开辟南海航路的三国时期起, 直到唐朝为止的500年里, 印度来华的高僧, 以及中国去印度学习的僧人, 史料中记载有名有姓的就达到33人。无名无姓、未被记载的无名僧, 数量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三亚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 鉴真来到三亚之前的500年中, 难以数计的中印僧人, 穿行在经过三亚的广州与印度的航线上, 就没有发生过一些如鉴真因台风飘落三亚一样的偶然事件?有趣的疑惑是:连远在东海准备东渡日本的鉴真, 都被吹到了三亚港, 而那些数百年间, 在三亚港前往往返返载有僧人的船只, 就没有一次一只船需要到三亚港补充淡水、躲避台风、修补船只?

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唐朝前三亚已经传入了佛教;但相隔不远的广州的史料可以间接证明, 至少在东汉末年佛教就传入了广东。我们仍然需要时间去探寻史料和遗址, 以期透过历史的迷雾, 再现载着僧人到达广州的航船中, 在三亚的一次次驻足和一回回传播佛法。

四、神奇的吉贝传播

吉贝, 与海南岛, 与佛教传播, 有着神奇的联系。

“吉贝”, 是中国古代文献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特有的一种木棉织品的称呼。《尚书·禹贡》说“岛夷卉服, 厥篚织贝”, 研究考证, 指的是海南黎族。一般研究认为, 吉贝原产于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地区。海南之所以有吉贝, 而且在战国时代就有记载, 也许因为吉贝从印度传入海南岛后, 黎族把它作为贡品献给了朝廷, 而被记录下来的。

因此, 海南虽然有吉贝的时间长, 但其渊源仍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因为棉纺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 中国早期史料记载中, 多把它列为印度南亚等地的贡品。再一个原因是, 海南岛的黎族现在仍称木棉树为“蛤”, 木棉花为“贝”, 称呼与印度语“吉贝”相同, 因此推测应该源于印度语的称呼。又因为我国南方和西南的一些习惯传统与印度南亚相同或相仿, 这可能源于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 包括“吉贝”, 也是两地交流的结果。

研究吉贝的传播路线和传播时间, 发现吉贝的传播路线是:印度—东南亚—海南岛—中国南方大陆—日本。更有趣的现象是,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 其传播路线也如吉贝的传播路线, 从中印度—东南亚—中国大陆—日本。而其传播时间也与吉贝相同。此外, 在吉贝传播路线经过的地区 (海南除外) , 均发现了南传佛像的遗址。

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断:吉贝传入了海南 (包括三亚) , 那么南传佛像 (包括佛教文化) 也会传播到海南 (包括三亚) ?

在传播时间上, 是不是也可以推断:至少在鉴真到来前, 吉贝 (以及佛教文化) 在三亚早就存在了。甚至不仅仅是唐初, 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 乃至更远的汉代、战国时代。

五、余问

1992年袁金明、袁金华兄弟, 在三亚南山鸭仔塘村旁, 发现了一块河卵石, 石上刻有藏文, 是一块藏经石。据专家考证, 此石为唐代之物, 是佛教密宗的信物。此枚藏经石, 是目前佐证佛教传入三亚的唯一物证。

由于缺乏史料, 鉴真之前是否有中外僧人在三亚弘法, 只能是一种理论和逻辑的推断。三亚佛教文化更早的源头, 尚待新史料和新遗址的发现和佐证。

另一个有趣的疑问关乎黎族。古代三亚黎族人居多, 研究发现, 外来宗教中, 佛教最早传入黎族。历史上曾出现过黎人“慕佛”现象。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古迹》中, “南番及黎人人慕佛相好”, 即是明证。然而, 结合鉴真是否为三亚佛教弘传源头的疑问, 我们仍然要问: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黎族的?

目前公认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在汉时永平八年 (公元65年) 前后。而吉贝传入海南黎族的时间却早在战国, 又根据之前对吉贝与印度、海南岛、佛像传播关系的论证, 佛教有可能随着吉贝一起在战国时代就传到了海南岛, 传到了黎族。

如果佛教在战国时就随着吉贝传入了海南, 那岂不是中国佛教文化最先传入了海南黎族?这真是个让人兴奋的大胆推测。

参考文献

[1]吴国华.三亚历史文化丛书:南山[C].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

[2]陈喆烨.鉴真和尚与海南佛教文化[J].西安社会科学, 2009 (1) .

[3]吴永章.黎族史散记[J].民族研究, 2000 (6) .

[4]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J].今日中国, 2001 (12) .

[5]姜樾.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南岛港口[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1, 23 (3) .

[6]吴廷璆, 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J].历史研究, 1995 (2) .

[7]陆芸.海上丝绸之路在宗教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5) .

[8]徐强.魏晋南北朝广东佛教的传播与分布[D].广州:暨南大学, 2009.

[9]何忠汉, 陈江.“吉贝”、“劫贝”的北侵与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历史渊源和传播路线[J].东南文化, 1994, 101 (1) .

抓住契机发展无锡佛教文化旅游事业 篇9

应该说, 无锡地区有着丰富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在著名的旅游景点, 仅有影响的佛教寺庙, 就有城中的崇安寺、南禅寺, 梅园的开元寺, 太湖鼋头渚的广福寺, 而在已故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亲自关照下重新修建的马山祥符寺, 以及灵山文化园区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圣地, 灵山文化园区有目前世界上最高大的露天青铜释迦牟尼立像, 有国内仅有的再现释迦牟尼诞生场景的“九龙灌浴, 花开见佛”的大型音乐动态群雕, 而位于灵山大佛基座内的佛教文化博览馆则展示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内容……这一切每年都吸引大量中外游客前往观光游览。因此发展以灵山文化园区 (灵山大佛) 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旅游对无锡的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首先, 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水准, 化解个人危机, 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人们的道德水准并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 相反种种私心杂念, 贪爱欲求, 使许多人迷失于真理之外, 甚至沉沦堕落, 社会道德面临空前挑战。加上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种种不如意, 使人的心境容易迷失, 导致个人的生存危机, 甚至于会因此危害社会稳定与发展。佛教劝导人们要多做善良之事, 多行慈悲之举, 把自己的心清静下来。这与我们经常所说的和谐、稳定是相辅相成的。开展佛教文化旅游则是帮助人们追求心灵净化的一种最重要的心灵和文化体验。佛教寺院一般选择高山大川, 为的是追求清静, 超脱世俗欲望。佛教提倡建设净土, 不仅是建设心灵的净土, 也是建设社会的净土和环保意义上的净土。佛教还提倡众生平等, 尊重生命, 强调为社会服务, 为所有的人服务, 使佛成为人间的佛, 这些思想都是健康向上的, 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体验的。当人们游历寺院庙宇, 遍览名山大川时, 能融入当地的优美的人文环境中, 接受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的熏陶, 体验佛教文化独特的寂静而空灵、庄严而神圣的意境, 这是佛教文化旅游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佛教作为一种宗教, 更是一种哲学, 它提倡“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心, 是诸佛教。”人人自净其心, 社会自然净化了。同时佛教一向重视智能自力解脱, 所谓“佛向性中作, 莫向身外求”, 劝导人们以一念平常心来转变受困扰的心境, 使人们从佛教信仰中舒解种种身心失调的困惑, 积极面对人生, 从而有效地化解个人危机。而随着社会大众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准也会得到不断提升, 自然也就能促使社会的不断地和谐发展。事实表明, 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富裕, 对佛教文化更崇尚, 对佛教的需求更大。佛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文化, 更是现实文化;它不仅是一种宗教, 更是社会道德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建设一个以佛教文化为背景的旅游城市,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市民的素质, 优化城市的人文环境, 从而促进整个城市的和谐发展。

其次, 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有利于传承社会文明, 弘扬多元文化, 加强国际交流。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既是文化的载体, 又是文化所创造的客体。这一历史特点, 决定了宗教也具有文化功能。原始宗教就以在它的母腹中孕育的文化满足了社会的精神需求。现代社会世俗文化虽已脱离了宗教文化的母胎, 但仍需要母体──宗教文化的扶持、启迪及滋养。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现存的历史悠久的佛教遗迹、山林古寺也就成为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当然, 佛教文化并非仅具历史价值。佛教属于人类创造的伟大文化之一, 而且是涵盖各层面的大文化, 而非徒供怀旧思古, 玩摩观赏的文物。因此, 在发展佛教旅游时, 要努力使佛教文化功能在现实中能充分发挥, 使社会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实际功效。位于无锡灵山大佛基座内的佛教文化博览馆就集中展示了中国五方五佛, 三大佛教体系的丰富的佛教文化内容, 全馆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 利用详尽的文字介绍、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 全面展示了佛教的历史起源、传播、流变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刻影响, 体现了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 所谓踏遍青山不如一馆尽览, 要想在最短时间内全面了解佛教的历史文化, 非此馆莫属。

此外, 发展佛教文化旅游, 可以使人们通过对佛教景点的游览, 对佛教文化的领悟中加强国内国际佛教文化交流, 沟通与融洽各族各国人民感情, 加深国际与民族间的了解。同时可以通过对旅游景点佛教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欣赏, 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第三, 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有利于发展佛教经济, 促进佛教自立, 从而推进社会发展。

佛教经济的发展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寺庙能够达到自立;二是可以通过法施、财施等公益活动回报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作用。因此佛教经济的发展历来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传统。

其实就中国当代的宗教发展要求而言, 国家制度安排就包含有宗教组织实行自养的政策, 这就是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可以兴办生产、服务、福利等事业。在此机制的设计下, 当代中国宗教界参与经济活动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近年来, 依托灵山大佛崛起的无锡灵山发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崛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无锡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无锡目前的主要旅游企业集团, 主要致力于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开发拓展。公司拥有灵山景区、旅游食品公司、中外合资灵山泉饮料公司、生物科技公司、IC研发公司等综合产业群体, 总资产10亿元, 年销售规模6亿元。无锡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灵山景区——“灵山胜境”, 已经成为无锡市的标志性景区, 是新无锡形象的代表, 也是华东和太湖黄金旅游线的新亮点和新热点。自1997年11月15日“灵山大佛”开光以来, “瞻拜灵山大佛, 观赏太湖风景”已成为华东, 以及国内游客游览太湖的主要内容, 影响远至东南亚各国。灵山景区每年吸引海内外信众和游客200多万人次, 共接待游客数千万, 并成为中国首批AAAA级景区。多年来,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来到灵山视察, 而莱索托国王莱齐耶兰世等多位国外领导人和贵宾也慕名来灵山参观游览, 使灵山景区在海内外旅游界和佛教界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因此, 在公司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 也为无锡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 依托灵山佛教旅游发展起来的无锡灵山实业公司在取得巨大经济效果后, 也积极回报社会, 开展慈善福利, 参与社会救助。几年来灵山祥符寺先后投入2300多万元, 致力于赈灾、扶老、助残、救孤等慈善公益事业。2005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上”上, 无锡灵山祥符寺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荣誉, 祥符寺的获奖, 是国家对于佛教界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的肯定, 同时也表明了佛教界在公益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 为无锡社会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 主要可以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工作, 即首先通过思想教育使信教群众做好本职工作;其次关心信教群众脱贫致富;再次推动佛教团体和佛教寺庙搞好自养;最后力所能及地利用佛教界的优势, 为“三引进” (资金、技术、人才) 牵线搭桥, 从而为无锡经济和城市发展做出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2008年11月中旬在无锡举行。届时将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领袖、高僧大德、知名人士和学者代表出席, 将无锡的佛教文化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潮。为此无锡市各有关部门正精心组织、全力做好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筹备工作, 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无锡的整体形象和功能。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世界佛教论坛会址主体工程、配套项目即将完工并投入试运行;为了进一步优化和改善景区外围环境, 分别启动并实施了古竹街景观改造、千波桥——古竹桥旅游通道、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此外, 在世界佛教论坛召开前, 将全面完成古竹街和圣芭芭拉大街的景观改造工程, 千波桥——古竹桥旅游通道、陆马公路延伸段和环山西路的建设, 以及相关的给水管网、污水管网、景观节点环境、生态环境景观、旅游氛围等方面的建设。可以预计, 在无锡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 不仅是佛教届的盛会, 也是无锡佛教文化旅游的一次盛会, 是无锡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契机, 因此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办成获得广泛好评、国际认可的盛会, 充分展现无锡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力争使无锡成为世界佛教论坛永久性会址;同时要抓住机遇, 借此整体提升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乃至无锡的整体功能和形象, 尤其是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要借助这个契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淘汰一部分不符合度假区功能和定位的落后产业, 推动度假区形象和功能的整体提升;同时对太湖沿岸生态景观进行大幅度的改造提升, 尤其是湖滨带的建设要根据太湖治理要求, 统一规划、高标准设计, 进一步显示太湖治理成效、展示太湖美景。

办好世界佛教论坛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活动本身, 它必将对无锡, 以及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 无锡以及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要抓住有利时机, 准确定位, 围绕建设一流的度假区、风景区、旅游区的要求, 组织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贯彻环境优先战略, 落实好太湖治理的各项措施, 借此带动无锡经济和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无锡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资源、环境等日益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挚肘。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 无锡一直在谋求经济发展形态的有效转轨, 扶植发展绿色无污染的新兴产业。而利用无锡现有的佛教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佛教文化旅游事业, 对无锡城市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无锡,佛教文化,旅游

参考文献

[1]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无锡宗教[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2]谢彦君:旅游学概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3]孙喜林　荣晓华:旅游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4]陈　兵　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5]赵伯乐: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01)

佛教文化与企业管理浅谈 篇10

关键词：佛教文化,企业管理,联系

管理企业, 是管理组织, 是管理人的组织。管理行为, 一切企业行为, 是人的行为。企业的最大资源是人才资源。管理活动, 是人类特有的心智活动。在企业内, 人既是执行管理的主体又是被管理的客体。任何有效管理都要通过人才能实现。

《尚书》里说:“唯天地, 万物父母;唯人, 万物之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从古至今无论军事上还是治国上, 无一例外的都是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 可见古人对人的高度重视。人的一切全在于心, 一念起, 万水千山皆有情, 一念灭, 沧海桑田已无心。人的最大资源在于觉悟。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研究, 佛教文化中有最丰富的内容, 很值得我们借鉴。

这里说的佛法, 不是迷信的东西, 也不是远在天边看得见摸不到的东西, 更不是掺杂政治色彩的东西, 佛法是什么, 佛法就是人生宇宙普遍存在的真理, 就是永久不会改变的方法和轨则。这个真理亘古常在, 无处不有, 只以佛陀发现了、亲证了, 因而就称之为佛法。佛陀翻译为中文, 就是“觉者、智者”的意思。每个人都具有亲证人生真谛之潜能, 故此佛陀说, 众生皆有佛性, 皆可成佛, 皆能觉悟。换言之, 众生都可获得圆满的幸福、究竟之快乐。

所谓拜佛取真经, 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 在一定程度上说, 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 在求;悟为明性, 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

佛教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之一是“缘起性空”, 所谓“缘起”, 就是说:世间上没有独存性的东西, 也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 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起, 包括我们自己, 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简单地说, 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 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 离开关系和条件, 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因、缘, 一般地解释, 就是关系和条件,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缘起。因是种子, 缘是条件, 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 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 若此灭则彼灭。

所谓“性空”, 就是说:因缘和合所生起的假有, 本性是空的;如果自性不空, 则不能有, 这就是“真空生妙有”的意义。由空性而延伸出“诸法无我”, 说的是一切有为、无为法中, 并无‘我’之实体, “无我”即是无自性, 就是性空。即一切法皆依因缘而生, 相互依存, 无实体性。这一点, 深刻体现了佛教“空”的思想。它告诉人们, 只有不执着于“我”, 才能与宇宙万象的一切东西, 共荣共生。由此可知, 佛教强调要达到“合于诸法”, 就必须首先进入“无我”, 因为“无我”而“法现”, 因为“有我”则“蔽法”。也就是说, 心中破了“我相”, 方能治理国事、世事, 要知道自己是否达到“无我”的境地, 就要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众生的切实利益。

无论是企业外与客户和消费者的沟通, 还是企业内上级和下级、平级间的沟通, 同样应以对方为中心。放下“自我”, 去掉“我执”, 放下我就是对的, 别人就是错的的概念, 才能有空杯心态, 学会倾听才能有所得到。在沟通中体现众生平等, 要以感恩的平等的心对待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同事, 去掉“我”, 体现“无我”的境界。事实上, 人也只有通过利他的方式才能做到真正的利己, 利了他人也必会利己。世上最大的无私也就是最大的自私, 真的, 每个人都要认真的体会世上最大的无私就是最大的自私的道理。

如上所言, 既然缘起是真理, 由缘起衍生的因果报应理念亦为真理。因果报应是朴实无华的人生哲理, 就以白纸为例, 从投入大地的种子起到制成白纸, 这一阶段, 是一连串的因果。假若以种子到大树此一时间段论, 则种子为因, 长成的大树就是结果了;若以大树到制成白纸这一时间段论, 大树则是因, 制成白纸就是结果;若从种子到白纸此一时间论, 种子也是白纸的因, 白纸是前面的树芽、小树苗、大树等一切的果了。所以, 因果要依时间来表述。

其实, 在道教中也有对因果的很好诠释, 即“道法自然”, 讲的也是规律, 也是因果。

“一粒种子的成长需要条件,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亦需要条件, 一个企业的成功亦需要条件。在企业里, 细节决定成败, 企业需要员工的敬业、忠诚、主动, 需要员工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心志, 需要员工们高昂的士气;员工们需要来自企业愉快、尊重、自豪和温暖的感受, 也需要上下之间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沟通和交流。所以, 企业领导要周全地考虑每件事, 从细节抓起。

由于我们生活在缘起的世界里, 所以我们要生感恩心, 感激生活中给我们提供了方便的一切, 同时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佛教中叫做报众生恩, 报国家恩, 就是回报社会, 报效祖国。企业的员工有了这样的回报理念, 那么, 企业的前途才是无可限量的, 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赚取利润上, 企业就会走向死胡同。所以, 你的心量有多大, 企业的成就就有多大, 眼光有多远, 企业的发展就有多远。

佛教对僧团的管理理念是六和敬精神, 什么是六和敬?即身和同住, 口和无诤, 意和同悦, 戒和同修, 见和同解, 利和同均。这里面牵涉六个对象, 即身, 口, 意, 戒, 见, 利。这种管理理念也符合企业管理相关的理念, 身即员工的行为仪表, 口即员工的语言表达, 意即员工的情感态度, 戒即公司的规章制度, 见即员工的见解判断, 利即员工的自身利益。这六点都是建设一支和谐团队所不可缺少的。身和同住讲究的是礼仪, 优秀的企业必然有优秀的礼仪, 礼仪的作用就是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 让他们以一种良好的仪表展现在客户面前, 使企业获得良好的公众形象。同住是员工之间的和平共处, 闹内讧的企业肯定不能长久, 内部的团结是企业发展的前提, 怎么做到这些呢?首先就得靠礼仪, 礼仪是外部的规约, 无规矩不成方圆, 方圆就是内在的精神气质, 需要靠规矩才能形成, 没有礼仪的团队就会松散就没有战斗力, 所以身和同住是第一步。

口和无诤不是说员工之间不能有不同的看法, 而是要求员工不能因为私利而去诤。口和无诤需要企业有共同语言, 有了共同语言, 员工之间, 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就容易沟通了, 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产生误会乃至矛盾。企业管理者可以批评员工, 但绝不能骂员工, 和气生财, 有了和气就会有财运, 天理如此。

意和同悦是要培养员工的共同心理。企业管理者要关心每一位员工, 让他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他就愿意为企业付出汗水。

戒和同修是说企业的规章制度一定要制定得合理, 得人心, 要让大家都愿意接受, 而且在执行过程中要公正平等, 绝不徇私舞弊。只有这样, 员工才愿意共同遵守规章制度。当然, 在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要避免死板僵化, 不合理制度的要及时修改。当然不能以企业管理者个人意志为尊, 而要征求员工的意见, 进行修正。只有最合理的规章制度, 才能最充分最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见和同解是企业要有近期和远期的发展目标, 要让员工朝着共同目标努力, 而不是各持己见, 各自为政。思想决定行动, 在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见解相同合作才能顺利进行。企业管理者要经常利用员工大会等形式给员工做思想工作, 贯彻企业既定方针, 防止员工思想上的紊乱, 治企的根本在治心, 员工心齐了, 没有办不好的企业。

利和同均在企业中并非平均主义。而是利益的分配必须按照统一的原则, 依照员工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 不偏不倚, 均是如此, 没有特殊对待。这样员工才会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