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广义虚拟的经济理论论文

关键词：虚拟广义摘要经济

摘要：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信息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对广义虚拟经济提供分析工具，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对信息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广义虚拟经济在信息主义中表现为信息生产力、信息战略观和信息财富观，并完成了逻辑自洽，并且通过科学的批判吸收信息主义，丰富发展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基于广义虚拟的经济理论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基于广义虚拟的经济理论论文篇1：

广义虚拟经济视野下的中国发展战略

摘要：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其可提供更多的、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社会需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明确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现今发展阶段中的适用性后，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用性；创新；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GDP总量中，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非物质要素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直接显示出在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满足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新层面。在新的经济主旨的指导下，广义虚拟经济悄然而至，并且日益壮大。

广义虚拟经济，即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综合，它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由此可见，广义虚拟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发展：发展不只是物质要素的增加，还包含了许多人文社会要素，它们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出发，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发展中的适用性

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原来的物本经济转变为人本经济，确立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秉持着立足于人类生活、以满足人类全面需求目的的和谐发展观。若要在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须明确其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路线相一致，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

在中国哲学中，人的定位问题很早就明确无疑。《周易》中将三才之道，即天、地、人为三才，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讲道：“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周易》中的《文言传》对人的定位有着详细的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齐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鬼神乎，而况人乎！”人与天地并立，与鬼神同列，其主体性一目了然。自《周易》起，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观念从未在中国文化中消失。从唐代名臣魏征所讲的“民如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中肯定人的作用、肯定人的地位的传统不曾断绝。这种以人为本观念的长久存在是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扎根的沃土。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特征是二元价值容介态，即在信息介质作为进化纽带的情况下，事物既可在和谐共存中自然容介并进化，也可单元存在而不失其意义，这其中就含有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二元论广泛存在于各个学派及社会生活中。《周易》的“阴阳”，儒家的“义利”，老子的“有无”，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强调事物的和谐统一，都是二元论思想的体现。

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文化相符，可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广义虚拟经济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广义虚拟经济的实施，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广义虚拟经济重视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可以推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作用，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并且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发展战略，实有必要。

二、从广义虚拟经济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快速增强，中国需要维护的战略利益空间不断扩大。然而，现阶段中国发展结构性倾斜问题严重，表现在物质资源投入过大而知识资源投入较少，一、二、三产业结构倾斜等方面。因此，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代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要积极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与经济结构，不仅需要注重“看得见”的实物投资，更要加大“看不到”的虚拟价值的创造，对整个社会发展战略加以优化。

就此，我们可以在中央党校段培君教授提出的中国结构性大战略的视阀下，在把握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规律的基础上，考量中国的发展战略，从新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

（一）雙引擎战略视角下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路径

广义虚拟经济不同于其他秉持“物本”观念的经济理论，它突出发展目标的以人为本的导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因此，广义虚拟经济要求在满足人民群众“实在的”物质需求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虚拟的”精神需求。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时的主要战略目标即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在这一奋斗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传播，理性经济人概念深入人心，使得大家淡忘了数理模型背后的生死哀乐，在不断追求物质享受中忘记了精神需求。而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指出国民财富不是只表现为物质财富，还表现为文化素养、生态文明等精神财富。现阶段，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极大，且呈增长趋势，急需在战略层面得到重视。中国制定发展战略时，扩大对这些需求的产品供给，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的增长。

从双引擎战略视角看，需求引擎是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首位的发展模式，形成消费、投资、出口比较合理的动力结构，广义虚拟经济恰恰提供了极大的消费空间与大量的消费人数。广义虚拟经济不只关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领域，更将人们的消费视野扩大到了“乐”的领域。现阶段，中国人均GDP已逾8000美元，并且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人民已有更多的能力追求精神富足，这次“国学热”中可见一斑。因此，中国应将服务性消费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要大力建设网络媒体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使得中国的第三产业加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方面，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开拓文化市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同时改革教育体制，注重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增强中国人力资源基础，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双引擎战略的另一个引擎即供给引擎，它是指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的传统中，科技创新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战略推动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但现阶段，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应加大科技建设投入，进入到发展前沿的领域，如新能源产业和太空开发应用等领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这一轮科技发展潮流中把握先机。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双轮，科技创新推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文化创新能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达。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不断增长，急切需要文化创新带来的新的知识要素与其他相关要素，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积累正是创新的源泉。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综合西方外来文化，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一起形成新的要素结构与创新体系，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扩大相关产品供给，形成新的创新增长点，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二）以“十字形”战略保障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物资匮乏，因此主要经济模式为“物本经济”，由此形成了宏观调控主要针对实物供求的做法，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调控体系，例如，对煤矿等矿产资源的调控。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倘若政府不以有效手段加以宏观调控，极有可能产生泡沫甚至经济危机，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例如，一段时期内房地产市场火爆，虽然有人们对安居的实际需求，但更多的是人们对财富增值的心理需求。且不说房地产过热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直至破灭，只是人民财富都流向土地，拥有土地也成为致富的便捷途径之后，人民积累的财富会迅速流失，社会失去创新能力，人们只为钱而奋斗，不再有心思去发挥自己的天赋，社会问题会随之涌现。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影视、旅游等富含虚拟价值的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经济，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控制各产业的平衡发展，切不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因此，加强广义虚拟经济的监测与调控，使广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协调运转，维护好主权信用，使广义虚拟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政府在对广义虚拟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可像实体经济那样对资源进行集中控制或垄断。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给予了人民群众更大的供给，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加的文化精神需求，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粗放式的投资方式的绝佳机会。政府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源控制、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纵向放权，深化体制改革，使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定会以其非凡的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推动以消费占首位、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动力结构的确定，这与“十字形”战略的“1”的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类似的情况：北宋不对经济发展有过多的控制，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了资源，创新能力得到支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辉煌的时代，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唐朝三百年间产出的五百九十亿斤粮食的一倍还多，并且大宋王朝的面积在全盛时期也不及大唐帝国的一半。同时，宋代思想文化也高度发展，苏轼、二程、朱熹、范仲淹等哲学家、文学家都涌现于那个时代，宋代也因此与周朝共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

在政府对广义虚拟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实现人财物管理的纵向放权，使资源可以由人民大众来掌握。但是在社会治理结构上，由于权力和机制的固化性，需要进行权力的横向分权，即按照社会化的原则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分开，这即为“十字形”战略的“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涵盖了众多产业，只有政府减少对其的不适当干预，使得广义虚拟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发展，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

“十字形”战略为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广义虚拟经济在政府适当调控下的自主发展，对实现增加我国新的创新增长点有着积极作用。

（三）双向开放：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和对外的协同开放战略

广义虚拟经济将原本只有“衣、食、住、行”的经济链条，延展到了“乐”的这一环节。“乐”的出现，使其市场空间变得极为广阔。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的精神需求急剧增加，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恰恰提供了此种需求的供给，并反过来刺激了需求的继续增长。面对这种情况，对内开放要求社会财富、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使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在开放中进一步流动起来。这会给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资源闭塞与不公带来冲击，使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起来。当资源得以在社会中正常流动，内需便会得以扩大，消费者有了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消费结构既可得到改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會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一目标与双引擎战略下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性。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内开放战略也会影响资源的分配，使得银行资本向大型企业倾斜，教育医疗资源向事业单位倾斜等现象得以改善，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这种影响正好与广义虚拟经济对“十字形”战略的作用相一致。

在实施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开放战略的同时，也要坚持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全球发展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对外开放。况且，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外开放涉及到虚拟价值的输出，关系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还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可以满足他国国民的需要，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使别国了解中国，了解到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了解到一个奉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了解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抢占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这体现在微观上就是企业的品牌价值与产品溢价。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靠此获得了大量财富。单就美国好莱坞大片而言，2015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2》中国内地票房已超过14亿，再加上其周边产品的销售，获利极为可观。在其他领域，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企业也从中国乃至全球获取了无数利润。并且美国企业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且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掌握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影响力，改变中国制造处于产业链末端的状况，推动中国制造向高端发展，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

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可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创新增长点。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可以优化中国的产业机构，解决中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

作者：李佳森

基于广义虚拟的经济理论论文篇2：

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信息主义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信息主义、生产力、信息

人类经济从传统的实体经济走向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广义虚拟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呈现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虚拟经济对于社会的发展节奏和面貌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和新构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下，新的经济观正在形成，以信息主义为特点的广义虚拟经济正在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一、信息在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的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并没有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考虑因素纳入到发展之中。在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信息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学也开始对信息的产生、制作、交换以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开始研究分析，表现为经济学中对于广义虚拟经济与信息问题的重视。

不确定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的新工具，广义虚拟经济下，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来，信息的全过程需要成本考虑，同样信息也将带来收益，这就是广义虚拟经济下的“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条件。信息除了在原有的经济决策中发挥作用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信息在虚拟经济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在这样的问题导向下因此整个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需要转变。

广义虚拟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信息部门经济学”的进一步的发展，信息部门经济学是“专门分析信息产业和信息产品的特征，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比重和贡献，从而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 的新的研究方法和经济部门。在广义虚拟经济之中，信息已经突破原有的经济决策信息因素单一性角色，而已经成为具有生产要素的复合性特征，其能够单独或者联合其他经济元素对经济系统的的结构、功能和作用产生新的影响，在广义虚拟经济下，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将对经济活动产生新的结构性调整与功能性调整。

在广义虚拟经济下，信息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信息的分布和利用将决定经济的运行和效果，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和技术的广泛传播下，经济不对称情况和机理被无限放大，将会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化和贫富差距，信息在虚拟经济中起绝对性的作用，其非对称性的程度越高，在竞争性市场上通过对于信息的垄断可以形成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经济运行中，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可以占据经济活动中的有利地位，同时将利用信息优势进一步加深对信息资源的垄断，这就可以看出来信息在经济活动中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战略性资源。

虚拟经济下，市场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信息对于市场的影响表现为信息的不对称性造成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关于信息在市场中有其是虚拟经济市场中产生的作用，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罗夫通过“柠檬市场理论”来分析归纳信息在市场活动中的买方和卖方中如何发挥不对称的作用。所谓“柠檬市场”指的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我们假设这种柠檬市场下，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者比买房更多的额信息，占有市场优势，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市场会逐渐的消退，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你想选择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金融期货市场上，卖家对于手中的金融产品及其背后的实体经济比买家拥有者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金融买家对于卖家的信息肯定是持怀疑态度，唯一的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价格压低，来通过价格优势来降低信息不对称对买家造成的高风险。买家过低的价格最后会促使卖家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质的金融产品充斥着市场，高品质的金融产品被逐出，最后导致的将是金融危机和金融市场的萎缩。因此，如何来削减虚拟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建立长效透明有效的沟通手段。在信息社会和虚拟经济中，经济主体中的诚实是有效工具，这也就是我们看现在的大部分虚拟经济中对于征信认证的重视性，就是为了解决虚拟经济运行中的信息的不完整和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乔治·阿克尔罗夫是凯恩斯主义的支持着，其认为如果视图解决柠檬市场中的经济不对称的危害，需要政府在市场体系尤其是市场沟通和诚信机制作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柠檬市场理论在虚拟经济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表明信息主义能够能够对虚拟经济中的很多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因此被认为是揭示了“虚拟经济的核心”。

二、虚拟经济与“经济观”的演变

广义虚拟经济对经济观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义虚拟经济涉及对价值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义，这对传统经济价值理论带有颠覆性意义，而价值一直被认为是经济观中的核心要素，基于信息主义推动的广义虚拟经济对于经济观的演变影响结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下的信息生产力

广义虚拟经济同新技术的结合产生了生产力角度的信息生产力。生产力被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也是经济学范畴中的重要元素，在广义虚拟经济中，生产力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广义虚拟经济下，社会发展从原有的物质生产力向着信息生产力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很难再有明显的去分界线，经济活动中的产品生产制造着、产品、工具和市场交换，都能够看到信息在起着更加的突出的作用。广义虚拟经济仍但是技术创新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但是从虚拟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信息技术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主导技术，成为新的生产力模式和形态，虚拟经济将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形态，同时对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等上层建筑产生了影响，最终形成以信息主义为特征的“虚拟经济社会”。

由于信息生产力在广义虚拟经济中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说虚拟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就是表现为生产力进入到信息形态，因此在虚拟经济时代，如何来衡量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力水平，就要考察信息在不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要考察信息、知识、智力等新信息部门在虚拟经济中的比值，要考察虚拟经济下的信息从业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我们说虚拟经济时代，尤其是广义虚拟经济是比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的社会发展形态，是生产力基于信息化的新的跃升。

（二）虚拟经济下的信息战略观

广义虚拟经济下，经济新常态就是一种将信息作为经济发展战略观的新经济发展形态。在虚拟经济中，信息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经济发展迅猛领域大多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经济，因此世界上的国家为了能够抢占经济中的领先地位，都将信息资源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基本储备，对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的力度不断加。虚拟经济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简单劳动力和资本的竞争，而是信息富集的虚拟经济元素则更具有生产中的优势，才能够在虚拟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强国，这就是虚拟经济下的信息资源观。广义虚拟经济下，知识和科技是信息强国的特征，虚拟经济也成为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分水岭，基于虚拟经济的“信息生产力”和“信息标准”使得世界分工有了新的特征，经济强国多存在于虚拟经济的生产中，虚拟经济在推动国家财富积累方面比实物更具有优势，而穷国则更多的承接了工业化生产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所以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只有不断的进行经济新常态建设与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中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释放信息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才能够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三）虚拟经济下的信息财富观

广义虚拟经济下财富呈现出新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也就是新的价值形态的变化，以信息为载体的新经济附着物成为虚拟经济的财富标志。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认为：“‘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中，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 林左鸣认为：“今天世界上所创造的财富，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创造了很多非物质的财富，而且非物质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 虚拟经济多集中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的增长不再仅仅依靠体力劳动，而是需要依靠信息生产所带来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新的经济观，虚拟经济通过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形式来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标志物。因此，从信息主义的角度来看，虚拟经济在经济学中将处在首要的地位，虚拟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更多的是由信息所创造的，而劳动时间以及满族人的生活需求的产品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准。

三、虚拟经济中的经济信息主义

虚拟经济时代对经济观的影响，在演化的过程中成为决定性因素，通过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于经济信息主义的修正和吸纳，使得新的经济观最终将走向更加科学的广义虚拟经济下的信息主义。

（一）修正信息决定论

在广义虚拟经济中，由于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和价值容介物，是一种新的经济信息决定论。这种广义虚拟经济语境下的信息主义，将会将经济体的信息优势转化为具体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优势，广义虚拟经济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将会导致经济层面上的地位不对称。在广义虚拟经济下，人的经济活动可以被抽象成为对于信息的获取、加工、交换、生产和收益，人们的信息能力能够决定人们的经济互动能力，社会上典型的经济信息主义浪潮已经席卷我们的社会。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思维已经遍布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随着虚拟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形式，信息主义也开始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第一要义。虽然信息主义的发展有时候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就像每一个经济理论总有自己发展的独立性和负面性一样，信息主义在发展中有过度扩大的现象，聚集成一定的泡沫，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虚拟经济下的经济信息主义是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价值附着物，也就是价值容介态，在虚拟经济下，信息成为最为主要的价值衡量物，因此所形成的市场信息主义，将信息置于市场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巨大的因素。因此，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就要将信息掌握在手中，信息成为虚拟经济市场中决定成败的唯一的因素。在广义经济时代，对于传统的竞争规律也有着新的改变，传统的经济体量大的主体兼并经济体量小的主体已经变成信息掌握快的主体兼并信息掌握慢的主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和信息掌握充分的主体兼并信息掌握不中分的主体（大数据下的网络营销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源的信息化导致了资源的信息主义，需求的信息化导致了需求的信息主义，广义虚拟经济在信息主义的逻辑中完成了逻辑性的自洽。然而广义虚拟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信息主义的完全接纳，极端的信息主义将劳动、资源等传统因素排除在了经济发展之外，强调信息是唯一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广义虚拟经济在肯定经济信息主义的同时，还是将传统的发展要素纳入到了新的发展体系之中。在广义虚拟经济中，最基本需求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理需求，是人作为一个高级动物能够活下去所需要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是心理需求，当人们物质需求满足以后，还要追求精神愉悦、心理舒畅。当然，这个快乐不仅仅是完全虚无缥缈的或非物质的，许多物质的东西也蕴含着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使人快乐的因素。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价值似乎是由满足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两个方面来共同组成的。而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还应当通过传统要素的生产加工完成，只是虚拟经济在这个加工过程中进行了信息化的处理，以更加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这也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信息主义的一种更为客观和积极的吸收。

（二）发展信息创新论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周期律呈电磁波形式，也就是以一种类似磁场跟电场不断交替的波态运动在不断的发展。应用这种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可以发展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是类似于电磁波运动的形式，有技术的发展，也有非技术的、创意经济的发展。当技术发展的主导期结束以后，就是创意的发展时代，创意发展积累财富以后，又投入到技术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从传统的经济观发展来看，是劳动和技术在创造价值，而在虚拟经济发展中，更多的是附着着信息的科学和知识在发展作用，传统的创新认为技术和劳动力的发展是波状型的，会出现高潮和低谷，但是在虚拟经济视角下，通过经济信息注意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发展主导结束后恰恰是信息创新发展的高峰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理论仅仅只是研究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周期，发现经济周期会有高周期和低周期，而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经济进入低周期的时候，应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虚拟价值的服务类产业这其实就是信息创新在技术发展的低谷期发挥作用，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观点来看因为技术革命不可能经常发生，新技术发展必须有先期的财富积累，新的技术范式的形成需要成长期，有足够的时间积累，而信息具有流动快、富集快的特点，并有着改造技术和经济互动的作用，是创新的先导。例如我们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后，世界进入了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低谷时期，行的经济增长点还在培育，新的技术范式体系还在酝酿，但是在这之前，经济就要靠创造虚拟价值来发展，靠创意经济，而创意经济本身就是经济信息主义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因此广义虚拟经济通过经济信息主义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科技创新理论。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和承认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性，也应当看到广义虚拟经济对于经济信息注意的科学吸纳，因为在广义虚拟经济中，经济活动对信息活动的依赖达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中将信息经济放在重要位置、重视信息经济对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影响，需要通过新的学习去适应已经被信息技术改变了的现实经济活动，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信息主义有利于分析经济活动时产业的升级、科技的应用、创新的实现等，是广义虚拟经济个理论科学性和逻辑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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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谢俊贵. 当代信息主义思潮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J].文史博览，2006，（4）.

作者：王曼倩

基于广义虚拟的经济理论论文篇3：

“广义财富”视角下财富差距变化趋势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传统财富概念已经很难准确反映中国居民财富状况和差距。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提出了“广义财富”概念，将人的声望、地位等许多虚拟因素纳入到财富范畴，估算包含虚拟财富在内的“广义财富”、“广义财富差距”及其变化趋势。分析表明，“广义财富差距”更加全面深刻反映了人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所有差距。由于声望、地位等虚拟财富的导入，财富的叠加效应、马太效应使得财富内涵改变后财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广义财富”的提出也为社会树立正确财富观、价值观，为政府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帮助。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广义财富;差距

一、引言

传统的财富概念主要测度的是实物财富，这种财富的定义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经济的发展需求。基于传统财富概念的收入差距反映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失灵。进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升，财富差距问题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一些人将物质财富追求作为了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为了实现财富的最大化而变得不折手段地，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气氛。这种心态很难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已富有的人群一方面追求极致的个人享受，将巨额财富用于奢侈品的购买，另一方面极力推脱自己的社会责任，反感慈善行为。这些都是财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后果。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下，中国实际的财富差距会更大。“广义财富差距”比传统的财富差距更能反映中国现实，有利于政府制订出相关政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关于财富理论的文献有许多。欧美国家最先步人现代化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阶层分化等现象较早出现，讨论的文献也出现的比其他国家要早。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的动态进步中，早期收入差距的恶化是在所难免，随着经济的再增长，收入分配会趋向于合理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级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但随着经济步人到中高水平，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会越来越强，收入差距也就会出现合理化的趋势。舒尔茨作为人力资源经济学的先驱，他提出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可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却缺失了这个重要方面。

传统的财富差距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Barro（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整体关系。不平等会阻滞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它会刺激高收入国家经济的增长[1]。Uchimura（2005）利用中国1988-1995年的人户数据进行实证，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收入分配合理化有一定作用，但受益人群面太窄[2]。Kratou（2016）认为收入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拉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受益。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3]。中国税务学会课题组（2003）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尚处于扩大的状态，但还没有达到两级分化的程度[4]。造成中国社会收入分配恶化的原因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和政府宏观调控不利。研究还表明政府的税收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些细节方面还需完善。王天夫（2005）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各行各业形成了自己的收入分配非正式制度。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整体的收入都不高，这种非正式制度起到的作用并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非正式制度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深刻的影响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数据表明各行各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极大的，但行业内收入分配差距则相对较小[5]。岳希明（2012）考察了我国在2011年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该项新政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个税起征点标准正好处于最佳增收点，超过了起征点课税会减弱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累积性，而不足起征点则收入分配作用就不会太明显。这表明这项政策的制订是非常合理的，对我国收入再分配有十分积极地促进作用[6]。

随着虚拟经济的到来，对“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多。林左鸣引用了生物学“进化”的概念，认为传统的商品价值是会随着时代发展而“进化”的。宋可为（2012）认为传统的商品价值会不断地融人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信息介质而变成一种高级的商品价值形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基于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生活价值论”[7]。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更加重视个人的直观感受，具有十分显著地人本精神，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社会信息态蕴含的价值，更加准确地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林左鸣认为实体经济虚拟化是一个必然地历史过程。林左鸣和闫妍（2012）认为在当代社会，各种经济相互地跨界交叉，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或仅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8]。正是基于前人的理论，这里提出了“广义财富”的概念，它来源于广义虚拟经济，是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广义财富”与“广义财富差距”的内涵

（一）“广义财富”的内涵

21世纪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也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科技以及管理才能等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财富不再只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成为了一个动态概念。能够代表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种财富，能够使得这些财富迅速增长的东西也可以被称作为财富。有学者将这种静态财富称为硬财富，将那种动态的财富称为软财富。这种对财富的认识与以前相比是一个较大的进步，它将技术、品牌、产权以及声望等更广阔的内涵也纳入到了讨论的范围内。以上观点都有一个隐含不言的前提，那就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就是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假定成一个充满理性、精于筹谋和计算，不会受到感情因素影響的人。当他站在一个生产者的角度时，他就会竭尽一切来谋求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当他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时，他就会利用所有可能性使得自己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种假设最早出现在亚当·史斯的《国富论》中，是这本书中提到的经济人假设的一种拓展版本。理性人假设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是将经济活动中各色各样参与者的特征进行了一次抽象的概括，这种概括有利于经济学家在理论分析中进行分析，方便各种讨论的进行。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人都是不存在，人会受到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常常做出各种非理性的行为，这些都是理性人假设很难解释的内容。

以往的财富都是着眼于创造财富、储蓄财富以及财富的再创造。人在生活中将许多的时间用于了闲暇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客观上这种行为为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我们通过财富的循环来维持自己的闲暇。广义财富将许多不可度量的内容也纳入到了财富的范畴，广义财富差距是在广义财富的基础上度量居民之间财富差距的概念。并且，广义财富差距受到众多隐形因素影响，实际财富差距可能要大于官方数据，具体如图1所示。

（二）“广义财富差距”内涵

“广义财富差距”与传统财富差距内涵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入了声望、地位以及其他不可见的要素。加入以后，“广义财富差距”会比传统财富差距更大一些，这样可以更好地度量出中国实际的财富差距。

提出“广义财富差距”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客观要求。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对认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地从保守、封闭以及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进步、开放以及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种伟大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会改变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利益关系、就业方式等各个方面，生产力水平是财富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利益关系、就业方式等方面是促使财富观发生改变的动因。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提出新的社会课题，这推动了人们积极的思考，促成了新的财富观诞生。实践会推动已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与新生力量发生碰撞，在不断地碰撞中解决矛盾，在解决中深入。

提出“广义财富差距”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社会意识具有继承性。中国古代传统的财富观会对现在的财富观产生深刻地影响，现代财富观或多或少还是会包含着一些传统财富观蕴含了的元素。新的时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国社会开始接纳各种不同的财富观，中国的财富观也正在受到西方财富观的影响。西方的财富观已脱离偏重物质财富的阶段，在文化内核中还包含着博爱、互助等基督文明的要素。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与其放任自流自我融合，很难进行积极地引导，对中西方财富观中落后、愚昧以及封建的糟粕进行切除，将各自财富观中的优点部分进行融合，以产生一种新的科学的财富观。

四、“广义财富差距”的形成与测算

（一）“广义财富差距”的形成

“广义财富差距”是通过实物财富差距和虚拟财富差距构成的。虚拟财富差距还可以分为狭义虚拟财富差距和广义虚拟财富差距。实物财富差距就是传统的财富差距的概念，指的是现金、房产以及固定资产等可见财产，能够直接变现的财产。虚拟财富差距由狭义虚拟财富差距和广义虚拟财富差距构成。狭义虚拟财富差距是一个既有的概念，有许多的人对此展开了论述。狭义虚拟财富差距是将金融资产作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实物财富最大的差距是不可见，不存在实物载体，只有证券凭证来表示它的存在性。广义虚拟财富差距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将人资资本、信用以及声望等概念也纳入到财富的范畴之内。研究加入了广义虚拟财富后的“广义财富差距”会比传统的财富差距有着何种差异。

“广义虚拟财富差距”可以通过转化效应将“广义财富差距”进一步地拉大。“广义虚拟财富差距”和实物财富和广义虚拟财富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广义虚拟财富差距”可以迅速地转化为“广义财富差距”。例如，拥有社会地位的人即使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依据可以通过自己的无形资产来迅速的发家致富。虚拟的，不可见的“广义虚拟财富”也是可以迅速转化为实物财富的。如果将“广义虚拟财富”也纳入到财富的概念之内，那么社会的财富差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中国社会的名人效应格外的显著，这意味着“广义虚拟财富”的转化效应在中国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如果将其纳入到考虑的范畴，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很有可能会变大。

（二）“广义财富差距”的测算

什么是“广义财富差距”？“广义财富差距”都包含哪些东西？这些都是核心内容。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社会还带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经济色彩。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就是劳动力、土地以及劳动工具。因而，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土地和劳动工具是最重要的财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细胞，西方重商主义的观点开始在中国社会流行起来。中国社会开始将财富和金钱的多寡等同来看[9]。甚至，当时的汉语词典也普遍把财富理解为钱财的加总。这与当时西方社会将金银与财富等同来看的情况一模一样。虽然这两种财富观对财富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可不难发现它们对财富的定义显然都只局限在实物财富上。那个时候，财富差距就是实物财富差距的拉大。“广义财富差距”将不可见的财富也引入到了财富概念当中，重新定义了财富的概念。

收入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财富是一个存量的概念[10]。收入的变化影响着财富的变化。“广义财富”就是一个存量的概念，而“广义财富差距”是建立在“广义财富”上面的一个相对的概念。广义财富差距的测算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借鉴林佐鸣关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认识和作者对广义财富的界定，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实物财富差距MF，狭义虚拟财富差距NVF，广义虚拟财富差距（包含声望的差距PRE、人力资本的差距HCD以及信用的差距CRE）来测算广义财富差距GF。具体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表达：

ΔGF=ΔMF+ΔNVF+ΔPRE+ΔHCD+ΔCRE

廣义虚拟财富差距是由声望的差距、人力资本的差距以及信用的差距构成。狭义虚拟财富差距用一般可计价的货币量来表示。广义虚拟财富差距是将不可见的虚拟财富进行货币化表示，加入到财富的范畴以内，探究新概念下中国财富的差距变化。

观察表1可以看出加入虚拟财富以后，中国实际的财富差距会更大一些。中国明星有着庞大的资产，可是他们的虚拟财富却没有计算到其中。他们可以通过代言和演出，获得巨额的收入，这些都会立刻地转化为实物资产。所以，当考虑了这种虚拟资产后，“广义财富差距”显示的中国贫富差距会比政府公布的中国贫富差距更大。

五、“广义财富”视角下的财富差距的变化

“广义财富差距”是基于广义虚拟产业和实体产业的产值来测算的。广义虚拟产业这里的统计范畴包括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业、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业、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业、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业等等。实体产业就是除了这些广义虚拟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财富的差距。

傳统的财富差距测算可以使用旧有的行业分类方法。传统的统计制度是建立在实物财富差距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传统财富差距基础上的。不对现有的行业统计标准进行再分类，那么统计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是传统的财富差距。只有按照“广义财富差距”的定义对就有的产业进行再分类，那么统计出的居民收入差距才会是“广义财富差距”。受限于数据的来源，这里可以模拟地画出“广义财富差距”的变化和传统财富差距的变化，用于分析两者差距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从图2可以看出，加入了“广义虚拟财富”的传统财富差距就是“广义财富差距”。“广义财富差距”比传统的财富差距波动更大，这符合之前的论断。广义虚拟财富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也就是说广义虚拟财富丰富的人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财富，而广义虚拟财富匮乏的人则很难享受它带来的财富，这会使得两者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这里也不可否认，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口会因为“广义虚拟财富”的纳入而变得富有，不再贫困。这并不是测算的失灵，反而是测算准确的表现。这可以提示那些人重视自己所拥有的“广义虚拟财富”，挖掘自己的虚拟价值，充分地转化成实物财富，使得当地地区人民脱离贫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密切相关，不可分离[11]。

六、结论与启示

传统的财富差距很难准确表现中国当下居民财富差距的。这里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提出了“广义财富差距”的观点，将中国的产业分为广义虚拟产业和实体产业，研究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实证结果表明：“广义财富差距”和传统的财富差距变化趋势是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可是，“广义财富差距”比传统的财富差距更大一些。这说明中国的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低估，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来缓解中国的社会矛盾。广义财富差距”比传统的财富差距更能揭示中国的社会矛盾，反映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这有利于政府进行决策，缓解中国社会的矛盾。基于上述结论，这里提出以下四条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福利制度建设，缩小居民的财富差距。传统的财富差距没有考虑福利制度差异，而“广义财富差距”考虑了这个差异[12]，发现了中国实际的财富差距会更大。中国收入分配制度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而福利制度正式收入分配制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两者的密切配合可以促成巨大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

第二，重视税收调节，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税收调节是调节财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开征遗产税和房产税可以有效地阻断代际之间的不公平[13]，减小中国的居民财富差距，尤其是对虚拟财富差距的阻断有着更为显著的成效。

第三，有利于财富观转变。许多地区实物财富很少，但是虚拟财富很多。重视虚拟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缩小中国的居民财富差距[14]。这可以打破中国传统的财富观点，让更多的人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长足的进步，这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

第四，引导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共同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共同发展可以有效地减少中国居民的财富差距，而两者的背离发展，会扩大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两者的和谐发展是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15]。该概念的引入，使得收入差距和贫困差距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合理，财富观和价值观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Barro R J.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0，5（1）：5-32.

[2]Uchimura H.Influenc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on inequality in china[J].Ide Discussion Papers，2005.

[3]Kratou H，Goaied M.How can globalization affect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2016：1-27.

[4]中国税务学会课题组.税收如何调节个人收入分配[J].税务研究，2003，10：10-20.

[5]王天夫，王丰.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J].社会学研究，2005，03：156-181+245.

[6]岳希明，徐静，刘谦，丁胜，董莉娟.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12，09：113-124

[7]宋可为.财富密度：财富标志的量化特征研究[J].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2，3（04）：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