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情结（通用9篇）
篇1：民族主义情结
一方面，瞬息万变的时代困扰着家长们，让他们给子女的成功施加了更大压力，通过口头语言、叹气、沉默和皱眉等方式塑造出具有完美主义性格的后代。
另一方面，这种个性反而让人僵化，失去了适应多变世界的灵活性，对不确定的事物容易焦虑。
担心出错还可能演变成对自己行为的怀疑、不确定感，从而重复无意义的动作、反复检查，这些都是强迫症和广泛性焦虑的重要症状。
高标准的人并不都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的关键在于过分担心出错，认为任何一次表现都是自己能力和形象的全部体现。“哪怕遇到地震也绝不会不化妆就跑出去”，他们想方设法回避或掩盖错误，也因此很难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得到成长和提高，比如一些运动员在上升时期就早早结束运动生涯。其实，越怕出错就越容易出错，心理学研究证明，过强动机会让运动员动作变形、学生记忆力下降。
完美主义者给自己定的标准往往高不可攀，因此注定收获无情的挫折，甚至沉浸在失败前的担惊受怕和失败后的悲观丧气中。
“完美”并不等于“优秀”：前者是懊丧不成功，后者是享受成功。如果“完美”已经成为你的束缚，记得常常温习不完美的好处。首先，转移注意力。在追求“最好”疲惫不堪时暂停一下，看场电影、打场球，再重新审视快乐的真正所在。其次，故意犯错误。一向妆容完美的你可以试一次素面朝天出门：别人嘲笑你了吗？小看你了吗？新的感觉会给你新的思路。
另外，完美主义者还跟周围人过不去。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高兰・沙哈认为，完美主义者通常先入为主地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能干，因此对人际交往感到厌倦，对他人和社会容易挑剔、仇视甚至攻击。古代诗人屈原的一生就颇具完美主义的悲情色彩，他“怀瑾握瑜”，不屑与市井大夫为伍，“举世皆浊我独清”，最后对外界完全绝望，只得怀石沉江。
篇2：民族主义情结
把英雄和个人联系起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理解中，似乎认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的，这也是我们当听到英雄这个词时的第一反应，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读过的书籍，听过的故事中，向来都是这样，英雄就是一个人的天下，英雄可以“拯救世界”，英雄也可以创造奇迹，人们赋予了英雄太多的神话，寄予了英雄太高的期望，而事实上，在很多时候，英雄也的确是往往能扭转乾坤，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于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中，从小便植下了深深的“英雄”情结，“英雄”情结亦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思维体系中，也形成了长大以后的做事方法和思维模式。
而对于我们中国企业家而言，这种“英雄”情结也影响着自己企业的发展，牵连着企业的命运。当企业碰到困难，或者经营上一筹莫展之时，“英雄”情结便开始从思维深处浮出来 ，直接指导决策和行动。企业家们便开始四处求才，妄图依靠英雄来救企业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想依靠英雄来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时候，英雄似乎就成了“救命”的稻草一样，所有希望全系于此。
但事实上，经营和管理一个企业，打造一个产品和品牌，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而英雄人物往往都是感性而非理性思考者，他们做事也是不循规蹈矩的，而是凭自己的感觉来作选择和决定的。对于一个长期经营的企业来讲，这种行为对企业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甚至是具有致命性的危害。
那么，到底如何来平衡企业和英雄的这种关系呢?
可口可乐、三星、现代、统一、IBM等等，在这些公司里，我们看不到企业英雄的影子，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竞争力的产品和世界知名的公司品牌，公司和产品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企业英雄的知名度，
而在我们中国，“打工皇后”吴士宏为什么会遭遇TCL之败?是她没有能力吗?那她为什么又能从一个小小的清洁工到一个外国公司大陆区总裁?她不是徒有虚名，那她为什么又会在中国公司一无建树呢?
相反，同样是在中国，史玉柱为什么又可以背负3亿巨债，重振旗鼓?牛根生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一个乳业王国呢?史玉柱重振旗鼓，可以说与他有一个优秀的团队、集体是密不可分的，牛根生的腾飞同样，与他有一群优秀的人才是息息相关的。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企业的发展、壮大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也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它需要集合众人的智慧，依靠大家的努力、付出，企业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系统和制度而非一个英雄。英雄也许只能解决企业的一时危难,或者说是只能解决企业的一个环节问题,而无法挽救整个企业，也就是说，英雄可以让企业成一时诸候，却无法成就企业之霸业。相反，企业可以不存在，钱也可以没有，但是，只要有一个优秀的团队，一个由各路英雄所组成的团队，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则一切奇迹都可创造，战场如此，商场亦如此，
所以，企业不是不需要英雄，老板也不是不要“英雄情结”，关键针对于企业这个组织而言，要认清真正需要什么样的“英雄”?
当然，认识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重新树立自己的“英雄情结”，这个英雄是指一个集体，一个团队，而非某一个个人;是一个系统，而非一个无素;是理性的英雄集合，而非感生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企业可以少一个人才，但却不能少一个团队，一个有基础和潜力的人可以很快在一个团队里成长起来，但一个人却的力量是远远影响不到一个团队的存在和价值的，也不足让一个团队大伤元气!有这样的话：“一棵树改变不了气候”，我想其含义大抵如此吧。
篇3：当“用书主义”遭遇“完美情结”
其实冷静下来一想, 对孩子生气发火, 多半源于她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记得刚上初中我就给她讲过学习方法, 告诉她掌握了好的学习方法就会事半功倍。我教她要精读教材, 吃透课本。因为“万变不离其宗”, 只有吃透了课本, 才能做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而吃透课本的基本做法就是要“精读”, 把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多次强调的或是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知识点用不同颜色的笔 (比如黑、红、蓝等) 、不同形状的符号 (如“▲”“●”“★”) 分类做统一标识, 一目了然, 便于记忆掌握也便于以后的复习。我甚至拿自己读过的书给她示范, 而她却不愿意在书上勾画, 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会破坏书籍的整洁美”。
也难怪, 女儿从小对芭比娃娃情有独钟, 她的芭比从衣服、鞋子到头饰, 都要搭得“一丝不苟”。许是幼年的游戏无形中造就了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情, 于是就出现了在幼儿园时因为担心把衣服和鞋子弄脏, 不肯像其他小伙伴一样到沙坑去玩堆沙堡的游戏。我疑女儿所追求的这份“完美”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 因无大碍, 无形中又减免了我洗衣劳作之苦, 也就纵之顺之了。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她的“完美情结”多次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冲突。这个问题已经不容小觑, 该适时纠正了。
我告诉女儿, 热爱洁净本身没有错, 因为这是一个文明人的基本教养。但是凡事应该有个“分寸”, “过犹不及”也。做一件事,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比如我们买书是为了读书、用书, 是以学习知识、掌握知识、灵活运用知识为终极目的的, 而不是做保存“洁本”的藏书家。仅仅因为担心“书会变得不好看”不肯在书上圈点和勾画, 以致影响学习效果, 显然就是“因小失大”了。
进一步思之, 女儿身上自然也有我当年的影子, 我亦是经过多次碰壁之后才知道“酒精消毒所达到的清洁度”不足以承受真正的人生时, 才顿悟的。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 书至净则无学”, 或许, 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尊重人性的发展, 才能实现“用书主义”和“完美情结”的对接。
虽说自己也是一个具有创新理念的教育工作者, 育儿初期就汲取了柳宗元“郭骆驼种树”和李开复“培养有主见的孩子”的教育思想, 懂得尊重儿童的天性, 尽量不做扼杀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剪刀手”。但是作为“过来人”, 成长的教训和经验毕竟积了一些, 自己走过的泥泞和坎坷, 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避免。我总拿“不吃一堑, 也长一智”的成人智慧教育她, 但是女儿却不领情。
也难怪, 她只是一个不谙世事、天真烂漫的少年, 意识不到世事的艰辛与人生的坎坷, 往往是她像蹒跚学步的幼儿抱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跌跌撞撞往前冲, 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虽一个劲儿地提醒她小心地上的砖头瓦砾, 她却浑然不顾就那样直直地撞了上去。我眼睁睁地望着亲爱的宝贝倒在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却无能为力。是啊, 除了责怪她当初不肯听话, 作为监护人的我, 又能如何呢?
篇4：“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泽东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别出现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但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
篇5：岑参诗的英雄主义情结
岑参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边塞诗雄奇瑰丽，充满了英雄主义情结，代表了盛唐的时代风貌。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的主流，也成为了古代文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乐章。其中引人注目的边塞诗人当推“诗雄”的岑参。岑参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为唐代诗人之冠。他的诗雄奇瑰丽，凝聚了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时代主旋律。
一、岑参的边塞诗饱含了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渴望
岑参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伯祖父、堂伯都官至宰相，父亲也两任州刺史。十岁左右，父亲去世，家道衰落，“早岁孤贫，能自砥砺，浏览史籍”(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岑参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整家业。二十岁时到长安，献书求仕不成，遂漫游河朔。三十岁登进士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这是八品下的职位，官卑禄微，岑参感到自己获取高位的愿望难以实现。
盛唐时期“壮武而柔文”，北方民族融合带来的尚武精神成为当时的时代风气，唐朝又重视以军功取士，鼓励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沙场上建功立业。在尚武的社会风气和崇尚军功的时代环境的熏陶下，岑参对游侠精神怀有极高的热情，心中充溢着英雄主义的情愫，没有祖荫的他选择了投身边塞为进身之阶的人生道路。在岑参看来，报国与求功名并不矛盾，“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侧身佐戎幕，敛任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送费子归武昌》)这些诗都反映了岑参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获取功名的雄心壮志，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
二、岑参的边塞诗充溢着雄壮的英雄气概
天宝八载(749年)岑参赴龟兹，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两年后回长安，这是岑参首次出塞。天宝十三载(754年)又赴北庭，任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次出塞，直至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才回朝，前后两次出塞共约六年时间。长时间纵马大漠戈壁的边塞生活，让岑参体会到国力的强大在防御外族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上所起到的显著作用，所以岑参在诗中表现出对边塞战争充分的肯定和歌颂，洋溢着盛唐时代的民族自豪感和雄壮的英雄气概。岑参描写战争的盛大气势，歌颂将士的英勇无畏，使他的边塞诗具有一种雄浑壮丽的阳刚之美，充满了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豪情，体现了盛唐奋进开拓的时代精神。
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是岑参奉送封常清出师西征而写的，但诗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忧，只是热情地歌颂唐军将士在国难当头时不避艰险、报国杀敌的雄壮气势。茫茫雪海，莽莽沙漠，狂风怒吼，碎石乱飞，以及来势凶猛的匈奴骑兵，都有力地衬托出“汉家大将西出师”的声威。夜不脱甲，战戈相拨，风如刀割的出征场面，是将士军纪严明、不畏艰险的有力佐证。诗里没有直接描写战斗的场面，但已充分地展示了胜利的必然，这样斗志高扬、意气风发、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正义之师，一定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与《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不同，它直接描写了唐军征战的壮烈场面，铠甲生光，吹笛伐鼓，三军大呼，白骨遍地，而将士们坚毅无畏，勇往直前，豪气冲天，全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代表了充满光芒和神采的盛唐之魂。
三、岑参的边塞诗浸透着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
岑参的边塞诗里虽然描写了边塞的酷寒、环境的恶劣和行军的艰难，但没有一丝悲叹和抱怨，更没有犹豫和畏缩，有的是将士们饱满的热情、坚定的意志、战斗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念，他把边塞战争的残酷化为将士们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人穷尽笔力描写狐裘不暖，锦衾透寒，铁衣难着，将军不能开弓的身体上的感受和“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边塞环境，通过这种带有异乡特色的环境描写，衬托出浓厚的离别之情，同时也是对将士们不怕寒苦的乐观精神的赞颂。再加上好似“千树万树梨花”的塞外八月飞雪，红旗与白雪形成鲜明对照的奇丽风光，使酷寒的塞外不仅没有肃杀萧瑟之感，反而有蓬勃生机、春意无限之奇，让全诗气势飞动，色彩艳丽，极具别致浪漫的美感，也在依依惜别的心情上点染了浓郁的奔放豪迈、积极奋发的情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战争的艰辛和苦难，而是热烈和浪漫，因此，他的诗无论是歌颂将士们的昂扬斗志，还是诉说环境的艰难与战争的残酷，都那么雄伟壮烈、豪气冲天、积极浪漫，饱含着将士们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将士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代表盛唐之音的原因所在。
岑参的爱国精神使他的诗气吞山河，让那些斤斤计较私人感情的诗人黯然失色，在中国这么一个战争文学贫乏的国家，岑参的边塞诗以其英雄主义情结而独具魅力。
拓展阅读：岑参的代表作
1、《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2、《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3、《碛中作》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4、《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
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
篇6：民族主义情结
杜荣
加，伊·加兹达诺夫(r.M.ra3uaHOB，1903-1971)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的杰出作家。在加兹达诺夫的小说中，处处闪烁着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光辉，体现了作者对人、自然、社会等关系的存在主题的理性思考。同时，作品展现了他审美意识的存在主义和浓厚的乌托邦情结，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所接受的俄罗斯及法国的文化、文学、宗教、哲学等有着紧密地联系。
篇7：关于情结的文章随笔:旧物情结
我听得出来，他的潜台词是，你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咋就这么不讲究?
我笑了，那种感觉我早已体会过了。突然雨住了，我拎着这把伞，看我的人不少，目光都显得很奇怪。黑色，不能折叠，而且很大很大，伞柄手握的地方已经褪了色，成了斑斑驳驳的暗灰色。
可我，就是不忍心将它束之高阁或丢弃。
当初买这把伞，就是看中它大它结实，可以将我们母子二人完全遮住。而今，那个抱着我的双腿哭泣的小男孩已经一米七五高出了我一头。也不再我只给一个手指头就仰脸看着我傻笑，而后屁颠屁颠任由我带着他四处走动了。而今，和我一起出门，他就显得有点难为情。他更愿意和一群哥们瞎逛。
带着这把伞，就如同和他在一起。对我，也算些许的慰藉吧。恍惚间，往事清晰如昨——
风中雨里，我从幼儿园接他回家。让他打好伞，别淋湿了自己。很小很小的他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拼命将伞往前打，倾斜着高高举着。他想给我打，他不愿意妈妈被雨淋着。他太小太小了，伞虽然高举着，可伞前面的雨水正好淋到我的后背上，伞后面的雨水刚好淋在他后背上。是有一把伞，可我们母子常常都成了落汤鸡。
每每想起这类事情，我就觉得心里好温暖好温暖。
我依旧习惯用那把很豪放的大黑伞，尽管家里放着几把漂亮的折叠伞。我舍弃不了的，是伞下那些和儿子一起度过的日子，——即使曾经的磨难，也不忍遗忘!
那辆笨重的加重飞鸽自行车，漆掉得差不多了。六十多岁的婆婆一说出门就推它。事实上，多是推，很少骑。原因很简单：车子年代久了，又是横梁加重的，婆婆自己也已不是年轻时的身手与利索了。在我看来，那车子就是婆婆出门的负担。
可在婆婆眼里，它是什么呢?
婆婆说以前每次出门，都是公公骑着这辆车子带着她。她最早时还不会往后座上跳，公公就用脚撑在地上，等她坐稳了，自己再骑。在婆婆的讲述中，我走进了他们的过去。
公公在麦场教胆小的婆婆骑车子。公公边扶着自行车边陪婆婆说着话。婆婆一扭头，发现公公并没有扶车子，一惊，摔倒了。她先是嗔怒，继而心疼车子摔了，公公只是呵呵地笑着。
婆婆说公公劲很大，不太陡的坡就不让她下来，腰一弯，猛蹬一阵子，就上去了……
我明白了，为什么给婆婆换的斜梁轻便小自行车她一直不喜欢骑。婆婆不是喜欢推着笨重的老式自行车走路，她只是用那种形式来怀念和公公一起走过的岁月。或许，她一摸那辆自行车，已经逝去的公公就会浮现在眼前!
婆婆不能割舍的，是公公对自己的照顾，还是曾经的岁月?
旧物里包裹的是，是曾经岁月里的温情，或爱意。
作者：张亚凌
篇8：金仁顺笔下独特的民族情结
金仁顺, 朝鲜族女作家, 1970年生, 吉林白山人, 现居长春。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戏剧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短篇小说《彼此》、《桔梗谣》, 长篇小说《春香》。同时《绿茶》、《妈妈的酱汤馆》等作品也被翻拍为电影。
一、对朝鲜族女性的“非一般”关注
对本民族的热爱及对朝鲜女性价值观的深刻了解, 使金仁顺笔下的朝鲜族女性真实而富有韵味, 个性中又有一定的共性 :善良、勤劳、隐忍、坚韧……这些朝鲜族女性共有的民族特质也展现出朝鲜族的独特魅力。
在金仁顺的每部作品中, 女性形象都对“家”这个词语有一份天性的执着。无论忍受着怎样的苦难, 都要用自己的一切去守护自己的家, 甚至是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梦想。在《妈妈的酱汤馆》中, 当金百合回到延吉小镇得悉母亲去世后自己的弟弟将自己的家——妈妈的酱汤馆连同妈妈的遗物都卖给别人后, 一改以往的高雅的形象, 如疯了一般失去理智, 她恨弟弟所做的一切, 甚至不可理喻的强行留在已被售出的酱汤馆。所有疯狂举动的背后都只是为了留下“酱汤馆”——这个有着她全部精神支柱的家, 她的寄托、她的一切。
金仁顺在描写传统朝鲜女性的同时还巧妙的在古代现代之间穿梭, 使其笔下的朝鲜族女性兼具传统温婉与现代独立的特点。当百合舞蹈的梦想破灭、遭遇家庭变故后, 她选择了默默忍受扛起这个家, 重开酱汤馆。在阅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的隐忍, 更是她对于自己人生命运自主选择的自立。同时传统的勤劳善良的性格也在她的身上得以实现, 使得传统和现代的女性气质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
二、以充满特色的民族意象来展现民族认同
在金仁顺的民族小说题材中, 具有独特魅力的意象、民俗民谣可谓是作品中的一大亮点。如伽耶琴、盘瑟俚、僧舞……都为其小说增添了神秘色彩。
如 :《高丽往事》中世兰所弹奏曲调《阿里郎》既得到显宗国王的注意走上了王后之路, 同时这首歌也暗含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服饰方面, 在《桔梗谣》中展现了朝鲜族对白色衣服的喜爱 :“她穿着雪白的朝鲜族服装, 领口袖口镶着白色丝缎, 胸前的蝴蝶结打得端端正正,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从侧面体现了朝鲜族女性的善良、干净、朴素、热情的真性情。
当金仁顺提到写这些传统事物的原因时, 她谈及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酱汤、泡菜, 伽倻琴以及民族服装之类, 都是我在写古典题材的小说时, 会描写到的事物。古典题材因为跟当下生活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 衣食住行, 有着相当大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通过对一些日常事物的描述, 可以让读者有着跟古典题材小说相铺相承的阅读新奇感。我在写古典题材的小说时, 把一些故事放到了几百年前的朝鲜半岛, 这是对我的民族身份的一种血缘回溯, 写起来更得心应手, 兴味盎然。”
三、朝鲜族正负文化的双重表达
在赞颂朝鲜族女性的善良坚韧的正文化之外, 在金仁顺的笔下也有着真实的负文化, 着重体现在朝鲜族男性上。
在朝鲜女性的价值观中男性生来就具有高上权力, 是不应为生活琐事所烦扰。在《高丽与我》中谈到 :“朝鲜族女人不喜欢男人出入厨房这种有油烟气的地方, 也不喜欢男人手里攥着抹布扫帚之类的东西, 她们认为男人生来就是伟大。如果让她们染指日常琐事、庸俗的事情就会像磨石一样打磨掉他们身上固有的一些优秀品质。”所以就出现了像《春香》中的卞学道、《盘瑟俚》中太姜的父亲这样的人物 :懒惰、自私、冷漠、荒淫。正是这些负文化导致了一些朝鲜族女性的悲惨命运。
而金仁顺在写作古典题材时, 通过长时间的跨度和新奇的想象力巧妙的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 以幻想反映现实、以现实展开幻想。高高在上的男性形象成为卑微丑陋的配角形象, 男性女性侧重点的转换也着重突出女性主人公的个性形象。《春香》改编自朝鲜族传说《春香传》, 一改原来才子佳人的老套剧情, 增添了一些乌托邦的气质。这样的改编使春香这个角色有了自己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她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 不再迎合男人的想象与口味。虽然故事全新改写连结局也有反转, 但仍旧没有离开民族传说人物的原型和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 在改编后, 我们仍旧能感到那独特的民族记忆。
结语
近年来, 少数民族题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都与作品丰富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民族情怀、真实的民族记忆有关。在金仁顺民族题材的小说中, 节制的语言如中国画一般, 有留白才有余韵。同时为避免民族题材狭小的局限性, 金仁顺还将自己的民族题材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关注现代社会的普遍性, 与当下社会保持亲近、紧密的联系。在独特的民族审美趣味和个性的语言运用下, 金仁顺的作品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文坛上也有独特的文学气质。
参考文献
[1]曹京岚.民族题材小说人物形象研究[J].延边大学
[2]王慧.从《春香传》到《春香》——论金仁顺对传统小说的个性化演绎[J].陕西师范大学2012.5
[3]金仁顺.《春香》[M].《收获》3期
[4]金仁顺.《桔梗谣》[M].《作家》10期
篇9：烟草专家的民族情结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说,我们没有好一点的烟,招待外宾的烟都是洋商的烟,所以当时提出做自己的高级烟。那时我们中华烟草公司在国内很有名,于是就把做高级香烟的任务给了中华烟草公司(图2)。
中国人抽中国烟,是一种民族情结,更是一种国家尊严。吸烟有害健康,但烟草行业又是一个国家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发生时的支柱产业,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没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没有一定的规模,要实现为国家进行原始积累的使命只能是空谈。于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研制国产名牌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最好卷烟品牌”的研制任务。朱尊权担任了烟叶配方等具体工作。
朱尊权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之所以把“最好卷烟品牌”的研制任务交给朱尊权,因为他是当时国内唯一留学归来的烟草专业研究生(图3)。
朱尊权1947年到美国留学,他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伊大农学院,办好入学手续后才知道,学院没有烟草专业。转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有人建议他改学普通的农业种植,但是,朱尊权却舍不得自己的专业。
朱尊权说,我在烟草方面已经搞了好几年了,也花了不少精力,并有了些经验,不愿丢掉专业。
肯塔基大学农学院有个烟草专业教授,名叫魏禄,是烟草学术界的顶尖级人物。于是朱尊权试着给肯塔基大学农学院发了封求学信,没想到很快被录取,成为这所大学的研究生。
朱尊权学习成绩很好,深受导师魏禄的赏识,毕业后应邀留在了魏禄的实验室。
1949年 ,新中国成立了,远在美国的朱尊权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毅然放弃留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当朱尊权临回国时得知不久前母亲去了台湾,是回祖国大陆还是去台湾?一边是新中国、一边是盼儿归的母亲,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朱尊权决定,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效力。
早在40年代初,朱尊权和他的几位同学曾创办过一家卷烟厂。那时,朱尊权大学刚毕业。他与四个同学被分配到国民政府设立的四川烟叶示范场。在那儿,朱尊权选择了一些优质烟苗开始了试验工作。不幸的是烟苗刚刚长出两片小芽,就遇到灭顶之灾。一位醉汉把一个火把扔在烟苗棚里,苗床顿时化成一片火海(图4)。
朱尊权说,苗场烧掉了,再种已来不及,这一年就没事干了。
朱尊权和同学们只能放弃烟草种植的实验工作,但朱尊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不久后,他提出要筹办一个烟厂,这个想法得到哥哥朱尊民的支持。朱尊民是朱尊权兄妹九人中的老大,他们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武举人,曾经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是一位建树颇丰的军事理论家。
父亲因为公事繁忙,难得顾家,大哥便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在这个大家庭里,富足的生活并没有左右朱尊权的人生选择,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学农。
朱尊权说,当时我报农学院。因为想到中国还是农民占多数,农民也是最苦的,需要有人做更多的工作。
大学三年级时,要分专业,这时正值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希望学校选派几个学农的同学去研究烟草种植,当时重庆有烟厂,但是缺少烟叶,烟厂不能正常开工。而筹集抗日资金需要烟草行业的税收,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战士也需要烟草调节紧张的情绪。
朱尊权说,当时就我们5个同学学烟草,从那时开始就跟烟草结缘了。
朱尊权的大哥同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造纸厂,也生产卷烟用纸,和许多卷烟厂有业务来往,在大哥的资助下,朱尊权的卷烟厂如期开工。
朱尊权说,那就是小打小闹,弄一台机器,几个工人,自己做一些试验,搞一点产品出来。
1944年,第一批多福牌卷烟生产出来了,朱尊权心里高兴,但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他们的卷烟销路不好,他想了解一些其它地方的烟草情况(图5)。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尊权到西安、许昌、武汉、上海等地考察卷烟的生产。他发现,中国卷烟总产量的70%左右都掌握在有英美背景的在华烟草公司,国产香烟很难维持。
朱尊权想,小打小闹没有多大意思,有机会要出去看一看,1947年他到了美国。
有着开办烟厂的经验和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又有着生产自主品牌高级香烟的梦想,朱尊权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领导交付的任务。样品烟很快试制成功。并由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专程送往北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试吸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朱尊权说,汪道涵亲自将烟送到中南海,毛主席他们抽了认为很好。大家非常高兴。
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高级卷烟品牌“中华”烟诞生。当大家为此欢欣鼓舞时,卷烟的原料问题又摆在了朱尊权面前。朱尊权说,我们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美国烟叶。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我国实行禁运,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美国烟叶,烟叶的缺乏对于刚刚试制成功的中华烟生产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维持中华烟的生产,只有降低美国烟叶的比重,这自然影响到卷烟的品质。朱尊权他们认为,最终的出路只有一条,用国产烟叶逐步替代美国烟叶。可是国内能有比肩美国的烟叶吗?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为了找到可以替代进口的烟叶,朱尊权等人对全国各地的烟叶进行评吸,他们从香气特征进行分析,找到国产烟叶与美国烟叶的共性,从而研究出新的配方。
朱尊权说,整天就是抽烟,一个地方的烟来了按照部位分,按照特性分,分好后,就卷烟,有一个小青年整天帮我们卷烟,卷了烟马上就抽,有什么特点记下来。现在他退休了,也成了一个烟草专家了。
经过大量的评吸,朱尊权认为,我国的烟叶可以把香气分成清香型、浓香性、中间香型三种。如果能够把三种香气类型的烟叶合理配合,就可以达到类似美国烟叶的味道。朱尊权三种香气类型理论的提出,为“中华”等卷烟配方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时也为替代进口烟叶找到了突破口。
有了替代烟叶,中华烟没有夭折,健康地发展起来。可是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国内烟叶产量太少,很难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朱尊权说,那时我们做生产计划,连地里长的烟都算上了,这样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没有保证。
在卷烟生产中,当年的烟叶是不能使用的,需要存放一两年甚至三年才可以使用,经过这样一个自然发酵过程,青杂气少了,香味才好。
三年,对于当时急着等米下锅的烟厂显然时间太长了。轻工部的领导找朱尊权等人商量办法。朱尊权经过考虑后提出:要缩短时间可尝试人工发酵。人工发酵虽不如自然发酵,但可以缩短时间。于是,朱尊权带领大家开始了人工发酵试验。
朱尊权说,快速发酵方法,就是加温四五十度,湿度让它合适,十天下来,刺激性和杂气会减少一些。
人工发酵试验需要保温设备,朱尊权将一个废弃的电梯间改造成了保温箱。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人工发酵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满足了生产中华烟的需要。后来,“人工发酵”技术经推广,全国各卷烟厂陈年烟叶紧缺问题得到了解决。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烟草的种植和加工也迅速增加。然而,烟叶生产两极分化的矛盾更加突出,上等烟叶比重不到10%,市场紧缺;低次烟叶却大量积压,没有销路。朱尊权认为,与外界长时间隔绝的中国烟草业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能持续发展。于是朱尊权请来了世界著名烟草专家左天觉,帮助中国改进烤烟生产(图6)。
朱尊权说,跟左先生在全国各地考察后,我们在栽培技术方面总结了四条: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成熟不够;烘烤不当。
1986年,朱尊权与左天觉等人组成了中美合作优质烟叶开发研究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说服农民推迟烟草采收期。烟农认为可以采收的烟叶,专家们却提出,要让烟叶在烟株上再停留一段时间。专家们认为,中国烟农习惯上理解的成熟烟叶,并没有完全成熟。只有熟透的烟叶,才能烤出好的质量。如果采收欠熟的烟叶,就等于让金子变成了石头。在国外,这两种烟叶的价格相差10倍。另外,成熟度好的烟叶,燃烧完全,产生的焦油量较少,也有利于人的健康。为了让烟农更好地明白成熟度的意义,朱尊权举例说:西瓜谁也不愿吃生的,正常熟的西瓜更甜。要提高烟叶质量,采收期应推迟10天—15天。试验后烟农发现,烟叶香味质量确实比原来好。他们终于信服了。烟叶种植期的延长让上等烟比例平均一下子达到20%,均价增加,烟农的收入也有了提高(图7)。
烟草行业是一个有争议的行业,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烟草税仍占国家财税的相当比例。2008年烟草行业就贡献利税4500亿。并且,烟草行业的职工和烟农的就业问题,也是采取控烟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3亿人吸烟,我国的吸烟人数为3.5亿。一下子让所有吸烟者都戒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数亿不愿戒烟者的健康,降低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就成了朱尊权的研究方向。
在世界上,通常的方法是通过降低香烟中焦油的含量来减少香烟中的有害成分,而实际上,焦油中可能致癌的物质不过占6‰,烟草中的44种有害物质,有许多不在焦油之内。此外,一味地降焦,烟草香味也降没了,消费者不满意。所以,单纯降焦不是好办法。朱尊权提出把“降焦减害”改为“减害降焦”。降焦只是手段,减害才是目的。换了个顺序,看似简单,意思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建议推动了世界烟草科技的发展。
2008年11月,国际烟草科学研究中心大会在上海举办,为了表彰朱尊权对世界烟草行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大会为已经89岁的他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朱尊权院士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对科技工作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