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索实施“1+X”证书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重大创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产业知识结构化过程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产业知识结构化过程分析论文 篇1：
产业结构与政府行为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政府行为选择。在详述政府行为选择逻辑与依据的基础上，明晰了现阶段政府行为选择中存在着的非理性。本文的论述与分析可视为从理性与否的角度，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期间之具体行为选择做的一种机理性质的挖掘。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行为选择；剩余控制权
一、引言
现有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文献一般集中于讨论正式制度安排或非正式制度安排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继而以这种影响产生的最终结果来判断产业结构变动中涉及到的具体政策与规制之优劣与政府规制行为准则。如斯蒂格勒等人的政府俘虏理论，斯氏以1912－1937年美国电力事业价格规制的结果为基础论证了政府规制最终被目标产业“俘虏”的结论（斯蒂格勒，1971）。曾对以萨米尔森为代表的现代自然垄断理论提出过强烈质疑的Boumol、Sharkey等人以同产量下的最终成本来确定产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并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劣加性”原则，他们认为，自然垄断产业的本质特征乃是在给定产量区间条件下，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若干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从而对于某些并不具有规模经济但满足成本劣加性的产业，政府依然要加以管制以保持产业的自然垄断特性。但从政策与规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角度以投资流向②来把握产业结构变动方向的文献却不多见，而敏锐地觉察到产业结构变动中政府行为选择理性与否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笔者认为，无论是正式制度安排中的产业政策与规制，还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中的交易习惯，样板产品等都涉及到作为政策与规制实际制定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与维持产业内部交易习惯，样板产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龙头企业的行为选择问题③。其实斯氏等人以最终结果为标准来判断政府行为与规制准则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投资流向对产业结构变动之影响的过程分析，也都或明示或暗含地表达了对政策与规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行为选择理性与否的敏感。
二、对社会治理结构的一点探讨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层论（Bureaucracy）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做一个大致了解，马氏认为科层制是最适合行使法制型权威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1）等级制；（2）伴随职位而来的权威；（3）组织中的任务分工；（4）依法则规章行事；（5）强调对组织和上级的服从（6）公事公办的非人格化关系④。马氏的分析着重从社会与政治学角度分析组织结构对社会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的影响，其建立在对各种案例详细描述性地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启发人的，但由于马氏所采用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之局限使得他对社会结构之分析只能停留在描述性的说明上而缺乏一个完善的总结性结论。如韦伯《经济与社会》第六章“市场社会化”中⑤在论述宗教形成与对社会强制约束力之基础上探讨了市场的形成过程，韦伯写到“起初，自由的交换仅仅在邻里共同体和一切人的团体之外进行......市场的典型障碍是由于宗教的禁忌或者由于等级垄断主义的社会化而造成的，它们使得货物对外交换成为不可能......这就是我们所称之为自由竞争的状态，它将一直持续到其他的，即资本注意的，在市场上通过财产的力量争取的垄断取它而代之。”韦伯对市场的形成过程和市场内部等级制度安排之描写无疑是形象且生动的，但对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利润的分配却是模糊的，例如他写到“等级的垄断或者通过从根本上限制出售的可能性，或者限制允许的出售条件，排除市场机制，包括讨价还价，首先是包括在其势力范围内市场的合理计算之中。”这种形象的描述虽然有助于人们理解，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产业可以通过等级的垄断转移额外利润。但有些产业，如农业却不可以。
借鉴格罗斯曼和哈特提出的剩余控制权理论精髓，把任何组织视为“契约的连结”,却可以使只能对社会权力分配结构之描述性的模糊分析成为现实上的明确理论分析可能。如果将任何组织都视为“契约的连结”,那么依据契约规定而形成的权力分配与格局在现实中就反映为组织内部各级决策实体分别拥有的自主决策权。由于现实中契约的不完全性，存在着契约规定以外之决策权——剩余控制权，如果这些剩余控制权掌握在组织高层手里，那么组织的层级化程度较高，权力分配偏向于集权制；反之则说明组织的层级化程度较低，权力分配偏向于扁平化。反映在产业组织，当组织偏向于集权制时产业内部的额外利润主要由掌握了剩余控制权的高层获得；反之则由组织内部各企业共同获得。剩余控制权概念可以说是道出了社会治理与产业组织中那些“心知肚明”但却难以表述的权力与利润之分配，本文以其在组织内的分布作为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与额外利润分配形式判断之标准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本质的⑥。
三、产业结构变动中政府行为选择的理性与非理性
何大安教授在《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⑦一书第四节“投资流向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的关联机理”中就产业结构变动中的结构调整与升级有过详细的论述，何教授指出，“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结构调整往往伴随着结构升级，而结构升级也常常包含着结构调整；区别在于结构调整是从产业结构的现状出发，通过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长线产业与产品，促进短线产业和产品的发展，而结构升级则不是依据现状，而是更多地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选择一些能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加速经济发展。”参照何教授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解，以政府作为行为主体来考察，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解说为是政府依据现有的制度安排，在综合考虑产业结构现状与以往政策实际运行效果和信息反馈之后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运用具体宏观调控手段来纠正业已出现的或可能会出现的结构失衡⑧。当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由于政府对目标产业结构现状有相当的了解，一般也会有相应的政策与规制实践实施效果与信息反馈的支持，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衔接也会比较好，所以其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程度一般较低，理性值通常为正值，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与规制时会选择理性，反映在现实，就是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与规制时会依据现实情况深思熟虑，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按照客观事实统筹安排，对各种可能性的行为和引致性结果综合考虑，同时借鉴相应的经验与理论。以Kahneman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把作为行为分析基础之功利分为“决策性功利”和“体验性功利”，Kahneman认为当人们处于行为理性阶段时，决策性功利占据主导成为行为指导原则，这时人们的价值函数是一个凹形的曲线，表现出一个“风险规避”的效用偏好。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当政府处于以决策性功利为主的理性区域时，效用偏好表现为“风险规避”，其制定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政策与规制时往往会趋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采用逐步微调的方式。现实果真如此吗？以中国电煤价格规制实践为例⑨，自1993年国家放开对电煤价格的完全行政指导后，煤炭主管部门对电煤价格的调控就遵循以市场型政策为主，必要时候兼以行政型政策引导为辅之原则，即在电煤供应平稳时政府一般不干预电煤价格，由企业进行自主谈判与协商，只有当电煤供应出现大幅度波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要求煤炭企业与发电企业达成一个低于市场价的重点电煤合同。以2011年为例，由于受限于电煤产量的减少与用电需求量的增加，电煤上涨幅度巨大，为了社会稳定之考虑，国家发改委在1月份紧急下发《2011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要求2011年重点合同价格维持上年水平不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同时文件要求煤炭供需企业要在通知下发后25日内，协商完成合同签订。文件措词虽然严厉，但其并未涉及煤电产业内部比较敏感的不足半成之历史平均履约率与重点合同电煤质量问题⑩，其本质只能说是对产业结构的一次微调。
产业结构升级是政府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选择一些能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不能有效地立足于当前产业结构，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政策与规制实践效果与信息反馈的经验性支持，国内的专家与学者也很难就这些国外经验提供理论解释，而根据这些经验所制定的政策与规制还有可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风险。可以说，当政府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性程度有可能是相当高的。反映在实际中，理性值有可能会出现负值，这个时候非理性成为政府的行为选择，反映在现实中，由于主管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与规制时受部门领导班子或直接领导人之个人偏好影响较大，这就很难排除在环境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性程度较高时会出现的诸如“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从众行为”等非理性行为对决策者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极有可能跳出决策性功利的区域，进入体验性功利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决策者选择非理性，其价值函数是一个凸行的曲线，表现出一个风险偏好的“价值函数”，如果主管部门决策者处于这个区域时，那么其制定的产业政策与规制极有可能会采取激进的策略甚至会出现“全盘照搬”、“全盘否定”、“前后政策矛盾”。
前述的分析是以静态的角度对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时政府之理性选择做的一个机理性质的说明，而为了就政府的理性选择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机理性说明，对其过程之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也即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有可能向理性转变吗？笔者认为完全是有可能的。在初期，如果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信息严重不对称，那么理性值有可能会取负值，部门决策者依非理性即凸型的价值函数做决策，偏向于“风险偏好”，结果是“全盘照搬”、“全盘否定”、“前后政策矛盾”等政策与规制的出现，但由于整个传导投资循环过程是个不断传递、不断更新的周而复始过程，初期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与规制可能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会在期末反应出来，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了1960年全国粮库的全面告急。可以说在下期开始时，部门决策者就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与信息反馈，国内专家学者也能在对这些引进来的外国经验本土化后提出一些建议和警示，国家相关法规也会出台，这个时候可以说决策者面临着的不确定性与不对称性程度较前期有了大幅度地减少，后期会大于初期，但不能保证后续期为正值，只有当这些导致不确定性与不对称性减小的因素不断积累从而使不确定性与不对称性进一步减少时，理性值会重新取正值，政府重新选择理性，进入“决策性功利”区域。当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涉及到的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极广，其不确定性与不对称性程度本身就较产业结构调整深，即使主管部门在某种不确定性与不对称性程度约束下选择行为理性，但不能说已经跳出了产业结构升级范畴，也即如前所述的行为选择非理性是产业结构升级范畴内存在着的政府行为选择理性与非理性同构中的一部分。
四、结束语
当政府处于规制俘虏理论认为的被“俘虏”状态时有可能脱困重新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做为其决策准则吗？我们的回答是有可能的。在产业结构升级伊始由于受限于环境的高度不确定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政府对产业政策与规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结果之认识严重缺失，陷入了非理性区域，在这种状态下对政策与规制的检验与评价工作往往由目标产业自己完成，主管部门也很难对上报上来的检验与评价做一个客观地分析；这个时候可以说政府处于被“俘虏”状态，很难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其决策原则；但这个过程很难持续，前述中已经指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的延续，环境与信息会渐渐明确与对称，政府也逐步从非理性区域进入理性区域，当政府处于理性区域时，目标产业很难隐瞒大量不利信息，对政策与规制的检验与评价工作也重新由主管部门负责；这个时候可以说政府已经跳出了被“俘虏”状态，重新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决策准则。
本文就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时对其所制定的具体政策与规制力度之影响的论述和产业结构升级时存在着的非理性向理性转变之同构关系的思考，主要受以Kahneman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和何大安教授的有限理性实现程度模型的启发与影响，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心理学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认识与把握，以期窥得产业结构变动中政府行为选择机理。但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与认知能力，只能就产业结构升级中非理性向理性转化做一个机理性说明，未能详细说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理性实现程度问题。本文的论述与分析可视为从理性与否的角度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期间之具体行为选择做的一种机理性质的挖掘。
注释:
① 本文中的正式制度安排是指诸如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有意识设计或规定的规则；而非正式制度安排则特指那些不被包含在正式制度安排以内但却被交易双方默认为是约定俗成的安排，诸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
② 投资流向是指投资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方向与即将流入的区域；详见何大安《投资运行机理与分析引论》P8.
③ 在现阶段的中国，具有制定与维持产业内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龙头企业一般是大型国企，这种企业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对其的分析也就落入了对政府主管部门分析的范畴。
④ 此处借鉴朱国云《科层制与中国社会管理的组织模式》一书中的论述与归纳。
⑤ 详见《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P700-705。
⑥ 剩余控制权：由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首次提出，是指那些在契约中事先不能规定的控制权的权力；相对于合同收益权而言，其指的是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的要求权，是对纯利润的控制权，如使用、支配、处置等权力，现代产权理论把其看作产权的本质。
⑦ 《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上海三联书店，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P139-141。
⑧ 失衡是指上期产业结构的产出不能满足当期社会总需求；这种需求失衡既包括价值总量上的失衡也包括使用价值物质规定上的失衡。
⑨ 主管部门对我国现阶段比较成熟的电煤市场的价格规制显然是煤电产业结构调整的范畴；笔者认为电煤市场的例子是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行为选择理性的一个经典佐证，再次使用敬请谅解。
⑩见http://www.sx.chinanews.com/news/2011/0313/34263.html。
参考文献：
[1] 唐寿宁.两种投资秩序及其碰撞[J].经济研究,1998,(12).
[2] 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 何大安.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作者：高欣佳 沈慧芬 林伟
产业知识结构化过程分析论文 篇2：
基于“1+X”证书制度汽车专业“三教”改革研究
摘 要：探索实施“1+X”证书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重大创新。作为“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在推进实施过程中，也将面临教师、教材、教法的问题，通过对现有课程设施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以“1+X”证书等级（模块）为依据选定1～2门课程作为试点，打造融合型校企师资队伍，推动校本教材开发，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注重考核评价多维性的“三教”改革实施策略。
关键词：“1+X”证书制度;“三教”改革;课程
中圖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3.062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同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随后，首批启动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智能新能源汽车、物流管理等6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试点工作。“1+X”中“1”是学历证书、“X”是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旨在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证书制度体现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重要特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在四川省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中，我校智能新能源汽车入选成为试点。如何保障“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汽车专业的“三教”改革，是汽车专业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它涵盖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资源、课程评价等诸多内容。“三教”改革的有效实施，也应该以课程作为切入点，通过课程调研、第三方评价等多种方式对汽车专业现有专业课程在实施过程及效果评价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对教学目标设定重视不够
在汽车专业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课，教师需要对教学目标、学情分析、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方法与手段、活动安排、思考题与作业、教学反思等环节进行把控。各个环节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对于教学目标分析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流于形式，盲目照搬，随意拼凑。忽略了教学目标作为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对于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选择、课程与教学的组织、课程的实施、课程与教学评价等方面的作用。只有分析清楚目标的内涵，才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制定与完善。张健教授提出了课程目标应达到“三致”即致能目标、致思目标、致知目标即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思维培养为核心，以知识培养为辅佐，构成一个完整的课程目标结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也应该具有结构的完整性。
2 对学情分析重视不够，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样
在以往的教学中，对于学情分析环节重视不够，分析结果往往流于表面，因而在面对不同层次学生实施教学时，出现了较大差异，即同样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不同班级收到的效果并不完全一致，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忽视了学生的差异性，没有根据学情选择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造成的。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学情分析在教学策略选择和教学活动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学情分析主要涉及学生知识结构、兴趣点、思维情况、认知状态和发展规律、生理心理状况等多个方面，只有对学情做好分析，了解清楚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情况，才能在教材处理和教学方法选择上面做到有的放矢。常见的教学方法有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需要结合学生学情以及教学内容的不同而灵活选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即教学方法应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这对教师的执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教材的补充与完善不够系统化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提出原则上每5年修订1次职业院校专业目录，学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设置专业，每年调整1次专业，每3年修订1次教材，其中专业教材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新。因此教材的选用除了严格遵守教材选用制度而外，还应该针对具体的项目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需求。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能够根据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以及技术工艺的发展及时补充完善调整教学内容，而对所做的补充和调整并未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因而未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与以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实施为主的普通教育不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实施过程中应该是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项目化的。为此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设置之初就应该密切结合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熟悉相关的职业技能标准，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企业生产实际中的工作流程、管理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案等第一手资源。同时对毕业生的实习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特别是专业课程所学知识技能对其实习工作的影响和作用。通过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对专业课程内容的确立以及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为此“三教”改革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实施。
3.1 选定课程作为试点
教师、教材、教法都需要围绕课程展开，而“1+X”证书制度汽车专业技能等级证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实现三个对接的一致性，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这与“三教”改革更好地培养适应行业企业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对汽车运用与维修、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模块）等级要求所对应的课程按照各模块等级的工作任务、职业技能、技能要求、知识要求进行分析，与要求内容一致的进行保留，没有的则进行补充完善，技能要求在相关的实训中进行专项强化。在这些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模块）各等级对应的课程中，选择1～2门作为试点，以分析岗位职业能力为基础，依据行业企业岗位职业能力标准，构建具有时效性的可选择性学习的，与自身实践实训条件相匹配的教学模块。
3.2 打造融合型校企师资队伍
根据“1+X”证书要求，在专业教学特别是证书培训和考核过程中，要求校企师资比例要按照1∶1配备，企业师资必须全程加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院校教师往往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理论知识比较扎实，但实践能力较弱，而企业教师正好相反。但是证书课程全是复合型的课程，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这就需要建立满足专业需要师资培训体系，建设融合型的校企师资队伍。加强校企合作，选派教师定期赴企业实习，了解企业新工艺及新技术，不断积累企业典型案例素材，并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从教育教学理念、信息化技术使用等多方面锤炼自身能力，不断提升执教水平。
3.3 分析“1+X”证书课程要求，对接标准，积极推动校本教材开发
从“1”和“X”衔接，课证融通教学、培训、考核的实施过程分析可知，“课证融通”的教材体系中应该包含“证书教材”和“综合实训教材”，其中的“综合实训教材”内容还需要与学校实践实训条件相匹配，在“1+X”课证融通实施指导下从试点课程入手，创新教材结构，开发可动态更新、可灵活增减、可按“1+X”证书教学模块组合教学内容的校本教材也是教材改革的方向之一。
3.4 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改进教学方式
在“1+X”证书制度下，职业院校的学生可以报考相应的“X”证书，社会从业人员也可以报考，而且目前职业院校生源的多样化已是事实，所以分层分类培养和培训也是必然。如果还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不能满足“1+X”教学的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发线上课程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不断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终身学习的需求。
3.5 注重考核评价的多维性
汽车专业领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评价涵盖情意面、技能面、作业面、信息面、工具及设备的使用能力、分析面、表单填写与报告撰写能力等七大维度，是岗位技能、创新能力、创业基础的综合体现。对于课程评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为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两方面提供参考，教-学-评在整个学习领域中是一个闭环的系统。评价方式的多维性鼓励教师对教学做更多的实践探索，同时通过学生反馈及時发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到适时调整，最终达到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目的。
4 结语
“三教”改革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实践。从微观上讲关系到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课程目标是否达成，从宏观上讲关系到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是否提升。而“1+X”证书制度在高职院校的落地的实施，同样需要课程的设置调整和课程内容按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进行重构。探索将“三教”改革融入“1+X”证书制度试点当中，将对职教改革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寿冰.高职院校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0）：25-18.
[2]李政.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背景、定位与试点策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解读[J].职教通讯，2019，（3）：30-35.
[3]张健，陈清.职业教育课程目标确认的价值、依据与内涵[J].执教发展研究，2019（01）：32-36.
[4]孙善学.对“1+X”证书制度的几点认识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7）.
[5]唐以志.一种关于人才培养、评价模式的制度设计[N].光明日报，2019-08-03.
[6]李志宏.围绕技能素养，改革职教人才评价模式[N].光明日报，2019-05-14.
[7]张红英、杜方鑫.基于“1+X”证书制度试点的汽车专业教学改革的探讨[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院报，2019，（10）：53-57.
[8]戴勇.“1+X”——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制度新构架[J].机械职业教育，2018，（11）：1-4.
[9]杜怡萍等.从“课证共生共长”谈“1+X”证书制度设计[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4）：9-14.
[10]戴勇等.职业院校实施“1+X”证书制度的思路与举措[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0）：29-32.
[11]徐峰.探索“1+X”证书制度下汽修专业教师成长之路[J].职业，2019，（27）：49-50.
[12]覃川.“1+X”证书制度：促进类型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保障[J].中国高教研究，2020，（1）：104-108.
基金项目：2020年度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1+X证书制度下的‘三教’改革研究——以汽车专业为例”（LZ20A127）。
作者简介：周丽（1982-），女，陕西汉中人，硕士，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汽车电控技术研究。
作者：周丽
产业知识结构化过程分析论文 篇3：
基于农耕文化的美术校本课程开发策略初探
[摘 要]农村学校美术教学关注真实生活场景，可将美术课程与农耕文化相结合，以主题式校本课程为载体，选择与农时对应的农事、农作物及民俗活动为课程主题，采用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利用校园农场、农耕文化博物馆、乡村民俗文化街等活动空间开展教学活动，呈现丰富多样的学习成果，探寻适合农村美术校本课程开发的系统性策略，以期实现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整合多学科知识、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关键词]美术教育;农耕文化;主题教学;核心素养;校本课程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明确强调了农耕文化的重要地位。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提出，美术教材的设计，不仅仅是把美术学习局限于丰富的媒材体验和美术创作表现，更应该注意“把美术内容与文化关联，深入到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层面”[2]。因此，农村学校将本土农耕文化和美术学科教学有机结合，探索有效的校本课程开发策略，有利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关注现实生活的场域空间及实践活动，也将促进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发展，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一、理论及现实依据
传统农耕文化具有内生性、生活化、权威性和神秘性的特点。随着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农耕文化发展也经历着结构性转变，“开放性、产业化、平等化和娱乐化成为农耕文化新的发展逻辑”[3]。艺术课程旨在进行敏锐的感官训练，开启被理性禁锢的心智，这种开放性和灵活性为现代农耕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结合点与扩展空间。此外，“要在学生本土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去开展美术教学”[4]，从学习行为设计的角度进行教学资源开发利用，才能实现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培养。本研究所选案例为处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乡接合部的凤栖小学，其既有作为市级美术特色实验学校的学科优势，又有村寨农场、农耕文化博物馆、民俗文化旅游等校内外资源，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开发策略
1.确定教材内容主题
校本课程以新课标为指导，结合农时农事，利用本土资源，参考人教版美术教材课程内容，围绕“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大学习领域设计学习主题，进行了高、中、低三学段的分层设计，如表1所示。
低段“造型·表现”领域以丰富材质感知体验为主，设计了植物切割、水彩对印、剪纸、蜡油冷凝、针线缝制、竹条编织等活动，还选取当季作物，结合综合学科知识，记录作物生长过程。利用植物天然纹理（参考人教版一年级上“美丽的印纹”）进行色彩搭配和调色练习。“设计·应用”和“欣赏·评述”领域以土家“花花织带”进行二方连续教学（参考人教版二年级下“漂亮的花边”）。欣赏民间工艺龙凤花烛和织锦，在图像识读过程中了解其文化寓意。“综合·探索”领域以民间习俗“八月十五偷冬瓜”和农事活动“打闹（薅草锣鼓）”为主题，结合音乐学科教学，感受民间打击乐器的独特节奏，体会其中积极乐观的精神本质。
中段“造型·表现”领域以线描和陶艺为主，结合秀山竹编（参考人教版四年级上“穿编的乐趣”），鼓励学生有创意地进行软陶造型设计。“设计·应用”和“欣赏·评述”领域以十字绣“花袜底”和“苗绣中的蝴蝶”（参考人教版四年级上“对称的美”）进行图案变形和对称图形练习，了解紋样来源于自然并被赋予的人文含义。搜集童谣（如“萤火虫，夜夜融”“月亮光光、姊妹烧香”等），想象并描绘童谣中的场景，感受不同时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综合·探索”活动对打糍粑、杀年猪、“赶社”吃社饭等民俗活动进行调查，了解活动的意义、民俗食品原料及制作过程，结合语文学科，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对相关材料进行记录整理。
高段“造型·表现”领域以线描和陶艺为主，选取当季农具现场体验，结合科学知识理解其工作原理再进行线描表现。“欣赏·评述”与“造型·表现”“设计·应用”领域相结合，欣赏古今中外描绘丰收和农事活动的画作，体会艺术家如何通过作品表达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识读苗绣和织锦中的纹样，根据纹样适用的物品，如衣物、背带、帽子、云肩、围裙、枕头等，讨论其寓意，渗透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相辅相成的设计观念。基于当地对“凤凰”素材的喜爱，讨论凤纹的主要特征，分析“凤栖”校徽，尝试设计属于自己的凤纹。“综合·探索”领域对花灯彩扎工艺和傩戏面具制作进行考察，感受地方戏剧的独特魅力，初步理解传统戏剧在劳动生活中作用的嬗变。
2.教学环境选择
在校园农场进行作物生长观察，在农耕文化博物馆或家里实际操作农具，引导学生理解水车、风车的工作原理，体会劳动人民的智慧，让写生不再停留于表面形象。到西街民俗文化旅游区苗绣工作坊感受苗绣制作工艺，到蜡烛行观察花烛制作过程，并观察民俗用品在婚丧嫁娶、时令节庆等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3.教学方式设计
在每学期四个活动主题开始之前，由美术教师组织学生明确活动目的、设计活动方式、讨论活动过程。主题任务体验阶段，由家长指导农耕实践、民间艺人演示工艺流程、课外自行参观体验、搜集信息等;主题任务完成阶段，由教师组织学生单独创作、与其他学科教师进行配合、开展小组讨论、分工合作等;任务完成后，由教师对活动结果进行评价。整个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促进了学生社会性发展。语文、科学、音乐等多学科的融合，也有利于学生灵活调用多学科知识，更全面地解读主题任务。
4.教学成果呈现
主题活动呈现的作品不局限于美术或设计作品，还包括记录册、流程图等综合性作品。将同一主题活动的体验记录、工艺流程、美术作品、工艺设计作品进行归类放置。按农作物、农具、节令食品、农事庆典、农谚童谣、民俗工艺等类别，陈列于美术教室展示空间或农耕文化博物馆内。表演类成果作为文体活动的组成部分进行展示并形成影音资料。
三、问题及改进方向
本例中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初步实践了在主题活动中进行地域认同、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国家认同”教育[5]，引导学生形成共同的文化理解和价值观，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树立文化自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开展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课程设计方面，创意类主题设置明显不足，局限于模仿现有工具，缺乏对新型工具设计的探索尝试;对特色材料的开发利用不够;缺乏对民俗文化活动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的转变过程分析等。此外，教师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偏爱标准化答案和体验结论，忽视个性化体验结果及引導学生进一步探究的切入点，错失开展深度学习的契机;教学评价中更关注活动成果的完整性和对美术学科知识技能的掌握，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合作精神的肯定较少，不利于多元评价标准及长远发展育人目标的落实。
多项研究表明，视觉认知能力的提高与创造力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而学校美术教育是培养创意人才的有效途径[6]。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进一步思考：充实创意类课程，加强对本土易得特色媒材的开发利用;加强“设计改变生活”理念的渗入，理解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科技发展对文化及设计活动的影响;活动过程中对生成性问题存疑并对深度探究的路径和方法进行指导，鼓励学生跨越学科界限，刺激创造力发展，促使深度学习的发生[7];采用多元多角度标准进行活动评价，引导学生全面认识自我和评价他人。同时，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和自我教育，使其不断更新观念并完善知识结构，认识到美术课程在现代社会甚至未来社会的价值与力量，成为推动新时期美术教育发展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trs=1.
[2]杨力，尹少淳.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版）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解胜利，赵晓芳.从传统到现代：农耕文化的嬗变与复兴[J].学习与实践，2019（2）：126-132.
[4]陈卫和.核心素养与农村美术教育发展[A].尹少淳.美术核心素养大家谈[C].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
[5]李刚，吕立杰.国家认同教育校本课程的深度开发与设计[J]基础教育，2018（1）：62-73.
[6]钱初熹.小学美术课程与教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7]陈怡倩.统整的力量[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姚力宁）
作者：张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