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

多重视角（精选6篇）

篇1：多重视角

多重视角解读《夹竹桃》

作者/陶燕珍

一、以“读者”的视角解读文本，告诉了我们什么

1.初读文本，要反复去读，读懂文本的字词句、主要内容、表达的思想感情。

初读时要把课文读正确、流利、有感情。读准每个字音，读懂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读懂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表达的情感，进而把其情感通过朗读表达出来。

《夹竹桃》(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叶影参差”一词中，“参差”两个字都是多音字，“叶影参差”是说叶子在墙上的影子长短、高低不齐，所以在这里应读“cen ci”。其余的生字，学生借助生字表和文中的注音都能读正确。文中有一句话――“我们家的大门内也有两盆夹竹桃”，这里作者怎么突然用了一个“也有”呢?找来原文，便茅塞顿开。课文中这里删去了一小节，作者本来是先介绍家乡几乎家家都种夹竹桃，然后由面到点，转向具体描写“我们家的大门内也有两盆夹竹桃”。

阅读文本，首先抓住文章的题目，再通过反复读文章，整体把握和体会，然后抓住关键性的词句――“这样的韧性，又能这样引起我许多的幻想，我爱上了夹竹桃”，就能读懂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表达的情感，即主要写了夹竹桃的韧性和能引起“我”许多的幻想，表达了作者对夹竹桃的喜爱之情。

通过查找作者、原文及写作背景资料，我们对作者表达的情感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夹竹桃美丽又有韧性，季羡林先生写夹竹桃不仅仅是为了赞扬夹竹桃，也在含蓄地表达自己要做夹竹桃一样普通的却有韧性的人。季老1962年10月访问缅甸时，巧遇在故乡常见的.夹竹桃，从而引起他无限思绪，激发了创作热情，写下这篇散文。所以故乡的夹竹桃又是季老深深的思乡情怀的寄托。体会到了这些之后，再读文章，就能正确、全面地把握文章情感，进而通过朗读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2.细读文本，要潜心去读，读懂作者是怎么表达的，体会这样表达的好处。

《夹竹桃》一文，从文章结构来看是“总分总”。第一自然段先总写夹竹桃“是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第二、三、四、五自然段从花色、韧性及能引起“我”许多幻想方面具体写夹竹桃的美妙，最后进行总结：“我爱上了夹竹桃”。从微观的层面看，文本的写作顺序更值得我们关注。写花色，先实写，再写联想：“宛如火上有雪，或雪上有火。”最后写感受：“我的心里觉得这景象十分奇妙，十分有趣。”写韧性，先写院子里常见的花开花落、万紫千红的景象，然后笔锋一转过渡到对夹竹桃的描写;写幻想，作者先用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句子：“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引出月光下的夹竹桃“叶影参差，花影迷离”，接着写了自己的幻想。细细读来，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如水的月色，耳畔小虫的呢喃，眼前还不由浮现出夹竹桃婀娜的身姿，如诗如画。

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一是“平实”，二是“亲切”。比如“红色的花朵让我想到火”，“一嘟噜花黄了”等。笔者仔细统计过全文的标点符号，只出现过一个问号，一个分号，除此之外，全是逗号、句号，不曾出现一个叹号，很亲切、平实，就像一位母亲在夸耀自己的孩子。

从句法上看，《夹竹桃》一文最有特点的是对双重否定句的运用。如“无日不迎风吐艳”，“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不奉陪”，使得情感更加强烈。

从修辞上来看，文中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如院子里其他的花和夹竹桃对比描写，让我们对夹竹桃可贵的精神有了强烈的感受;“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不是显得非常可贵吗?”这一反问句强调了夹竹桃的韧性的可贵，及作者对夹竹桃韧性的喜爱和赞扬;“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用了排比手法，写出了夹竹桃花期之长，生命力之旺盛;“但是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或雪上有火。”巧妙地将花比喻成了火与雪，写出了花色的特别之处，令人喜爱;“在一墙之隔的大门内，夹竹桃却在那里悄悄地一声不响……”用了拟人的写法，写出了夹竹桃默默无闻地绽放顽强的生命力等等。

二、以“教者”的视角解读文本，让学生学什么

1.对照《语文课程标准》解读文本，落实学段目标。

根据课标对第三学段阅读的要求，学习这篇文章时，我们让学生搜集原文、季羡林先生的有关资料、写作背景以及夹竹桃的资料。一是有利于学生对文本内容和情感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习浏览，扩大知识面，根据需要搜集信息”的能力。

引导学生自由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画出能体现夹竹桃韧性的词句，简单写上自己的感受。通过让学生自读自悟、展示交流，训练了学生“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体会其表达效果”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了解本文的表达顺序，初步领悟其表达方法。

2.结合主题单元解读文本，落实单元目标。

编者把《夹竹桃》和《广玉兰》《古诗两首》(《石灰吟》《墨梅》)放在一起，表面看都是状物的文本，细读就会发现这几篇文章都是托物言志、借物喻人。读《夹竹桃》分明是在读季羡林先生啊!季老平和、坚毅、始终如一，不就像夹竹桃的韧性吗?

3.把握练习题解读文本，落实教材目标。

《夹竹桃》课文后面共有四道练习题。我们可以根据练习4“默读课文，说说作者为什么爱上了夹竹桃?”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文本。让学生自读自悟，产生个性化的解读，并在读的过程中内化文本语言。从练习2可以发现，编者把积累的重点放在了第四、五两个自然段，在学生对文本整体把握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背诵这两段，积累语言。从练习3可以发现编者对双重否定句的重视，在引导学生领悟文章基本表达方法时，落实练习题3中对双重否定句的学习、体会，并能在新的语境中运用。

三、以“学生”的视角解读文本，让学生怎样学

学生对《夹竹桃》这篇课文的字词句的理解，对课文主要内容的把握，都能通过课前预习自主解决，但对文章表达的感情，对文章结构的了解，对文章基本表达方法的领悟，可能会浅尝辄止，这就需要教师相机点拨、引导，组织学生合作交流。

预设片段一：体会文章情感

生：我从课文最后一句，看出作者表达了对夹竹桃的喜爱之情。

师：作者写这篇文章仅仅是表达对夹竹桃的喜爱之隋吗?请同学们读一读课前自己搜集的原文，以及季羡林先生写作该文时的背景材料，想一想这篇文本还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生：通过浏览季羡林先生的有关材料，我读懂了这篇文章还表达了作者想做夹竹桃一样默默奉献、有韧性的人。

预设片段二：了解文本结构

师：同学们，作者是按什么结构来表达的呢?请同学们仔细默读全文，思考后回答。

生：这篇文章的结构是“总分总”。

师：从全文来看是按“总分总”的结构写的。下面，请同学们仔细读一读每一部分，看看作者又是分别按什么顺序来写的。

(学生通过再次仔细读文并展示交流，对文章的每一部分都会清清楚楚，对自己习作时按照一定的顺序表达，有新的启示。)

预设片段三：领悟表达方法

师：同学们，《夹竹桃》一文是我国被誉为“学界泰斗”的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作为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的作品一向以文质兼美而著称。那么这篇文章的哪些表达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呢?可以自己读课文，有了收获后，在小组内交流;也可以在小组内合作探究完成。

(学生可能领悟作者用了多种修辞方法、用词丰富，但有可能关注不到双重否定的句式运用的好处。教师可出示练习3中的句子，让学生细读、体会这样表达的好处，进一步在新的语境中练习运用该句式。)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市经济开发区教研室)

篇2：多重视角

多重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书写

——解读严歌苓小说《扶桑》

覃春琼

（梧州学院，广西梧州543002）

[摘要] 海外华人的作品内涵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

作出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严歌苓作为一位优秀的华人作家，其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不是作品的故事，而是它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并在多重叙事视角下以历史记忆的方式对中国形象进行阐释。[关键词] 中国形象；历史记忆；严歌苓；扶桑；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535(2008)05-0057-0

5海外华人作家，作为身在异乡的漂泊者，始终都与身处的社会、文化存在着隔阂与疏离，转身注视自己的祖国，在时间与空间的重重阻隔之下，祖国也有了别样的面目。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海外华人作家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必然有其独到的切入点。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从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入手，来考察海外华人写作的种种文化心理机制的可能。笔者拟通过对严歌苓这位海外华人作家的典型文本《扶桑》中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的分析，梳理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并考察作者创作的文化心理机制。

严歌苓是一位“旅美作家”，曾有着长久的大陆成长经历，20世纪90年代去美国读书生活，异质的生活和文化给了她更大的震动，使她的写作在原本就敏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应该说是在她旅美以后的作品中才清晰起来的，也许只有身处国外，才会有更多的心志和精力被自己身后的国家所吸引，而在这样的一种迁徙之后，严歌苓在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更多地具有“历史记忆”的特征。收稿日期：2008-08-19

这在其追溯已被岁月尘埃遮掩甚久的19世纪末华人移民历史的长篇小说《扶桑》中可见一斑。《扶桑》反映的是19 世纪末旧金山这一特定环境下的故事：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女主人公扶桑在此环境里演绎了一个由神女变为女神的故事。她是一位中国乡间女子，被拐卖到美国开始皮肉生涯。虽然身世悲苦，但能逆来顺受。送往迎来的日子不知摧残了多少唐山女子，惟有扶桑婷婷玉立。扶桑的魅力诱惑了一个美国少年克里斯，并由此展开数十年的爱怨纠缠。而同时，她从小被许配的丈夫大勇也以神秘的面目出现„„

总体而言，此作引人入胜，但让人着迷的，显然并非这个爱情故事本身，而是它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并在多重叙事视角下以历史记忆的方式对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

一、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

阅读《扶桑》，我们始终感觉到笼罩在全书之中的作者精心构造的复合性叙事框架，第二人称、2008年第5期梧州学院学报第18卷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交错登场，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捉摸。尤其是“第二人称叙事”这一主要见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技巧的大量运用，使文本显得更真实、可信、贴近读者。

小说一开始，赫然出现的第一句话是：“这就是你。”然后以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混合叙事的方式对扶桑的出场进行描述：“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毫无见识的惊叹。再稍抬高一点下颌，把你的嘴唇带到这点有限的光线里。好了，这就很好。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这种不寻常的叙事视角下出场，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新鲜感和奇异感。在严歌苓的叙事设计中，作者赋予叙事主体人格化、历史化的特征，并且能够进入故事空间。如果只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虽然叙事者全知全能，但只能讲故事、发议论，而不能真正参与故事事件。于是她在把第三人称作为主叙事的同时，融合了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叙事，并且对叙事主体加以改造。“我”进入了故事空间，直接与人物对话、交流，却又不参与事件，“我”本身仍然留在话语空间里。“你”的叙事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其视角又补充了“我”因不参与事件而留下的观察和情感感受死角。这种处理与通常所见的人称叙事颇为不同，极富创造性。承担叙述的视角开放而不固定，“我”、“你”、“他”交替出现甚至同时出现，叙事视点的焦点人物随叙述的变化而转换角色，由扶桑到克里斯再到大勇，加上不时插入的“我”直接参与评述和对话，但不承担故事角色，犹如电影的“蒙太奇”，变幻的叙事主体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情节进行闪回、补充和印证，大大强化了叙事的张力，叙事呈现出一种立体感，使故事更为奇诡丰富。

让我们再具体看一看严歌苓是如何在《扶桑》

中运用这种叙事魔法的。如叙述扶桑与克里斯的初次见面，作者首先是以第三人称对这一幕作叙述：“阿妈在走廊喊：‘扶桑你有客了„„’扶桑是从镜中看见了他。她一咬嘴唇，把胭脂吃掉不少„„克里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动作，她撮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脸上出现了母牛似的温厚„„克里斯觉得这些字句一下子失去了自古至今的含意。那嘴唇是被一颗最蒙昧的心灵所启合，因此，所有音节成了全新、全然陌生的东西，成了一种人类语言之前的表白，于是它的迷人程度是人所不料的。”然后是第二人称叙述者“你”（扶桑）的视点：“你什么都想到了：癞痢、跛脚、独眼。你朝吱吱叫的门转脸时还是愣了：你没有想到他会是儿童。你咬着嘴唇，咬出胭脂的一股锋利的甜味。”再接着是第一人称叙事人“我”直接上场与扶桑的“对话”：“我告诉你：每个女人都有最美丽的刹那„„”

在这段情节中，即使是开始的第三人称叙事那一段，在全知视角的观照下，视点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叙事聚焦人物先是扶桑，其次是克里斯，从“她看到”到“他看到”、“他想到”。然后是变换叙事视角——“你”的所见所思所想。随后是“我”从隐身处出现，站在扶桑对面，与扶桑开始对话。由于这个第一人称叙事者虽进入故事空间却又不承担故事角色，所以能无所不知，那么此时的聚焦人物只能是扶桑，也就是“你”——你怎么看，你怎么想，你的感受如何。作品就是这样不断地交错叙事，变换视角，构成了叙述的链条，情节是这链条的环节。通过这些环节来展开扶桑和克里斯两位焦点人物(有时还有大勇)之间的奇异关系，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则成为这情节链上的装饰物，犹如乐谱上的装饰音，使整部作品的叙事变化多端而又绚丽迷人。

二、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

美国叙事学家哈里·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要求有一个“历史化的叙事者”。而历史化的叙事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声音和心灵都具有历史意识，2008年第5期覃春琼：多重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书写但只停留在话语空间运作；一种是进入故事空间，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相连，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眼光和世界观。[1]

严歌苓在《扶桑》中的写作，无疑属于上述第二种历史化叙事者。严歌苓喜欢把玩叙事的游戏，她要通过叙事形式的戏法，使她的故事更好看、更具真实感。在《扶桑》的复合叙事中，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就是要使小说中那些离奇甚至荒诞的故事让人看起来觉得真实可信。“我”的不断插入叙事，“我”与扶桑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议论、品评，使叙事者进入了故事空间，并使叙事者的空间与人物(扶桑)的空间合为一体：“你再次转身，现在我看见你脑后那个庞大的发髻，一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绕半个髻”。“你的脸像那女婴一样无辜，问我有关阿丁„„”。“你从迷晕的浅睡浮游上来。看见一个白光团在你枕上、在床边的墙上移动。你看着我，想知道是不是它把你从昏睡中引出来的”。在这些场景中，叙事者“看到了”扶桑的面容、“听到了”扶桑的声音，还似乎在与扶桑相互谈话。当然，实际上这个叙事者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人物，作为叙事者，她进入了故事空间，而作为叙事者这个人物，她却是隐身的，仍然停留在话语空间。这种叙事利用故事空间的感染力戏剧性地表达了叙事者的历史意识和故事的历史本质，揭示出所述历史在小说中的位置和小说在历史中的位置，给读者造成这部小说不仅本质真实而且故事也真实的阅读幻觉，从而忘却了故事空间中的“我”其实并非作者本人，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叙事者，只不过是作家的一个创造物而已。这种叙事的效果是显著的，它产生的魔力能引导甚至迫使读者关注故事中的历史和关注人在历史中的位置。

王德威曾指出：中国传统历史著作中与西方史学大为相异的“一种吊诡的现象”，是“时间的流逝通常并不是最显要的因素。最令史家关心的反而是‘空间化的’作用——将道德或政治卓著的事件或人物空间化以引为纪念”。

[2]12

与这个传统相应的，是中国古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特别喜爱运用历史化叙事方法，如历史背景的铺陈、典故的使用，以形成作品的“似真感”，使作品所展示的世界与历史情境相关联，从而使作品所叙述的人和事均具有超越时间的意义，即达到上述“空间化”的效果。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深受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影响，在《扶桑》中，她的历史化叙事意识令她不断地渲染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社会文化氛围，描绘和重建过往美国华人生活的细节，用历史陈述来达到写实逼真的效果。一方面，她借所谓的“一百多部史书”记载的华人历史“史料”，形成一种历史话语权威，使其叙事得以超越真与假、写实与虚构的素材的局限，造成读者阅读时直指作品的“意义”所在——作者写作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隐喻。另一方面，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使历史叙事的“过去性”演化为过去与现在的融合——一百年前的人物与现在的“我”的交往对话，造成读者阅读时产生奇异的语境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历史中国的想象与书写

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3]

。严歌苓移民海外后，个体生命被移植在全然陌生的文化场景中，作为20世纪末来到异邦、遭到异己文化的警觉、敌意和排挤的第5代移民，其移民身份和心态促使她追溯、想象一百多年前中国大陆劳工来到圣弗朗西斯科淘金的场景和心态，而偶然的契机，“唐人街历史的一个博物馆，一个非常小的展览馆里的China Town名妓黑白照片”，便促成了作者对移民历史的反思、阐释，并在历史记忆中书写了历史中国的形象。

《扶桑》中的历史中国形象主要是通过扶桑这个人物典型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扶桑，是19世纪末美国唐人街上的华人妓女，也是19世纪末在西

2008年第5期梧州学院学报第18卷方人眼里古老、落后、腐朽、神秘的历史中国的象征。她和大公鸡拜堂嫁到了婆家，名分上的丈夫早已出国到了海外，后来扶桑被人贩子拐卖到圣弗朗西斯科淘金的中国妓院。被囚在昏暗的妓院里，身上穿着有十斤重刺绣的猩红大缎袄，三寸金莲，磕血红的瓜子，喝中国茶，吹苏武牧羊，吸食鸦片，害癆病，遭受种族歧视，白人轮奸„„早期在美华人所遭遇的苦难、不幸在扶桑的身上得以充分展示。正如王德威所言：“百年前中国的苦命女子，漂洋过海，在异邦卖笑，在19世纪末的旧金山，扶桑是神秘颓靡的象征，也是殖民主义权力蹂躏倾倒的对象。”

[2]14

但就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卑

贱的弱者，在生活中却总有着母性般的仁慈，宽恕一切、包容一切的微笑，吃苦耐劳，温顺驯良乃至麻木愚昧。甚至在她遭受巨大创伤时也在心里默默原谅带给她创伤的人们。小说最动人之处是在克里斯为自己曾经参与强暴扶桑而泪流满面地忏悔时，扶桑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于是，跪着的扶桑形象成为这篇小说定格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剪影。实际上严歌苓在此也借扶桑体现出了自己的家国“寓言”，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在“跪着”的屈辱中默默生存。

围绕着扶桑，在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视角下严歌苓以历史记忆的方式对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早期华人移民受到的苦难、不幸于焉浮现。一个落后、隐忍、宽容、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呈现在读者眼前，发人深思。肮脏、粗野、下贱、卑劣是一百年前西方人给华人下的定语，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有十几条罪状，这在克里斯衣袋的“请愿书”里详尽罗列：“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主食大米和蔬菜，居住拥挤，随地吐痰，生肺病，自相残杀„„”总之，是“一个藏污纳垢的低劣人种，该被灭绝”。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这些拖辫子的人把人和畜的距离陡然缩短，把人的价值陡然降低。这些天生的奴隶使奴隶主们合情合理地复活了”，使得他们以辞工为筹码要求公司减少工作强度时的威胁失去效用。但他们同时又惊惶地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无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不管人们怎样吼叫，把拳头竖成林子，怎样把‘中国佬滚出去’写得粗暴，他们仍旧源源不断地从大洋对面过来了。”一段被湮没的华裔历史就这样重见天日，种族歧视和暴行、白人男童嫖妓、白人对唐人街的肆意骚扰、早期华人移民的反抗等鲜活再现。然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并没有因此而懦弱，而是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既有“阿丁”这样敢于直接与白人作对的汉子，他从未使用过的飞镖使白人无赖们魂飞胆丧，“这些东方人的勇猛使他们醒悟到一点什么”。也有以对生活的勇气，以性格中的坚强、沉默中的骨气，对白人发出内心的鄙视。如作品描述：

“他们不声不响，缓缓漫上海岸，沉默无语地看看你；你挡住他右边的路，他便从左边通过，你把路挡完，他便低下头，耐心温和地等待你走开。

如此的耐心与温和，使你最终会走开。„„

从未见过如此温和和顽韧的生物。

拖着鞭子的矮小身影一望无际地从海岸爬上来，以那忍让一切的黑眼睛逼你屈服。

„„

这里的人们感到了恐惧。对于温和与残忍间晦涩含义的恐惧。”

“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死都能面对的，还有什么不可面对的？洋人们心里嘀咕着这些领悟，退出阳台，散场了。”

早期华人移民就在这样艰辛的生活环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生命。而且无论生活如何艰辛，他们都绝不乞讨。在海外求生的外来民族中，这一特

2008年第5期覃春琼：多重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书写性十分鲜明。对此，作者作了专门的说明：

“他们是上过海的，上不动海了，便来到这里。也有在农场里干了一生，干不动了，悄悄离开农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把那笔娶老婆的钱攒足。

他们再穷也不流浪、行乞，一百多年从你到我，中国人极少穷得去行乞的。

他们有的穷疯了，但也都是些文疯子，不动粗。没疯的一天只吃一顿，安静地维持着饥饿中的尊严。”

然而作者也悲哀地发现，无论早期华人移民多么坚韧和忍耐，但毕竟处于弱势地位，在所居住国是弱势群体，无法与主流文化抗衡。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大都只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忍辱负重，默默生存。他们始终不能（或者是不愿）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落叶归根”的观念深入其骨髓，即便拐卖人口、杀人无数、作恶多端如大勇，在污浊、凌厉的外表下，仍为自己保留了一方净土，“妻子还在那儿，推磨，绣花地等他„„他无论怎样九死一生，最终将有个地方来收容他。那地方他的功过将不被仲裁，所有的孽债都将一笔勾销，那便是妻子的怀抱”。临刑前他更是叮嘱扶桑在其服刑后把“骨灰的一半撒在老母亲的坟前”，因为，在他看来，即使“烧成灰，老母亲都会认出她的儿子”。“根”的意识可见是如何强烈。

根据历史文献，以想象层面为主要的故事舞台，以唐人街早期特殊的华人女性移民——华人妓女扶桑为故事核心，严歌苓鲜明地再现了早期华人移民的历史，并在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视角下以历史记忆的方式对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从这一点来看，严歌苓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新移民作家。有的论者认为：“新移民是积极调整自我和社会的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自认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有足够精深的了解，如英语水平允许，他们应该是西方世界阐述中国的最佳发言者。”[4]

但在《扶桑》中，我们不难看出，严歌苓对于中国的历史叙事，对于中国的历史想象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对中国想象既定模式的影响，其笔下的历史中国形象虽然隐忍、宽容却代表了落后、陈腐、野蛮，而西方则代表了先进、民主、文明。这种想象无疑是符合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的。作为一名海外作家，身处两种文化之间，她在“言说自我”的同时，出于被“他者”听到的意愿，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他者”的凝视，并且“自我东方化”。这既反映了严歌苓作为写作者身处美国主流文化边缘地位的尴尬，也体现了其写作上的局限。而在当下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如何在体现文化差异的同时保存中国文化特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作家已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期待着严歌苓这位优秀的海外华人作家在多重文化的交汇处，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体验出发，书写出更全面、更立体、更丰满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申丹.经典叙事是否已经过时[J].外国文学评论,2003

(2):8.[2]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1998.[3]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3:11.[4] 陈晓辉.海外华人汉语写作的种族属性问题[M].福建

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48.[作者简介] 覃春琼(1977-)，女，广西藤县人，梧州学院中文系教师，暨南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对外汉语研究。

篇3：网络反腐多重视角研究综述

一、网络反腐近十年研究概述

截至2013年6月20日, 笔者以“网络反腐”为关键词, 以1994—2013年为时间段, 共搜出527篇期刊文献。

其中, 有关“网络反腐”最早的研究文献出现于2002年。这篇文献谈到广东省南海市开创网络反腐先河, 设立专门反腐倡廉网站, 并实行财务网络实时在线管理。

从2002年到2006年, 有关“网络反腐”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政府在面对信息化时代到来之时, 如何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 将信息技术工具与反腐倡廉工作结合起来。学者提出要建立信息公开机制、网上举报机制、网络廉政宣传教育机制、网络防范监管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 力图将互联网打造为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

2007年, 学界对“网络反腐”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针对民间网络反腐和网络反腐弊端的研究开始出现。从2008年开始至今,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官方的支持, 网络反腐事件层出不穷, 相关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大多数文献对网络反腐的研究遵循概念界定、特性罗列、利弊分析和对策探讨这一基本思路, 研究成果的重复性大, 而从多学科视角对网络反腐进行全面、多层次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有待进一步地挖掘和探索。

二、网络反腐多重视角研究概述

笔者根据学者对网络反腐研究的不同角度, 从搜集到的文献中作进一步筛选和分类, 发现对网络反腐多重视角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伦理学、法学这几个方面。

(一) 政治学视角

多数学者将网络反腐认为是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体现, 是民众与官方进行平等对话的新渠道, 扩宽了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范围和途径。他们从政治学的角度, 探讨社会力量对公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和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的构建产生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权利制约权力, 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许多学者认为网络反腐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政治参与, 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 体现了对公民监督权、参与权、表达权和话语权的保障, 实现了对权力制约机制的扩展。网络反腐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王小平、曾宇辉在《论“社会力量制约权力”——基于“网络反腐”的思考》中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公共政治权力的一种外部制约方式。他们认为网络成为一种全新的反腐手段, 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权力制衡的社会力量, 并提倡要依赖社会组织的力量, 使这种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2.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增强。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为政府执政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政府应当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和增强执政能力。许多学者认为政府要端正态度, 要有意识地将网络反腐作为体察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要尽快制定和完善规范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将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轨道;还要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新媒介素养, 掌握一定的新媒体技能, 培养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

张雷在《网络反腐政府权威的树立述论》中指出, 面对国内严峻腐败形势, 互联网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权威性认可, 这种认可集中体现在网络反腐政策的出台、执政者对网络反腐的带动、网络反腐政府平台的建设这三个方面。

3.网络反腐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一直是政治学领域的热点话题, 而将“公民社会”和“网络反腐”相联系算是一个亮点。

尹世民、汪子彬在《公民社会视域下网络反腐制度化路径分析》指出, 网络直接催生了网络公民社会。网络反腐是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形式。赵晶在《网络反腐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提出网络反腐与公民社会的相互作用。一方面, 网络反腐为公民社会参与反腐斗争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 在传统反腐败途径无力的状态下, 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无疑成为网络反腐建设的必由之路。王世谊在《网络反腐:权力监督的新形式》也指出, 要通过加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来引导网络舆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二) 心理学视角

许多学者会从对网民心理状态的分析来探讨网络反腐弊端, 主要集中在网民“从众心理”研究上, 指出“大量网民形成具有相同心理特征和强烈非理性特征临时性的‘集群’,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加极端, 这种掺杂着混乱情绪的发泄的‘群体极化’现象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研究只有一篇, 即权立枝、王瑞娟的《民众参与网络反腐心理研究》, 主要讲述以下四点:

1.民众的监督心理。学者指出网络信息平台提供了政治言论自由的空间, 民众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并进行廉政民主监督。

2.民众的安全心理。学者指出新媒体实现了对传统媒体的扬弃, 具有开放性、即时性、便捷性和安全性特征, 尤其是虚拟性特征, 使得民众以更加自由的身份和安全心理参与到网络反腐活动中。

3.民众的从众心理。学者指出在网络世界里, 网民很容易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话语和关注点而“群聚”在一起, 并在这里获得一种依赖感、归属感。网络反腐正是基于这种依赖心理和从众心理。

4.民众的宣泄心理。学者指出现实社会里不公正不公平现象频繁, 网民通过网络举报、人肉搜索、进行“网络审判”等, 就是借机进行心理宣泄, 得到一份心理补偿。

(三) 新闻传播学视角

一些学者认为网络反腐从本质上属于网络舆论监督。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一方面网络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有着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拓宽了新闻报道渠道, 不仅能够全方位地报道反腐倡廉工作, 还提高了自身的社会知名度。这种影响体现在, 如纸质媒体可以借助微博平台发起话题, 调动大量“粉丝”转发、评论, 与此同时编辑、记者参与网络互动, 在后期纸质媒体撰稿中就社会各界对此话题的看法与建议进行报道, 并进一步通过微博平台推介、传播纸媒内容, 加深民众对腐败事件的判断识别度, 进行有目的的第二次宣传, 让民众去购买更有深度的纸质期刊。

2.网络信息传播特点, 主要集中在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内容、方式等方面。首先, 在传播速度方面, 成秋英认为凭借微博这个平台, 信息以核裂变式的传播速度瞬间成为爆炸性新闻。李冬梅、张云霄认为在全媒体时代, 全民参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次, 网络反腐信息传播过程呈现层层递进的梯次化发展路径。再次, 反腐信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刘畅认为微博反腐信息传播方式有多个大节点的次传播和中心节点的强力传播这两大特点。

3.新闻传播格局的变化。学者认为自媒体的出现, 打破了以往单一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 话语权逐渐由少数精英向大众掌握, 出现全媒体联动的格局。

成秋英认为, 当前传统媒体报道失去垄断地位, 传播方式由自上而下、封闭式的传统金字塔型向扁平的、开放式的广场型转变, 人们由被动地接受信息向主动选择性地获取信息转变。肖生福提出网络反腐全媒体联动模式:自媒体的民意表达——传统媒体的跟进——全媒体联动——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他指出全媒体联动是民意的大规模和集中性喷发, 是全方位、多渠道的民意表达, 包括不同地域的媒体联动、不同介质的媒体联动、上级和下级的媒体联动。

(四) 伦理学视角

目前,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研究文献数量不多, 只有3篇。主要内容包括:

姚晓娜的《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文章结构清晰, 主要从网络反腐的伦理诉求、伦理支持、伦理制约、伦理发展这四个方面, 从伦理学的角度, 对网络反腐出现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治理对策进行分析研究。

毛蔚兰的《网络反腐的伦理思考》主要分析了网络反腐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对伦理的违背, 包括网络举报信息真假并存, 诬告、诽谤现象, 违反诚实信用的伦理原则;情绪化、非理性化言论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网络删帖公关孕育了互联网的信任危机。最后谈到对人肉搜索的是非界定。

何菁的《网络正义诉求责任伦理建构研究——以网络反腐为视角》观点有深度, 作者从网络反腐的视角, 对网络正义诉求责任伦理的建构进行了深入思考。作者对网络正义诉求的主体性状况、前瞻性责任本质和责任伦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五) 法学视角

从法学视角研究网络反腐属于热点领域, 研究成果较多, 主要有:

1.我国网络反腐立法状况宏观分析。有学者认为我国网络反腐不是无法可依, 有其一定的立法基础。例如, 《档案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刑诉法》等法律中都规定了一些与网络信息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另外, 也有关于互联网方面的规章制度。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关于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条例》等, 部门规章《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息管理办法》等。但现存的有关网络反腐法律制度, 严重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 缺少专门针对网络反腐的具体法律法规。

2.我国网络反腐法律化的几点建议。学界一致认为应将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轨道, 完善网络反腐相关法律制度, 包括加强网络反腐行为以及中间环节的法律规制, 确立网络反腐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 细化恶意举报、诋毁他人的法律法规等, 主要制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孔令兵指出我国政府在2008年5月就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迄今为止实施情况并不理想。网络反腐更需要政府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化、透明化, 为网民知晓政府并监督政府提供条件, 使网络反腐机制更加畅通, 同时避免网络流言飞语混淆视听。张弦指出信息公开有效地贯彻实施, 是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既有利于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和把握, 又有利于提高政府形象。

(2) 建立健全网络举报人保护制度。朱娜娜、陈静认为关于网络举报人的保护, 可以借鉴我国新《刑诉法》中证人保护制度和美国关于证人保护措施的规定。例如, 对举报人举报的信息, 反腐机构一旦介入调查, 应当对举报人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的保护措施, 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举报人及其亲属。

孔令兵认为网络反腐中, 网络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面对压力和风险。网络举报人遭受公权力打击报复会直接窒息人们的反腐热情。因此, 要以制度规范来支持和保护举报人, 让他们敢于举报、勇于举报, 免于因举报而遭受不测或人身安全的风险。

(3) 建立健全网络反腐合理流程制度。朱娜娜、陈静认为建立系统的网络反腐合理流程, 构建制度化机制, 要做到“四及时”:收到举报及时处理, 各路证据及时核实, 进展状况及时公开, 情况属实及时惩办。这不仅能督促反腐机构提高反腐效率, 还增加了反腐进展的透明度和公众对反腐机构的信心。

孔令兵认为合理、正当的法律程序是网络反腐取得实效的前提。网络反腐法律程序的构建目的在于抑制政府网络监督行为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保证网络举报或网络民意能够得到及时的核查、处理、反馈, 使网络反腐落到实处。

3.具体法律问题研究。庹继光在《新规下的网络反腐与诽谤格局分析》分析了新出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简称《决定》) 对我国网络反腐可能造成的影响。他指出, 《决定》贯彻了加重信息发布者的责任、增加网络信息涉及者权利的基本思路, 一方面要求采取网络实名制, 另一方面赋予公民要求删除网络信息的权利。这两项规定本身并没有不妥, 但落实到网络反腐难免会发生异化。作者提出有关方面要迅速出台立法解释, 进一步规范“网络信息删除权”, 防止该权利的滥用成为大权在握的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摘要：近年来网络反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 学者对网络反腐概念界定、特性分析、优劣势比较、对策研究都做了详尽分析, 成果显著。同时, 学者越来越倾向从多学科视角对网络反腐进行某一层面的细致解剖, 研究亮点不断呈现。

篇4：多重视角

该片在吸收佛教故事、志怪小说、敦煌壁画、儒家“经世致用”、“舍生取义”等传统元素的同时，也将现代人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感带入魔幻般的仙境，演绎了一场美轮美奂而又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喜剧。在场景制作上，它大量借鉴电影《魔戒》、《哈利·波特》、《角斗士》等片的制作手法，使得这部影片既具有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之韵味，又蕴含西方奇幻电影之风情。在视觉风格、叙述手法、意象创造、人物情感处理、电影特效使用等方面均可圈可点。也正是由于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在传统的爱情故事框架下彰显的是现代情爱观念，从而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从多重视角出发进行文化阐释的丰富可能。

一、双线并行的结构形式传递博爱情怀

一般来说，艺术作品的文本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现象的外部联系，欣赏者可以通过观赏文本即可了解；而深层结构则潜隐于表象之下，是作品所蕴含的的思想、宗教、历史、哲理等深层内容，只有通过人的理性思索才能把握。从电影《画壁》的表层结构看，讲述的是朱孝廉、后夏、孟龙潭三人穿越仙境与众仙女发生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幻由心生，浮生若梦”的主题。然而导演通过构建这个爱情故事框架，讲述的却是不动大师和姑姑斩除心魔（不动大师的恶、善、执三念与姑姑的贪、嗔、痴三念），最终功德圆满、成就混元的佛教故事。在顿悟成佛前，姑姑和不动大师是一对恋人。由于这一段难以割舍的恋情，二人始终无法修得圆满。所以二人就在以壁画为界的两个空间里各自修行。不动大师需要破除的是恶、善、执三念，而姑姑需要破除的则是贪、嗔、痴三念。而要真正破除这些杂念，达到无欲无求、无色无相的境界，需要经过一番痛苦的考验和艰难的历练。为此，不动大师将其恶、善、执三念化为三个人（孟龙潭是恶、后夏是善、朱孝廉是执），进入姑姑修炼的万花林进行历练，同时也是帮助姑姑去除心中因爱而生的难以排解的魔障。经过种种艰难的考验后，姑姑在不动大师的点拨下，最终抛开贪、嗔、痴三念顿悟成佛。不动大师的恶、善、执三念（即孟龙潭、后夏、朱孝廉三个人物）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也随着不动大师功德圆满而烟消云散。

电影的表层结构——人仙爱情故事是电影的明线，而电影的深层结构——不动大师和姑姑功德圆满的佛教故事是电影的暗线。明暗两线，双线并行，互为表里。在爱情故事的表象下，包含的佛教修行达到功德圆满、臻于至善的真义则既在作品之中，又在作品之外。故事的结局形成了一种哲理化的象征，或曰一个寓言。

如果说陈嘉上导演的上一部影片《画皮》表现的是一己之“私爱”（小唯对王生）的话，那么在《画壁》中，陈嘉上则把这种私爱升华至佛家博爱之境界。影片在强调心存“大爱”（朱孝廉“天下平”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将佛家的博爱精神进行了弘扬。影片一开始姑姑问“今天我美吗”，其实是佛家的一种修炼。因为相由心生，心灵美所以觉得一切都美好。影片最后，芍药接替姑姑成为仙境主人后问众仙女“今天大家开心吗”，实与片首姑姑的问话遥相呼应，再次点明佛法——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心中了然无尘，一切释然、安然。

二、三重人格的象征意味彰显理性精神

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人格内部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1]“本我”处于心灵的最底层，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冲动。“本我”是混乱的、无理性的，只知道按“快乐原则”行事。《画壁》中的孟龙潭喜欢吃喝，爱好女色，放纵欲望，是人格中“本我”的象征。“本我”的唯一机能就是直接消除由外部或内部刺激引起的机体兴奋状态，消除使人感到痛苦或不适的紧张体验。影片中仙境的主人姑姑，由于情感诉求（“本我”）得不到满足，于是被压抑的欲望以变形、扭曲的方式激发出来。她通过压制仙女们的正常情爱来满足自己的性快感，从而转移自己的性压抑。人格结构中的最上层是“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对个人的规范作用，按照“至善原则”行事，它阻止本能的能量直接在冲动性行为和愿望满足中释放出来，而把本能的能量全部投注到对至善至美的追求上。片中的书生朱孝廉出于道义舍身拯救被囚禁于“七重天”的牡丹，并最终抛弃了“小我”之爱，追求“天下平”的人间大爱，是人格中“超我”的象征。作为姑姑继承人的芍药，和众仙女一样，她心中也有爱的渴望。但是在道义面前，她不仅放弃了爱的权利，而且甘愿牺牲自己以成全牡丹，同样展现了人格中理性主义（“超我”）的伟大光辉。处于人格结构中间一层的是“自我”，是协调本能要求与现实社会要求之间不平衡的机能，按照“现实原则”行事。片中忠实主人、同情弱者的书童后夏以及云梅等，都是人格中“自我”的象征，它充当着“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中介，注意调整二者之间的矛盾，按照“现实原则”行事。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画壁》反映了“本我”与“超我”之间由对立冲突到友好相处的过程。在纷纭复杂的情感、利益冲突中，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理性压倒了非理性。这也是当今社会对理性精神回归的呼唤，是理性精神的赞歌。

三、众芳暄妍的热情讴歌消解男权话语

自古以来，在中国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妇女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温良贤淑是她们不能违反的妇德。在社会生活中，她们往往被迫按照男性的自私需求来塑造自己，而不能按照自己健康正常的人性意志去追求自己应有的权利，包括爱情。在《画壁》中，孟龙潭进入壁画中的仙境后，贪图美色，见异思迁，得陇望蜀。即使在仙境，男人在家庭中具有优先权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影片中，孟龙潭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男权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男权社会，事业是男人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在朱孝廉画的表现京城风光的图画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也可窥见一斑。在男权社会，男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就会像孟龙潭一样找三妻四妾。所以姑姑一再告诫众仙女，不要相信爱情，因为“情爱带给女人的只有伤害”，男人要么骗女人一辈子，要么骗女人一阵子。她对男权社会里女人最后只能沦落到孕育生命这一唯一的使命感到恐惧，所以她的规矩是，孩子一旦出生男人就必须死。这种颠覆性的行为和残酷方法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报复。在她创造的仙境中，她把女性爱的强力意志表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姑姑这个角色也是一个矛盾体，她一方面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对抗男性包围的万花林，并要求众仙女严格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生存。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深处却又极度渴望得到男人的爱，渴望自己的空间被男人强有力的占有。宫殿上方安放的一个庞大的雄性躯体雕像，不仅象征着男性的绝对权威，更是她对男性爱的强烈渴望。所以，在男权社会，女权意识在女性自身觉醒后依然需要不断强化。由于女性的先天因素，女性在争取与男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拥有同等权利的道路依然漫长。

四、多姿多彩的爱情演绎拷问当代困局

《画壁》则在古代场景风貌的背景下演绎了极具现代性的男女感情遭遇。明恋、暗恋、失恋，单纯的爱、深沉的爱、勇敢的爱，因爱生怜、因爱生恨、为爱牺牲……爱不仅有甜蜜，还有痛苦，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爱情在你面前，你是接受还是拒绝？爱的代价你付出还是不付出？……人仙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是现代社会男女爱情的真实写照。在影片中，陈嘉上导演对爱情、生命、权力以及自由等人生哲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也对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尤其是面对爱情、诱惑等）表现了深刻的关注。“思”的内容进入了电影，也使得影片本身也被哲理化，这或许才是导演着力的元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所有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即是对抽象冲动的一种最终渴望”，[2]这种“抽象冲动”也就是一种对于形而上意义的思索和观照。

在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测量员K费尽千般周折却始终无法进入城堡，而《画壁》中的朱孝廉轻而易举就进入壁画中的仙境。为何进城堡难而入仙境易？卡夫卡说，有天堂，但没有道路。城堡作为人类伊甸园的象征，由于人的堕落已经无法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测量员K内心的焦虑、惶惑、不安恰恰是20世纪西方人内心的痛苦和绝望。而对于朱孝廉来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心中有爱，可以一往无前，绝处也可逢生。尽管姑姑并不允许万花林中的仙女接触情爱，但她们中许多人却心甘情愿地“中了男人的毒”。仙女们可以在仙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潜心修炼，但是没有爱的生活仿佛一潭绝望的死水，纵使拥有神仙一样长久的生命又有何意义？影片中，爱的追求不单单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也是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拯救。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巨大调整以及技术文明的飞速发展，加剧了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对立。曾经的“形而上的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被一种形而下的实用理性和现世主义所取代，”[3]在这个物质至上的世界，个人的孤独、忧郁、焦虑、苦闷不断增长。人异化为物质的附庸，灵肉分离，真实的人带着面具生活。纯洁的爱情也被权力、金钱绑架，真爱成了笑谈。而《画壁》美轮美奂的仙境世界，复活了人们对昔日爱情的美好回忆，使人们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无奈和精神的苦闷。更重要的是，《画壁》中的爱情成为人们对生命灵性和真血性、真情怀的渴盼。我们在电影中体味现代人五味杂陈的情感的同时，也在叩问个体有限的生命如何寻找自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影片最后，仿佛一切都是一场梦，但又不只是一场梦。因为爱的种子已经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生长。于是最后，每个人都抱着爱的希望踏上了新的旅程。导演正是以这样一种颇具禅意的梦幻式结尾实现了对当今人类困局的朦胧化解。

总之，对于一部优秀的影片而言，其阐释的可能性是无限延展的，具有多种解释的角度，通过对多种可能的追索，可以使我们发掘到作者隐意识中的某种心灵和感情的本质，启迪我们把握人生的真谛。正如尼采所说：“无活力的状态需求统一（一元论）；阐释的多样性是力量的表现。”[4]而《画壁》正是这样一部有力量的作品。

[1][奥地利]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车文博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2][德]威廉·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3]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

篇5：多重性格的我

我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上天给了我美丽，又让我近视了，我就常常想：“上天肯定是一时糊涂，让我有了漂亮的`眼睛，后来又嫉妒我，就让我近视了，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我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调皮、爱撒娇、胆小……

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就拿起陶泥坐在地上玩。可陶泥太硬了，怎么也捏不动，于是我端来一个盆水，撒在在陶泥上，又开始动工了。

玩完陶泥后，我才看到整块地都被我弄得不成样子。妈妈发现了，生气极了，叫我把地拖干净。我想一想，陶泥做好了，正好没事干，拖就拖吧。我开始拖起来，还边拖边唱歌呢。拖完后，便叫妈妈来检查。妈妈一看更生气了，因为地上左一个脚印，右一个脚印，样子更难看了。妈妈举起手就要打我，我急忙喊道：“打我可以，但请妈妈大人把手高高地举起，然后轻轻地放下。”妈妈被我逗笑了，就放过我这个小调皮。

我还爱撒娇了。一天晚上，我刚想睡觉，才发现口渴了。自己去端水吧，嫌路好远（其实就在厨房），难得跑，于是就叫爷爷帮我端。可爷爷说：“自己的事自己做！”我一听急了，看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我马上跑到爷爷跟前说：“爷爷最好了，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最爱革命的接班人了……”边说还边推爷爷，爷爷被我逗“晕”了，乐颠颠地去给我端水了。

我胆子非常非常小。晚上和同学们一块儿做家庭作业，室子里突然飞进来一只大飞蛾，我一看见顿时尖叫起来。可这只飞蛾好象故意欺侮我，老是飞到我身边，我就不断尖叫。这时，几个男生一齐上阵，将飞蛾赶走了，可我还是不时扭头去看有没有飞蛾，整个晚上都疑神疑鬼的。

“调皮鬼”、“娇小姐”、“胆小鬼”，这就是最真实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