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关键词： 视点 两面性 短篇小说 创作

摘要莎剧《冬天的故事》中的“良母”赫美温妮无端遭受丈夫的迫害，失去儿子，又与女儿长期失散，但她终以坚忍和美德重获天伦之乐。赫美温妮的形象及其幸福结局反映出了父权社会对放弃自我意识、彰显纯粹母性、消解男性“阉割焦虑”的“良母”的期待，以及莎士比亚对这类母亲的肯定。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篇1：

论丁玲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的两面性

摘 要：丁玲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这一类作品继续了“左联”时期创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大众在革命和抗战中的光辉形象，即塑造“大众之神”；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不难看出，以上的两个主题之间是矛盾的，塑造“大众之神”是把民众的形象美化，赞美民众。而暴露问题的作品是暴露民众的问题，批判民众。这种两面性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从自我到大众的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反复。

关键词：丁玲 两面性 大众之神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左翼作家先后奔赴延安和其它根据地，这其中就有丁玲。回首丁玲的创作经历，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的革命经验和创作经验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因为在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有两次明显的文风转变。第一次是从“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到30年代的左翼作家，第二次是从左翼作家变成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文人。第二次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本文以丁玲在抗战时期，即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试图对丁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一个比较全面地整理。并通过对这8篇小说的文本研究，把握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方向的变化和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两面性。

1 丁玲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1937年至1941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

1.1 继续塑造大众之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文学”促使“大众之神”的合理化，丁玲别无选择地继续着塑造“大众之神”的创作。

《东村事件》是丁玲作于1937年6月的小说，发表于1937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5～9期。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1928年大革命后的农村暴动。作品中有一个“大众之神”式的农民领导者-王金，但更多的则是陈大爹父子这样世代受地主压迫，已经怯懦到极点的农民。在1937年表现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性格弱点已不再符合时代主题。也就是说小说本身已经不具备现时代的意义了。1938年丁玲自己也否定了这篇小说，她认为《东村事件》“现在也只能拿来当历史看了”。

以上作品是以抗日或者参加革命为题材。王金作为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思想与行动的“先觉者”出现的，但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先觉者与大众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些曾经的被启蒙的大众上升到了“神”的位置。

1.2 批判意识的复苏

如果说以上四篇小说，是丁玲初到延安，内心充满热情，以战士的心态进行创作的成果，以下要分析的四篇小说，则是丁玲深入了解延安后，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创作的。

首先标志着丁玲创作主题转变的是《入伍》，小说描写了三个新闻记者来到延安搜集材料，并计划着入伍。其中的一个记者徐清与勤务兵杨明才巧合中经历了一次掉队，迷路，遇到日军的危险情况。懦弱无能又贪生怕死的徐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多亏了镇定勇敢的杨明才得以脱离险境。劫后余生的徐清再也不提入伍，而是得意地计划着到大后方去写出自己的光辉经历。通过险境中知识分子徐清和勤务兵杨明才的对比，讽刺了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又贪生怕死的本质。

如果说《入伍》中，丁玲仅仅把矛头对准了来到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开始，丁玲的批判对象已经扩大到了一度被塑造成神的大众。《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发表于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这篇小说取材于解放区一个真实的故事。农村女孩贞贞为了追求自由爱情，逃避包办婚姻出逃，不幸落入日寇之手，成为慰安妇。终于逃出魔窟后又因为党组织工作的需要重新回去，冒着生命危险作情报工作。她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是也染上了严重的性病，组织上安排她回到故乡。然而她得到的不是安慰和赞扬，而是同村人的冷嘲热讽和贬低歧视。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展示了父母对贞贞的不理解和埋怨，揭露了乡邻们对她的种种非议，这些刻薄冷血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解放区农民身上的封建遗留思想。

这篇小说中丁玲除了把“大众之神”拉下神坛以外，也是她在延安时期创作中女性主义立场十分鲜明的一篇小说。贞贞的命运在民族战争和组织力量支配下处于苦痛而又尴尬的位置。女性群体的生存苦难既与民族国家紧密接合又无法得到清晰的解释和解决。通过这篇文章，作者提出了战争背景下，女性为了国家做出了牺牲，由此生成的困境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以上的短篇小说很清晰的显示了丁玲在到达解放区后经历的思想矛盾。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人，同时作为作家她又有着强烈主体意识。这种矛盾困扰着此时的丁玲。

2 结论

纵观丁玲的创作，不可否认她一直紧紧追寻着时代的大潮，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她不断改变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对此，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有些学者对丁玲的文学创作持全面肯定的意见。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丁玲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逐渐淡化，政治性的僵化理念贯穿其中，尤其是整风以后，作品完全服从政治，概念化，丧失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与同时期的许多女性作家相比，她的创作生命是相当长的，这与她对政治的妥协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 丁玲.丁玲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4]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理历程[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5] 李少群.追寻与创建——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注释

①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

② 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33.

作者：王平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篇2：

伟大与悲哀

摘要莎剧《冬天的故事》中的“良母”赫美温妮无端遭受丈夫的迫害，失去儿子，又与女儿长期失散，但她终以坚忍和美德重获天伦之乐。赫美温妮的形象及其幸福结局反映出了父权社会对放弃自我意识、彰显纯粹母性、消解男性“阉割焦虑”的“良母”的期待，以及莎士比亚对这类母亲的肯定。

关键词：赫美温妮《冬天的故事》“良母”

一引言

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塑造了大批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良母”，如《亨利八世生平》中的凯瑟琳王后、《温莎的风趣主妇们》中的培琪太太等。她们虽然身份不同，却都服从夫主的权威，对婚姻忠诚，生育合法后裔，疼爱孩子，是父权制伦理道德观的维护者、执行者和传播者。他的晚期传奇剧《冬天的故事》（1610-1611，以下简称《冬》）中的赫美温妮也是这批“良母”中的一个，她慈爱正直，却因丈夫的无端妒忌而饱受煎熬，但她恬淡隐忍，最终以美德和耐心重获天伦之乐。学界对她的评述主要集中在她作为妻子所经历的“蒙冤”与“重生”上，实际其“蒙冤”和“重生”与她的母亲身份密不可分，要正确理解赫美温妮，必须以她的母亲身份为侧重点。

二《冬》中赫美温妮的命运

《冬》中的赫美温妮是西西里国王列昂特斯的妻子，该剧开场时她已“身怀六甲”，在同时出场的两位国王、随侍大臣等众多男性中，她的身孕突显了她的性别与母亲的身份。她的母性柔情在她让小王子给她讲故事一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些母子间亲密无间的对话正好位于第一幕第二场与第二幕第一场之间，前一场反映列昂特斯见妻子说服他的总角之交波西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推迟行期便妒火中烧，根据妻子有孕确信她与波力克希尼斯私通，决意严惩妻子、毒死波力克希尼斯；后一场描述他带随从前来指责王后，不但强行拉走小王子，还羞辱王后，要她“跟自己肚子里的那个孽种玩”。赫美温妮遭受无端指责依然谦和有礼，她说：“要是说这话的是个恶人，那么他是比世界上最坏的恶人更坏的恶人。您，陛下，只是弄错了。”她想为丈夫的错误开脱，但是列昂特斯却骂她“淫妇”、斥责她“不贞”，坚持要将她投进监狱。大难临头的赫美温妮坚信会有真相大白之日，主动请求大臣们审判她，并未以怀孕为由争取豁免。在法庭上，她与列昂特斯当众对质，驳斥了他强加给她的“通奸”、意图“弑主”、“助奸慝……逃生”。此时她已清楚认识到了现实的严酷，因为列昂提斯夺取了她心爱的孩子，又肆意践踏她的尊严，使她先失去了妻子的名分，又丧失了母亲的名分，剥夺了她生存的所有依托和意义。但她并未灰心丧气，而是为了要传给子女的“名誉”据理力争。遗憾的是，尽管阿波罗的神谕确证了她的无辜，但她的宽慰很快就被小王子的死讯破坏，她“受不住这消息”“死过去了”。她再次开口，是在十六年后与被丈夫抛弃的女儿重逢之时了。她一见女儿便迫不及待地嘘寒问暖，先前的苦难丝毫未消损她的母性温情。赫美温妮以母亲的形象出场，以母亲的形象谢幕，其间历尽苦难却不改宽厚纯良的天性，在她身上不仅集中了美丽、善良和温柔，还蕴蓄着坚如磐石的坚韧情感与创造和谐的力量，代表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Travesi，1969：119）。

三“良母”赫美温妮的特质

赫美温妮的出色之处并不在于她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在于她的道德境界。她虽是父权力量的依附者，却拥有强大的精神魅力，并以这种精神上的优越地位和独特性，为自己创造了“母性”的权威，使人意识到“母性”是女性所独有力量之源，由之生发的母爱也不是单纯的情感概念，而是“一种更具悲悯性、弱者的，反侵犯的文化的萌芽。它的目的旨在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弱者——被统治者提供生存的文化依据。”（孟悦、戴锦华，1989：22）虽然母亲发挥“母性”的条件可能受男性的破坏，但她最终还是推动了新的生命循环，重建了世界的秩序与和谐。赫美温妮的美德与力量在戏里戏外都得到了认可，她不仅在剧中被朝臣、宝琳娜等人一致视为“大贤大德”的“好王后”，该剧评论者也十分欣赏她遭受丈夫的暴虐时不卑不亢，指责丈夫善恶不分时勇气可嘉，认为她不但是正直、善良、仁慈的化身，还是新生命的创造者。

四“良母”赫美温妮的成因及文化意蕴

《冬》是以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的散文传奇《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1588）为基础创作的。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西米亚国王潘多斯托（Pandosto）与西西里国王埃吉斯特斯（Egistus）自小交好，埃吉斯特斯到波西米亚访问，潘多斯托让妻子贝拉丽娅（Bellaria）去招待埃吉斯特斯，她便“十分亲切地招待埃吉斯特斯，使埃吉斯特斯感到自己确实很受欢迎……”（Greene，1588：159），但这种本来无可非议的“亲切”却引起了潘多斯托的猜疑，他相信她与埃吉斯特斯有私，将她打入监狱，听闻贝拉丽娅已有身孕后更是发誓要把“王后与新生婴儿烧死”（Greene，1588：165），因为他“认为从时间上来算，孩子的父亲不是他而是埃吉斯特斯”（Greene，1588：166）。贝拉丽娅生的女婴最终被抛弃在西西里海岸，她自己在公审中幸得德尔菲神谕裁决无罪，潘多斯托也向她请求原谅，但就在此时传来了小王子加林特的死讯，她“一听这个消息，就立即倒地身亡，无法救治了。”（Greene，1588：171）格林笔下的贝拉丽娅比赫美温妮更加不幸，不像后者那样等到了与女儿重逢的一天。

当然，无论是《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还是《冬》，作品中的矛盾和冲突都来自丈夫对妻子不贞的焦虑。在《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里，贝拉丽娅对埃吉斯特斯非常关心，时常亲自到他卧室去查看是否一切周全，在潘多斯托忙于公务不能陪伴埃吉斯特斯时，贝拉丽娅会和他一起到花园里散步。潘多斯托正是因他们关系日益密切才萌生了猜忌。相比之下，《冬》中列昂特斯的妒火爆发得更为突然，他先是催促妻子挽留打算辞行的友人，但见妻子说服成功又心生妒意，还因妻子有孕认定自己戴了绿帽子。深究列昂特斯对妻子的贞洁的关注就能发现，列昂特斯担心妻子失节是因为这会破坏他的名誉，使他同时蒙受精神损失与物质损失，“因为孩子将来会以父亲继承人的身份继承父亲的财产”（Engels，1986：92），私生子会使家族的财产易主。如若没有宝琳娜的保护，赫美温妮恐怕会与贝拉丽娅一样死于非命，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失贞“被认为是犯罪”（恩格斯，1972：71），犯了“通奸罪”的女性由于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没资格像守规矩的妻子那样在正常的地方生产，如赫美温妮就因“通奸”的污名失去了“产襦上的特权”，还在产后的虚弱时期被“驱赶”去接受公审，她丈夫还要以死刑来恐吓她。赫美温妮面对丈夫的暴虐时那种柔弱无力使人联想到社会用母亲的角色消解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独立性，使她在履行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中忽略了社会对她的异化，很多母亲在含辛茹苦养育儿女、努力向父权社会赞颂的“理想母亲形象”迈进的过程中熄灭了对肉欲和爱情的追求。如赫美温妮出场时不仅是个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个“绝代佳人”，她丈夫的好友波力克希尼斯也无法忽视她的“美妙姿容”。而经过丈夫造成的磨难，于十六年后再度出场时，她那长了皱纹的脸上再也没有情爱的痕迹，她成了纯粹“母性”的化身，“……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波伏娃，1998：563）

赫美温妮这位“良母”的成因也与该剧创生时期英国父权制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被看作男性的附庸，处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在婚姻中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其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性功能与生育功能，丈夫要求妻子守贞来保证子嗣血统的纯正，保障他的地位与财产不传给外人。父权社会一方面力图使女性驯顺地整合到家庭领域内，诱导女性服从男性的控制和安排，另一方面又嫉妒女性的繁育能力，倾向于贬低怀孕和分娩，例如设置种种禁忌，强化女性分娩是不洁行为的印象，使生育成为女性独属的私人经验。这种借助女性的生理机能将女性钉在耻辱柱上，将女性的生存空间压缩到狭小的一隅的做法本是为了加强男性的统治，但无形中也给女性留下了在生育领域的自主权，促使女性主体在“语言之外形成”（Benhabib et al，1995：109）。因为有关生育的活动，都完全掌握在妇女手里，只有她们才懂得生育的秘密。在社会其他领域把持霸权话语的男性在这个对父权社会的基础至关重要的领域露了怯，一直与生育这个专属女性的“不洁”领域倨傲地保持距离的男性无法有效监控女性在这一领域的活动，而这一领域发生的问题却能直接动摇男性在父权社会的主体地位，这就导致了男性的阉割焦虑，因为他们“建立一个男性权力和男性生殖器权力的尝试，总是受到来自另一性别的、被压迫的……但也很强大的权力的巨大威胁”（克里斯蒂瓦，2001：101）。赫美温妮这个“良母”形象也是父权社会男性阉割焦虑的产物，她在《冬》中的生命轨迹说明，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良母”就是那些以放弃自我、一味恭顺、既不引起男性的阉割焦虑，又能以忠实和美德来缓解、宽容、消除男性阉割焦虑的母亲。

“良母”赫美温妮在剧中卷入的矛盾和冲突、经受的苦难、最后获得的家庭和谐也反映出父权社会中“母亲”（其实也包括“父亲”）的尴尬处境。在父权社会中，“父亲”不仅仅表现一个男人在家庭里的血缘位置，还表现在社会文化中拥有特权：强壮、威严、理性、荣耀、家庭中的位置和对女性的占有，女性/母亲则“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转引自张岩冰，1998：41）。由于作为主体的男性有赖作为客体的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主导地位，为了保证对女性的绝对占有，父权社会便通过片面夸大女性的母性、制造母亲神话化来压制女性的生命本能，而母亲神话本身又反过来保障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控制，因为父权社会认可的母亲，必须是在父权社会法律承认的婚姻内生儿育女的女性，女性若想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母亲，就必须依附于男性，满足父权社会的各种要求。受了父权文化的影响，连厌恶女性的男性也愿意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在一定条件下崇拜她的母性，赞赏其体现的无私与自我牺牲。“良母”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她用“无我”消解了男性的阉割焦虑，从虚构层面使父权社会走出强调女性贞洁与依赖女性繁育能力的死胡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良母”赫美温妮才被作为理想女性的范式得到褒扬，莎士比亚为她安排的走向幸福的命运既折射了父权社会对所谓理想女性的期待，也反映了他对这种期待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Benhabib,Seyla.et al.Feminist Contentions:A Philosophical Exchange.New York:Routledge,1995.

[2] Engels,Friedrich.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London:Penguin Books,1986.

[3] Greene,Robert.Pandosto,the Triumph of Time.London:Thomas Orwin,1588.

[4] Moncrief,Kathryn M.& Kathryn R.Mcpherson.“Embodied and Enacted:Performances of Mater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erforming Mater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s.Kathryn M.Moncrief & Kathryn R.Mcpherson.Hampshire,Burlington:Ashgate Publising Limited,2007.

[5] Travesi,Derek.1955.Shakespeare:The Last Phase.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 西蒙·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 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作者简介：邵雪萍，女，1980—，浙江兰溪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工作单位：清华大学。

作者：邵雪萍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篇3：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家庭意象

摘要：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勾画出了五四女性追求主体实现的轨迹，她们最初将家庭作为预设的反抗对象，在抗争的过程中感受着自我觉醒后的恐慌，经过迷茫和困窘之后，又探索着回归家庭，但无论是丁玲式的将个人家庭扩大为存亡攸关的国家民族的诉说，还是冰心式的改造和维持传统家庭方式的表达，本质意义上的女性主体都无法真正实现。

关键词：五四女性文学；启蒙话语；家庭意象；女性主体性

收稿日期：2008—05—27

作者简介：李国英，女，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五四时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历史时段，五四女性文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女性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自主把握的追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最集中的场域就是家庭，家庭既是个人身份最为集中体现的一个场所，也是个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在。在五四女性文学启蒙话语中，家庭有其独特的意涵，它既是女性主体存在的基础，又是女性反抗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既依存又背离的复杂关系中，围绕家庭所进行的反抗和启蒙话语就具有了更加复杂的意蕴。从五四女性文学总体上看，对于家庭从预设的反抗对象，到因为国家民族救亡而将家庭国家化、民族化或试图修正传统家庭方式的转变，期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转换过程。

一、家庭反抗中的自我觉醒

可以说，五四女性的自我觉醒就是从反抗家庭开始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选择为五四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想象的依据。五四女性文学的作者及其作品女主人公的选择，大都有一个反抗家庭的共有情结，而这种情结则构成了五四女性启蒙和自我觉醒的一种共有标志。

首先，从多数五四女性作家个人选择来说，她们自己的有意识的觉醒就是从反抗自己的家庭开始的。中国自清末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思想观念的传入，对传统三纲五常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当时依旧处于坐而论道的阶段。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其健将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深受父母代订婚姻束缚之苦，写出了不少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制度，倡导“个性解放”，同时寻求女性自主的道路。而真正从接受到实践“娜拉式的出走”的，大多是未婚的青年知识女性，抗婚往往成为她们争取自由的主要手段。冯沅君毁掉父母之命的婚约，毅然跟随兄长到北京去求学。庐隐拒绝早年已定的婚约，勇敢地追求自己认定的人生幸福。白薇则是经过了重重的磨难，才摆脱了来自于父亲、婆婆以及学校的禁锢，为逃婚而毅然决然地只身去国，东渡日本。

在文学作品中，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也大多以反抗传统的家庭权威为自己追求自由的必经之路，家庭的形象和功能构成了作品情节的重要推动力量，传统家庭所代表的有待推翻的专制意象，父

亲和丈夫所代表的男权的压制力量，都让刚刚觉醒的五四知识女性感到无可遏止的反抗的冲动。“不得自由我宁死”是冯沅君笔下女主人公们不曾动摇的信条，她们纵然选择死，也不愿让自己的尸首埋在父母代定的夫家的坟内，否则，“那是多么可耻的事”①。显然，其“隔绝之后”的毅然赴死，不是无法承担存在的意志脆弱的表现，而是不惜以主动终止生命来维护生命的自由意志的行为，是舍生取义的大无畏之举。陈衡哲在《鸟》中写道：“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也不管他恶雨狂风，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一丝丝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冯沅君所塑造的女主人公的决绝、勇敢，与陈衡哲那鸟儿的绝唱相应和，是“五四”女儿生命中的最强音。

这种对传统家庭的反叛不是一种基于功利衡量的结果，也谈不上对于真爱的执着追寻。五四女性反叛家庭追求爱情，“是女性作为个体投入时代历史的最重要的通道，甚至对不少人而言是别无选择的通道。”②可以说，这种反叛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简化传统家庭和女性个体的对立关系的策略。传统家庭的结构不可能为女性的觉醒提供前提和基础，女性必须选择一种反抗的姿态，通过反抗父权和夫权，才能确证自己的主体性，于是这种反抗就演变为一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二元对立的选择。对于当时的女性作家来说，在这种策略下，并不需要深入完整地去分析父权和夫权的具体压制机制，而且这种分析依赖于有体系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但中国的现实并不能提供这种条件。西方的女性自由只为她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图景，在这种图景中，她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出路，那就是娜拉的形象。

当然这种标签化的处理方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或者说对于五四女性文学作者来说，是一种切实的生命体验。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看，只有当话语中呈现出断裂的时候，一种现象才开始出场。③五四女性文学作家正是在一种有关西方的完美想象下，使传统的家庭与专制、压迫、女性的失语连接起来，于是在她们的意识和话语中就布满了对于传统家庭的恐怖想象，成为只要反抗就有希望的一个必然的定势。这样，五四女性的自我确认、主体实现就和对传统家庭的反抗有了密切的勾连。

二、自我觉醒后的恐慌

五四女性借了一种富于激情的想象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并且以一种娜拉式的出走来寻找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但正如鲁迅所反思的“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疑问，更是觉醒后的女性的切身体验，原先的简单反抗的姿态也许可以激起有关主体追求的最初动力，可以依赖于生命的原初欲望以及获得自我独立的美好想象，但一旦涉足自我的建构和塑造，觉醒后的恐慌便接踵而至。有论者指出，“为达到解构的目的而去建构一套复杂、繁琐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对于女性主义研究者而言并不适合”④。这种论断有相当的说服力，事实上，五四女性文学作家的确没有太多的兴趣在女性主体的建构上，并没有过于考虑一种主体建构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也没有考虑女性在实践中的多样性。因此，她们在面临现实中的选择时，陷入恐慌之中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结局。

这种恐慌首先体现在五四女性对于出走之后的定位上。当初为了操作方便，她们采取的策略是对抗家庭对抗婚姻的方式，但在家庭之外，并没有足够的社会空间让女性去实现自我的价值。第一，就女性启蒙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来说，只有在关于个人、社会、国家的明确界说基础之上，一个独立的不受国家干预和控制的社会领域的存在，才能为自由主义的理性发展提供基础。而对于中国来说，在传统的家、国、天下一体的思想结构中并没有社会的空间，虽经晚清以来的新思想的冲击，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意识空间依然不发达，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并不能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依赖自由主义思想的女性启蒙自然也不能为女性的独立提供实践的思想依据。第二，在现实中，社会意识的淡漠造成社会领域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依赖的社会空间非常狭隘，并不能够为女性启蒙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体现在五四女性自我形象的他者视角上。五四女性文学中关于女性的觉醒与启蒙并没有获得真实的内在视角，尽管在话语的主体上明确地打上了“我”的烙印，但这种“我”的烙印并不是从女性内部生发的，而是在对西方的神话和对传统的符号化的夹缝中产生的。“我”的启蒙需要有关于“我”的社会位置，只有相应的社会位置才能够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运用，从话语到实践形成有关“我”的形象的建构，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塑造出主体性的女性形象。如果缺少相应的有关“我”的机制，“我”与其说是一个实在的具有生命本体的自发追求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帷幕上所透出的一点反光，只让人看到了女性的一种可能面相，但其关联的话语和权力都有些过于渺茫，它漂浮在女性主体觉醒的主题周边，并不能为女性觉醒提供实在的可靠的支持。

同时，有关自我形象的他者视角也带入了女性自己的角色预设，但这种角色预设并不具有本源性的力量。五四女性勇敢地从封建家庭的囚笼中冲出，公开与强大的男权思想相对抗，但她们在未找到其它更有效的防身措施的时候，不得已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以不做人言可畏之事，来向世人证明自己爱的“纯洁”度。⑤在冯沅君的《旅行》中，作者小心地设置了男女主人公的道德边界，而这种边界无疑是传统社会中男性设立的有关女性的道德标准。这种行为在象征的意义上尚可说有些对于传统男权的反抗，但如果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话语和实践间的相互作用来看的话，这种象征无形中又强化了男性话语的效果。而在这种吊诡的结局中，冯沅君的无法释怀的自我期许就变得模糊了。五四女性走出家庭后，迎接她们的并不是一片澄明的青天碧水，猥亵的目光在明处或暗处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时机成熟，便向只知爱情自由却对其它人生要义所知甚少的幼稚的女性俯冲过来，娴熟地玩弄她们的感情与肉体。她们争取爱情自由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争得做人的权利，而在她们迈向解放的道路上却是险象环生，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他人玩物的陷阱。丁玲早期的作品则形象地再现了五四女性当时的处境，梦珂、莎菲们因不愿轻易地成为男性的猎物而痛苦地挣扎，她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不亚于当初对家庭的反抗。

当然，这种对于男权的敌视态度有多少是来自于经验，又有多少是来自于一种想象，难以明晰分辨。但这种预设无形中也使得女性的觉醒变成了一种暗夜的航行，并且是一种无边界无主体的航行，“女性”这一形象孤零零地漂浮在话语的海洋上，而悖谬的是，这种无望的航行却需要男性的航标来指引，要沿着男权的边界小心翼翼地行进。这种吊诡的局面，很难说是一种女性的自主选择还是一种男权的合谋，而女性的觉醒在自己和他者的夹缝中的自我确认也困难重重。

三、回归家庭的探索

五四女作家在追求实现女性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受到来自于传统的强大阻力和时代及女性自身的局限，但探索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她们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义无返顾地冲出父亲的家门后，经历了抗争、迷茫和困窘，又走上回归家庭的道路，当然这家庭并不是她们所熟悉的父亲的家庭。当时，有两种比较典型的回归方式，一种是丁玲式的将个人式的家庭扩大为存亡攸关的国家民族，从而使得女性主体获得一种异于传统的角色；另一种是冰心式的通过改造和维持传统家庭方式，将女性置于一种更加智慧和独立的角度上来引导传统家庭美德的发扬和弊端的克服。

以丁玲为代表的女作家，在五四退潮后自觉转向了政治介入，将家庭扩大为国家民族，并试图以主体介入政治，积极投身于争取国家民主、民族独立的洪流中，这无疑是一种应和当时国家民族救亡需求的选择。大革命的失败粉碎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神话，一些男性作家率先塑造了由“个性解放”走向“阶级解放”的时代女性形象，如茅盾《虹》中的梅行素、叶圣陶《倪焕之》中的金佩璋等，这些形象意在说明，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与更新同时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⑥丁玲等女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试图在家庭性别的外围寻求妇女解放、实现女性主体的出路。女作家们这种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执著关注，无疑是其社会性主体意识日益成熟与强大的表现，同时这种价值追求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意向性的指向而已，自当以经验性的实践进行充实和填补。但也就在女性创作主体努力将自身的经验写入文本之中时，言说的过程又变为一种与主体意向追求背离的现象，自己的能指和所指总是陷入一种无法统一的境地。其实，女性要作为主体介入政治，成为现时代的创造者，并想以这种主体性的实践作为重构的认同性资源的努力，并非伊始之际就是立场鲜明的。相反，在其伊始之期往往是言说者对女性形象采取一种拒绝或遮蔽的方式。丁玲的《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等作品，在“革命+恋爱”模式的角色处理上，男性以“革命”为使命，女性却只是“爱情”的沉迷者，从而丽嘉、玛丽无一不是被抛弃与告别的对象，似乎在时代重构与新创中女性不仅不能够成为主体，而且是一种“累赘”和“重负”，男性也非得与自己所深爱的恋人斩断情丝，才能开创人生与时代的新局面。《水》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淹没既是作家无意识的叙写，也是女性进入革命与政治时一种弱势心理的流露。在这些作品中，丁玲通过不懈的追求也未能让女性真正成为时代的创建者，本质意义上的女性主体最终仍无从实现。⑦自古以来，在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逻辑所构成的心理语言世界里，女人作为一种性别是缄默的甚至销声匿迹。对于这种“缄默”的反抗，从“五四”时代就已经开始，到了后来丁玲的笔下，应该说，不只是一种“家庭”反抗，而且是一种“政治”抗争，不仅是一种一般层面的个体言说，更是女性历史主体性意义层面的建构。

在冰心的创作中，她试图通过对传统家庭的修正来维护女性的独立。在她的笔下，家庭才是女性心灵得以成长的资源和可供心灵自由翱翔的宽阔的天空，女性只有在奉献爱的同时也领悟和获得爱，她们才能感受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当然，男性也要尊重和欣赏女性家庭角色的独立价值。冰心笔下的女性如《第一次宴会》中的瑛等，她们不仅有新颖的见解，纳新的胸怀，能干利落的处事方式，更有夫妻之间的默契和珍视、体贴和欣赏。男性的尊重使她们满心喜悦，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圆满。冰心的这种取向无疑过于依赖男性的因素，因为缺少社会结构的支撑，所以即便有冰心理想深处的基督精神作为基础，但这种以自己的道德完善为追求的路径，到底是引向女性的解放还是导致女性自我的道德约束，都是不可预知的，并且无论哪种结局，如果没有女性的道德理性的话，源于男性优势的道德标准依然是衡量女性行为的最终底线。这样对于女性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解放，不如说是一种女性面对传统的被动失语向主动积极的自我约束的一种异化。

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勾画出了五四女性追求主体实现的轨迹，留下了五四女性作家艰难探索的脚印。五四女性在反抗传统家庭中觉醒，但因囿于时代之困，她们的觉醒并没有相应的社会结构相配合，再加上时代的需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很容易在家国天下的文化背景下演化为每个知识人的自觉追求，女性觉醒的个性要求自然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整体诉求相冲突。不要说女性的个体觉醒，即便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整体追求，可以说都从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他们当初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但同时也是对女性觉醒的考验，毕竟女性启蒙不能凭空建立在一种对西方的想象基础之上，还要有对于传统文化、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对接以及社会结构的回应，只有这样，女性启蒙才能够脱离他者的目光而获得自足的独立地位。尽管五四女性文学有关家庭意象的启蒙话语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通过对传统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的冲击，应和了时代的节拍，对女性的觉醒和成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五四女性文学作家在争取实现女性主体方面的不懈探索，使女性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发出了自己独有的声音，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注释

①冯沅君：《隔绝》，《冯沅君小说·春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页。②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③④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7、47—48页。⑤于瑞桓：《振奋·迷惘·失落：五四女性文学论》，《济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⑥王喜绒等：《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⑦唐旭君、龙永干：《现代女性作家政治书写的努力与误区——丁玲创作论一题》，《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凯声中州学刊2008年第4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性别2008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08

第4期(总第166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4

作者：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