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演变

聚落演变（精选五篇）

聚落演变篇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血缘关系对房屋的传承起决定作用。而其中的核心是父子相承的核心家庭。本文通过老人对南岙村聚落演变的介绍、南岙村村志记载等材料为基础, 对浙江舟山市南岙村张氏血缘传承下的海岛农耕聚落及建筑的兴建、继承使用、扩展与聚落的演变进行了研究, 为海岛农耕聚落的研究提供了样本。

南岙村坐落在舟山本岛东南部东部, 总面积2.53 平方公里, 处于舟山岛东南部丘陵地带, 东连南中山, 紧濒莲花洋。地势由东向西倾斜, 东部宽, 西部略窄。南、东、北三面环山, 峰林绵亘, 山势陡峭, 最高南中山海拔300 米, 村东南中山与南北两翼的美女山、丁家山、狮子山、倭巢岗等连成畚斗形村落;西部和中部冲积小平地如畚斗的开口处, 平展数百亩水田。

全村原有翁家弄、坟头下、三和、老屋、三房、鲍家、中段里、里新屋、外新屋、五房、柏三、荒地湾、西岙岭下、半山等14 个自然村, 现缩减为9 个自然村 (如图一) 。距普陀区区治约4公里。南岙村历史悠久, 舟山自唐开始置县以后, 南岙先后属翁山、昌国、定海等县 (州、厅) 地。南岙之名从元代开始便有文献记载。宋时为芦花盐场南岙灶户。

2. 家庭血缘传承下祠堂、大屋建造与各自然村的形成

尽管南岙张氏不仅仅走出舟山, 而且已经走出浙江, 但是, 最为集中的地方仍在南岙村, 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家族发源地在南岙, “根”在南岙。

南岙先祖因年代久远、资料缺乏难以考证。根据口传及相关资料, 南岙张氏由河南中州府杏花村石旗庙侧张氏迁镇海霞浦, 后有三兄弟东渡定海, 分别居展茅、南岙、邵岙。张氏先祖于明嘉靖 (1522—1566 年) 在老屋仓后山麓建椒衍堂。原由正堂和左右厢房组成, 呈三合院式。

第三代先祖张復中, 约生于明万历三年 (1575年) 前后。于1610 年前后新建复裕堂及两厢楼房15 间。并首立排行40 代, 即:君卿公振廷、志守尚文明、孝友家声远、忠良世德清, 一心崇敬义, 百福兆和平, 彦士熙朝佐, 贤人伟绩赓。新建复裕堂后, 张氏众家祖堂也由椒衍堂迁至此。由于此处是张氏祖先最早定居的房子及最早的祖堂, 故称“老屋”。老屋坐北朝南, 冬暖夏凉。北靠仓后山, 南临面前山, 东临三房, 西接槽碾头。聚落沿山边呈块状。“老屋”是张氏先祖在南岙的最早定居地和南岙最早聚落形成地。

第四代君字辈先祖、第五代卿字辈先祖未建祠堂和大屋。

第六代公字辈先祖张公美为复裕堂下第三房, 张公美于清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年) 建第三房祠堂——务本堂及楼房15 间, 故形成“三房”聚落, “三房”是南岙先民最早定居点之一 (如图二左上) 。三房东以里湾峧为界, 过峧即邵岙村;南接面前山, 西连老屋, 北靠狮子山。聚落沿山边呈块状。

第七代振字辈先祖张振槐建垂裕堂及大屋。张振槐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生, 终年无考。乾隆朝国学生, 为南岙张姓清代学士之首, 成年后大量扩展田地产业, 连父遗产总量超千亩。并于雍正八年 (1730 年) , 在位于老屋后山南麓, 建垂裕堂及22 间楼房, 使老屋聚居点规模进一步扩大。

第七代振字辈先祖建高地里四合院。高地里四合院位于三房东南, 坐东朝西, 面临面前山, 背依倭巢岗, 由振字辈先祖兴建。计有平房三十余间。至此四合院的兴建, 使老屋、三房、高地里三处聚落逐步连接, 为大聚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八代廷字辈先祖张廷琇建大楼设宽裕堂。张廷琇约生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 卒年无考。20岁入庠生。于乾隆三十年 (1765 年) , 在务本堂后建楼房18 间, 并设宽裕堂及闲所;同时, 又另建楼房6 幢;两者合计建筑面积1473 平方米, 占地983平方米。由此, 使“三房”聚居点有了重大扩展。

第九代志字辈先祖分别建外新屋走马楼、里新屋走马楼。外新屋走马楼又称鲁家园走马楼, 该楼由第九代世祖张志渊于清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年) 兴建, 位于鲁家园东南边, 坐南朝北, 面朝粉壁山, 背靠大家山。外新屋走马楼的兴建, 为南岙人居点向村西南发展奠定了基础, 并在此形成了新的聚落 (如图二右上) 。

里新屋走马楼于清乾隆三十七年 (1772) 由志字辈先祖兴建, 位于里新屋东南边, 坐南朝北, 面临南岙大溪坑, 北依美女山。因该楼地处鲁家园走马楼里边, 又是新建走马楼, 故名里新屋。该楼为二层楼房24 间, 建筑面积约2000 平方米, 占地面积约2500 平方米。于1891 年前后毁于火灾。但此聚落保留至今。

3. 聚落形成的原因

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不断繁衍人口, 形成一个大的聚落, 此地必然有其宜居要素。“人居环境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 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 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或如古语所云‘天人合一’”[1]。南岙张氏先祖自明嘉靖年间定居之后, 繁衍至今已经形成一个有十余个自然村、村民1500 人左右的大聚落, 这与南岙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岙作为典型的海岛农耕聚落其形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具备风水吉地基本特征

从整个南岙山坳看北、东、南三面环山, 只有西面南岙河流入芦花河前敞开一口。南岙张氏先祖最早聚落老屋称得上风水吉地, 坐北朝南, 背依狮子山, 前有面前山作为案山, 远处有美女山作为朝山, 青龙首有倭巢岗山脉延伸, 白虎首有坟头山, 东南有天大旱时水源仍充足的大井, 且形成南岙河起源小溪。老屋面迎阳光, 冬暖夏凉, 前有对景, 近水这些风水吉地的基本要素都具备。

(2) 具有农耕聚落存在和发展的土地、山、水、气候等条件

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南岙人而言, 聚落选址最重要的考量是土地, 有了足够的耕地, 农业生产才能自给, 所以沿南岙河两岸的南岙西部和中部冲积小平地开垦出近千亩耕地, 聚落大都沿山边而建, 或建在高地上, 以让出耕地来。

除耕地外, 必须考虑水利、气候等。这既包括生活、生产用水, 也包括避免水害。南岙地势由东向西倾斜, 南岙河顺着地势也由东向西流, 因此, 一般不会发生水灾。

4. 演变的原因

南岙自张氏先祖在老屋定居以来, 逐步发展到14个聚居点 (自然村) , 至今又缩减为9个聚居点 (自然村) , 聚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 聚落内由明时仅张氏先祖们居住, 发展到今天, 全村已有姓氏72 个之多, 这些重大变化的变化原因何在?

4.1 析居、杂居中形成的聚落

南岙村聚落变迁, 从血缘传承的角度看其特点是:张氏以老屋为中心, 逐步多点扩展——老屋、三房这些最早的张氏聚落点早期为纯张氏聚落, 其他聚落点在形成时以张氏为主体, 其他不同姓氏杂居混合而成。

五房、柏山聚居点分别由南岙先祖张朝卿第五子建房、张氏先祖房名柏三房定名, 都是从老屋析居出来。中心北聚居点张姓于清康熙年间从老屋析居;余姓于清道光十五年从定海北蝉迁来;鲍姓于道光二十年从定海干览迁入;此外还有越、陈等九个姓, 共同形成了中心北聚居点。中段里聚落由张、陈、沈、余、翁等11 个姓组成, 其中张姓于清康熙年间从老屋析居, 陈姓咸丰年间从宁波姜茅山迁入, 沈姓嘉庆年间从镇海迁入。三和、荒地湾、西岙岭下、半山等聚落都是以张氏为主体, 其他姓氏杂居的聚落。

4.2 人口变动是聚落演变的根本因素

早在宋、元两朝, 南岙已有居民, 明初海禁徙民荒废。明嘉靖年间, 又有张姓居住, 繁衍后代, 人口渐增。清道光至光绪间有多支移民自宁波、镇海及邻近乡村迁入, 南岙人丁渐旺, 至1950 年解放时, 全村909 人。至2000 年全村1421 人, 50年净增56.33%, 年均递增9‰。人口的繁衍, 促使一些村民从原聚居点析居出来, 形成新的聚居点。历史上, 外迁而来的居民, 他们在南岙找到落脚点后, 往往在一起聚居。

4.3 追求交通便利是聚落演变的重要原因

南岙三面环山, 岙口向西。南岙有一条古驿道由村中穿过, 北向由南岙三和经塔岭直抵大展, 南向由西岙岭经陀岙直达沈家门。另有一条驿道东西贯通, 由南岙通往西面的芦花集镇。还有, 东南通往沈家门, 东北通塘头, 东通陈家后等通道, 多属羊肠小道, 需翻山越岭。水路是南岙河通往芦花河, 直达出海口。由此可见, 古时的南岙交通基本适应当时人居环境。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人们对交通的期望会不断提高。先是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开通了由南岙至芦花的公路, 方便了村民外出, 同时也使居住在半山的村民感到住在半山腰生产与生活的不方便, 因此, 逐渐有村民向下移居。

南岙村交通变化最大的是1995 年国家兴建应塔公路后, 使南岙交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南岙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岙, 成为较开放的现代新农村。同时为居住在半山和西岙岭下的五个自然村的村民移居至应塔公路边打下了基础 (如图二左下) 。

4.4 灾害促使聚落演变

海岛聚落受灾害影响最大的应是台风和海潮, 但对于南岙这样一个三面环山又远离海岸的山岙农村而言, 海潮不会有影响, 台风的影响仍存在但由于三面环山, 使台风的冲击力得以减弱。从南岙的历史看, 灾害对聚落影响最大的是发生于1968 年的老屋自然村的大火灾, 一个有几十间房子的走马楼及附近十余栋房子被毁。此次火灾后, 老屋部分村民移居到坟头下定居, 这为坟头下新聚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5 政治 (政策) 对聚落的影响

坟头下聚落的扩展是1980 年农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 半山、五房等地的部分村民为生产和交通的便利相继搬来定居。至2003 年, 一个原来无人居住地, 形成了有70 余户, 200 余人的聚落。

2002 年前后是南岙村聚落变化最大时期, 原来在南岙水库上面的五房、柏山、半山、荒地湾、西岙岭下五个自然村整体迁移到应塔公路边村中心所在地形成一个新的聚居点。这个重大的动迁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为方便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二是为确保水库水质安全;三是政府通过自然村的整体搬迁对原宅基地整理和搬迁村民新宅基地的集约使用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以上政府乡村管理措施和政策的出台, 对农村聚落变化起着重大的影响 (如图二右下) 。

5. 总结与思考

在舟山群岛新区新渔农村建设实践中, 如何保持农村文化传统, 保留农村田园风光, 留住青山绿水。综观海岛农耕聚落——南岙村演变中所反映出来的村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以及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成功与不足, 以下几点值得提炼并应用于当下:

(1) 造屋传统继承与宅基地的集约化

由前所述, 普陀南岙张氏核心家庭的血缘传承过程看, 每一代人都有独立建造新屋的强烈愿望。一旦家庭的财力、物力、人力允许, 就会尽力去建造属于自己核心家庭的大屋。社会发展到今天, 传统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观念已不复存在, 而且, 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 核心家庭人口显著减少, 因此, 造大屋的愿望不存在, 但对能满足两代人居住的单家独户的楼房的追求相当普遍。为满足农户的要求, 这些年乡镇政府在农户宅基地的审批过程中尽管力求保护耕地, 但从农民已经建造的房屋来看, 还是有一部分耕地被占用。同时, 有些宅基地的使用看上去比较松散。这对海岛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使用带来负面影响。南岙村在半山、西岙岭下等五个自然村的整体搬迁过程中, 将五个自然村110 户左右、300 余人统一在靠近应塔公路的村中心建新的聚居点, 在规划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采用集约式宅基地使用方式。这是一个较成功的范例, 它除了达到宅基地集约使用外, 还在老自然村搬迁地上整理出一片农耕地, 使农耕地的增量目标得以实现。不仅如此, 而且, 大大方便了农户的生产和生活, 为老百姓作了好事。

(2) 依山而建、保护耕地

南岙村在聚落演变与发展过程中, 十分注重对耕地的保护。早期的十余个自然村有一半建在半山坡上, 另一半也是建在沿山边的高处, 均不占耕地, 尤其水田, 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耕地资源。可见, 先辈们在住房建造中, 优先考虑的是子孙后代的吃饭问题。并且, 这种强烈的耕地保护意识, 已经内化为历代村民的自觉行动。从当代新形成的坟头下聚居点来看, 村民们沿着坟头下在东西二公里左右地方成条状展开, 不占一分耕地, 这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3) 聚落建设与聚落保护并举

新农村建设必须保留农村的文化风貌, 留住田园风光, 不搞大建大拆, 不能用城市的那一套。按照这一要求, 南岙村聚落的演变, 既有其成功的一面, 也有其不足之处。南岙村的成功一方面是农村文化传统基本没变, 田园风光基本留住, 但不足的是南岙水库上游五个自然村搬迁过程中, 未进行综合评估, 几个很有特色的小自然村没有加以保护。如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上半山自然村, 该村建于南中山半山腰大树丛中, 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 原生态等级相当高。这样的原生态小村落如得以保护, 不仅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 而且对历史上海岛干栏式建筑研究提供难得的样本。还有在南岙西岙岭下古驿道边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合院, 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 海岛聚落建设中, 对必须拆迁的聚落和建筑应由专家评估后决定, 不可贸然行之。

摘要：中国传统家族讲究聚族而居, 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选取一个依山傍水地理环境优越的地区繁衍扩大。这种现象在海岛的农耕聚落中更是明显, 并且尤其自身的海岛特色。因为在海岛严酷的自然条件下, 海岛家族需要更紧密的凝聚, 来应对环境的变迁, 适应海岛的劣势。而这种家族传承下聚落的变与不变, 其中蕴含的人居智慧值得深入挖掘、保护与提炼, 以可持续发展的留住地方的乡愁。

关键词：舟山群岛,南岙村,家族传承,聚落演变

参考文献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ISBN7112045061.p39

[2].邬永昌, 秦永禄.南岙村志[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ISBN7507313743.

浅议上海召稼楼古镇的聚落演变篇2

关键词：古镇；聚落；转型；召稼楼

古镇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它的发展蕴含着时间的积淀。每一个古镇在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进程中，都对应着该区域内经济、文化、民俗的重大社会变革。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其演变过程自然就各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文化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正所谓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共性又通过个性表现出来。以此凭借某一典型古镇的转型因素，来分析研究其内在机理，由此呈现出古镇发展变革的大脉络，以期启示当代古镇的未来走向。

召稼楼古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内，面积达150亩。它源起于元朝初期，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至今仍保留着少量清代建筑。2005年，召稼楼被列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2008年，召楼古镇正式启动修复改造工程。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召稼楼凭借上海世博会的东风，于2010年正式开街迎客。2015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有着800年历史的古镇召稼楼再度焕发生机，展示了江南生态水乡、上海创意重镇的崭新形象。

一、召稼楼的传统聚落类型

从时间上来看，聚落经历了古代乡村到现代城市的演变；从空间上来看，聚落涵盖了广义的人类生存空间。聚落形态的转型也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而趋于多元的。分析其传统聚落的形成原因，不仅依托特定的自然地理形态，也与文化、经济等因素密不可分。

（一）水利主导的地缘聚落。传统古镇聚落形态的初始形成因素，与便捷的水陆交通密不可分。一个集镇初具规模后，经商业、文化影响后又反过来刺激了交通的发展。对于古时的上海来说，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回顾历史，上海地区的河浜体系不同于北方的自然河道，而是建立在人工基础上的。吴越时期，朝廷就在太湖流域建立了一套“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农业圩田系统。据研究，太湖东部最早的农业开发形式是从沼泽中围出大圩。五代时期，在吴越政府的人为干预下，大圩与圩间的河道形成浦塘圩田体系。北宋末，圩田成为江南扩展耕地的主要方式。据《上海县竹枝词》记载，“大修水利最宜田，潮浊泥淤港易填。留坝浚深兼置闸，禾棉那虑旱无年。按：图富必以务农为本，务农必以兴修水利为本。未有水利不修而田能丰收、民能富足者也。”足见水利事业之重。

就今日召稼楼地理环境来看，古镇夹河而建，老姚家浜、复兴港穿镇而过，刘家河、东小港等河流交错其间。平西街、兴东街、纯佑街等主要街巷位于河的交叉处，整体平面呈“丁”字形。街巷沿河道兴建起来，河道两岸的民居建筑夹河而起，朴素而不失简约，低调而不失雅致。此外，从整体布局看，各个商铺、酒店、农家乐与桥梁、雨廊、戏台、亭子互相杂糅，从而形成连续的空间格局。被河道分割的小块坊里之间则有小桥相连，桥的大小和形式各不相同。礼耕堂对望即是过去的老码头，供居民淘米洗衣和靠船卸货。以管窥豹，我们也能从这个侧面来审视整个召稼楼古镇的景观特色与地形、地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聚族而居的血缘聚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制度是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更是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媒介。血缘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至今，仍保有其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支撑和推动召稼楼发展的，正是基于明清时谈、沈、奚三大家族的宗族关系。而奚氏后来居上，位列“浦左首富”。明代奚氏迁居于召稼楼地区，老一辈人置地建房，子孙按照传统的模式生活：一部分青年人外出经商，一部分人留家耕种、赡养老人。经过400余年的人力、财力聚集，逐渐成为召稼楼镇的主导势力之一。

这从古镇所有的桥名和主要大宅都是奚氏各个支系居住的“堂”名，获得证明。如礼耕、绿野、纯佑、梅园、资训、宁俭、崇本等。如今，未能恢复的还有号称“一百零八间”的东南宅（瑞凝堂）、称“九十九间屋”的西南宅（凯寿堂）、奚家长子长孙居住两百多年的人瑞堂（当地人错写成存瑞堂、仁善堂）。在乡下还有始迁祖置地建房的老奚家宅集古堂、厚余堂、务本堂、济美堂等。清光绪《南汇县志》描述为：“奚氏列第相望，书香不断，称望族焉”。在18世纪中叶到清末的160年中，奚家新宅由北向南，连绵三四里路，成了召稼楼第一大户。

（三）集镇式的业缘聚落。宏观来看，江南地区富甲一方，得益于丰富自然资源建立起来的渔业、农业，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物质经济基础。明代以后，商业得到极大发展，社会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的“重文轻商”观念逐渐在经济的刺激下瓦解，不仅从商成为江南地区的风尚，商人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极大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集镇的发展。于召稼楼镇而言，据上海县志记载，明光绪初年，当地有商店60余家，居民百余户。20世纪20-30年代仍有商店60余家，居民百余户。1949年有商店78家，从业人员160人，其中南北什货店15家，茶馆、豆腐店各6家，棉布百货店、药店各5家，鲜咸鱼店4家，米店3家。另有碾米厂和饴糖坊各3家、轧花厂和榨油厂各2家，共有从业人员53人。50年代仅剩小店数家。1984年有商店25家。

作为闵行区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赵元昌商号宅院在清代为召稼楼的集镇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典型代表。宅院现位于召稼楼镇道南街34-58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赵元昌”也是赵氏商号，在平西街、兴东街、道南街分别开设商铺，经营南北杂货。通过梳理赵氏家族的生平，便可知江南地区重商的思想观念。根据赵昌飞编修的《赵氏族谱》记载，商号掌柜赵元祥的父亲在其16岁时病逝，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虽有近百亩田产，但她仍坚持晚辈出门闯荡、学做生意。赵母为助子生意兴隆，便亲自拜托周浦镇名士胡明甫为店铺取名、题匾。赵元祥在母亲的扶持下，苦心经营，和气生财，享誉一方。1934年前后，赵家在召稼楼已开办了三间店铺，聚集了大量人气。如今，召楼镇上的赵氏宅楼至今保存基本完好，成了召稼楼镇非常难得的历史遗存景观。

二、召稼楼的当代转型机制

召稼楼兴起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时至清朝中叶时开始衰落，但到20世纪80年代时仍是拥有数十家店铺、作坊的水乡集镇。如今游人往来、填街塞巷，形成了旅游新景观。传统古镇的转型绝不是一蹴而就。召稼楼的发展无疑是依托所属区镇的发展变革而进行的。在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的大力支持下，闵行区浦江镇成为黄浦江东岸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市镇。在浦江镇党委和政府的通力协作下，召稼楼被打造成为浦江镇南部的核心旅游观光区域。

（一）重大事件的影响。上海世博会规划师吴志强先生认为，城市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城市的主动行为，其目的无疑是带来促进城市发展多方的积极影响。召稼楼所在的浦江镇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上海世博会召开的契机下，召稼楼于2008年开始重建。倘若缺少了上海世博会的外部刺激，古镇老街、非遗资源也只能“养在深闺无人知”。同时，由于市中心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空间，在这种建设思路引导下，世博的“文化消费链”则会很自然地拓展至如浦江镇的乡镇地带。经济、政策的硬实力带动历史、文化、旅游的软实力，召稼楼古镇的重建也在情理之中。

（二）文化资源的开发。2007年上半年，上海明确提出发展成为“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思路。而这个发展思路主要在贯彻“文化”之上。回顾过去，浦江镇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召稼楼历史文化风貌区被誉为古代浦东垦荒中心，更是上海城隍秦裕伯和浦江合流第一人叶宗行的故乡。浦江镇除建设秦裕伯、叶宗行纪念馆外，更创新发展思路，将召稼楼打造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新平台。近年来，浦江镇党委、政府以打造“文化重镇、文化创意的大镇”为目标，以增强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为主要发展方向，坚持“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的发展理念，积极打造浦江居民“十五分钟都市公共文化圈”。2012年以来，浦江镇依托召稼楼古镇礼耕堂开展的《传礼继世耕读传家——召稼楼“百姓讲堂”》系列活动入选《2012年闵行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项目》，扩大了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同时，浦江镇借召稼楼搭建起群众文化活动的平台。“古镇周周演”“社区邻里节”“社区大舞台”“端午文化节”“百姓讲堂”等长效文化活动深得民众喜爱。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镇的相关研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而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古镇研究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学术研究的热点总是伴随着社会热点而产生。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古镇多为“千镇一面”，同质化的现象令人担忧。反观召稼楼凭借世博契机得以重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得以兴盛。梳理历史，召稼楼由传统的水利主导、聚族而居、商业兴镇的聚落形态，发展为现代休闲旅游观光区、群众文化活动新平台，这种古镇的保护开发模式值得后人借鉴。古镇不是孤立的个体，古镇的发展要抓住时代机遇，接受挑战；更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多为民众谋福祉。这样，召稼楼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古镇重建，都能走上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吴志强.重大事件对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意义及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2008，（06）：16-19.

[2]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3-31.

[3]奚志强.召稼楼奚氏史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4]郑土有.五缘民俗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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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演变篇3

《史记·武帝本纪》有记“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其中注释中称“聚, 谓村落也”。广大的西南山区群山起伏, 高低错落, 孕育出或居高山, 或居山腰, 或居山脚和坝子的多元化民族居住形式, 这被称为民族聚落的垂直分布。水平分布上, 乡村聚落最大的特点也是因地形受限而分散变异, 相对于平原、谷底的聚落规模小, 布局散。

聚落在城镇化大潮中, 无论信息、物资的流入还是农产品、劳动力的输出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山地外环境发生联系。费孝通先生有言:村庄是一个社区, 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 以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尤其在耕地分布支离破碎的山区, 小而分散的聚落之间相隔甚远, 且与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就都存在一个联系和通达性的交通问题。

近来笔者有机会对西南山地若干传统聚落进行深入了解, 认为村镇的空间形态演变受对外交通尤其是公路交通的影响甚大。

一、驻居与流通——不同历史的选择

西南山区在历史上各民族或族群迁徙频繁, 平坝缓坡地均已被占, 而后迁入的民族又无力通过战争重新划定空间格局, 或原有平坝被战胜方所有, 以上两种情况都导致被动居于山寨。如云南省德宏州三台山德昂族自治乡, 现地处潞西市两大主要坝区芒市坝子与遮放坝子之间, 属南亚热带低丘陵中切割山区, 乡域内几乎没有平坦用地。另外一种情况是将平坝用于耕地生产, 而选择临近的山坡而居, 如红河州泸西县城子村, 新寨和古寨均依山坡而建, 中间的平坝用于农作。

历史上起到保护作用的“天险”地势, 在当代却成为聚落发展的阻碍。山地乡村聚落由于不良的交通通达性, 避免了城镇化的过度影响或被城镇聚落吞没, 但也因此阻碍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居民的生活水平停留在较低程度。较平原地区而言山区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大大落后, 发展也严重受制于山区的空间约束。为了适应现代村镇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品交易等生产生活需求, 村镇各功能分区之间以及村镇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有大量的客货流动。对于西南地区广大的山地聚落来说, 最主要的对外交通就是以汽车运输为主的各种等级的公路。村镇道路与对外交通干线相贯通的节点是聚落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 是村镇“骨架”和“动脉”形成演变的关键。

二、保护与重建——相同的交通需求

随着时代发展, 现代乡村聚落已有五种演变类型:1.生态农业村;2.工业性聚落;3.农业产业化基地村;4.旅游聚落;5.移民重建聚落。但相对于上述五种模式, 大部分偏远交通不便的乡村仍处于相对原始的农业生产状态, 过着封闭原始的生活, 或兼有的转型状态。

其中, 乡村旅游聚落多是利用历史人文或自然环境作为资源优势进行经济活动的, 传统聚落本身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移动性。如红河州元阳的箐口村, 具有典型哈尼族蘑菇房风貌的聚居点民居本身就是该景点的重要景观特色。移民聚落则是因为种种原因放弃原有庭院、居住环境, 具有再生性。如红河泸西县龙谭冲村因为地处矿藏地带, 常年对煤矿的过渡开采导致地质下沉而不得不异址。搬迁地为远离泸西县城的西北部, 地势更高, 交通不便将成为居民日后生活的桎梏。这两种类型聚落的发展, 一个是对于传统聚落的保护, 一个是对于传统聚落的重建, 而其他类型主要是以产业来分, 对聚落布局结构本身并无过多要求 (见图1) 。

本文仅对上述两种类型进行讨论。对比上述两种类型的实例:一例为泸西县城子古村部分, 由于拥有彝族在炎热山区独有土掌房民居且保存完好而具有旅游开发的价值, 属于旅游保护型聚落。多年前由于人口的发展, 这个具有三百年历史的聚落在古村对面的山坡上驻建了新寨, 所围合起的坝子用于两寨农耕, 外部交通与新寨连接后到达古村。现规划新聚居地仍将采用这种模式, 以保护其完整性和传统性, 以期通过对外交通的改善引入新的客流。另一例为久居高海拔山区的三台山乡集镇片区, 因交通不便于1997年从原驻地邦外村搬迁到320国道旁的紫胶园现址, 属于新建型聚落, 国道穿集镇而过, 方便劳动力和货物流动 (见图2) 。

三、“贫困文化”——共同的布局理念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到, 原有西南山区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在一个寨子, 相承一个结构紧凑的聚落。但这种分布特点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聚落分布重心正从高山、半高山向河谷、公路沿线下移。或者由于居住地的不断扩大, 聚落的规模和格局也发生着变化。正是由于这种下移和扩建, 传统聚落数量不断减少, 被稀释, 民族成分单一的聚落格局逐渐打破, 多民族杂居聚落明显增多。

由于农耕文化的长期积淀和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差序格局”的限制, 当地居民对传统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着的偏爱和继承, 故形成山地贫困文化并传承下来, 使得村镇选址布局、民居建设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所谓贫困文化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 表现出“安于现状”的幸福观。如三台山上世纪九十年代迁至新址, 倚山而居、沿路而建, 现无论公建还是民用建筑都具有极大地分散性和随意性 (见图3) 。虽然这种“执拗”的价值观使得许多古村落、古建筑、传统手艺、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下来, 但是这种文化意识主导下的聚落选址布局呈现出明显的随意性, 这就对我们日后的规划提出了“统一”和“前瞻”的要求。

四、机遇与挑战——矛盾的主旋律

上述山区聚落无论是否搬迁, 是否扩建, 都共同面临着发展问题。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都会随对外交通的发展而衰落。历史上河南朱仙镇原为我国四大名镇, 是联系淮河与中原的水陆枢纽, 明末清初20万人, 超过开封、洛阳。但是, 京汉、陇海铁路建成后, 加上河流阻塞, 沦为小村。现代也是如此, 泸西县的小龙潭村里泸陆公路穿村而过, 交通条件较好, 区位优势明显, 经济不断发展成为当地的小康示范村。但沿原324国道两侧堆放大量木材, 销售的同时也激发了村民自发沿国道两侧建房的意愿, 整村布局几成带状, 民居裸露在公路两侧, 消防等安全措施有待完善。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对外交通与山区聚落的布局关系分为穿越型和到达型 (见图4) 。

无论现在是以何种组合形式存在的聚落和对外交通, 其出发点都想解决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1.长期以来乡村聚落发展所依靠的产业单一, 均未摆脱农业主导的状态;2.聚落原有文化生活单调贫乏, 市场经济对聚落传统文化的冲击无论对保护型村镇还是新建型村镇都是巨大的;3.人口增长, 现有建设用地有限, 扩建用地的方向和规模如何确定;4.聚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范围扩大的过程中, 原有街区和宅院该何去何从。简而言之, 对外交通给了传统聚落“走出去、引进来”永久的动力和冲击。

五、以人为本——多元化时代的结果

众所周知, “大分散, 小聚和”是与西南山区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传统聚居模式。如何积极探索西南边疆山区社会经济转型和民族特色或传统特色聚落因地制宜的规划发展模式, 这个问题已经从技术至上上升到以人为本阶段, 聚落本身与对外交通的合理连通是需要探索的重要章节。

回到上述两个实例:城子村因泸中公路的环村而过, 希望另辟出入口, 在邻近山坳处新建具有景点入口性质的服务功能组团, 缓解原有出入口寨子的交通压力, 并为古村的旅游开发提供完善的服务功能区。新建型聚落仍以三台山为例, 在有限的用地空间条件下, 优先满足居住和文化教育、行政管理、商贸设施等方面的布置需求, 为全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服务职能。经多方考虑, 建议采用少土石方的组团式山地小集镇格局。尊重现有内外结构, 不刻意改变对外交通内置的总体格局, 在适宜建造的地方尽可能集中地布置居住空间, 整体建设用地仍分布在320国道两侧, 集中在镇区东北侧, 远期可扩展到西南侧未开发土地 (见图5) 。

(一) 明确村镇规划的重要性, 不要为了交通而刻意强行改变聚落的空间结构、交通走向。本着“保护性聚落做到通达, 新建型聚落做到通畅”的原则, 使布局自然协调。

图5聚落和交通关系

(二) 保留传统聚落的曲折感和自由式。美国城市设计师奥姆斯特德与景观建筑师H·W·S·克利夫兰一起批判街道格栅系统造成的矩形街区与过度拥挤的联排房屋。这在他所提倡的安静祥和的、田园风格般的郊区理念中体现出来, 这些与城市环境中倡导的经济性的、呆板的秩序形成鲜明对比。当今, 充满人文特色的田园风光依然是乡村聚落最宝贵的财富。

(三) 维持新建聚落的乡村环境, 保持建筑退让。“我们无法明智地控制人们即将修建的房屋式样, 我们最多只能考虑到, 假如他们建了非常丑陋不合时宜的房屋, 那么在经过这些房屋所在地时, 怎样让它们不会令人讨厌地吸引我们注意。”这是1868年奥姆斯特德在里维塞得的郊区规划中所说。他们规定在距离高速公路一定距离内不准建房, 要求房屋与正对面的高速公路之间保留一到两棵树的距离。这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做法被广泛运用到当今城市规划, 但却是现代乡村聚落建设所缺少的。我们古朴的村庄与对外交通之间的建筑距离有时还没有那个年代的30英寸 (9.2米) 宽 (见图6) 。

六、结语

随着生态农业的推广和落实, 村镇中有一种基于家庭协作的“庭院经济”正在发展, 这是解决劳动密集型就业和乡村经济生态的合理模式, 这种庭院经济促使住区以一种中低层高密度的方式发展。对欠发达的西南山区村镇而言, 中低层高密度的住区是兼顾低成本投资、土地利用集约化、环境生态效益, 以及家庭经济效益等多位一体的理想聚居模式。

正是基于这种经济活动和聚居模式的普遍性, 传统聚落所需要的是合理集中在中心地, 有效连接于发达地区的低密度发展。这是以地域地理条件, 以区域低密度人口为共同前提的,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山区人口向城镇化地带的有序流动, 通过人口、信息、物资流动和集聚来刺激各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合理利用过境或者临近交通干线, 对于保护传统聚落自然生态价值和历史价值, 促进各聚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蒋高宸.建水古城的历史记忆:起源.功能.象征[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2]沈茂英.山区聚落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3]毛刚.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聚落与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聚落演变篇4

藏寨碉楼是一种特殊的民居建筑特色,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特殊风俗的综合作用, 形成了一种以石砌筑, 下圈上居, 封闭、厚重, 带有明显防御特色的民居建筑, 因形状似碉堡而得名碉楼。在藏区文明的初期, 碉楼聚落的兴起来自于以氏族为单位的藏族居民共同抵御所形成的特殊空间形态, 该阶段的碉楼聚落呈现“依山据险, 屯聚相保”的联防形式。当藏区社会转向以家庭为单位后, 碉楼开始与居民的生活空间结合, 成为了藏区村落整体防御外家庭的第二道防御屏障, 并逐渐发展为蕴含藏区文化特色的传统聚落形式。

2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的空间格局与人居环境

2. 1 嘉绒藏区基本概况

按照地域和语言特征, 藏族可以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部分。“卫藏”指西藏一带; “安多”指阿尼玛卿山西北、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小积石山以西的广阔地域, 甘肃南部和青海大部的藏区; “康巴”则主要指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等, 它包括了嘉绒藏族和工布藏族等分支。

“嘉绒”, 一个地理区域名称, 主要包括了以丹巴墨尔多山为中心, 地跨今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大渡河流域地区及鲜水河、岷江流域部分高山峡谷地区, 甘孜州东部丹巴等地, 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小金等县。这里是我国历史民族反复迁徙融合的南北大走廊的核心之一, 古冉駹、哥邻、附国、东女、嘉良夷等土著部落先民曾先后在此繁衍, 并最终发展演变为今天的嘉绒藏区。

2. 2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的空间布局与人居环境

丹巴地处大、小金川河下游, 大渡河的源头, 是嘉绒藏寨碉楼文化的核心, 由于丹巴境内遍布石材, 为藏民建造碉楼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丹巴有“千碉之国”的美誉, 境内现存高碉562 座, 覆盖县15 个乡镇, 其中又以中路、梭坡和甲居3 个藏寨碉群最具代表性。嘉绒地区的碉楼聚落有它们较为固定的布置方式, 聚落常依山而建, 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地呈散落状布置。碉房与耕地果园相互穿插交错, 原因是嘉绒藏区均以农耕生产为主要方式。而这种聚落结构有利于方便生产与生活, 是农耕社会村寨聚落常有的特点。但是, 由于聚落所处各不相同的地理条件, 造成了不同的选址模式, 也导致了聚落的布局形态各有差别, 具体说来, 分两种布局形态: 一为松散状的布局 ( 见图1) , 如建于山腰缓坡上的聚落多呈松散状的布局。另一种为组团紧密型布局 ( 见图2) , 如建于山麓河岸间和山间台地上的聚落偏重于这种布局类。

然而, 无论碉楼聚落布局形态所呈现出哪一类布局, 其总体格局均存在一个共性, 即内聚的“向心”性, 特别是成组成团的布局方式。这一共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与藏寨紧密结合的碉楼布局结构。在聚落的具体布局上, 相当多的聚落, 特别是处于较平的坝子地区, 建筑之间的距离都非常小, 形成了狭窄的巷道空间, 能阻挡冬季的寒风, 同时也利用建筑空间的聚合, 形成了较好的“集体防御机制”, 创造了一种“平战结合”的人居环境。

嘉绒藏寨聚落结构多数虽然相对松散, 却有着严谨的防御体系。从宏观上看, 聚落周围山脊, 山嘴和隘口一般都筑有较大的高碉, 将其作为聚落的外围防线。而聚落内每户居民的住居本身也带碉楼, 这种碉楼与住居紧密连为一体, 战争时可起到局部的防御作用。聚落的头人或土司, 往往占据聚落的中心或要害部位, 构筑多角高碉, 修建官寨建筑, 起聚落的防御中心作用。嘉绒碉楼聚落大多位于自然山林地区。藏寨借助自然山林的原因有二, 一为环境依托, 二为薪材来源。随着聚落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 自然山林资源消耗日盛。嘉绒藏民为长期生存繁衍, 逐渐养成在聚落内外培植山林的习惯。因此, 在碉楼聚落的外围环境具有较高的生态性。同时碉楼聚落还保护和利用山泉, 构成简朴自然的供水系统, 供生活和生产使用, 通过这样的方式, 碉楼聚落的人居生态环境始终处于相对稳定而又能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

3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及发展历程

3. 1 碉楼聚落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

碉楼聚落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为藏区战争对碉楼聚落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为宗教文化对碉楼建筑形式与功能产生的影响。对于碉楼聚落的起源,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因为战争, 碉楼作为与战争相关的防御性建筑被修建, 并逐渐以其为中心形成居住聚落。但除此之外, 藏族扎巴人关于碉楼起源的传说则对碉楼建筑的起源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即碉楼这一建筑形式最初起源于藏民对天神的敬奉, 是为祭祀天神而建。而在藏族马尔康一带则认为碉楼是由本教徒为该地镇魔修筑。在碉楼聚落中, 碉或碉之顶层一般为祭神场所, 而居民在搬迁时需保留碉这一场所。此外, 碉楼在藏区还是权力的象征物, 一般而言, 角越多、越高的碉越能体现权力与财富。该特征的出现也与碉所具有的神性息息相关, 亦佐证了碉楼建筑与宗教文化产生的密切关联。

3. 2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的形态发展历程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的形态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重要阶段:

1) 碉楼聚落出现的起始阶段, 据史料记载, 在藏地古老苯教中天神是最重要的神, 不仅祖先与天神联系在一起, 因山可上下, 又将山与天神联系在一起, 故祭山、祭天、祭祖常是三位一体。因此, 高度与神性在藏族的信仰价值观中有着对应关系, 藏族居民认为高耸的建筑才可体现祭祀天神的重要性, 建筑的高度亦能反映高高在上的天神形象。因此, 为了祭祀天神而建成的碉是以高度作为最明显的建筑特征。正因如此, 构成高山的“石”对于藏民而言也是一种十分神圣的物体。在嘉绒藏区, 石棺葬与石砌碉楼、碉房的分布之间呈现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 即有石碉、碉房的地方大多同时发现石棺葬 ( 见图3) 。此现象暗示石棺葬与石砌碉楼、碉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这种石砌建筑传统在文化上显然应有一个共同的内核, 即在当地藏民的宗教信仰及观念中可能存在着某种对“石”的独特认知与崇拜, 而这样的观念影响了碉楼的建筑材料特征。因此, 在碉楼聚落形态演进的起始阶段, 宗教文化对碉楼聚落形态的影响占据主要地位, 并直接影响了碉楼的基本建筑特征。

2)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形态发展的第二阶段可追溯至吐蕃王朝覆灭后, 该时期嘉绒藏区里部落对立, 分崩离析。高耸且具有防御机制的碉楼聚落因此逐渐增多。该阶段聚落的主要特征为规模上的量变, 该特征往往被认为是因嘉绒藏区的部落文化所致。如前文所述, 嘉绒藏区的碉楼聚落在总体布局上具有内聚的向心性, 其中心主体即为碉楼。在嘉绒藏区部落战争频发的时期, 碉楼的聚心性主要体现在功能层面: 碉楼作为防御体系的核心使其具备了聚合其他功能的特性。这一时期,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空间格局亦呈现出“外密内疏”的形式, 即外围防御性的寨碉多于家碉。

随着吐蕃王朝覆灭, 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所倡导的佛教在藏区亦逐步结束了长达百年的黑暗期, 重新蓬勃发展, 寺庙恢复, 僧人猛增, 香火兴旺。这一变化也使得藏区碉楼自身属性开始发生较大转变。藏寨碉楼开始将藏传菩萨供奉在顶层, 并演化为庄重的经堂。屋顶四角还设有嘛呢旗的插孔。女儿墙中段砌有类似香炉的“松料”, 用以每日清晨或重要节忌焚烧柏树枝驱魔辟邪, 祈求平安。与此同时, 碉楼的聚心性也开始呈现出更多的文化特征: 碉楼成为了藏族社区日常宗教信仰的重要部分。藏寨居民的居住空间逐渐与碉楼结合。碉楼和住宅紧靠在一起, 并以门、墙、廊、道、梁柱等结构与住宅统为一体 ( 见图4) , 带来了碉楼和民居之间从平面关系到空间组合的相互衔接、融会的变化。

3)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形态演进的第三次转折点发生于大小金川战争之后, 居住聚落外围或外部的寨碉的军事防御功能已不那么受重视, 加上原本大部分的寨碉在战争中都受到严重损坏, 外部的碉楼已残缺无几。同时, 宗教文化在嘉绒藏区的渗入, 促进了碉楼与居住空间的结合, 家碉的形态也越丰富。在该时期碉楼聚落空间格局也由“外密内疏”向“外疏内密”的形式逐渐转变。

综上所述, 碉楼聚落形态发展的主要动因来自于部落文化与宗教信仰, 而在不同阶段主导碉楼聚落形态变化的动因则有所不同。其中, 宗教信仰对于碉楼聚落形态演进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建筑空间与建筑功能层面, 而部落文化则对碉楼聚落的整体空间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4 结语

可以看出, 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的形态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整个藏区历史发展的缩影, 它不仅是一种传统的民居聚落, 更作为物质载体记载了藏族的宗教文化与战争历史, 这是比建筑遗迹更加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 在嘉绒藏区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 对于新建的碉楼聚落应重视聚落空间尺度的把握, 并融入碉楼聚落原有的文化内涵。对于已有的传统碉楼居多, 则更应严格控制并减少外来文化符号对碉楼建筑的随意叠加, 避免其破坏碉楼建筑自身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内涵。笔者希望以嘉绒为代表的藏区碉楼聚落能保留住最真实的空间元素, 不应在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中消弭, 而是结合外物优势, 将民族碉楼文化的传统特色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

摘要：介绍了嘉绒藏区碉楼聚落的空间格局与人居环境, 分析了该聚落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 探讨了碉楼聚落的形态特征与藏族历史文化的关系, 并提出了保护发展碉楼聚落的建议, 使民族碉楼的文化特色得到更好的传承。

关键词：碉楼聚落,形态演变,空间格局,宗教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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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硕.“邛笼”解读[J].民族研究, 2010 (6) :92-100.

[6]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J].南方文明, 1998 (3) :90-91.

聚落演变篇5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民族迁移发生了变化, 汉族人开始是以“寄民”[1]形式出现在牧民长期畜牧的内蒙古中腹部草原地区, 紧接着出现了随着季节更替交换而呈现出“雁行”往返状态的迁移潮, 之后就演变为“走西口”、“闯关东”等大规模的汉人移民活动。长期的移民活动, 在内蒙古中部、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农牧交错区域, 进而形成了以蒙汉混居为特色的“半农半牧”的聚落形式。

清中期, 中原地区汉人以“寄民”的形式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 使得在历史上出现的以游牧为主的“农牧交错”地区的聚落形式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笔者认为汉人以“寄民”形式出现, 直接导致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 开始了两种民族的融合。这一阶段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雁行”活动, 它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半农半牧”聚落形成的基础。

本文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试图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制约因素等方面对内蒙古“半农半牧”聚落进行研究。

2 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半农半牧”聚落的形成

2.1 ”“半农半牧”定居聚落形成的基础——“雁行”阶段

2.1.1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农垦的开端及“雁行”活动

史料记载, 清朝初期,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地区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农耕活动, 但这里的农业指的是蒙古人自己特有的“满撒子”[2]式农业, 其特点是“惟藉天不藉人, 春种秋敛, 广种薄收”, 和汉人从事的农业还是有所区别。

汉式农业在鄂尔多斯地区被下令推广是在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 , 为了进一步推广农业, 次年康熙还派遣掌管农业的大臣去蒙古的敖汉、奈曼传播和推行农耕技术, 紧接着掌握先进农耕技术的汉人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帮助蒙人或者自行开始了在这一地区的农业行为。最初采取一种雁行状态, 即“春至秋归 , 谓之雁行, ”还没有形成定居点。

“此雁行之俗, 在明季已然, 尚不始于清初。惟在未正式开放垦禁以前, 有客肌 [ 寄 ] 之汉族, 无土著之汉族焉。至清乾隆间, 私垦令除, 秦、晋沿边州县移垦之民遂日众。汉种蒙地, 蒙取汉租, 互相资以为生, 渐由客籍而成土著。年久繁息 , 而汉族生齿之繁, 遂远非蒙族所可及。汉人之初至塞外也, 最先为察哈尔、土默特两部, 追后渐及于伊克昭盟各旗, 而乌兰察布各旗则较后焉。汉族至乾隆时而繁盛……”[3]

这段史料说明, 在明末已有“雁行”往来、从事农业的汉民。这种“雁行”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期。长城沿边地区有看雁行来观察自然节气规律和安排社会生活的习惯, 河曲县“……地高气肃, 田禾晚成。白露秋分往往陨霜害稼。土人听雁声以占霜信, 霜降节前雁不南飞, 则无虑矣”[4], 当初的“春至秋归”, 后来发展成为“春至冬归”, 也是一种顺应鄂尔多斯地区自然规律的改变。

随着鄂尔多斯地区农业的发展和农耕区域的扩大, 频繁的“雁行”状态使得汉人疲于奔波于蒙汉两地, 人们开始在蒙古地区居住, 形成了定居点, 这就是最早的“半农半牧”聚落, 解读初期“半农半牧”聚落的形成 , 有必要首先了解与“雁行”活动有关的“白界地”、“黑界地”等历史地理概念。

2.1.2 “半农半牧”定居聚落的出现——“白界地”和“伙盘”

清代“雁行”活动的开始阶段在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其独特的、法令允许的地理范围, 即“伙盘”或“白界地”范围。与此相对应, 作为蒙汉界线还构成了“黑界地”。但这些历史地理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雁行”活动的加强, “白界地”和“黑界地”都有其往北展界的过程。

到康熙三十六年 (1697) , 朝廷允许开垦鄂尔多斯与陕西、山西交接地区的。白界地就是在开垦禁留地的基础上形成的。黑界, 亦称牌界, “谓不耕之地, 其色黑也”[5]。与此相应, 耕种过的土地是白色的, 所以, 沿长城开垦过的地也叫作“白界地”。因白界地有“雁行”汉人暂时居住, 也叫“伙盘地”。道光年间的《神木县志》记载 :

“伙盘:民人出口种地, 定例春出冬归, 暂时伙聚盘居, 因以为名。按, 神木东至永兴堡边墙外, 郡王旗之青阳路湾、张明沟、水窖沟、东木瓜山、大榆树梁, 与府谷县交界;西至高家堡双墩儿边墙外, 西偏五胜旗之桑树湾、巴子梁、臭柏掌沙梁、色令井子, 与偷林县交界。分四路、四堡、八甲、三十二牌、三百五十伙盘。而凡边墙以北, 牌界以南地土, 即皆谓之伙盘, 犹内地之村庄也。”[6]

不仅在准格尔地区, 在陕西省的定边 (图一) 、靖边、鄂尔多斯的鄂托克、乌审、郡王等旗都出现了“白界地”和“伙盘”。在道光年间的“河套全图” (图二) 中可以发现, 当时整个鄂尔多斯地区的“伙盘地”由东向西大概一千二百里。

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 早期“白界地”和“伙盘”成为了“雁民”在准格尔地区 (归鄂尔多斯) 暂时居住的定居点, 但是, 随着“白界地”和“伙盘”的规模扩大, 这种定居点慢慢的演变成为长期存在的村落。而且, 从清末的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到, 鄂尔多斯地区的“白界地”基本上被迁移来的汉人开垦, 与此对应的”半农半牧“聚落也已形成相当的规模。

2.2 移民潮的出现——“半农半牧”定居聚落规模扩大

1 丨陕西省定边”伙盘地“分布图资料来源:嘉庆《定边县志》

2 丨《河套全图》资料来源: (道光) 《神木县志》“图说”

资料来源: (道光) 《榆林府志》卷六建置志

2.2.1 清朝鄂尔多斯地区产生移民的原因

之前出现汉人的“寄民”活动, 包括后来的“雁行”活动, 一直受到了清朝政府和蒙旗的有效控制, 但是随着“寄民”潮的高涨, 大量的移民活动也就出现了阻而未止的局面。分析其原因, 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长期的“雁行”活动, 使得汉人已深入蒙古区域内部, 在经济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雁民”所依附于蒙旗管理, 上交地租, 蒙汉互融已成互惠互赢的既定事实。

其二:清朝前期经济繁荣, 人口增加, 但耕地面积并无增加反而有不足的趋势, 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 导致了北上向内蒙地区移民潮的出现。

其三:从蒙旗方面来讲 , 开始对汉人的进入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后期因汉人进入而引发的如械斗事件、纠纷案件等诸多社会问题, 蒙旗方面又欲驱逐汉人, 但此时已力不从心了。最后, 因官吏的腐败和无能导致移民管理的松弛。

2.2.2 “走西口”潮带动“半农半牧”聚落的兴盛

山西、陕西一代汉人浩浩荡荡的北上到塞外的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等内蒙古西部区, 历史上民间称其为“走西口”。

据此统计, 18世纪后半期陕西府谷县民到口外准噶尔和郡王两旗白界地内, 开垦亩数共有2225惧半 , 伙盘有449处。按每惧270亩 , 每伙盘10人计算, 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仅就府谷一个县来说, 从康熙三十六年开始的八十几年间, 就拥有了60万亩地、几万人耕作的农耕规模, 速度不可谓不快。算起来, 50里宽、1200里长的禁留地 , , 为将近为2250万亩土地。如其一半为可耕地, 60万亩应是其十几分之一。这只是府谷一县的情况, 与鄂尔多斯接壤的边内几县都有如此数目的田地, 那么, 至此50里宽的白界地已被开垦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 乾隆末年即18世纪末时, 鄂尔多斯地区的汉族移民已越法律允许的地理范围 , 进入了蒙旗的游牧区域 (表格1) 。

榆林所属其它州县的情况又如何呢?如下表所示:

可以推测, 移民的规模和定居趋势, 在几十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从府谷县伙盘村数目来看, 基本上等同于县所属内地村数, 神木、怀远两县伙盘村数也在其县里占很大的比例。这表明伙盘地在县里地位越来越重要, “半农半牧”聚落日渐兴旺。

2.2.3 “半农半牧”定居聚落繁荣的具体表现

其一 :“半农半牧”定居聚落的地缘化

清政府实行的“借地养民”政策, 极大的吸引了前来开垦蒙地的汉民, 随之汉民对土地的开发加深, 加之背井离乡的汉人固有的土地情节, 慢慢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土地的占有权。在形成“半农半牧”的聚落之后, 开始以土地的面积命名村落, 如准格尔旗的三十顷地, 土默特右旗的二十四顷地等。还有的村落是以“牛犋”的数量来命名村落, 如准格尔旗的十犋牛塔, 固阳县的关牛犋, 察哈尔右翼中旗的西八犋牛等等, 这表明了农耕汉人已经深深的扎根于蒙地, 也反映了这个地区生产方式的分布情况。

其二:“半农半牧”定居聚落的亲缘化

大量的走西口汉民来到蒙地之后, 从“雁行”客居者到定居者,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对定居村落的选址上不光考虑了赖以生存可耕可牧的土地, 还考虑了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不仅仅是直系、旁系亲属, 甚至是慕名而来同村同族的乡亲, 这样使汉人村落因亲缘关系而稳定且长久独立。如察哈尔右翼中旗广益隆乡刘店卜子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三:“半农半牧”定居聚落的职业化

移民没有兴盛以前, 农牧交错地区一直以来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式, 随着走西口大量移民的涌入, 村落开始稳步扩张, “半农半牧”聚落不再依靠农牧业作为唯一的生产方式, 渔业、果业、车行等职业以兼业的形式出现, 职业的多样化为定居聚落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7]

其四:“半农半牧”定居聚落带的形成

汉人移民来到蒙地之后, 受到畜牧业的影响, 最初是点状分布, 随着农耕业的发展和汉民数量的增加, “半农半牧”村落的数量、人口规模、分布的范围变得更为广阔, 形成了以汉族移民为主的村落带, 村名的命名上就有明显的特征。如在调查中察右中旗除刘店卜子外, 周围还有很多偏关人分布的村子。西梁是由郭六梁、王六梁合并而成, 对应的还有东梁村, 南面是太石华, 离刘店卜子七八里, 东南先梁村。

3 结语

聚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鄂尔多斯地区“半农半牧”聚落的形成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融合的历史, 在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格局呈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半农半牧”聚落的有的趋于没落或者消失, 有的聚落因为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失去了农牧业为主导的作用, 只作为历史片段静态的被挖掘保护下来, 还有的聚落转型为农业聚落、城镇聚落、生态聚落被继续更新发展。

总之, 这种原生态的聚落形式的发展方向如何变化, 值得关注!

摘要：聚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鄂尔多斯地区“半农半牧”聚落的形成历史一定意义上是民族融合的历史, 长期的移民活动, 经历了“雁行”到定居, 移民村落从由建立到融入地方社会, 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以近代鄂尔多斯地区为研究对象, 试图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制约因素等, 对鄂尔多斯地区“半农半牧”聚落的形成及演变进行研究。

关键词：半农半牧,移民,聚落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修订本)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2]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巴彦塔拉盟公署:《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巴彦塔拉盟史资料集成—土默特特别旗之部》 (蒙、汉、满三种文) 第一辑, 1942年。

[3]段友文.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4]《河套志》, 内蒙古图书馆藏

[5]哈斯巴根, 18一20世纪前期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以伊克昭盟准噶尔旗为中心, 内蒙古大学博士论文

[6]萧大亨:《北虏风俗》。

[7]伊克昭盟计划委员会:《伊克昭盟国土资源》

[8]阎天灵, 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仁[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9] (道光) 《神木县志》卷三道光)

[10]《榆林府志》卷六建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