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意义（精选十篇）
社会文化意义 篇1
关键词：故事化叙事,意义生产,神话理论
2013年2月22日有微博爆料, 称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被刑拘, 随后《法制时报》记者池海波发微博称警方已证实该案, 当天18时35分, 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播出北京海淀警方通报。事件甫出, 舆论一片哗然, 各大媒体纷纷加入到报道的大军中, 该消息迅速占据各大门户网站头条。
“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一条普通的社会新闻, 就案件本身来讲, 案件事实清楚, 犯罪嫌疑人已全数被捕, 这与其他刑事案件、社会新闻相比并无任何奇异之处, 但为何会引来如此高的关注度?这与媒体的报道不无关系。
一、新闻的故事化叙事
观察发现, 各大媒体在报道、转载这条新闻时十分注重对新闻细节的展示, 譬如对犯罪过程、抓捕过程的报道等等。大量细节的出现就是故事化的叙事, 这不仅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叙事手段, 也强化了新闻的可读性与故事性, 这种叙事方式无疑吸引了大量受众的注意力。
随着报道的深入, 不同的角色开始登场:李冠丰的同学们、社会知名人士等等。李冠丰的同学在证明李冠丰从小很少受到惩罚、有背景的猜想。杨澜则因为发了一条微博:“且劳教一年对一个因为冲动打人的未成年人来说是否惩罚过重?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很容易破罐破摔了。真替李老师感到痛心!”被网友误会是替李双江之子进行辩护, 所以成了协助者, 这条微博引起轩然大波, 让杨澜一直在之后的微博中不断道歉, 非常被动。不过, 在新闻报道中, 这些元素的出现不断丰富着新闻的叙事, 完善着这个故事的整体性。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 不再是政府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关注与态度, 新闻媒体似乎放弃了它的宣传价值, 所有报道的新闻主角都是“李双江之子”。新闻报道在对新闻主角进行选择时是有一定价值诉求的, 媒体放弃了宣传这一大功能, 强调了能与社会发生共鸣的社会价值, 所以媒体追求的是眼球经济, 以吸引受众注意力。
二、意义的构建
对李冠丰事件的报道, 从新闻的标题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间的意义构建:凡是报道事件的新闻, 所有的主角都是“李双江之子”而不是李冠丰。在新闻报道的背后, 如果没有大量意义的构建就没有意义与价值, 也就没有关注。
信息的价值不依赖于信息本身, 更多的是意义的构建, 也就是符号、讯息的组接与呈现方式。在罗兰·巴特的《神话论》中, 对神话的阐述是:神话, 是一个讯息、一个传播体系、一种意义的构造。
首先, 神话利用能指和所指生产新的意义。新闻媒体对该新闻事实进行报道时关注的不再是事实真相, 而是背后可以炒作的元素。“李双江之子”的能指是李冠丰, 所指是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 在下一层次的意义构建中则变成了权贵阶层、特权阶层。
“刚被劳教过一年”的能指是李冠丰的基本资料, 但它的所指是不思改过的“二世祖”。“刚被劳教过一年”这一符号的所指在强化“李双江之子”事件的必然性与严重性, 类似一系列符号的应用在“李双江之子”事件中运用很多, 这是新闻在神话建构时清空符号的历史、远离了本意、召唤新的意义出现。
其次, 信息的选择。媒体的信息选择直接影响着受众的观点。在此事件中, 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个矛盾点:在前期的报道中, 新闻利用符号将新闻的卖点设为权贵阶层、特权阶层“二世祖”的骄奢淫逸, 但在后续报道中, 新闻媒体挖掘的资料大多是李冠丰所接受的教育、儿时的优秀、父母对儿女教育的态度等等信息, 似乎想将这个事件的出现归因为家庭教育的失败, 以“二世祖、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这样的名头来吸引受众、炒热新闻, 此时对信息的选择、对意义的建构, 着实不能满足受众的求知欲也无法使受众接受。
第三, 运用转喻构建神话。神话的构建流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暗喻、转喻。在“李双江之子”事件中, 媒体运用了大量转喻, 将“李双江之子”变成了所有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的典型代表, 从个体扩大到某一社会群体, 以此来表达比本意更丰富的信息, 在转喻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常常被掩饰的或者至少是被忽视的高度武断, 并且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表征事实。对“李双江之子”事件的报道, 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同时非常牵强地提到犯罪嫌疑人的京籍身份以及女受害者的非京籍身份。这里对身份的强调, 是有意在描绘一个群像, 将个体行为转喻为群体行为, 这之间的转喻将激发外地群体对本地群体的不满。
第四, 对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巩固。在神话的构建中往往会有价值观的浮现, 不过这种价值观必须与社会的某些文化价值观相契合才能迅速被认可与接收。巴特认为, 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话,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言说的方式被社会挪用, 在“李双江之子”事件中, 与社会文化价值契合度最高的就是普通民众的仇富心理以及对拼爹这一社会现象的不满, 媒体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炒热了新闻, 同时巩固、强化了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
三、神话的价值
一些媒体在“李双江之子”事件的报道上充满热情, 在不断挖掘中, 新闻故事日益完整, 事件背后的意义不断被建构, 媒体则在这场舆论狂欢中获得充分的关注, 收获了眼球经济。
从巴特归纳的阅读神话的三种模式出发, “李双江之子”事件在被受众阅读与接收时一般会出现三种情况: (1) 认为李双江之子是被媒体揪出来表现某种价值观的新闻事件; (2) 不假思索地将它当作是某种价值观的神话来阅读; (3) 解码神话, 将某种价值观的表现视为一种强加。而一般大众的解读无法到达第三步, 所以容易被新闻报道传递的价值观所左右。
将个体转喻为群体, 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培养社会群体之间的对峙与敌意、营造社会情绪, 也叫社会道德恐慌, 这似乎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安定, 不过大量的转喻将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对立, 从长远来看, 激化了社会矛盾, 也为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
参考文献
[1]谭姣姣、戚晓昱.符号学理论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科技信息, 2011年第23期.
[2]邱鸿峰.从“英雄”到“歹徒”:新闻叙事中心漂移、神话价值与道德恐慌[J].国际新闻界, 201012.
[3]仰海峰.符号、物、虚像与大众文化批判[J].求是学刊, 2003年5月.
[4]张青岭.罗兰·巴特的神话分析及其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J].长春大学学报, 2006年3月.
[5]何纯.新闻叙事人的叙事态度与叙事功能略论[J].新闻界, 2005年6月.
都江堰的历史意义及文化意义 篇2
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都江堰水利系统建成后，成都平原在短期内便跃升为秦的重要粮仓，使巴蜀真正变成了秦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过去秦、楚、齐三强长期并驾齐驱的局面。在秦末暴政及大乱时期，都江堰水利系统发挥了稳定蜀地、稳定统治的巨大作用。
都江堰的作用是什么：
僻字的文化意义 篇3
该类电视节目的看点就落在那些生僻的字和词语上，中学生们写出如此艰深、笔画繁复的汉字和冷僻的词汇，让人惊羡，同时也自愧弗如。想到自己初中的读书生活，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不多。不过，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之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也会让语文和外语都不在幼稚的学子们的视野内。“文革”后出国渐热，学外语又成为主流。母语虽然重要，只是它像水和空气，充盈在我们周围，不到匮乏时，不会感觉它的存在。如今“汉字听写”这类竞技节目，似乎让人们重新感觉到了汉字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容易犯错的字在提醒着我们的疏忽和无知，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就汉语言文字而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自己年轻时的错觉，以为现代汉语的功能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准确地划分句子成分而已，一点也不实用。语感好，会写文章，会表达即可，何必要知道什么主谓宾补定状？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的老师更让学子敬佩一些，因为觉得他们有学问，那些难理解的古文，一经老师的指点，便豁然贯通，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幽远的历史的大门。
在“汉字听写”比赛中，情形也如此，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字和词，并不受青睐，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似乎人人都会，比赛的意义就是看那些学生能不能够写出前人曾经使用过的、高难度的字和词。所谓高难度，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者难得一见的字和词：比如“捍蔽”、“溪刻”，还有“唼喋”、“觳觫”等等。这些远离我们、脱离日常生活的词，现在露出了芳容，它们躺在某些古代的典籍和文献中，或者在文学作品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光顾，它们也没机会光临。
人们有理由质疑出题人的意图，那些古怪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学生，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一部分比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即除了比赛上的意义，还有深刻一点的文化意义吗？
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有点自然淘汰的意味。当然，说淘汰是相对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还会回到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就比如“囧”（jiǒng）字，“槑”（méi）字，还有“烎”（yín）字，等等，而今又回来了，成为网络热词。
经济学中有所谓长尾理论，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那些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市场的份额可以和那些一时热销的产品所占据的市场相等，或甚至更大。其实文字学中也有长尾。专家们制定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表》是五千五百个字，里面根据难度，还分成甲、乙、丙三个字表。其实，我们的常用汉字不过三四千个。与常用汉字相比，《康熙字典》中收的四万七千多字，就是很长很长的长尾。据说《鲁迅全集》总共用到的汉字是七千七百来个，这是二十世纪作家中最有学问、用汉字最多的文学巨匠，即便这样，《康熙字典》中还剩那四万来个字没有动用。但就是那没有动用的四万来字，保证着那几千常用字的意义。海明威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文学创作，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和水下的八分之七构成厚积薄发的态势；也有人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意识和无意识，意识的部分远小于无意识，并被无意识所包围。其实，用冰山理论来说明常用字和生僻字的关系也很贴切，常用字必须浸泡在十倍于它的庞大字库中，才能时时焕发出其活力。
我以为能挥洒自如运用三四千常用字的写作者，基本了解和掌握的汉字应该在五六千字以上，不过，自从赵元任等在汉语中引进语言学概念的“词”以来（在《马氏文通》中，还是以名字、代字、动字、状字来表述的），我们似乎应该强调掌握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和词汇的拥有量相关的。虽然很难说一个掌握几千汉字的人究竟拥有多少词汇量，但是汉语的词汇掌握和汉字的熟习是分不开的，在汉语书写中，由于汉字意义的相对稳定，组合起来容易衍生出许多新词。例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横空盘硬语”的文章大家，在一篇文章中就可创造出许多新词，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等，这些书面语词，阅读起来过瘾，只是不太容易进入口语。但这些不易成为口语和流行语的“文言”，虽然应用的机会不多，有时反倒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观看“汉字听写大会”之类的电视节目，人们惊奇的是这些青涩的学子，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佶屈聱牙的字和词。答案似很简单：潜心钻研，反复记诵默写。问题是为何肯花功夫在这上面，有这个必要吗？在回答有无必要之前，或许应该先问问他们有无兴趣，问题自然在于兴趣。年轻学子求知若渴，特别是对那些有难度和深度的对象，怀有一种好奇，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其实许多书本知识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可能是无用的，因为不能直接派上用处，但是它们在激活个体精神方面不可小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阿基拉和拼字比赛》，阿基拉是黑人子弟，参加英语拼写比赛，从学区一路比拼，杀到华盛顿。最后名列前茅的竟然是她和一名亚裔学生，缘由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精神力量由此被激发，他们的才智得到认可，尊严得到维护。
我们这些节目在多大程度受到英语拼写比赛的启发，笔者没有做过比较，但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学习认知兴趣或观看兴趣，是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当然支撑兴趣的，还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营造的特定情景。这些生僻的文字，各自联系着独特的意义和被人遗忘的蕴含，翻检这些字，似找回了或者说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某种意义上也能理解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新激活。
单个地说，哪些僻字对今人有意义，或者说“汉字听写大会”所光顾的那些生僻字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功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和语用，文字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也难说今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所有的文字都记载了先人的生活历程和开拓精神，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创造能力。那些得以留存的生僻字词，记录了我们古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人类文化演进的复杂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化的发展是创造和淘汰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有时在某些境遇中，又重新露头，成为文化焕发活力的新因素，文化神秘的伟力有时就缘于偶然性和突变性之中。
这一点从对汉赋的评价的转变上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年的文学史课，从阶级论或民粹论立场出发，说到汉大赋，基本上是略过，或批判其辞藻繁缛堆砌、过分铺张扬厉而又内容空洞，或批判其讽一劝百，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等等。后来的研究者，重新肯定了其开拓性和创造价值，以及在修辞和文学表现力方面的努力。汉赋的铺张自有汉赋的道理，一位台湾作家说得好，正如“《百年孤独》开头写，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汉赋便是兴高采烈地指述新物新事，不厌其烦地详绘凡百细节，成段成篇列举出声、色、犬、马，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
我想，随着汉字听写比赛的深入，汉赋中古奥冷僻的词语或许也会不甘寂寞，纷纷登场？当然很难说这么做，一定是好或者不好，因为许多现象不必轻易做价值判断。作为一档竞技节目，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相对常用的而又容易读写错误或互相混淆的词语，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汉字听写”比赛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会长久流传下去。
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用语的僻字，像是古董，古董除了年代久远，也有奢侈的意味。古董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不过对于收藏者来说，还有那么一段情怀。古董除了供摆设、观赏，大多数时候是压在库房，僻字的情形也相似，压在古文献和辞书中，难见天日。不过有些也许还能重新融入我们的语言交流系统之中，就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在语用过程中会产生奇妙的变化。
若干年前，笔者拜读丘成桐的一篇演讲，丘先生幼受庭训，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如数家珍，他用古典诗词来描述数学的意义、数学的文采、数学的意境与情感，竟是那样贴切入微，一点也没有突兀冷僻之感。他说：“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三十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自得其趣。”虽然这位数学大师申明，这只“关乎个人的感受和爱好”，但是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语言领域和数学领域之间奇妙的关联，对于我们理解数学中低维空间和高维空间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启示，同时也表明，地域化的文字语言和国际化的数学语言虽不能互相取代，却能互相辉映。
在当今西方的媒介理论中，有所谓热媒介和冷媒介的说法，据说前者如拼音文字清晰度高，后者如象形、会意文字清晰度低。这种武断的划分方式，真是令人吃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包含在语言的丰富性之中，当然也包含在那些僻字之中，僻字的产生和弃用，显示了文化演进的某种轨迹。从当下效用的角度讲，我们倡导语言文字的简便实用，但是不必为了简便实用而否决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
论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许要被人嘲笑，如鲁迅先生所比喻，一个穷人往往自炫，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不过，祖上也确实阔过。只是最近几百年来的破落，使得志士仁人在自省的过程中，进行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自我批判的三个阶段。这三步中，前两步是面对当时具体的情景，批判容易击中时弊。到了文化批判这一步，就应该谨慎和具体分析，社会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不能归于单一因子（由于文化概念的误导，人们会将“文化”作为单一因子看），即不能将今天的社会积弊归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或儒家文化，更不能检讨文化的得失，而自惭形秽到了要摒弃汉语言和文字这一步。比如上世纪有汉字拼音化的讨论。如果我们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看成人类早期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国古代语言看成人类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禁锢我们国人思维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文字，而是只认某种文化为唯一正确者而屏蔽其他文化，不能吸收人类的整体文明成果。
像“汉字听写”这类节目反映出的汉字文化，其生命力不取决于外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使用者！取决于使用者的生命力和活力。
当代汉语人名的社会文化意义 篇4
关键词：人名,社会文化,谐音
人名, 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语言现象。由于语言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名各具特征。人名作为一种称谓符号, 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变异, 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名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中国人的名与字, 是中国古代姓氏文化与礼仪文化的产物, 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需要, 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与礼仪风俗的发展中形成的一套中国文化特有的规则和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 当代的汉语人名发生了一些变化, 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一、汉语命名的原则和方式
中国人取名的三大原则是形美、音美和义美。所谓形美, 即选择的字形匀称, 笔画繁简适度;所谓音美, 即选择的字发音响亮清晰, 易于上口, 如“强”、“刚”、“良”、“超”等。所谓义美, 即选择的字内涵丰富、寓意高雅、吉祥如意, 如“发”、“祥”、“贵”和“财”。但是个人审美观念的不同, 选字标准也必然因人而异。有人喜采用冷僻的古字以显示所选名字的高雅独特, 也有人用通俗的“狗儿”、“铁蛋”表达亲昵的感情。时代在发展, “响亮悦耳, 便于传播”是当代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考虑的原则。
二、人名显现政治历史
Geoffrey Leech把语言的“意义”划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 即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人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一定时期的人名留有时代发展变化的痕迹, 它的变化也体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请看以下一组人名:
1948年以前 贾得宝 孙发财 姚有禄 庞天佑
1948—1950 郑解放 叶南下 秦建国 向天明
1951—1953 司卫国 叶援朝 朱抗美 靳停战
1954—1957 刘建设 申互助 童和平 时志方
1958—1959 王铁汉 孟跃进 潘胜天 戴红花
1960—1963 任坚强 冯抗洪 齐移山 赵向党
1964—1965 高学锋 钱志农 艾学雷 方学进
1966—1976 董文革 张要武 房永红 邢卫兵
1976—1983 韩振兴 李跃华 宋富旺 彭文明
以上这些人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昭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变革。共和国成立前, 广大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 生活非常艰难, 处于饥寒交迫当中, 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是他们的梦想, 所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得宝”、“发财”等这样的名字, 反映其希望后代大富大贵的愿望。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父母往往会给孩子取名“解放”、“建国”、“天明”等, 反映了人民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1951—1953年, 抗美援朝时期, 为了捍卫家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无返顾地投入抗美援朝的战斗中, 很多革命家庭给孩子取名“援朝”、“卫国”等, 其意义不言而喻。三年困难时期 (1960—1962) 面对自然灾害, 人民没有退缩, 而是积极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 所以“自立”、“坚强”、“向党”等一度成为流行的名字, 反映出深刻的内涵意义。十年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样这种影响在人的名字中也有了体现, 所以有名如“要武”、“卫兵”等。文化大革命后, 全国上下百废待兴, 人民渴望建设家园, 所以有了“跃华”、“文明”这样的名字, 以表达建设家园, 富民强国的愿望。
此外, 1984年过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名字具有的政治化色彩逐渐减弱, 加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人名出现了新的特征, 人们开始喜欢取单名或是以生僻字命名, 如“贾佳”、“雷蕾”、“李淼”等。随着英语学习的推广, 人们热衷于洋名, 所以出现了“李凯文 (Kelvin) ”、“王康妮 (Connie) ”。总之, 人名的变化凸显着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
三、人名与社会文化
索绪尔说:“民族历史和文化都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 语言也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人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记载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有着深刻的文化的烙印。
1.人名与性别差异
中国古代的妇女因为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 所以名字往往不为人知, 只被称为“王氏”、“李氏”, 或者出嫁后在前面再冠以夫姓, 如“陈王氏”、“张李氏”等, 至今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仍有妇女在姓名前冠以夫姓的习惯。例如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不过这种源于“男尊女卑”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 有人把这看做是女性 (多为上流社会的女性) 名字所特有的标志。
两性的生理特点和社会地位的不同, 所以名字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取名时的用字方面。一般说来男性用字要有张力, 富阳刚之气, 女性用字则要方正柔美, 富阴柔之气。所以男人的名字常用以如“勇、强、坚、展、鹏、刚”等字以表达智慧才能、人生志向、胸怀、抱负、光宗耀祖、意志品格之意或是富贵长寿、人丁兴旺之愿望。而女人名字常用形容容貌姿态美好和色彩艳丽的字, 比如用名贵或清雅的花草飞禽等事物, “春兰、腊梅、秋月、迎春、惜春、艳婵”;或是取名包含娴静贞淑之意, 如“秀珠、敏佳、英姿、慧芬”等。
2.人名和封建迷信
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时至今日, 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述志。中国人在命名时非常看重伦理道德和功业, 这是古已有之。以德命名者有曹孟德、刘玄德、朱德、李德邻。以仁命名者有曹仁、薛仁贵、王守仁、康广仁等。以义命名者有刘义庆、刘义隆、李义府、李义山等。以忠命名的如杨国忠、韩世忠、张献忠等。以孝命名的有郭奉孝、方孝孺。以信命名的有韩信、单雄信、李信等。以谦命名者多套用, 如吕祖谦、于谦、钱谦益。以圣人之志表示自己心迹者如吕必用, 表现出强烈的用世之志。他后来仕宦无望, 改名为吕不用, 字耕田。
第二, 祈福。孔子曰:“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所以人们在取名字时, 有时也不免将这种对优裕生活和高贵地位的祈求, 通过命名表现出来, 如李广利、刘传富、盖宽饶、王富贵、钱广、吴寿富、孙福寿等。现代人们命名也常有这类词, 如王永贵、李冒富、张得利等。对仕途的追逐也是如此。隋唐以来, 人们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来求取功名富贵, 一旦金榜题名, 那么荣华富贵就会自然而然到来。所以, 在命名中多有范新科、裘状元、唐殿魁、许占魁、黄开榜、魏魁士、王延魁等。
第三, 消灾。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示消灾免病和逢凶化吉的愿望, 命名有时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 如霍去病、辛弃疾、冯去疾、黄去疾、石保吉、孙逢吉等即属此例。
第四, 添寿。人们希望能将生命尽量延长, 最好能寿与天齐, 摆脱自然规律对生命的约束, 往往把这种对生命的执著和祝愿通过命名表现出来。所以, 在命名时多喜用寿字, 如毛延寿、张承寿、徐增寿、潘天寿等。另外, 喜爱用延年、万年、永年、大年、龟年、万龄、延龄、松龄、鹤龄命名者也是非常多的。
此外, 现在很多父母相信“五行说”, “五行”, 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给孩子取名往往根据“五行”, 孩子的出生时辰决定了其命中是否缺少“五行”中的某一行或是二行。如果缺少就需要在名字中加以补充。如“坤坤 (五行缺土) 、浩 (五行缺水) 。又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人物“闰土”, 因为他是闰月出生, 五行缺土, 所以叫闰土。民间还有给孩子取“阿猫、阿狗”等小名, 据说这样取名孩子好养, 不容易生病。当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人们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到孩子的名字上, 是封建迷信的一种表现。
3.人名与社会风俗
时代在发展, 在当代社会, 封建迷信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淡化。“响亮悦耳, 便于传播”是当代的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考虑的原则。但是社会风俗仍对取名有着很大影响。比如名字忌讳谐音, 有些谐音让人产生不愉快甚至是坏的联想, “黄泉 (人们会想到黄泉路上) 、于刚 (不良谐音——鱼缸) , 但是有些谐音也可以取得与之相反的效果, 让人印象深刻。利用谐音取名字, 其实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如在明清时期, 张彪字越千, 后来因谐音改字“月阡”;赵冀字云松, 又因谐音改字“耘松”。特别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 更是利用谐音取名的高手。他在《红楼梦》一书里, 把这方面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他认为生活本来是“原应叹息”的, 于是便取出了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个人名, 四个人名中的第一个字联起来就是“原应叹息”四字的谐音。此外, 他塑造的英莲是个命运坎坷的姑娘, 是十分“应怜”的, 便用谐音为她取名英莲;宝玉的伙伴秦钟是位多情公子, 其名字也是“情种”的谐音。
现在人们常利用谐音以姓生名, 这样使得谐音的作用突出。如姓彭的人为孩子取名“友”, 姓名合起来就是“朋友”的谐音;姓盛的人取名“利”, 姓名相合就是“胜利”的谐音;姓苏的人取名为“籍”, 姓名相合就是“书籍”的谐音;此外, 有的在姓名谐音中或姓名谐音后加入别的字, 使之成为三字名, 如原名“彭友”的人在姓名之间加入“良”、“善”、“常”、“益”等字, 成为彭良友、彭善友、彭常友、彭益友等新名字, 不仅保留了原来由谐音而来的“朋友”原意, 而且还为“朋友”增加了新的内容。
四、结束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反映着社会的变化。人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仅对人名的社会文化意义作了初步的探讨。21世纪是一个网络时代, 网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冲击, 对人名称谓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21世纪的新新人类, 其名字所反映的时代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2]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J].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3]R.A.Hudson.socio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4]许之所, 胡小梅.人名的社会意义研究,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M].March, 2004.
[5]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文化意义 篇5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力量，使中华民族充满生机与活力。
有媒体评论：十七届六中全会，聚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样的布局无疑显示了中央领导层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再认识。文化建设，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长盛不衰。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世界大国，其文化更应当随着自己的国力强盛而影响全世界。要想实现我们道德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科学发展齐头并进，跻身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紧迫的任务就是需要复兴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我们从现代社会普遍现象中都不难看出，当整个信仰发生了雪崩以后，新的信仰没有建立，对民族的信仰不能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能建立，对人与人的信任不能建立，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愚昧的时代。有一段时间大家在网络上呼吁，拒绝冷漠，传递温暖，可能也就是一种文化缺失的原因。老人摔倒了不敢扶，是人与人之间缺少一种信任；有毒食品屡打不禁，是最基本的道德丧失。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只顾着经济建设，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忽视了文化建设，以至于导致“腰包鼓了，思想空了：钱袋子鼓了，脑子却被掏空了”的现象，远离了现代文明。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经过漫长的积累与演变，它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与发展水平。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言，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作用。
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文化便主宰需求。人们不仅主动地购置文化商品，如看戏、看电视、逛书店、卡拉OK等，而且对商品、服务、环境、管理等也萌生了更多的文化诉求。他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而且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和品味文化。文化需求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一切选择的逻辑起点。在文明状态下，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行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一切财富都凝结着文化价值。
文化不仅可以以“文化商品”、“商品文化”的形式唤起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必须以公共物品的身份在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去服务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他们的娱乐、抒情、审美、学习提供丰富的载体，因而政府必须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反哺文化，经济成果向文化成果转换，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意义、话语与社会》述评 篇6
关键词：意义；话语；社会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92-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45
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著名语料库语言学家、《国际语料库语言学》杂志原主编、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Wolfgang Teubert的新作《意义、话语与社会》（Teubert， 2011）。话语是复杂的，能够传递的意义亦并非单一理论能完全解释，语言哲学与社会学研究对话语意义的讨论亦从未终止，而该书的出版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话语意义本质的认识。
1. 主要内容
本书290页，共16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意义，心智及大脑”（1～7章）详述认知范式意义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话语与社会”（8～16章）深入论述作者在意义、话语与社会三者关系上所持的观点。
第一章，认知范式的语言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在过去五六十年里各自建立了一套反映该机制如何运作的语言认知模型。然而，这些模型在作者看来根本无法真实反映个体令人难以捉摸的心智以及其内在的语言机制，原因是这些认知模型本质上是由一系列话语建构而来的话语客体，而非真实经验的客观存在，即所谓的内在机制。而且由于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性，此类建构语言认知模型的尝试，充其量亦只能体现某一交际个体的经验。
第二章，认知语言哲学的历史回顾。作者指出，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基本主张，即话语的意义需要诉诸于人的心智中某个特定机制的思想并非是新创的。相反，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Aristotle的《论诠释学》：自然语言中的口语或书面语均依赖于相同的心灵体验而产生意义；阿拉伯哲学家Averroes赞同Aristotle的观点，认为口语或书面语的意义是规约的，而心理概念则是普遍的。中世纪英国哲学家Anselm of Canterbury主张心理意象即为口语或书面语的意义；另一位中世纪哲学家William of Ockham则进一步发展了心理意象理论。无论是Aristotle的心灵体验，Averroes的心理概念，或是Anselm of Canterbury的心理意象，指的均是认知语言学的术语中的“概念表征”。
第三章，心理概念。作者回顾了20世纪后50年里认知语言学家对心理概念的讨论，其中亦是仁者见仁。Chomsky主张心理概念是天赋的，Hilary Putnam则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意义不只存在于大脑中”（Putnam， 1981）；Jerry Fodor在其1975年出版的《思维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中指出，自然语言的所有词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心理概念，而Anna Wierzbicka则认为，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心理概念，人的心智只包含数量有限的基本心理概念或语义启动，复杂的心理概念的配置是依靠这些语义启动来完成的。另外，基本心理概念是相互独立的项还是彼此之间存在一套心灵语言句法，不同学者亦是智者见智。
第四章，理论义素与客观现实。作者探讨了欧洲结构语义学与认知语义学在词汇意义的概念化方面的不同看法。Bernard Pottier最初使用义素一词，是用它来指代词汇意义的最小语义构成成分的。而当时深受乔姆斯基语言学影响的德国语言学家Manfred Bierwisch则将义素视为基于人的认知的实体，认为义素同心理概念一样是天赋的。这种对义素的知识本体的坚持，一方面使认知语义学有别于结构语义学，另一方面反倒使义素概念亦变得难以捉摸。
第五章，从概念表征到概念知识本体。随着计算科学的发展，概念、概念表征等认知概念得到广泛应用，计算语言学家试图依靠概念与概念知识本体（相关概念的集合）实现复杂的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但作者认为，由机器翻译或人工智能得到的语言充其量只能称为受控语言，不是自然语言。
第六章，何为意义。作者详细列举了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问题。其一，术语繁杂，缺乏统一认识。其二，对心理概念与词汇意义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Jerry Fodor与Ray Jackendoff认为心理概念与现实词汇是一一对应的，Stephen Levinson认为心理概念应是更加具体化的，即心理概念多于现实词汇，而Dan Sperber与Deirdre Wilson则主张心理概念是抽象的，即心理概念少于现实词汇。其三，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完全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性，而过分聚焦于为心理概念建立结构性的分析与描写。
第七章，意义何处寻。作为对该书第一部分“意义，心智及大脑”的总结，作者指出，认知语言学没能说服我们心智即意义之所在。心智与心理概念是不可捉摸的，认知范式或神经语言学的意义研究无益于对意义的本质的认识。意义并非相互独立的个体意向性，亦非个体概念知识本体，更不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中。
第八章，作为话语的语言。本章是该书第二部分“话语与社会”的开始。作者提出一般话语是人类话语客体的总和，而具体话语则指代的是具体的自然真实语料（即具体的话语客体）。Wolfgang Teubert主张意义是源于自然真实语言的，因此本章特别强调了自然真实语料在分析语言意义时的唯一可靠性。
第九章，语言与社会。符号化是交际产生意义的前提。话语的意义是话语社团的集体意向性，也是话语社团的成员对话语客体的解读。
第十章，口述社会。作者指明外在现实与话语共享现实的区别，并指出在口述社会中话语客体语料源于话语共享现实。
第十一章，口述社会与文字社会。作者驳斥了关于写作的起源的错误认识。之后，举例说明了文字的产生在话语社团的集体意向性即话语意义的产生中的作用。文本同口传社会交际一样，其意义依语境而变而非一成不变。
第十二章，实证性语言研究离不开语言数据。作者反对认为只有口语才是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另外，在作者看来，通过综合语言分析、探究说话人意图等途径推导出意义的尝试是没有必要的。
第十三章，意义，知识及话语现实的建构。作者指出意义与知识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话语客体的不同描述。意义在话语社团成员的协作性交际行为过程中不断被加以修改。协作性交际行为建构话语共享现实。
第十四章，科学实验报告。作者不同意科学实验报告是描述客观实验现实的文本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实验报告描述的是各种已存在于话语共享现实中的相关话语客体，如方法论、实验设备、实验数据等，其所传递的知识或意义亦是一种话语知识，而非真理。
第十五章，历时性、互文性及阐释学。作者指出，阐释学与后结构主义均认为我们所说的现实是话语建构的现实，是话语构念而不是客观存在。在话语共享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对某一话语客体的阐释，依赖于它与其所在话语共享现实内部的其他话语客体的相对关系而不依赖于客观现实。因此所产生的话语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十六章，俳句的意义。作者通过实例详述了互文性与阐释学在解读俳句，分析话语客体的意义中的作用。
最后是该书的结论。作者回顾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并再次指明，文本（经转写的口语或文本）的意义是话语社团成员对相关文本的互动性阐释与再阐释。因此，考察文本的意义无需关注个体意向性、作者的心理意图或所谓的心理概念，而只需关注文本本身以及它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
2. 评述
何为话语意义？话语意义从何而来又如何去寻它？这是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不同哲学家与语言学家对这些问题亦是各持己见。尤其是如今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其理论对话语意义研究的影响日益深刻，但作者Wolfgang Teubert在该书中所阐释的话语意义观与认知语言学对话语的认识大相径庭，他作为语料库语言学家的背景在这本探讨话语意义的书中亦展露无遗。该书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对于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反驳是全面的、根本的。作者并未在本书一开篇便开始阐释他本人的话语意义观。相反，作者用该书第一部分，即“意义，心智及大脑”整整六章的内容系统地分析了古希腊与中世纪哲学、欧洲结构主义语义学、乔姆斯基语言学及认知语义学等话语意义研究的历史发展。这种历时性的分析无疑使作者更为准确地发现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缺陷。作者从追问心智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开始，到深入批评认知范式所指的意义即“心理概念”的不可捉摸，再到最后指出计算科学（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采纳“概念知识本体”作为自动生成语义的计算单位的不切实际，作者对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基本主张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即这类研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研究对象心理概念完全不可及；其二，研究内部对其基本术语都缺乏共识；其三，研究过分注重认知而完全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属性。
第二，该书关于意义、话语与社会三者的动态关联的阐释是建设性的。作者认同批评话语分析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话语建构的论述，但他不同意后者所持的社会在话语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主张，他认为情况恰好相反。原因是“权力”、“意识形态”等所谓的影响话语建构的社会因素首先必须是话语共享现实中的话语客体。因此，作者不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相反，首先是话语建构了社会。Wolfgang Teubert所说的话语建构社会的过程是指话语建构起社会中的人即话语社团成员所共享的话语现实的过程。作者看来，人类唯一可及的现实是话语建构的现实，是话语共享现实中的各种话语客体即包括批评话语分析侧重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而非外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话语的意义，或者Wolfgang Teubert所指的话语客体的意义，正是在话语社团成员对这种共享现实进行协作性阐释与再阐释的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变化的。对某一话语客体的阐释与再阐释依赖于话语共享现实中的其他相关话语客体，即话语客体的意义之源在话语建构社会的过程中，而非心智中的某个内在机制。它是话语社团的集体意向性而非话语社团成员的个体意向性。由于不断被阐释与再阐释，话语客体的意义因此是暂时的、可协商的。
第三，该书强调了自然真实语料在话语意义研究中的作用。Wolfgang Teubert指出，正是由于话语（客体）的意义是在话语建构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变化的，因此话语意义要在话语社团成员在协作性的社会交际中说了些什么中找寻，所以自然真实语料在话语意义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无法获知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所以不得不依靠所掌握的事实，也就是真实的语言数据（张瑞华，2009）。Wolfgang Teubert还同时指出，经转写的口语语料或文本均可作为实证性语言研究的研究对象，因为二者均为构成人类一般话语的一部分，是具体的话语客体的集合。作者不遗余力地强调自然真实语料在话语意义研究中的作用，因为语料库语言学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语言的方式（张瑞华，2009）。
最后，该书亦有不足之处。其一，Wolfgang Teubert给予认知范式意义研究的部分批评有失偏颇，难脱一概而论之嫌。例如，作者声称认知范式意义研究完全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与语境对话语意义的影响。然而，例如认知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所讲的言语交际的明示——推理模式中语境显然是推导话语意义必不可少的因素。其二，作者对如何借助自然真实语料找寻话语意义的具体方法讨论显少，似乎是乏于为其正名所致。其三，该书在内容版排上存在瑕疵，时而以某个语词作章节题目，时而又以成句代之。不过，这些缺陷不足以影响Wolfgang Teubert所著此书为话语意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参考。
参考文献
Putnam， Hilary.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Teubert W.， Meaning， Discourse and Society[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XIV， 353.
社会文化意义 篇7
《寒夜》主人公有婆婆汪母、儿媳曾树生、儿子汪文宣。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的小说, 在西方思想传入我国之后, 西方思想和传统封建思想的斗争。为什么说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小说呢?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态存在的时间最长, 对人的思想毒害最深。一个女孩遵守媒妁之言, 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熟识的人, 唯唯诺诺、兢兢业业地在婆家生活, 她的婆婆也是一样的经历, 但大多数的婆婆并没有善良的己所不欲, 就不施于人。自己经历过的不幸一定要加在儿媳身上, 似乎这样就把时代加在她身上的仇恨得以继承。
在中国古代, 女人的地位很低, 而孝悌在儒家思想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导致了, 女人靠生个儿子便能平步青云, 生活也“有了盼头”。生儿子, 在中国古代是一生的意义和最大的成功。
在《寒夜》中主人公曾树生和汪文宣都是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人, 但是在民国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 被西方文化催生出来的梦想是不堪一击的。生活是现实的, 不如意的真真切切扼杀了梦想, 使得汪文宣在浑噩中最后接受命运的审判, 曾树生急于逃离, 却仍败在了封建思想带来的无尽悔恨中。而婆婆汪母从未想过改变, 她悲哀的一生看似是时代赋予的, 细想却不过是人性的贪婪所致。
二、评析汪母的悲剧原因
对与错、是与非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并不存在。大人物创造时代, 小人物演绎时代, 都是牺牲品而已。各有各的悲哀。我们抱着极大的同情心看别人的故事, 但在自己的故事里, 我们是否能看清自己。
汪母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早年守寡, 与儿子相依为命。这种病态的相互依存是她生活下去的动力, 如果没有儿子的存在, 她的命运大抵会像祥林嫂一般吧。在她的眼里, 儿子是唯一, 她倾注了全部, 儿子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她的胜利果实, 怎可让一个旁不相干的女人来代替自己, 而且对自己的儿子颐指气使。看着儿子那副窝囊样, 是怎么也不甘心的吧。而且她在内心深处觉得儿子虽然没有忤逆自己, 但在心里是站在儿媳一边的, 心里的火气越憋越大, 却对儿子无能为力, 只能把气撒在儿媳身上。
她如此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为了儿子能做“二等老妈子”都不会做的事。含辛茹苦地把儿子自己拉扯长大, 即使儿子穷困潦倒了, 也甘愿同儿子一起吃苦。她又有什么错呢, 她不过是因循守旧地固守着“合理的规矩”。她对儿媳的讨厌, 都是“合情合理”的。儿媳曾树生怎么想都是个“异类”, 不守妇道, 抛头露面总是挑战着她的权威。她完全理直气壮地就应该代替并且鼓动儿子给她点颜色看看。“你是我的儿媳妇, 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这些矛盾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物的冲突, 也是两种思想的冲突。
三、评析曾树生悲剧命运
儿媳曾树生是新新女性的代表, 是第一批在不自由中渴望自由的代表。她摒弃了传统妇女在婚后生活中应尽的相夫教子、锅碗瓢盆的生活, 渴望实现自我价值。本与汪文宣郎情妾意, 兴趣相投, 可婚后生活的不如意渐渐使得两个人渐行渐远。婆媳关系不和的催化, 使得曾树生离家出走。
巴金先生创造的三个角色出自现实, 鲜有《孔雀东南飞》里的浪漫色彩。在《孔雀东南飞》中, 焦母似乎是唯一的矛盾, 夫妻恩爱, 与小姑子关系处的也很好, 最后被焦母逼得刘兰芝“举身赴清池”, 逼得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带着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孔雀东南飞》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但处处带着刻意, 以悲伤渲染悲伤, 每一处都是渲染悲伤的伏笔。而老舍先生的《寒夜》更贴近社会生活, 即使到现今社会婆媳矛盾仍旧层出不穷, 甚至《寒夜》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实实在在的。巴金先生用批判社会的方式同情这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曾树生的不幸, 不仅来源于婆婆封建势力的压迫、爱人的软弱无能、家不像家的苦楚, 更来源于无法实现梦想, 屈服于现实的不甘和无奈。虽然巴金先生不批判曾树生, 但是字里行间也穿插了对自私的享乐主义的批判。在文中, 汪母固然有其可恨之处, 但是中华的传统美德如吃苦耐劳等, 也是被赞扬的。这种不纯粹更真实, 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固守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 才使得矛盾不可调和, 而这就是生活。
四、汪文宣可憎亦可怜
汪文宣这个角色我是如何也喜欢不起来, 同情少于憎恶。一个男人在母亲和爱人之间都不能调和, 他的悲剧命运如何也是活该。奶奶曾经对我说, 男人要当刀板, 两头挨剁, 这样才能使一个家团结友爱。你给不了一个女人爱, 也尽不了对含辛茹苦拉扯你长大的母亲的孝道;你感恩于跟你一起吃苦的人, 却不感恩于陪你一起上进的人;你宁可在卑微中弯腰, 也不愿意扛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去跟命运对抗, 你死在病榻上, 这是你的命运还是你的选择。
这三个悲剧角色被汪文宣穿成了一条线, 各有各的悲哀。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更要思考, 孝道和爱情是可以并存的。“安全感”这个词很重要。你给了母亲孝道的“安全感”, 给了爱人爱情的“安全感”, 这才是一个男人该扛起的责任。
时代在进步, 我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文化, 在思想开化的同时如何能将传统美德和进步思想相容地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婆媳关系是无论何时都会存在的社会命题, 如何使婆媳关系融洽, 这样的探索还是任重而道远。
在小说题材中《寒夜》是一次新的突破, 这种突破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它要引发你去思考, 去判断, 对错是非融合出来的是非观价值观, 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五、结语
“家和万事兴”是中国的一句古话, 而“婆媳亲, 全家和”。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难处理的一项, 但是将心比心, 大家以一颗赤诚的心, 因为共同爱的男人, 把彼此当成重要的亲人和谐相处, 多拿出一些宽容, 多拿出一些忍耐, 少些计较, 少些争吵, 幸福生活自己就来到了。婆媳间的关系永远都是个大学问, 可再大的学问也是我们能攻克的。男人记住要做好那块“刀板”, 在母亲和爱人之间调节好。婆媳融洽一家亲, 不正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么。
摘要：《寒夜》是老舍先生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 主线是婆媳关系, 在民国的大背景下, 小户人家的锅碗瓢盆磕磕碰碰, 却道尽了封建思想在苟延残喘中对小人物的伤害。大人物创造了时代, 小人物演绎了时代。
WMA的文化意义 篇8
WMA是中国武术职业联赛的英文缩写, 其英文全称为WUSHU MASTER S ASSO CIATIO N。从英文的字面意义上分析, WMA是中国武术大师职业联赛, 其核心意义是突出“MASTERS”即“大师”二字的。从“大师”二字的内涵来看, 参与WMA赛事的运动员应该是具有一定武术修为的人。所以, 从其名称来说, 参与该赛事的成员应该是传统意义上具有武术技能的人, 而非今天我们所经常提及的“能打”的搏击人。也因此, 从“技击”技术的角度, 选择中国武术拳种套路中的“招式”作为WMA的技术元素, 应该说就是一种传统的回归。这样的回归, 就是要再现中国人的“技击”文化, 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技击”文化。从这一点来看, 拒绝世界普遍意义上的“技击”技术元素的进入, 就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种保护。因此, 在WMA的戒律中就明确规定, “严肃武术的攻防技法是WMA最高原则”。
从比赛的形式来看, WMA没有遵循世界通用赛事的竞赛方式, 即所谓的以体重大小来划分级别的“公平原则”, 而是按照中国武术的技击追求, 采用了“不分级别”的中国传统的擂台比武方式作为其赛事的个性化特征, 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挖掘和开发。以小胜大, 以弱胜强, 历来是中国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WMA所采用的竞赛模式, 就在倡导这样一种理念, 并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使所有参与者尽最大努力挖掘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和技巧, 实现和再现“以柔弱胜刚强”、“以小力胜大力”的中国武术搏击技术的独特性, 实现展示中国武术搏击技法的艺术性特征的目标。所以, “以技术获胜是WMA竞赛的崇高使命”。
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WMA选择“搭手”为参赛选手的预备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 “它所反映出的技术要义和文化要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预备式的概念”, 而成为中国传统武术“搏斗”形式上的反映。习练过传统武术的人都知道, 在我们的日常较技比武过程中, 不论是师傅传授徒弟的拆招, 还是接受外来者的挑战, “搭手”一直是一种开始方式。所以, 在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赛事中, 选择“搭手”作为参赛者的预备式, 应该说是给“时尚”的WMA贴上了一个具有显著传统印记的标签。因此, 可以说“搭手”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 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体现, 是对传统的敬畏和回归。它是一种互相尊敬的表示, 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礼仪的展示。
对“武德”的极力推崇则是WMA追求“文化”意义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WMA的“戒律”中, “武德、武技、武艺是所有运动员、裁判员及所有为WMA工作的人员必须遵循的准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WMA对加盟俱乐部的审核, 到运动员的准入条件, 都要全面实施对俱乐部管理者和运动员“德行”的考察;从已经结束的比赛来看, WMA的组织者不论是对 (河北云飞俱乐部) 运动员的违规处罚, 还是对 (广东永侠俱乐部) 教练员偏激行为的判罚, 我们都可从中感受到其对“武德至上”的推崇。践行中国武术的“武德至上”原则, 已经成为WMA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
……
总之, 我们在关注WMA作为赛事的同时, 还应该关注WMA作为文化事件所表现出的意义。因为, WMA赛事的宗旨“继承、传承和发展中国武术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搏击技巧与技法, 充分揭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将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奉献给全世界”, 由此, 就这一层面而言, WMA的文化价值可能多于WMA的赛事价值。
《雾都孤儿》的社会意义 篇9
关键词：雾都孤儿,狄更斯,社会意义,济贫法,济贫院
一、引言
查尔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 他的作品都对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全面的展现和描述。在《雾都孤儿》这部作品当中, 狄更斯用文字的力量, 讲述了一个生活在雾都伦敦的孤儿的悲惨生活和经历, 当时的社会存在的善良和邪恶的力量的斗争, 在整部小说给人们呈现的是污浊社会当中的纯真以及良知的伟大力量, 而小说当中的这种纯真以及良知对现代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影响和对现在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对于《雾都孤儿》的社会意义分别从政治意义、教育意义、道德意义以及文化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通过这些阐述将《雾都孤儿》的社会意义以及影响呈现给读者, 对于了解狄更斯的作品以及英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文学作品的历史作用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雾都孤儿简介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第一部伟大的社会小说, 讲诉了19世纪30年代, 小孤儿奥利佛·特维斯特, 孤独地受尽饥饿的在教区抚幼院里长大, 由于他“胆大包天”的行为, 他被迫送到苛刻的巴姆鲍经营的棺材店里做学徒, 繁重的劳动和老板无理地打骂, 促使他逃走只身到伦敦, 成为一名武都孤儿。在伦敦游荡的期间, 他所经历了种种人生的坎坷和挫折, 恶劣的社会环境、重重的阴谋和误会、人性的黑暗包围着奥利佛, 虽然如此, 奥利佛始终保持纯真的善良的内心, 对生命抱有希望, 唤醒了赛克斯的情妇南希的良心发现, 最终冒着生命危险将奥利佛救出贼窟……最终奥利佛·特维斯特经过百般周折之后, 终于得到了人生幸福的生活。这部小说通过描写社会上的善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本质上是对人们天性中的正直和善良的赞扬和称颂, 同时也无情地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慈善机构的虚伪和治安警察的专横。同时, 作品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 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情怀。
三、雾都孤儿的社会意义
1、政治意义
中世纪晚期的时候, 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圈地运动的同时黑死病在欧洲开始蔓延, 这对于英国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黑死病的幸存者大部分不再对现有的土地从事农业劳动和粮食生产, 他们选择了四处流浪。与此同时, 圈地运动让大部分的农民失去了依靠的土地, 不得不去进行乞讨为生。因为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来源, 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被饥饿所逼迫的甚至开始偷窃和抢劫,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活下去。大量的难民以及严重的贫困问题给当时的英国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为了能够减轻甚至消除这些存在的社会问题, 当时的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限制穷人的流动性。经过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的演变之后, 在1601年成立了著名的济贫法, 这也是济贫法的开端。
济贫法是英国历史上制定的关于社会救济的法律。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具有的功能, 即解决社会问题, 进行社会管理以及维护王室的控制。济贫法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开始逐渐形成统一的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征税和建设习艺等。在法律上, 济贫院是主要的社会救助机构, 它给穷人提供工作和维持生计的机会, 它起源于济贫法。伊丽莎白济贫法分配给每个教区的扶贫责任, 那么教区建立教养院。新济贫法, 让济贫院成为救济穷人的标准体系和新济贫法体系的核心。济贫法委员会希望通过救济院的威慑力, 促进穷人们自力更生, 以便减少他们对穷人的支出。济贫院遵循两个原则, 即劣质的加工和济贫院检查。里面的生活非常悲惨, 它甚至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这在雾都孤儿当中充分的体现了出来。不进入救济院就会被很快饿死, 而进入救济院是被慢慢的饿死, 这两种选择都逃脱不了最终的结局。新的救济法的实施在实际上就是利用穷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迫穷人们努力的工作, 为他们谋取一定的私利。
在这部小说当中狄更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流行的功利慈善与人道主义的社会救济坐了鲜明的对比, 揭露了在救济院的残酷欺压当中孤儿的惨死的事实。对于济贫院的讽刺在整篇小说当中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十分切中要害的表现出济贫法的不合理之处。夫妻之间被强行拆散, 父母和子女之间被强行的分离, 这样冷酷无情地法律, 让当时的穷人非常的痛苦, 济贫院的生活带给他们的毫无乐趣而言只是充满了苛刻和厌恶。狄更斯通过对生活在济贫院的孤儿们的艰难生活以及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人们的贫穷生活的详尽描述和控诉, 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2、教育意义
雾都孤儿揭露了当时社会机构的压迫性和对于儿童的虐待, 心地善良的奥利弗被现实所迫去当小偷等细节性的事件无不揭露了他们对于这些无名无姓儿童的残酷。对于班布尔、柯尼太太等英国济贫制度的代表人物来说, 这些孤儿都仅仅是济贫院名单上的列表而已, 他们没有生命故事, 没有过往的经历, 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标了价的学徒来进行出售。奥利弗在被出售之后受到坏男孩诺亚的欺辱, 奥利弗不忍受到的残酷待遇, 一个人开始了逃亡, 徒步走到了伦敦, 遇到扒手道奇, 道奇是一个缺乏家庭温暖和教育的冷酷男孩, 他是被剥夺作为英国社会成员权力的代表。他把奥利弗交给了一个老犹太人, 这个人也是未成年扒手团伙的领头人物费金。这个未成年人的扒手团伙当中的孩子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忽略, 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之后奥利弗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同时也是一位残酷社会下的无辜受害者。
狄更斯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 少年扒手是腐败的社会环境的受害者, 因为乞丐和罪犯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的, 她们是受到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的。而且狄更斯批评政府模式穷人孩子的行为, 政府对其的忽视是导致儿童犯罪的根源。他认为对于孩子的教育要从童年开始, 每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一定的需求, 一个具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 会免于遭受精神或者身体的虐待, 与此同时通过良好的教育,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 可以促进他们日后生活当中的成功。反言之, 如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这些需求, 他们由于缺乏教育而产生的一些行为后果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安定以及威胁。
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是个孤儿, 他每天都在争取生存的机会, 更无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而言, 扒手道奇超大号的衣服是对整个社会的提醒, 他只是个孩子, 只是一个被这个残酷社会逼着走进成人行列的孩子。他们所受到的虐待以及忽视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但是没有人对其负责, 相反更多的是对这些孩子的谴责和辱骂。这些孤儿们缺乏温暖的亲情, 他们渴望关系和爱护, 然而他们得到的只有一个完整的悲惨的童年。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当时英国社会制度的故障, 社会应该意识到他们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所负有的责任, 重中之重是应该让他们接受爱以及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3、道德意义
在19世纪30年代末, 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城市伦敦充满了压迫、饥饿、犯罪和暴政。在当时充满变革的时代, 各个行业的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 当时比较盛行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家的自私理论, 他们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会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雾都孤儿当中对于这种观点也有所体现, 奥利弗身边经常有一个假装关心他的人, 然而他们的目的缺失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棺材店的老板让奥利弗多吃饭目的是为了通过他赚更多的钱, 费金关系奥利弗的健康, 细心照顾他也是为了日后让他去教堂里偷那些老奶奶的钱。这些人疯狂的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更加猛烈的压迫和虐待弱势群体,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残酷和冷漠。其次, 在类似于未成年扒手团伙的黑窝点, 这些孤儿们暂时的得到了物质上面的满足, 吃饱了肚子, 不用忍受饥饿之苦, 然而他们的精神却被摧残的厉害, 受到残酷的压抑。而与此同时, 中产阶级却越来越贪婪、懒惰和傲慢。其中, 费金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他让孩子们做各种犯罪的活动, 他的心中缺乏光亮, 是黑暗的代表, 他的骨髓当中早已渗透了人性的恶, 他们只有走上了绞刑架才能够终止自己这种恶劣的行为。
这充满肮脏和冷漠的贫穷生活当中主人公奥利弗依然保留着他纯洁善良的内心, 做着一个懂礼貌的小绅士;“机灵鬼”道奇虽然是一个小偷, 是人们眼中的坏孩子, 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孩子, 他有着孩子的纯洁心灵, 他向往美好的生活, 然而且无法摆脱现实的压迫和费金的控制。女扒手南希虽然由于不幸的经历和痛苦的现实养成了一些坏习惯, 但是她依然具有人性当中善的一面, 而且虽然她被眼前的生活所困, 但是面对道德的选择的时候, 她还是选择人性当中好的一面, 这是对美好的肯定。作者狄更斯还塑造了一些像大黄蜂一样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体现了他们这些人人性当中丑陋的一面。心地善良的奥利弗对于假装关心他的费金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特点也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存在的严重的道德问题。
狄更斯在雾都孤儿这部小说当中所想表达的是希望人们能够充满善良和正义感, 他期望整个社会没有道德的罪恶。他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 他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由善和恶的精神来确定的。他强调平等, 他认为, 不论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多大的差距, 在人格上面人人平等。他主张博爱,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当总, 他都对不幸的人表示深深的同情, 并且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他们施以援助之手。
4、文化意义
狄更斯作为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特别注重对于小细节的形容, 生活在英国社会, 他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深刻的反映当时社会底部的残酷现实, 让英国文学能够拥有现在极富考究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此同时, 狄更斯是一个幽默大师, 他经常用诙谐的语言来讲述一个浪漫且现实的故事, 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惟妙惟肖的浪漫情调的描述精彩的结合到一起, 让人不忍释卷。
四、总结
雾都孤儿是一部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深入挖掘和剖析的作品, 他通过对无辜的孩子的悲惨遭遇的描写, 对资本主义的黑暗进行更深层次的控诉。他通过对主人公奥利弗的生活遭遇进行描写, 让读者看到穷人的生活环境和遭遇, 他希望通过作品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 消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雾都孤儿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管是在当时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 将痛苦和贫穷真实的呈现, 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值得人们去思考。能够鼓励读者改善恶劣的社会状况, 引发人们对于社会改革的思考, 启发人们善良的一面,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狄更斯.雾都孤儿[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2]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3]钱青, 英国19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英语词汇文化意义研究 篇10
关键词：英语词汇,文化意义,研究
一、流行词汇
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同时也带来了新词语的不断涌现, computer, internet, e-mail, blog这些新事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 人们不仅仅是citizen (市民) , 还是netizen (网民) , 要遵守netiquette (网络文化) 。这个时代被称作是digital era (数字时代) , 在这个时代成长的人则被称作generation D, 也就是digital generation (数码一代) 。互联网上最热闹的地方“论坛”也是许多网络新词的聚集地, 例如:forum (论坛) , board (版块) , post (帖子) , PM (private message) (网络私人信件) , lurk (潜水) 。科技的发展将会给英语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新词汇。
二、创造性词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生活及文化的多元化扩大了语言的内涵, 从而诞生了无数时尚词汇。Blingbling是黑人说唱歌手B.G.的一首原创单曲歌名, 指耀眼夺目的珠宝首饰, 自从被正式收入《牛津词典》后, 迅速渗透了主流文化。CNN的新闻标题里可以看到它, ESPN的广告里也有它的身影, 连Costco (好市多超市) 的传单中也提到它。blingbling可以简单说成bling, 它甚至可以作形容词和动词, 无论什么年龄、身份的人都会用它。
anagram指一个单词、短语或句子经过字母组合后产生出另一个单词。anagram是那些在意思上紧密相关的组合。例如:dormitory (寝室) 来源于dirty room (肮脏的房间) ;a gentleman (绅士) 来源于elegant man (儒雅的男人) ;desperation (绝望) 来源于A rope ends it (一条绳子可以结束它) ;slot machines (老虎机) 来源于Cash lost in’em (现金都喂给了它们) , 这些新创造出的anagram体现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
三、词汇意义的逆势延伸
“awesome”是美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词之一, 它在大多数英汉词典里能找到的定义是“恐怖的, 令人敬畏的”。但awesome在口语里等于wonderful, remarkable和oustanding, 也就是“非常好, 棒, 杰出的”, 这种定义在很多英汉词典里找不到, 而它恰恰是awesome最主要的用法, 美国人已经不再使用它“恐怖”的本义了。
四、词汇的功能转化
活跃的功能转化为英语提供了方便的词汇意义扩充手段, 解决了语言形式同语用表达之间的矛盾, 为我们重新认识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示。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化的撞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大量新词通过转化得以问世, 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能力。
从理论上讲, 英语的跨类转化, 几乎可以在任何两种词类之间发生, 从转化跨类的互通性和实际使用的频度来看, 主要是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这四种常用词类之间进行。以名词用作动词的转化现象为例:
to boss (负责) , to brown (变成棕色) , to carpet the floor (铺地毯) , to eye sb. (凝视某人) , to head for (驶往) , to honeymoon (度蜜月) , to inch forward (一寸一寸向前移) , to rain (下雨) , to slave (奴役) , to snow (下雪) , to spy on (刺探情报) , to tail sb. (尾随某人) , to waltz (跳华尔兹) , to Alice to be in an ideal realm (像爱丽丝一样想入非非) , to Richard M.Nixon the tape (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样非法清洗录音带上的内容) , to Uncle Tom (像汤姆叔叔一样逆来顺受) , to Hamlet (像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寡断) 。
五、新闻词汇
有些词汇用于新闻文体时多用于固定的意义, 常见的有:axe (削减) , bar (禁止) , blast (爆炸) , clash (冲突) , cut (缩减) , deal (交易, 谈判) , fake (赝品, 骗局) , fete (庆祝, 节目) , feud (严重分歧) , hit (严重影响) , hold (拘留, 逮捕) , pact (条约, 协议) , poll general election (大选) , probe (询问, 调查, 审理) , public opinion survey (民意调查) , sack (解雇) , talks (讨论, 谈判, 会议) , vie (竞争) , 等等。
简缩词常用于新闻文体, 例如:cig (cigarette, 香烟) , Expo (Exposition, 博览会) , Ecopolitics (Economic politics, 经济贸易) , fridge (refrigerator, 冰箱) , high-tech (high-technology, 高科技) , Interpol (International Police, 国际警察组织) , N-test (Nuclear test, 核试验) , scope (telescope, 望远镜) , 等等。
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用来代表男性的man, he, his, him可以泛指男女两性的“人”或“全人类”。例如: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Man can conquer the nature.
英语有许多含有“-man”的复合词, 例如:mankind (人类) , statesman (政治家) , chairman (主席) 。
英语中有“men and women, father and mother, boys and girls, he and she”等等, 如果我们把两者的顺序颠倒过来, 就不符合语言的表达习惯。只有ladies and gentlemen是个例外。
七、饮食文化词汇
英美人在参与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家庭事务的过程中, 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比喻, 成为增进语言表达、扩展语言功能的有效途径, 表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语言发展。
例 (1)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想要知道布丁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下。)
这个句子同汉语“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下”在意思上是一样的。
例 (2) Mary is always coming up with half-baked ideas. (玛丽总是提出一些不大成熟的看法。)
兰州大学的何天祥教授把“麻辣烫”翻译成Three Hots, 因为Hot既可指辣椒的“辣”, 又可指花椒胡椒的“辛辣、麻辣”和热汤的“烫”。
八、颜色词汇
受民族风俗、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 表示颜色的词汇在英语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不同于汉语。例如:红色意味着流血冲突, 通常和灾祸、暴力联系在一起。“red alert” (红色警报) , red hands (血腥的手) , red-headed (狂怒的) , red revenge (血腥复仇) , red-ruin (战祸) 。
九、动物词汇
英汉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英汉动物词汇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存在很大差异。以马为例, 马在英语谚语中很常见, 在大多数情况下, 马在英语中的文化意义可以与汉语文化中的牛相对应。比如说:任劳任怨———work like a willing horse, 壮得像牛———as strong as a horse, 吹牛———talk horse, 等等。
十、亲属关系词汇
家庭对一般英美人来说只包括父母和孩子, 即所谓的“核心家庭”, 亲属的称谓也仅限于uncle, aunt, cousin等为数不多的词。中国人认为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亲属”这一概念包括一切有姻缘和血缘关系的成员, 赵元任先生曾列出了114个中文亲属的称谓。当英美人说“my uncle”, 中国人无法判断是伯伯、叔叔、舅舅、姨父还是姑父, 一般的中国人弄不清“株连九族”究竟包括哪些亲属。
参考文献
[1]杨永林.泛论英语转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6 (4) .
[2]杨永林.英语动词兼类类型初探[J].西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6 (3) .
[3]魏欣欣, 林大津.浅析英语新闻的用词特点[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0 (1) .
[4]张春隆.文化差异在词义上的表现[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0 (5) .
[5]胡兰.从流行词汇看英美文化[J].琼州学院学报, 2010 (12) .
[6]于贺巾.社会文化因素在英语新词语中的表现[J].科教文化, 2003 (2) .
[7]黄朝恒.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