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制度的居民消费论文

关键词： 制衡 逻辑 制度 大学

摘要:固定汇率制度的“名义锚”有助于解决危机冲击下的汇率超调,并促进经济复苏,这使我国重新选择了非正式钉住美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选择只能是暂时的,不会有像上次一样长的适应期。经济复苏后,继续实施钉住美元的制度不仅会使我国付出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恶性通货、货币非均衡等经济代价,国际金融新规则还可能使我国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基于消费制度的居民消费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基于消费制度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1：

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摘要：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这三者虽然都是产生于现代大学组织的制度规范体系内，但它们却常常处于冲突和博弈状态之中。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角逐，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制约状态，表现的是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三元动态制衡是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关系的逻辑归属。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體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會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務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十年动乱”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動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由于参与者个体在信息、能力和理性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他们对新制度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化的反映，就会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增加制度弹性，即增加制度制定的参與者对制度创新的适应性，就可以实现效益的持久增长。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原则，但由于大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大学的大学逻辑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要给予“三元逻辑”充分的自我调节的空间，使之具有相应的弹性。这就是说，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三元逻辑”，确保“三元逻辑”互相制衡，还要充分尊重不同大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所大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大学独立处理权力关系和构建利益结构，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大学的“三元逻辑”保持动态平衡，使大学制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具有较大弹性的自适应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简称“三元动态制衡”。

2012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9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成人高等学校348所；在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的单位811个，其中，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534所。从管理权限看，有国家直管、省管、市管之分；从办学特色看，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学院；从办学定位看，有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之分；从办学历史看，有百年老校，也有新办学校；从投资主体看，有国家公办、省公办、地市公办大学，还有民办和合作办大学等。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情况，一方面，如果要求所有高校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时，完全按照相同权重的“三元逻辑”关系进行设计，未必符合中国当代大学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同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外部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大学对“三元逻辑”的权重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依据上述“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给每所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遵循上保留自主调节的空间，使之有能力根据自身情况构建自适应制度体系，以达到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动态平衡，这应当是每所大学最根本的选择。

（责任编辑 焦薇缜）

作者：张锟

基于消费制度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2：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应机选择与未来取向

摘要:固定汇率制度的“名义锚”有助于解决危机冲击下的汇率超调,并促进经济复苏,这使我国重新选择了非正式钉住美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选择只能是暂时的,不会有像上次一样长的适应期。经济复苏后,继续实施钉住美元的制度不仅会使我国付出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恶性通货、货币非均衡等经济代价,国际金融新规则还可能使我国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因此,应对外贸和外资体制进行改革,藏汇于民,增加海外投资,促进资源流向其它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管理浮动

一、重返钉住汇率制是危机中的现实选择

1. 固定汇率制度的“名义锚”有助于缓解危机冲击下汇率的超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说明金融体系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内在稳定性。理性投机泡沫模型及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也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Blanchard和Dornbush的理性投机泡沫模型表明,一个初期的偏离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会导致汇率理性泡沫的生成,并进一步加速泡沫②。行为金融理论进一步说明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资本市场中时尚追逐、羊群行为、正反馈交易等诸多投资行为将增加汇率市场的波动,促使汇价偏离其基本价值。在当前国际资本高速流动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冲击会使汇率超调更为显著。危机中,美国投行全行业的覆灭及世界知名银行相继报出有毒资产带来的巨额损失,大大打击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在贬值预期的作用下,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和私人资本都出现了大幅下滑。据对冲基金研究公司 Eureka hedge 的数据显示,在整个2008年中,已经有93亿美元的对冲资金流出亚洲(除日本之外)市场,外资净卖出亚洲证券规模达277亿美元,创出了自2001年有此数据以来的新高,流出规模甚至高于2001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及2003年非典期间的流出规模③。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流动说明,危机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度是最优的选择,特别是在没有人明确地知道正确的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是什么的情况下,这一选择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任由汇率自由浮动,那么贬值的预期会导致资金大量流出,资金的短缺会迫使利率上升,进而加重经济衰退,而当经济复苏后,市场投机者预期扭转,资金的大量回流又会推高汇率,导致通货膨胀。此时,唯有发挥固定汇率制“名义锚”的作用,稳定投机者的预期,促进稳定性投机的形成,进而引导跨国资金流动,才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和汇率过度超调。

2. 稳定的汇率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复苏

如果危机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不仅可以成功地化解国际炒家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还能避免经济的衰退,促进经济复苏。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炒家试图从汇率的大幅波动中获取暴利,如果他们认为中国汇率有可能按他们预期的方向和幅度变动,就会加大投机的压力;反之,如果确信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升降的可能,投机者自然会离开,投机压力就会消失④。即使仍然存在国际游资的小量投机,中央银行为保证汇率稳定的外汇市场干预会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增加货币供应量,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也有助于促进经济走出危机中的通货紧缩,加快经济复苏。

相反,如果继续实施人民币小幅升值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不仅会使受到危机冲击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甚至有可能使我国爆发蔓延型的金融危机,付出经济和社会动荡的代价。人民币汇率升值有惯性,连续性的小幅升值将不断推动人民币汇率自身上涨,而处于升值通道中的人民币汇率会通过消费和投资渠道的紧缩效应,使实际GDP下降⑤。人民币小幅度升值2.5%时,城市居民消费不降反升,但农村居民消费下降,这意味着增加的进口消费品购买者是城镇居民,农民因农产品进口而利益受损,如果大幅升值则所有居民的消费都会快速下降⑥。在其它国家因危机冲击降低进口需求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受阻使外需降低,消费需求的降低会抑制内需。总需求的下降,市场的疲软会形成物价下行的压力,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会在6个季度后使进口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价格传递效应,会进一步降低物价水平,使我国陷入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泥潭。一旦物价降低,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出,企业经营将面临困境,而我国企业较高的信贷率,又会使银行呆账增加产生蔓延型的金融危机。

3.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危机

据IMF统计,考虑到购买力平价,2006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达到了15.1%,占发展中经济体的31.4%。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其货币也日益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中,当人民币同其它通货的比价相对稳定并可以大体预测,对于整个世界、对于经济全球化肯定是一个积极因素;而一个影响不断扩展却又动荡不宁、变化莫测的人民币只会增大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危机中,中国稳定的汇率及其巨额储备不仅可以为美国财政赤字融资,更有助于避免美国家庭购买力大幅下降。中国的投资者基于稳定的汇率预期,可通过QDII买入美国债券,资金的流入在为美国财政融资的同时也压低了市场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为美国“救市”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积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使得美国消费者受益于中国的低价产品。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质优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已成为美国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⑦。人民币如果大幅度升值会推动这些产品价格上涨,降低美国家庭购买力,消费需求下降会使美国经济增速更加放缓,失业会随之增加。同时,中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避免产生像日本一样的流动性陷井,并由此形成进口需求,推动印尼、澳大利亚、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国加快摆脱危機的影响⑧。

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只能是一个暂时选择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传统的固定钉住制”长达七年之久,此次的钉住美元制是否也可以作为我们中期的选择,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然而,历史并不会真的完全复制,只是有些相似罢了,内外经济环境的差异使我们不具备像上次一样的维持汇率目标的条件,当前的政策只能是危机冲击下的应机选择。经济复苏后,继续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将使我国付出无法承受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1.“三元悖论”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将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政府只能在资金自由流动性、固定汇率政策和独立货币政策三个目标中实现其中的两个。资本管制的放松就意味着在维持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只能二选其一。当面临外部冲击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政策,中央银行将被迫进入市场进行干预,中央银行买卖外币在改变外汇储备的同时将影响货币供应量。这样,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国际收支的状况,无法依据本国的需要自主决定,也就丧失了一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尽管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未实现自由兑换,但加入WTO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已大大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水平。QFII 和QDII制度的设立、2007年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以及地下钱庄的存在,使得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已大大高于其名义水平。实际汇率冲击对中国产出变动的解释力和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美国利率冲击对中国产出变动的解释力和影响程度相对较大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我国资本管制的效力已大大降低了⑨。这时想要维持国内汇率稳定,将会以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

2. 中央银行的非冲销式干预会加重通货膨胀

尽管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相对美国和其它国家保持较强势头,人民币处于中长期上行通道的支撑因素还在,而美国的经济金融危局及相应的政策走向也决定着美元的长期趋势,可以说危机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升值预期下,国际炒家将突破资本管制的薄弱环节,带动热钱涌入中国,如果中央银行采取非冲销式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势必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加重通膨。为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放宽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额管理,使得2009年新增贷款为9.3万亿人民币,占2008年GDP的31%。在天量信贷以及政府4万亿投资的推动下,2009年以来,人们的通胀预期不断升高,至第四季度未,物价预期指数达到了73.4%,越南和印度已宣布出现显著通胀的事实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危机后注重防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目标会加重内外均衡目标的矛盾和冲突,以非冲销式干预实现外部均衡目标将使通胀更为恶化。

3. 中央银行的冲销式干预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导致货币性非均衡

为避免非冲销式干预引起的通胀,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再贴现政策、窗口指导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等手段进行冲销式干预,以维持汇率目标。然而冲销式干预会增加干预的成本和风险,导致货币非均衡。由于我国国债的期限较长, 品种不多,公开市场业务的载体主要是央票,冲销政策使中央银行承受了沉重的利息负担。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等手段进行的对冲操作,在限制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同时,也会加重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力能力。利率和再贴现率的提高,会增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银行体系的风险扩大。而且,冲销式干预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变化,会引发货币性非均衡。一方面,中央银行为增加外汇储备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投放对象,与这部分外汇储备的原始持有者(外向型企业)是相对应的,这使得外向型企业的人民币资金较充裕,而内向型企业的资金相对紧张。同时,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货币投放结构的调整也表现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导致人民币资金分配新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无法解决内向型企业的资金紧张时(紧缩信贷),会使其大量吸引外资,而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也使得外资乐于在中国投资。这就会造成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同时存在,大量外债和巨额美元储备同时并存的失衡⑩。可见,无论是冲销式还是非冲销式干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都会使中央银行处于一种无赢困境。

4. 国际金融新规则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会使人民币汇率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

即便在我国于2005年7月实施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之后,有关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指责仍不绝于耳,一些国外知名学者认为中国持续大规模的单边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汇率操纵。为推动全球根本性不平衡问题的解决,2007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汇率监管的新规则。与1977年相比,《2007年双边监督协定》澄清了汇率操作的概念,指出“旨在或事实上已经影响汇率水平的行为即视为汇率操纵”。按照新的定义,即使政府无意通过汇率水平的变动获利,即使汇率的水平未发生变动,只要有政府的单边大规模干预且影响了贸易伙伴国的利益就可被视为汇率操纵。新规定还强调了不仅要重视以往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监督,更要加强对顺差国和汇率低估现象的监督。尽管监督协定并没有明确说明变更汇率监管规则的目的,但从其规则的改变来看,在美国控制下的IMF在此时推出新的汇率监管规则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如果IMF据此提出一些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批评或者强烈批评,甚至于最后裁定我们货币操纵,这会被贸易保护势力利用。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开始采取去杠杆化的措施,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躁动,纷纷提高关税、大规模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甚至在个别领域直接实行进口限制。美国经济的衰退及严重的失业问题也使其国内贸易保护情绪弥漫。继“美国制造”条款之后,又对中国出口的钢管、轮胎征收高额关税。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自然成为焦点,成为美国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强迫日元升值一样。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多次威胁要惩罚汇率操纵国或出现汇率根本性不平衡的国家,百余名美国国会议员向政府施压,要求在财政报告中直接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的作法更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国际汇率制度形成新规则的框架下,美国联合其它国家或者IMF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会使我国陷于被动,更有可能使我国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5.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区别使我国不再具备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内外条件

从内部条件看,当前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已大大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而且此次危机后中国面临的是刺激政策所导致的高通胀预期和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泡沫风险,而非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因国有企业改革、外汇占款减少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和国有股减持所导致的股价等资产价格下降的局面。内部环境的差异使得同样的汇率制度选择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矛盾冲突关系。如前所述,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共存;通货紧缩及资产价格偏低的情况下,即使保持名义汇率不变,也会使本币实际汇率下降,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当资本流动性增强时,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外汇市场干预将影响货币供给的总量或者格局;预期通货膨胀及资产泡沫风险较高时,避免货币升值的努力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却容易引发流动性过剩,使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更为严重。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场货币危机,发生国是处于国际经济外围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一场银行危机,发生于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这使得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汇率应较快地升值。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9%左右。因此,从实体经济层面看,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人民币都有升值的内在动力。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等货币相对美元贬值。1993年汇率并轨时,我国按照外汇调剂市场价格确定人民币的汇率,人为地使人民币汇率低沽了。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就意味着人民币对东南亚等国的货币升值,自然地也完成了其升值的过程。而此次金融危机后,贬值的货币为美元,如果继續钉住美元,就意味着人民币随着美元对欧元、英镑等其它货币贬值,届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更何况,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并不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汇率调整主要是针对美元而非人民币,而我国与美国之间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当奥巴马总统力图在5年内将美国的出口扩大一倍以促进其国民就业时,美元的对外贬值就自然成为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在此种背景下,以较大的贸易权重影响美元有效汇率的人民币的币值问题自然就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了。

可见,虽然稳定汇率的政策对于这两次危机来说都是有效的应机手段,但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两次危机后留给我国的选择空间却有巨大差异。当我们知晓非正式钉住美元制度只是暂时选择,而且不会拥有像上次一样长的缓冲期,那么明确未来的取向,探究化解压力于无形的路径就成为紧迫的任务。历史经验证明,汇率调整必须主动操作,被动应对只能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广场宣言后的日本、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典型的例证。利率和汇率都是资金或者货币的价格,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也共同构成了金融市场中最主要的价格机制。然而,至今我国的利率还是处于管制状态,商业银行对客户的存贷款利率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我国外汇市场还不能称为高效率的外汇市场,还无力为广大外向型经济体提供有效的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我们的外汇市场比较小,虽然引入了做市商制度,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挥合格做市商功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品种,尤其是外汇衍生产品还比较匾乏;交易的方式比较单一,缺乏活跃的远期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没有场外交易和虚盘交易。这些市场的缺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也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弹性汇率制度难以实行。

三、人民幣汇率制度改革的路径

为主动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有的学者提出以自由浮动为目标的“三阶段论”{11},有的提出“一步到位的升值”{12},有的提出“先调整至均衡水平然后再低频率低调的两步走方案”{13},笔者认为最优的方案是“水道渠成式地退出钉住,重回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人民币汇率对产业和就业有非线性影响,这使得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代价过大,而且判断合适均衡汇率的技术难题也使“一步到位的升值”难以实现{14}。人民币汇率的自增强效应意味着“多次小幅升值”会强化升值预期,这一方案也是不可取的。“两步走方案”作为一步到位升值方案及之后小幅调整的制度设置,使其拥有与前两个方案一样的缺陷。因此,在外界已形成较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全球经济存在根本性不平衡问题的背景下,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出路不能仅仅依赖汇率制度改革,更需要加快调整相关政策,转移压力,韬光养晦。一方面通过汇率形成机制的变革,实现有效汇率而非名义汇率的稳定,减少外界的关注及舆论的压力,为经济转型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争取时间;另一方面,积极进行配套改革,从经济的基本面消除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内在动力。

1. 以外贸外资政策改革,缓解双重压力

近来,美中之间就轮胎、汽车、肉鸡和钢管发生纠纷,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我国对外贸企业的补贴及退免税政策成为美国对我们进行贸易制裁的口实。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大量经常账户顺差在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也意味着资源的流失和资产收益的机会成本损失。经常账户顺差越大,美元本位制带给我们的双重掠夺越大。目前我们已积累了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外汇短缺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我国是一个资源、土地、能源短缺,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因此,应该减少对资源、土地和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退税,鼓励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投资于落后地区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然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一些外资以投资之名行投机之实,加强对外资流动的监测和管理也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有助于经济的稳定,也有助于缓解外部均衡目标与内部均衡目标的冲突,为经济的调整争取更多的时间。为此,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要进一步改善外资统计、监测工作,细化对不同种类流入资本的管理。必要时可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遏制国际游资的投机{15}。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国内融资体系、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使企业的资金需求尽可能在国内得到满足。

2. 完善外汇管理体制、藏汇于民,分解升值压力

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下,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逐步放宽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提高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改变汇市直通车对中央银行的压力,汇率的稳定会提高进出口贸易企业和银行持有外汇的意愿,从而大大减少中央银行被迫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和程度。央行干预的降低,既可以不影响货币供应量又无被指责操纵汇率之忧,从而极大分解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目前面临的压力。而且,藏汇于民有助于突破我国海外投资的制度性障碍,避免发达国家以国有企业或国家资本为由阻止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

3. 以“走出去”战略,消化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

大量外汇储备的存在,在增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同时,也面临着美元贬值带来的资产损失风险。尽管我国已设立了中投公司运营多余储备,但因投资多局限于国内,于是被外国学者界定为股份制基金而未发挥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因此,中投公司应进一步面向国外的市场,加大海外的投资力度。同时,还应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其进行资源战略储备,并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为此,政府应积极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多边和双边保险机制,以此实现支持私人资本流动的风险分担,通过促进资源流向发展中国家,带动其经济增长拉动世界总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比中国盈余突然大幅减速少更温和的平衡。

4. 确定正确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避免出现政策制肘

在危机中,我国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逐渐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作用,这是减少“原罪”,避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有效举措{16}。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提出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国家储备货币的构想。暂不说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关键货币的可能性如何,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和政治格局下,这种方案会对我国汇率稳定产生冲击,而且有可能会使我国重蹈日元争取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际化战略失败的覆辙。以人民币作为国家储备货币为目标,不仅需要放松资本市场管制,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而且国际游资对人民币需求的增加必然会拉高人民币的汇率,使汇率超调。广场会议之后的日本,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 200多猛升到100多,至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曾一度从100多升到80多,又从80多猛然下泄逼近150,而后在110上下的区间波动{17}。这样的大起大落,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应该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并不是发挥储备货币的功能,而是以发挥国际结算货币的职能为目标,并通过主动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降低汇率过度波动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5. 长期坚持内需主导战略,从根本上削减压力

内需主导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扩大内需,通过促进消费降低经常账户余额有助于保持世界经济基本平衡和中国经济自身长期稳定发展,也是解决外部不均衡问题的根本举措。我国已提出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消费、完善社保体系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措施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升值压力,由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长期坚持,不断为适应新形式和新环境进行完善才是使其发挥效力的关键。

注释:

① 即一些实行浮动汇率制国家,实际上却在外汇市场上积极地干预汇率,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详见:Calvo. G.and Reinhart C.“Fear of Floating”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7993.

② Blanchard O.J.“Speculative Bubbles Crashes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Economics Letter, Vol.3, 1979, pp.187-38; Dornbusch R.“Exchange Rate Economics: Where do we Stand?”in“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Bhandari J S, Bluford H P.(eds), The MIT Press, 1983; Obstfeld M. & Rogoff K, “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 1995, pp.624-660.

③ 张锐:《国际资本大抽逃——金融危机新一轮冲击波》,《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4期。

④ 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世界经济》2007年第3期。

⑤ 谷宇、高铁梅、付学文:《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短期波动》,《金融研究》2008年第5期。

⑥ 魏巍贤:《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价》,《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⑦ Sara Bongiorni “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John Wiley&Sons, Inc. 2007.

⑧ Ronald Mckinnon“China’s Exchange Rate Trap: Japan Redux”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2, 2006, pp.427-431.

⑨ 施建淮:《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⑩ 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11} Morris Goldstein & Nicholas R. Lardy“The Future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ly, 2009.

{12} 杨青:《罗杰斯:人民币升值应该一步到位》,《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28日。

{13} 丁剑平:《关于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可持续性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5期。

{14} 魏巍贤:《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价》,《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15} 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16} Eichengreen B.and Hausmann R,“Exehange Rates and Finacial Frag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 7418; Morris Goldstein & Philip Turner, Controlling Currency Mismatches in Emerging Markets,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

{17} 黄达:《人民币的风云际会——挑战与机遇》,《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作者简介:王倩,女,1973年生,吉林辽源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蔡强,男,1975年生,吉林舒兰人,吉林财經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117。

(责任编辑陈孝兵)

作者：王 倩 蔡 强

基于消费制度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3：

西部地区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西部青海、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宁夏和广西七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居民消费结构与政府消费互为Granger因果，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了政府消费，但是政府消费的增长抑制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二是居民消费的增长伴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三是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没有明显的挤入或挤出效应，但是政府消费的扩大抑制了经济增长。

【关键词】居民消费结构 政府消费 面板VAR 西部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以及出口的依赖很强，过去十余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左右。与此同时，我国的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且持续走低。随着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无以为继，扩大消费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相对与中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过去十年间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经济结构失衡现象更为严重，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作为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消费能否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结构升级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政府消费是否挤入或挤出居民消费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经验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其中，姜洋和邓翔（2009）给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部分结论。同时，一些学者还考虑了区域差异的影响，并得出不同区域间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如魏向杰（2012）认为，政府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对中西部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对东部农民的影响。此外，除了消费总量关系的研究之外，相关学者还研究了政府支出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武晓利和晁江锋（2014）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消费性、转移支付、投资性和服务性四类，得出四类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迥异的结论；蔡伟贤（2014）在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公共支出内生性的情况下，得到了公共支出整体上挤出居民当期消费，非生产性公共支出提高了居民消费的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普遍关注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总量的影响上，关于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包含了更多的居民消费行为的信息，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政策的有效性。另外，已有的研究也大多关注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单向影响，而忽视了居民消费行为对政府规模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利用2002～2012年中国西部青海、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宁夏和广西七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西部地区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并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面板VAR方法，分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为相关研究和政府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研究方法

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并不一致，同时，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对居民教育、文化和医疗等消费构成了直接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居民消费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会引起政府消费的变动，这是因为政府财政预算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居民需求的变动，而且政府消费也可能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反之亦然。可见，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以及政府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而应该是交融的，采用VAR类型的模型进行分析较为合适。因此，本文采用面板VAR模型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 （1）

其中，Y表示所有内生性变量组成的向量，α和β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使用面板VAR模型时，隐含了每个单位横截面所隐含的结构是相同的。

此外，考虑到西部省份具有同质性，在引入个体效应后，上述约束并非不合理的情况下，在模型估计时，采取先去除时间均值，再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式去除个体固定，最后采用系统GMM的方式估计出参数。Love等（2006）给出了面板VAR估计的步骤与程序。

（二）指标选择、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青海、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宁夏和广西七个西部城市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了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GDP和人均实际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作为研究的指标，即面板VAR模型里的内生性变量。其中，居民恩格尔系数，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的代理变量，恩格尔系数降低，代表了消费结构的提升，该指标由以下方式得到：先通过计算城市化率*城镇人均食品消费+（1-城市化率）*农村人均食品消费得到人均食品消费，再用同样方式得到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比率即可，对数化后记为LNEC；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常用代理变量，以2002年为基期消除通胀后取对数，记为GDPPC；而人均实际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则由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对GDP的占比得到，对数化后分别记为GOVCON和PRICON。相关数据均来自各地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应用Stata12.0计量软件完成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思路主要包括以下三步：一是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的确定，以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为面板VAR模型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奠定基础；二是应用Wald—Granger检验进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结构、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三是对变量进行面板VAR分析，以考察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双向动态影响关系。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与滞后阶数确定

本文采用LLC和IPS检验两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数据平稳性。人均真实经济变量往往表现为变结构趋势平稳，而对于本文采用的较短的样本区间而言，可能并不存在结构突变点，表1的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由表1可知，两种方法一致拒绝了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证明了数据的平稳性。进一步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此可见，对于样本而言，各信息准则给出的最优滞后阶数并不一致。考虑模型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滞后阶数应选为3。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滞后阶数检验

注：*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3阶PVAR系统中进行Wald—Granger检验发现，在10%置信水平下，人均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互为因果，而人均居民消费是居民消费结构的Granger原因。

表3 Wald-Granger检验结果

（三）面板VAR估计

1.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估计。由于面板VAR模型的估计系数解释并不方便，我们直接对脉冲反应函数进行分析。对于正交化脉冲而言，变量顺序也许会影响分析结果，但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变换顺序对结果影响很小。这里给出的Cholesky分解顺序为GDPPC、GOVCON、PRICON和LNEC，进行了500次蒙特卡洛模拟并给出了90%的置信区间。

图1 脉冲反应图

从图1可以看出，面对居民消费的正交化新息，政府消费在同期没有反应，在第一期开始有正向的反应，在第二期累计效应达到最大，总体而言是正向的反应。政府消费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反应同样存在滞后，但是在第一期之后累计效应为负，在第三期达到最大。由于LNEC减小意味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以，脉冲反应图显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的对公共物品与服务需求的增加推动了政府消费的增加。

对于居民消费量的一个正交化冲击，消费结构有较大的累计升级效应。同时可以看到，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政府消费的增加有负面影响，居民消费的增加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为先带动后抑制，虽然这种作用极为不显著。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虽然可能是由于挤出了投资有关，但是与居民消费比较来看，更大的可能性是政府支出的低效率。经济增长对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都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也与过去十余年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最终消费率增速持续降低相吻合。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结构有提升作用。

居民消费对来自于政府消费的正交化新息（生）冲击的累计正向反应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随后累计效应变为负向，这说明，扩大政府消费不能起到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消费的增加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结构对政府消费的增加的反应是在同期升级而在滞后期降级，这反映了政府消费的增加并没有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脉冲反应来说，政府消费可能通过影响居民消费量和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影响居民消费结构，但从数量关系上来看，很难认为这是主要的作用路径。更大的可能性是，政府消费中存在大量的补贴性质的支出，直接替代了居民在一些领域的消费，与此同时却并未引致出居民的更多高端消费，居民将一部分消费转移到了食品类。

2.面板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给出了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是脉冲响应分析的互补分析。从表4可以看到，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波动的贡献度较小，在第十期为0.9%，在第二十期也仅为1%。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而言，政府消费的贡献度较高，在第十期、第二十期分别为22.7%、23.3%，稍低于居民消费的贡献度29.9%、30.0%。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贡献率在第十期、第二十期分别达到了26.3%、26，2%。

表4 方差分解表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在省级层面检验与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及启示。

首先，西部地区政府消费并未明显挤出居民消费，尤其是短期可能有挤入作用，这说明了政府扩大支出作为总需求管理的可行性。但是政府消费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政府消费的低效率使得非选择地扩大政府消费规模不会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其次，政府消费扩张并未显著挤出居民消费，但是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事实意味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巨大潜力。政府应鼓励市场创新消费产品，拉动居民结构升级。

最后，政府应合理调整供给公共品的范围与方式，在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阶段推进市场化竞争机制，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很可能会大幅度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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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昆鹏（1987-），男，河南人，新疆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计量经济与分析；李红（1963-），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产业经济。

作者：宋昆鹏 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