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养先天

关键词： 法国 文化遗产 保护 历史

后天养先天（精选四篇）

后天养先天 篇1

“从1840年法国文学家梅里美提出保护历史建筑, 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历史建筑保护局局长到现在,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益于法的保护。”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阮仪三如此认为。他说,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得好, 传递给我们的信号就是:“在立法方面, 或说立法观念上, 我们是比较落后的”, 即是“法规不全, 执法不严, 破坏难以控制”。那么, 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怎样的立法之路, 它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保护的?

葡萄美酒酿历史

辽阔的葡萄园一直延伸到天边, 在普罗旺斯的艳阳下, 葡萄叶子在风中摆动, 发出簌簌声响。戴着大眼镜的小麦克斯独自坐在花园的凳子上玩耍似的抽着大雪茄, 俨然一副与现实生活抽离的样子。这部《美好的一年》用温暖的镜头记录了法国葡萄酒庄园的优雅景致以及敦厚古典的庄园建筑。

去年, 法国葡萄酒产区之“后”——勃艮第葡萄园以文化景观的名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此次申遗成功, 这里的葡萄园, 葡萄园的矮墙, 极具特色的房屋, 以及第戎和伯恩两个城市会被永久地保护, 那些影片中的情节也会成为“永不消失的画面”。

勃艮第葡萄园众多, 其中一级葡萄园有600多座, 特级葡萄园33座, 而且同一葡萄园常常分成不同的版块, 由不同的园主经营。

葡萄园克洛斯·沃格是勃艮第夜丘著名产区之一, 是勃艮第的特级葡萄园, 它在一个海拔240~270米的山坡上, 四周围被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石墙围绕起来。

据说, 克洛斯·沃格葡萄园以前分酿三种等级的酒:教皇、主教与教士。园区最上层出产“教皇”级, 是进献教皇的贡品;第二级是“主教级”, 进献地位仅次于教皇的国王、主教及其他贵族;第三级才给教士及一般人。或许, 正是如此严格的等级制度才成就了这座葡萄园的珍贵价值。

勃艮第葡萄园不仅葡萄品质上等, 且园区历史悠久, 每座庄园有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早在10世纪, 克洛斯·沃格葡萄园由天主教一支信奉“耕食苦修”的西多会成员在沼泽地和森林中开垦出来。到了16世纪, 西多会的修士们为了方便酿造葡萄酒, 供修道院做弥撒之用, 修士们在克洛斯·沃格葡萄园修建了酒庄城堡。酒庄城堡不仅可供修士们使用, 而且由于在建设时设置了宽大的回廊和高挑的屋顶, 还可以很好地防止太阳辐射, 保证适宜的温度。后来, 这个城堡一度成为品酒骑士团活动场所的总部。虽然酒庄城堡几经易主, 但是酒庄城堡一直被主人们认真地打理、修缮, 完好地保存至今。

“人类数百年来的勤劳工作造就了这片精心耕耘的土地, 政治和宗教机构传载着他的历史, 这里的葡萄园由那些独具特色的矮墙划分为无数大大小小的村落, 构成了一道独特靓丽的田园风景线。”法国政府公报如此写道。而勃艮第葡萄园一位负责人说, 之所以葡萄园能敲响申遗的大门, 有底气角逐世界文化遗产, 不仅有公报上所说的自然之美, 更是后天的细心维护。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 他认为, 应该是“先天优势+后天保护=养老保险”。

文化遗产养老保险

追溯法国历史文化保护的历史, 要回到19世纪。当时法国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 也足以见得法国政府对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视。后来, 又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 1913年, 法国政府出台了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历史古迹法》, 这部法规引导法国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分为政府保护和社会保护两个层面, 文化遗产由国家分为一级保护、二级保护等, 重要的文物建筑、标志性历史建筑由政府进行保护;社会层面的保护由公益性的文化基金会负责, 基金会1996年成立, 遍布全国各地, 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兼职人员, 少部分是退休人员, 他们在这里工作也得不到任何报酬。基金会的维修经费一部分来源于国家, 国家将已去世且无继承人的财产50%划给基金会;另一部分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帮助, 主要是对国家已列入等级保护但未及实施的和国家尚未列入等级保护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1930年, 《景观保护法》颁布, 将历史建筑保护拓展到景观地的列级保护和注册登记, 使得埃菲尔铁塔所在的战神广场也成为受保护的历史古迹;1943年将历史建筑周围半径500米的地方列入保护范围, 任何人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随意改动原建筑风格。此外, 法国政府还鼓励历史古迹向公众开放, 增加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 促使人们真正地将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财富来看待。1962年, 法国推出《马尔罗法》使得遗产保护的对象首次扩大到城市的整个街区。时任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表示, 保护一个历史街区要同时保护其外立面, 并更新其室内, 而修复的具体实施方法必须与街区特有的风格保持一致, 使得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改善法国人的生活环境。1988年, 政府以免除继承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所有遗迹向公众开放。这时, 一个较为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法国日渐形成。

去年底, 是法国最重要的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古迹法》颁布100周年纪念日。这时, 法国拥有包括4.4万座列入国家遗产保护名单的建筑物和26万件列入该名单的文物, 共有104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和678个建筑及景观领域的国家级“保护区域”。

凡尔赛宫的保护

凡尔赛宫位于法国巴黎西南郊外伊夫林省省会凡尔赛镇, 法国著名“皇宫”, 1661年建宫, 后多次改建。与勃第艮葡萄园不同, 1980年, 凡尔赛宫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保护过程中, 法国政府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对任何破坏到城堡的行为都严肃查处;借助科技的力量, 每年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维修。同时, 也充分利用凡尔赛宫悠久的历史文化, 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遗产推介工作, 举行“文化遗产日”活动, 教育每个人发自内心地维护自己的历史文化财富。在细节方面, 凡尔赛宫的保护也称得上是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例如, 针对于凡尔赛宫的安全保障, 凡尔赛宫就有一支自己的专属消防队, 24小时待命, 以防出现火灾等紧急情况。游客进入城堡之前, 要进行严格的安检程序, 一切尖锐的物品、笨重的箱包、复制品、相机三脚架等都不能带入展厅内;城堡内全天使用录像监控系统, 每个展厅有专人巡视;游客停留区和展示区被分开;观众不得触摸花瓶、雕像等文物。

先天与后天高二作文 篇2

材料中年轻人所感受过的痛不欲生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所体会吧。在人生的道路上怎么可能不经历一段黑暗痛苦不见阳光的日子呢?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像故事中老者说的一块金子与一块泥土，金子的特殊性注定了它先天比泥土高贵一些，但若用一料种子去培养生命呢?答案就不得而知了，要知道未来有那么多可能……

虽然书上说人生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拥有一个好的家庭背影能让你人生的起点比那些家境不好的人更顺利一些。但是先天条件并不能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我看到提家境困苦的同学在求知的路上奔跑的身影，看到的是他们埋头苦学的那一份令人感动的精神，看到的是她们衣着朴实无华却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一种魅力使人们都愿意与他们交往。但是反观那家境优越的“富二代呢?报纸上充斥着他们的负面新闻，从我你是李刚“到李某某事件到富二代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他们也许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匙，但他们的行为却令人不耻，令人发指，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身世过分自卑或自豪。

还记得初中学过的一篇《伤仲永》吗?仲永天资聪颖过人，小小年纪就被授以“神童”的称号，刚会开口讲话就找父母要来笔墨作诗一首，但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仲永，却在几年后泯然众人矣，而一位伟人在他还未成功时夜里背书背了许久还背下来时还被一个作壁上观的小偷耻笑，但现在的他已成为了一个伟人，而那位聪明的.小偷先生呢?也许还混迹在别人房梁之上吧!这也是先天与后天的不同道路，也是不同的人生选择的后果。

先天还是后天 篇3

表面看来，指出发现不过是为“先天与后天”的辩论（我们的特性究竟是基因决定还是后来养成）增添一笔罢了。过去几年来，这类报道不胜枚举，它们通常宣称基因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冒险、无神论，甚至精神异常等许多行为的关键。这些报道背后隐含的信息令人无力：正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眼睛颜色一样，DNA也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武断取巧的媒体

但是“自由派基因”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有点不太一样。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打破了原本先天/后天的二分法，这项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它提出一个更微妙的新观点，认为人类特性多半是先天与后天综合的产物。

领导这项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教授詹姆士·福勒解释道，他们发现只有在社交生活活跃的人身上，才能看得到基因DRD4和自由派立场之间的关联。福勒希望能把这点说清楚：“一个人必须遗传到这个基因，并且在青春期时拥有众多朋友，先天和后天这两项因素交互作用，才会显现自由派的倾向。”

但是这样做还是不管用。许多媒体直接把这项研究贴上“先天派”的标签，然后就置之不理，等着下一个“天生就如此”的故事。这项争论引起的反应不但惊人，还令人不安。因为这种“把基因摆在第一位”的信念，曾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强行禁止“低能者”生育，以及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净化暴行。

另一方面，反对基因决定论的论述也走向极端。这一派人士相信，人们生来是“一块白板”，生命未来的发展只靠成长环境来决定，这衍生出许多奇怪的儿童教养理论，还让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不成材感到内疚不已。

“生而平等”对上“优生筛选”，讽刺的是，争论先天与后天的先驱们都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在为这个社会追求最佳福祉。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名著《人类悟性论》一书中，阐述了“天生是白板”的人类行为观点，他自认给了“原罪与君权神授”这类观念一记重击。他主张，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该）享有相同的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就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同样，当维多利亚时期的知识分子赫伯特·斯宾塞和弗朗西斯·高尔顿将达尔文的演化论和人类社会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自认这么做能够增进大众的福祉。

不过，即使基因在达尔文时代尚未被证实，他的遗传观点就已经比许多他的追随者所倡导的还要复杂。事实上，他认为某些本能是用来“学会某项技艺”，比如人类的说话能力可能就是一例。

斯宾塞针对演化论下了著名的结语“适者生存”，高尔顿则提倡通过选择性繁殖（即“人择”）将人种系统化“改良”的优生概念，一些同时期的人都看出这些论述潜藏的危险。即便如此，许多知识分子仍将这些疑虑扔到一旁，认为事实不辩自明。

早在1865年，高尔顿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名人家庭杰出儿童的研究，推论出这些儿童的成功概率是一般家庭子女的240倍。10年后，高尔顿延续先前的研究，率先比较同卵双胞胎的发展，此后这种方式就成为先天与后天之争的主要研究方法。由于在同卵双胞胎的人生中发现许多相似之处，高尔顿便认定先天的力量显然凌驾于后天之上，因此选择性繁殖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良方。

许多参加了1912年伦敦“第一届国际优生学研讨会”的人也都认同这一看法，其中包括达尔文的儿子，里欧纳德·达尔文。时任优生学学会主席的里欧纳德警告说，如果让人类中的“不适者”继续繁衍，将会对我们的后代子孙造成威胁。不过，这场会议中也不乏反对声浪，前任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就在该会议的演说中表示担忧，认为整个遗传性的议题远比科学家所想的还要复杂，并警告狂热分子会挟着优生学的名义偷偷散布自己的意识形态。

行为学先驱的怪异实验

为了探寻环境在人类行为上扮演何种角色，早期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实验。1931年，美国心理学家温思罗普·凯洛格和他的太太决定研究父母教养方法如何影响幼儿发展，于是他们让自己10个月大的儿子唐诺和一只黑猩猩宝宝一起接受教养。他们发现在很多测验中，黑猩猩宝宝的能力和他们的儿子不相上下（意味着这些能力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黑猩猩没学会讲话。当他们的儿子开始发出黑猩猩般的叫声时，凯洛格才放弃这项实验。

最具争议性的实验或许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对一个被称为“小艾伯特”的8个月大婴儿所进行的实验了。华生将小艾伯特原本不害怕的东西与巨大的恼人声响联结，证明这样能够诱发不合常理的恐惧。经过数个月的实验，小艾伯特对兔子和狗产生强烈恐惧。

教养方针走火入魔

在美国，优生学观念的传播速度有如野火燎原。在里欧纳德发表演说后1年，美国许多州就立法允许强制禁止“低能者”生育。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在短短数个月内便推行优生政策。他们起初是强行禁止数千名有精神分裂情况的人生育，最后演变成像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百万人大屠杀。

随着纳粹于1945年战败，以及后来人们对其政策的强烈憎恶，使得先天与后天之争很快再度倒向“天生是白板”的人类行为观点。这派拥护者再次以看似可靠的科学研究来为他们的观点护航，他们的结论也再次漠视了实际状况的复杂性。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表示，所有探究人类特质与本能之间关联的说法都无法量化，所以毫无意义可言。他主张应该着眼于人们如何响应周遭的世界，并且认为这样就能证明所有人类都有能力完成任何事。

华生和他的助手搜集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其中有些显然偏离常轨。更奇怪的是，尽管这些行为主义者的研究显示出后天教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试着排除例如遗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竟然无视于这些研究缺陷就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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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了颇具争议的实验，通过图像清楚呈现出这些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哈利·哈洛把小猴子和它们的母亲分开，并将它们放入有两个人造假妈妈的笼子里。其中一个假妈妈只是个装上奶瓶与牛奶的铁丝框架模型；另一个则比较像猴妈妈，可以让小猴子抱抱，但是无法提供乳汁。根据行为主义者的理论，这些小猴子应该很快就学会忽略铁丝妈妈的冷酷并把吸奶视为第一要务。然而实验发现，这些小猴子大半时间都在温暖但没有奶喝的妈妈身边，只有肚子饿的时候才暂时跑去铁丝妈妈那里。

哈洛证明了大部分人（除了行为主义者之外）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行为不只是由环境所塑造。这些猴子出自本能，渴望获得母亲身上的温暖抚慰，还会主动找出这样的特征。

哈洛发现的证据支持某些行为特质是天生而来的时候，先天与后天之争的双方论证都正深刻影响着父母和子女。行为主义者所写的育儿手册坚称，若是太常亲吻或拥抱小孩，小孩就会变得软弱。同时，支持遗传作用的证据也正左右着教育方式。先天派认为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证实了智力主要是遗传而来，因此有人主张教育资源应集中在早期显现聪明倾向的儿童身上。

伯特的丑闻

先天与后天之争曾经引发许多激烈的争议，其中最甚者莫过于当时著名的英国教育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爵士所引发的风暴。

20世纪40年代，伯特提出证据认为智能几乎全由基因决定，环境（尤其是教育）只扮演了次要角色。这项证据来自伯特进行的同卵双胞胎研究。他让一些同卵双胞胎分别处于不同的成长环境，结果显示即使教养方式截然不同，双胞胎的智商仍不相上下。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伯特获得更多数据支持他的主张，这样的看法也促成了英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英国实行的“11+考试”，目的是找出哪些儿童可能拥有高智商基因，好让教育资源能够集中在这些儿童身上。

然而，后来伯特的证据开始出现问题。他声称追踪了53对适合研究的双胞胎，而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却高得出奇。到了1976年，也就是伯特死后5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伯特的研究涉嫌造假，不久伯特的传记作者也出面证实这一说法。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只是伯特的疏忽而非造假，也有人坚信伯特认为智商可以遗传的基本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伯特的丑闻俨然在警示我们，这场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可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几年之后，双胞胎研究开始受人质疑，不过此时“基因就是天命”的主张已经失去了大半影响力（至少在学术圈以外如此）。父母们早就发现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子女们的个性通常还是有极大的差异，这表示个性并非全然由先天或后天所决定。

然而在学术界，这项争议仍然沸沸扬扬。1975年，哈佛大学的蚁类专家爱德华·威尔森出版了《社会生物学》，并在书中提到单靠基因就能产生非常复杂的行为。他也试图把他的论点延伸到人类行为上，而这掀起了激烈的争辩。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观点似乎想让基因决定论死灰复燃，带有优生学的弦外之音。而这个时候，科学家也不断提出证据，显示从性倾向到职业选择，基因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似乎终于取得和大众一样的结论，那就是人类行为是先天、后天与机运综合而成的结果。

1998年，美国心理学家茱蒂·哈里斯出版《教养的迷思》，这本畅销书为父母们长久以来的怀疑提供了科学支持：父母的教养技巧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其实相对不大。此时，遗传研究也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基因和环境如何相互影响，这也使先天/后天之间的标准二分法显得相当可笑。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重点不只是有没有某个相关的基因，还包括这个基因如何表现，而这可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科学家发现草原田鼠的一夫一妻制和某种基因“开关”有关，启动这个开关会使它们的大脑对于血管加压素变得敏感。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表现，使它们迷上释放的血管加压素，所以才和性伴侣长相厮守。

基因的表现方式也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老鼠实验中发现，比起被母亲忽视的幼鼠，从母亲身上获得许多关注的幼鼠的荷尔蒙浓度，比较不会受到压力的影响。换言之，相同的荷尔蒙相关基因，它的表现会因养育方式的不同而改变。

该研究团队接着通过生化方式改变那个基因的表现，成功地让原本安适的老鼠变得紧张，也让原本神经质的老鼠变得泰然自若。这不禁让人期待不良教养对子女造成的影响在子女长大后也有办法消除。

“同性恋基因”是否存在？

199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狄恩·汉默发表了一项震惊全球的证据，显示在同性恋兄弟的研究中，发现某些基因和同性恋有关。大约3/4的同性恋兄弟在性染色体上有某组相同的DNA序列，代表他们基因体中的这些区段内至少有一个同性恋基因。其他研究人员则发现，同卵双胞胎都是男同性恋的机会比异卵双胞胎高出许多，这个结果也符合同性恋基因的概念。

然而在1999年，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者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胞胎基因研究，却无法重现汉默当初发表的结果，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汉默的主张。无论如何，汉默强调即使这样的基因确实存在，它也不会决定性向，因为正如双胞胎研究所揭露的，非遗传的因素也很重要。

应验达尔文的预测

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许多特质也有这种所谓的“外遗传联结”，包含忧郁、精神分裂和政治倾向，甚至性倾向。如今，科学家已经找到证据支持达尔文对口说能力所提出的看法。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名为FOXP2的基因和语言学习能力有关。但只有这个基因是不够的，它必须是正确的变异体，还得以正确的方式表现。

先天与后天之争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是到最后我们可能只会得到这样的真相：这不过是个错误的二分法罢了。我们从这个辩论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或许是：我们明确意识到了，若科学争议中的任一方垄断信息后，将会酿成多大的灾难。（盛文娟插图）

先天条件与后天培养 篇4

瑞典跳高名将斯蒂芬·霍尔姆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证明。他从8岁起开始练习跳高，迄今为止至少已经进行了2万个小时的专业训练。艰苦的训练最终有了回报，他以2.36米的优异成绩获得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跳高冠军。

但是，来自巴哈马的跳高天才唐纳德·托马斯却用自己神奇的经历给这个“1万小时天才”理论来了个当头一棒。托马斯出生于1984年，从小喜欢运动。2006年的某一天，他跟朋友打赌说他能跳过2米的横杆，结果朋友输了。赌注很快又变成了2.10米、2.15米，他都赢了，于是朋友们怂恿他去参加跳高比赛。他练了两个月后真的去参加了一次正式比赛，跳过了2.22米的横杆，并因为这个成绩获得了参加同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的資格。那次英联邦运动会上，他跳过了2.23米的横杆，获得了第4名。

第二年，他参加了在大阪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以2.35米的成绩打败了包括霍尔姆在内的众多世界名将，获得了世界冠军，此时距离他生平第一次跳高仅仅过去了一年而已。更有意思的是，从那以后，他又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训练了6年，加起来怎么也得超过5000小时了，最好成绩却仍然停留在2.35米这个高度上。

为什么这两个世界级运动员的成才之路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人的基因不同。基因不仅决定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高和肌肉类型，还决定了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训练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稍加训练后成绩就会有很大提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训练很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这些人要么加倍苦练，但要做好无效的心理准备；要么干脆放弃，另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

体育运动需要一点天赋，这已是地球人的共识了。智力是否也和基因有关呢？这个问题的争议就比较大了。伦敦国王学院的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敏博士坚信两者关系密切，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同样重要。但他想知道后天培养到底占多大的比例，于是他和同事们分析了5474对16岁左右的双胞胎的全英统考成绩，其中2008对为同卵双胞胎，基因几乎是一样的，其余的为异卵双胞胎，一半基因是相同的。

分析结果表明，核心科目（英语、数学等）的考试成绩有58%取决于基因，基因在理科中所占比例比文科高。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包括学校、老师和家长等等因素在影响考试成绩的因素中所占比例只有36%。

这篇论文在2013年12月11日出版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上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争议。反对者指责这篇论文很可能导致智商歧视，但普罗敏认为恰恰相反，这个结果反而提醒校方一定要因材施教，学生们的先天条件相差很大，应该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这才是真正的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