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国家理念

关键词： 走向 强国 英国 世界

文天祥的国家理念（共5篇）

篇1：文天祥的国家理念

文天祥之死谈中国族群和国家观念

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文天祥等人的做法，并不是出于现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对于遗民的这种道德约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这就是儒家道德对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成为伟大的道德英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如果以此苛求古人，看来像是在拔高他，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

中国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吗?

12世纪，南宋将领岳飞面对自己国家的北部领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严峻局面，在一首中国人都知道的词里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比岳飞稍晚，一个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写他在宋朝故都开封城的地标“州桥”遇见当地百姓的情景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天子统领的军队)来?”钱锺书以为，在女真国家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拦住宋使臣高声问话。但他同时又引用其他几种史料，证明本诗确确实实传达了藏在他们心里的真正愿望。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反元：“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在此之前，他还说过：“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此种意识也同样生动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统治华北的事实的议论中：“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这些只是很多类似例证中之最广为人知者。因此，若问中国古人有没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答案是“有”。但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所以需要对这种意识作以下四点更深入的说明。

明人临摹宋画《胡笳十八拍》。长期处于契丹人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并不因为朝廷与自己之间在文化、族属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这种差异的不满，而动摇对于辽王朝的政治忠诚。

第一，这种意识反映出对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确感知的，还不止是文化差异，而已经从文化差异被提升为一种族群的、即对是否出于共同血统的认知与区别。在这里，“夷狄”指的就是与汉人不相同的族群。请看下面一段话：“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食禄北朝(此指辽朝)，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遗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虽愚憨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

为了理解这段材料，需要对它的背景作一简单介绍。12世纪初的中国，统治着大部分汉地社会的是宋王朝。但汉地最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则位于宋朝之北的辽王朝版图之内。这时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从辽朝的东北边境发展起来。金先攻灭辽朝，占领了属于辽的那部分汉地，后来又进一步南下，逼迫宋朝向南撤退，占领了汉文化的发源地和历来的根据地，也就是整个华北。所以在这段时期内，华北的汉人，在先后被迫接受辽、金统治之际，曾经历过一个希望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能回归宋朝的短暂阶段。

篇2：美国的“国家大学”理念及其影响

一、“国家大学”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

“国家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道格拉斯那里,早在177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提出要在教育体系的王冠上设置一所国家高等教育机构(a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2]

第一位正式提出并阐述“国家大学”理念的人当属本杰明·拉什。他于1786年提出“建立一所国会庇护下的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通过这所大学提供“国家和法律的本质、不同的政府体系、历史以及任何与共和国的知识和准则相关的高级知识”的教学。拉什的教育哲学建立在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实用(utility)的基础上,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发表文章倡议加强民族精神、国民性、共和国公民准则、法律等的培养。在拉什看来,美国革命并未终结,与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相比,建立一所联邦大学更加重要,因为“要使我们的公民遵从共和国政府的准则、道德和行为方式,绝对有必要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部分传播各种形式的知识”。他甚至认为,有关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历史、商业准则、国家的公民法、城市法等知识同重炮与要塞一样重要。[3]

“国家大学”的提出是与独立战争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密不可分的,新国家需要统一的思想、文化和法律。正如诺亚·韦伯斯特在1790年写的那样:“我们民众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国家体制仍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我们的国家性格仍然没有形成。建立和追求一个巨大的教育体系是我们的目标之一,这个体系也许可以在共和国年轻人的头脑中灌输美德和自由的原则,启发他们对自由和公正的信仰。”[4]美国教育史学家卢卡斯认为,韦伯斯特的这种主题思想和拉什在1786年表达的“国家大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5]这种主题思想同样存在于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的头脑中。在1787年8月正式召开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和平克尼分别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建立一所“国家大学”,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6]开国之初的6位美国总统都认为,建立一所“国家大学”是年轻的共和国所必需的,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明确要求国会授权去建立一所这样的机构,华盛顿甚至还捐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办学经费。[7]

二、“国家大学”理念的发展与兴衰

受分权体制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国家大学”注定在新大陆不会一帆风顺,它跌宕起伏的命运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但它的一些基本思想却渗透到了美国高等教育之中。

(一)联邦主义时代的“国家大学”理念

在一批联邦主义者的支持下,联邦主义时代是“国家大学”理念比较盛行的时期。开国总统华盛顿多次在致国会的年度通讯以及各种通信中强调创办一所“国家大学”的重要性。在华盛顿的大力推动下,“国家大学”被作为一项议案提交国会讨论。1796年10月,国会根据麦迪逊的建议指定了一个3人委员会去考察“国家大学”的相关问题,3人委员会最终提交了报告,但国会议员们大多质疑是否有必要建立这样的一所大学。9年后,在美国哲学界的支持下,萨米尔·史密斯和萨米尔·诺克斯设计了两种“国家大学”计划。他们都设计了一种从基础教育到“国家大学”的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接受公共资金的支持,都在一个单一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他们都设计了一个网络,让各个学院的毕业生到“国家大学”进一步深造。[8]史密斯和诺克斯的计划被认为是第一种正式的“国家大学”计划而引起了美国哲学界和其他公民的广泛关注。

在托马斯·杰斐逊继任总统以后,“国家大学”的理念被继承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杰斐逊不仅帮助推动威廉玛丽学院课程的自由化,而且帮助外交官约尔·巴罗草拟了一份“国家大学”计划。1806年,建立在巴罗计划之上的“国家大学”议案再次被提交给国会。同样,因为联邦宪法的规定,这个计划再次失败。后来的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等相继当选总统并且不遗余力提议创办“国家大学”,但联邦宪法始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到了杰克逊时代,联邦主义的影响逐渐减弱,地方分权主义的思想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国家大学”理念所遭受的批评和抵制也越来越大,很多国会议员公开反对“国家大学”理念,如南卡罗来纳议员约翰·嘎尔胡恩(John G Galhoun)曾经公开宣称,国会的所有议员都无权去创建一所“国家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学”运动逐渐走入低谷,有关“国家大学”的议案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二)扩张时代的“国家大学”理念

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联邦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赠地学院”运动以后,联邦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高等教育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学”的理念再度兴起。这个时期“国家大学”最重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是卫斯理·霍伊特。在他的努力下,从1872年开始及随后的60年里,共有60份有关“国家大学”的议案被提交到国会。[9]如索伊尔议案(1872)、埃德蒙德议案(1890)、普洛克特议案(1893)、凯利议案(1894)、瑟斯顿议案、雷利议案和海内尔议案(1895)等,其中有些议案被反复提交到国会,如凯利议案和霍利议案。这些议案大都受到霍伊特的《对国家大学的纪念》一书的影响。此外,霍伊特还努力推动全国教育协会(NEA)与美国州立大学协会(NASU)的合作,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去尝试创办一所“国家大学”。霍伊特的努力使“国家大学”理念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其中包括格兰特总统和海斯总统、NEA的主席丹尼尔·里德、芝加哥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斯坦福大学校长斯塔尔·乔丹、议员乔治·埃德蒙德等。

然而,扩张时代的“国家大学”理念遭受的阻力更大,尤其是来自私立大学的抵制,而国会也从未将“国家大学”的议案列入讨论日程。1905年,美国州立大学协会(NASU)根据霍伊特的要求做过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州立大学认为应该在华盛顿地区建立一所由联邦政府控制和支持的大学,但绝大多数私立大学都对“国家大学”持反对意见。[10]在“国家大学”理念的反对者中,最坚决和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对艾略特而言,政府的帮助是“共和主义最招嫉妒的和最不可抗拒的敌人”。艾略特相信,政府的介入将会使大学受到政治系统的损害。艾略特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反对“国家大学”,一方面固然是害怕政治系统对大学的破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现存大学的利益。正如他所言:“如果政府希望介入大学工作,那么应该是加强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大学,而不是另外去重建别的大学。”[11]在反对派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国家大学”的努力再次付诸东流。

(三)20世纪以来的“国家大学”理念

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大学”的议题已经成为国会最不受欢迎的提案。当然,“国家大学”仍不乏支持者。首先是全国州立大学协会(NASU)对“国家大学”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州立大学之所以支持创办“国家大学”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它们认为这所全国性的大学是公立的而非私立的;二是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州立大学提供的研究生教育还不规范、不稳定,而创建一所“国家大学”有利于州立大学把精力集中到本科生教育上;三是建立一所“国家大学”将会使州立大学的学生在结束本科教育后有机会接受更高级的学习。[12]为了建立这样的大学,NASU积极寻求和全国教育协会(NEA)、美国农学院协会和农业实验站的合作,希望通过立法手段来创建一所“国家大学”。NASU的努力引起了国会议员西蒙·菲斯的兴趣,菲斯分别于1914和1927年向国会提交有关“国家大学”的议案,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33年3月,宾西法尼亚的梅尔维尔·凯利再次向国会提交“国家大学”议案,国会甚至不屑一顾。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大学”理念的主要支持者是奥斯卡·斯坦纳、伯纳德·伯尔森等人。1961年,奥斯卡·斯坦纳尝试用他的基金去创建一所美国大学,他的这项努力再次触发了人们对“国家大学”的兴趣。斯坦纳委员会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们针对“国家大学”最易受到攻击的各个方面进行准备,以回答国会的各种质询,包括这所大学的职能、成本和管理等。为了获得支持,斯坦纳积极和美国各界的杰出人物通信,了解他们对于“国家大学”的态度。然而,由于斯坦纳委员会的设计不够清晰,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如大学的成本、方向、控制等比较模糊,因而围绕这些重要问题的国会辩论越辩越乱,最终也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自斯坦纳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大学”的坚定支持者,“国家大学”逐渐走向沉寂。

三、“国家大学”理念的影响及启示

经过3个多世纪的努力,美国的“国家大学”理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一些基本思想却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国家大学”理念的影响

首先,国家大学理念通过提升大学的研究功能推动了美国本土学院向“美国大学”的转变。直到1870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仍然发展缓慢,处境堪忧。即便是哈佛也仍然只是一个拥有113名教员和608名本科生的小学院。但是,在巴罗、拉什(本杰明·拉什之子)、古尔德、吉尔曼、霍伊特等“国家大学”支持者们的倡导下,许多学者纷纷提出私人、慈善团体、州和联邦要携起手来,共同创建“美国大学”的设想。正如戴维·麦迪逊所言:“不管他们对待联邦政府特许的‘国家大学’持何种态度,美国学者们大都对欧洲大学尤其是柏林大学有着深刻印象,……必须认识到,19世纪那些美国大学的创建者们对于‘国家大学’的建议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在柏林大学创办之前就是如此。”[13]即便是将“国家大学”理念作为一种“泛滥的翻版”加以批判的艾略特,也在积极呼吁建设真正的美国大学。这样的大学必须建立在高水平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基础之上,教学与科研并重是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在此背景下,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等学院扩展成为大学,而霍普金斯、斯坦福、克拉克、芝加哥等则一开始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模式创建的。在这个过程中,“联邦政府通过赠地和其他财政资助形式发挥了有力的支持作用”。

其次,“国家大学”理念重新界定了联邦政府的角色。正如布鲁贝克和卢迪指出的那样:“尽管联邦政府通常不会支持高等教育,但是,联邦政府介入高等教育的第一个行动却是建立一所‘国家大学’,建立‘国家大学’的建议甚至比联邦政府的建立还早,它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反复提出来,从18世纪直到20世纪都是如此。”[14]随着“国家大学”理念的渗透以及“国家大学”运动的发展,联邦政府逐渐成为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支持者和资助者。在早期,联邦政府主要是向大学提供赠地或拨款,如1832年国会向哥伦比亚学院提供25,000美元的联邦资助,使它得以幸存下来。19世纪晚期以后,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经费尤其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克拉克·克尔认为,“赠地学院”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赖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决议,以及“二战”以后的《退伍军人法》是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3大动议。[15]克尔曾经感慨地说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评论是非常奇怪的。在我们拥有一种联合的、独立运作的私立-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时候,它的发展却完全取决于联邦政府根据基本动议(initiatives)和指导方针而进行的控制。”[16]由此可见,联邦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控制者、引导者和资助者。

第三,“国家大学”理念增强了美国大学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尽管美国大学存在公立和私立之分,但是,大学在服务国家需要方面则是没有分别的。正如戴维·麦迪逊所言:“不管‘国家大学’发挥什么样的功能。非常清楚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机构也在发挥这些功能。事实上,包括那些急剧扩张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国家化(became national)。”[17]早在1912年,埃德蒙德·詹姆斯在NEA演讲时就将教育作为国防之后最重要的国家职能。到20世纪40年代,战争的需要和原子武器研究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在国家危机中的重要作用。戴维·麦迪逊认为:“正是在这些领域,‘国家大学’在过去175年里的某些幸运时代所确立的高水平科学研究对今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传统中对人的纪律和对文科的强调,对于这个国家的智力生活有着普遍有益的影响。”[18]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使得它们事实上越来越承担起国家大学的作用。麦迪逊甚至设想,“二战”期间及战后的“曼哈顿工程”、空间探索、火箭、癌症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研究任务都可以在“国家大学”的框架下进行。[19]

(二)“国家大学”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国家大学”在美国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其教益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联邦宪法》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教育被作为一种保留权力由各州管理,联邦政府不能直接控制或管理教育。大部分议员和立法者甚至怀疑“促进科学与文化的发展是否是联邦的职责”。可见,“国家大学”的建设必须加强宪法和法律的保证,必须确保国家重点大学在创办、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合法性和立法保证。其次,缺乏系统、详尽的设计方案,使得美国建立“国家大学”的计划不具有可行性。“国家大学”运动不乏强大的支持者,上至美国总统下至著名学者,但是所有的支持者和倡导者都缺乏系统的设计方案,当面对国会的质询和批评者的攻击时往往无法作出有力的还击。因此,国家重点大学必须有清晰的设计蓝图和发展规划,必须明确国家重点大学的目标和使命,国家重点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知识中心、学术中心、智力中心和科技中心,要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大学在增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国家大学”运动的推动者存在策略上的失误。“国家大学”的提倡者大都强调“国家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顶端的地位,往往忽视甚至贬抑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作用,导致“国家大学”受到强烈抵制,包括艾略特、巴特勒、洛厄尔在内的许多私立大学的校长都将“国家大学”看作是现存高等教育机构的敌人和竞争者。可见,国家重点大学必须寻求多方面的合作和支持,包括大学的经费、管理等,都应该有第三部门和私立部门的参与和合作。此外,美国的“国家大学”重视科研,重视联邦政府的作用,强调精英教育路线,重视公民意识和国民性格的养成,强调教育和文化的统一性等方面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重点大学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美国的“国家大学”理念失败了,但来自联邦层面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从“二战”期间及其后的“曼哈顿工程”、“特洛伊工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联邦政府通过科研拨款、学生资助、减免税收、立法等方式,绕过“保留权力”的限制,事实上已经深深地控制和主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能否认为“国家大学”理念就真的失败了呢?

摘要：“国家大学”理念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等教育理念,它的基本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并对美国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回顾了美国“国家大学”理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分析了国家大学运动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并得出若干启示。

关键词：美国,国家大学,联邦干预,分权体制,国民性

参考文献

[1][2][3][6][8][10][11][12][13][17][18][19]David Madsen,The National University:Enduring Dream of the USA,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Detroit,1966,127,15~16,16~21,22,41~42,115,75~78,116,127,129,127~128,129.[4][5]Christopher J.Lucas,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History,ST.Martin’s Griffin,NewYork,1994,113.113.

[7][9][14]JohnBrubacher&WillisRudy,HigherEducationin Transition:AnAmericanHistory:1636~1956,Harper&Row,Publishers,NewYork and Evanston,1958,218,218,217.

篇3：文天祥的国家理念

【关键词】国家治理理念；国家审计；职能变革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政府自身职能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探索，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审计制度是依据法律确立的一种监督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配置决定着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但是，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其自身职能的发挥又对国家治理整体效率具有影响。因此，国家审计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国家审计如何服务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和其他监督子系统有机地协调，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二、现代国家审计应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

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下，国家审计不仅应关注微观领域，还应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宏观层面上，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分析作用。国家审计针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分析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数据指标分析的结果来评判宏观政策的制订是否恰当，政策目标是否具有可实现性；二是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要及时的做出科学的评判。因此，国家审计要站在宏观战略的视角，综合分析国家宏观战略规划的可行性，综合评价战略布局规划是否合理，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是否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否符合国家和社会目前的资源能力，是否考虑了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等因素。国家审计要从政策顶层设计的高度去分析和评价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及实施效果。对于审计中发现的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不仅要明确指出问题所在，而且要向决策机构提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建议，真正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优化。例如某县某林场2012年至2013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审计中，2012年至2013年某林场共向某某预付危旧房改造工程材料款295万元，施工方没有开具完税发票，漏交税费17.79万元，这就需要国家审计提出建议，及时缴纳税收，降低税收风险。

三、我国国家审计职能变革的路径选择

1.改革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安排

理论上分析，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国家审计的职能及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必须改革我国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的行政型政府审计体制肩负着双重职能：一是代表“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即国家审计的职能；二是政府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的监督，即政府内部审计的职能。例如，某某同志担任某县某局长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中，部分资产购置未作增加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经查，某局在2011年11月至2015年9月期间购置办公设备及各学校学生食堂、宿舍楼建设等总计 20，514，890.67元未入固定资产账。这对该同志的任期考核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和实施，“人大”对预算各环节的监督职责更加明确，新《预算法》对各级“人大”在预算、决算审查中如何利用审计机关的结果作了具体规定，突出了“人大”对预算的监督作用，而现有的“人大”内部的财经委员会虽然也有预算审查的职责，但受人员和专业力量的限制，无法胜任新《预算法》对预算监督的要求，尽快设立一个隶属于“人大”的专门的国家审计监督机构势在必行。因此，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和实施，社会公众越来越希望有一支专业的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监督队伍履行对国家预算的审查和监督职能，实现国家审计监督由行政型向立法型模式的转变。

2.加强国家审计机关与其他监督机构的协同机制

由于我国国家审计机关是行政型监督，存在着监督手段的局限性、信息资源获取的有限性等方面的缺陷。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其内部管理制度、质量控制、领导关系等问题，还应注重加强与其他监督机构的协同与合作，只有与其他监督机构相互协调和配合，才能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国家审计监督的效率和效果。我国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其他监督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立法监督。立法监督是指立法机关对各级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实施的监督。我国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制订法律的权力。立法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订法律为国家治理提供行为依据。二是通过监督法律的实施实现对国家治理过程的监督。

（2）司法监督。一般来说，司法监督是与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国家审判机关将法律适用于纠纷或者案件的过程。在我国，司法监督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监督。

（3）纪检、监察监督。纪检监督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是一种党内监督机构，各级纪委是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客体是各级党组织和中共党员。监察监督是一种行政监察，是各级政府内部设立的监督机构，各级监察机关是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客体是各级国家机关、公务员和国家机关聘用的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我国纪检、监察机构合署办公，监督的客体有时同时具备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双重身份。因此，二者通常不能截然分开。

参考文献：

[1] 田园.拓展与变革：国家治理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发展路径[J].宜宾学院学报. 2015（10）.

篇4：英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一, 英国不仅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而且还拥有一批建校时间短, 但发展迅速、富于创新, 并已跻身于世界高水平大学行列的新兴大学。英国在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 历经多次变革:

(一) 工业革命时期:课程改革的微弱世俗化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导致近代自然科学逐渐进入大学课堂, 新的自然科学的学术潮流开始冲击古典主义的教育传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主干——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课程改革出现了微弱的世俗化倾向, 大学与工业革命之间只有极为松散的联系。

(二) 19世纪:新大学运动与城市学院的兴起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学追求实用之学, 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加强了现代课程和科学研究, 改革考试制度与管理制度, 最终走向了国家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伦敦大学及一系列城市学院倡导实用科学, 高等科技教育开始兴起, 大学推广运动逐渐展开。

(三) 20世纪前半期:独立大学运动的兴起与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的独立大学运动一方面使英国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有了很大增长, 另一方面它们立足地方、服务全国的办学理念突破了传统大学的局限。二战后, 高等科技教育被置于促进国家发展的地位, 大学开始与工业界建立紧密联系。《珀西报告》及《巴洛报告》有力地推动了英国战后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

(四) 20世纪60~80年代:政府以立法形式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1963年《罗宾斯报告》的发表使英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大众化进程。80年代, 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调整贯穿着一个质量和效益的原则, 政府逐渐以立法形式来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 力图借助准市场化的手段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成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 英国继续以立法形式确定高等教育的改革内容, 如1992年颁布《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 进一步肯定了教育公平原则。到20世纪末, 英国不仅完成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 而且高等教育从数量、规模的外延式发展转变成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

二、英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英国跻身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列, 其高等教育理念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 高等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英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与完善的集中反映。

(一) 自由教育理念

诞生于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一开始就为培养国家的绅士阶层、牧师等各种神职人员和各种层次的教师服务, 传授普遍知识是其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主要特征, 教学内容主要是古典学科和经院哲学。牛桥坚持古典主义自由教育传统, 注重通过自由教育来发展人的道德和心智。大学教育的目的与任何谋生的职业无关, 其深刻的意义只在于培养有别于他人的文化标记, 使心灵得以自由的人文品质。[1]正如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所说, 它主要是“培养有教养的人, 而不是知识分子, 就大学毕业生而言, 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2]19世纪, 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著作《大学的理想》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他从自由教育的观点出发, 认为大学传授的知识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大学不仅要传承知识, 更重要的目标在于发展人的理智, 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 而是提供整全知识的自由教育以培养具有高尚德行和理性的有教养的绅士。20世纪以前, 传统的英国大学崇尚自由教育, 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律师、牧师、绅士、医生及国家行政管理人才, 自由教育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后,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调整了培养目标, 但并没有丢掉中世纪的大学传统。牛桥在保持培养政界领袖人才传统的同时注重培养新型学者。时至今日, 牛桥已培养了众多政界领袖、学界泰斗、工商界及科学界精英, 令其他高校难以望其项背。牛桥人才培养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院制, 即大学与学院分工协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创办初期就形成了学院为主、大学为辅的管理体制。学院主要负责教学, 大学主要负责授予学位。学院制为大学提供了稳固发展的制度环境, 今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维持着这种职能分工。二是导师制, 即实现课堂教学与个别教学的结合。导师制是牛津大学本科教育始终保持优质教学质量的关键, 也是牛津大学长期坚守的教学传统。

(二) 科学教育理念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需要大批技艺娴熟的工人和技术员, 伦敦大学及城市学院应运而生。伦敦大学摆脱了宗教的束缚,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设置广泛的课程, 主要传授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赫伯特斯宾塞、托马斯赫胥黎就是这一时期倡导科学教育的代表。斯宾塞在其著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的第一章中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 他认为“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 “学习科学是所有活动的最好准备。”赫胥黎同样敏锐地看到了科学知识在工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因此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他认为, “能够最好地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是表现出卓越才能的人。”[3]“对于人类心智的充分训练而言, 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4]“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 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接触, 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5]他曾参与英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科学和教育的政策及法案等活动, 为英国科学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 积极奔走。他的终身职位是皇家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名誉院长。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 英国于1881年组建了科学师范学院, 此院后发展为皇家科学院, 并以此院为中心建立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院。

19世纪后期, 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来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 如1889年颁布的《技术教育法》是英国技术教育领域最早的一项法令;1890年颁布《地方税收法》, 通过增收税收来发展技术教育。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增设了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 设立了自然科学实验室, 标志高等科技教育正式登入了牛桥的殿堂。进入20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英国认识到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参战国的科技实力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1944年的《珀西报告》着眼于建立一个以大学为核心的完整的技术专业教育体系, 培养足够的能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际的科技人才。同年颁布的教育法更是从法律上明确了高等科技教育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教育, 强调科学教育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地关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教育的作用, 已经成为国际科学课程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课题。[6]

(三) 服务社会理念

19世纪兴起的城市学院如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利兹约克郡学院, 大都坐落在人口稠密的工业城市, 课程都偏重工业和科学领域。“这些新型的大学学院从最初起就有一个优先的目标, 即发展那些被认为能够给当地工业直接带来益处的学科。”[7]20世纪初的红墙大学在与地方经济的互动中, 确立了立足地方、服务全国的办学方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办学方向上也开始考虑工业界的需要。二战后, 《珀西报告》及《巴洛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1963年《罗宾斯报告》指出, “加强大学与政府机构及产业界的合作, 在大学、国立研究机构和产业界之间进行人员交流。”[8]1968年剑桥大学发表的《莫特报告》指出:“必须加强教学与科学的联系, 同时也必须大力将研究成果用于工业、医药和农业。”1971年, 三一学院在剑桥市政府的帮助下, 创办了英国第一个科学园——剑桥科学园。科学园的建立是英国高等教育与企业结合, 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大进展。之后越来越多的拥有先进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设立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市镇内外, 极大地促进了剑桥地区的经济发展, 最后发展成为欧洲最为成功的高技术企业集聚区。1985年高等教育绿皮书指出, “高等院校首先要端正对工商业的态度, 谨防轻商的势利观念。其次是重视发展高等院校与工商业的联系, 同时加强与地方企业和社区的联系。”[9]1997年《迪尔英报告》指出, “为了能及时反映地方工商业的需要, 高等学校应竞标地方的基金项目;高等学校要想方设法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能够得到本地区高等学校服务的信息。”[10]1998年《我们竞争的未来:建设知识经济》白皮书提出设立高等教育延伸基金, 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产学合作。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法令来强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 并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通过转让专利、创办科学园、合作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为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服务。正如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使命那样, “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平的、优秀的教育、知识和研究, 为社会做出贡献”;“通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 使世界、国家和地方社会富饶起来。”

(四)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

大学自治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依据其法人地位及因此所相应享有的自治权, 对大学各方面事务进行的自我控制和管理, 是大学本质的固有特征和大学对于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品质。学术自由是指高校教师或学者个体的自由, 是教师或学者 (包括学生) 的教学、研究和学习自由。[11]

19世纪以前是英国大学自治的黄金时代。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是政府与大学关系发生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不过大学在接收政府拨款的同时, 依然保留了自治的权利。政府与大学之间“维持着一个君子协定, 这个协定基于这样一种互信, 即自治的大学拥有自己的标准, 能够保证获得国家维持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关键制度和文化所需的先进的知识和教育”。[12]1988年《教育改革法》宣布了依据教育质量资助经费的政策。进入90年代, 尽管大学有75%甚至90%的基建资金都是由政府资助的, 但政府还是不能直接控制大学的内部事务, 大学也从未接受过政府插手其内部事务。学术自由与英国的社会文化有着紧密关联。自由主义作为英国文化的核心产物, 是庇佑大学进行自由学术探究的牢固屏障, 是英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文化动力。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也正是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的引领下, 依靠大学内部深厚的文化力量来获得保障, 最终进入了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列。时至今日,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仍然影响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成为两所大学理念中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泰德塔玻等学者指出:“牛桥信念体系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信念是, 大学是自我管理的学者社团。”[13]

(五) 追求卓越理念

英国在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 其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质量理念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罗宾斯报告》发表后, 英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迅速扩充期, 但随即带来了教育质量的下滑。1987年政府白皮书的第三章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为了提高质量, 必须改进课程内容与设置, 并改进课程审批程序;通过对教师的培训、充实与考核等措施改善教学;有选择地增加着眼于商业开发前景的科研项目。[14]1988年《教育改革法》确定了依据教育质量资助经费的政策。1990年大学校长委员会设立学术监控部对大学质量保障制度的运行情况实施监控。1991年高等教育白皮书再次强调了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 学校内部要健全质量控制机制, 外部要建立单一的质量审核组织, 成员应由企业界、专业人士、学术界和拨款基金会代表组成, 由其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评估。[15]1997年, 英国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简称QAA) , 同年发表的《迪尔英报告》明确指出要强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功能。1999年QAA已建立了一套由学位资格框架、学科基准、课程规格和实施指南四部分组成的学术基本规范。2000年, QAA出版《学术审核及运行手册》, 标志英国高等教育保障新框架的正式确立。

纵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变迁, 可见英国高等教育致力于不断追求卓越。“正是因为英国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机会, 才能从全世界各地吸引大量的学生前来就读。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这个名符其实的声誉, 并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16]2000年牛津大学将自己的使命表述为: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保持和发展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地位。

三、经验与启示

(一) 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在于教育理念的更新

更新陈旧的、传统的教育理念, 是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英国高等教育理念在变迁的过程中遭受到了各种挫折, 但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为英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基础, 为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英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没有疾奔, 亦无停顿, 短期看进展甚小, 长期看成就巨大”。而且, 新理念的出现并不是对原有理念的摒弃, 更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否定, 而是在对符合现代高等教育精神的传统继承的基础上实行的变革与创新。

(二) 高等教育理念的落实在于法律与政策的保证

英国通过国家立法为其高等教育理念的落实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法律保证。二战后, 政府通过立法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日趋明显。1944年的教育法提出对接受高等教育和高级继续教育课程的学生提供学费和维持资金;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规定非大学部分的学院合并, 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从地方当局手中解放;1992年的《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宣布建立新的基金委员会, 并建立质量评估委员会评估高等教育的质量。此外, 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本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 高等教育强国的保障在于教育质量的提高

英国跻身世界高等教育强国, 与其强烈的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和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密不可分。1964年英国成立第一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 标志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1988年《教育改革法》宣布依据教育质量资助经费的政策;1997年成立QAA, 全面负责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事宜;2002年QAA颁布新的质量保障法;2003年QAA发布《英联邦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指南》, 并采用新的评估方法——院校审查。总之, 现今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具有高度法制化的特点, 使其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最终保障了英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地位。

(五) 高等教育强国的成功在于传承与创新的融合

英国高等教育重视传统、适应变革、富于创新的特点, 使其能够在长时间里保持良好的竞争优势, 最终走在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前列。英国高等教育既注重对高深学问的探索, 也积极将高深学问转为社会服务。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 学院制与导师制,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及治理模式等, 均彰显了英国高等教育继承传统与适应变革的特点。总之, 英国高等教育在变革过程中做到了坚持传统与变革创新相融合, 正是因为这种有机结合, 最终使英国走上了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参考文献

[1][8][9][10][14][15]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88, 444, 453, 459, 454, 456.

[2] (英) 埃里克.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3] (英) 托马斯.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慧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87.

[4]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40.

[5]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31.

[6]丁邦平.国际科学教育导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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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文干.“大学自治”内涵新探[J].江苏高教, 2006, (5) :4.

[12]孙贵聪.西方高等教育管理中和管理主义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 2003, (10) :68.

[13]刘宝存.牛津大学办学理念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04, (2) :16.

篇5：奥运的理念和国家的形象设计

北京奥运会精神的会徽这是一枚承载国际奥林匹克承诺的中国印，象征中国信任和承诺，这也是一个舞动的北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一个善良的邀请。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色彩是十足的中国色彩，有中国红、琉璃黄、国槐绿、长城灰、玉白六个基本颜色十个辅助颜色为基础组成的色彩系统为北京奥运会着色，为北京添彩。奥运形象与景观是要把前面所说的奥运形象元素把它综合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奥运的核心图形，我们的奥运核心图形有如意、祥云为主，象征一切事情如人意，进展顺利及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2008年奥运会留给我们一个好的经验，但愿2022年冬奥会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设计管理机制，给设计师能够充分展示他们才能的平台。奥运设计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准，如同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面比赛一样，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水平，希望中国设计师能够做出更好的设计，希望2022年冬奥会的设计更加精彩。

里约奥运形象的

景观设计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主委会当中我们设定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次永生难忘的一次盛会，来充分体现我们社会和城市的可持续的转型，来推动奥运会运动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使命。

在我们使命当中设计了品牌的实质，希望这是一个三维度的品牌，非常有机的看到里约带来的形状，也能够看到面包山，包括在巴西明信片都是常见，是人文地理这样的体验，体现出我们觉得预期的在我们奥运会上所发生的，包括公众对它的庆祝，因为我们希望大家真正能够与品牌互动，真正感受到它的力量，我们把会徽放在盲人协会他们可以摸到它，感受到面包山，在这里是多人形，牵着手，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大家可以牵手，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理解到我们是团结统一，能量，以及有非常多的庆祝。我们有一些大的著名的雕塑物，我们可以加一些传感器，有人接近这个雕塑的时候，它就能够通过传感器感受到人的体温就动起来，像心跳一样，跟这个会徽比较近的时候，他就跳动的越快，无论能不能看见或者说他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残障，都可以共同体会的。这些工具就是叫做品牌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