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理性

关键词： 公务人员 哈尔滨市 问责 行政

舆论理性（精选四篇）

舆论理性 篇1

近日, 哈尔滨市出台规定, 新闻媒体曝光等8种情况成为行政问责公务人员的案件来源。据了解, 行政问责包括责令限期整改、责令公开道歉、调离工作岗位等11种方式。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碍行政问责工作将被从重处理。

曾几何时, “媒体曝光”成为某些地方政府最忌讳、最反感的事情之一, 而“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怪论也曾一度盛行。如何应对负面报道、怎样摆平由“媒体曝光”引发的舆论风波, 更是被视为处理舆情危机的公关能力。哈尔滨市将新闻媒体曝光列入行政问责公务人员的案件来源, 不仅体现政府对舆论规律和价值的清醒认知与充分尊重, 更彰显出社会管理者善待媒体监督的理性回归。

揭露丑恶、曝光真相、质疑不公, 原本就是媒体工作者受法律保护、蒙人民重托的职业责任和义务, 既是反映社会诉求的代民发声, 更是规范政府行为的善意监督。从伸张正义、维护公平、惩恶扬善的角度讲, 媒体的曝光职能与政府的执政初衷应该不谋而合。然而, 一些政府官员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当地形象的考量, 将“媒体曝光”视为“揭家丑”、“找麻烦”, 对此不是百般抵赖、矢口否认认, 便是文过饰非、极力狡辩, 甚至至罗织罪名、打击报复。这种不明智智、非理性的行为, 既对媒体工作者者在履行监督职能时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 更让政府及官员的公众形象“雪上加霜”。哈尔滨市把新闻媒体曝光明确列入行政问责的案件来源, 无疑是对“防记者”潜规则的大胆颠覆, 凸显其开放、包容的公权谦抑和理解、接纳的思维嬗变。这是对媒体工作者莫大的信任与鼓舞。

当下中国舆论生态呼唤理性精神 篇2

不知何时起, 中国的网络变成了情绪宣泄池。每天, 论坛、微博、BBS等社区里充斥着各种情绪化、标签化的言论。有时, 事实被肢解, 甚至还远未浮出水面之时, 就已盖棺定论。如果有专家出来为社会问题释疑, 便有无数人骂其为“砖家”, 认为其纯粹忽悠, 完全不可信;如果有“富二代”犯法, 则认为其肯定会得到司法的包庇, 群情激奋;如果发生了一起事故或突发事件, 则所有矛头都指向政府、指向体制, 忘记了政府和体制以外的因素, 如对人性、人为等进行考量。这些夹杂着谩骂、怒吼的言论构建出一个无比焦虑的网络环境, 让本已焦虑的社会心理更加不安。

面对当下中国这种舆论生态, 我们将其简单地归因于网民的素质显然是不科学的。需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 深究潜藏在宏观社会背景中的非理性情绪根源, 才能理解这种网络情绪病。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腐败问题的凸显, 一部分民众有很强的被剥夺感, 对社会充满了愤怒, 最后失去了情绪自控。

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或成为为生活艰难奔波、看不到希望的蚁族。他们心里充满了受挫感, 对社会产生了极端的愤怒情绪;此外, 一部分进城农民工面对城市的冷漠和生活的艰辛, 弱者心态凸显, 对社会感到不满;一部分城市低收入群体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恨。这些群体对富裕阶层的骄横和官员腐败高度敏感, 容易情绪失控。如“北影学生打死清洁工案”发生后, 媒体只简单介绍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然而, 几个小时之内, 网民便用异乎寻常的想象力进行了联想, 对该学生贴上“残忍富二代”的标签进行谩骂, 并对校方不公开现场录像及警方不公开调查过程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甚至有网民称, 如果校方不公开录像说明他们正在想办法让该学生逃脱法律的惩罚。

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了民众的理性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

功利主义思想使社会群体以利益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 忽略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量。当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时, 他对任何不公平、不合理, 甚至可耻的事情, 都严加维护, 不容别人指摘。

如一些垄断企业的高管, 明知垄断造成了很多不公, 还是千方百计为这种垄断辩护。相反, 当一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 则对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嗤之以鼻, 甚至全盘否定。如最近闹“血荒”, 很多网民评论称自己不会去献血, 因为献血之后得不到任何好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制约了理性精神的成长, 眼前利益成为个人追求的唯一目标, 价值判断、道德伸张、责任担当这些多角度的考量被抛诸脑后。

媒体眼球新闻理念的引导容易使事件标签化, 从而引起舆论的非理性解读。

很多媒体在改制成自负盈亏的企业之后, 经营压力日趋增大, 弱化了客观真实传播信息的使命, 把位置让给以营利为目的的眼球新闻。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 媒体不仅倾向于报道受众普遍敏感的事情, 而且报道时用敏感标签作为标题进行突出, 更有甚者, 在报道内容里用暗示、强调、渲染等手法烘托氛围, 夸大事态的严重性。类似的事件如“八毛门”事件。患儿父亲指责深圳儿童医院过度医疗, 媒体在患儿病情还未明了之前用明显指责医院的语气进行报道, 吸引眼球。网民的情绪受到引导, 一边倒地谩骂深圳儿童医院。但后来患儿被证实确实患有先天性巨结肠, 需做手术。媒体用眼球新闻报道的结果就是患儿的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一家负责任的医院被卷入舆论漩涡中。

当下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本身缺乏理性, 过分迎合流俗, 对真理没有坚定立场, 影响了社会的理性思维培养。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一个社会理性思考能力的强弱与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有直接的联系。儒家重视理性思维, 对生死、仇恨, 都有着理性的态度。自春秋以降, 这种理性精神便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 成为士大夫养身修为的参照。近代历史上, 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 知识精英阶层高举“科学、民主”理性思想旗帜, 对民族昏昧、无知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当下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却有日渐非理性化的倾向, 如发生在前不久的复旦大学为了迎接明星梁朝伟, 不惜让学生停课去站岗的事情, 便是典型的例子。一个大学如果失去风骨, 便有堕落的危险。此外, 还有一些著名学府的教授, 经常情绪激动地进行谩骂, 脏话连篇不堪入耳, 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平和, 给公众做了不好的榜样。

种种原因, 造成了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不仅会误导舆论, 还会干扰到社会秩序, 影响社会稳定。因此, 我们需采取切实措施, 扭转事态。

首先, 需大力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情绪, 有必要在社会保障、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加大力度, 填补社会贫富的短板, 改变社会心理失衡状况。

其次, 需改进司法体制, 特别是要提高司法程序的可操作性、简便性、低成本性。大量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人群靠网络炒作博取同情, 进行维权, 折射出维权渠道不通的现实。

舆论理性 篇3

一、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表现形式

所谓非理性表达是指人在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 (如情感、直觉、感觉下意识等) 的控制下所做出的语言或者行为。针对一些网络事件, 网民在论坛上发帖、回帖、跟帖, 公开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其中混杂着大量非理性的表达。

首先, 非理性的网络言论。面对一些突发事件, 网民往往以个人的论调盲目猜测、判断、发泄对某一现象或事件的看法, 其言论并没有立足事实本身, 对事件做客观公正的分析, 而是通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在热点事件中只是一味地跟风, 壮大发言队伍, 在数量上使网络舆论形成强势, 在这些非理性的网络言论中, 其中不乏有用粗俗、刻薄的言语对当事人进行讽刺、谩骂的评论。对于网络红人芙蓉姐姐, 腾讯网友疏┲╃遠说:“额, 芙蓉奶奶, 你让我活长点吧, 人要有自知之明!死不要脸, 你的笑话真好看, 怀孕的母猪都比你好看!”在“杨丽娟追星事件”中, 网易网友发表露骨言论“一门三疯子, 父女两神经。横批:空前大SB”。这些咂舌的言语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也不能幸免, 河北大学车祸案发生后, 网络上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讨伐, 天涯社区的网友慕苏1010说:“败类啊~~败类啊~~”对非当事人李刚, 网友秦海丁说:“草, 连诛九族!!!!牛个鸟啊, 不就是老爸当个破局, 看其子只其父, 贪官!”在热点事件的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 网民使用无所不用其及的刻毒语言, 直截了当地进行情绪发泄的非理性表达随处可见, 有时网络上盛传的这些偏激、缺乏理智的言论, 到最后往往不再停留在事件本身, 而是针对当事人的言语、家庭背景、私生活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其次, 非理性的网络参与行为。在网络事件出现之后, 网民不再仅仅满足于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 近年来越来越盛行的“人肉搜索”便是这一诉求的产物。人肉搜索引擎是指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信息的一种机制, 实际上就是通过其他人来搜索自己搜不到的东西, 强调搜索过程的互动。这种看似简单的搜索工具, 在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下, 具有了强大的杀伤力。2006年的“女子虐猫事件”便是一个代表性案例, 网友“黑暗执政官”在“天涯社区”上贴出了踩猫女人的照片, 做成一张“宇宙通缉令”, 让天下网友举报, 在众多网友自发组成的人肉搜索引擎下, 仅仅6天时间便找到三个相关责任人, 在得知责任人具体信息后, 愤怒的网友们用打骚扰电话、贴标语等实际行动谴责当事人。这种“万能”的搜索方式在许多网络事件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铜须门事件”中网友对铜须的人肉。“史上最毒后妈事件”中, 网友仅仅凭一个帖子就对小慧的后妈进行恶毒的网上通缉, “钱军打人事件”中, 网友不只对钱军进行人肉, 连带着他的妻子、上小学的女儿也被网友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人肉搜索这种“一人提问, 八方回应”, 通过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 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 并把最终曝光细节的特殊搜索方式, 在网络舆论形成中发挥着它特有的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 人肉搜索是网民非理性参与网络事件的产物。

二、网络舆论中出现非理性表达的原因

(一) 群体压力下网民的从众心理

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提出了“沉默螺旋”理论, 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为了避免陷入孤立, 大多数个人会倾向于发表和“多数”和“优势”意见一致的看法。因为害怕孤立, 个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 当发现自己属于“优势”意见时, 他们才会积极大胆地对事件进行评论。诺依曼认为, 舆论未必是社会上的“多数”意见, 但至少是表面上或者人们感觉中的“多数”或“优势”意见, 它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来制约个人的行为。[1]

人类是一个群居动物, 只有在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在网络BBS跟帖中, 主导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者就会造成一种群体压力, 尽管网络具有匿名、自由等特点, 网民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言, 但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为了不被群体恶言攻击, 对同一事件持相反意见的网民会保持沉默。以“封杀山寨”事件为例, 2009年作为政协委员的倪萍在公共场合发表了对“封杀山寨”的看法, 天涯社区的楼主对倪萍的行为进行了持批判态度的诱导式发言, 其后网民的跟帖中, 也有人理智地对此事做了一些客观公正的评价, 但由于群体的压力, 跟帖中对倪萍批评或侮辱的言论占了上风, 如“怎么不封杀千嫁骚女人呢?”“真是脑残”等, 但似乎仅仅这样还不能表达心中的怒气, 他们进而开始连带批判表示赞成或理解倪萍的网民, 指责批评山寨的人都是“自私的瓢虫”等, 其后, 那些“正义的勇士”大都选择了“隐退江湖”。

在对网络事件发表个人意见时也不乏许多理智的网民, 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往往是公允的, 但由于群体的压力, 这些网民最后都转向“沉默”, 使舆论领袖的意见达到“强势”, 网民的许多非理性表达都是在这种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形成的。

(二) 网络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缺位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 认为: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 存在着一些把关人, 他们负责对传播信息进行把关, 对信息进行过滤, 最终决定哪些可以进入流通环节。[2]

传统媒体的把关人都是受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记者、编辑, 他们具有一定的职业水准,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的“把关人”角色形成一定的挑战。网络媒体的“把关人”早期仅是一批只懂得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网络特有的传播模式, 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 政府的“把关”功能被削弱, 传播权利开始出现分散化倾向, 由少数人手中逐步转移了到广大网民手中, 随着信源的增多, 对于传统媒体能通过“把关”屏蔽的信息, 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得知。由于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 对于网络上许多信息的真实性人们不得而知。

在网络传播环境下, 每个人都可以是新闻的发布者, 但是因为很多人并没有受过严格的新闻专业训练, 也并不具有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 所以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很难说是新闻, 仅是一些无知之见。网络传播中“把关人”的缺位使得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折扣。出于利益考虑, 许多网站也只是一味地发布吸引受众眼球的话题, 追求网民的疯狂点击, 使其变为“热点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 网民对事件进行任意的评论、引导, 这极容易使得网络舆论发生错位, 造成网络上非理性观点的充斥。

(三) 社会生活的娱乐化倾向

作为曾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判家尼尔·波兹曼在著作《娱乐至死》中开宗明义地断言:“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舆论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

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 在一个高压力、快节奏的现实社会中, 人们需要释放工作和生活压力, 网络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网民的这一需求, 成为他们宣泄心理能量的窗口。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人格结构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4]本我是其最原始的部分, 由“求乐原则”支配, 着重追求享受。网民的需求既有高尚的也有低俗的, 但本我的“求乐原则”因素会导致网民产生接受与传播媚俗化信息欲望的心理诉求, 传播“轶闻趣事”成为网民共同的心理趋向。一些轶闻趣事不仅在信息的内容和形成上可以满足人们寻求快乐、自我表现的本能, 还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尽情展示自己的舞台, 满足了他们追求娱乐的欲望, 甚至许多网民群体式娱乐, 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生存之道寻求一时之快。[5]

2010年江苏卫视《人间》专访上海陆家嘴征婚女罗玉凤后, 一时间网上关于罗玉凤的语录层出不穷, 对于凤姐张狂大胆的言论, 网民不但没有理性地去看待这种炒作, 反而一哄而上, 开始群体娱乐, “尊称”罗玉凤为凤姐, 并提出了“信凤姐, 得自信”的口号。纵观近几年出现的网络红人, 无论是犀利哥、小月月还是天仙妹妹, 都是网民一手“捧”出来的, 是网民集体娱乐的结果。这种网民的狂欢在刚过去不久的“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更是达到了极致, 有网友将李刚父子的事迹编为口水歌、绕口令、小说、MV等形式, 极尽挖苦讽刺, 猫扑网还最先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的活动, 参与者迅速过万,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在追求娱乐时的非正常程度, 网民群体式娱乐的心态使得他们在发表言论时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表达。[6]

三、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现象问题的消除

(一) 政府:加强对网络舆论的规范和引导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现状, 政府必须对网络言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 在保证网民获得知情权的前提下, 引导网民对事件做出公正、合理的表达。

首先,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通过立法手段将网络主体的责任、义务和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 做到有法可依, 同时健全外在的网络舆情检测机制, 健全网络技术的法律法规, 通过法律途径严厉制裁网络犯罪行为。

其次, 尽快建立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渠道和工具, 在网络上形成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对于一些突发事件或者影响较大的社会事件, 政府要遵循“第一时间”报道的原则, 保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对事件在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 用网络发言人权威性言论来引导舆论的方向。

再次, 加大对建设重点新闻网站的扶持力度, 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建设一批政府管得住、网民信得过的品牌网站, 同时要强化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可以引导网民冷静思考、理性表达, 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二) 网络媒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随着网络媒体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增强, 其担负的社会责任也就越来越重要, 这就需要网络媒体在报道的过程,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主动承担起自身应负的职责。

首先,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积极引导网上舆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 网络自身的报道框架和议程设置取向对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具有不可忽视的诱导作用。这就要求无论是新闻网站还是商业网站, 都必须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 在报道中尽量避免其议程设置偏差, 建构符合新闻事实内在价值和社会道德要求的新闻报道框架,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各大网站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建立起一套规范的网上新闻发布、把关制度, 严格自律, 遵守职业道德, 切实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 尽快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网络传播队伍, 树立媒体的公信力和良好的社会形象。[7]

再次, 承担起提供健康有益的休闲活动的娱乐责任。网络媒体在为网民提高休闲娱乐职能的同时, 一方面要避免那些不健康的娱乐内容, 坚决杜绝庸俗、色情等不健康信息内容的发布传播;另一方面在娱乐新闻的传播过程中, 要增强文化的亲和力, 不能一味地去满足部分网民追求“轶闻趣事”的心理偏好, 使传播走向媚俗化, 也不能简单地以声明方式大义地驳斥网民的意见, 要加强引导艺术, 以一种友好、关爱、平等的姿态与网民交流, 适当采取一些幽默、诙谐、调侃的方式, 缓解网络舆论中的紧张气氛。

(三) 网民: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一般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 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服务的能力。[8]人们生活在由传媒营造出来的媒介环境中, 面对眼花缭乱的信息,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就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 网民要积极主动地接受媒体素养教育, 使自己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利用媒介的能力, 构建能够正确获知媒介信息及其意义, 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只有具有了较高的媒体素养教育, 受众才能了解媒体语言、媒体信息技术, 懂得媒体再现现实的特性, 反思媒体信息的意义, 分析媒体组织和传播影响及效果, 从心智上穿透媒体所构建的迷障, 根据个人能力理性地去辨别信息背后的深层意义, 正确解读媒体显示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理智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次, 网民应该培养自身的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品质。按照文化规范论的观点, 大众传媒之所以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 就是因为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能够形成一种道德文化力量, 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媒介所提供的“参考框架”去解释社会现象和事实, 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对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虚拟传媒环境, 人们很难清楚认识, 长此以往就会丧失辨别能力, 导致思想僵化, 缺乏创造性思维。面对网络充斥的虚假信息, 网民要提高防范意识, 培养怀疑精神, 对事件进行独立思考, 提高信息的甄别能力。同时作为传者的网民, 要负责任地发布信息和言论, 对信息进行再传播, 努力营造诚信的网络氛围, 促使网络和谐健康发展。

网络舆论对于许多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网络事件的解决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关注这些正面作用的同时, 也必须注意到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表达, 只有政府、网络媒体和网民同心协力, 这种现象才可能得到消除。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表现自我的平台,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事件, 网民积极大胆的发表意见, 带有严重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其原因是群体压力下网民的从众心理, 网络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缺位, 社会生活的娱乐化倾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减少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表达:政府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规范和引导, 网络媒体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网民应该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1]理查德.韦斯特, 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和应用[M].2版.刘海龙,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409-467.[1]理查德.韦斯特, 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和应用[M].2版.刘海龙,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409-467.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61-165.[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61-165.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6.[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6.

[4]刘冰.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J].新闻知识, 2006 (11) .[4]刘冰.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J].新闻知识, 2006 (11) .

[5][6]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0:9-32.[5][6]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0:9-32.

[7]吴风.网络传播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295-296.[7]吴风.网络传播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295-296.

舆论理性 篇4

该书对《东方杂志》从1904年到1932年之间近三十年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分析。从实际研究的成果来看, 作者显然花费了相当精力。全文将《东方杂志》前三十年的主要文章进行拆解, 以政治秩序转换中的理性主义、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渐进主义、纳入世界格局中的民族主义、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调和主义、新旧文学嬗递中的现实主义、古今学术流变中的进步主义等角度进行整理, 以便于进一步的剖析。该书总共近30万字, 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在摘引《东方杂志》的文章, 这种文献整合工作, 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适用《东方杂志》无疑是巨大贡献。

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能运用传播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 力求挖掘《东方杂志》所刊文章的内在意义与价值。该问最突出的理论运用是关于“守门人”的理念, 现代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卢因指出, “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 在那里, 或是根据公证无私的规定, 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 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流动做出决定”。这番话可以是全文的立论根本, 该文对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俞颂华等人的思想探讨、对《东方杂志》文章风格与思想倾向的认识, 都是源于该刊在面对社会政治尤其是政府的压力、追求文化品味和知识深度的愿望、以及经济效益的看重等三重向度时所体现出的坚持与妥协精神。抓住了“守门人”的钥匙之后, 就不难理解该刊长期以来坚持走保守与自由之间的道路, 体现独立性与兼容性相统一的特征了。

然而, 这本博士论文, 保留了90年代末学术论文的样式, 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缺陷。首先, 该文所遵循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路数, 集中研读了文本本身, 对与文本相关的材料关注不够。《东方杂志》的文章数量浩如烟海, 却远不是当时舆论界唯一的声音, 其价值与意义必须要和同时代的其他观点相比较, 尤其是各种理念进行呼应、对抗、支持与反驳之后方能体现胡来。而且, 《东方杂志》是同一类出版物的代表, 在研究它的同时, 不能不对相关刊物, 尤其是上午印书馆出版的其他刊物, 比如《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加以比对, 这样才能将《东方杂志》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出来。然而, 该书只是针对《东方杂志》文本本身。而且运用来共同探讨的理念, 也只是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梁启超、护士、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人的观念。虽然这几个人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 但是却不能涵盖当时整个思想界。同时在运用这些思想作为背景之时, 也只是论述一下他人的思想, 而直接切入《东方杂志》的分析, 缺乏不同思想之间的交织和碰撞的书写。这样造成的结果, 使得读者很难了解到《东方杂志》所呈现的一些观点在当时舆论界所处的地位, 以及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已经提到了舆论界对《东方杂志》所刊文章的支持与反驳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究竟为何, 对哪些观点进行批驳, 却总是语言不详。在论述过程中, 作者会落入历史的后见之明的偏见之中, 而不能设身处地将话语评论落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这就影响了文章的客观性和深度。作为历史的后来人, 以今天的观点来臧否历史人物在当时的选择与认识, 显得有些有失偏颇甚至武断。如对胡愈之的“青年政治”论的评价, 认为其“不免幼稚可笑”, 就显得过于轻率。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因对当下诗句倍感失望, 同时感叹教育制度对读书人的束缚, 呼吁从青年开始, 重新塑造一代新民, 因此当时寄希望于青年的言论不胜枚举, 成为当时一种思潮的代表。因此对于这种言论的认识及评价, 理应采用更加全面而客观的视角。而类似的具有道德评判的结论之语, 在文中多处可见, 因此削弱了文章的分析力度, 不过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学术界主流话语, 这也是当时的学术界留下的印记。

在文献收集的工作上夜存在一些不足。基于《东方杂志》的价值和影响, 因此在文献的收集上必须要包罗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下, 也就是理应对晚清民国的主要报刊、书籍以及日记、书札等材料进行收集汇总, 并进行比较解读、剖析, 在对当时的思想界、舆论界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之上来深化对《东方杂志》的认识分析。而该书所收集的文献数量有限, 仅仅罗列了《外交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新潮》、《大中华》、《预备立宪公会报》等六种近代刊物。仅仅六种刊物是无法展现晚清到民国几十年间舆论界的整体情况的。同时, 缺少一定数量的报刊、日记、书札等史料, 也使得《东方杂志》在当时的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无法得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与横梁。虽然作者多次提多发哦了《东方杂志》上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共鸣, 所罗列的材料却往往是该刊上的来稿文章, 而经过该刊的标记审核之后所刊发的文章一般都是与刊物自身观点相一致的, 因此并不能十足的证明这些观点的影响程度。

另外, 作者对自己书中所展开的写作体系颇为自信, 按照他所设计的“理性主义、渐进主义、民族主义、调和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进行分类。但是, 细观《东方杂志》的相关文章, 这种分类方法在具体的处理过程当中, 并不能严格归于作者的分类法。大多数《东方杂志》上的文章, 都是内容丰富、思想多元的类型, 往往是既可以用理性主义、渐进主义来归纳, 又不妨以调和主义、现实主义来说明, 这就造成了作者在文章的具体讨论中, 总是陷入章与章之间内容重复、互有羼杂的繁琐累赘甚至矛盾之中。

参考文献

[1]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 (1904-1932)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