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论文

关键词： 找回 治理 危机 全球

去年11月，在“中外企业文化2008南宁峰会”上，我作了主题为“‘五门事件’的文化反思”的中心发言，谈到2008年在我国企业界先后发生的几个具有影响的事件，如华为辞职门事件、东航返航门事件、唐骏转会门事件、王石捐款门事件以及大家非常关注的三鹿奶粉门事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1：

找回日常生活：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

摘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标识，日常生活成为透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着对危机根源的诠释、对危机背后技术问题的反思和对危机治理之道的寻觅。全球公共危机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变革中的失控，见证了与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风险，由此可用“反向”来概述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扩散，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和对技术的极化反思双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方能使对技术的反思避免陷入虚无化的泥潭。现实感的最终载体，则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机的治理实践。“反向”、技术、实践可谓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逻辑的三重维度，为探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会视野。

关键词：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场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指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关研究深刻反思危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危机所暴露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危机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公共危机从孕育、发生到应对的过程，均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机恰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公共危机由日常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孕育形成，如果说加速变革本身意味着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风险本身便是一种“反向”的因素。“反向”代表着变革预期与技术有限性的张力，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的认知瓶颈，然而反思技术的极化又易于陷入否认现实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复可能的认知泥潭。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可以辩证地统一对技术的反思与对虚无化泥潭的避免，最终落实于治理实践。“日常生活”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概念，然而“找回”并非意味着复制后现代主义般的空无论调，而是要透过“反向”、技术与实践，构筑起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中寻觅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点：“反向”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对诠释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刻意义，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机的孕育之场，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而言，其内在逻辑实则体现为“反向”的风险。风险本身意味着日常生活在演化过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确定、复杂性、负面化的因素，此类因素的生成与影响难以被既有技术手段绝对掌握，然而风险却以公共危机为现实样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透过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发现，公共危机可理解为不确定风险的现实化与扩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仅反映常态下的社会结构运行主线，亦是突发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对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反思，那么观察的起点应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质，此特质可从生成、转换与回溯三个层面细化探讨。

（一）生成：加速的变动与负面的回响

在影响全社会的普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基本样态和演变轨迹的充分观察显得十分重要。基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可诠释危机的普遍化趋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①。换言之，重新分化组合的生产、分工与交往已形成了从局部到总体的全面效应，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全景视域。在此过程中，对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加速本身便是与社会转向变革相捆绑的某种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态度，已成为无须怀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正当化的运行样态，使全社会“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逻辑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为社会变革本身便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诀别和对现实场景中各类信息、财富的获取。加速的过程在带来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时，又意味着另一种维度的含义，即接踵而至的、构成“反向”的负面要素。

“反向”属于与加速变革对应的、内生于日常生活的变量。如果说加速变革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变革福利的憧憬与现实资源的积累，那么风险所代表的“反向”则是与变革相违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为孕育于正面推动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对应的是加速变革时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对、自我拆解，可理解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③。现代社会结构在生成中会释放出日益多元、异质化的生产、分工和交往要素，此类要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亦涵盖着对现代社会结构而言不确定的冲击作用，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与结构本身的张力。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成、变迁和重组的基本载体，亦成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场。其印证了一种逻辑，那便是围绕变革的活动模式本身将在加速化的过程中冲击自我、孕育危机。

（二）转换：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风险

风险转换为危机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反向”维度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海啸、流感、P2P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可能诱发公共危机的社会问题，皆可理解为潜在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诸多突发社会问题暴露出社会总体结构过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带来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机发生的逻辑往往在于风险以不可控的形式转换为现实且普遍的负面影响，造成全社会的效应。作为危机的诱发因素，风险本身处于可能性与实存之间，成为悬临并随时坠落于日常生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往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观念认为，“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没有必要纠结风险究竟属于所谓客观危险还是主观认知，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观念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④。依据此类观念，风险是在现在到未来无数个节点上将要显现且正在显现的负面因素，此逻辑可理解为“现在将来进行时”。

加速变化中孕育的、由潜在风险转化而成的危机使具有消解现代社会固有结构的因素日益凸显。故而可以说，“反向”属于社会变革在风险催生中的内在化维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对风险的内在特质提出过两个论断：一是“定义关系”，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⑤ 前者指涉风险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组合在层次分明的科层结构的统合之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严密的规划非但不能消解风险，反而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后者则指涉科层组织结构的失效，意指风险的具体环节根本无法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常态化标准进行监测，不确定、不可控的事故无法明确其确切来源。危机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预设机制本身的执行性，而是源于社会成员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基于此认知，可发现公共危机的降临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困境。

（三）回溯：诉求的迷思与失控的循环

困境在于对加速变革的诉求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远并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某种循环。此循环构成了公共危机频发的逻辑根源，其含义是现代社会在加速变革中的追逐与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论，使社会成员永远无法摆脱随时可能降临的总体危机。寄托所谓“严谨科层组织结构”的思维终将成为“反向”的诱因，而并非防范风险的可行之道。基于日常生活可发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演进处在开放、动态的过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闭合、先验的结构内。同理，风险的发生亦打破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二分的先验性预设，原因在于风险和由风险转换的现实危机印证了现代社会属于“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⑥。在广阔、开放的社会场景中，任何预设化的结构安排均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定义关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含义所在。

治理实践的瓶颈表明，过往获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无法囊括复杂、开放社会场景的全部逻辑。基于对现实场景问题的考量可知，“反向”进程使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机中最终失去了平衡的虚幻外衣。首先，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层化的构想所能达到。在断裂化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多次被验证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过对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国家—社会”固化模式的局限性。纵观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化覆盖与专业化语言似乎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亦暴露出既有服务体系和评估体系在资源整合与信息评估上无法追赶公共危机不确定的脚步，且此种现象发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既往一些研究围绕所谓国家权力范围与社会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却忽视了现代社会结构自我消解的逻辑需从动态、开放、充斥风险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二、反思：技术的现实感

回溯既往研究，对技术的青睐可被视作在现代社会寻求良善治理的某种依托。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化、结构化地配置信息、协调资源，从而力求“达到一切知识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变革中，技术的语词逐渐浮现在围绕社会场景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对世俗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变革的逻輯则使崇尚技术效能成为认知的共通规范，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⑧，体系化的科学技术范式自工业化以来得以全面建构。技术主导反过来可促使加速变革的举措在治理实践中日益成为现实，加速变革亦加剧了对技术的依赖。技术既成为加速变革的认知内核，又成为诠释日常生活“反向”维度时所需重新定位的对象。反思逻辑可归纳为催化、悖论与契机三个层面。

（一）催化：反思的缘起与极致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反思技术实则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发现一组若隐若现的张力存在于反思的主体化与现实性之间。在既往研究中，技术的现实感伴随着对围绕技术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方式的质疑而出现了暗淡化的趋向。诸多观点认为，技术的加速拓展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时尚外表已然泯灭了日常生活的本来样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回溯历史，对技术与技术主导认知方式的怀疑乃是反对百科全书派的主要论点，并被认作是反思技术滥用的先驱性观念。按照此论点，一切技术的功用莫过于使社会成员“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⑩。换言之，技术的日渐主导非但不能促进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会压制社会成员认知日常生活的主动性，使社会成员在实质上成为被技术化认知方式束缚的对象。在此类观念看来，对技术的推崇与对良善理念的寻觅似乎成为难以共融的双重向度。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变革，反对过分推崇技术的论调持续存在，且伴随现实场景中危机的日益频繁，此论断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共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实场景中危机的频发使反思乃至指责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时尚话语。相应观点认为，技术通过“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统治日常生活”{11}，技术的初衷在于精准获取现实资源，然而技术的加速反而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如果将此趋向推到极化，那么，不只滥用技术，就连技术本身亦将成为日常生活中所需摆脱的对象。基于对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一些后现代主义观念认为技术本身几乎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良善治理的梦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超出传统认知方式的变革和围绕技术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执念在既往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依据此类论述，精准化技术包裹下的一切认知均不存在任何独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从于现有技术架构的符号。

（二）悖论：现实的丧失与治理的前景

很明显，上述论断并非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化导向，其实质是将现实场景本身加以否认。极致化的反思在批评技术滥用的同时，磨灭了认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题不再可能。由于无法摆脱崇尚技术的认知，日常生活本身将最终沦为“空无”。如此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困境，即对现实场景中突发问题的淡漠和对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彻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重构的学者从未放弃一个追问，那便是技术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究竟是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虚无”，还是可以从实践中治理的真实场景？或者说，技术的反思与厚重的现实感之间是否可以得到统合？统合是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机中的可行命题。风险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复杂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危机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对技术过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沦，而应结合现实情境反思技术，从而寻求治理之道。

真正适应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内在逻辑的论点在于，对待技术的审慎态度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合理定位，从而重构技术在一整套现代话语中的地位。依据相关论述，重构技术的关键要义是对语言背后“由其哲学体系与西方科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准”有明晰的认知{12}，并在此认知中统合技术变革与良善价值这两个交互辩证却并非不能共融的层面。公共危机的降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中成为现实的破坏性因素，真实化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技术如何合理发挥其现实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术的要义不在于脱离日常生活实际场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够将技术合理作用于危机治理的举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标，观察技术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演变的塑造作用，方能赋予技术本身以厚重的现实感，进而诠释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既包含对过分推崇技术主导作用的质疑，又涵括对技术的认可，即承认技术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机：危机的窗口与日常的重构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认知误区，其实质意义是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可认知、可描述的问题对象。唯有以日常生活为坐标，技术的反思才不会沦落为片面化的悲观论调，反而会在对未来治理之路的探寻中找到现实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化解危机的实践路径，才是全社会需直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结构的断裂中得以加速变革，那么技术自身已成为使加速变革成为可能的“利维坦”（Leviathan）。正是现代技术使国家政权对资源更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会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将国家政权建构与技术变革基于现代社会场景相统一{13}。强有力的政权整合成为广泛的诉求，而技术则使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场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实践。既往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反对技术的滥用，其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在历史时空中长期在场，且是日常生活在应对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对反思技术而言，公共危机赋予了探寻现实感的绝佳契机，而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则是把握此契机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标可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技术批判的极化莫过于对现代社会的另类“装饰”，其论点无法撼动现代社会场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公共危机治理本身而言，现实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会活动真实的载体，是诠释公共危机发生逻辑、寻求公共危机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实主线。公共危机所展现出的“反向”维度，并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虚无，而是意味着对既往认知的突破与重构。此种重构具备了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必要反思，亦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围绕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才是探讨公共危机的前提，技术则是现实场景中长期在场的维度{14}。在此过程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15}。

三、归宿：实践的可能性

探讨实践的可能性，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归宿。其关键在于寻找到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现实主题的基本维度。公共危机的逻辑可见诸具体社会实践产生的突发问题，故而应基于实践脉络，把握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效用，进而探讨何种治理之道能够积极有效地作用于具体实践，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构之路成为可能。遵循此种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方能最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标便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基本社会场景，而实践则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真正承载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主题。换言之，唯有实践才能将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机治理中，赋予治理以现实的基础。该逻辑分别体现在理念、路径与愿景三个层面。

（一）理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脉络

若要寻觅实践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纷繁复杂的观念中相对独立，直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宝贵财富。马克思的论点可谓精辟，“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具体实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进需在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中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践观为反思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勾勒了清晰的轮廓，也强调了实践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形塑。通过对实践主线的把握，技术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终获得厚重的现实感。基于實践维度，社会成员将充分认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反向”孕育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断裂式变化，此变化以加速变革的方式充分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要义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内在化的实践范畴。加速变革与信息掌握的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在生产和分工中对各类资源的盲目追逐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总体性调控之间的张力。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公共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将最终得以清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公共危机背后的失衡性逻辑，实质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中的偏差。生产过程中对财富的过分攫取和活动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环节中使潜在风险转换为现实化的公共危机。依托马克思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变化与后果的阐释，公共危机治理的“反向”与技术维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与现实场景中对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辩证统一。统一的核心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内在逻辑，辩证地反思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逻辑，进而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公共危机的发生层面，还应体现为对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实践的可能性正意味着治理的可能性，即寻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现于危机降临的日常生活。

（二）路径：共在与权力

良善治理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与权力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共在”即“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17}。风险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普遍的公共危机，使日常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共在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场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是作为普遍的危机受众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部分国外的政府首脑亦难逃此劫。曾有一个代表性论点认为，21世纪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我饿”转向了“我怕”{18}。“我饿”属于经济文化表达和国家政权回应的固定模型，其假设前提是社会场景永久地处于闭合、静止的状态，而“表达—回应”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张力。此范式局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成员在经济文化张力中的过分“二分”，然而其忽视的是，随着实践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将成为令人害怕的危机之受众。共同的受众，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总体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场的权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自下而上的总体防控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总体整合是统一的范畴。加速变革的社会场景往往需要强有力且妥善的治理举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状况下运行，故而国家需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在场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国家政权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临“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衰败的问题”{19}。公共危机治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失灵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忽视国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误区所在，依赖不确定社会场景中的自发性活动意图实现良善治理的论点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构日常生活”实则意味着总体性的重构，重构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整合实践中多重资源要素的力量则应是统一的国家政权，故而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命题。

（三）愿景：认知的质变与治理的行进

回顾历史，自21世纪以来，单一化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治理实践上已面临适应性危机的“破碎”阶段，故而“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20}。此类具有新公共管理运动风格的呼吁深刻影响了既往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的部分研究试图寻找妥善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其着眼的场景仍然是闭合化的社会内在结构，危机则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无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无法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可发现公共危机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现代社会结构“反向”特质的基本逻辑。公共危机的发生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体实践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无论是对风险的認知，还是对新的治理形式的构建，其探讨的现代社会困境问题都应从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把握实践之维，实质上印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是相统一的范畴，正是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活动方式则使得此生产与分工方式面向全社会扩散。基于具体实践，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产、分工和交往所构成的现实坐标。对技术的反思亦将剥离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表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确立对技术合理效用的认知。实践维度的确立，是“反向”与技术两重维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赋予公共危机治理总体性的轮廓，使治理举措能够面向现代社会场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具体实践的变化中，公共危机治理没有“完成时”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行进。

结语：交互辩证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并非悬设化的概念，而是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突发问题产生的主题。以日常生活作为公共危机治理视域的做法，乃是与现实社会场景的契合。危机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日常生活内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变革中孕育出破坏、消解自我结构的“反向”特质。在“反向”中，作为加速变革催化剂的技术亦成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变化，抑或是技术本身在现代社会变化中的现实效用，均属于实践的范畴。故而“反向”、技术与实践属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辩证的三重维度，其中实践维度乃是另外两重概念的归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视域得以确立的最终根基。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构的契机依稀可见，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处于“现在将来进行时”。公共危机在全球的发生实则是日常生活短暂化平静的终结，亦是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类清算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内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灵。

其二，对技术的反思将在公共危机中褪去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晦暗不明，获得厚重的现实感。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坐标去指责技术幻象，与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样，均无法把握现代社会在演进中的“反向”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魅力将在公共危机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验化的概念范畴，而是将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作为诠释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动态、开放的现代社会场景在变革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将不会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单一的语言文化所束缚，其本身是行进中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的内涵体现，亦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释：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7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作者簡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姜凯宜 于水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2：

答问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

去年11月，在“中外企业文化2008南宁峰会”上，我作了主题为“‘五门事件’的文化反思”的中心发言，谈到2008年在我国企业界先后发生的几个具有影响的事件，如华为辞职门事件、东航返航门事件、唐骏转会门事件、王石捐款门事件以及大家非常关注的三鹿奶粉门事件。“五门事件”引发我们对诸如企业员工和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怎样看待员工的忠诚观和人才流动、如何建立与高技术人才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如何处理好公司母子文化的关系、如何避免企业文化的老化、如何看待以人为本、知识经济对于企业人力资本管理和薪酬体系提出哪些挑战以及企业应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底线到底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会上，《企业文明》杂志编辑部主任罗志荣同志向我约一篇稿子，后来明确主题是有关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个题目很有挑战性，正是透过“五门事件”，需要我们作系统研究与考量的问题。不久前，我曾说过中国企业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但极不平衡，其中也暴露出很多缺陷，尤其是近期正在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企业文化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多与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缺陷有关，同时，金融危机也在考验中国企业文化理念的成熟度。

本来，我与志荣同志商量，以访谈或讨论形式谈谈我对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的一些认识，因双方一时难以谋面，所以我只能按他发来的“书面采访提纲”来做“作业”了。

罗志荣：企业文化理念的体系化建设应遵循哪些原则，怎样才能与企业文化的制度体系化建设、行为规范体系化建设相结合？

首先，应明确什么是企业文化理念，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的内涵是什么？企业文化理念，是指根据企业长期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未来发展要求，充分考虑企业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及科学技术等的变化趋势，找准企业文化的原点、特点和生长点，用确切的文字语言所表述出来的企业价值观、道德观、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有这样几个方面内涵：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不是一两句闪光的语言，它是一个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不是一两个人(企业领导人或创始人)的理念，而是在企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的引领下所形成的企业全员的价值共识；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不只是一种管理的系统理念，而且是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所形成的涉及企业发展战略、市场开发、生产经营、管理控制、安全、廉政、服务等全方位的理念；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从层次上说，包含企业、部门、基层班组等不同层次的理念，就一个集团公司而言，既包括集团的理念，也包括下属企业的理念；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不是空洞的学说，而是植根于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之中，又直接或间接引导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思想指南。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大体包括：企业的事业领域及市场定位，企业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企业精神及企业风尚，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企业管理理念及管理方针，企业服务理念及服务规范，企业人才、质量、安全、廉政等理念，领导层、管理层及员工层的基本行为准则，企业的主打宣传用语及文化形象定位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也不尽一致，没有标准的模式。

企业理念体系化建设应遵循这样几条原则：

从实际出发与积极创新相结合。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不能脱离实际，只有与企业内外环境、员工现有的素质及心态相适应，体现企业的优良传统，才能被企业多数员工所认同和接受，才能逐渐扎根于群体意识之中。但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不是对现有文化的简单总结、归纳和提练，而是在充分考虑未来市场的竞争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企业的影响，适合企业未来发展和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进行的一定升华和创新，它反映一定的前瞻性、先进性，体现新文化的导向力、牵引力和促进作用。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是一个过程，随着企业内外生存环境的变化，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必须因时而变。当然，这种变，主要是完善与提升，企业的核心价值和特色文化不宜轻易改变，只有当企业内外环境发生根本改变时，原有核心理念已经严重阻碍企业发展时，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才会发生根本改变。

体现共性与创造个性相结合。企业文化有个性而无共性不能融于社会，有共性而无个性缺乏生命活力。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无疑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即反映企业独特的文化信仰和追求，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但也应注意到，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市场条件和人文环境中发育成长的企业文化具有很多共性，如市场经济这个共同的大环境就塑造出企业共同的创新观念、竞争观念和顾客观念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大环境就塑造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和奉献意识等。因此，在创造个性的同时，应注重体现共性，注重从社会文化和其他企业文化中吸收借鉴有益的文化成分。

领导组织、专家帮助与群众参与相结合。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包括提炼、概括和确定)，一般由企业文化建设领导机构或企业主要领导者发动，执行部门组织实施，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反复酝酿、讨论，企业文化专家帮助进行提炼概括，然后经企业领导者和企业员工共同研讨确认，再最后确定下来。企业文化理念的定格过程既是员工参与讨论和决策的过程，也是员工自我启发、自我教育及对新文化认同的过程，还是企业领导者、外部专家、企业员工之间价值观念的沟通、融合的过程。所以，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概括不能由企业领导者个人完成，应由企业全体干部员工参与及外部专家帮助共同完成。

系统性、科学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相结合。好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体系，应该是内容完整、特色鲜明、含义明确、表述科学的；文字表达应力求严谨，有哲理，同时大气、时尚，符合潮流，对员工和社会公众具有理性感染力和亲和力。但对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形式没有严格的规范，既可以像多数企业那样分条目概括，最后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也可以像华为创造《华为基本法》那样，用一种企业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概括，概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要力求有专属性，避免与其他企业雷同。同时也要注意，文化理念要能延展和细化，派生出具体可操作可执行的任务、标准和规范等，避免空洞无物，好看而无用。

以上述原则为指导加强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就为企业文化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企业文化的理念体系化建设只有与企业文化的制度体系化建设、行为规范体系化建设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文化的理念体系与制度体系、行为规范体系处于不同的层面，在实践中是相互推动的。实现二者的结合，首先以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为标准，检查现有制度、行为规范，发现文化与制度、行为规范的偏差，纠正偏差，使制度与行为规范走向先进文化的轨道，这个过程是用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精神武装制度与规范的过程。其次，对于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中倡导的某些精神，目前又没有制度与行为规范予以体现，可以制定一些新的制度与行为规范，从而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与行为规范体系。比如，企业倡导员工参与管理，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就可以制定一个合理化建议制度，就如何征集、反馈、实施以及奖励等作出规定。人们执行制度的过程就变为践行文化的过程。当然，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往往超前于制度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制度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反映的是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中最基本的要求；超前的文化理念一般通过企业舆论、风气、文化氛围等形式发挥作用。

罗志荣：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在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方面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和不足，其原因何在？

当前，我国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主要问题表现在：

企业文化理念的“老板化”。不少企业在建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时，以老板的个人意志、观念取代全员的意志、观念，用一个人的大脑代替所有人的大脑， 把老板这一个特殊文化因子的作用无限放大，排斥其他文化因子的作用，企业文化完全变成了“老板文化”，变为老板个人的价值观、追求、素质、能力、作风以及个性和品格等的体现。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比较普遍地存在。

企业文化理念的“任期化”。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国有企业领导者有任期，频繁更迭，三五年换一任，多数企业领导者又不太注重文化的传承，各说各话，各唱各调，导致企业文化理念随着企业领导者的更迭而变轨，导致优秀文化流失，不能持续积累并一以贯之。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呈现明显的“任期化”短视症。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普适化”。在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实践中，部分企业只关注文化共性，忽视个性，企业文化理念不能反映企业特有的历史、传统、经验、价值，千篇一律，甲企业的文化理念搬到乙企业照样适用，企业文化理念成了普适的“真理”，缺乏特色，没有感召力、亲和力、吸引力和冲击力。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口号化”。不少企业请了专业公司或文人墨客精心策划、提炼，所推出的文化理念，从表面上看非常富有哲理，文辞也很考究，不乏华丽，但仔细考量，没有实在的内涵，不能延伸成具体的目标、任务，不能变为制度、规范加以执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能“落地”，口号似的企业文化理念仅仅是一件漂亮的外衣，给企业一个好看的包装，企业文化成了一种装饰文化，企业文化理念化建设自然流于形式。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一元化”。有些规模很大的集团公司，在企业文化理念化建设中，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试图把全集团几十甚至上百家下属企业，几万甚至十几万员工的思想全部统一起来，用一套文化理念体系和行为准则规范大家的行动。忽视了下属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和成千上万人的不同需求。这种“一元化”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一花独秀，不仅压抑了个性，而且也使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僵硬化，窒息了企业的创新精神与竞争活力。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CI化”。有些企业把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混同于企业推广CI中的MI导入，多从营销的角度和塑造企业外在形象的角度加以设计与传播，忽视企业灵魂——以人为本价值体系的完善与提升，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成了宣传广告语。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既与企业管理体制有关——不少国有企业建设企业文化是做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或是应付差事，应付考核，缺乏加强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更与企业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有关。尽管企业文化理论盛行多年，也出现不少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企业的主要领导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到位，或认为经营是实的文化是虚的；或认为企业文化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或认为企业文化是慢功夫，远水不解近渴；或认为企业文化的作用只限于管理范畴，只是领导者的一种管理手段。凡此种种，这些认识问题成为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的重要障碍。当然，出现上述问题也与管理不得力、投入不到位和缺乏经验有关。

罗志荣：要建设充满活力、持久有效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使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成为企业的魂魄、软实力，为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命线、统帅，其主要途径和主要方法有哪些？

从大的方面讲，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只有开工之时没有完工之日的工程。使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具有持久性与活力，使之真正成为企业的软实力和生命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企业领导者和全体员工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启动阶段，领导者的高度重视与身体力行，科学的规划与必要的人力与物力投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具体途径与方法上讲，我认为以下几条是必要的：

积极灌输与传播。要使业已定格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员工的认同并付诸实践，积极的灌输和有效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第一，编制一个《企业文化手册》，使之成为企业全体员工的精神指南；第二，搞好企业文化启动仪式，郑重发布企业文化理念，启动企业新文化传播和建设的工程；第三，企业领导者带头对员工进行精神灌输与文化训导，当好“牧师”，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员工对企业文化理念产生认同，进而像信奉某种教义那样信奉它；第四，搞好文化演讲与传播活动，使员工结合工作实际和切身体会，现身说法，谈对企业文化理念的理解和感受，介绍文化楷模的经验与事迹，营造感人和催人向上的氛围；第五，组织文化传播，即利用企业内部刊物、网络、广播、电视、会议、宣传栏、简报以及各种社会媒体，通过新闻、广告、理论文章等形式，广泛持续地传播企业文化理念，创造强势文化；第六，利用“重大事件”，像海尔砸电冰箱那样，有意“制造”事件的影响，大力渲染，强调某一事件的积极意义或给企业带来的重大损失，借以给员工带来心理震撼和震动，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印象，无形之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从而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第七，编写与传诵文化故事，形成像 “IBM公司为新泽西用户修机器的故事”、“麦当劳赔偿顾客50万美元的故事”等那样的传播效应，对内教育员工，对外传播企业良好的形象；第八，把企业文化装进环境。

大力推展与践行。在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途径，强化和固化文化理念，使先进的文化理念变成员工可执行的规范、可模仿的标版，积极践行，由精神转化为物质。第一，把企业文化装进制度与规范；第二，创造适应新的企业文化运行的机制和条件；利用制度、行为准则、规范等进行强化，寓无形于有形之中，使员工从事每一项工作、参与每一项活动都能够感受到企业文化在其中的引导和约束作用；第三，以各种活动为载体推展企业文化，赋予科技攻关、劳动竞赛、技术竞赛、主体营销与服务等活动以文化主题，开展如英模报告会、读书会、经验交流会、表彰会、合理化建议评奖会以及文艺晚会、运动会等文化、文娱、体育活动，让员工潜移默化地接受企业新的价值观；第四，塑造企业楷模，创造企业文化的模仿效应；第五，建立激励机制，对符合企业价值标准的行为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激励。

用礼仪加以固化。企业文化礼仪是企业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所形成的交往行为模式、交往规范性礼节和固定的典礼仪式，礼仪是文化的展示形式，更是重要的固化形式。正像军队礼仪、宗教礼仪对军人和教徒的约束一样，企业文化礼仪规定了在特定文化场合企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语言规范、着装规范，若有悖礼节，便被视为“无教养”行为。企业文化礼仪根据不同的文化活动内容具体规定了活动的规格、规模、场合、程序和气氛。这种礼仪往往有固定的周期性。不同企业的礼仪，体现了不同企业文化的个性及传统。企业要通过设立丰富多彩的文化礼仪，表现企业文化的个性，固化企业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仪可包括工作惯例礼仪、生活惯例礼仪、纪念性礼仪、服务性礼仪和交往性礼仪等。

与塑造品牌与形象相结合。通过把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化建设与CI、CS等战略方法的导入相结合的运作方式，把企业抽象的文化理念注入到经营当中，注入到有形的品牌塑造和形象塑造当中，提高企业及品牌的文化含量，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使社会进一步认可企业；同时也对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检验和考验，促使企业自觉改进不足，推动企业文化健康发展。

罗志荣：怎样做才能避免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文本繁琐化和标语口号化，从而使职工能做到纲举目张、入心入脑？

这个问题很简单，以下几条是重要的：

从实际出发，不好高骛远。

以人为本，不失民心。

群众参与，不搞神秘主义。

用大众语言与智慧，表达简洁易记，不咬文嚼字。

突出核心价值，突出特色，不求面面俱到。

融入工作，贴近生活，不搞玄虚哲学。

与时俱进，不搞教条主义。

上述六条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实际、群众、特色、简洁。符合实际需要、体现群众意志与利益、有企业自身文化特质，同时在表达上又简单好记，这样的企业文化理念一定会使职工纲举目张、入心入脑、自觉践行的。

[责任编辑 罗志荣]

王成荣教授简介

王成荣，著名企业文化学者,品牌专家。管理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人选。现供职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任副院长。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联合会高级管理顾问、中国企业文化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名牌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及流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高级学术顾问、北京市企业文化建设协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等；同时担任同仁堂、全聚德、西单商场、长江三峡等多家大公司顾问或独立董事，任北大、清华、人大、浙大、西安交大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劳动部企业文化师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评价体系评审专家。

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20余部，主要有《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企业文化学》、《企业文化大视野》、《企业文化学教程》、《中国名牌论》、《品牌价值论》、《流通现代化新论》、《现代零售概论》等；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20余项。为100多家知名企业和多家政府机构提供专业咨询、策划。赴日本爱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作学术访问；参加国际及国内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百余次，在全国作学术报告数百场。

曾两度荣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二等奖、两度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荣获中国企业文化理论创新奖，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北京市“人民教师”提名奖、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奖章和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曾作为中国知识界知名人士代表受到胡锦涛、江泽民、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作者：王成荣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3：

马克思实践批判思想的当代启示

摘　要：批判性是植根于马克思哲学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模式，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多种形式中，实践批判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批判，是其批判理论的核心，其价值指向是人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实践批判精神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现时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批判；人的发展

当代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使“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语)再次回荡于21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资本论》热销，西方世界掀起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热潮，人们认识到100多年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内在的和科学批判的合理性。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批判思想一直被大家高度重视，而对实践批判思想的研究也逐步深入。随着党中央“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提出，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一理念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从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理论中能够得到诸多启示。

一、实践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核心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马克思著作的标题上多次出现“批判”一词就会发现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等。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就是从对旧哲学的批判开始的。从马克思的这些批判性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哲学的批判，而且是整个观念领域的批判，是通过社会实践，深入实际批判现实，在批判现实中发展观念，用发展的观念指导现实。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传统的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精神把哲学的、理论的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和其它实践领域，使之成为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全面的总体性批判。德里达也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重要的财富，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他认为，马克思有两大思想资源最令人信服，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激进化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他说：“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P124)马克思的实践批判不仅是对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而且是对旧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有多种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按照批判所指向的对象，可以分为：从思想和理性出发，举起无神论的旗帜，否定上帝的存在，高扬人的自我意识的宗教批判；把批判指向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指向当时统治者的政治批判；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揭示其异化劳动、分工、私有制、私有财产等之间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本质而进行的经济批判；把实践作为批判的手段和对象，坚持理论探索的现实性，使理论研究始终立足现实，关注现实，从时代提出的问题出发，着眼于辩证法，对现实既肯定又否定的实践批判。按照批判的总体特征，可以分为：不迷信教条和理论权威，敢于理论创新，立足于发展，在继承前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理论批判；根据时代的发展，坚持理论探索的开放性，不自我陶醉，不故步自封，而是敢于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自我批判。按照批判所展示的基本逻辑路径，可以分为：从某种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价值观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资本和工资等进行的价值批判；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对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实证分析人手，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预测未来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的科学批判。

在马克思的多重批判方式中，实践批判是核心。这是因为，实践批判是众多批判形式发挥实际功能的聚焦点。宗教批判虽然不是马克思所采取的主要批判形式，但是马克思充分肯定宗教批判对现实的作用，进行宗教批判其目的还是要达到实践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理论批判要发挥它的作用就要通过实践来实现。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批判不是目的，通过理论批判形成科学的理论，使实践着的群众掌握该理论后，理论批判的真正目的才能达到。政治批判最后也是指向实践。因为政治批判是对上层建筑的批判，它指向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指向统治者，希望统治者接受批判者的“批判”，使这种“批判”转化为实践批判，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变成社会实践，化作实际的社会运动。他的经济批判直指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自己的灭亡，号召工人通过实际斗争解放自己。

实践批判是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以及其他旧哲学区别的标志。马克思认为，是否正确认识实践，是否从实践出发去说明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乃是他的哲学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及从前的一切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应该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对以往的思想家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但他们主要进行理论批判，没有进行实践批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区别的标志之一就是突出实践批判特性。

实践批判体现在马克思的理论创立到理论实践的全过程中。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实践问题，并深刻地分析了人和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此时的实践主要是哲学实践，即理论批判。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把矛头指向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建立人民代表制。实现理论批判交融于政治批判，即哲学干预现实生活：“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从此以后，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思想展示得淋漓尽致，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二、马克思实践批判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马克思决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他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为了求知而求知，也不像康德那样，实践是对于理论而言的，是理论的实现，更不像黑格尔那样是为了建立庞大的体系。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批判。实践批判不是目的，是为了通过现实问题的解决，铲除人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探索的是现实的人如何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我们发现关心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整个马克思人生的主线。马克思的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最显著地体现了马克思致力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倾向。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自己对职业选择的主张：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不应为虚荣心所支配，不要“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而“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的地方，不要选择那“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关心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人生志向通过他的博士论文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以豪迈的气概极力推崇普罗米修斯，称颂普罗米修斯为自由的殉道者，为神灵的敌人和人类朋友的象征。他决心按照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走到人民中间，以便同人民一起猛烈冲击那些倒退、压迫和愚昧的牢狱。文中他认为，哲学的力量在于通过批判、启蒙和知识来改造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认为哲学必须干预现实生活，认为哲学“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再度改变世界的面貌。

如果说马克思在学生时代着重从理论上探索他所关注的“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问题，那么，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便带着所觅得的理论武器而投身于现实的斗争。1842—1843年，马克思经历了《莱茵报》的斗争实践，加上本人艰苦的理论探索，很快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向共产主义转变。新的共产主义立场使马克思认识到：要实现人的解放，需要借助实践批判，即把无产阶级和哲学有机结合，无产阶级在哲学的统率下对现实进行武器的批判。所以，马克思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就是说，人的解放没有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不行，因为革命需要物质基础。人的解放更不能没有理论，没有哲学。理论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动性，哲学是人的解放的头脑，也就是说，它是解放者(解放主体——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没有这一精神武器，解放就失去了方向。

马克思在批判现实中，加深了对人的解放、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解。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人的本质、社会历史观等问题上，不仅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而且在根本上突破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抛弃了他先前把哲学批判当做历史动力的唯心主义观点，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人手，通过对资本主义展开经济批判，探讨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并开始把探讨“人的解放”与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得出了许多含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见解。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进一步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开始提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揭示。在1846年夏完稿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初步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体系。从此，人的解放、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论便变成了科学。

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理论看来，“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作为“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武器，不是预设一个理性和自由的先天原则来规范人的存在的合理向度，而是从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掉社会加之于人的一切非人的东西，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实践批判使命在于：一方面将批判的武器诉诸人的活动的批判，旨在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将武器的批判诉诸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使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实践批判的基础上达到内在统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

三、马克思实践批判的当代启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思想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的价值取向——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站在时代发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思想，它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一定要走出传统发展观的误区。传统的发展观是只重视经济的增长，以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更不关心人的持续发展。应该说“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出，克服了传统发展观的缺点，体现了马克思实践批判思想的价值取向。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实现马克思实践批判思想的价值目标，我们一定要做到：树立“人的危机”意识，消除威胁人类生存的因素，走出危机的困境；高扬“人的主体性”，要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把人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树立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个体能动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公民以平等主体的独立资格进行社会交流和行动，无论是职业的选择、人才的流动，还是权利义务的承担、交往实践的确立等，都要求人们以独立的主体身份投入其中，进而成为具有自立独立、自主意识、自律素质和自由状态性质的个人。

第二，防止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保证改革开放方向的正确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发展。理论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科学的理论是正确指导社会实践的前提。为了保证我们的改革实践不偏离正确的轨道，通过实践批判来匡正指导改革的理论使其具有科学性是非常必要的。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忽视和抵制了对于自身的实践批判，不能对自己各方面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偏差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拘守简单

僵化的实践模式，终于陷于覆灭的境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文化由相互碰撞到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凸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觉地进行自我实践批判，就会遭到来自外部的非民族文化的实践批判。中国社会对自身的实践以及理论的批判、反思和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迅速发展起来。我们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或不应该进行实践批判。因为，在当代社会内，一方面是极左的思潮有所抬头，他们否定改革开放，我们要通过实践批判，防止其进一步蔓延。另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他们肯定改革是我们鼓励的，但他们也有一些极端思想是应加以批判的。只有通过实践批判揭露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以不断调整和改进的实践切实解决实际的矛盾和问题，才能真正达到社会的统一与和谐。掩盖和否定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把不和谐掩饰、粉饰为和谐，取消必要的斗争，回避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加重、扩大不和谐。

第三，在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中，为人的发展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马克思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的实践批判方式，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使命，即“它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宗旨，以时代性问题为对象，以实践反思为根基，以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为灵魂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我们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人的发展创设条件。我们要批判的旧世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世界，而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的历史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社会制度起核心作用，它既可以阻滞人的发展，也可以激励人的发展。制度的性质、结构和内容的不同，它所构成的人的发展空间便不同，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也不同。好的制度能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坏的制度则限制、妨碍人的发展，甚至使人性扭曲和变形。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对于人的发展的作用更为直接，也更具有根本性。在社会发展中，我们就要建立有利于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自主意识、提高人们的能力与素质、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制度。

第四，满足人的需要，推动人的发展。恩格斯曾批评以往的哲学在理解人和社会活动时“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不懂得“他们的需要即他们本性”，人的需要是“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动力”，不同时期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实际中，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人的需要的发展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人们从“温饱问题”的解决到“小康水平”的实现，人的需要也由“吃好、穿好”的满足到“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新的需要的自然提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和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改革要本着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的方向去改。如何在今后的改革中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需要的动力作用。历史上每一种社会改革和革命，都是由需要所引起和决定的。人的需要是现实活动的目的，它既可以作为内驱力推动人们从事某种活动，又可以作为价值目标而引导和规范着现实活动的方向，并制约着活动的结果。因此，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的本质力量倾注于改造的对象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作者：徐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