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精选十篇)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篇1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间, 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金融制度, 全国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它主要承担的是为政府管理财政资金和社会信贷工作, 直接对财政部负责, 不存在单独的监管机关来监督银行行为。20世纪80年代后,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铺开, 先后成立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 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独立的中央银行, 负责对四大专业银行的业务进行监管, 在1984年至1993年间, 中国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于一身。在这期间, 中国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管理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逐渐建立,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外资银行、商业银行、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相继出现,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 仅靠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从事金融监管已显力不从心。因此, 在90年代以后先后成立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银行汇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管理。至此, 中国正式形成了由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并进的分业监管模式。这一模式对于加强我国金融监管, 抑制金融风险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2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及美国经验借鉴
2. 1 多部门监管导致部门间协调难度大, 监管效率低
当各金融机构业务单一时, 分头监管动作较为有序。但当金融控股公司出现, 对这种监管模式就提出了挑战。由于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既从事银行业务, 还从事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 这样, 三大监管部门都要介入其中, 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属于平级关系, 且各自监管目标和政策会有一定差别, 从而出现具体监管上协调难度大, 管理效率低的问题。
2. 2 存在监管盲区
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这类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拥有或控股一些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在内的附属机构。这类控股公司的特点是总公司并不开展金融业务, 而由其所属子公司独立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另一类是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集团的控股公司是一家商业银行, 控股或全资拥有一些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的附属机构或子公司。这类公司的特点是总公司开展银行业务, 其所控的子公司展开各类金融业务, 这类公司主要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控股公司下属机构交叉持股, 法人结构复杂, 金融业务也互相牵涉, 这种状况, 无疑加大了监管阻力, 在具体的监控中, 有可能出现规避监管的情况, 从而出现监管盲区。
3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3. 1 改革监管制度, 促使金融创新健康发展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 成熟度还很低, 传统业务是金融业的主要部分, 金融创新较少, 创新不足现实严重。这种落后的金融体系, 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非常不利, 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创新出了问题, 就畏之如虎而禁之。相反, 我们应该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和引进。但在这过程中, 不可以忘记的是金融监管如何有效发挥风险控制的作用, 为金融创新创造优良的金融生态, 让其健康发展。
3. 2 加快建立金融监管的国内、国际协调机制
美国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共同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存在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延迟了防控风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中国各监管机构之间亟须出台相应法规来加强沟通、促进协调提高监管效率。中国目前的“三会一行”的金融监管架构, 由于几家监管机构是平等的“部级”单位, 对重大问题的协调能力较差, 容易出现监管重叠、监管不到位和监管真空。为了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 应该在现有的协调基础上, 建立国家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即建立最高监管协调机构, 该机构负责对金融监管领域内所有重大问题进行协调, 具有协调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同时, 该机构还应具有突发事件处置、金融稳定和风险预警、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长效机制。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应当协调监管政策和手段, 加强信息共享, 建立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化解系统。监管部门建立对监管对象的集中监管信息平台, 实现监管部门与控股公司的信息联网, 改善信息传递的方式与速度。可以重点对混业集团业务往来进行监控, 及时获取各金融子单位的财务、资产状况和经营动态。
3. 3 完善金融法律体系
法律不健全是信息不安全、金融无序的重要根源。中国金融立法长期滞后。我国现行金融法规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信托法》等法律。这些法律确立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分类经营体制和业务范围, 但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及性质并不明确, 既无明确禁止性条款, 也无明确设立性条款。容易导致法律真空, 使金融监管缺乏相应的法律指导。因此, 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来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
3. 4 大力培养高素质金融监管人才
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人员, 知识老化严重, 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因此, 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是未来应对金融风险的关键。首先, 要逐步推进金融机构人事制度改革, 减少并最后消除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人事制度的直接干预, 建立和完善职、权、利相统一的人事任用机制。其次, 根据国际现代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现代化经济管理队伍, 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派到国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实习, 学习现代国际监管知识和技能, 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从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金融监管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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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篇2
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三中全会都是关于改革的重大会议,每次都会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历次三中全会上通过的。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一路前行建设“富强中国”,共圆伟大复兴之梦。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激发中国变革新活力,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升级中国经济硬实力,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充满期待。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改革更易于从全局和总量层面进行突破,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积累的经验也对重点突破金融改革形成了支持,而且金融改革的突破对于带动整个经济转型也会有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金融改革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下一步整个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金融改革是三中全会部署的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金融改革,自中国加入WTO以来,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的真个金融系统,所掩盖的问题、矛盾和危险因素越来越大,金融业已经学了西方金融业一些坏习惯,也滋生了不少自身的坏毛病。虚假的金融业的繁荣与萎靡的实体经济,形成明显比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金融业的改革定位、力度、策略,一直“犹豫不决”的态度。这种局面,已经导致整个金融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服务和推进功能。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重点就金融改革定调和提速。比如在开放商业银行准入门槛、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步伐、推动区域中小股份制银行建设与发展、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应当有所触及。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如何在金融领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
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均程度不同地面临瓶颈,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加快制度改革和市场建设释放各要素活力。就资金而言,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出发点是适应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要素总体较为充裕的禀赋,重点强调金融体系动员资金的功能。因此,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的管制,以及能够迅速动员储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间接融资体系等总体上适应了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随着中国要素资源禀赋出现根本性变化,新时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已超越了对铺摊子的规模诉求。这相应需要一个更加高效、市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转型。这就需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实现,也需要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配套协同来实现。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20年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活动逐步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市场化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与此同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资源却仍然有相当比例配置在效率低下的部门,而大量成长性良好的市场化企业往往缺乏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错配和扭曲加剧了传统部门的产能过剩,抑制了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尽管低成本融资补贴了部分企业,但却是以市场化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为代价的。如果这种错配能够得到矫正,市场化部门在金融支持上的抑制得到释放,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金融改革要重点解决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其一,金融体系功能失调。
一是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和结构主要围绕着为重工业初期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通过利率管制人为压低资金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后者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二是现有金融体系不足以支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中的大规模融资。新一轮经济的转型升级应当伴随着金融资源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的新兴产业重新配置,即落后产能产业应当“去杠杆”,科技创新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应当“加杠杆”。然而,在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重资产行业的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背后折射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低效率。同时,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作为融资主体的银行体系“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风险不断积累,资本约束监管趋严也制约了银行体系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的能力。
三是金融抑制引发的双轨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体系功能的紊乱和潜在金融风险的积累。利率和汇率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信号,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在当前金融体系下,管制的利率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市场并存,在岸的人民币市场受到较多管制与离岸市场上自由的市场定价并存。这些事实上的金融双轨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改进。其二,金融市场结构失衡。
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低风险偏好难以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转型过程表明,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而中国金融体系突出的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从融资结构看,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13.9%来自于债券和股票;从资产规模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在90%以上。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不仅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十分有限。二是行政管制和审批是导致直接融资欠发达的重要原因。债券市场方面,由于主管部门不同,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存在分割,无论是市场参与主体、上市交易品种还是市场的托管清算均未实现统一,且交易所市场发展滞后于银行间市场。此外,银行间市场还存在由商业银行主导的问题,导致风险实质上仍高度集中在银行体系。股票市场方面,证券的发行和上市交易受到行政审批限制,大量有活力的创新型企业难以获得上市融资机会。
三是股票市场结构仍待进一步调整。股票市场层次较为单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代办转让系统呈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形;养老金和保险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发展迟滞,A股市场专业投资者持有市值不足两成,远低于发达市场七成左右的占比情况;一级市场价格严重高于二级市场,2012年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为47倍,而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仅为17.8倍;估值结构不合理,蓝筹股价格明显低于非蓝筹股价格,绩差股价格畸高,严重背离企业内在价值。其三,金融监管失位。
一是监管机构零风险导向抑制金融市场创新。目前,监管机构在事实上强调零风险容忍,监管手段行政化色彩浓重,监管行为常常容易渗入到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使得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商业化经营行为难以充分开展,抑制了金融创新发展。
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两大首要目标。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金融监管的职责都较多地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对国家战略的支持,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强调不足。
三是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与大量涌现的、以大资产管理为代表的跨领域创新不匹配。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造成了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割,出现监管真空、监管冲突和监管重复并存,以及协调难度加大等问题。
四是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亟需明确。与大量新兴金融机构在各地涌现相矛盾的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注重准入审批,但是在行为和风险监管等方面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作用,适当下放部分金融监管权和政策制定权,明晰中央与地方在金融监管上的职责,成为在全局的金融体系稳定与局部的金融市场活力之间达成平衡的关键。
新一轮经济改革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一,要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国际经济再平衡是未来一个时期影响全球经济与金融走向的主题。放置到外部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机遇来自于:一是发达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善,由此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二是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有空间,推进在该区域资本输出既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还可逐步形成非洲的人民币市场。
其二,要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劳动力与资金价格的扭曲是过去30年中国高增长模式的重要贡献因素。近年来,劳动力要素的短缺正在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外部不平衡的矫正。而资金价格的压制仍在继续,因此必须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发挥资金的资源配置功能。
其三,要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过去30年整个经济处于上升周期、货币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以不良资产为代表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货币化过程中得以消化。而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货币化进程都难以达到过去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阶段,结构转型的压力加大,同时货币化也在逐步进入尾声,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这种传统政策逻辑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必须及时转移到深化金融改革上来,一方面要加强对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的市场硬约束,强化市场纪律;另一方面,对存量的资产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置消化。
其四,要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当前的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财税、金融等领域中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实质效果,需要综合改革举措的统筹规划。
硕果累累。正如新闻媒体所说,“改革,为了我们希望的生活”。30余年来,我们最大限度发掘了经济发展的潜力,成功渡过了国际金融海啸的动荡,战胜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切得益于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让我们坚信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整装前行。改革面临重重困难,反对声、质疑声、唱衰论接踵而至,但这些从来都不是停止改革的借口。在信息爆炸时代,面对全球竞争,无数教训在告诫我们,不变则落后、落后就会挨打。一句“人民币对不起中国人”表达了群众对于改革的期盼。创新发展、生态文明,这些关键词出现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是在提醒我们,改革不是在黑暗中摸索,而是调整步伐,带着明确的目标整装前行。
厚积薄发。今年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从顶层设计带头,转变作风、简政放权,让各级地方政府都清醒的认识到,改革就是要转变思想,将“为人民服务”转化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让广大企业、经济组织看到,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有一个正在不断转变职能,全方位服务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描绘了一个“美丽中国”的蓝图,更是通过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反腐倡廉等,为人民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长风破浪。站在历史新的起点,我们深感骄傲,无数先辈为我们当代人创造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让我们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信念坚定,相信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冲破既得利益团体的阻碍、建立风清气正的服务型政府、最大限度改善社会民生,最终实现国家富强与社会和谐。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已经吹起,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模式,以更坚定的信心去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态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篇3
外部,因为中国的崛起,使得全球的力量处在一个平等的状态,所以外部显得有一些摩擦。实际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都是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然在内部来说,经济始终是最核心的因素。在经济模式的转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金融,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使中国经济维持长期、持续的稳定增长,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中国经济如果从加入WTO算起,因为之前是1978到2001年这23年中,我们在推动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这些年经济也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但是那个时期毕竟开放度不够。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所以经济有一个实质性的快速增长。如果从2001年算起到现在差不多有14年的时间,这其中经济是处在快速的增长时期。中国经济不是说维持15年或者20年的成长,更多的还是要思考,比如说维持百年的增长,这样大的经济体如果要维持百年的经济成长,那一定要进行很好的制度设计,一定是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不可能维持这样一个长期的增长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重要的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理解中,具体能落实的,实际要加快金融的改革。因为金融在整个资源配置中是起到主导的作用,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我们追寻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进行选择和思考的。
中国现行的金融模式应该说不可能推动中国经济维持百年的成长,因为它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它的国际影响力不高,国际化程度也不高,证券化率也非常低,所以这样一种金融体系还是非常落后的、传统的。所以必须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三个方面的改革,我称之为“三维”改革。
一、要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宽度改革。从目前来看,无论是从企业作为一个融资者的角度来看还是个人投资机构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提供的服务和可以选择的工具是非常少的,他们可以选择融资工具是比较少的,他们可以选择的资产配制的工具也是非常少的,非常狭窄。这种狭窄的金融体系严重的影响了中国金融的效率,也会使中国金融不断的累积风险,因为它没有使风险漏洞暴露出来的机制。所以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宽度改革非常重要,根据自己的资产负债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资本结构的设置,根据自己的承担周期的考虑,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融资方式。
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现在中国已经步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接近七千美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财富管理的需求将来会越来越急迫,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宽度改革就很重要。宽度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证券化金融资产在所有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因为只有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才可以作为一种资产背景,才可以使风险流动起来。
金融发展到今天,由于金融豁免的出现,金融功能也发生很大变化,从传统金融里面以融资需求为主,慢慢转变为以财富管理为主,没有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大的证券化资产,财富管理需求是不能得到很好满足的。证券化是进行金融宽度改革的核心。
虽然这个重要性判断的很清楚,但是从20多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似乎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我在新浪财经办的首届上市公司评选论坛里面讲了一段话,标题是“我是如何从乐观派变成忧虑派——一位学者研究资本市场的心路历程”。
我从1993年开始,从研究宏观危机转向研究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原来我和邱晓华都是研究宏观领域的,20年前转到研究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是非常缓慢的,也看不到前景。无论是研究的逻辑还是大量的实证材料,都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是中国这个大国发展的必然现象。当时从金融和实体的关系,财富管理的需求,金融脱媒的必然的结果,包括现在金融体系建设的要求等等,从诸多方面都论证了在中国资本上大有前途,而且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所以在1999年到2009年,我写了两个十年,1999年写的是到2010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当时做了一个八大预言,当时还非常严谨,30几岁,一般年轻的时候都敢做预言,现在就不敢了。如果有经济学家说,如果你想坏了自己的一生就大胆做预言,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幸好1999年那个时候说的预言,有六大预言开始实现了。2009年中国证监会有一个十年规划到2020年,我也参与了,又写了一个中国资本市场2010到2020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继纽约市场之后的最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这个有大量的数据,大量的逻辑,得出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乐天派,但是慢慢的我变成忧虑派,是因为到2020年只剩下6年时间,我们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点忐忑不安。
在中国的历史来看,资本市场发展中国经济不能说很开放,有人说中国经济前景不好,只有7.5%的增长,我不相信7.5%的增长是一个不好的预期,全世界说实话还没有几个国家能达到7.5%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以7.5%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说中国经济前景不好,这是资本发展不好的重要因素,这个判断我基本不赞同。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应该说没有任何的起伏,但是我们企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每年都以超过GDP增长的速度在增长。都说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在中国是看不出来的。你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解释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细细想来,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我们认识上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且把资本市场发展看作是非常小的事情,就是那些几千万股民的事情,只是那两三家上市公司的事儿,实际上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大事儿。这是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没有一个发达、透明、流动性好的资本市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在全球分散风险,也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可是就是表现不好,我想了一下,我从乐观派变成忧虑派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确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出现了重大的误差,资本市场对传统商业银行脱媒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金融制度,社会环境的要求比传统商业银行要高的多。包括透明度要求,包括法制水平的要求等等。
同时,资本市场之所以在发达国家如此蓬勃发展,适应了金融在以融资为主转向财富管理为主的趋势。可是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更多的是融资,所以可以看到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我们的安排,还是我们一些规则的制定,都把资本市场融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实在是一个误解。虽然资本市场发展有融资这样的功能,但基本上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安排和其他的传统制度相比较突出之处是因为它最重要的是融资服务,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工具从正面看是融资工具,从另外一方面看是投资工具,但最核心,最体现市场特征的是投资工具,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提供资产配制的工具,或者说主要为社会提供融资的工具。
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设计,无论从发行规则、制度规则、信息披露等等,以融资为标准设立一系列规则,流程里面是以融资为主。比如说,一个是它的发行规则,我不说发行规则是由谁来审定,怎么审定,审定什么,很重要的是一个发行标准,就是让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上市,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行准则里面从未体现融资的设置。
比如说会把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能不能作为上市公司混为一谈,以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就一定要上市。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资本市场是要求上市公司的不是重要性,而是成长性,你的资产一定要有成长性,你的产业一定要有成长性,才是上市公司。投资者没有责任维护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义务,国家可以从税收减免等角度予以扶持,不是说投资者拿他的钱维护他的重要性。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上市公司里面,产业都很重要,钢铁不重要?显然很重要。如果因为钢铁很重要就不断上市我认为就有问题了。
相反,我们在新经济时代的很多企业,可能在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互联网企业,你说在十年前的阿里,八年前的腾讯,包括新浪这些企业,怎么能跟宝钢比,宝钢多重要,但是这些企业都在海外上市了,因为达不到我们上市标准,我们上市标准是重物质资产,重财物,重人数,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这是他们关心的,可是一旦这些标准一上市突然发现他没有成长性,因为他早就过了成长周期。所以在中国上市公司里具有成长型的企业产业很少。我呼吁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发行标准,所以这些企业没有一个是在中国A股上市,统统跑到美国或者香港联交所上市,他们成长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是我们在政治协调上,什么资金进入这个领域进行投资,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大学很多有校园基金会,比如社保基金,如果这是资产管理最重要的场所,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入呢?他们说这个领域风险太大,我说风险太大谁创造的?既然风险太大为什么老百姓资金可以进入。这是功能定位引起的,把市场妖魔化了。这个市场不可能变好。我想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第三个就是金融投资文化也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市场讲究收益风险的平衡,任何一种资产背后体现的都是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重要的标志是对风险有没有核实的定价权,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金融资产都可以在收益风险中找到平衡。
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这方面是很弱的,表现为一点是资本市场赚了钱就可以,赔钱就找政府,尤其是投的这家企业要退市了就不干。那么高的收益就可以,稍微有点亏损就不行了,这个市场里面一定是收益风险平衡的。
在金融体系其他领域突出表现的我们对金融风险的理解比较差,信托产品投资者一般来说收益是13%左右,因为资金成本是8%左右。现在很多信托开始出现问题,因为现在集中回收,出现风险了,我在想作为信托产品投资人得到13%的收益,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收益,实际这种收益后面隐含着要承担高收益相匹配的风险。你享受到13%的预期,所以必须要承受相匹配的风险,包括你不能回收的风险。所以中国整个金融投资的文化和资本市场的要求有一点格格不入。
第四个透明度,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灵魂。因为资本市场之所以成为资产管理的重要的中枢,是因为它的信息通过加工之后成为进入决策的信息,信息是透明、及时、完全的,中国社会的透明度整体上应该说不好,所以这点和政策要求的又不匹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雾霾中的中国资本市场》,你看不清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这四个方面,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也是我变成忧郁的重要的原因,我甚至得出一个结论,我说难道中国社会这种结构,这种文化的因素和资本市场要求的透明度因素条件真的不匹配吗?我讲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非常艰难,如同在旱地里种水稻。于是我就慢慢变得忧郁,如果在中国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金融体系是建设不起来的,所以这是我的忧郁。宽度改革非常重要,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充满了艰难,并不是经济增长了市场就一定好了,还有各方面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个市场的发展。
这是一个改革,很重要但是很艰难。我说2020年中国要成为纽约市场之外另外一个中国财富管理中心,到2020年中国GDP应该在一百万亿,现在2013年是56万亿,我想到2020年应该在一百万亿左右。所以这个目标从刚才我说的因素来看的确有点艰难,为此我们要大力推进改革,改革的力度要更大,才可以达到。
二、要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长度改革。长度改革的核心是国际化,目标就是要把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延伸到国际,可以在全球分散。中国是个大国,中国金融体系触角应该伸到全球。国际化发展核心是汇率改革,是汇率的国际化,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很多年,但是速度非常慢,进展非常缓慢。
周小川行长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了利率市场改革的时间两年要完成,还没有人给这个时间表,我们都在不断地摸索,不断的思考。如果说发展资本市场是非常艰难的话,因为和我们社会结构不匹配的话,人民币的国际化实际上是中国迄今为止改革最重大的改革。我把中国改革分三个阶段,第一个从1978到2001年,按照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推动改革,所以到2001年的时候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阶段我们2001年加入WTO,使得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入WTO之后,由国际关系的规则校正,我们过去建立起来的那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验证,做了很好的校正,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但是中国加入WTO需要外部力量使我们的规则国际化。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中国在这个十几年中,通过加入WTO,中国全球都受益,但是我们国家受益最大。所以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得到更大的好处,也得到了锻炼,也得到了产业,使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原来以为,中国民族经济将会遭到多么大的打击,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只要环境是公平的,条件是公平的,只要不是歧视性的,我们可以和任何国家竞争。现在在世界舞台上,中国领导人讲,推动贸易自由化,推进投资便利化,是中国领导人讲的最多的。我们在加入WTO之前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说你们搞贸易自由化,你们有很多行政干预,现在没有了,表示我们是不怕竞争的。第三个阶段,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其标志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核心内容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这个影响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一旦金融开放了,人民币国际化了,人家把人民币作为财富管理的手段,上海、深圳市场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财富管理市场,相当多的财富都配置在这两个市场上,就有一个要求,你所在的必须是信用国家,必须是法制国家,必须是透明国家。我认为这个能推动中国社会金融的改革。这个东西国际化究竟有多大的风险,实际上没有,我们中国人搞实验,搞贸易好象很在行,我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是金融化,我们心中没有底,因为我们对金融的理解很缺乏,我们理解更多的是银行,90%以上的人脑子里一定是银行,而金融实际意义是金融市场。由于理解上的误差,我们对金融的开放化风险判断比较大,所以我们非常谨慎,谨慎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抓住机遇。
三、要推动中国金融体系深度改革。深度改革就是利率市场化。中国金融体系整体看内部是高度集成,作为一个系统和外部联系相对来说是垄断的。有人说,银行和银行之间进行竞争,银行和资本进行竞争,是高度白热化,怎么是垄断的呢?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第一个价格没有市场化,一个价格没有市场化,怎能不垄断?利率没有市场化。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在一段时期以来包括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如果仍然没有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话仍然会有很好的发展。利率市场化需要条件,一些小银行将来要承受巨大经济压力,主要来自利率市场化。
虽然放开了民营资本办银行,但是这个事儿真的很难,从投资角度来看还不如买股票。当然如果说出于公益,办这个小银行就是为了社区小企业,小个体户,小微企业进行融资,那可以,但是你的利率将会非常微利。利率市场化,我想会给银行储户带来一定的危险。我想中国企业需要调整,除了发展资本市场以外,新的金融业开始出现,比如我们利率,慢慢从旁边冒出来的东西,互联网经济。其中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蓬勃发展,我对这种发展是持一种肯定态度,表明传统金融体系、主流金融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为什么它会蓬勃发展?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利用这种融资工具,或者说把钱搁到他那里呢?显然传统主流的没有人提供这种服务,你是有重大缺陷的,所以这些中低收入的客户统统都到互联网金融去找,这不是好事儿吗。
现代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体系 篇4
中国金融改革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如果我们的改革事先没有一个模式的勾画, 那么改革的方向将会不清晰, 政策也会出现摇摆。我们现在有责任也有能力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应当追求的战略目标。中国的金融改革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之后开始进行了20多年, 这20多年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达到我们追求的战略目标。在这20多年改革中, 对于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有多种表述, 比如教科书上说, 金融体系应当以中央银行为核心, 商业银行为主体, 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但问题是, 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做一些修改, 甚至是重大的修改。
金融体系的分类标准非常多, 有一种分类得到全球金融学家的认可, 即从功能的角度分类。我们把金融体系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另一类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我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今天传统的商业银行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未发生质的变化。我国当前的这种金融体系能不能持续存在下去?能不能保证中国金融的安全而有效率?能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能不能使居民、投资者以及市场主体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我国当前的这个金融体系恐怕难以实现这些功能。
金融功能决定金融体系。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 金融功能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支付清算。贸易活动发达之后, 支付清算非常重要, 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必须提供支付清算的功能以提高全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实质上, 商业银行形成之后这个功能已经具备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第二功能是媒介资源配置, 这是因为市场中信息不对称, 风险无法分散等原因, 所以市场需要一个中介来完成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早期金融体系受技术的限制, 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地域发展, 工业社会后原来的金融制度满足不了要求, 所以现代股份制银行开始出现。上述两个功能是金融体系必须具备的。今天, 金融功能升级了, 上述两个功能仍然存在, 但它们不是最核心的功能。最核心的功能应当是成长性最好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功能。经济发展到今天, 经济活动不但要具有支付清算及资源配置的简单媒介功能, 而且更需要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管理风险的功能, 以使整个经济体系能够安全运转。这是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具有的一个新功能。第二个新功能是将经济增长的财富通过金融体系表达出来。只有经过证券化处理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与整个经济增长保持动态的联动关系。
简言之, 金融体系必须增加分散风险与管理财富这两个新功能, 但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具备这两种功能,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非常微弱, 因此, 我们所要选择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即建立以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未来金融体系三元素
自2004年起, 中国的商业银行真正进入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的20年中, 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具有自我循环的特征, 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显然, 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平台上的, 离开这个平台, 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会成功。从2005年起, 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在境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必须的, 同时, 商业银行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银行改制以社会主义市场为平台, 它的股权通过证券化的处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相对接, 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一个重要的投资产品。
商业银行还面临另一个更严重的挑战是公司债券市场。短期融资券是一年期以内的, 公司债券是一年期以上的。它对商业银行传统的主体业务会产生正面的冲击。按照1983年企业债券发行有关条例, 企业债券的发行当时是由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来审批的, 所以在中国, 发行公司债需要很高级别的领导来审批, 比发行股票难得多。从目前看, 政府主要是让国有大型企业发行公司债, 这显然是极其落后的管理办法, 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股票市场, 它还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有厚度的债券市场, 这个债券市场主要品种应是公司债券。没有一个公司债市场,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就是残缺不全的, 它就无法进行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调整, 也很难使资本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公司债市场一旦放开, 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带来的挑战就更加巨大。如果所有优质的企业都能够发行公司债, 5年就能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5万亿元公司债加1万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就将“穷途末路”了, 没有客户了, 没有利润来源了。对于投资者来说, 商业银行从中间拿走的那部分利差太多, 投资成本太高, 所以投资者更愿意供需双方直接见面, 把商业银行截留的利差交给投资者。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能做到这些, 其中有很多理由。有人说, 股票市场发展了15年, 问题层出不穷, 如果再把公司债市场发展起来, 问题将会更多, 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 风险控制的主体是投资者, 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 就是提供信息披露的标准, 制定提供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 而不是由政府来具体过滤市场风险, 谁来过滤风险呢?谁把真正的信息给投资者呢?不是政府, 而是专业性中介机构。政府的出发点很好, 致力于使投资者、老百姓不受损失, 所以基本对每家上市公司都要进行审查, 但实际上, 这不是政府的职能。应该把过滤虚假信息的功能交给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我们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位, 社会中介也缺乏应有的诚信。我们很多中介的理念是为客户服务, 实质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介的天职是为社会服务, 为投资者服务, 代表全体的投资者, 审查投资对象的信息是否真实。如果是虚假的, 中介就要提示。而我国的中介机构往往参与作假, 把一个明明能看出来的虚假, 通过专业技术做成很难看出来的虚假。所以, 如何发展客观、公正、尽责的中介机构, 包括会计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等显得非常重要。没有合格的资信评估机构, 公司债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公司债市场的价格与信用高度相关。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资产价格和筹资成本应有根本差别。
商业银行的确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一个没有商业银行体系支持的社会主义市场一定是弱小的。
其弱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这并不是说要商业银行通过提供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而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转型, 把原来储蓄客户变成代客理财的客户, 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中国商业银行有很好的信用, 并且愿意通过其信用帮助顾客理财。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发现, 商业银行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商业银行将成为社会的资产管理公司, 在锁定风险的前提下, 尽可能提高投资者的收益。金融服务是分等级的, 资产管理是金融服务链条中最高端的服务。未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应该是资产管理。到那时, 我们的市场有足够的宽度和足够的厚度, 市场上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可供组合, 它可以有效地为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三、发展市场必须翻越三座大山与股权分置改革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 没有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 金融体系会出现很多问题。社会主义市场要发挥功能, 必须要有规范的制度安排。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难以发挥基本功能, 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有制度层面的, 有文化层面的, 有政策层面的, 等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必须翻过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 但是我们的信用文化严重缺失了, 甚至到处存在作假。在这种文化下, 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为没信誉, 从而不可能建立起发达的委托-代理制度。没有发达的委托-代理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另外, 我们有点钱就存进银行, 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当然我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确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文化会逐渐发展起来。第二座大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体系属大陆法系, 一般而论, 大陆法系更强调公权力, 对市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过,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 我们法律制度的架构虽然还是大陆法系, 但在微观之处也在逐渐吸收英美法系的某些内容, 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第三座大山就是我们强大的商业银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只是一只小猫, 旁边站着却是商业银行这只老虎。社会主义市场受到了强大的商业银行的压抑。
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 从20世纪90年代, 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 我们终于发现存在缺陷的制度设计, 即股权分置。从理论上说, 股份公司的股东是有共同的利益取向的, 是平等的, 都是按自己的股份取得权利。但是股权分置却把股东之间的利益取向变成股东之间的利益对抗。在这种制度下, 大股东的利益来源于对中小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剥夺。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 大股东有巨大的收益却没有相应的风险, 而中小股东有巨大的风险却只有较小的收益, 违背了收益与风险匹配性原则, 从而使上市公司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市场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原因。
我们从2005年4月29日开始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最初有人反对这项改革, 认为股权分置改革会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这是一个误区, 甚至有些危言耸听。在这里, 我们要理解:第一, 在市场上, 资产是升值还是贬值, 是亏损还是盈利, 不在于其所有者是谁。市场不看身份, 只看经营能力,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第二, 购买权利必须要付出成本。当然公权力是不能买卖的, 市场上的私权是可以转让的, 原来一些资产是不流动的, 现在要它拥有和流通股一样的权利, 包括差价收益的享有权, 也包括市场上买卖的权利, 那么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价格。这种权利是有价值的, 它能给投资者带来新的权利。
摘要:传统的金融体系具有支付清算和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 而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增加分散风险与管理财富这两个新功能。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构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即建立以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平台之上;要发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基本功能, 需要克服法律制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政策层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股权分置改革。
关键词: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佚名.论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协调发展[J].2006 (8) .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论文参考 篇5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
尽管由于石油危机和自身的“先天缺陷”—“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构建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协定”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然而,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秩序与纪律失去,而理念和原则存续,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保留。目前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以及支付和储备手段。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仍在运行。这一缺乏硬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为日后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投机和商品投机埋下了隐患。
(一)美元对外过度供给导致流动性泛滥
据统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一直飙升至的8100多亿美元,25年间美国对外提供的美元增加了147倍。由此导致了境外美元资产的迅速膨胀,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
世界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再用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样,美国通过累积的庞大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借助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多发的巨额美元为流通手段形成大量的金融资产,使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积聚。美国则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各国也成为美元帝国的支持者,进而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监管模式与资本流动规模及衍生品交易不匹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却高达14%。全球外汇交易总额从的415万亿美元上升到20的886.2万亿美元,9年扩张了1.13倍。
衍生金融产品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代表,其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实体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根据风险递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通过对冲基金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生成风险的“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junkbond)、资产抵押债券(ABS)、按揭抵押债券(MBS)、信用违约掉期(CDS)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的GDP为13.5万亿美元,当年未平仓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市值约为51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40倍。20上半年该比值达到50倍左右,衍生品合约总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全世界对冲基金资产总额在19底不过3500亿美元,年底资产总额已升至1.8万亿美元,数量从3000只升至17000只,9年增长率为500%。
与此同时,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力的监督制度,混业经营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美联储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被各国视为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金融机构的兼并、整合导致风险逐步向大型金融机构高度集中,以美国为主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权。各国大型金融机构也逐步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形成金融泡沫资产的持有者。而各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此外,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竞相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监管的缺失助推了金融泡沫的肆意滋长。
(三)单极货币体系支撑美国国内过度举债消费
美元本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调,降低了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
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基于美国国内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降至1995年的4.6%,再到至2007年的1.8%、-0.4%、
-1%和-1.7%,其繁荣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一场偿付能力危机。
总之,美国借助“信用”本位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其危机买单。而美国具有否决权的IMF作为国际金融机构,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决议,对其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发端于美国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上述弊端的集中体现。
(四)国际经济失衡
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的复兴以及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即俗称“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美国经济的超群地位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与美元的垄断霸权地位之间形成了矛盾,并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剧激化。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而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则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大国操纵,因而,国际经济失衡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
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溯源,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和重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正如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出现罗斯福新政,二战后产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的新规则。此次危机过后是像欧盟主张的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亦或新兴经济体倡导的实施全面改革,最终结果取决于各方经济利益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然而,建立一个可信透明的、能够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各方共识。但由于各方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利益分歧明显,因此,改革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相对较易实现变革的国际经济机构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矛头所指。
(一)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完善国际监管体系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弱势就是发展超前,监管滞后。因此,监管体系改革是最迫切任务。遵循的原则应是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化对所有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督、规范和问责。任何新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均应建立在运作良好的国家以及区域机构的网络之上,并且应从全球视野进行抗周期性的国际监管,以便在繁荣时期防止金融杠杆过度使用,同时防止资产泡沫助长信贷扩张。
1.设立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美元自由发行的恶果表明必须对各国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规模限制,应以经济规模和黄金储备为标准适度发行,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巨幅波动,避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减少其对经济金融的震荡与危害。
2.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控制体系,减少金融产品投机套利的机会。共同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着重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设立一个更有效的会计准则以评估公司资产,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
3.开展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监管。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以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同时,应超越现有的BASEL协议和IMF,形成多边和双边的监管协调机制。
4.设立国际监管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国际化,需要一个国际机构协调国家层面利益,实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学者倡议成立国际监管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扫描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资金交易行为,及时发现高风险金融活动。
(二)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国际协调者的角色,尽管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仍然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然而,在此次危机中它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准备与应对措施,并且在整个危机中无所作为。这表明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经验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已不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无法作出更合理的反应,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以充当维护稳定的“守卫者”。
1.确立真正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可考虑将全球性储备货币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上,这样能克服建立在国家货币上的国际储备系统内在的不公平和不稳定。美元信心的周期性、独立于其全球影响而采用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将其施加给世界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周期性冲击,均影响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开性和重要性。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协调和决策机制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以使其具备更强的监管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执行委员会应监督成员的工作。世行行长的选举和任命也应更加透明、公开,决策过程中应更广泛地征求意见。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国家,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一个以灵活方式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其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并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健全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
3.重新确立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应进行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IMF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偏差,它占有的16.7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实际上形成一票否决权,妨碍了更加公平、有效机制的建立。因此,改革IMF投票机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修改IMF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等应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方向。根据IMF有关决议,2006年中国在IMF认缴份额比例已由原来的2.98%上升至3.72%。世界银行也正考虑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至44%。
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应强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它们对各国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且彼此间的协调也存在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
(三)构建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证明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危害。因此,构造多元、有约束力、相互制衡的货币体系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重中之重。由于美元拥有欧元及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广阔而深厚的金融市场,因此,尽管目前美元一路下跌,但全世界仍愿意持有美元。基于此,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由其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程度来决定。可考虑在现有美元的基础上加入更多国家、地区的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各国货币充分竞争,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重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使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从短期看,出口下降使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看,中国仍面临着绝好的发展机遇。
(一)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
改革开放时,国际规则大都已经成形,中国只能适应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在中国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有其客观性。但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现存的国际规则。而金融危机将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新制订。因此,中国可以审时度势,主动参与,适时客观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为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二)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强化人民币的“周边结算功能”,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及国际影响,以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双边可以自由选择结算方式提供更多便利。此外,应结合周边国家的储备需求,畅通人民币资金的回流渠道。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币基金,扩展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最终形成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
(三)完善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
1.增加人才储备。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国内稳定的金融环境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然而人才储备不足却成为中国金融业海外拓展的制约瓶颈。金融危机引发的华尔街裁员风潮为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招揽业界精英,增加人才储备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2.积极应对危机。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金融体系积极采取抵御措施。
银行业加强了信用风险防范。根据已披露的数据,截至年9月末,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支持债券面值合计12.07亿美元,持有“两房”相关债券面值合计16.76亿美元等。为降低投资风险,中国工商银行已为包括上述债券在内的债券投资累计提取拨备13.9亿美元,拨备覆盖率超过100%。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也采取了相应的减持拨备等举措。
证券业实施了增加上市公司回购和控股股东增持的灵活性,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规定,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推出可交换公司债券等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的基础制度建设。
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巨额财务危机暴露后,中国保监会随即紧急展开全行业“地毯式”摸底,包括摸清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的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摸清中外资公司的外方股东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的情况,评估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等;启动应急工作机制,加强外国保险机构在华子公司资金跨境流动情况监测,切实防范风险跨境传递。
浅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现状 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 金融体系 改革
1、农村金融体系相关概念
1.1、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的综合体,同时,由于金融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为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的管制框架也是金融体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金融部门、融资模式和治理部门、监管体制三部分组成。
1.2、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体系应当是指一切为农村经济服务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及金融活动的总称;它以农村货币流通与信用活动实现同一为其形成标志,又以二者的相互渗透及向证券、信托、保险等新领域的不断延伸为其显著的发展特征;它的健康运行必须也能够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正常金融需求,必须也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必须也能够维护国民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转。
2、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分析
2.1、农信社
改革开放以来,农信社作为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获得了较快的发展。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目的是将农信社办成产权明晰、自负盈亏、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机构。经过了此次制度变迁,农信社的制度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具备完善法人制度并以服务三农为目标的互助性合作性金融机构成为农信社发展的主要方向。
如何确定农信社的制度设计方向、如何界定政府、省联社和农信社之间的权利边界是农信社改革的重要问题。农信社的制度设计事关农村金融体制、社员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改革过程中必须谨慎。目前,随着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对盈利性稳健性的要求更强,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不断出现,部分合作制信用社转向商业性信用社成为大势所趋。但是,由于农信社的制度变迁关乎各方利益,因此制度变迁的时机把握必须准确。
因此,政府和省联社更多地是从农信社的经营目的出发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技术支持,同时,为了保证农村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框架,为农业提供持续、稳定的信贷支持。
2.2、村镇银行
2006年,中国银监会为配合放宽农村金融准入门滥的基本政策,颁布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在村镇银行机制建立之前,政策层面对于村镇银行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村镇银行的利率设定问题。但是,在当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种经营方式并不合理。因为政策层面希望建立产权明晰、自负盈亏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存款最高限额。最高限额的设定有利于村镇银行这一新兴金融机构良性发展,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低利率的约束有利于刺激农业投资,加快农业发展。
农村金融体系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所以在完善村镇银行建设时,不能忽视其他农村金融机制的建设,如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减小农业贷款的损失比例从而有助于村镇银行的稳健经营。因此,注重不同农村金融机制之间相互协调是促进村镇银行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3、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一直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建设。由于其长期服务三农积累的经验,服务三农仍然是农行发挥其优势、构建特色项目的方向所在。至今,农行的目标依然是“面向城乡、服务三农”。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农行在三农服务上的优势和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学界依然将农行纳入农村金融的分析框架中。
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发展步伐中,对于农业的信贷支持成为农行发展的特色。在银行网站建设过程中,作为商业银行之一的农行总是将“服务三农”纳入其信息披露的范围中。农业银行在继承了之前服务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将传统的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作为其优势和特色进行建设。由于服务三农的特色以及农行延续其优势项目符合国家推行解决三农问题的趋势。下一步,农业银行将在服务三农方面继续保持特色并持续发展。因此,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中,农业银行也是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3、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些启示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仍旧需要改革创新,主要的改进综合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要将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结合在一起,发挥自身优势,对自身功能做好定位,即农村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三者明确自身界限,做好自身所负责的业务,发挥好各自的作用。
第二,要保护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使其成为正规金融有利的补充。政府不是农业金融的唯一供给者,正规金融无法覆盖如此众多的农户,非正规金融与农民联系紧密,且在信息搜集和收回贷款方式上具有正规金融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政府必然要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要采取法律措施使其健康发展,并且对民间金融要严格规范和监管。
第三,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管机制。良好的金融体系必然要有健全的法律作为基础,政府应该尽快出台各项农村金融法规。同时要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从而使得金融风险能够得到化解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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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篇7
(一)发达国家农村金融体系的特点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较为成熟,各金融机构间有着严格的职能分工,既有较好的商业性农村金融,也比较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服务,在监管和政府参与的程度上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A.美国:多元化体系职能分层明确,独立监管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架构层次分明,商业性、政策性和合作型金融并存,被称作“复合信用模型”,是真正的职能协调的有效的多元化农村金融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以私营机构及个人的信贷等农村商业金融为基础,以农村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系统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等政策性金融为辅助。
私营产权的农村信贷机构产权明晰,商业化的操作手段并没有使其完全舍弃农村市场,而是利用商业性金融的管理优势,向具有相应资金能力的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如大型农场主等提供资金支持,充分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
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除了专门负责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信贷以外,还向一般农户或其它相对弱势的金融需求主体提供资金。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又进一步细化服务,如有专门针对农户生活性信贷的农户家庭署(Farmer Home Administration),主要向无法从商业金融借贷的农户提供数额相对较小的信贷,也为有意给农户贷款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则针对信贷数额较小的涉农小型企业。
美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独到的设计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健全的农村合作金融管理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4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但目标一致,形成共同的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管理服务体系。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农村市场的金融需求具有信贷金额小、风险大等特点,将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与其他商业银行的监管分离,能保证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和实际制定出合理的监管措施,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B.日本、德国和法国:政府适度指导,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明晰
日本、法国和德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共同之处是三国政府都主导或参与了其农村金融机构的初期建设,但在这些机构日益发展成熟后,政府都逐步退出或减少干预,使得其产权归属明晰。例如,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分为中央到地方三层,在创办初期,政府输入了大量政策性资金,但政府与各级金融机构之间并无隶属关系,中央农村金融机构只是对基层金融机构给予窗口指导,其内部仍然是独立运行的资金系统。
和日本一样,德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也分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三层,但政府对各金融机构的干预更少,除了审计监督和风险防范体系由中央合作银行掌管,其他均由各省级和地方金融机构独立执行,各农村金融机构性质上是合作金融组织,但在管理上借鉴的是现代企业法人制度。
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以合作性质的信贷互助银行为主,其产权清晰的原因是政府少有干预,政府将合作金融的经营与信贷政策的参与分离,一方面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成立全国农业信贷联合会作为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国家级代表,该联合会不从事任何银行和金融活动,只参与农业信贷政策的决策,这样就平衡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要求和自主发展的要求。除此之外,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在民间信用合作组织基础上由下而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内生性的制度变迁也是其产权明晰的重要原因。
(二)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服务的特点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也普遍不成熟,因此,不具有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各国均针对本国农村金融的特点开展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较为典型的有孟加拉和赞比亚。
A.孟加拉:小额信贷
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是小额信贷的成功典型,该银行深刻了解孟加拉农村社会的特性,抓住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经济的特点,从而创造了独特的经营方式,满足了孟加拉的农村金融需求。其主要特点包括:1)相同收入水平的农户组成信贷小组,每人存入少量资金(每周大约3美分),以此为基础贷给需要的农户,并根据其还款情况决定今后的信贷额度,这样既解决了农户小额信贷的需求,也确保了信贷小组的正常运作;2)为农户提供培训服务和保险,从而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且利率较低,需要政府补贴。
小额信贷这种农村金融的形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适应传统小农经济环境,早在正规金融机构引入之前民间的小额资金融通就已存在,其掌握的信息优于正规金融机构,具有先天的适应性(Bouman Houtman,1998;Jain,1998)。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又极力抑制甚至打压民间金融机构,则是出于期待挤出非正规金融组织,以便更好地使正规金融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而Siamwalla(1993),Bell(1993)等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案例研究证明这种政策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他们认为小额信贷是适应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的,非正规金融的介入是必要的,而且其利率定价机制也不会影响正规金融机构。
B.赞比亚:业务创新
赞比亚以金融自由化来改善金融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最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和解除外汇管制。更为突出的是,考虑到本国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赞比亚在农村地区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广泛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业务,扩大商业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例如,推出“Mzansi账户”,这是一种缩小功能的存款账户,只提供较少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服务,所以办理的手续费等交易成本低,符合农户的实际支付能力,吸引了大量农户。据统计,在开办“Mzansi账户”服务的第一周,就增加了180,000新用户,预期到2008年,这一服务可以使赞比亚的银行账户中贫困人群的账户比例由32%增加到80%。其他业务创新还包括:商业银行利用邮政储蓄作代理,减少了其在农村设立分支的成本;改变原有繁琐的存款账户认证方法,成立第三方信贷担保,扩大了农户信贷的可获性,(Joséde Luna Martínez,2006)。
孟加拉的小额信贷适应于小农经济社会,赞比亚的商业化业务创新可以用于较为发达的农区,两国的经验恰好说明,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合的农村金融模式,不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商业金融,都有其用武之地,这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我国来说尤为有意义。
二、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启示:
借鉴外国经验必须结合我国农村金融的实际,从我国三次农村金融改革中,我们会发现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是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成形的,只有充分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才能更好的借鉴国外的经验。
1、第一轮农村金融改革(1979年——1993年)
这一时期是形成农村金融体系雏形的阶段,从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开始,直到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国家林业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农业金融企业相继成立,基本构成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总体构架,即以农业银行为主体、农村信用社为基层金融机构。这一体系改变了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农村生产的压抑,适合了当时农村金融的需求。
2、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1993年——1996年)
这一时期农村金融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按照这一宗旨,农业银行完全撤出农村市场,农村金融体系的分层更加清晰,进一步明确了商业性、政策性和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工职能,解决了农业银行以往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交叉的问题,也使得农村信用社有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但是,信用社在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也逐步商业化,虽有合作之名,却长期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与农业银行竞争的局面,特别是在1995年以后,大量建立农村合作银行,更加快了信用社商业化的发展倾向。同时政府对民间信贷组织进行了整顿,限制了他们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政策性的农发行职能由综合性向单一性转变,只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不再与农户直接发生关系,使得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远离农村金融需求主体,这使得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成为了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垄断效应,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一定程度上被削弱,难以满足农村实际的金融需求。
3、第三轮农村金融改革(1996年以后至今)
1996年后的改革是完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在商业性和政策性银行逐步退出或远离农村金融市场的背景下,农村信用社身兼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三种支农任务,故国家加大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主要针对其资本金不足、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等问题。例如,政府放宽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运用财政资金解决其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
对于农村信用社产权问题,学术界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了三种产权模式:纯粹的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完全的股份制。政府根据这些研究提供的政策方案,在不同地区开展了实质性的改革:2000年,在江苏等地组建农村商业银行试点,在县市联社入股的基础上,组建省联社;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扩大了改革试点的范围;2007年初,吉林省成立了全国首家全部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至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入了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多元化产权模式的新阶段,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治理问题进一步得到了完善。但从上述改革历程回顾来看,目前的改革仍然是针对某个单一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针对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信用社)进行的,至今,民间金融组织仍然受到压制,虽然有些地区政府对民间信贷持有默许的态度,但依旧没有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因此,以上几轮改革仅仅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发展问题,但单靠农村信用社一种金融机构可能难以满足现今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这一问题可能更加突出。此外,几轮改革的主导权都不在农村金融机构的手中,改革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外生性”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国外农村金融体系中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承认并允许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我国农村金融二元结构现象明显,这是与我国整体经济的二元性吻合的,因此在传统贫困农区,非正规金融机构有着天然的适应性,不应用正规金融来取代非正规金融,而应促成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与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孟加拉的案例也证明了其可行性。提出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间的“互动”方案: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银行)可以选择一名农村社员作为代理(村代理)为其筛选潜在的借款者并负责收回贷款,通过村代理收集借款者的信息以及进入村级合同执行机制(如社会惩罚),有助于正规金融机构解决信息和贷款收回问题。
因此,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给予其合法地位,是解决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中信用社等正规金融难以覆盖的地区和人群的最佳解决方案,其具体的经营之道,则可以借鉴赞比亚的特色业务的经验,针对特殊的农村人群设计存贷款业务,这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构架。
2、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干预
从美国、日本等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经验看,政府在农村金融机构的创立初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农村金融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金融的资金扶持力度,解决农村金融发展的资金瓶颈,但随着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在各农村金融机构中的所有权,减少对其业务的干预。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性指导应控制在保证其日常经营不受到过多干预的前提下,若企图让农村信用社等非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起政府的相关政策指令,必然会使其陷入经营定位的困境中。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趋向探析 篇8
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监管,换言之,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督与管控,客观存在于事实上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之中,其既包括国家专门机关对金融机构所实行的监督管制,也涵盖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是对市场正常营运秩序的维护。
金融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实践本质上是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诞生之处的西方学者对金融监管理论做出了大量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内最主流的是以下两类学说。
(一)货币监管论
持货币监管论的金融学者认为,政府机构对商业银行所施加的监管控制可以划分为:货币监管(monetary regulation)与谨慎监管(pr udential r egulation)。货币监管目的是控制货币与信贷的膨胀率,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谨慎监管则着重考虑到银行业本身的稳健与安全运行。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监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日渐式微,市场创新与汇率控制弱化使得货币监管更多地处于发挥负面效应的地位,许多国家开始采纳自由放任政策。但纵然货币监管论弊端种种,但彻底放弃货币监管,在目前各国金融监管实践中难以操作,尤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而言,货币政策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不可或缺的强力工具之一。
(二)审慎监管论
审慎监管论渊源自货币监管论中的谨慎监管论,被誉为对银行监管最有说服力的理论。谨慎监管包含两大目的:一是对作为银行服务对象之消费者的储户个人实行保护,以预防因银行倒闭给银行储户带来的利益损失风险;二是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银行体系予以保护,防范重点落在金融危机传染性风险上。针对该两大目的,审慎监管论学者分别提出了排斥储蓄风险的谨慎性控制,以及防范银行体系风险的公共措施,如最后贷款(lending of last resort)与存款保险(deposit insurance)。概括而言,审慎监管论主要以宏观视角从政府订立监管政策的角度阐述了监管体系建立公共安全网络之利弊,在现实实践中存款保险制度的广泛运用即是该理论的具现。
二、全球视野下各国金融业监管体系变革分析
在全球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大势中,欧美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借鉴西方诸国———下文以美英两国为例———在变革中的有关经验,对我国建立与完善混业监管模式具有前瞻性之意义。
(一)美国金融业监管体系变革新趋势概述
美国金融业监管模式又可被称为“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系”,其一,“双重”即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对金融机构有一定的监管权力。其中,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为美国最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与管理在各个州注册的联邦储备会员银行,拥有类似中央银行的一般监管权限。然而,各个州亦设有属于州本身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监督管理在其本州注册的非联邦储备会员银行,与此同时此类银行也需要接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督。其二,“多头”则指美国存有多个具有金融监管职能的政府机构,最主要的如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RS)、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简称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 ion,简称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等,美联储具有制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其会员银行的监督管理以履行金融监管职责。其他监管机构分别依专业偏向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交叉监管,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要关注未加入联邦储备体系的投保银行的风险防控状况等。
自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开始向功能性监管转轨。为提升美国金融业的行业竞争力,美国金融制度设计者提出三点变革导向。其一,扩张联邦监管权力,金融监管由机构导向型向业务导向型转变,强化美联储的监管职责,美联储得以拥有综合、跨业、从整体上协调监管的权限,从而可对金融系统进行整体风险防控,最大限度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其二,由局部性风险防控向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防控转向。尽可能地预防潜在的金融风险跨市场、跨系统扩散。其三,由规范导向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的转型,以灵活的目标导向平衡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与促进金融创新二者之间的取舍。
(二)英国金融业监管体系变革新趋势概述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政府根据本国金融行业发展情况,一直奉行分业监管模式,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逐步开展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模式的改革,通过整合国内固有的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统一监管职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以实现从单一分业监管向统一混业监管的转型。
至1998年,英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机制已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建立了单一、综合、全面的金融监管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简称FSA),从宏观层面调控金融行业发展,防控体系内潜在的金融风险。1999年,英国议会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意义上确立金融业混业监管模式在英国的建立。整体而言,英国金融业监管体系的变革,适应了其国内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对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有促进作用,同时提升了监管效率,利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
三、我国金融业监管体系沿革及问题探究
(一)我国金融业监管体系沿革概述
回溯我国金融业监管体制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实际上实施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金融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大陆范围内唯一的一家银行,且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作为一类国家机构直接对财政部负责,其职能更多地偏向国库管理,故并没有一类中立单独的监管机构以监督银行行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成立,自1983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独立的央行,负责监管上述四大专业银行,而1984年至1993年间,我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下,央行拥有制定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两种智能。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涌现,政府监管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相继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至此,以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为主体的分业监管模式在我国正式建立起来。该模式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维系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发挥过有效的作用。
(二)我国现阶段金融业监管机制之问题审度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日趋国际化,面对国际市场内诸多庞大金融机构的竞争,国内金融业亦正朝混业经营的道路渐行渐远,然而我国固有的分业监管机制对此的应对较为不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较为典型的缺憾总结如下。
1. 多个机构监管易导致机构间难以协调,监管低效化。
分业经营模式下,多个机构按专业业务分头监管较为合理高效。但当金融市场内金融控股公司等混业经营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出现后,分业监管模式即暴露出多重监管的弊病。金融控股公司以其自身设置,既可经营银行信贷业务,亦有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如此,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都有权对该公司进行监管,而该三机构依循不同的监管目标,且均为平级,故在具体的监管实践中,三大机构容易各执一词,相互监管协调难度大,管理效率低。
2. 存有监管盲区。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内部主要有两类金融控股公司,一类为纯粹意义上之金融控股公司,此类公司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然而同部分信贷、证券、金融服务公司存在所有或控股关系。此类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总公司一般不直接经营金融业务,而由其所属子公司独立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如光大集团、香港融通集团等。另一类则是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总公司一般为商业银行,亦同部分信贷、证券、保险、财务、金融服务公司存在所有或控股关系。此类公司的特点在于总公司开展银行业务,受控的子公司则从事各类非银行金融业务,这类公司典型代表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此类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机构交叉持股,法人结构复杂,所从事的各项金融业务亦互有交融。我国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监管信息并非同步,容易为控股公司发现疏漏以规避法律,故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式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较为困难,监管过程中易出现监管盲区。
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完善之策略建议
对制度的变更并非朝夕可一蹴而就之业,而应当循序而进,以混业监管模式为制度的长远改良目标,在中短期内的最优策略为以本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鉴,在维系金融体系稳定,防控金融危机与促进金融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对此,针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之不足,为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变革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一)以一部基本金融监管法律对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降,金融监管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完备的过程。然而,就整体而言,相较于我国金融市场动辄瞬息万变的实践,其时滞性过于明显,且以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的形式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权威性较为不足。故有必要逐步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可在法律层面整合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对我国目前零散制定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中规定的金融监管条文予以整合,以一部作为金融监管基本法的《金融系统监管法》统领全局,着重强调对跨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原则,确立各金融监管机构对同一市场行为监管存在重叠时的协调原则,同时明确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系统内部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行为联动机制,保证在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时各监管机构得以以协调一致的行为避免损失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
(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当前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方以监管联席会议之机制对监管进行协调,其虽可一定程度上避免先前的监管空缺或是重复监管之情状。然而,三方联席会议并不能解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部门之间在出现当金融危机时的部门损益责任分配,仅仅提供了协商、对话的平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方法律地位平等,当其各自部门利益冲突之时,联席会议的决议往往不能真正从规避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三方监管机构相互协商、妥协的结果。故有必要明确一个上级权威机构进行超然于单一部门利益上的统一监管,目前而言,过渡的做法是引入级别更高的中国人民银行派员列席联席会议进行整体控制,同时,联席会议纪要有必要向央行报备。但前瞻而言,随着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跨行业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一行”下设立的“三会”有着统一化、合并化的趋势。
(三)规范金融行业协会自律监管
对孕育于市场内部的金融风险的防控,居于外部的政府监管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触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行业协会自律监管,其专业性相对较强,故往往得以在金融创新之势头已起、金融风险方兴未艾之际,及时在市场内部进行防控,避免损失的出现或进一步扩大。但针对我国金融行业协会依行业、依区域而相互隔离的现状,有必要一方面确立全国性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体系,将各个金融行业协会纳入,依各个地区分层次建立体系,同时,完善内部信息沟通交流机制,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信息联动网,力求能够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另一方面,加强对各个分散金融行业协会的内部治理与控制,在行业协会内部逐步建立起形象体系、评估体系、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等体系化运作方法,同时建立对部分内部成员的惩罚机制,包括强制退出行业、交易禁止等措施,强化内部约束。从而以内部规范联动外部,营造高效有序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生态圈和消费者保护环境。
摘要:观新世纪以来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发展趋向,混业经营在西方诸国金融业内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在此类变化趋势的影响作用下,大多发达国家选择混业监管模式以防控潜在的金融风险,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之压力亦步亦趋,存有类似的改革倾向。国内学者就我国金融业在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适应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已成理之必然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我国当据国内具体发展情形,同时借鉴相关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变革之经验,逐步对金融监管模式做出相应调整,并构建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操作制度,以维系国内金融体系之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之开放繁荣。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风险,混业经营,制度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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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金融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篇9
一、网络金融在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
1.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
自从我国进入21 世纪以后, 国家银行开始在社会中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用户和经济利益, 逐渐的开通网上银行业务, 为了能够方便用户日常的业务办理, 同时这种业务方式也被很多的用户所喜欢, 但是这种网上银行主要存在于本行内部, 如果想要进行跨行业务, 就需要第三方支付业务进行帮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国的电子商务技术不断的发展, 并且被应用于企业中, 很多的企业在了解电子商务后, 认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性, 同时也积极的在企业内部运用电子商务技术。为了适应不同的经济市场需求, 我国的电子商务网购业务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和开发, 在实际的交易中, 我国的网购经济在逐渐增长。为了能够得到商家和消费者的信任, 第三方支付业务需要提供付款担保等业务, 这就能使得信用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支付宝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网络支付手段, 充分的带动了网络金融的发展。在2008 年以后, 很多的消费方式开始和支付宝进行合作, 人们的生活开始逐渐的融入到网络金融体系中。目前在我国比较成功的第三方支付业务主要就是支付宝, 财付通等几种平台。除了平时的网上交易以外, 还可以进行生活费用的缴纳, 信用卡缴纳等便民性质的支付功能。据有关数据的显示, 我国在2013 年, 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交易额已经达到了53730 亿人民币, 这也就说明我国在未来的金融结构中, 网络金融将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P2P网络借贷
P2P网络借贷是指投资者通过网络平台对想要进行资金融资的个体或者企业进行投资。我国P2P网络借贷比较成功的企业就是拍拍贷, 在2007 年拍拍贷在上海首次开发了小额无担保网络借贷平台, 这种平台帮助很多缺少资金的人群获得资金。拍拍贷的主要功能就是起到中介的作用, 这种网络中介在交易中指充当技术帮助的作用, 交易过程中不承担风险和责任, 其贷款利率主要有交易双方自行设定。拍拍贷这种以互联网为平台, 快速的发展并且突破了原有传统经济的束缚, 充分的发挥出网络金融低成本的特点, 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 采用线上的交易模式, 减少了传统货币交易的成本, 同时还能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近几年的时间, 我国内部出现了很多的类似于拍拍贷的网络金融机构, 这种P2P网络贷款, 在我国已经有将近300 家左右的企业, 每年的交易额已经能够达到700 亿元以上, 这种交易模式的兴起, 也代表着我国为了经济体系需要网络金融的补充, 才能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同时P2P网络贷款的发展, 也能促进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扩张, 缓解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压力, 同时也能帮助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3.网络理财的概念和经营方式
我国的网络金融还包括网络理财业务, 这种业务的出现, 抢夺了商业银行的大量业务, 促进了网络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目前发展较为良好的就是余额宝, 这种理财平台可以帮助用户通过网络进行合理化理财, 不仅在实际的交易中, 能够使得交易简单, 方便用户资金的转入和转出, 还能够帮助在存钱的同时进行理财, 余额宝的理财产品通常都会比商业银行的收益高, 并且在实际的操作中, 比实体银行更加便利, 这些特点极大程度的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在余额宝出现后的半年时间里, 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具有关数据的表明, 在2013 年末, 余额宝的使用规模已经超过1850 亿人民币, 在2014 年末, 规模超过2500 亿人民币, 这些数据可以清楚的表明, 余额宝在实际的开发应用中带动了网络理财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 各大企业在看到余额宝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开始相继的开发出“现金宝”, “零钱宝”等多种理财业务, 这些理财方式的出现, 也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网络金融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1.电子货币逐渐取代传统货币
电子货币的概念就是以电子信息作为基础, 能够实现交易过程, 具有流通和支付的虚拟货币。电子货币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信用卡, 电子支票或者是数字化的电子现金, 这几种方式能够帮助交易双方便利的进行操作, 抛弃传统经济中的传统货币交易方式。首先需要说明的就是电子货币具有传统货币相同的职能, 但是电子货币能否在实际交易中进行“通货”,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电子货币的出现, 使得市场经济更加简单化, 没有过多的冗杂过程。但是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 严重影响了传统货币的发展。对于货币来说, 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完成交易过程, 使得交易双方各取所需。而电子货币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传统货币, 实现了在网络交易平台上的过程。但是电子货币自身就带有不稳定性因素, 导致电子货币的利率起伏不定, 影响了电子货币本身的发展空间。对于电子货币来说, 是一种能够帮助国家减少铸币成本的方式, 但是也直接影响了传统货币的使用量。由此看来, 电子货币的出现, 已经开始挑战传统货币理论和实际操作。
2.网络金融的发展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
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 这两大特性也使得互联网的出现在我国企业内部得到了多方面的应用, 不仅能够创造大量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能让企业面临财务风险, 损失资金。互联网能够降低金融产业的壁垒, 帮助更多的金融产业快速的进入金融行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出现相同点, 企业开发的业务也大同小异, 对使用者来说, 吸引力逐渐减少。可是这也会使金融产品本身朝向综合化方面发展,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只有将传统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相互结合, 才能稳定我国的市场经济。网络金融的出现也会造成我国传统金融监管机制有效性的减弱, 因为金融机构的网络化就会导致监管机制出现死角, 不能全面的对金融机构及交易情况进行监管, 同时随着网络金融的快速发展, 其网络金融监管机制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 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完善, 所以网络金融还存在监管问题。
3.商业银行支付服务原有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
根据金融行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我国具有支付服务功能的机构是商业银行, 但是网络金融的出现, 严重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和市场开拓。网络金融的出现, 使得用户的选择度更大, 吸引了更多用户的关注。网络金融能够在虚拟中进行交易过程, 和商业银行具备的支付职能相同, 而商业银行业务面临中越来越多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国际化市场接轨后, 国际发展模式涌入我国, 很多的新兴产业模式出现, 使得原有的单维竞争发展为现有的多维竞争。所以说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和网络金融有很大的关系, 只有将两者的关系处理好, 才能使的双方谋取更多的利益, 促进我国经济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积累。
4.我国金融体系开始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
我国未来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就是多元化的竞争格局, 早在20 世纪后期金融概念金融我国后, 我国的商业银行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 网络金融逐渐的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更多的金融机构出现, 与商业银行之间抢夺更多的市场份额, 使得我国金融行业内部较为混乱。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时代到来, 更多的人们开始对网络金融加深了理解, 认识到网络金融能够带来的好处, 所以网络金融在我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互联网使得很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进入到金融行业中, 凭借高超的计算机技术和创新能力, 在金融行业中站稳脚跟, 并且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效益。再有就是网络能够将全球的经济联系在一起, 使得用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质的交易过程, 这也会使得我国的网络金融面临来自国际金融业的挑战。
三、对网络金融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1.不断的提升央行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
我国的商业银行都受央行的调控, 这样才能在国家经济变化的同时, 商业银行政策能跟上时代的变化。央行作为一个宏观调控的机构, 能够有效的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国家货币的发行、利率等调控都需要央行进行分析和研究, 在第一时间内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只有不断的提升央行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 才能全面准确的对国家经济进行监管, 及时的了解资金流向和规模, 减少国家经济损失。当国家经济出现巨大波动时, 央行需要快速做出反应, 适时地发布相关的法律条文, 对网络金融进行适当的限制, 避免国家资金向虚拟经济流失。
2.传统的金融部门进行变革, 加大对金融的创新力度
网络金融的出现, 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传统金融的发展速度, 对我国的传统金融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个机遇, 传统经济需要对目前的经济体系进行分析和了解, 并且对经济理论进行探讨, 总结出未来传统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改进措施, 保证传统金融能够通过改革, 改变目前的现状。传统金融需要摆脱原有的垄断意识, 要立足于根本, 深刻的分析网络金融的优势与劣势, 这样才能对传统金融未来进行更好的导向。在目前传统金融的基础上, 开发新的业务项目, 不断的改进金融政策, 利用新型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 面对网络金融的市场抢夺。再有就是需要传统金融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选择不同的金融产品, 运用自身的创造力, 开发出更加人性化的业务产品, 进而提高传统经济的日常经济效益。
3.制度相关的政策, 规范网络金融的行为和发展
网络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 在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约束, 这就导致传统金融和网络金融之间的矛盾, 因此我国需要及时的进行网络金融制度化建设, 这样能帮助网络金融合理的整合行业内部秩序, 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及时的建立专门的网络金融制度, 加强对网络金融的管理, 合理的对网络金融进行控制。同时网络金融的经营者需要整体的提高自身素质水平, 能够推动网络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网络金融企业来说, 深入的了解网络金融特点, 对网络金融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应用, 重新审视网络金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在实际的工作中, 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
4.逐步完善网络金融体系
对于我国而言, 对网络金融方面体系还很欠缺, 需要逐步的完善网络金融体系。我国可以根据国外的合理经验, 与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结合, 不断的摸索出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网络金融体系。并且对网络金融的研究和分析, 科学的建立金融监管机构, 对一些违法现象进行合理监控和处罚, 严防不法操作。再有就是需要在国家方面, 加大对网络金融方面的教育, 在有关院校内增设同类科目, 补充经济市场中的网络金融人才。其次就是需要对群众进行宣传, 使得群众对网络金融产生足够的了解, 使其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
总而言之, 本文主要就网络金融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做出简要的分析和研究, 说明我国网络金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只有坚持不懈, 合理的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在和国内现状进行结合与对比, 才能总结出属于我国的网络金融理论, 进而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金融体系。将网络金融逐渐的融入到我国金融体系中, 推动我国经济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变化, 很多的企业开始在我国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 快速进入市场, 抢夺市场份额, 争夺大量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 我国开始在不断的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而进入21世纪以后, 互联网开始不断的普及, 网络金融不断的发展, 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 未来的金融体系将是呈多元化的竞争格局。所以目前我国的网络金融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开发, 这样才能保证网络金融能规范化和合理化, 促进我国经济市场的开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网络金融,金融体系,金融监管,传统金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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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蕾.金融创新背景下中国金融稳定性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 2012, 12.
辽宁省农村金融体系创新改革探索 篇10
一、辽宁省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农村金融的发展一直是辽宁省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从2004年开始,中央将辽宁省列为第二批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单位后,辽宁农村经历了一系列规范化的改革措施,辽宁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正日益凸显。农村金融市场逐步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为核心,以村镇银行作为补充,以保险公司、资金担保公司等机构为辅助的较为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截至2011年底,全省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余额已经超过3千亿元,涉农贷款余额增幅比上年末提高了9.6个百分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93个百分点,同时,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期增幅则比上年末下降了10.8个百分点。
二、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困难
(一)农村资金供需矛盾突出
金融支持“三农”生产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由于辽宁省新农村建设发展处于起步,要求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主要是向工业集中,这是资金的逐利性决定的。这种突出的矛盾仅仅靠市场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市场经济规律共同起作用才能解决。
(二)机制僵化与金融需求不够灵活
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各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准入门槛高、贷款审批环节多、时间长,这与农户及民营企业贷款“急、频、少、活”的特点不相适应,不利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力量不足
从存贷额占比看,农信社已经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而各商业银行为了减低经营成本撤并、重组,在服务功能、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趋于弱化。同时,农村的其它商业银行,主要发挥的是吸收农村储蓄向城市贷款的功能,加剧了农村资金的抽离。
(四)高利率与农业的低效益的矛盾
农业属于弱势产业,生产效益较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业投资的整体回报率和收益率都很低,再加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投向收益低、风险高的产业。农业理应成为金融机构扶持的重点,而目前的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的执行上比较机械,上浮比例过大,高额的利息负担将直接影响辽宁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关于完善辽宁农村金融创新改革的建议
农村金融的发展已经成为缩小辽宁地区城乡差距,提升综合国力,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如何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完善辽宁省金融创新体系,从而有效发挥金融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意义重大。
(一)以创新推动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发挥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中的主力军作用,提高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唯一途径只有金融创新。具体措施有:第一,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密切结合辽宁农村金融的客观需求,设计和开发适合辽宁本地农村经济特点的金融产品。第二,服务方式的创新。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资金清算系统,改进账户系统与结算网络,鼓励结算产品的创新,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灵活的贸易服务,尤其是贸易融资、农民理财、现金管理与账户服务等产品,逐步获取更大份额的市场与利益空间。第三,监管模式与管理方法的创新。要积极探索一种能够在监管模式与管理方法上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的有效方法,实现监管和指导的有效保障作用。
(二)创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产品
一是积极探索开展以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林权、农副产品储备、机构设备、农机具、应收账款等为抵 ( 质 ) 押品的贷款,扩大抵押物的范围,发展订单贷款、信用贷款,解决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抵押难的问题;二是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发特色保险产品,为涉农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及农业生态园、农业生产加工专业村镇提供保费低廉、保障全面的保险服务;三是加强信贷与保险业务的联动,研究保险项下的信贷产品,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险和信贷综合性金融服务。
(三)建立农村投融资体制
要逐步建立土地流转补偿基金和农业高科技投资基金,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资贷款贴息,发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放宽新兴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在辽宁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逐步发展和开放农村资本市场;要着力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解决农村资金对外净流出问题;要提高农民的信誉程度,建立担保合作基金组织,加大国有金融组织及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投入;要充分发挥农民自身投入的主体作用,建立多渠道的投入机制。
(四)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辽宁省农村金融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管理分散,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收益较低,商业性金融在农村开展业务缺乏收益激励。要积极研究如何建立起辽宁省农村金融政策的贴息制度,辽宁农村金融的风险补偿机制,以及对金融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发放农业信贷时对符合贴息条件的予以政策性补贴,提高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增强农民参保意愿。提高给予农业科技项目、产业化项目和政府鼓励支持的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逐步完善“三农”贷款业务的担保机制,鼓励农业企业上市融资。
四、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