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爱情

关键词： 协整 城乡 收入 消费

不平等的爱情（精选十篇）

不平等的爱情 篇1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实证分析

一、引言

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差距,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一直是诸多国内学者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呈现“断层”现象。陕西省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 城乡人均纯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33上升到2008年的4.10, 城乡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068快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0.221, 年均增长率达4%。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也在拉大, 从1978年的278元增加到2008年的7270元, 扩大了26倍多。

因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 以及如何缩小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抑制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差距的扩大。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集中探讨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通过改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状况,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 最终实现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

Perri和Krueger (2006) 探讨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不平等并没有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偏离主要由组内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变动趋势引起。Jappelli和Pistaferri (2009) 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消费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工资所得的不稳定程度。上官敬芝 (2009) 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形成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因素。蒋南平和刘巍巍 (2010) 就1985—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解构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 而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缩小。费佳丽 (2010) 对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有关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纯收入之比以及百分位数之比;第二, 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较短, 可能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第三, 有些研究仅仅进行了理论分析, 缺少必要的实证检验。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 将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变动考虑在内, 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情况, 此外, 基于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相关理论, 实证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1、基本假设

居民用于消费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其收入中的可支配收入部分,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消费“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会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差距,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起正向效应。

2、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泰尔指数是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且该指标对处于高、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较敏感。主要通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人口数计算得到。泰尔指数 (TL)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 i表示年份, j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j=1表示城镇地区, j=2表示农村地区) , X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总收入, Xi表示第i年的总收入, Y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人口数, Yi表示第i年的总人口数。

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作为城乡消费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人均消费支出比通过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得到。

3、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样本区间为1978—2008年, 1978—2003年城乡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2004—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2009》, 1979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原始数据缺失, 本文采用1978年和1980年原始数据求取算术平均数得到。

4、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以陕西省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作为因变量, 衡量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指标, 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为自变量, 作为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建立模型如下:LNCI=C+a·LNTL+ε。

上式中, LNCI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比值, C为常数项, LNTL为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 α为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时间序列数据的“伪回归”现象, 本文首先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检验LNTL和LNCI的平稳性, 并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值均大于其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和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都是不平稳时间序列, 然后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一阶差分,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量均大于其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拒绝原假设, 说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下, △LNCI和△LNTL是平稳时间序列, 所以它们为一阶单整序列。

2、变量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适用于两个变量的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 第一步, 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式所示:

第二步, 对OLS回归结果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所以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而采用OLS回归仍能获取一致性估计量。

3、回归结果讨论

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得出, t统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值0.33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的消费不平等提高0.33个百分点。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起着正向关系, 即收入不平等增加了消费不平等。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和费佳丽等人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说明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08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分析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具有正向作用,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 而且城乡收入不平等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消费不平等水平相应地增加0.33个百分点, 说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政策启示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 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加剧了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增加。因此, 要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 逐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断层现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陕西省由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因素, 凸现出明显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相比, 陕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显著偏低, 通过生活用水、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地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此外, 陕北地区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加快对外的经济交流, 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一些地区的农民可以充分发挥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地域优势, 发展手工艺品和乡村旅游, 这样不仅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 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

(2) 推进城市化进程,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陕西省城市化水平显著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的不同步性严重制约着陕西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考虑到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局限性, 可以推进第三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 同时定期举办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推进农村居民城市化水平, 提高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此外, 提升大中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形成“网状式”城市发展集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

(3) 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可以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形成健康的消费方式, 这样能够更好的指导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 通过改善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减少城乡收入不平等, 刺激城乡居民消费, 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 逐渐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断层, 促进陕西省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整体升级, 发掘其对经济长期而稳定增长的“助推器”的潜能。

参考文献

[1]Perri, F、Krueger, D:Do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Evidence and Theor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 .

[2]Jappelli, T、Pistaferri, L:Doe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rack income Inequality in Ital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9 (11) .

[3]上官敬芝: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 2009 (12) .

[4]蒋南平、刘巍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解构分析:1985—2007[J].消费经济, 2010 (1) .

[5]费佳丽: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和对策建议[J].消费导刊, 2010 (1) .

《不平等的童年》读书笔记 篇2

作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作者简介：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1974)，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1978)，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1984)，1990-2005年为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方法、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代表作为《不平等的童年》，此外还著有《家庭优势》等。这本书由张旭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书中那些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颇具思想性地展示了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本书基于密切透彻的“自然主义”观察法，对12个有9——10岁孩子的家庭（6个白人家庭、5个黑人家庭，1个混血儿家庭）进行了调研。整个大项目包括中，工人，贫苦人群取样的88个孩子。并对他们所在学校进行探访，一个是市内的下里士满小学，另一是郊外的斯旺小学。本书主题：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条不紊的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作者在第一章为我们解析了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的含义。第二章描述了调研中大多数孩子所在的两所学校以及这一年中作者所访察的所在其他地方。其中，对如何了解不平等存在的原因进行简短的讨论。接下来作者从三个方面来突出社会地位在孩子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运用，以及家庭和社会（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在第一部分，作者通过加勒特.塔林格家（中产阶级白人孩子），泰雷克.泰勒（工人阶级黑人小孩），卡蒂.布林德尔（贫困家庭白人女孩）三个家庭展现了不同的日常生活组织模式。第二部分通过亚历山大.威廉斯（中产阶级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贫苦出生的黑人男孩）两个孩子来阐释不同的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差别对孩子语言使用影响，一个是以说理说服的方式，一个是以强调服从指挥。第三部分通过斯泰西.马歇尔（中产阶级黑人女孩），梅勒妮.汉德隆（中产阶级白人女孩），温迪.德赖弗（工人阶级女孩），小比利.扬内力（工人阶级白人男孩）的四个家庭展现不同的家长在监控和干预孩子的家庭教育上有怎样的不同。

读书心得：

作者通过对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会谈，这本书展示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已经渗透到组成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认为，“家庭生活的各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整合成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中产阶级倾向于采用这样的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他们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和贫困的父母趋向于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工人孩子拥有更像孩子的生活和自主权，中产的孩子看起来获得了在（教育或者其他）机构的重要优势，从协作培养的经历中，他们学到了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

作者基于布迪厄提出的“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在饮食、衣着、音乐爱好等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所构成的差异，这些差异统合成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文化资本，开辟了未来的生活的多元进路，虽然共享同一时空，但是却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等级维度上”理论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出外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父母的社会地位，到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做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的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但是自然教养的很多积极的方面——在同伴面前的轻松自如、在创作游戏和安排自己时间方面的足智多谋、他对成年人抱有的尊重态度、她和家人之间深深的亲情——在社会机构的“真实世界”里，他们几乎都被当成是毫无价值的。教育工作者、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雇员们和其他人士都接受（而且帮助再现）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很多其他的能力中，这种意识形态重视说理和协商的技巧、巨大的词汇量、言谈之间和与陌生人合作时的应对自如，以及时间的管理能力——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协作培养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品质。

于是产生了：“在不同之处渐渐定义为不足之处的时候，这种机构制度上的偏好便演变成为制度化的不平等。”正是因为有这些合法化的模式，依照协作培养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就能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而照自然成长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则倾向于发展出逐渐生成的局促感。”

作者提出：“中产阶级的父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通过各种训练使其孩子更加适应“（社会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支配与公共机构的各种代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法则。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孩子表现出了一种逐渐生成中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自然放养的模式中成长，他们在各种公共机构的场合下与他人互动时则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是否就真的是必然呢，就我个人经历和感受而言并不完全赞同。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感情带入进去，会不自然的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些书本上重现的案例经历与我的童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作者的语句中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经历套用进去，以验证作者所得出的是否是正确的。如果按作者的阶层划分我归属于工人阶级的家庭，有着“一个愉快的童年生活”，是作者提到的“自然放养的方式，子女更多的是与邻居、亲戚在一起”情景再现。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没有那些固定的有成年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的业余生活的特性用于更多的控制权”，“孩子有独立于成年人的自己的世界”，家长与我们的交谈并不是像“对孩子使用更人性化的商讨的交流方式，他们使用讲道理的方式来促成期望从孩子身上看到的行为，而且还会经常对孩子解释为什么要他们这么做，可以促进孩子发展说理和谈判的技巧”的民主的形式，而是以“简短朴素”的指令性的语言，导致缺乏对权威的怀疑和语言要求上的不自信，不懂得如何顺利把自己转换互动的有利地位，我想这些正如作者所说也是我在自然成长的培养下所缺乏的。但是在与同伴的交往中我所练就的自然应对和群体中的自我优越感，并不像书中案例那样在与社会其他人员的交往中丧失，在同伴群体中我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也帮助我弥补了在家庭所缺乏的肯定（父母给予的少的肯定），优越感和自信的提升帮助我在面对学校的老师和外界时表现出的并不是局促感而是不断提升的自信心，并且在学习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努力和自身的潜力发挥。如今相比于部分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的孩子所产生的能力而言，我并不认为我没有比他们更多的跨入工薪阶级的个人资本，不过不可否定的是由于家庭背景所导致的我确实比他们缺乏多的社会资源网络。

这也是我时常希望能够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一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二是提升社会资本。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许多孩子在家长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反而更像是家长的一场战斗而减少了孩子在这其中的主动性。又或者正是因为我所缺乏这种感受而想被弥补的心态是否会对我将来的孩子的培养模式造成影响，从而产生循环呢？不得而知。

对于孩子的童年教养是让孩子快乐自由的生活，培养健康人格和发展创造性、独立性，还是以协作培养的方式教会孩子为人处事的方略，有建设性效果的模式好呢？我想都不能绝对化，毕竟我们看到的从原本社会底层不断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那一群家长正跃跃欲试的想对孩子实行协作培养，以弥补自己成长经历中遭遇到的痛苦的努力，正因为他们充分的了解自己在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中需要作出努力改变的方向和技能，因此想要从经历中提取经验为孩子的将来作出打算，帮助他们在童年时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然而却出现的是对孩子的过分控制和干涉，导致在孩童时期所培养的“自私、娇惯、冷漠、经常嚷嚷无聊，时间表被成天塞满而不会自己创造游戏”等反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为藉口，任孩子在没有指点的环境下迷失的自然成长模式也是十分有害的。我们需要的是适度的、有节奏的教养模式。

虽说“父母的所处的社会阶层机构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手中的资源、人际互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孩子们的文化资本，进而在家庭空间中了决定了对孩子们的教育安排，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训练与运用方面，还是家庭与教育机构的互动方面，都存在极其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又以同样的结构化的方式，建构成孩子们在童年时对于生活、教育、人生体验的意义，进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体认，并通过日常的点滴认同和内化，积淀成每个人的自我个体化的身心性情倾向，并且在日常交往互动、语言表达、行动判断等方面，养成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惯习”，进而对未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是我想除了作者所验证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是如何影响孩子及其家长日常生活的结构和节奏以外，个人的经验和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关于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奋斗成功的英雄传闻、楷模故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能举出无数例子，因此，以作者案例研究的方式无法解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是“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人们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

不平等的爱情 篇3

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不算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喜欢舞文弄墨，而父亲17岁就当了兵，读报纸都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从小，我就常常见他们吵架，母亲总是为了些芝麻大的小事跟父亲大吵大嚷。开始的时候，父亲会赔着笑脸，说些轻松的话来化解母亲的怒气，可母亲总是不依不饶，急了还要摔东西，哭闹着捶打父亲，说自己如何委屈，怎么就瞎了眼嫁了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男人。20多年来，我听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埋怨父亲没出息，母亲总说父亲要啥没啥，毛病傻大，除了会耍点儿嘴皮子逗人乐，就什么本事都没有了。我承认，父亲是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他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官，是外婆眼里的“小矮子”和“罗圈腿”，但他是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从小就替父亲感到不平。

母亲不会做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不是进厨房的命。”的确，在我记忆中，母亲是从不做饭的。我小的时候，父亲还没调回重庆，每个周末，父亲从部队赶回来，第一个任务便是去菜市场，然后整整两天都给我和母亲做饭。有的是为周末准备的，有的一做好就放进了冰箱，让我和母亲未来一周慢慢享用。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属于厨房。早先我们家没有房子，住在母亲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老式的筒子楼，厨房就在走廊里，每次父亲回来，都从早到晚地在屋子外忙碌，满身的油烟味，还有满脸的汗水。

父亲的饭做得极好，听母亲说，父亲最初在部队的时候做司务长，专管伙食。每次母亲和父亲吵架，父亲都会闷闷不乐地躲进厨房去熬汤，母亲非常喜欢喝汤，无论吵得多么伤心，哭得多么委屈，香味四溢的汤一端进屋，她马上就止住了哭声，抽抽搭搭地坐到了饭桌前。每个周末结束的时候，我们家的冰箱里都会盛满食物，而水杯和水壶里也都盛满了热水，接下来的5天里，母亲唯一需要做的家务，就是把饭菜从冰箱里端出来，放到笼屉上热一热。即便如此，母亲还常常抱怨父亲不在我们身边，不能很好地照顾我们娘儿俩。

虽然父亲只有周末才回家，可是除了做饭，家里其他事务，无论巨细也全由父亲操心。母亲不仅很少料理家务，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洗，更别提照顾我了。母亲从小就像我的老师，只负责告诉我人生的种种道理，而不负责饮食起居。

高三那年，父亲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我和母亲，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调回重庆。和父母朝夕相处的一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和父亲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对母亲的一些举动，我都不能容忍，父亲却不仅能够包容，而且安然地放纵母亲。每天早上总是父亲起来做饭，并洗刷碗筷；每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喜欢当着客人的面数落父亲，陈述自己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比如为这个家挣了许多钱；每次奶奶来，母亲都爱在奶奶面前列举父亲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偏听偏信的奶奶便开始训斥父亲。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母亲喜欢跟父亲说：“昨天，我们单位的某某请我吃饭，他比你强多了。要不，咱俩离婚算了。”而每次父亲听了这话，只会回答一个字“好！”然后就若无其事地接着做他的饭去了。

在我大二那年夏天，父亲住院了，父亲得的是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第二天就从上海坐火车回到了重庆。这一次，母亲破天荒地去了医院，并且不再读书，也不再写作，而是陪在了父亲的病床前。看到母亲的时候，我真的有些恨她，虽然她比父亲有知识，虽然许多生活的道理都是她告诉我的，但是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还是觉得她渺小而可恨。这20多年来，如果她能够替父亲分担一些家庭的重担，也许父亲就不会得这样的病。那天，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冲着她大叫：“你以为你挣了钱就是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没有我爸，你挣再多的钱都没用！”

去世前3个月，父亲提出要回家住，我坚决反对，母亲却不顾我的反对，搀着父亲回了家。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回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围起围裙进厨房，无论我怎么叫喊和阻拦，父亲还是坚持要去做饭，而母亲始终没有说话，靠在厨房的门上，看着父亲为她做饭。我急得都快哭了，冲着母亲嚷：“爸给你做了一辈子饭，难道你就不能看在儿子的面上饶他这一次，自己做顿饭吗？”可是母亲没有理我，父亲也没有理我。老两口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一个闲着，一个做饭，看得我的心都要碎了。

父亲只为我和母亲做了5顿饭，5天后，我和母亲把肚子高高鼓起的父亲重新送进了病房。在我和外人看来，母亲还是那个不会照顾人的母亲，父亲住院期间所有饭菜都是年迈的奶奶做的，所有的衣物都是我洗的，而母亲整日坐在父亲床边，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父亲读她自己写的书。我曾听母亲这样对父亲说：“孩子他爸，以前你从来不看我写的书，现在你病了，就好好躺着听我给你读书吧，这书里有你也有我呢！”

临终时，父亲把我叫到病床前，没有泪水，只有一句话留给我：“毕业后回重庆陪你妈生活，给她做饭。”而留给母亲的也只有一句话：“孩子他妈，我走了，以后再也不能给你做饭了。”为了这句话，母亲整整哭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地哭，谁也劝不住，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说要给我做一辈子饭，你说话不算数，还没到一辈子，你就不给我做饭吃了。”

大学毕业后，我遵从父亲的遗嘱回了重庆，和母亲生活在了一起。这时我才渐渐发现，原来母亲一直是那样依赖父亲，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依赖父亲。在母亲心里，父亲其实并没有走。

我天天上班忙，没有太多时间给已经退休的母亲做饭，就常常从饭店里买些饭菜带回家。有一天堵车，我回去晚了，进屋的时候，竟然看见母亲自己在厨房做饭。她笨拙地切着土豆片，泪水挂在腮边。我突然间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泪水渐渐湿润了眼眶。

父亲去世第四年，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母亲说：“要不，您也再找个合适的老伴儿，免得我上班了您一个人在家闷得慌。”母亲听了我的话，竟然惊惶失措。我忙笑着安慰她：“您别急，我说的是真的。您原来不是说单位里有个比爸爸更好的老头吗？要不，您也带到家里来我看看？”没想到，母亲却哭着躲进了卧室，直到吃晚饭时才出来，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从此，我再也不敢跟母亲提找老伴儿的事了。

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法 篇4

关键词：常用不平等指标,收入流动性指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二是从不同年份收入居民收入相对位置变化来测量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的概念比较复杂,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人认为收入流动性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它着重反映每个收入对象在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及变化。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 os e p h S c h u m p e t e r)为说明收入流动,提出了“宾馆模型”(th e Sc h u mp e t er H ot e l M o d el)。在该模型中有人在流向较高收入阶层时(向上流动),也就会有人流向较低的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因此可以通过将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进行比较,来判断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是否得到改善,如果一定时期向上流动(即向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大于同期向下流动(即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则表明整个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在改善;相反则表明恶化。所以进行收入流动性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方法也相对比较成熟,而从收入流动性来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文章还比较少。近几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比如:Nee和Liedka等(1997),Khor和Pencavel(2005,2006),王海港(2005,2007),尹恒、李实和邓曲恒(2006),王洪亮(2009),孙文凯等(2007)和章奇等人(2007),他们都对我国收入流动性进行了阐述,但是从一有研究来看,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比较单一,而且缺乏创新。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对常用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归集。在衡量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我们要全面考量,才能更加全面的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

二、常用不平等测量方法

目前,学术界常用的不平等的测量方法有方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1、方差

方差是用于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的,(y1,y2,……yn,)为一组收入数据,μ为收入的数学期望,(yi-μ)为离差,方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2表示方差;n表示所调查居民数。

在分组的情况下,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人口份额。方差越大,说明该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

2、变异系数

方差是从绝对角度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情况,它容易受变量本身和样本的影响,而变异系数是从相对角度来说明的,消除了这方面的影响,从而更易于两个样本总体比较。常用的是标准差变异系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vs为标准差系数。

vs反映了收入偏离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vs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3、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它是从洛伦兹曲线推导出来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把洛伦兹曲线所表示的收入差距量化,适用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所围成的面积大小来度量收入差距的,也就是用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来度量收入分配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反应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最早基尼系数公式为此后基尼于1914年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G=2SA。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人又将此式进行了改造,现在常用基尼系数为相对基尼系数,公式为:

这个公式计算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我们一般可用简化公式:或,其中y1≤y2Λ≤yn,n为样本数。

基尼系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摆脱了完全只关注均之差异的缺陷,而且是一种可直接度量的简便方法,具有直观意义。基尼系数满足洛伦兹曲线一致性公理,但不完全满足分解性公理。而由于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国内外已经被广泛地使用,鉴于其可比性,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以就把它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4、泰尔指数

1967年泰尔(Theil)根据统计信息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指标,在《经济学和信息理论》中借助信息理论中的熵的概念提出了泰尔熵度量。熵度量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α≠0,1

式中α是熵系数;yi是第i个人收入;μ是平均收入。

当α-1时,熵度量变成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熵度量的一种形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容易地在个人群间分解不平等。另外,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的话,那么泰尔指数则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灵敏。泰尔指数也有它不足之处就是完全没有直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种公式的构造。

三、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

1、收入转换矩阵

首先,将样本数据收入将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n等分组,标出每个样本在基年和末年所处的位置,计算出在基年每一收入组人数中,到末年位于各收入组的人数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收入转移矩阵。收入转换矩阵如下:

其中,转换矩阵的元素pij表示基年处于第i收入组的人,到末年位于第j收入组的概率。在计算收入转换矩阵之前首先要将样本根据收入高低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组。最常用的收入分组方法是按收入等分法,即按收入由低到高将样本排序,然后将所有样本平均分为几个等分组。然而从这种转移矩阵获得的有关收入流动性的结果会受到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已有的大多数文章都是采用五等分矩阵,但在收入差距很大时可以采用不等份分组方式。与等分组不同的是,这种分类下个样本组的样本数目不同。为了度量收入流动性,我们需要计算以下四个基于收入转换矩阵的流动性指标:加权平均移动率、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以五等分矩阵为例,它们的公式分别为:

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大;加权平均移动率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小。

2、MS和MF指标

S ho rro cks在1 97 8年提出一种适用于观测期较长的数据的流动性指标MS。yit表示第i个人在t时期的收入,那么yt所有人在t期总收入即yt=[y1t,y2t,……ynt],同样道理yi表示第i个人在整个T期内的总收入即所以y=[y1,y2,……yn,]表示所有人在T期内的总收入。下面介绍一下MS指数。MS=1-R其中

其中μt是t年的平均收入,μT是T个年度平均收入之和。该式右边分子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分母是各期不平等的加权平均,I(·)为任何一个符合洛伦茨准则的收入差距指标,肖洛克(1978)给出的各期权重为,所以MS越大表示收入流动性越强。本文在计算MS时用的不平等指标为基尼系数。但Benabou和Ok(2001)对S h o rro ck测量方法提出了疑问,例如下面三个过程:

Ⅰ:收入向上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300000)

Ⅱ:收入向下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100000)

Ⅲ:收入不变(100,200,200000)→(100,200,200000)

计算三个过程的MS值分别为4.99×10-5,5.91×10-5和0。由此可见该指标的数值和符号都不能够很好的说明收入流动过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所以该指标在衡量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果方面并不理想。鉴于此,菲尔茨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能够反映长期收入差距的流动性指标MF。

其中是平均收入向量,Y1是基年收入向量,I(·)是一个不平等测量指标(这里用基尼系数公式)。并且MF值越大表明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差距作用越大。由以上公式可得如下性质:

(1)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小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有助于长期收入差距缩小

(2)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大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加剧了长期收入差距

(3)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基年的不平等程度相同,即两期收入差距不平等程度相同

以上性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上面的三个过程进行验证得MF值分别为-3.9×10-3,6.6×10-3和0,有上面例子很直观可以看出收入流动是加剧了还是缩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

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很多,比如有相关系数法和福利方法测量(King指标)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收入不平等测量方法:一是常用的不平等指标,包括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二是收入流动性测量指标,包括收入转换矩阵、MS和MF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归集希望为以后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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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分析论文 篇5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

（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

（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社会关系的密切和社会结构的加强必然要求社会要素的个人要忠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就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被专业化、职业化而固定化，结构和关系的等级差异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级和差异出现，不平等现象产生。这种不平等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于是，卢梭所谓人类越文明进步、社会越不平等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社会功能（生存能力）增强要求社会结构和关系强化的必然结果。

在卢梭时代，系统科学没有出现，不可能用系统科学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所以设想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社会里文明人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9]，而事实上，这种“自然状态”不是如卢梭所说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是伏尔泰嘲笑卢梭的所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10]，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状态是他后来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他说：“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1]但是由于卢梭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与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决人类不平等的方法是订立契约，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这在系统观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人们也早就发现历史上没有记载说明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而订立契约的历史事实，勒赛克尔说：““社会契约论”便是为求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动人的然而终归无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剧是人类文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需要所谓的契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不平等另文解释。

总之，用系统历史观看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清楚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l][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2][俄]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8页。

[3]同1，第118页

[4]同1，第120页。

[5]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

[6]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7][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第27节“有没有演化的规律规律与趋向”。

[8]同1，第82页。

[9]同1，第71页。

[10]同1，第120—121页。

[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第一卷第6章。

不合群的利福平等 篇6

3个月前老汉突患结核性腹膜炎，开始服用利福平、雷米封、乙胺丁醇这三种药。服药不到2周，血压突然升高。当时医生并没有考虑到药物之间相互影响，又追加使用降压药脉宁平(降压新)。然而，即使如此，血压仍迟迟不降。有关专家会诊后认为：血压再次升高发生在患结核性腹膜炎之后，因此可能与使用抗结核药有关。决定暂停使用利福平进行观察。果然，停用利福平后血压缓慢下降，10日后恢复至原来的水平。血压恢复正常2周后又试用利福平，结果血压再次升高。医生研究后决定不再使用利福平，改用其他抗结核药。此后患者血压始终保持平稳。仅服用硝苯地平控释片一种药物，血压即可得到控制。

利福平为常用的抗结核药物，由于其具有“超广谱”的抗菌作用，因此对其他感染也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利福平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负面作用，即：用药后可诱导肝脏大量生成一种药物酶(简称CYP)。此酶大量增加不仅可使利福平本身代谢亢进、疗效降低，同时也能影响其他药物的代谢，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钙拮抗剂降压药。

钙拮抗剂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常用药物。其中，硝苯地平、尼群地平、尼卡地平、尼鲁地平和尼索地平等双氯吡啶类钙拮抗剂，在肝脏代谢时都与CYP有关。一旦肝脏内CYP活性较高时，则其降压作用将受到较大影响。为此，研究人员认为，在使用双氢吡啶类钙拈抗剂时，即使患者患有结核病，也应选用其他抗结核药，而不应使用利福平。如必须使用利福平，则应改用其他种类的降压药。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钙拮抗剂的降压作用可受到利福平的影响，而且α1受体阻滞剂脉宁平(布拉唑嗪盐酸盐)、β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普萘洛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依那普利以及维拉帕米(异搏定)等的降压作用，都可因同时使用利福平而受到影响。此种影响在开始使用利福平数日即可出现，而且在停用后还可持续数日而不衰。

另外，利福平在肝脏不仅能诱导CYP大量生成，而且还能诱导其他药物酶大量生成。因此，口服降糖药、华法令抗凝血药、洋地黄、肾上腺皮质激素、苯妥英钠以及安定类药物等，都可因利福平的促酶作用而影响药效。还需注意的是，在服用利福平的过程中及停药后2周之内，不能通过口服避孕药避孕。否则，有可能使避孕失败。

总之，利福平具有诱导药物酶的作用，会对其他同时使用的药物带来影响。因此，在使用利福平期间如发现同时服用的其他药物出现药效异常，则应考虑是否与利福平有关，并请医生予以判断。必要时应在医生指导下更换药物。

新型青霉素口服不打针

张泽宇

青霉素是老牌经典抗生素，在医疗史上功勋卓著。使用过程中惟一美中不足的事。就是必须通过注射法给药，患者总要受到皮肉之苦。多少年来人们都盼望着能供口服的剂型问世。如今，一些国家都将青霉素V钾盐片荆推荐为首选抗生素之一。该片剂的抗菌谱和适应证与青霉素G基本相同，故临床上可用于取代青霉素G注射剂，用于轻、中度的细菌感染，或用于青霉素注射初始治疗后的维持治疗。此药目前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在我国也已被列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

北京医科大学临床药理研究中心成立了青霉素V口服片剂安全性临床评价全国协作组。万例临床验证的结果表明，其口服生物利用度高，疗效确切，抗感染总有效率为90.77％，呼吸系统感染有效率为90.58％，外科感染有效率为96.3％，皮肤及软组织感染有效率为92.89％。其临床适应证为：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传染性肺炎、扁桃体炎、咽炎、鼻窭炎、中耳炎、口腔感染、丹毒、移行性红斑、猩红热、急性风湿热、淋病、淋巴管炎等，还可以用于预防细菌性心内膜炎。服用剂量是：成人每日3次，每8小时1片。6岁以上儿童同此剂量，病情较重者可适当增加用量。每个疗程为7～10天。症状消失后，至少仍须继续用药2～3天。

青霉素G注射剂的主要过敏原为高分子杂质，故必须在使用前做皮试。青霉素V片的杂质极少，但为了确保用药安全、防范万一，青霉素V片的药品说明书中特别注明“青霉素过敏者禁用”。故而本药只适用于已知对青霉素不过敏者。本品的商品药“美格西”(Negacillin)，规格有100万与60万单位，为薄膜衣片。

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 篇7

(一) 收入不平等的结果不平等

结果的收入不平等简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而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行业收入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行业收入差距来测量。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 根据汪玉凯教授的计算, 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1∶2.36上升到了2009年的1∶3.33, 并且预测不久后这个比例会达到1∶4 (汪玉凯, 2009) 。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 175元, 农村地区则为5 153元。城镇居民大部分享受社会保险, 农村居民没有相应的保障支撑, 城乡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

地区的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出图1, 2009年东部GDP为211 886.9亿元, 中部GDP为86 443.31亿元, 西部GDP为63 166.33亿元。各省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悬殊, 2009年GDP最高的广东为39 482亿元, 而最低的西藏仅为394亿元, 比例为100∶1。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个人收入有多种来源, 所以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比较困难。撇开资本因素, 个人工资差距与行业收入密切相关。举例而言, 2009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为60 398元, 信息和计算机行业为58 154元, 而最低的行业农林牧平均工资仅为14 356元。由下页图2可知, 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明显。

(二) 收入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

结果的不平等的产生与机会的不平等息息相关, 中国个人、地区、行业、城镇收入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所得到的发展机遇的不同。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起点的不平等和进入市场的不平等。

1. 竞争起点的不平等。

起点的不平等指进入社会活动前的后天资源禀赋的不同,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影响了各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形成, 进而影响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可知, 就教育的投入经费而言, 直辖市的教育经费最高, 其次是直辖市县, 再次是一般市区, 一般农村县最低。就教育的普及性和就学机会上, 城乡存在明显的差异。2002年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有431个县, 全部集中在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就人力资本存量而言, 城镇人均资本存量远高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2000年中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 而城镇达到10.2年。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只有8.5%, 城镇为43.5%。就个人而言,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 个人所受的教育培训更是差距明显。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等。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制度和户籍制度, 所有制和产业偏向, 导致了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上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在社会保障权利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由表1可知, 城镇与农村在保障项目和保障人数上差异明显。2009年城镇居民可享受失业、医疗、工伤、养老等各项保障福利, 而农村仅有养老保险一种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的参与人数上也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 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三, 医疗卫生的不平等。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卫生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体现在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人民健康水平等多个方面, 并且这种不平等有扩大的倾向。以卫生机构为例, 每千人城镇人口享有3.05个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而农村只有1.05个。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不平等, 各地区之间的居民健康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生产水平, 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收入的不等。

2. 竞争过程的不平等。

过程的不平等主要指参与市场的机会不平等, 有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 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目前而言, 个人收入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和就业条件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严重不平等, 一方面是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 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而就获得的工作机会而言, 家庭条件好的, 社会关系网较宽的可以得到众多福利待遇条件优越的工作机会, 而一般家庭出身的只能从事一般的工作。

第二, 金融市场不平等。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严重不平等, 不同投资者获得金融资源的机会不均衡, 金融资源配置不是完全市场化, 并且在“所有制”原则倾向下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 非国有经济被排斥。就间接融资而言, 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发放过程中, 对民营企业贷款有所歧视。从直接融资方面看, 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一直受到所有制形式的限制, 尽管一部分民营企业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但其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公司占了将近80%, 而民营上市公司只占20%左右, 民营企业从股市筹集的资金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常有限。

第三, 土地市场不平等。中国土地所有权是不平等的, 其不平等程度收入远大于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中国土地市场混乱, 土地出让存在“双轨制”、违法违规征地等问题较为严重。当前土地出让的方式包括协议、招标和拍卖,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大部分的土地采取协议方式出让, 可操作性强。双轨制扩大了土地市场的寻租行为, 导致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 征地补偿费拖欠严重, 失地的农民安置工作又不到位, 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关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机制的探讨

解决收入不平等无论从经济层面, 还是从社会层面上而言, 都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收入不平等既影响了自由竞争机制, 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又引发了社会矛盾, 促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化。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是不可能, 一方面由于禀赋、个人主观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异。另一方面, 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会严重弱化激励机制, 激发“搭便车”行为, 影响经济效率。因此, 收入的平等分配既不可能, 也不应该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终目标。而促进机会平等, 使得个人、地区、行业可以自由按各自禀赋, 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不仅能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 增加经济活力, 加快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缓解收入的不平等, 同时又能最小程度减小对经济效率的损害。所以目前以追求机会平等而达到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目的才是可取之法。

(一) 改革正式制度中机会不公因素

要达到机会的平等, 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活力, 就必须改变当前各种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制度, 促进后天起点的平等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1. 完善市场机制, 促进自由竞争, 保障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在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制度上, 按照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家才能对经济的贡献获得报酬的观点, 就是当前大多数经济学者认同的收入平等分配。由此来看,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金融市场的权力因素, 土地市场的混乱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必须加以改善, 才能缓解当前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解决机制, 一方面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规范劳动市场秩序, 打破垄断性因素, 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要构造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去政治化, 加快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同时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 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最后, 规范土地市场秩序, 减少寻租行为, 完善土地市场的机制建设。

2. 发挥政府功能, 完善政策体系, 促进起点平等。

机会平等的重要要求就是消除自然禀赋、社会出身等先天不平等对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使具有相同潜能的社会成员拥有同样的成功的机会。因此, 首先, 应该改革当前的教育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改变当前教育资源严重向东部地区、城市倾斜的现象。其次, 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 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 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重心应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省份, 从大城市、大医院转向农村基层卫生防疫保健机构, 从富有阶层转向贫困阶层。再次,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改变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和不同地区的差别分配状况, 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投入比例,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 发挥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作用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长期中无意识形成的准则和规范, 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习俗、道德伦理和文化。非正式制度虽然是一种软约束, 但是在实际中一旦形成和发展, 却能对经济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激励作用。在当今的经济条件下, 由于中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 经济效率相对低下,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增加经济效率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因此, 在正式制度层面, 只能对机会不公加以适当约束, 不能过分追求公平, 否则势必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从非正式制度层面约束机会不平等以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 就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不平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观念的问题。如果在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形成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念, 并在道德伦理、习俗方面加以一定的约束, 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以西方为例, 基督教平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相对平等。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尽量达到追求的目标。就职业选择而言, 可以自由选择自身有禀赋优势的工作。就投资项目而言, 只要具有创造性和发展性, 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就投资渠道而言, 不存在如中国一般的种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平等, 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 西方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机会不公平, 但是从总体上而言, 整个社会还是承认机会的平等, 并在现实社会中加以保证, 西方社会中机会不乏“美国式成功”的典范, 归根结底在于形成了一种追求机会平等的价值指导原则。

而就习俗和道德伦理而言, 西方也形成了相应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习惯和道德约束机制。比如, 西方富人一般会建立或支持各种慈善基金, 将绝大部分收入转入社会保障项目, 既减少了代际间的起点不平等, 又为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发展的资金。其中固然有遗产税等硬性约束和个人价值观中平等思想因素的存在, 但不可否认, 西方的习俗和道德伦理也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在西方, 人们对于通过自身努力积累的财富普遍持尊重态度, 对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公司的支持力度也较大, 在产品的购买和投资上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这也是西方企业强调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原因, 在无形中对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力。由此可见, 如果当前中国通过宣传和教育, 培育和形成追求机会平等的非正式制度, 在长期中势必会产生类似的约束收入不平等的效果, 同时又将对效率的损害最小化, 促进经济的更好更快增长, 实现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既定目标。

在当前发展为首要要务的经济环境下, 追求收入分配的平等必然要以损失效率最小化为前提。因而, 在硬约束的正式制度中应当肯定效率原则, 同时从软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层面着手弱化正式制度追求效率而导致的两级分化现象, 从而以相对的机会均等实现可以承受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摘要：目前, 中国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 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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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埃斯平.安德森.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J].周军华, 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4) .

[9]王洪亮.区域居民收入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 2006.

语言不平等 篇8

1 语言的平等与不平等

二十世纪语言学最坚实的成就之一, 就是摈弃了某些语言或方言本质上比其他语言或方言更好这一观点。任何有当代语言学素养的人都不会否认语言的每种变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平等的;它们都拥有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 例如都有自己的词汇, 都是受规则支配的, 甚至声望最低的语言变体也可能展现出一套极其复杂的结构模式, 这些特征本质上并不存在不平等。

而那么多语言不平等现象又是哪里来的呢?所谓语言不平等, 就是说人们在将涉及到语言结构基本核心的“语言平等”视为理所当然之后, 观察到的词汇 (尤其是学术词汇) 和专门领域之类更加外围方面表现出的不平等。所以, 语言的平等与不平等实际上是说: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在使用上有不平等的现象产生。

谈到语言不平等, 国内学者比较多提起的是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对它的研究。而他对语言不平等的分类也是得到广泛认可和借鉴的。赫德森将语言的不平等分为三类:交际不平等 (Communicative Inequality、纯语言不平等 (strictly Linguistic Inequality) 和主观不平等 (Subjective Inequality) 。

2 关于语言不平等的讨论

2.1 纯语言不平等

几年以前, 有一句小品台词流传甚广。一位男演员带着上海口音, 很不高兴地与人理论:“不要以为我们知识分子不会骂人, 你母亲地!”这句台词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它非常书面语非常夸张的用词“母亲”不是准确地表达出“知识分子”的身份。这句话就涉及到了纯语言不平等。

纯语言不平等与一个人所知道的语项有关。所谓语项是指词项、各种各样的规则 (用于把这些词项的音和意在句子中结合起来) 和对这些规则的各种各样的制约。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关系密切。而这种由于使用反映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语项而产生的不平等就是纯语言不平等。举一个“行话”的例子。所谓行话就是仅在一个专业领域内部流传的语项 (用词及组句方式) 的特殊使用。因此会说“行话”的人就被认为是内行, 听不懂“行话”的就被认为是外行, 像这样由语项带出关于内行、外行的判断, 进而产生了不平等, 这就是纯语言不平等的反映。

2.2 交际不平等

交际不平等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语言学项目去进行有效交际的知识, 而不仅仅是关心语言学项目本身的知识。也就是说交际不平等涉及的是一个人“会不会说话”的部分。我们说言语是“技能性活动”, 其“技能性”表现在他要求“技能性”的指示, 应用这类指示的成功程度, 取决于一个人实践的多少 (并且取决于诸如智能等其他因素) , 我们平时所说的“失言”就是对这种技能没掌握好。以《非常6+1》中的某小品为例。一个“脑子不够用”的人在第一个婚宴上, 由于不会说话让新郎新娘很不高兴, 于是被嘱咐在第二个婚宴上别说话。他很听话地坚持到第二个婚宴结束。临走的时候很得意地对新郎新娘说, “这回我可啥也没说, 你俩离婚可别怪我!”类似失言的人, 都会被贴上“脑子不够用”的标签, 更有甚者会被认为傻、笨。他们的语言会让自己在竞争中甚至生活中处于劣势, 这就是典型的交际不平等。

另外人们对口吃的人总会存有偏见。口吃也可归因于语言技能掌握不理想。口吃的人总是不容易把其要表达的意思连贯地讲出来, 会不自觉地卡在某个字上, 下一个字跟不上。又口吃带出的不平等也是交际不平等的典型表现。

2.3 主观不平等

顾名思义, 主观不平等涉及到人们对彼此语言的主观看法。主观上, 个人或某语言集体会对某种说话方式有自己的解读, 对使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也有自己的认定, 尽管依据语言而构成的这样一种判断可能极其错误。主观不平等是三种不平等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小到同学聊天时喜欢用方言来加深对彼此身份的认同;招聘时对语言掌握的要求 (青藏线上的乘务员除要求会说普通话外还要会用简单的英语、藏语会话) ;大到大学毕业对英语水平的要求 (学习英语本身是一项技能, 不存在不平等吗,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英语, 英语为什么具有通用性?) 都与主观不平等有关。而引起广泛回响的关于方言使用的讨论也正涉及到主观不平等。

当普通话的使用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 突然有人提出普通话是政府强迫使用的语言, 而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设定更是政府硬性的规定, 因此, 普通话的认定存在不平等。对此, 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一种通用语言在我国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地域广阔, 方言种类繁多, 而这些方言虽然都是汉语言的变体, 其差异之大, 有时操不同方言的人甚至无法进行交流。随着各地之间各种交流的增加, 通过政府规定一种语言变体为标准语言方便交流是势在必行的。而之所以以北方话为基础是因为北部平原地区较之南部山区语言地域差异较小, 具有较多的相似特点, 便于普通话的推广。

在社会生活中方言确有声望高低之分, 操认可度高的方言的人受到礼遇, 操认可度低的方言的人受到歧视的现象确实存在。对此我们不应表面地谈论操某种方言的人如何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强调语言不平等应该被消除, 而应该看到语言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不平等。例如, 广东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优势带动广东方言的流行,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它所拥有的政治优势使得北京方言一直有着较高的流行度。而东北方言的流行则应归结于今年赵本山小品的火爆, 人们的文化生活被其深刻影响。人们对于某种方言及操着某种方言的人的印象都是某种社会现象在语言上的折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发展导致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等, 而方言作为人们判定彼此地域特征的最明显标志, 无奈地承担了人们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歧视。哪些关于方言的抱怨实际上是对语言不平等后面的社会不平等的抱怨。

语言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 它的产生、发展与它所在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语言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 无论哪一种语言不平等都体现着某种社会不平等的思想:对于外行 (纯语言不平等) 、口吃的人 (交际不平等) 的歧视不是社会不平等吗?抛开社会不平等讨论如何破除语言不平等就好像在讨论如何不拔根的情况下除草。要消除某种语言不平等则应该考虑如何消除它所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社会不平等消失了, 作为人们交流工具的语言则自然没有了不平等。

结束语

语言作为人类智慧与情感交流的工具, 只要它能够胜任其赖以产生的特定社会语境的文化信息交流的需要, 便都有着其各自产生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与存在价值的合理性。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在使用中产生了不平等。对待语言不平等,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不平等产生的环境, 再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原因, 以求得根本的解决之道。

摘要：语言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现象, 它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本文从语言的产生、社会的不平等, 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特点等方面探讨语言的主观不平等、纯语言不平等和交际不平等。

关键词：语言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语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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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彼得.特拉吉尔.社会语言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2.

[4]张承平, 万伟珊.汉语语言歧视现象散论[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4.

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综述 篇9

关键词：人力资本,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

一、国外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明赛尔、苏尔茨和贝克尔是早期对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重要人物。虽然他们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但他们为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这一领域的贡献确实不容小觑的。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之上, C astelló和D oménech (2002) 对B arro和Lee (2001) 的研究进行了改进, 建立人力资本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差异, 得出了教育不平等通过降低投资比率而使得收入的增长率下降的结论。C astelló-C lim ent和D oménech (2012) 采用75个国家从1960年到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 对人力资本的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 样本中的大部分国家, 收入不平等大于人力资本的不平等, 而人力资本差异的方差却大于收入差距的方差。

大部分的学者都将人力资本的差异重点放在教育差异上面, 因此对于研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C hecchi (2000) 提出通过建立关于教育回报的基尼指数来测量教育回报的不平等, 并用计量方法来分析收入不平等与教育回报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证明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Shapiro (2006) 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有一定的影响。R odríguez-Pose和Tselios (2008) 使用欧盟的102个地区1995~2000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其结果表明了较高水平的教育不平等会造成较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R ehm e (2007) 着重研究了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 发现在其研究模型中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有直接的影响。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C roix和D oepke (2003) 等都通过实证论证了生育率的差异与收入差异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M orand (1999) , G reenw ood等 (2002) 的研究都认为父母贫穷使得他们对下一代缺乏人力资本投资, 这就使得孩子长大后仍旧比较贫穷。

二、国内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我国学者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的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侯风云 (2004) 研究了农村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 并通过计算发现农村人口的教育回报率远远地低于城镇人口的教育回报率。杨德才 (2012) 提出我国城乡人力资本存在人力资本收益的二元性和投资的二元性, 且定性的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二元性如何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龙翠红和洪银兴 (2012) 等研究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外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实证证明了农村人力资本向城市转移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郭剑雄 (2005) 以内生增长论为理论基础,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过高伴随着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率;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和高人力资本积累率促进了该地区收入的持续增长。戴玲和左成军 (2009) 也认为我国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是拉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陆云航 (2006) 等都一致认定教育不平等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大因素。

以上学者都是从人力资本的单个因素如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受教育程度等来研究其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魏下海 (2006) 从多方面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其结论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医疗保健投资不公正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受限这三个原因使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拉大。

三、关于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 本文为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领域的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 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外文文献是相当丰富的, 这为我国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国内学者在做这方面研究时, 应把国外的理论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2)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且多数学者在分析时都是以人力资本的单个因素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受教育程度等来研究其与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对人力资本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路径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献少之又少。因此, 在对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时, 可以考虑对人力资本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路径进行一个全面地分析。

3) 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对人力资本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 但只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 并没通过实证加以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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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德才.论人力资本二元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 2012.

[7]龙翠红, 洪银兴.农村人力资本外溢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 2012.

财产刑存在着实质的不平等 篇10

关键词：财产刑,不平等

这应当是财产刑中罚金刑最为严重的弊端。 (1) 在针对犯罪分子的罚金刑的审判中, 其处罚的依据主要是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 触犯的刑法法条, 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这样的处罚依据, 对不同经济状况的犯罪分子, 在犯罪性质相同的情况下, 判处相同的罚金刑, 形式上的平等, 实则是不平等的。因为对于富者和对于贫者根本就是不同的剥夺感, 达到的惩罚的效果也完全不一致。

在这样的困境下, 我们试图采取这样的弥补措施:按犯罪分子所具有的财产, 按照比例来处罚金。按照比例处罚金, 在表面上看来, 同样是剥夺犯罪分子“实质”的那么多财产, 会产生同样的剥削感, 然而我们在实际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也不如理论上探讨的那样。比如甲只有2000元, 乙有200万。按照比例剥夺的设想, 在犯罪情节、性质都完全一样的前提下, 对甲、乙都判处其一半罚金;那么对甲判处1000元、对乙判处100万, 实际上, 这样的剥夺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剥夺感不仅基于实实在在被剥夺了多少财产, 而且在于犯罪的人是怎样获得这一笔财产, 以及所处罚的财产在现实生活中, 究竟处于怎样的一个价值量。

即便甲、乙各自都只有1000元, 对甲、乙也都判处500元, 这也未必能达到实质的平等;因为对甲来说, 这1000元是其简单劳动, 辛辛苦苦用好几年的努力积攒下来的, 而对于乙来说这仅仅是自己几天的报酬, 那从这样的角度, 对甲处罚10元便已经达到对乙处罚500所要达到的剥夺感, 即相同的惩罚性。

财产刑中还包括没收财产, 没收财产包括没收部分财产和没收全部财产。没收部分财产和罚金刑有同样的问题;没收全部财产对犯罪分子来说都是剥夺其全部财产, 完全的一无所有, 这样看来对犯罪分子达到了相同的剥夺与惩罚感, 然而这是不能使每个犯罪分子都产生相同的感受性。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要达到实质性的平等应该考虑一下问题:刑罚既然是一种惩罚性、预防性, 那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体现在, 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及剥夺感上对罪行相适应。

第一, 要从犯罪分子的对财产的看重性出发。如果对于不看重财物, 对财产真正地视为身外之物, 这样对这类犯罪人施行财产刑, 根本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 也达不到应有惩罚程度。对于看重财产的罪犯, 可能只需要处罚少许的财产, 便足以达到惩罚严重的目的了。

第二, 要从犯罪分子获得财产的途径出发。在社会生活当中, 每个人所获得的财产都不一样, 当然我们不能通过社会、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评判犯罪分子所获得的财产是否困难, 从而判断其重要性。刑罚上的判断应该基于犯罪分子对于自己获得财物的途径的困难度来判断。比如某个犯罪分子通过辛勤劳动而积攒下来的财物, 从外界看来, 这样所拥有的财物, 被采取财产刑, 会得到较强的惩罚感;但是若该罪犯不这样看待, 把积攒财物当作一种幸福的手段, 积攒了多少财物, 对他们来说已无关紧要, 那么这样的财产刑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第三, 要从犯罪分子自身对数额剥夺的负罪感出发。这样也是因人而异的, 对于不同的犯罪分子, 即便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财产、途径都相同的情况下, 既使在处罚的财产刑数额相同, 他们对同样的财产刑也会抱有不同的负罪感。比如被判处同样的财产刑, 在犯罪分子甲的眼里“这样的处罚额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罪恶滔天的罪犯才会被处以如此多的财产数额。”在犯罪分子乙的眼里“这样的处罚额真的太少了, 我这种罪才处这么少的财产数额。”这样对于犯罪分子不同的感受, 刑罚中同样值得考虑与兼顾。

综上所述, 刑罚应当从犯罪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出发, 这是从刑法的体系出发, 然而为达到刑罚的处罚性的平等性, 还应当兼顾犯罪分子自身对于财产的剥夺感。这样就需要从每个不同的犯罪分子的角度, 从心理感受性, 现实的处罚性综合来进行财产刑的处罚, 这样便会产生同样的罪行却导致不同的处罚的“不平等”的结果。然而这是兼顾不同犯罪分子的感受性的, 这样不同的数额已经达到了相同的惩罚度, 这样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就比如, 现实生活中很多对老人、妇女特殊的照顾, 表面上看是一种不平等、现实中也是一种不平等, 但是, 这是基于在了解该人群的弱势的基础上, 作出的一种对不平等的补救, 从而达到实质上的平等。

这样的思考角度, 似乎也可以推论到整个的刑罚体系中, 各种具体刑罚适用手段的采纳中。对于财产本身就不看重, 再怎么处罚也达不到应有的处罚性, 那就不要对这样的犯罪分子执行财产刑;对于把财产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犯罪分子, 就应当对其适用财产刑, 而非生命刑;对把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犯罪分子, 那么就执行自由刑, 便比生命刑更能达到惩罚性。

在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罚的时候, 判决者应当考虑刑法对犯罪行为, 法条对犯罪处罚的规定, 这必定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类普遍对于各类行为危害性的一种共识;也不应当忽略在具体针对每个犯罪分子, 适用每一条刑法法条时, 考虑到犯罪分子是独特的一个人, 具有独一无二的认识和价值观。当然, 考虑的问题越多, 综合起来要达到兼顾, 做到准确的无误几乎不太可能;然而如果考虑的太少, 那么这就是绝对的有问题的、不平等的。

注释